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賓: 在台成長的新二代諾諾、東東

在台灣，除了媽媽，就沒有人可以說粵語了。那麼，在台灣長大的小孩--諾諾跟東東，為什麼還是喜歡學粵語、講粵語呢？

可能是因為，粵語是可以跟媽媽說秘密的語言。別人聽不懂，只有媽媽聽得懂，像是他們之間的小小通關密語。有時候，還會因為一句粵語笑個不停，因為粵語裡有很多有趣的發音和說法，會讓人聯想到各種畫面，講起來特別有趣。

也有可能是，當別人都聽不懂，只有你和媽媽聽得懂的時候，那種「只有我們知道」的感覺，會讓人覺得特別親近，是一種屬於親子之間獨一無二的默契。

但更多的時候，其實是說不出來為什麼，就是因為那是媽媽的話。從小聽著媽媽說粵語，就會覺得這是很自然，是媽媽的語言。雖然不是每一句都聽得懂，也不一定說得流利，但只要聽到、只要開口，心裡就是覺得舒服、開心、有安全感。

Kawaii媽媽說，有時候在家裡對孩子說粵語，會被長輩半開玩笑地問：「是不是在說什麼秘密？」但她知道，這不只是語言，而是一份連結，是讓孩子記住媽媽、也記住自己是誰的一條線。即使在一個很少說粵語的地方，這條線依然溫暖、清晰。

來賓: 在台港青康駿銘

有句俗語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廣講普通話。」這話聽來好笑，卻逼真說出了過去不少人對粵語人講普通話的真實感受。正如「煲冬瓜」這句廣東話自嘲，意指廣東人或香港人講起「唔鹹唔淡」普通話時，發音奇怪、聲調錯亂，讓人聽得耳朵疼。

這樣的情況，放在1997與1999年港澳尚未回歸大陸之前，普遍如此。當年港澳地區的普通話課程安排極不統一，有的學校教一年，有的兩年，甚至只上一個學期、一週一堂課，效果可想而知。

更何況當時香港的影視娛樂，在華人地區獨領風騷。從電影、電視劇到綜藝節目，清一色粵語發音。學生們耳濡目染，全是地道的廣東話，對普通話的印象只停留在「那一堂課」上。那時很多人都以為，把廣東話「講歪啲」，或是直接把書面語唸出來，就是普通話了。

不過，回歸之後情況逐漸改變。普通話成為學校的必修科目，課堂時數大幅增加。大量大陸旅客與大陸新移民定居，加上大陸影視娛樂的強勢輸入，港澳的語言環境已經變化。街頭巷尾，普通話的出現頻率愈來愈高，逐漸融入市民的生活中。

現在的港澳年輕人，不只能聽懂、開口講，甚至有不少人已經能夠說得自然順暢，毫無口音。從當年的「煲冬瓜」，到如今的對答如流，這中間的轉變其實正反映出一個城市變化的軌跡--語言從來不是一成不變，而是跟著人、媒體、政策與生活習慣慢慢轉變。

如果今天還有人說：「最怕聽到老廣講普通話。」也許會有人接話：「唔係喎，我阿仔講得好流利喔，無口音！」誰說母語就一定會傳給下一代？港澳的「煲冬瓜」，早就煮成一鍋「普通」例湯了。

來賓: 在台越南語老師張婉貞

來自越南的張婉貞老師，在台灣從事教育工作超過三十年，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她那一句：「做人要做好人，做好事。」她不只是傳授知識的老師，更是一位時時將學生與家學生庭放在心上的「雞婆老師」。她常說，當老師就是要能幫多少就幫多少，有善念很重要，因為有時候，一點點關心，就可能改變一個孩子的一生。

張老師成長於越南一個富裕家庭，父母卻從不讓孩子恃富而驕。他們從小教導孩子：「什麼都要會做。」煮飯、縫衣、讀書樣樣都得學，因為「有能力，才有選擇」。這樣的教養方式，讓張老師從小建立起堅定的自信，也成為她日後面對風雨的精神力量。

她中學畢業時，曾考上台灣的師範大學，原本滿心期待能來台升學，但媽媽捨不得的眼淚，讓她放棄來台。沒想到這一留，就是六年的越戰。戰爭讓她吃盡苦頭，看盡人情冷暖，也深刻體會到：人生的挫折無法避免，但只要心中有善念，願意助人，再大的困難也能變小一點。而當真的跨不過去的時候，也要勇敢求助，因為世界很大，總會有出路。

