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语文文学基础常识

《邹忌讽齐王纳谏》出自《战国策·齐策一》。

本文讲述了战国时期齐国谋士邹忌劝说君主纳谏，使之广开言路，改良政治的故事。文章塑造了邹忌这样有自知之明，善于思考，勇于进谏的贤士形象。又表现了齐威王知错能改，从谏如流的明君形象，和革除弊端，改良政治的迫切愿望和巨大决心。告诉读者居上者只有广开言路，采纳群言，虚心接受批评意见并积极加以改正才有可能成功。

春秋战国之际，七雄并立，各国间的兼并战争，各统治集团内部新旧势力的斗争，以及民众风起云涌的反抗斗争，都异常尖锐激烈。在这激烈动荡的时代，“士”作为一种最活跃的阶层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他们以自己的才能和学识，游说于各国之间，有的主张连横，有的主张合纵，所以，史称这些人为策士或纵横家。他们提出一定的政治主张或斗争策略，为某些统治集团服务，并且往往利用当时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游说使诸侯采纳，施展着自己治国安邦的才干。各国统治者也认识到，人心的向背，是国家政权能否巩固的决定性因素。失去了民心，国家的统治就难以维持。所以，他们争相招揽人才，虚心纳谏，争取“士”的支持。

文章以“孰美”的问答开篇，继写邹忌暮寝自思，寻找妻、妾、客人赞美自己的因为，并因小悟大，将生活小事与国大事有机地联系起来。由自己的“敝”，用类比推理的方法婉讽“王之敝甚”，充分显示了邹忌巧妙的讽谏艺术与娴熟的从政谋略。邹忌正是以自身的生活体悟，委婉地劝谏齐威王广开言路，改革弊政，整顿吏治，从而收到很好的效果。

文章的主题思想是明确的，即要求统治者能听取不同意见，而一个人之所以能听取不同意见，又在于他有自知之明。这是文章的重点。至于齐威王的政绩，齐国大治的情况，以及“战胜于朝廷”的具体经过，虽属文中应有之义，却并非作者命意的焦点所在，故仅仅一表而过。

这一主题思想，显然是《战国策》的作者总结了封建社会初期统治阶级在政权的得失方面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结论。从文章的思想性看，值得肯定的地方正在于此。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用以表达这一主题思想的艺术手法。因为文章本身固然对齐威王君臣不无美化之处，但也反映了作者对新兴的封建统治阶级寄以希望，这才用齐威王和邹忌作为纳谏和敢言的典型人物，并把他们理想化了。这就是文章之所以用浪漫主义表现方法的思想基础。

这种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可以用过去评论家的套语予以概括，即前一半是“虚处实写”，后一半是“实处虚写”。齐威王从不理朝政到励精图治，终于奠定了七雄之一的齐国在东方的强大地位，是史实。他的接纳忠言和改恶从善，也是有历史依据的。邹忌对齐威王敢于直言进谏，当然也在情理之中。但邹忌本身，是否对他作为一个美男子果真如此沾沾自喜，而最后又如此之虚怀若谷，从妻、妾、客的重重谄媚阿谀的包围圈里钻了出来，并且敢于现身说法去规劝齐威王，则值得研究考虑。

《唐雎不辱使命》是《战国策·魏策四》中的一篇文章，题目为后人所加。秦始皇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秦国灭掉魏国之后，想以"易地"之名占领安陵，安陵君派唐雎出使秦国，最终折服秦王，这篇文章写的就是唐雎完成使命的经过。文章内容精彩，情节完整，引人入胜;人物形象生动，秦王的色厉内荏、前倨后恭，唐雎的不畏强暴、英勇沉着，都写得栩栩如生。

