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江鱼记

陶灵
哭
五个月大的时候，家里人给我开荤。奶细娃儿肠胃弱，受不了太油腻的东西，奶奶熬了一碗鲫壳儿汤。这算是荤，但一点不油。
鲫壳儿就是鲫鱼，一般只能长到一拃长。熬汤前有讲究，奶奶先是用清水把鲫壳儿养在盆里，并滴几滴菜油，透去肠肚里原来吃的污浊东西。下锅前，又抓起鲫壳儿跟我亲了个嘴儿，说今后不流口水了。长大后，奶奶摆我的“老玄儿”，说：拿鲫壳儿跟他亲嘴儿，他胆子小，吓得“哇”地一下子哭了起来。
十来岁时，跟父母第一次去乡下过年，看二爸在堰塘打鱼。网里有一条活蹦乱跳的小红鲤鱼，很好看，二爸取出来给了我。我把小鲤鱼养在一只木盆里，放进几根水草，一心想把它养大。可当天夜里，小鲤鱼蹦了出来，渴死了。早晨，看着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小鲤鱼，我泪水一下子流出来，伤心极了。
读小学时，每个假期我都去镇上的姑妈家玩。邻居的四平大我半岁，我俩是好朋友。他家后院有个方石水缸，里面养了很多金鱼，黑色的鼓眼鱼、狮子头红金鱼、红白粉色相间的花鱼……我和四平伏在池边，一看就是大半天。
有一个下午，我又去他家，四平不在。突然，我脑子里念头一闪：悄悄捉几条回去。我赶忙伸手去摸，手刚入池，鱼儿一晃，全游跑了。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一条都没捉到。咚咚咚心跳中，看见池边的小漏网，是换水时用来捞鱼的。于是拿起小漏网，毫不费力地捞到两条。姑妈放工回家，看见灶台海碗里装的金鱼，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当即要我送还回去。我不情愿，也心虚，不敢。结果姑妈自己端着碗，把金鱼还回了四平家。
第二天早上，我出门去玩，四平和同街的几个小伙伴站在街沿口，嘴里不停地喊着：盗强、盗强……我一下就听懂了，他们把“强盗”二字反起念的。顿时觉得一点脸面也没有，跑回家，躲起来哭了很久……
子
三峡库区蓄水前，入夔门，东出瞿塘峡。峡口南边，一条小溪注入川江。溪水清澈，青山倒映，人们给它取了一个秀丽的名字：黛溪。黛，青黑色的颜料，古代女子用来画眉。有点遗憾的是，黛溪后衍为大（dài）溪、大（dà）溪。不过仍有文化人写作“黛溪”。1935年，取溪之名，这里设大溪乡至今。
长江中游最具代表性之一的新石器“大溪文化”遗址，就在大溪入江口西岸被发现。遗址的灰坑墓葬中，整条鱼被摆放在死者身体的两侧，或胸前，或嘴上、手上。考古人员在堆积层中还发现大量鱼骨，其中一个约一米见方的坑里堆了厚厚一层，不像是扔垃圾那样随意，而是可以看出摆放顺序来。
从大溪回城只有十来公里水路，我们坐一只小渔船。途中，老渔民摆龙门阵：长江中下游的鱼，骨、刺比较软，一进南津关，到了川江里，都变硬了。同行的两位诗人不解。老渔民顺手指了指江中，解释道：川江到处都是滩，水流得这么急，鱼喜欢斗滩，都往上冲，身子骨就变硬了，它的骨和刺当然要坚硬些哟！
我明白这个道理，并且知道，有“水中大熊猫”之称的中华鲟本来生活在近海，但每年要逆江洄游约三千公里，到达川江与金沙江交汇一带产卵。就是要经过这种长距离洄游和与川江激流的搏击，它的性腺才完全成熟，顺利产卵。
川江属古巴人活动范围。有四川学者解读“巴”就是鱼，鱼就读“巴”。至今，重庆有地方仍有读鱼为巴的习俗：鱼篓喊“巴篓”；峡江中一种长倒刺的鱼叫“倒刺鲃”。
在初中课文里读过《曹刿论战》：“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而于，便是古战中鼓舞士气的一种军乐器。它用青铜铸成，圆桶形，桶顶有一个鋬鋬儿，穿绳子吊起来，拿棒槌敲打，声响浑厚，传播很远。川江多地出土的于为战国时期物品，鋬鋬儿铸为虎形。巴人首领廪君死后化为白虎，巴人因此尚虎。虎鋬周围都铸刻着鱼、船、鸟、蛇、人面及菱形回纹图案，因不能完全解读其意，归类为“巴蜀符号”（或称“巴蜀图语”）。这些符号简单，并且十分抽象，唯独鱼图案具象刻画，头尾、嘴眼、鳞鳍俱全，非常逼真。
