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结）嘉庆十八年：清朝的滑落

如果说嘉庆是平庸的，那么道光就是无能的——傻傻地做勤俭标杆，傻傻地被底下人坑到营养不良；对内刚愎自用，对外固守蒙昧。

道光对下面的人十分苛刻，不仅不让吃肉，还不准穿新衣服。帝后生日，以及元日、除夕、元宵节等节庆活动一律取消，总之，严格控制公款消费。饭食上，道光率先减少肉食，连御膳房的饭菜都很少吃，经常塞给小太监两文钱，让他出门给自己买个烧饼，就算一顿饭了。清代皇后的生日叫千秋节，历代皇帝都会大摆筵席，但道光为了省钱，直到道光十五年才开恩给皇后过了一次千秋节，举办了一场宴席。皇家宴席啊，道光给宴请的皇亲国戚、大小官员只安排了每人一碗炸酱面。就这么扣扣索索，内务府一年的支出还能达到八百万两银子。皇帝饿瘦了自己，也没让国运转弱为强。省下来的钱，都变成底下那帮贪官污吏身上的肥膘了。大清的腐败，是根本性的、系统性的腐败。大厦将颠，非一木所支也。皇帝一个人的勤俭节约，无力改变国家的倾颓。

国家利益和统治者利益往往不是完全重叠的，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统治者往往不惜损害国家利益。在提高生产力和维护自身统治的选择中，清朝皇帝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也使得大清国在每一个可能改变历史的决策上都作出了错误选择。

在清政府自始至终贯彻执行的高压愚民政策下，整个国家失去了活力；官僚系统尸位素餐，腐败糜烂；底层百姓民心涣散，离心离德。所谓的“嘉道中衰”，其实是所谓的“康乾盛世”带来的必然结果。爱新觉罗氏貌似稳定了眼前的统治，实则伤害了国家元气，动摇了国之根本。当海面上出现侵略者的战船时，大清只能任人宰割，再无还手之力。

明清两朝官场反腐悖论，低薪养官节约人力成本却致百姓重负，而官员腐败日甚。腐败根源在于缺乏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被英国人管理的大清海关，成了清朝唯一清廉衙门。事实说明：有效的管理制度才是反腐的根本。

但是，大清的特权阶级已经腐朽入骨，要推动法制，就要限制皇权，打破特权阶级的权力垄断。因此，中国传统社会中最大的悖论就形成了：要反腐，就要在建立监督机制的同时，给各级官员一个较为理想的收入；国家要负担如此高的财政成本，就要提高生产力；要提高生产力，就要改革生产关系；要改革生产关系，就要一面限制特权阶级的特权，一面打破特权阶级的利益；既然要打破权贵阶层的特权和利益，那我还反哪门子腐？！

明代也好，清代也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特权阶层向下压迫的体制。清朝吸取明朝教训，大大缩减了宗室福利，但又出现了新的特权阶层：旗人。在清代，这叫“铁杆庄稼”，八旗军从所向披靡堕落到只会提笼架鸟，也就用了一代人的时间。
官员虽然是体制内的人，等级比百姓高，但在体制内，依旧是被压榨的层级，官僚毫无廉洁奉公的动力。我省下的钱，还不是被皇帝给了宗室或八旗子弟这帮蛀虫！凭啥你们就能正大光明地当蛀虫，我就不能捞点儿钱呢？！

官员如此，小吏更如此。虽然工资收入很低甚至没收入，但他们有权，懂得如何变现。以至于乾隆皇帝最宠爱的臣子福康安必须扭着鼻子孝敬户部书吏一万两银子。才能报销平叛的军费；一个小小户部书吏，就敢跟曾国藩要40万两白银的回扣；几个无名之辈，就敢从六部库房中掏出来近7万两白银。

等到史上第一抠门皇帝道光上线，才查出国库亏空900万两白银。这样的王朝不覆灭，还有天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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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八年：大清的滑落
闫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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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吏大能量，看宋江如何逆袭，福康安怎样低头，曾国藩与李鸿章的无奈妥协。更有无名小吏勇闯国库，上演离奇贪腐案。贪腐横行，国库亏空，王朝根基动摇。下一波揭秘，清代帝国如何在腐败漩涡中挣扎求生？