唐雎，是安陵国的臣子。安陵是附属于魏国的一个小国，安陵君原是魏襄王的弟弟。当时，靠近秦国的韩国、魏国相继灭亡，其余山东六国中的赵、燕、齐、楚，在连年不断的战争中，早已被秦国日削月割，奄奄待毙了，又过几年，秦国就统一了天下。安陵在它的宗主国魏国灭亡之后，一度还保持着独立的地位。秦王就想用欺骗的手段轻取安陵。出小诱而钓大鱼以骗取利益，是秦君的故技。秦惠王曾派张仪入楚，把商于之地六百里许给楚怀王，条件是让楚与齐断交，结果傻头傻脑的怀王上了当。秦昭襄王以十五城请易赵惠文王的和氏璧，结果骗局被蔺相如识破，偷鸡不成蚀把米。这些事据唐雎出使，不过几十年的时间。而秦王嬴政又故伎重演，安陵君和唐雎选择与虎狼之秦作争锋相对的坚决斗争。

《唐雎不辱使命》记叙了唐雎在国家存亡的危急关头出使秦国，与秦王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终于折服秦王，保存国家，完成使命的经过;歌颂了他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爱国精神。揭露秦王的骄横欺诈，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本质，虽不假修饰，却十分鲜明生动，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

首先，最引人注意的是人物的对白。除了很少几句串场的叙述，几乎全是对白;用对白交代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局，重点突出，层次清晰;用对白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安陵君的委婉而坚定，唐雎的沉着干练，口锋锐利，义正辞严，秦王的骄横无理，无不跃然纸上。

作者充分调动了对比、夸张等艺术手段以烘托气氛，同时对二人的情态举止的变化略加点染，强化冲突，精心营造戏剧性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两种人物、两种思想和行为的对比，可以突出他们各自的特征，让读者认识得更清楚，这是一种广泛使用而且行之有效的表达方法。同样，俗话说，"红花虽好，还需绿叶扶持"，衬托在很多种情况下，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把这两种有效的表现方法结合起来，相辅相成，收到了显著效果。我们先说本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首先，本文中唐雎和秦王是对立而存在的，他俩之间生死不容、唇枪舌剑的斗争，为作者充分运用对比的手法，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因而作者紧紧抓住这一点，对比着来写两个人物。例如写秦王一倨一恭，也形成对比，艺术上叫做相反相成，更有力地揭示了秦王这一复杂性格──既是凶恶的，又是虚伪的。又以安陵君来衬托唐雎。安陵君是作品的次要人物，但又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他是君，唐雎是臣，他的态度决定着唐雎的态度，他不失为明君，但却比唐雎软弱，更缺乏才干，大敌当前，他有见识，会应对，却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找不到走出险地的途径。而唐雎出使秦国，面对秦王，一开口便胜安陵君一筹，"否，非若是也"，不卑不亢;接下去则一句比一句更有锋芒。他看透了秦王的色厉内荏，只要掌握时机，就能一举而战胜之。但反回头说，没有安陵君的支持信任，唐雎纵然浑身胆识，怕也难有用武之地。两个人物，两种性格，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学著作，又称《国策》。记载了西周、东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各国之事，记事年代起于战国初年，止于秦灭六国，约有240年的历史。分为12策，33卷，共497篇，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游说之士的政治主张和言行策略，也可说是游说之士的实战演习手册。

<战国策>作者并非一人，成书并非一时，书中文章作者大多不知是谁。西汉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刘向只是战国策的校订者和编订者。因其书所记录的多是东周后期时诸国混战，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因此刘向把这本书名为《战国策》，而该时期亦因此被史家称为战国时代。

苏秦以连横说秦(成语前倨后恭的出处)

冯谖客孟尝君(成语狡兔三窟、高枕无忧的来源)

赵且伐燕(成语鹬蚌相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渔翁之利的来源)

邹忌讽齐王纳谏(成语门庭若市的来源)

唐雎不辱使命

荆轲刺秦王

《战国策》一书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社会风貌，当时士人的精神风采，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好的历史散文。它作为一部反映战国历史的历史资料，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是战国历史的生动写照。它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纵横家的言论和事迹，展示了这些人的精神风貌和思想才干，另外也记录了一些义勇志士的人生风采。《战国策》的文学成就也非常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文学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的刻画，语言文字的运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战国策》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主体上体现了纵横家的思想倾向，同时也反映出了战国时期思想活跃，文化多元的历史特点。《战国策》的政治观比较进步，最突出的是体现了重视人才的政治思想。《战国策》一书是游说辞总集，几乎所有纵横家谋士的言行都在此书。有三大特点:一智谋细，二虚实间，三文辞妙。

