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火：铁血对决

“磁性战术”是快速装甲部队的穿插、空降部队机降和地面主力部队的“齐头并进”的组合战法。敌后空降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在对方缺乏大纵深防御和处于运动战时，就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在朝鲜战争中，李奇微在其上任后，即着手展开对第8集团军的整顿，逐渐让联合国军回到原有的正常作战状态和对敌态度，整顿的效果在后来第四、五次战役中就体现了出来。

在志愿军第三次战役结束后，联合国军退至37°线以南，再次掉失汉城，军队士气降至最低点。其实在二次战役结束，李奇微接替车祸丧生的沃克出任第8集团军司令时，联合国军就已经是一支张皇失措的军队了。李奇微对这种状况记忆特别深刻，其回忆录里几乎用了半个章节来描述——基层士兵已经失去以往泼辣的言谈、自信的笑容，大脑一片麻木，大多数人只想着早日离开朝鲜回国。高层军官，所有的军长、师长都已丧失重新进攻的信心，认为无论何种进攻方式都会归于失败。韩国军队的情况更加严重，在撤出汉城的时候，韩军士兵丢弃了所有重型火炮、甚至步枪，乘着各式各样的车辆毫无秩序地溃退，他们只有一个念头——离中国军队越远越好。李奇微曾试图制止这种情况，他站在路中间挥手阻挡，但这只是枉费心机，韩军车辆没有减速直接绕过。

不但前线军队丧失了士气，美国政府也一度失去将战争继续下去的信心。在1950年12月底，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将如下看法通知麦克阿瑟，“中共部队现在十分强大，如果他们全力以赴，完全可以迫使联合国军撤出朝鲜。”第三次战役结束后，麦克阿瑟也开始正视现实，他在回复中表示，“如果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改变其决定（不向我们提供大规模增援；不封锁中国海岸；不空袭中国大陆；不许轰炸中国东北的基地；不放国民党军队‘出笼’），则在没有极其重大的政治原因的情况下，‘我们的部队应以作战情况允许的速度尽快撤离朝鲜’。”

在这种情况下，身为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的李奇微甚至开始着手撤出朝鲜半岛的准备——在半岛最南端的釜山港地区重新设置一个纵深很大的防御区域（美军称为“戴维森防线”），美军甚至已经为这个堑壕体系设置了铁丝网。

李奇微凭借自己二战期间曾指挥空降兵作战的经历，在很短时间内他便认识到了我志愿军轻步兵作战的优点和缺点。第三次战役结束刚刚一个礼拜，李奇微就利用水原和利川之间的宽大正面，命令部队向北开始了侦察和搜索，为全线反攻做准备。李奇微命令部队向北开始侦察和搜索，目的是发现志愿军真正的防御线，保持与志愿军的接触，为发起全线反攻做好准备。李奇微将自己制定的这次军事行动，命名为“猎犬行动”，意思是让部队像猎狗一样，向北搜寻志愿军，并大胆进行接触，把因连续作战而十分疲劳，且后勤供应困难重重的志愿军死死的缠住，然后发起致命一击。为了便于手下官兵们理解，李奇微将这种战术定义为“磁性战术”，并将“磁性战术”作为“联合国军”今后在朝鲜战场作战的总战术原则。

春节就要到了，终于能歇歇脚的志愿军开始筹备过年物资，国内运来的慰问品也陆续送达部队，部分士兵甚至还吃上了肉。在毛主席发出的“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指示下，志愿军总部号召官兵们开展“拥护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爱护朝鲜人民”的活动。

一位志愿军老兵回忆道，“朝鲜老百姓生活很困难，有的人没有粮食吃，部队往往救济高粱米。”

“野菜、板栗是朝鲜人民的口粮。朝鲜还有一种草根子，有那么粗，长的很深，从地下挖出来，煮出来像面一样好吃，我们也挖，后来毛主席说：这是他们的口粮，不准去挖。我们志愿军也不准去采野菜。凡是志愿军住的地方，每天要节约二两粮食，支援当地老百姓。”

“当时有一个口号，在志愿军驻军的地方不许饿死朝鲜人，就算自己少吃一点，也要救济朝鲜人。”

然而，在志愿军指挥部的会议室里却弥漫着火药味。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一日，彭德怀在军指的巨大的矿洞里和刚从平壤赶来的金日成举行正式会议。时年三十九岁的金日成想不通志愿军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双方就“是不是只要向南进攻,美军就会撤出朝鲜”的观点进行了讨论，讨论时“分歧极大”。

彭德怀问：“如果我军去追，美军就一定会退吗？”

朝鲜副首相——朴宪勇回答说：“是的。”

彭德怀又问：“你们的依据是什么？”

朴宪勇回答说：“因为美国人民反对战争、和资产阶级内部矛盾。”

