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经典】聆听文学与学人往事

七岁的五蛋因为扒卡车摔伤了脊髓，住进医院。他诚心诚意地认错，期待那句“改了就是好孩子”，但这一回，没有人接这句话。他还不知道——命运中有一种错误是只能犯一次的，并没有改正的机会。那一天的黄昏，是他童话的结尾。

还有一对四十岁的恋人。男的因为一次医疗事故瘫痪了，女的一往情深，等了他二十四年。他说“你要是爱她，你就不能害她”，她说“我知道我没法不爱他”。二十四年后他们还是分手了。爱如禅，不能说，一说就错。

然后他出院了。被朋友们抬着出去的，没有死，也再不能走。在以后的年月里，还有很多他料想不到的事发生，他仍旧有时候默念“上帝保佑”而陷入茫然。

但有一天他认识了神，他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名字——精神。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唯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们信仰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导。

史铁生从十号搬到了加号——一个废弃的小楼梯间改造的单间，窄得像烟囱，但窗口朝街。大夫护士们知道他的朋友多，既怕影响别人，又怕剥夺他的快乐，给了他一个“九点五级”的待遇。

每天上午他读书，下午就开始朝大街上眺望，盼着朋友们来。朋友们来了，带书，带外面的消息，带安慰和欢乐，带新朋友来，新朋友又带新的朋友来，然后都成了老朋友。他们把加号的门关紧，自由地嬉笑怒骂，高兴了还可以轻声唱歌——陕北民歌，插队知青自己的歌。他说，那时他暂时忘记了死神。

二十一岁、二十九岁、三十八岁，他三进三出友谊医院。二十九岁那次高烧不退，肾接近完蛋，大夫们担心他活不过那年冬天。同学和柏大夫商量要不要告诉他父亲，最后决定不说——死的事由朋友和柏大夫管，活着的他由唐大夫关照。唐大夫说：“他活一天就还要想一天办法。”那年冬天一过，他又活了。

后来他在书里写：“二十一岁末尾，双腿彻底背叛了我，我没死，全靠着友谊。”

冬天快过去了，史铁生拄着拐杖都走不到院子里。双腿日甚一日地麻木，肌肉不可遏止地萎缩。他没了读书的兴致，整日躺在床上，听脚步从门外走过，心里荒荒凉凉地祈祷。

朋友送了一包莲子，他赌了一个愿：要是莲子能发芽，病就不过是个瘤子。莲子发芽了，长出了圆圆的叶子。他每天给它们换水，早晨移到窗台西边，下午挪到东边，让它们总在阳光里。几米路走得大汗淋漓。他想“圆”是好兆头，“莲”与“怜”谐音——上帝终于要发慈悲了吧。

但医生说：没有瘤子，没有，没有。

上帝直接在那条娇嫩的脊髓上做了手脚。定案那天，他像个冤判的囚犯一样挣扎着站起来，想跑一回给上帝瞧瞧。然后他摔在地上，终于明白了：确实，你干不过上帝。

他终日躺在床上，一言不发。心里先是完全的空白，随后被一个“死”字填满。

史铁生二十一岁住进友谊医院。走进去的时候还能走，出来的时候坐上了轮椅。

十号病房有六个床位。他是六床。五床是个农民，天天算房钱。四床是个老头，说“既来之则安之”。一床不说话，一床一旦说话就能出院。

二床是个局长，十一级干部。他得了“角回综合症，命名性失语”——忘了所有名词，包括自己的名字。他管儿子叫“那两个”，管牛叫“那个东西”。但他记得自己放过羊，记得小儿子要在农村结婚，记得骂一句“娘了个X”。

史铁生说，局长到底是局长，比我会得病。二床记不住名词，却记着所有不该忘的事。

莫言写史铁生——1985年春天第一次见面，史铁生34岁，刚凭《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奖。

莫言说，在他面前很拘谨，生怕说错话。但相处久了发现，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

他们把他抬上火车去沈阳，铁生戏说自己“是中国作家中被抬举最多的一个”。

在沈阳踢足球，余华把史铁生推到篮球架下当守门员，对辽宁文学院那帮人说：“史铁生是一位伟大的、身有残疾的作家，你们看着办吧。”