02:04 明清两朝的特权阶层与社会流动：官僚制度下的不公与腐败

04:07 清代县衙的吏员们：微薄的收入与巨大的权力诱惑

06:10 清代县太爷的生存之道：灰色收入与权力变现

08:10 乾隆朝的腐败与官场生态：基层官员的艰难抉择

10:10 清朝名臣的遭遇：福康安与曾国藩的红包之谜

12:16 清朝贪腐案中的奇迹：普通书吏如何获得四十万两银子的回扣？

14:16 大清王朝的腐败现象：蔡永寿案的曝光与后果

16:19 蔡永寿案与嘉庆朝的腐败现象：国库亏空的惊人真相！

说起古代的反腐，就不得不提两个人。一个是明太祖朱元璋，一个是清朝雍正帝。论反腐的铁腕手段，这二位在中国历史上无人可出其右。

据说洪武一朝，朱元璋前后斩杀了十五万名贪官。应该说，酷刑对贪官污吏有一定的震慑作用。《明史·循吏传》记载，明朝二百七十多位循吏（守法循理的官吏），洪武一朝就占了三分之二。即使如此，还是挡不住大明官员的“前腐后继”。明朝的灭亡，有诸多内因外因，腐败是其中一个极重要的内因。
同样以铁腕反腐著称于史的雍正帝，比朱元璋也不遑多让。凡是贪污之人，雍正的做法是一律革职抄家，亏空部分，就从抄家所得中填补。即便是畏罪自杀的贪官，雍正也要把他家抄个干干净净，让其子孙世世代代做个穷鬼，因此还得了个“抄家皇帝”的绰号。然而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大清朝也逃不过“前腐后继”的魔咒，仅乾隆一朝就查办了“甘肃冒赈案”“两淮盐引案”“山东银库亏空案”等十几起封疆大吏的贪腐巨案。单是“甘肃冒赈案”就砍了五十六个脑袋，从总督到地方官处理了一百多人，把整个甘肃官场给一锅端了。仅从数字上看，乾隆收拾的贪官比雍正还要多。

大清王朝说起来有康乾盛世，但实际上国库亏空，真相何在？大学士尹壮图直言上书，挑战盛世假象，触怒龙颜。乾隆大帝联手地方官吏精心上演府库充盈“猴戏”。历经乾隆嘉庆二帝郁郁而终，尹壮图的命运映射大清官场直言之难。贪腐横行，忠良无门，大清帝国暗流涌动，即使嘉庆频频颁发最高指示也无济于事。

第一个小故事：四川眉山县户房每次收税，都公开地在砝码外另加一个小铜块，叫作“戥头”。也就是说，理论上你该交一百斤皇粮，但在户房的秤上面，你起码要拿出一百二十斤粮食。在缴纳皇粮正税之外，每户还要出一钱八分。当地的官员和胥吏将多出来的钱粮据为己有，上下串通二十余年而不改。别小看这点儿钱，清代中产之家，尚且“旬月不观一金”。在偏远的四川眉山，这些钱抵得上一家人好几天的生活费。当地有位名叫李燧的读书人，对此深恶痛绝，一气之下变卖家产，决定到京城告状。那时交通不便，进京的路费他即使卖光家产也不够，当地一些百姓支持他告状，凑了一些路费给他。谁料更高一级的官员诬陷李燧敛财，革去了他生员的资格，并将其投入监狱。直到十二年后，省里有新官上任，听说了李燧的事，很同情他，才下令将他释放回家。至于眉山县收税时的那些伎俩，自然是一点儿也没变。

第二个小故事：嘉庆四年八月底，蓟州一带闹蝗灾，直隶总督胡季堂派官员去遵化南营村捕捉。有个叫张章氏的村妇跪地阻拦：“求你们别来抓蝗虫了，托皇上的福，蝗虫不吃庄稼！”张章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妇，蝗虫吃不吃庄稼，她能不知道吗？只是来捉蝗虫的胥吏一旦进了村，各种费用就摊派下来了，比蝗虫狠得多。所以宁可让蝗虫吃了庄稼，也不能让捉蝗虫的人进村。嘉庆帝对此也颇有感触，评价道：“蝗蝻仅食禾稼，胥役累及身家矣。”可见下面都是些什么货色，皇帝也是心知肚明的。

第三个故事是清初著名的“哭庙案”，与盗卖官粮脱不了关系。当时吴县县令任维初刚一到任，一面以严刑催交赋税，还打死了一人；一面大肆盗卖官米，中饱私囊。吴中百姓民不聊生，著名文人金圣叹按照明朝旧习，组织乡里的读书人写了“揭帖”，到文庙控告县官”，结果江苏巡抚朱国治扣上一个“聚众闹事及惊扰刚驾崩的顺治帝灵位”的罪名，前去哭庙的文人全部被斩首，无一人幸免。

绵课接到嘉庆指示后，把案件的突破重点再次放在了鲍干身上。经过日夜熬讯，在反复审问之下，鲍干的供述出现许多前言不搭后语之处。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之下，鲍干终于吐出了实情。其实行印早在去年八月二十八日秋围之时，在巴克什营就丢了。至于丢在哪里，那就真的只有天知道了。