金日成插话说：“最好半个月内，志愿军有三个军向南进攻，其余部队休整一个月后再南进。”

“如果美军不退出朝鲜怎么办？你们把胜利的希望寄托于侥幸，就有可能把战争引向失败。”开始克制不住情绪的彭德怀像教小孩用筷子一样说道,“如果你们认为我这个中朝联军司令不称职，可以撤职；如果你们认为我们一南进，美军就会撤退，那么我提议由志愿军承担全部海岸警备和维护后方交通线的任务，人民军五个军十二万人已经休整两个月了，归你们自己指挥，照你们的意愿向南进攻。”

这次会议双方不欢而散。顺便提一句，陪同金日成参加这次会议的朝鲜副首相朴宪勇是南朝鲜劳动党的创始人。朴宪勇后来被指责“负有对朝鲜统一失败的责任”，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以“美国间谍和颠覆分子”的罪名被处决。

志愿军开始了全面休整，部分师团级干部被调回国内，参加在沈阳举行的诸兵种联合作战集训班。与家人的重逢让这些军官们有了久违的好心情。

一位志愿军老兵回忆道：“你想想我们出国一个月左右，身上虱子就像蚂蚁窝一样，身上、衣服缝里全部是虱子。我们这里有个姓蒋的——蒋少海，湖南人，他可能没我大——我估计小蒋要比我小两三岁，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个玻璃瓶，这么粗这么高的玻璃瓶，他开始捏虱子往里装，我发现后说：小蒋你咋弄的，你弄虱子装起来干啥。他说：留个纪念嘛。第三天，他捏了半瓶还多的虱子，我们只是刮刮捏捏，不会把它挤了净血，刮下来喂蚂蚁。我们当时在山沟里。像在这些材料里、小说里写的，我们的军长到沈阳开会，中途回家住了一晚，结果他老婆把他的毛衣烫了一烫，一烫爬出来很多虱子，军长士兵一样，都是一身虱子。”

攻克汉城之后，不顾疲劳、连续作战的志愿军部队终于得到了难得的喘息机会。

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被提到首要地位，那就是把前三次战役的伤员尽快护送到祖国后方的医院。

然而由于美国飞机的严密封锁，志愿军的运输能力遭到严重限制，大量伤员被滞留在距离前线不远的地方。为了照料暂时无法后送的伤员，志愿军从部队机关里抽调了许多人充当临时的照顾员。中南军政大学的毕业生——于开志便是他们中的一员。

于开志回忆道，“我们被抽出来护理彩号，一共十二个伤员。有一个是班长，他的大腿被打断了，躺在担架上，安排我护理他。我护理他有五天五夜，头两天，班长在那里痛苦的很，只要动一动担架他就喊疼的要命。结果，第三天开始要解手，他说：照顾员我想解大手，我说：你是老兵，班长，我是新兵，你给我说方法，我来配合你。他说：你上外面找几块石头，把我的担架给抬高，把帆布给我挖开，把屁股露出来。我说好。我到外边找了几块石头，掀起担架的一个角给他垫一个；掀起一个就垫一个。抬高担架以后，我身上正好带着这么长的削苹果刀，我拿刀帮他弄帆布，在屁股那里往下挖个洞，在他的裤头那里挖个洞，把敌人吃饭用的鸭蛋形的饭盒（带着把手），我拾过来一二十个，往门后一搁，我说：这里有十来个，谁解大手小手都可以在屋里解，不用出去，不会暴露目标。结果解决了‘解大手的困难’。我又弄了个棉袄袖，截掉以后在他屁股位置给他垫起来——解完以后给他垫起来。那个班长叫王家福，东北黑龙江人，结果好感谢我，我说:你别感谢我，这是党交给我的任务，我能完成任务，让你满意、让你少受点痛苦。”

除了志愿军的伤员，很多受了伤的“联合国军”俘虏，也被分散的安排在伤员队伍里。

于开志回忆道，“咱们那里有志愿军伤员十四个人，联军俘虏四个人（两个黑人、两个土耳其人），安排在对门住着，结果，一吃饭我就发愁，伤员吃完后剩下的饭，他说：护理员，这个饭你要吃你就吃，你要不吃送给伙房或者扔了都行，不能叫敌人吃，叫敌人吃了我们不愿意。我说：好了同志们，饿死他们，我不叫他们吃。吃罢饭了，安排他们解手，我把门从外边插上门闩，再叫俘虏吃饭。”