來到台灣後，張老師特別關注新住民家庭。她看過不少家庭因經濟壓力，讓孩子請假留在家中幫忙加工，也曾注意到有學生臉上有傷，追問之下才發現是家暴。她從不袖手旁觀，總是主動了解、協助，並聯絡學校資源進行介入。

在教育理念上，張老師一直強調，教育不是補習，不只是成績，而是生活中的規律與習慣。她說：「真正關鍵的是從小培養孩子自律的能力，包括課業、金錢觀念與分享的態度，這些都比補習更重要。」

張婉貞老師從不覺得自己特別聰明或漂亮，但她對自己始終有信心。這份信心，來自父母從小的身教，也來自她的人生經歷。她說：「只要盡力去做，就無愧；盡力了，就不怕挫折。」這份信念，也是她送給每一位學生的提醒。

電訪：「是像字體」開發者Jon

製作一套粵語字體，真的會難到做了幾年都還做不完嗎？對化學博士出身的Jon而言，開發粵語字體的過程，就是一場邊做邊學、沒有終點的工程。

粵語本身聲調多樣，加上一字多音、文白異讀，以及語音會隨語境變化，使整個系統變得格外複雜。例如「長」字，在「長幼有序」中讀作 zoeng2（掌），但在「身無長物」裡則讀作 zoeng6（像）；「湯」字在「浩浩湯湯」中，則應讀作 soeng1（雙）。這些變化，每一個對字體開發者來說，都是挑戰。

「同一個漢字，在廣州和香港的發音可能略有不同；不同學者又可能有不同的讀音建議；而在不同語境下，意思與讀音也往往不一樣，」Jon解釋。因此，他設計的系統，不是替使用者「決定」應該怎麼讀，而是提供「選擇的空間」，讓使用者可以依語境與語意，挑選最合適的拼音標註。

技術層面的挑戰更不容忽視。他開發的「是像字體」，在每個漢字旁標示粵拼，並以不同顏色和符號來區分聲母、韻母和聲調，使語音結構更加清晰易懂。然而，目前的主流字體設計工具並未支援這種複雜結構，許多功能必須「從上游系統改起」，才能在下游呈現出這樣的效果。

做粵語字體，不只是做一套字那麼簡單，而是重新想像漢字如何承載語音訊息。Jon說：「而當愈來愈多人開始使用這套字體，就會不斷發現過去沒注意到的讀音、例外或語法用法，於是又要回頭修正與補足。」因此，這項工程幾乎就是「永遠都有得執」。

然而，真正更大的困難，並非技術，而是來自民眾的接受度。許多粵語母語者對粵拼並不熟悉，甚至會質疑：「真的有需要嗎？」Jon說：「就算知道某個字有另一種讀法，很多人也會覺得那只是例外，不值得記住。」

他相信，語言習慣的改變需要時間與制度配合。「就像台灣的注音符號，若沒有國家層面的標準化與教育政策，也不可能普及至學校與日常生活。」儘管如此，他仍保持樂觀，相信只要工具設計得好，改變終究是會發生的。「其實，只要懂英文的人，大概一小時就能掌握粵拼的基本概念。」

「例如『嘲笑』的『嘲』，同音字可能只剩下『鵃』或『啁』這些冷僻字，若不用粵拼標記，難道要用以前的反切嗎？」Jon說。他深信，只要每天做一點、一步一步來，就像愚公移山那樣，「山不會再長高，只要持續做應該的事情，某年某月某日，就會看到希望。」

電訪：「是像字體」開發者Jon

很多人說學粵語不難，多聽歌、多看片就會了。但真正這樣學的人很快就會發現--即使影片講的是粵語，字幕卻還是書面語，語言和文字對不上呀！

粵語本身並不難學，困難的是缺乏清晰、標準、易用的學習工具。粵語有九聲六調，加上一字多音、文白異讀，讀音會隨語境改變，對初學者來說是很大的挑戰。

而市面上粵文出版品原本就少，連最基本的拼音系統--粵拼，也因為排版混亂、設計不一，讓人使用時不甚「順眼」。常見的教材或字幕裡，粵拼經常用小字擠在漢字旁邊，位置忽上忽下、格式不一。有時候為了放得下拼音，漢字還要移位或縮小，導致整段文字看起來高高低低、歪歪斜斜，特別是在詩詞、對聯等講究對稱押韻的內容中，這種混亂的排版會打亂視覺節奏，甚至影響理解。