《战国策》一书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纪传体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史记》有九十卷的史料直接取自于《战国策》的史料。但《战国策》许多记载并不可靠，司马迁在《苏秦传》后曰"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战国策》历来为研究者称赞其文学价值，但是对它的思想却是众说纷纭。这是由于该书与后世的儒家思想不符，过于追逐名利。而且过于夸大纵横家的历史作用，降低了史学价值。

刘向(约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

原名刘更生，字子政，西汉末年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为我国最早的图书分类目录。著作有《九叹》等辞赋三十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

《曹刿论战》出自《左传·庄公十年》，讲述了曹刿在长勺之战中对此次战争的一番评论，并在战时活用“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原理击退强大的齐军的史实。文章说明了在战争中如何正确运用战略防御原则——只有“取信于民”，实行“敌疲我打”的正确方针，选择反攻和追击的有利时机，才能以小敌大，以弱胜强。

齐与鲁是春秋时期的邻国，都在今山东省，齐在东北部，鲁在西南部。公元前697年，齐襄公即位，政令无常，他的弟弟公子小白和公子纠分别逃到莒国和鲁国避难。次年齐襄公为公孙无知所杀。第三年春天，齐人杀死公孙无知，公子小白抢先回到齐国夺得君位。稍后，鲁庄公也亲自领兵护送公子纠回国争夺君位，八月鲁与齐师战于乾时，鲁军大败。齐桓公逼鲁庄公杀死公子纠。鲁庄公十年春天，齐借口鲁国曾帮助公子纠争夺齐国君位，再次兴兵攻鲁，两军战于长勺。这就是文章所记叙的齐鲁长勺之战。

从军事角度说，长勺之战所包含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它着重说明了战略防御的基本原则，正确掌握这些原则即可达到以弱胜强的目的。这一战例历来受到军事家的重视，毛泽东也曾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长勺之战作了军事学的评论。“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

毛泽东这段精辟而深入的分析，是人们研究本篇作品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它把古人某些片断的感性认识和军事实践经验，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上升为系统的军事理论，为人们树立了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范例。

从文学角度看，这又是一篇记述战争的佳作。作者取材精到，构思落笔立意高远，既于叙事中撮取历史经验，又于行文中生动刻画人物形象。曹刿是作者着意刻画的主要人物。他具有卓越的军事智谋和指挥才能，能在瞬息万变的战争中沉着、冷静、果断地号令军队，曹刿就是长勺胜战的权威和统帅。作者对他的称美赞扬，含蓄于精心的描写之中。从曹刿与鲁庄公的对比中，以庄公的驽钝、浮躁反衬曹刿的机敏、持重。如果说，作者有意无意使鲁庄公出丑，证明了“肉食者鄙”的断言，那么也正是借此才使曹刿的聪明才智得到更理想的表现。

文章的语言，无论是叙述还是人物对话，都极为简洁精炼，表意说理，通达晓畅。行文中散句、排比、偶句错落有致，增强了叙事写人的生动效果。其中曹刿的语言尤为精彩，如战场上的指挥用语，简短明确，这不仅衬托出战事紧迫无暇论析战争策略，也表现出曹刿思维敏捷和临战时坚定而自信的心态。

