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是一个大学老师出身，本来讲一堂课，在这里面对着一个时代，花季的最具智慧的一个群体，对我来说，应该是一个家常便饭。但是我今天觉得很紧张，然后我看着你们我忽然刚才走上来的时候，我恍然间又有一种感觉。我想到了20年前，那个时候我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到德国。留学回来以后特别风光，特别风光的站在重庆一所大学的讲台上。20多年以前，其实在我一方面享受着大学老师的一种风光的时候，我另外一个方面我的生活开始出现一些变化。

我的儿子他叫杨弢，他是1985年11月1日出生的，他出生5个月，我就出去留学了。他两岁半的时候我回到他身边，那个晚上我都记得，我到家的时候是凌晨两点多坐的火车。我回到家的第二天起来，我的母亲这么说，说弢弢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这么说。然后我爸爸就立刻说“没事儿，他就是说话晚点。”然后我们就坐在那里，弢弢从那走过去，我爸妈就喊“弢弢，你看，妈妈来了”。他理都不理，就从那个地方往厨房走过去，我妈就说，你看，他就像没听见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是1988年，我就把他带回了重庆，由我自己去带他，这一年的时间，到1988年的秋天，这一年的时间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我必须得承认我的这个孩子和别的孩子，他真的跟别人不一样，我记得那时候我自己跟我自己说，“田惠萍，你这一辈子都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但到现在你会发现，能够活得跟别人一样，原来是那么奢侈”。我特别特别的害怕。我希望他是一个跟周围所有的孩子一样的孩子，哪怕他是一个最普通最普通的人。但是我只要他能说话，只要他能跟别的孩子一样。这一年当中，我自己的形容就是交织在一种希望、失望、绝望这样一种情绪当中。我找不到生活的感觉，我每天都在想着有什么办法让我死去，很早我就下了这个决心。如果在我走的时候，我不能看到弢弢有尊严，安全，有保障地活着，我就带他一起走，首先我在死之前，我首先做的事，浏览当时我们这一代人，翻译进来的所有的社会科学哲学方面的书籍，然后我为了寻找人为什么一定得活着。然后我找了半天，在哲学家这里找，最后我自己还是给出了一个答案，我的答案是：如果生命继续存在下去，只意味着被践踏的话，结束他更人道。我就真的去实施了一次，我把一堆的安眠药放到粥里边。我准备带着弢弢一起走，我觉得伦理上我已经说服自己了。当然了现在我还活着在这里跟你们讲这个话，说明那个行动肯定没成功，对不对。但是我着实地跟大家说，我熬了那碗粥之后，全部都是空白，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今天都回忆不起来，所以说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求死不能啊！然后我就对儿子发脾气，我说因为你，老子连死的权利都没有。那么对我来说，我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只有权利把一个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们绝没有权利决定这个生命的消失。

从那以后，我的生活态度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我的很多朋友都这么说，弢弢，改变了你的人生，弢弢挖掘了你的智慧，弢弢发挥了你的权利，我说是弢弢让我活得幸福，让我活得明白！那么我就知道了：所有以前附在我身上的我自己以为值得我去骄傲，值得我去自豪，值得我去怎么样的得意的那些东西其实都是那么的表面，我发现其实拷问你最后自尊尊严和你骄傲的支撑的这些东西是你能否担当得起责任。

1992年的国庆节10月份，我带着孩子到北京，我想最后尝试一下，医学还能做些什么。那么到了北京以后，当时的全中国，我后来才知道，只有三个半医生能开具自闭症的诊断书。当时我跟医生说，“如果我要有条件，我就办这样一个学校，我把这些孩子都领到我身边。”然后当时医生看着我的雄心壮志，忍不住给我泼个冷水，他说，“田惠萍你做不完，全中国有50万呢！”

在1992年，1993年的时候，世界上关于自闭症的发病率是万分之四到万分之五，而今天，我们去年11月份，从美国回来，在加利福尼亚州他们给我们的是100个人里边有8个，就是这个发病率。我一听这个数字，如果田惠萍还真有什么不一样，大概就在这种时候，我就会蹦出来，我说“你要跟我说，全中国就40个，那就拉到吧，我带着孩子回家认命吧。但是如果你跟我说中国有40万，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