這樣的問題，居然是被一位化學博士Jon 解決了。Jon 在香港長大，中學畢業後赴海外留學生活多年，回流香港後原本想設計一套「打字就出圖像」的「是像字體」，例如輸入「台灣」就會跳出地圖，輸入「亞斯匹靈」會顯示化學結構。後來又想做點與香港文化有關的事，於是動手開發粵語字體。

「我原本以為做兩三天就得了，結果從兩三天變成兩三星期，然後是兩三個月，現在已經做了兩三年，還在持續改進中，」Jon 說。

「是像字體」的做法，是在每個漢字旁邊標示粵拼，並用不同顏色區分聲母、韻母與聲調，讓語音結構一目了然。特別的是，它不再用數字表示聲調，而是改用簡單的符號，例如一條直線、上升線或下斜線，代表聲調的高低起伏，像注音符號一樣具象清晰。

「我在國際學校教書時，曾為學生開過粵語興趣班。那些母語沒聲調的學生，完全聽不出粵語聲調的分別。」Jon 說：「而粵拼用數字標聲調，對他們來說更是沒意義。後來改用圖像符號，比較可以幫助他們理解。」

但要把這套系統變成真正的字體，難度不小。粵拼長度不一，聲調又是圖像不是文字，如何在不打亂漢字排列的情況下清楚呈現，讓 Jon 費盡心思。

粵語難學嗎？其實不是語言本身難，而是資源不足、工具未成熟。普通話有漢語拼音，台灣有注音，日文有假名，唯獨粵語的拼音系統，連許多母語者都不熟悉，對粵語的傳承來說，這是不必要的困難。

但值得高興的是，已經有人開始嘗試改變。就像這套「是像字體」所做的努力，讓人對粵語可以「看得見、拼得出」。當語言能被準確記錄與呈現，「我手寫我口」就不再是遙不可及了。

來賓: 前香港區議員徐百弟

過去，在台灣，「識聽唔識講」可以說是台灣人的一句「口頭襌」，意思是（對粵語）會聽不會講--儘管實際上，許多台灣人就只會這句話而已。曾經，粵語影劇、流行音樂席捲亞洲，讓台灣社會對來自香港的一切充滿好感與羨慕。那個年代，學粵語代表著跟上潮流，也是對香港文化的一種認同。許多台灣人，即便未曾踏足香港，也能哼唱粵語歌，模仿港劇中的台詞，粵語和台灣人的日常有著自然的連結。

然而，隨著香港文化在亞洲的影響力逐漸下滑，加上普通話的普及，台灣新一代對粵語的熟悉與親切感也慢慢變淡。香港前區議員徐百弟說：「現在的台灣人已經不像以往那樣熟悉粵語，不僅“識聽唔識講”的人變少了，就連對香港社會的了解也越來越有限。」台灣社會對粵語雖仍保有某種程度的好感，但這種好感已不再像三、四十年前那樣充滿熱情與流行感，更多的是一種帶著距離的禮貌。

面對這樣的變化，香港人在台灣的生活方式也必須調整。徐百弟坦言，有些香港人剛到台灣時，帶著過去在香港社會中鍛鍊出的靈活與聰明，對甚麼事都喜歡指手畫腳，容易讓台灣人感到不適。徐百弟說：「有些港人就像韋小寶一樣，靈活、醒目、會保護自己，懂得見風轉舵，但也因為太過在意個人利益，無形中拉開了與本地人的距離。」

台灣社會雖然包容，但更重視謙遜與真誠，「不要只做韋小寶。」徐百弟說，港人在台灣，更應該思考如何做有意義的事情。他強調，香港人在台灣其實有很多優勢，例如對國際事務的敏銳度、良好的語言能力、靈活的思考方式，這些特質若能用來貢獻社會、參與公共事務，才能贏得更多台灣人的認同與尊重。

來賓: 日本攝影師、香港百貨收藏者Miyuki

在香港居住三十多年的日本攝影師 Miyuki，不僅說得一口流利又地道的粵語，更令人佩服的是她的毅力與收藏。至今，她已收藏超過三千件「香港製造」的物品，而這一切，只是源於一個簡單的疑問--住在香港，怎麼這麼難找到「本地嘢」？

剛開始尋找的時候，她滿懷期待走進街頭的雜貨店，以為能看到滿架的「Made in Hong Kong」。結果卻發現，碗碟是中國製的，電器來自日本，琳瑯滿目的貨品大多從外地進口，唯獨缺少了「香港製造」。