虽然事已查明，但那丢了的大印是死活找不回来了。究竟是谁偷的、为何而偷，已成千古之谜。嘉庆无奈，只好下令之前的行印作废，再铸一个行印使用。新印和旧印略有区别，以免混淆。“兵部行印失窃案”过去没多久，嘉庆就驾崩了，也不知是不是被这事儿气死的。
后来嘉庆抒怀愤懑时说到：在朕眼皮子底下就有这么多舞弊的幺蛾子。地方官之间，回护规避，肯定是早就成了习惯，牢不可破。遇到盗案就隐匿不报，遇到邪教案就巧为消弭。他们的层层隐瞒，原意是为了避重就轻，结果导致避轻就重，将小事发酵成巨案，降职查办真是便宜这帮孙子了！各级官员把自己的功名看得太重，以至于延误朝政，良心何在啊？！
这一年，嘉庆已是六十岁高龄了，还在幻想官员们能良心发现、勤勉政务，真不知该说他是天真还是糊涂。

皇帝下旨，那赶紧成立”兵部行印失窃案专案组“吧！问了一大圈，牵出一堆破事，从库房盗窃、兵部赌坊、结婚撑场面给兵部衙门边墙开门事件，到江西绿营军军官改年龄案，就是有用的线索一个都没有。

还是嘉庆帝再次柯南附体，看完卷宗后下旨说：“你们审案用了这几天时间，足以让这些人串通好供词，而审问的堂官又不认真推理。比如鲍干此人，初七他取行印时，称自己刚刚知道行印遗失，但他并没有表现得特别惊慌失措，随手就用车架司的行印来搪抵。而且将当天同进库房的任安太指为纪三，这事十分可疑，当天就该深入调查，何至于拖一个多月。既然得到了这个重要线索，还不抓紧时间严刑讯问，反而说鲍干身体虚弱，不方便上刑。绵课还想撂挑子，想让朕另派他人来审案，好把自己摘干净，这点小伎俩岂能瞒得过朕？”
在嘉庆”英明指挥“下，案子很快破了，但事情真相却让人细思极恐：原来，那行印头一年就已经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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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印实行双印制，即“堂印”加“行印”。顾名思义，“堂印”就是保存在衙门不动的印，而“行印”就是官员外出时携带、使用的印。为了区分，行印在官称之前加刻“行在”。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三月初八，嘉庆启程进谒东陵。此行主要是为了拜祭一下大清的康雍乾三位先皇。皇帝出行，仪仗自然是极为隆重的。此次东陵祭祖，嘉庆预计来去花费一个多月，下令内阁各部筹备行动，并且强调带上各部的行印，以方便路上办公。谁知道，慌慌张张的兵部官员来报：行印不见了！！！而且连具体什么时候丢的都不知道！
此时已六十岁的嘉庆皇帝气得两眼发黑，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万一哪个狂人拿着大印出去调兵造反，自己这皇位还能不能坐稳，他根本不敢想。深吸一口气后，嘉庆赶紧下旨：尔等这帮废物，还愣着干吗，赶紧去找啊！

为何清代统治者对三跪九叩有这么大的执念呢？嘉庆那会儿还没挨打，也就罢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咸丰时期，外国使臣要来亲递国书，咸丰皇帝因为外国使臣不肯三跪九叩，死活不予接见，甚至为此扣押并虐杀了英法方派出的巴夏礼使团，间接引来了英法联军。打不过了，咸丰就跑到热河，反正就是不见。
后来咸丰异想天开，宁可放弃所有关税，让洋人多挣钱；宁可找俄国人调停，把外东北割给俄国人作为酬谢；宁可死在热河——总之，外国使臣不行跪拜礼，就是坚决不见。

古代中国是没有平等的外交体系的，只有朝贡体系。在皇帝看来，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就是我大清；世界上只有一位皇帝，就是我大清皇帝。朝贡体系里隐藏了一个十分诡异的东西——正统性。
史家和清朝统治者自己都清楚，清朝得国不正，这是清朝皇帝们最敏感的点。番邦来朝贡，就是承认大清是天下的正统政权。既然承认，那三跪九叩是绝对免不了的。大清的藩属国虽然不多，但个个都必须按规矩办事。我大清是很敏感的，你不跪拜，就是不承认我，那就别来朝贡了。来朝贡的，我大清一律是好吃好喝招待着，宁可多花钱，也要养着这个承认自己正统性的藩属国。有了足够的正统性，才能坐稳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