《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儒家十三经之一。《左传》既是古代汉族史学名著，也是文学名著。《左传》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史著作，是春秋末年 鲁国史官左丘明 根据鲁国国史《春秋》编成，记叙范围是从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开始，到鲁哀公二十七年为止。（即公元前468年）。 古人特别重视春秋》，汉代为《春秋》立官学，列为"五经"之一。《春秋》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为 孔子依据鲁国史官 所编的《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的。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是春秋末年的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到西汉班固时才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阐述《春秋》最著名的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至隋代，盛行《左传》，其馀二传渐衰。 《左传》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全书六十卷，以《春秋》为纲，并仿照春秋体例，按照鲁国君主的次序，记载了鲁隐公元年 到鲁悼公十四年间 春秋霸主递嬗的历史，保存了许多当时社会文化、自然科学等各方面的珍贵史料，在史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左传》虽不是文学著作，但从广义上看，仍可说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作品。比较以前任何一种著作它的叙事能力表现出惊人的发展。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其中关于战争的描写，尤其写得出色。如 晋楚城濮之战、秦晋郩之战、齐晋鞌之战、晋楚鄢陵之战等等。《左传》叙事敢于直书不讳，揭示事情的真实面貌，善于叙事，讲究谋篇布局，章法严谨，都是《左传》的独到之处。正因为如此，它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左传》虽是历史著作，但与《尚书》《春秋》有所不同，它"情韵并美，文彩照耀"，是先秦时期最具文学色彩的历史散文。左丘明，姓左丘，名明，春秋末期鲁国人。左丘明知识渊博，品德高尚，太史司马迁称其为"鲁之君子 "。左丘明是一名史官，他掌握有鲁国以及其他封侯各国大量的史料，所以依《春秋》著成了中国古代第一部记事详细、议论精辟的编年史《左传》，和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国语》，成为史家的开山鼻祖。《左传》重记事，《国语》重记言。选入初中教材的是九年级下第20课《曹刿论战》。

《鱼，我所欲也》 选自《孟子 ·告子上》，论述了孟子的一个重要主张：义重于生，当义和生不能两全时应该舍生取义。这篇文章选入初中九年级下册第9课。 孟子认为自己做了坏事应该感到耻辱，别人做了坏事也应该感到厌恶，这就是义；义是有道德的君子 所必须遵循的正路。 孟子先用人们生活中熟知的具体事物打了一个比方：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把生命比作鱼，把义比作熊掌，认为义比生命更珍贵就像熊掌比鱼更珍贵一样，这样就很自然地引出了 “舍生取义”的主张。这个主张是全篇的中心论点。 。 孟子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舍生取义的意义：其一，“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这几句论证说：生命是我所想要的，但我所想要的还有胜过生命的，所以我不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所厌恶的，但我所厌恶的还有超过死亡的事，所以有的灾祸我不躲避。这是从正面论证 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 应该舍生取义。其二，“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也？”这几句论证说：如果人们所想要的东西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那么凡是一切可以保全生命的方法，又有什么手段不可用呢？如果人们所厌恶的事情没有超过死亡的，那么凡是能够用来逃避灾祸的坏事，哪一桩不可以干呢？言外之意是：这样下去，人们的行为不是会变得无所不为、卑鄙无耻了吗？这是从反面论证 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 应该舍生取义。其三，“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这几句论证说：采用某种手段就能够活命，可是有的人却不肯采用；采用某种办法就能够躲避灾祸，可是有的人也不肯采用。由此可见，他们所喜爱的有比生命 更宝贵的东西 （那就是“义”）；他们所厌恶的，有比死亡更严重的事 （那就是“不义”）。不仅贤人有这种思想，人人都有，只不过是贤人能够不丢掉罢了。这是从客观事实论证 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 有人舍生取义。通过论证，文章开头提出的中心论点就成立了。为了使这种道理更令人信服，更容易被人接受，孟子接着用具体的事例来说明。“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这几句说：只要得到一小筐饭、一小碗汤 就可以保全生命，不能得到就要饿死，如果是轻蔑地呼喝着叫别人吃，哪怕是饥饿的过路人 都不愿接受，如果是用脚踢着给别人吃，那就连乞丐 都不屑要了。在孟子看来，“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人人都有这种重义之心，每个人在生与义不可兼得之时 都应舍生取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并非都是如此，有的人在穷困危急的情况下 可以拒绝别人侮辱性的施舍，而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 却见利忘义。文章第三段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孟子指出，社会上确实存在 “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这样的人。有人不问合不合礼义 而接受万钟俸禄，万钟俸禄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是为了住房的华丽、妻妾的侍奉、因为给了所认识的穷朋友以好处 而使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吗？华丽的住房也好，妻妾的侍奉也好，朋友的感激也好，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与义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那样的人 当初宁肯饿死也不愿受侮，却为了这些身外之物而不顾廉耻，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此之谓失其本心” ，孟子认为这种人 原来也有舍生取义之心，后来因为贪求利禄 而丧失了。孟子警告说：“是亦不可以已乎？”这种 “不辩礼义而受之的可耻之事 应该停止了。孟子在本篇中对舍生取义精神的颂扬，对“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批判，对后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 把“舍生取义”奉为行为的准则，把“富贵不能淫” 奉为道德的规范，对国家和民族作出了贡献。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 在《过零丁洋》诗中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烈士 夏明翰在《就义诗》中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都是与“舍生取义”的精神一脉相承的。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文选自 《孟子· 告子下》。 本文是一篇论证严密、雄辩有力的说理散文。作者先列举六位经过贫困、挫折的磨炼而终于担当大任的人的事例，证明 忧患可以激励人奋发有为，磨难 可以促使人有新成就。接着，作者从一个人的发展 和一个国家的兴亡 两个不同的角度进一步论证 忧患则生、安乐则亡的道理。最后水到渠成，得出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结论。全文采用 列举历史事例和讲道理 相结合的写法，逐层推论，使文章紧凑，论证缜密；此外，文章多用排比句和对仗句，使语气错落有致，又造成一种势不可挡的气势，有力地增强了论辩的说服力。 