在质朴的志愿军士兵眼里，美国战俘内部的关系也十分耐人寻味。

于开志回忆道，“在离我们有二里地的地方，关着有三十七个完整无缺、没有受伤的俘虏，结果，政工科长——郭威过来说：小于，我听说这里有几十个没有受伤的俘虏。我说：离那里有两里路，那是个独房子，在那里关着。他说：走，你跟我去。我说：我咋跟你去，这里还有任务呢！他说：不要紧不要紧，警卫人员还在这里住着，没事，走吧，跟我去。到了那里，一个副连长带一个班在那里看押那37个俘虏。我说：李连长咋弄，政工科长想看看俘虏。他说：那不行，已经两天两夜没吃东西了——没吃饭了，要是暴动了咋弄。科长说：你把机枪端好对准。然后开了门。呼一下，几十个人都趴在门口挤着，他们看见我的脊梁后背着干粮袋，手乱指。科长说：倒给他们叫他们吃。我说：就剩这些了，不知道啥时候再发呢！科长说：我想法给你弄。我还怪为难的。门口有个破钢盔，我捏住一小半多，把一多半倒到钢盔里面。我这里还没倒进来，那边一堆俘虏一下扎进去抢光了。在门口里边蹲着一个黑人，动都不敢动。科长又发现问题了。他说：小于，你把你手里剩的这点给那个黑人吃，把黑人叫到门外叫黑人吃。我说：科长你这不是找难题么，他敢吃不敢吃呀？科长说：咋不敢吃，他不饿呀！白人饿他不饿呀！结果，警卫员拉着他叫他过来，把钢盔拿过来，我呼啦一下倒给他吃。他看那些白人，看一遍看一遍，就是不敢吃。科长说：这是给你吃的。倒给他吃。那货吃了两把，钢盔就挪到里面去，叫白人吃去了。我说：科长你找事呀，到夜里这些白人不把他掐死才怪。科长说：那咋弄呢？我说：咋弄啊，带走吧，和我的两个彩号搁一块去。”

相比于麦克阿瑟的桀骜不驯，出身于西点军校的李奇微要显得冷静沉稳很多，他喜欢亲临前线，实地了解对手的战略战术。中国军队的任何攻势，无论参战兵力规模有多大，战斗持续的最长时间是八天。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后世的军事研究者们开始把这种现象称为礼拜攻势。这八天是由中国军队的后勤补给能力决定的。由于美军的空中封锁和自身补给手段的原始，在战役开始之前，依赖人力畜力补给的中国军队只能为每位士兵提供大约一个星期的粮食和弹药。

一位志愿军老兵回忆道，“有枪、有子弹、有手榴弹、有背包、有水壶，每个战士身上最少平均八十斤左右。还有干粮袋——干粮袋是五斤，有炒米、有炒面、有压缩饼干，水壶最起码得装满，每个士兵带四颗手榴弹，子弹是一百五十发，再加上步枪的重量，这就是够你十天生活的物资。那个时候，晚上就没有睡过觉，顶多是你走一段路，累的时候，背包往下一褪，就躺在地上枕个背包，休息个一两个小时就走了，根本就没有说住在住户的家里，把铺盖打开，休息一晚上，因为没有这个时间。”

中国士兵必须把所有的补给都扛在身上，一旦粮食弹药消耗完毕，再凌厉的攻势也只能停止。

“根本就没有吃的，都说一把炒面一把雪，那个时候炒面绝对没有，都是去老百姓家里要。那个时候，部队一去老百姓都跑了，把老百姓的粮食弄过来，打张条子，现在，在我们占领的这边后来都还给人家了，在朝鲜南方那就不知道怎么还给人家了，也不知道那张条子人家有没有保存。把人家的粮食给拿走，写上条子——条子上写明说拿了多少多少斤粮食，就放在那儿了。那个时候，人没有吃的、枪没有子弹，就是到了这么个程度。”

“炒面断了，雪也没有了，前线的雪都是黑颜色的，炮弹打、飞机炸，崩起来的黑泥土落到雪里，雪一化化成水，再一冻冻成冰，但是里面的泥土出不来，在战斗的前线，你想一把炒面再想吃把雪都是不容易的。那时候，部队里大部分人都饿得得了夜盲，一个排里能有五六个人天一黑以后都是夜盲。什么是夜盲呢？就是最多能看到这个墙跟前，如果在那站个人，看着就像是个木头桩子，走到跟前或者那个人动了，才知道这是个人，就好像下大雾看不清对面有什么东西，但是感觉到有人。晚上行军那更不行了，怎么办呢？谁能看得见，就把背包绳解下来绑到腰上，后边一个人牵一个人，背包绳长，一个班就这样牵着走。”

李奇微终于在纷乱的朝鲜战局中理出了头绪，如何才能验证这种现象呢？那就放几条猎犬去探探虚实吧。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五日，也就是彭德怀命令中国军队全线停止追击的一个星期后，李奇威亲自命名的“猎犬行动”开始实施了。猎犬行动的意思是像猎狗一样跑上去，主动寻找正在物资短缺困境中的中国军队，把他们死死缠住。