那帮人怕伤了他，先是只防守不进攻，后来急了，对着自家的球门踢起来。于是两支球队合攻一个球门——史铁生坐在轮椅上抽烟，傻笑。

他们偷了黄瓜，在水缸里洗了递给铁生，他咬了一口说：“哎哟，我这一辈子没有吃到这么新鲜的黄瓜。”

莫言写这些的时候，史铁生已经走了。他写的是一个人坐在轮椅上，被朋友们抬来抬去、推来推去、守着球门、啃着黄瓜、傻笑着的样子。

莫言写余华和史铁生——一个是“古怪而残酷的青年小说家”，一个是“对世界充满了爱”的史铁生。

1988年，莫言和余华在鲁迅文学院同居一室，一个房间，两张桌子，两个后来都成了当代文学绕不开的名字。莫言说余华“不会顺人情说好话”，说他是“中国当代文坛上第一个清醒的说梦者”。他还写了史铁生——那个坐在轮椅上、写《我与地坛》的人。

他们一起把史铁生抬上火车去沈阳，让他坐在轮椅上当守门员，对对方说“你们看着办吧”。天黑以后去菜地偷黄瓜，在水缸里洗了递给史铁生。史铁生咬了一口说：“我这一辈子就没有吃到那么新鲜的黄瓜。”

这篇散文里，有莫言对余华的第一印象，有余华对《十八岁出门远行》的解读，有他们三个人的足球赛和偷黄瓜。没有大道理，就是三个作家在一起的样子——互相抬举，互相使坏，互相记住。

上期他搭上了装满苹果的卡车，和司机成了朋友，不知道去哪，但觉得“驰过去看吧”就挺好。

这一期，车在黄昏的公路上抛锚了。路过的人开始搬苹果，一个、两个、一帮。他试图阻拦，被人一拳打在脸上，鼻子歪到一边。司机站在一旁看热闹，最后甚至坐上抢劫者的拖拉机，朝他挥挥手走了。

他满身是伤，爬回那辆被拆空的卡车残骸里，缩在里面。天黑了，山风呼啸。他忽然想起出门前那个问题——旅店在哪里？

然后他明白了：“我一直在寻找旅店，没想到旅店你竟在这里。”

余华的成名作，1987年发表在《北京文学》头条。那年他27岁，还在海盐县做牙医，因为这篇小说被调入文化馆，从此改变了命运。

十八岁的“我”第一次出门远行。父亲拍了一下他的后脑勺，“像在马屁股上拍了一下”，他欢快地冲出了家门。

他在山区公路上走了一天，问路，被人说“走过去看吧”——他觉得这说得太好了，他确实是在走过去看。他想找旅店，没找到。想搭车，第一辆车没停。后来终于搭上一辆装满苹果的卡车，和司机成了朋友。他不知道车要去哪，司机也不知道，“反正前面是什么地方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我们只要汽车在驰着，那就驰过去看吧。”

余华小时候装病装到被割阑尾，他父亲亲手给他做的手术。很多年后他问父亲，阑尾到底该不该切。父亲说有点红肿，该切。余华说，我认为这是自食其果。

等他当了父亲，儿子用同样的方式瓦解他的惩罚。他说，人生就像是战争，即便父子之间也同样如此。

后来他想起这些事，说了一句话：“我意识到父亲和我之间的美妙关系，也就是说父亲是我的亲人，即便我伤天害理，他也不会置我于死地。”

父亲节，读这篇。献给所有父亲。

1981年端午，汪曾祺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高邮。家乡的端午风俗勾起回忆——系百索子、做香角子、贴五毒、喝雄黄酒、放黄烟子、吃“十二红”。其中他最惦记的，是高邮的咸鸭蛋。

他说高邮咸蛋“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

孩子们把鸭蛋装在“络子”里挂在大襟上，玩够了就掏出来吃掉。蛋壳洗净，捉了萤火虫装进去，一闪一闪地亮。

他说“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幽默里藏着对故乡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