文章开头所列举六位古代圣贤 在困难忧患中崛起的事例，证明了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一著名论断。这个推理过程属于逻辑学上的 归纳推理，即由前面六个特殊的事例，归纳出 后面带普通意义的结论；又通过后面的结论，说明了前面六个人物所以成功的原因：艰苦的环境，一方面使人们总是困苦、饥饿、贫困、疲乏、忧虑，不如人意，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些困难，坚定、振奋了人们的意志，使人们在不断克服困难，求得生存的过程中增加了聪明才干。然而道理在此还没有说完，上面只谈到，在人与客观环境这一对矛盾中，客观环境对人的触动，反过来，针对人的主观世界对此又是怎样做出反应，孟子接着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客观环境的困难和自身判断的失误，造成人在改造客观的过程中的错误，而他也就在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教训，从而达到“能改”的境界——这个“能”，从语义上讲，不仅体现了人的愿望、决心，也体现了人的能力。他因为自身所遭遇的困难而忧虑、痛苦、困惑，造成内心的压抑，而他也就在不断冲破这些心理压抑的尝试中，活跃了自己的思维，激发了自己的创造力。更重要的一点，人是有感情的，又是社会性的，他有痛苦，有忧虑，想发愤，想创造，必然表现在形色上，吐发在言辞中，期望得到理解与同情、启发与帮助。人就在这一切与忧患的斗争中，一方面求得了物质的生存可能，另一方面更求得了精神的生存，表现了他的活力、意志、情感、创造能力，一句话，表现了他“生”的价值。这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全部含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一命题的明确提出，对孟子而言也许只是为了给人以政治道德上的启迪。但作为一条 具有普遍意义的 人生哲理，其影响绝不仅仅表现在政治道德上。特别是 “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两句，直接导引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创造的一条极重要的美学原则的形成，这就是“发愤抒情”这一美学创作原则。这亦是千百年来，孟子此篇所以脍炙人口的原因

富贵不能淫 ，它的反义词是见利忘义。 淫，按古语正解，应解释为"过分"，即富贵权势不能使自己的言语举止过分超越常理;另一个解释为"迷惑"，即不受富贵权势所迷惑，明道而行正;如若将"淫"释为""、"荒淫"，是现代人见文生意，严格讲偏离本意。文言文《富贵不能淫》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被选入2017新人教版教科书八年级上册第21课。 

《富贵不能淫》出自《孟子·滕文公下》。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能够左右诸侯，挑起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是了不得的男子汉大丈夫. 孟子则认为公孙衍张仪之流靠摇唇鼓舌、曲意顺从诸侯的意思往上爬，没有仁义道德的原则，因此，不过是小人、女人，奉行的是"妾妇之道"，哪里谈得上是大丈夫呢? 孟子的说法含蓄而幽默，只是通过言"礼"来说明女子嫁时母亲的嘱咐，由此得出"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古人认为，妻道如臣道。臣对于君，当然也应该顺从，但顺从的原则是以正义为标准，如果君行不义，臣就应该劝谏。妻子对丈夫也是这样，妻子固然应当顺从丈夫，但是，夫君有过错，妻子也就应当劝说补正。应该是"和而不同"。如果只坚持一味顺从的原则，实际上，也就是没有了任何原则。"妾妇之道"还不能一般性地理解为妇人之道，它应该是指“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而“以顺为正”在这里指的是毫无原则一味的顺从。