直到來港數年後，她才找到了第一個駱駝牌暖水壺。那枚印著「香港製造」的小標籤，像是她尋寶旅程上的第一顆星星，為她點亮了繼續尋找的希望。

Miyuki 的尋寶方式，說起來很「老派」，但也令人動容。她會拿著一張香港地圖，把整個城市劃分成一區區，每次選定一區出發，像偵探一樣穿街過巷，一間店一間店地細細搜尋。她說：「每一次都會走三、四個鐘，睇吓有咩鋪頭、有咩貨品。」

有人問她：「妳怎麼找得到這麼多香港製造的東西？」她總是笑著說：「因為我花咗三十幾年嚟搵。」她說，早年收藏反而比較容易，因為那時網購未普及，大家對舊物也不感興趣。如今雖然能在網上找到部分藏品，但價錢早已是當年的好幾倍。

在她眼中，「香港製造」的一大特色，就是以出口為主。當年大部分產品都銷往歐美等地，不但設計新穎，品質也相當高，是精品級的輕工業品。從塑膠製品、瓷器、收音機、剪刀、繡花鞋、鐘錶、玩具……這些「香港出品」，曾經陪伴過一代又一代人的日常生活。

透過 Miyuki 的收藏，我們重新認識了這座城市。她用外地人的眼睛，紀錄和保存了香港曾經創造過的種種美好，也讓我們看見，一度被忽略的價值與記憶。希望，「香港製造」不會只出現在博物館或展覽中，而是真正在我們的生活裡。

來賓: 日本攝影師、香港百貨收藏者Miyuki

在認識MiYuki之後，只想用這四個字形容她---就是「佩服」、「犀利」。這位在香港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日本攝影師，不僅收藏了超過三千件「Made in Hong Kong」的物品，還以鏡頭與文字，細膩記錄下這些舊物背後的香港故事。她出版了《香港百貨》一書，把她對香港的情感化為一本可以翻閱的記憶。然而，她自己卻說，對香港最大的興趣，第一是「飲食」，第二才是收藏。

1994年，MiYuki初來香港時一句粵語都不會。她沒有去上課學粵語，而是靠煲劇自學。她最愛的是連續劇《包青天》，因為是粵語發音、中文字幕，內容又精彩，讓她固定追看，甚至錄下來反覆看。雖然一開始學到的都是古裝對白，譬如「爹娘親」、「老夫」，但香港朋友笑過之後，也會耐心教她現代的用法。憑著這份好奇與堅持，半年後她已能聽懂粵語，兩年左右就能流利對話。

Miyuki說：「日文寫“食”，粵語也寫‘食’，感覺很熟悉。」日文受古漢語影響很深，而粵語也保留了很多古漢語特徵，加上日文的漢字也比較接近繁體字，讓她覺得特別熟悉與親切。

說到對香港的鍾愛，MiYuki最讚賞的是飲食文化。她佩服香港人的「嘴刁」，例如吃一口雞就能判斷是不是冷凍雞，不新鮮就不吃；蝦不新鮮也會立刻放下筷子。為了培養這種舌頭的敏銳度，她特意尋找貼著「用新鮮雞」的餐廳進去練習，從味覺中認識香港。

另外，香港人說話大聲、節奏快又直接，初來乍到時，Miyuki是不太適應。但後來發現，這種「用丹田發聲」的方式對身體反而有益，而「講得明快直接」在處事上也更有效率與坦率，在習慣了以後，她倒是非常欣賞。

從一個日本人的角度來看香港，我們反而看到了許多平時忽略的優點與細節。有些文化特質，因為太熟悉，反而容易被忽略；又或者因為既有的刻板印象，而未曾真正注意過。但透過MiYuki的眼睛與心，她用理解與投入，而不是比較與批判，從零開始認識一個地方，也讓我們學習到一種更客觀、更包容的視角。就像她所展現的那樣，當一位外地人願意放下預設，認真地去喜歡、去了解新的文化，才能真正走進一個地方--這正是每位新住民都應該學習的態度。

來賓: 馮綺雯律師(Janet)

在推動語言多元與保障新住民權益的過程中，《新住民基本法》象徵著台灣邁向更包容社會的重要一步。雖然目前粵語尚未被納入新住民語言之列，但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其實並不存在明確的障礙。根據律師馮綺雯的觀察，關鍵並不是「法律允不允許」，而是「社會是否看見這個需求」。