有学者认为，巴人善使船，善捕鱼，所以于上铸刻鱼和船作装饰。也有专家说，那鱼只是个衬托，船上旌旗飘然，战鼓耸立，战船无疑才是主角。鱼及其他符号的装饰性毋庸置疑，但鱼作为战船配角之说，未免牵强。从刻画位置看，鱼与战船分居虎鋬的两侧，彼此间隔多个符号，互不映衬。再者，配角焉有比主角逼真、突出的理由？
川江地区出土的很多战国时期的兵器，也大都铸刻有鱼纹。甚至广东、湖南、台湾等地出土的同时代于和钺、戈兵器上，也都有比较写实的鱼形图案。巴蜀地区大量的汉墓中，石棺壁上凿刻鱼图案的情形也十分普遍，线刻与浮雕手法都有，一般与蛇、龙鱼、天禄等物同时出现。
明末清初时的文学家李渔，其经典著作《闲情偶寄》里有篇说“鱼”的文章，曰：“鱼之为种也，似粟千斯仓而万斯箱，皆于一腹焉寄之……”翻译其意：鱼产卵，多得像粮仓里的小米一样，都装在一肚里。
鱼，腹大多子，作为“巴蜀符号”，寓意在其繁衍生息。于上的鱼和兵器、石棺壁上的鱼，以及大溪墓中之鱼、鱼骨，用意不难理解：民间盼多子，战场愿兵多。
渔
李渔在《闲情偶寄·鱼》中首先说“渔”：鱼藏在水里，把水作为它的天，自以为与世无争，可以保证不受到人类兵器的伤害……其实不需要把水抽干，就有很多捕鱼的方法。
《山海经》记，猿人的臂很长，单手就可以在水中抓鱼，两只手各握一条大鱼上岸。西晋文学家潘安写过一篇游记《西征赋》，在长安昆明池看到百姓捕鱼，先布好网，再用长木棒敲击船舷，鱼惊慌而逃，窜入渔网被获。
川滇交界地区，每年春季，群鱼游到溪河浅滩产卵。当地纳西族和普米族人，用木刀砍鱼。没有木刀，就用木棒打，基本上是刀刀（棒棒）必中。民国中期，云南苦聪人妇女，钓鱼连钩都不用，鱼竿上绑一根麻绳，麻绳头子直接系上蚯蚓，丢在水中。等群鱼游过来吞食时，猛地一拉，不仅钓起了鱼，而且还能准确无误地直接甩进旁边的鱼篓里。唯手熟尔。
抗战期间，日机经常轰炸重庆市区。1941年5月9日、10日，有多颗炸弹投入了嘉陵江中，几千条鱼被炸上岸或漂浮在江中，以鲤鱼最多，最大的二十多公斤。江上船工纷纷捡捞起来，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卖，每条四元，比平时便宜了一半，很快卖完。当年重庆的鱼按品种分为四个等级：鲇、鳊、江团、岩鲤与鲤鱼、青鱼为甲乙等，卖价大概比猪肉高一倍；丙等的草鱼、象鱼、腊子鱼比猪肉价稍高一点；丁等的白鲢、花鲢卖价比猪肉略低。
同事老郑讲了一件往事：1961年，他去拖轮队当钳工。那是一个饥饿的年代，为增加职工营养，队上领导安排他们组装电打鱼船。当时重庆至少有三家水上单位在弄，领导打气说：“我们不搞，别人照样搞，只要职工不得水肿病，我就心安理得了。”十来天后，他们在一艘拖轮上装了一台五十千瓦的发电机组，有三根高压线抛入江中。
电打鱼船在川江上试车，那天，电闸一合上的那刻，江面上翻起无数白花花的鱼肚皮。三条木划子跟在后面，水手拼命地用舀子捞。水流太快，只好捞大的，更多的鱼虾被冲走了。以后，他们隔三岔五都能分到一些鱼。有一天，电到一条八百多斤的腊子鱼，除上交公司一部分外，每个职工分到一斤。很多年后，他才知道，腊子鱼就是中华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重庆水上单位的几条电打鱼船，电得川江和嘉陵江沿城区几十公里水域无鱼可电了，这才罢手。
二十多年前，三峡库区还没蓄水时，冉小毛跟老汉儿在三坝溪打渡。有一天，船刚撑出去，一条三斤左右的鲢鱼蹦上船头，落在冉小毛脚边。他丢下籇竿，双手摁住鱼。正掌舵的老汉儿慌忙地叫喊道：“莫让它跑了，赶快咬一口，要咬出血来！”冉小毛不知何故，带着疑惑，按老汉儿说的，用嘴巴把鱼咬出了血。晚上，这条鲢鱼下了父子俩的肚。冉老汉儿喝着酒，边吃鱼边说：“江里的东西，无缘无故蹦上了船，不是好兆头，它是来放信的。咬一口，出了血，就破了灾。”
