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六月,輿論總聚焦於八九學運。多年來我很少正面談論此題;並非存有畏忌,而是一直都無遇到一個「入切點」。
今日我想用 Daron Acemoglu 與 James Robinson 在 《The Narrow Corridor》(中譯:《自由的窄巷》) 提出的概念,回顧八十年代的中國和蘇聯,以及目前我們的處境。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採行貨幣雙軌、物價管制,造成「官倒」現象;同時高通脹蠶食民生,引爆社會不滿。知識分子、學生和市民要求遏止貪腐、體制改革;而中共則將以上的觀點定成:「資產階級自由化」。
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一個甚麼罪名?
1986–1989 年間,歐亞大陸另一邊的蘇聯陣營已經搖搖欲墜;東歐多國在臨界點把握住社會制衡國家之契機,遂走向民主轉型。
中國在這段日子,卻錯失穿越窄巷的窗口。天安門鎮壓標誌着國家力量決定性碾壓公民社會,也奠定了此後「國進民退」的治理路徑。鎮壓之後,北京以承諾經濟增長,換取民眾對政治壟斷的默許。「怕窮、怕亂」的心理,使大多數人願以自由為代價去追求富裕與秩序。
九十年代後,中共吸納民營巨頭,將權力資本互動的關係制度化,也加強對公民社會的箝制。基本上在九十年代之後,公民社會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已經沒有足夠的資源和力量去抗衡北京的政府機器,這就《自由的窄巷》所提出的社會轉型的概念。
中國三十多年前錯失的窄巷,今日已被更加龐大的管控機器堵塞。表面上,像中國這種「效率型威權」確實是更穩定和高效,但缺乏制度化制衡和創造力,交易成本只是隱藏於各種不平和外部性之中。
另外中共鞏固自身權力架構的過程,要創造「生存空間」;在過去的世界,「生存空間」主要是一個地理概念,但在資訊社會的今日,「生存空間」除了是地理上的,也有心理和價值觀層面的。
換句話說,中共在資訊和價值層面的擴張,最終還是與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出現衝突。
對全球公民而言,目前我們真正要警惕是美歐社會亦出現民粹升溫政和官商勾結制度化的趨勢。近年迅速冒起的右翼民族主義,表面上與左翼進步主義南轅北轍。但這些高舉保守旗幟的人,背地裡也一樣是想借政府的權力去改變社會;換句話說,那邊自認是「左」或「右」的支持者,都是權力的信徒,只不過是他們理想中的世界是不一樣的。甚至乎細心一點看,他們的理想世界分別不大,他們見不到的是這個世界有多大,見不到有不同的人。
「自由有代價,但我們可以盡量將代價降低。」早兩個月有感而發在 Facebook 上留了這樣的一句,很多人都以為我指的是「爭取自由的代價」。
不,當時我想講的是,如何避免一個自由社會淪落成專制國度。
自由社會,代價就是要明白我們一定會遇到跟自己觀點有所不同的人。
如果我們接受不到其他觀點,一定要改變其他人,社會就會有衝突;衝突會異變成對純粹權力和控制的追求,而這正正是為甚麼沒有包容,自由就不可能持久。
請記住,獨裁者能夠以極少數人控制社會的多數,不是因為他們有異於常人的能力,而是因為他們成功製造了敵人。有敵人,就有憎恨和恐懼;弱者會仰仗權力、強人。
為甚麼權位不可以永續?因為那怕是再神聖的人,權力還是會腐化人心;所以就算是民心所向,也要有任期限制。政治上,自由民主下的選舉政治,唯一功用就是在於「讓任何人都有下臺可能」。
選舉投票不是授權,當選者也不是人民代表。但經過民粹扭曲,民主選舉卻變成了「人多即正義」「少數服從多數」;無論左右,又或者任何旗幟,只要以多數之名綑綁少數,就是民粹。
民粹,既可出現在威權社會內,但也可寄生於選舉政治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改變不了世界,改變社會,但最低限度我們可以在思想上做個獨立的人。理論上這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事;但假如說在現實中很多人連這個最低限度的做不到,那就大概解釋了為甚麼會出現目前的種種政治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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