孟子的挖苦是深刻而尖锐的，对公孙衍、张仪之流可以说是 深恶痛绝了。遗憾的是，虽然孟子对这种"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已如此痛恨，但两千多年来，这样的"妾妇"却一直生生不已，层出不穷。时至今日，虽然"妾妇"难存，但"妾妇说"却未必不存，甚或还在大行其道。孟子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地提出真正的大丈夫之道。这就是他那流传千古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怎样做到呢? 那就得"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这又回到了儒学所一贯倡导的仁义礼智上去了。这样做了以后，再抱以"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的立身处世态度，也就是孔子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或孟子在另外的地方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那就能够成为真正的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了。 

孟子关于"大丈夫"的这段名言，句句闪耀着思想和人格力量的光辉，在历史上曾鼓励了不少志士仁人，成为他们不畏强暴， 坚持正义的座右铭。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至公元前289年)，姬姓，孟氏，名轲，战国时期邹国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孔孟"。孟子是儒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属于孔子第四代弟子，是曾子的再传弟子。他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孔子是大成至圣，孟子被称为亚圣。孟子与孔子合称孔孟其道，多数人称为"孔孟之道"。 《孟子》一书，属于语录体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完成，倡导"以仁为本"。代表作有《鱼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孟子这本书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即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贵君轻)和政治行动，属于儒家经典著作。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提出"仁政"、"王道"，主张德治。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为"四书"。自从宋、元、明、清以来，都把它当做家传户诵之书。《孟子》是四书中篇幅最大部头最重的一本，有三万五千多字，一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孟子》一书不仅是儒家的重要学术著作，也是我国古代极富特色的散文专集。其文气势充沛，感情洋溢，逻辑严密;既滔滔雄辩，又从容不迫。用形象化的事物与语言，说明了复杂的道理。对后世散文家韩愈，柳宗元，苏轼等影响很大。孟子的主要思想就是:仁、义、善。孟子的经历和孔子差不多，都是周游列国，去宣传自己的思想，但是因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这条建议不被大部分的君王所接受，这样的状况保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与此同时，孟子把气节也十分看重，"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对于嗟来之食，孟子是不屑一顾的。 

关于《孟子》的轶事典故有：孟母三迁，孟子受教，断织喻学，始作俑者，五步笑十步，一曝十寒。 

孟子的名言名句摘录如下：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不以规距，不能成方圆 

“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

《大道之行也 》 选自《礼记 •礼运》。《礼运》，是《礼记》中的一篇，《礼运》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点，尤其是书中的"大同"思想，对历代政治家，改革家都有深刻的影响。《礼运》全文 借夫子对旁边的子游"喟然而叹",而论道了 礼的起源、运行与作用。 《大道之行也》，文章的主旨是阐明儒家理想中的"大同"社会的基本特征。认为在大道施行的时候，一定能形成"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这是治理大同社会的三个准则。尽管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 那个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但那是儒家学者在乱世中一个美好愿景。 大道之行也这个题目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执政者施行大道，则老百姓便可以生活在安定和平的大同社会。 "大道""大同"都属于特殊概念:"大道"，是政治上的最高理想，治理社会的最高准则，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或真理，其治理的效果就是国泰民安的理想状态。 "大同"，指儒家的理想社会或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在文中是从三个方面讲述"大同"社会的基本特征的:①人人都能受到全社会的关爱];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废疾者皆有所养）②人人都能安居乐业；男有分，女有归;③货尽其用，人尽其力。（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文中有一些词语一直沿用至今，如天下为公，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物尽其用。而一些句子也和今天我们熟悉的句子意思相近：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与文中的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意思相近。男耕女织，丰衣足食:则与男有分，女有归意思相近。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与文中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相对应。 

礼记的名言警句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