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厕所110-140平方米不等，配有中央空调、自动喷香机、wifi、音箱等设备……乍一看这些配置，还以为是哪个星级酒店的卫生间配置，但这样的景象却出现在一个刚脱贫的县城里。
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原厅长、白城市通榆县委原书记李德明，被曝2020年在通榆这个刚摘掉深度贫困县帽子的县城里，斥资上千万元，搞了10个公厕，内部装修相当豪华。
2018年国家就明确要求公厕“注重实用、力戒豪华”，为啥通榆县却反其道而行之？表面看是对政策要求的阳奉阴违，深层却是“官本位”思想作祟。在某些官员眼中，“厕所革命”不是民生工程，而是“面子工程”。厕所越豪华，越能体现“发展魄力”；配置越高端，越能彰显“治理能力”。他们忘却了衡量厕所价值的不是装修档次，而是干净与否、方便与否、百姓满意与否。当实用被奢华取代，民生被“官声”绑架，“厕所革命”的初心便已蒙尘。
值得追问的是，千万资金是如何“拍板”的，项目有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听取群众意见？通报中提到的“拍脑袋决策”，已然暴露出地方决策机制的失灵。当财政资金沦为个人政绩的“提款机”，公共资源成为权力表演的“舞台”，受损的不仅是群众利益，更是政府公信力。
说到底，衡量一个地方的发展温度，检验一名干部的政绩成色，不是看表面工程有多光鲜，而是看老百姓的生活有多踏实，群众的获得感有多真切。不要让“官帽”压弯民生脊梁，不要让“形象”透支百姓信任。

“棍棒教育”再酿惨剧，杭州年仅9岁的天才围棋少年朱某某，在受到父亲家暴后跳楼身亡。多名知情人士称，曾目睹朱某某父亲殴打孩子。

仅今年5月，山东青岛、浙江温州就接连发生父母管教孩子过程中因殴打导致孩子死亡的案件。这几起“棍棒教育”导致的极端案件，因为孩子死亡才引发舆论广泛关注。而现实生活中更多生活在家庭暴力阴影之中的孩子，身心遭受伤害却不为人知。

事实上，不少实施“棍棒教育”的父母，都是打着“以爱之名”对孩子进行辱骂殴打。这也让“棍棒教育”更具有迷惑性和隐蔽性，很少有人将这些“虎妈狼爸”的“棍棒教育”当成一种家庭暴力看待。这种“棍棒教育”“严苛教育”甚至还成了被很多人称道的“中国式教育”，一些“虎妈狼爸”成了不少家长眼中的榜样。

还有一些“虎妈狼爸”或许没有体罚、殴打孩子，但会对孩子进行精神伤害。比如长期辱骂孩子、批评孩子、给予孩子过大的学习和精神压力等等。这些做法都不利于孩子身心成长，已然是一种精神上的暴力。

“棍棒教育”一再酿惨剧，不断敲响家庭教育的警钟。孩子不是父母的私产、附属品，而是一个个的“独立个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

要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让他们能够免于家暴，还需大力开展反家暴宣传，比如要增加家庭成员的反家暴意识;社区、街道、医院、学校等也要尽好责任义务，发现家暴要及时报案。此外，要下好反“棍棒教育”的“先手棋”，不能只有事后惩戒，还要有事前预警、事中干预，才能更好让未成年人免受“棍棒教育”的伤害。

考公误机大闹机场，这是什么操作？
最近，辽宁沈阳桃仙国际机场一对母子因没能在飞机起飞前40分钟完成值机，错过航班后大闹机场，母亲更激动声称耽误了孩子第二天的公务员考试。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公务员考试确实是改变人生轨迹、实现职业理想的重要契机，确实非常重要。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它可以成为打破规则、扰乱公共秩序的“免责金牌”？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民航规定值机截止时间并不是随意设定的，而是基于保障航空安全与运行效率的综合考量。一架航班的顺利起降，背后关联着无数复杂的流程和环节，从地勤人员的准备工作，到空管部门的调度指挥，再到后续航班的时间安排，牵一发而动全身。倘若因为个别旅客的特殊情况就随意通融，航空秩序将陷入混乱，安全也将难以保障。
此次事件中，母子二人因自身原因错过值机，本应理性面对、承担后果，他们却选择大闹机场，试图以“考公”为借口获取特殊对待。这般逻辑，何其荒诞！更反映出一种可怕的“特权思维”——总觉得自己的事是大事，其他人、其他规则都要为之让步。殊不知，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规则面前人人平等，没有谁能享有超越规则的特权。
“考公热”近年来持续升温，反映出年轻人对稳定职业的追求，但不应让这份热切演变成盲目和偏执。人生的赛道千万条，考公不过是其中一条；一次考试的成败，远不足以定义人生。比“上岸”更重要的，是上岸者所具备的德行修养；比职位本身更珍贵的，是对规则始终如一的坚守。
希望这起事件能成为一个反面教材，让所有人深刻认识到，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破坏规则的借口，特权思维更是在现代社会没有生存土壤。

“生理期不舒服去校医室开假条，被要求脱裤子证明。”5月15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一名女生在生理期不舒服时前往医务室请病假，被要求脱裤子以证明其身体状况。对于此事，该校发布情况通报称学校医务室值班人员工作开展符合相关流程，并指出网络传播的相关视频经处理后存在失真等问题。
学生生理期去医务室开假条，被要求脱裤子证明，从当事学生的视角来看，此举不仅侵犯隐私、羞于启齿，也因自己被质疑、被窥视而有尊严受辱之感。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事儿激起了巨大的争议，校方的回应，似乎也并没有“知错”“认错”，而是展现了极大的“意见保留”。学校表示，“医务室值班人员工作开展符合相关流程”。这番说辞，一方面是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避免涉事校医成为众矢之的，有保护员工的意思；另一方面，其实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在学校看来，校医室也是医疗机构，“开假条”要基于专业的诊疗结果，而诊疗必然少不了必要的验证，这似乎也不无道理。
在这一事件中，“校医室”成了特殊的存在，到底是将它看作“学校的一个部门”还是当成“基层的医疗机构”呢？
毕竟一个基本的逻辑是，学生没有义务向学校让渡隐私，而患者则是要向医生暴露隐私的。所以，从医学知识、诊疗规范的角度来剖析这件事，是要走进死胡同的。
如此看来，这事真就无解了吗？
回到学校管理、教书育人的大逻辑上来。据校方所说，“之前有部分学生谎称自己来例假，去医务室开假条。有个女生一月开了四五次。”这显然就是学校管理出了问题，请假制度存在明显漏洞。随后，为了“堵漏”又矫枉过正，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可以说是“管理第二次出了问题”。
所以，为平衡学生权益和教学秩序，学校不妨对单个学生每月的“生理假”进行时间上限管理，并严格执行对学生课业的考核。这种“抓大放小”的管理模式，既能体现人文关怀，又能有效减少虚假请假现象。这样，“骗假”的学生自然就会变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