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新疆乌鲁木齐七•五事件10周年。2009年6月底，广东韶关某工厂发生的一起汉人与维吾尔人斗殴事件引发连锁反应，几天后演变成一场严重的族群暴力冲突。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数字，这起事件共造成197人死亡，另有1721人受伤。此后十年，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监控日渐加强，封锁信息流通的同时，近年来更有国际媒体和人权团体披露，大批维吾尔人被非法关入一些再教育营。中国政府一度否认这些再教育营存在之后，承认在当地建立的是所谓职业培训中心。无论名称如何，这些封闭的中心关押的人数可能至少有上百万人。如此规模的非法拘押吸引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十年前的七五事件对中央政府的新疆政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如何理解中国新疆政策十年来的演变？新疆境内的反恐形势是否如当局所说那样严峻？我们电话采访了一直关注新疆问题的台湾中亚学会秘书长、目前在香港珠海学院新闻系任教的侍建宇先生。

7月13日，是中国著名异见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两周年纪念日。刘晓波生前追求中国的宪政民主与社会的公正公平，虽然饱尝囹圄之苦，却不懈地坚持抗争，最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2019年7月13日刘晓波逝世两周年之际，独立中文笔会在德国科隆举办祭奠与追忆刘晓波逝世两周年的纪念活动。对此，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接受了本台的采访。

七月一日，香港再一次迎来主权移交纪念日。像往年一样，香港举行了“七一”大游行。与往年有所不同的是，今次“七一”大游行的规模，刷新了过去22年来游行人数最多的纪录。在经历了6月份的两次百万人上街抗议“反送中”法案之后，又有55万港人在七月一日这一天不顾酷暑、走上街头，高声疾呼 “撤回‘送中法案’、‘特首下台’、‘重启政改’、‘释放所有政治犯’”等诉求。

2019年春，香港政府推动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在香港社会引发了自2014年雨伞运动以后最大规模的抗议风潮，而6月12日抗议集会中发生的严重警民冲突，更使得社会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香港正经历自主权回归中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特首林郑月娥虽然宣布暂缓推动《逃犯条例》修订，但抗议者要求港府彻底收回这项条例修订、收回此前称6-12集会行动为“有组织的暴动”的声明，并要求林郑月娥下台。争普选雨伞运动无果而终五年之后，港人一度消沉的政治热情似乎正以更大的能量爆发出来。这次反送中运动与当年的雨伞运动有怎样的内在联系，又有怎样的不同特点？这场没有领袖人物的大规模运动将如何发展？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马岳先生向我们谈了他的观察与分析。

五月底，欧洲举行了五年一度的议会选举。选前，欧洲极右翼势力的抬头趋势颇为引人担忧。在此一关键时刻，曾任美国总统特朗普顾问的美国政治人物-班农前来欧洲试图煽惑极右翼势力，引发了各方的关注。然而，班农却在欧洲遭到冷遇，加之欧洲选民的踊跃参与，令班农颠覆欧洲的阴谋遇挫。旅居瑞典的中国异见作家茉莉女士对班农小船在欧洲搁浅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解析。

六月份，为反对政府修订“逃犯条例”，香港爆发了主权移交后22年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抗议，从六月九日的百万人上街，到六月十六日的两百万人的抗议，在警方催泪瓦斯的威胁打击下，反对声浪不减反增，凸显了香港民众的勇气，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迫于巨大压力，港府终于决定让步。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暂缓修订“逃犯条例”。如何看待香港本次大抗争活动？这场抗争为13亿中国人民带来了怎样的启迪？对此，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

“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刚刚送走了第三十个年头。在历史的长河中，三十年虽然不算长，但也绝非是一个可以令人轻易忽略的数字。三十周年的前夕，许多回忆当年这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的新书问世。其中，一部由曾亲自参与了天安门事件的当事人曹旭云所著《爱尔镇书生》一书吸引了人们的关注。

一支由八九民运参与者、幸存者及政治犯组成的中国民运代表团-“台湾民主人权参访团”，在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迎来三十周年的前夕抵达台湾访问。代表团得到台湾总统蔡英文等政要的会见。台湾方面向代表团介绍了台湾的民主化发展进程，同时期盼中国大陆尽早迈入民主化道路。代表团在台湾期间，还出席了在台湾举办的89六四30周年纪念活动。代表团名誉总顾问、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接受了本台的采访。

“八九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今年迎来三十周年。三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并不算十分漫长，但在人的一生中，三十年可谓不算短。当年投身这场运动的热血青年，如今已进入中年，许多人流落他乡，在期盼中度日，有些人承受着生活的压力，有些人经受着精神郁闷的煎熬，更有些人不堪流亡生涯的重压，英年早逝。他们渴望六四得到正名的美好愿望，一年年落空。

1989年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大规模青年学生争民主和平示威活动曾意外地成为团结海内外华人的一条特殊纽带。当时主权尚未正式回归北京的香港迅速卷入其中，从捐款、送帐篷等各种形式的声援活动，到5•21百万人大游行，港人始终满腔热情地关注和支持着这场自1949年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街头民主运动。六四屠杀发生后，香港更成为众多被北京当局追捕的民运人士的逃生跳板。来自各界的不同人士迅速组成“地下通道”，成功地帮助不少处境危险的学运领袖由香港逃往海外。这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黄雀行动”。2014年随香港争普选和平占领中环行动而重新站到民主前线的朱耀明牧师，当年就参与了地下通道的救援行动。他接受本台电话采访，介绍了他参与救援行动的经历，以及八九六四事件对香港社会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