現行法律對於什麼語言可以被納入，並沒有設下硬性標準，也沒有排除任何語言的可能性。這種彈性的設計，反而成為未來擴大語言保障的契機。只要主管機關認為某種語言在台灣有實際需求，便可以透過行政手段推動相關政策，而不需要重新立法或修法。從這個角度看，粵語的未來，取決於「有多少人願意發聲、有多少人願意關注」。

對粵語社群來說，這也意味著更多的主動與行動。如果社會普遍不了解台灣其實有一群講粵語的新住民與在地居民，那麼粵語的需求自然也不會被納入政策討論。因此，如何「讓社會看見」粵語的存在，就變得格外關鍵。這不是單靠法律條文能完成的，而是需要來自社群本身的努力與參與。

語言權並不只是講話的自由，它牽涉到文化認同、教育機會，甚至是身分的肯定。尤其對孩子來說，能不能在成長過程中接觸母語，不只是語言能力的問題，更影響他們如何理解自己與家庭的關係。如果粵語得不到制度性的支持，那麼從第一代到第二代、第三代，語言就會慢慢流失，而這種文化的斷裂，只靠個人力量是很難修補的。

從過往的經驗中，其實已經看到確確實實的現況。例如1949年來台的廣東與廣西籍移民中，有許多人是以粵語為母語的，但在缺乏支持的情況下，如今他們的後代多數已無法流利使用粵語，對粵語文化的認識也大多透過華語來理解。語言的傳承需要環境，沒有環境，語言的流失就是很自然。

馮綺雯律師認為，眼前最可行的方式，不是修改法律，而是用各種日常行動，讓社會逐漸認識這個族群的存在。比方說，在各級學校推動粵語相關的社團或選修課程、在公共空間舉辦粵語活動，甚至製作有趣的粵語媒體內容，讓更多人感受到粵語的文化魅力。當這些努力被看見，當越來越多民眾理解粵語不只是「港劇的語言」而是真實存在於台灣社會的一部分，那麼政府的回應也會更具彈性與可能。

法律的空間已經存在，問題從來不在於「可不可以」，而是「有沒有被看見、有沒有被重視」。語言的未來，不只是法條裡的規定，更是無數人日復一日說出來、聽進去、傳下去的聲音。如果我們希望粵語在台灣不只是記憶，而是可以延續的文化，那就從每一個「讓粵語被看見」的行動開始。這是一場不只是法律的運動，更是文化的自我肯定與社會的集體選擇。

來賓: 馮綺雯律師(Janet)

在台灣，為了照顧來自世界各地的新住民，政府制定了《新住民基本法》。雖然尚未正式生效，但其立法精神已體現在政策之中。從生活輔導、教育資源、公共服務到媒體文化，政府致力於提供多語言的支持與保障。目前被認定的新住民語言有七種：越南語、印尼語、泰語、緬甸語、柬埔寨語、菲律賓語與馬來語。

對在台灣的粵語母語者來說，看到這樣的政策安排，心中難免既羨慕又期待。無論是來自港澳、中國大陸、東南亞，還是其他海外地區，許多粵語使用者同樣是在台灣生活的新住民。然而，粵語卻未被納入新住民語言。

為什麼會如此？或許，這與粵語常被視為漢語分支有關，在分類上不容易被界定為「外來語言」。此外，在台灣使用粵語的人口雖不少，但多集中於特定區域，且大多數人能流利使用華語。當語言資源有限，政策往往會優先考量需求更迫切的群體，粵語因此容易被邊緣化。

然而，粵語社群對母語的重視並不亞於其他族群。那麼，粵語社群可以做甚麽呢？馮綺雯律師說：「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讓更多人“看見”粵語的存在。透過社群媒體分享粵語內容、在公共空間提高能見度，是一種柔性又有效的策略。」同時，媒體的深入報導與學術界的研究，也有助於社會更全面地理解粵語社群的需求與現況，逐步累積政策支持的基礎。

進一步來說，粵語社群也可以與其他推動多元文化的團體合作，舉辦活動、倡議政策，甚至發起連署與請願，向政府表達訴求。馮綺雯律師說：「如果能蒐集足夠的數據與案例，未來要爭取粵語納入新住民語言保障或教育政策時，也會更具說服力。」

從《新住民基本法》的立法方向，我們看見了語言平等的可能性。而下一步，就是讓更多人聽見粵語、認識粵語，進而理解並支持粵語社群在台灣的存在與權利。唯有如此，粵語在這片土地上，才能擁有真正被聽見與延續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