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经典】聆听文学与学人往事

这篇小说写于1920年，收录在《呐喊》中，是鲁迅早期的一篇独白式短篇小说。故事发生在“双十节”那天，N先生借由剪辫子的亲身经历，讲了一串让人笑不出来的遭遇——留学时剪了辫子被人厌恶，回国后戴上假辫子被人冷笑，索性不戴又被人追着骂“假洋鬼子”。一根头发，前后不是人。

鲁迅在小说里写过一句话：“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古今来多少人在这上头吃些毫无价值的苦呵。”这篇故事，就是N先生吃过的那些“苦”。

经济权与战斗：鲁迅说经济权是女子解放最要紧的事，比参政权更烦难，也更需要剧烈的战斗。 但他也知道，不是人人都能战斗，平和的方法也可贵——比如利用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将财产平均分配给他们。然而这需要“记性”，因为人总是忘记自己受过的苦，然后照样再犯前人的错误。

韧性精神：鲁迅举了天津“青皮”的例子——给人搬行李，不管你说什么，他都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 要求经济权也一样，不管对方说什么，都答“要经济权”。

群众是看客：鲁迅说群众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慷慨就是悲壮剧，胆怯就是滑稽剧。他不要震骇一时的牺牲，要“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1923年12月26日，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发表演讲。娜拉是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女主角，在意识到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后摔门而出。但鲁迅追问了一个被忽略的问题：走了以后呢？

36岁重读鲁迅：1996年，一位导演请余华帮忙策划改编鲁迅小说，给他一笔策划费。余华当时缺钱，答应了。他在书架上找不到一册鲁迅著作，只好去书店买来《鲁迅小说集》。当晚重读《狂人日记》，读到“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他吓了一跳——“他只用一句话就让一个人物精神失常了。”接着读《孔乙己》，读完后立刻打电话给导演：“不要糟蹋鲁迅了，这是一位伟大的作家。”

1974年，余华初二。课堂无聊，自由也无聊。他在音乐课上发现了简谱——不是被音乐迷住，是被“看不懂”迷住了。那些符号他完全不认识，但正因为不认识，才成了召唤。

他决定作曲。题材是鲁迅的《狂人日记》。把原文抄在作业簿上，把简谱音符胡乱写在下面，写下了“这个世界上最长的一首歌”。“无人能够演奏，也无人有幸聆听。”后来他又把语文课本里的其他内容、数学方程式、化学反应式都谱成了歌，写满了一本作业簿。

他说：“我不知道自己胡乱写上去的乐谱会出现什么样的声音，只是觉得看上去很像是一首歌，我就完全心满意足了。”

多年后回想这事，他说：“我当初谱曲的方法，可以说是另外一个狂人的日记。”一个中学生，在文革后期沉闷的生活里，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写”了一遍《狂人日记》。

“鲁迅”如何从一个人变成了一个词汇：文革时期，课本里只有鲁迅和毛泽东的作品，余华天真的以为全世界只有一个作家叫鲁迅。那时候“鲁迅先生”成了口头禅，谁搬出鲁迅就能结束争论。鲁迅从作家变成了一个“代表着永远正确和永远革命的词汇”。

余华和同学关于太阳远近的争论：余华和同学争论太阳什么时候离地球最近，同学说早晨和傍晚（因为看起来大），余华说是中午（因为热）。争论了一年多，余华被逼急了，编造说“鲁迅先生说过，太阳中午的时候离地球最近！”同学立刻认输了。

本期是余华随笔《我们的鲁迅》连载第一篇，也是史铁生系列收官后，衔接现当代与民国文学的过渡篇目。文章开篇从作者 2006 年哥本哈根转机的亲身经历切入：在机场候机时，被挪威航空飞机尾翼上一副戴圆框眼镜的人像吸引，苦思许久，直至飞机升空才猛然认出，那是剧作家易卜生。抵达奥斯陆后恰逢易卜生逝世百年，整座城市随处可见纪念易卜生的彩旗，这位北欧文豪在本土拥有全民级的文学地位。余华由此产生对比联想，在奥斯陆大学演讲时分享自己年少被迫通读鲁迅、心生抵触的经历，挪威教授听完直言，自己童年被强制学习易卜生，拥有完全相同的厌烦感受。

他写自己摇着轮椅走进地坛，“一进园门，心便安稳”。

后来他搬家了，地坛也变了，“早已面目全非”。

他写了一段话，是这篇文章的“眼”：“恰如庄生梦蝶，当年我在地坛里挥霍光阴，曾屡屡地有过怀疑：我在地坛吗？还是地坛在我？现在我看虚空中也有一条界线，靠想念去迈过它，只要一迈过它便有清纯之气扑面而来。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

史铁生写《想念地坛》的时候，已经距离《我与地坛》那个时间很远了。

他写地坛的四季：“有一天大雾迷漫，世界缩小到只剩了园中的一棵老树。有一天春光浩荡，草地上的野花铺铺展展开得让人心惊。有一天漫天飞雪，园中堆银砌玉，有如一座晶莹的迷宫。有一天大雨滂沱，忽而云开，太阳轰轰烈烈，满天满地都是它的威光。”

《合欢树》是史铁生追忆母亲的经典散文。瘫痪岁月里母亲不离不弃，一株合欢树苗承载全部期盼，树木长成，母亲却已远去。文字藏着深沉母爱与绵长思念，以一句悲伤也成享受，写下与遗憾共处的通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