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身处于某个时代，通常受着时代的约束。即便一个人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但因为与周围人的想法大不相同而感到孤独，没有归属感，进而变得敏感和多疑。而曹老师就是这样一个对中国这个时代文学持有异常与众不同的观点的人。他也感到孤独，也会怀疑自己：你怎么知道自己一定是对的呢？然而在孤独和疑惑之际，他遇到了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room）那位西方著名的批评家的作品：《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不同时空下他们思考的是同样的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混乱的时代。

    《西方正典》使曹老师觉得自己并不是孤独的，不久他又从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和华伦(Penn Warren)的《小说鉴赏》（Understanding Fiction）中得到启发：《小说鉴赏》将小说放置在文学而不是社会学的范畴中来加以分析。它感兴趣的问题是人物、叙述、结构、场景、情节、细节，在这里，小说是被当成艺术品来加以鉴赏而不是当成社会学的一份材料被加以利用的。小说被看成是一种天然的、自足的形式。这种形式是小说特有的，是不可替代的。优秀的小说家，必须重视形式、处心积虑地在形式上显示自己的智慧和对形式作出别出心裁的处理。通过对作品的细致入微的分析，该书将若干很容易被我们忽略而这一切又恰恰是小说成功的十分重要的元素展示给我们。

如此精微地解读小说，这在近20年时间的中国文学批评中，几乎已经绝迹。中国文学批评进入了有史以来最好大喜功的时期。批评家不再安于批评家的角色，而一个个争当起思想家来。 “深刻”二字犹如头上悬剑，催迫着他们一路向前去追寻硕大话题。评论小说只是一个幌子，心机全在比试所谓的文化大题上。这里没有文学，没有形式，没有艺术，而只有与文学无关的社会的、政治的、伦理的、哲学、神话学的豪华理论。其结果就是诸如托尔斯泰、鲁迅等伟大作家只剩下了一个思想家的身影在高空中飘忽，而文学家的身影则荡然无存，殊不知这些人被认定为思想家是在他们在作为一个文学家的前提下而被认定的，这样的思想家与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家有天壤之别，他们的思想是依附于文学而存在的。这些批评家们在布鲁姆的眼中，是“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还可加上一条：捕风捉影的巫术术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