音乐史学（特别是在 19 世纪）倾向于赋予某些作曲家特殊的历史地位，这些作曲家仿若托勒密体系中的地球，被视作整个音乐世界围绕的能量核心。将有创见的艺术家理想化的趋势持续增强，并在贝多芬时攀至巅峰。长期以来，贝多芬被公认为他所处时代乃至整个音乐史上典型的英雄人物，成为跨越时代的象征。

贝多芬是首位将创造性从表演艺术家身上分离出来的大师，也是首位认为创作是痛苦且不屈不挠过程的作曲家。正如阿道夫·伯恩哈德·马克思在其早期的贝多芬传记中所言，音乐“或许是他灵魂的唯一语言”。晚期贝多芬的音乐抵达了一种普世性境界，以至于形式和创作倾向自身已不再关键，而是共同融入了涵盖所有人性维度的意念之中。贝多芬作品的主题振奋人心、满含渴望，聆听其作品的 19 世纪早期观众，无不为快板乐章那难以抵御的推动力、柔板乐章的雄伟庄严、谐谑曲乐章的恐吓性幽默以及终曲乐章的猛烈节奏所惊叹。他们承认，与以往音乐相比，贝多芬的音乐略显狂野、粗率，甚至缺乏修饰。也有一些人厌恶他的音乐，比如优秀的作曲家施波尔和韦伯，然而更多人——不介意（甚至恰恰喜欢）上述特点——认为贝多芬的音乐比任何人的音乐都更热情激烈，更能带来满足感。

贝多芬认为艺术不单是个人的表白，更是神灵自身的体现，艺术是高于一切智慧的启示。海顿那美妙却封闭的现实世界所具有的边界在贝多芬身旁逐渐消散，并汇聚为一种形而上的理念体系。同时，贝多芬着重强调的启示和精神赋予了作为艺术家的音乐家们新的高贵性——贝多芬称自己为“音乐诗人”而非作曲家。他如席勒那般热情宣称：人性尊严最重要和最崇高的承载者便是有创造性的艺术家。这便是贝多芬对于自身职业与天命清晰且鼓舞人心的认知，他终生坚守这一理念，也正是这一理念让世界了解了贝多芬的内在：他是至尊至荣的艺术家的一个缩影。性格开朗且尊重现有世界秩序的海顿，虽曾坦言做一辈子仆人会令其烦恼，但他即刻补充道：天意注定。贝多芬则自豪宣称：一个人在自己同胞面前无需自卑。他在特普利兹偶遇歌德的事件让整个王室都意识到：倘若有人妨碍贝多芬前行的道路，他会将他们挤到一旁。与歌德以及众多同代人不同，贝多芬认为独立自由是基本的必要条件。随着这种新型艺术家的出现，18 世纪旧有的团结、共通的关系格局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孤独的、个体化的、有责任感的、富有挑战性的艺术家人格开始发展。暴风骤雨般的剧变在贝多芬身上发生，而他犹如提坦一般，成为人性自身的代表。的确，不仅浪漫主义的音乐史学家，整个世界都如此评价贝多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