禁
公元前316年，张仪灭巴蜀后，与张若在成都挖土筑城，留下城东、北、西和西北几个大土坑，下雨后灌满了水，冬夏不枯竭。张仪便用这些土水坑养鱼，并取了好听的名字：千秋池、龙坝池、柳池、天井池。到了唐代，这些养鱼池都还在。土水坑中最著名的万岁池，距城十里，有八百亩之巨，池坎周围种有榆树、柳树固土。清代时，附近庙寺的方丈在池中遍种白莲，又称莲花池。这是巴蜀地区人工养鱼最早的记载。
旧时养鱼，在溪河捞取鱼苗。每年春季，群鱼在近岸产卵，附在水草上，捞草得卵，孵化鱼苗。为获取更多鱼苗，沿溪河的百姓专门绑扎草排，放在靠岸的水中。清道光年间，忠县翁家凼、桃花凼等地农民，清明节前，将柏树树枝投入川江洄流处，更容易附着鱼卵。隔几日后，再把柏树枝移到浅水凼里，鱼苗孵出，用篓子挑到各处售卖。
鱼产卵，多聚集在溪河岸边和江中石梁与洄水沱等水流平缓处，常有人趁机大捕大捞亲鱼（有繁殖能力的雄鱼或雌鱼）牟利。民国后期，重庆市场上鱼值钱，一斤相当于三十斤大米的价值，普通人家吃不起，非大宴席也不备鱼。
清光绪三十年（1904），巴县正堂在木洞镇告示：
上自普慈岩，下至白沙沱，每年正月初至四月底，不准拖网捕鱼，违者提案审究，拿获捕胎鱼者，送交保甲局赏钱一千文。
普慈岩江中石梁，为长江珍稀鱼类聚集繁殖之地。而云阳汤溪河一个姓郭的乡绅，民国时立下乡约：凡是鱼产子期间，在汤溪河钓鱼，不罚钱，则重打板子。打板子就是打屁股。躺在板凳上，当着众人面，脱了裤子被打，又痛又受羞辱，十分长记性。这个乡约有点粗野，不过俗世俗人俗事，大可不必深究。
清代和民国时期，川江及支流溪河毒鱼的现象尤其严重，以至于各地州县正堂大人不得不在大路旁、溪河边、渡口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刻石树碑，广告民众，禁止毒鱼。至今，川渝两省市泸县、合江、巴中和涪陵、万州、巴南等地江河溪流岸上，留下了十多处禁毒鱼虾的石刻告示。
在涪陵马武镇清溪沟，我见过一尊石碑，感叹它的精美和壮观。石碑总高约六米，树立于清光绪六年（1880），在一个大水潭边，面朝大路，四棱台碑座，碑身用近四米高的整块长方体青石凿制，宽与厚约一米，正面上方从右至左横刻一行小字“涪州正堂沈示”，中间均匀地竖刻“禁止毒鱼”四个楷书大字，每个字径有七十来厘米。近看，笔力雄健，雕工精细，一笔一画深凿，深至八厘米，阴刻的錾痕都整整齐齐，丝毫不乱。碑顶为歇山式，飞檐翘角，庄重而灵动。当地村民说，碑顶原立有一只雕狮，可惜已被损毁。这尊石碑被列为了涪陵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余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第一次看罗中立《父亲》，读出画中三个亮点：用线和布条包扎的食指、竹管儿圆珠笔、白瓷土碗沿边上的蓝色鱼纹。
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农民，割谷子时食指弄破了一条小口，撕下一块布条用棉线包扎起来，伤口上包敷的说不定是门斗灰或蜘蛛网（壁钱幕）；晒干的谷子归仓，一筐一筐过秤，用圆珠笔记下一笔笔数码码儿，累了，也渴了，歇会儿气，端起一碗老荫茶，顺手把笔插在头帕里，就像习惯在耳朵上夹支烟一样随意（谁知这一插，备受争议）；那碗沿边上的鱼，是老农两只黑眼眶里不留意就难发现的微弱光点——谷子年年有余。
读《父亲》的年代我也读诗，但文友余胖哥写的朦胧诗我都读不懂，唯独这首四句总共十五个字的诗一直记得：
夜
水中一弯新月
鱼儿
不要忘了鱼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