美军在少量坦克的引导下，用汽车搭载士兵，采取小股多路的方式，在宽大的正面进行小规模的试探进攻。李奇微表情依旧严峻的对即将出发的小分队成员们说道，“不是都在问联合国军该怎么办吗？依我看，出路只有进攻，进攻，再进攻。”

1951年1月8日，“联合国军”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打击下，撤退至北纬37°线附近的平泽、安城、堤川、三陟一线。

1月8日，前锋越过三八线、直抵三七线的中朝联军停住了自己的脚步，筋疲力尽的志愿军部队开始了全线休整。

朝鲜是一个遍布山区的狭长的半岛，只有很原始的铁路和公路。这种地形曾经给深入北方的美军后勤补给造成了很大的麻烦，那么现在这种不利的因素，在缺乏现代化运输工具，而且也没有制空权的志愿军身上，也是体现的越来越明显了。人们慢慢意识到，对于初次在异国作战的中国军队来讲，这种看似不显眼的缺陷也许是灾难性的。

中国军队突然间销声匿迹了，如同在青川江第一次伏击联合国军之后突然消失一样，没人能说出中国军队司令官的脑子里正盘算着什么。

参谋们应麦克阿瑟的要求，已经制定好了撤出朝鲜的详细计划，整个前线弥漫着一种前途未卜的气氛。刚上任几天就面临着不可逆转的大撤退，丢掉汉城的直接责任，或许不应由李奇微来承担，某种程度上讲，联合国军的大踏步撤退是成功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但是，在添油加醋的媒体面前，脸上热辣辣的李奇微依然觉得度日如年，可是他从一开始就不认为美军输定了。当麦克阿瑟跟华盛顿官员们大打口水仗、很多人开始打小算盘的时候，李奇微把一切私心杂念都抛诸脑后，开始全神贯注的履行一个军人的职责。

屡屡败退的美军开始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联合国军与志愿军的首次遭遇发生在一九五零年十月二十五日，真正大规模的战斗发生在二十六日，十一月二日联合国军主力撤退到青川江南岸，战斗历时八天。第八集团军第二次向鸭绿江进攻，十一月二十五日遭到攻击，战斗持续到十二月二日，志愿军大部队停止了对溃逃中的联合国军的追击，战斗历时八天。刚刚结束的新年攻势，从一九五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持续到一九五一年一月八日，也是八天。八天，三个同样的数字。

李奇微凭借自己在二战期间曾指挥空降兵作战的经历，在很短时间内，他便认识到了我志愿军轻步兵作战的优点和缺点。众所周知，轻步兵渗透带来的隐蔽性必须要以牺牲攻坚能力和后勤保障为代价，而当时朝鲜战场的制空权主要掌握在美军手中，加上当时我志愿军还尚未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摩托化机械化后勤体系，单兵作战携带的随军口粮往往不超过一个礼拜。于是，李奇微就在这个基础上发明了“礼拜攻势”。在此后美军的作战行动中，“礼拜攻势”也成为了美军形容志愿军轻步兵攻势持续攻击能力较差特点的代名词。

在二战后的数十年里，美国人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重新转过身子、向世界事物亮出后背、继续自顾自的过日子，还是走上旧欧洲的道路，建立新的全球性帝国？这种纠结心态,在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显著表现，就是不断增加的国际义务和不断削减的国防经费及兵力。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对手并不只是苏联，美国的潜在对手是整个欧亚大陆，尽管因为太大而不可能成为一个政治上的共同体。如何利用有限的力量（特别是有限的军事力量）来管理欧亚大陆？是美国国际政治中最大的课题，也是最需要艺术的课题。

一九四八年，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师主任——乔治凯南提出，世界上只有五个地区可以大量生产现代军事力量，英国、美国、苏联、莱茵河流域和日本。遏制战略的主要任务应限定在，保证除苏联外的其他四个重工业区不落入共产主义之手。凯南的思想在华盛顿赢得了广泛的认同，只要美国能牢牢控制住除苏联外的其他四个区域，即使苏联控制了中国大陆，也不会对美国的安全利益产生灾难性的影响。这是美国在蒋介石政权崩溃时，采取脱身政策的原因之一。要实现如此巨大的长期战略目标，一九五零年，美国手上能立即投入一线战场的常备步兵，居然只有不到四十万人。

当志愿军跨过三八线、发起向汉城的攻势时，美国仅在朝鲜半岛就投入了二十余万充斥着韩籍美军的步兵，而在更重要的欧洲只剩下十万人，日本列岛则干脆已经撤空了。

如果此时依然保持数百万作战兵力的苏联人向日本或者欧洲发起进攻，美国及其盟友基本无力阻挡。了解了美国在冷战初期的战略思想，以及其有限的兵力，就不难理解，继续在无足轻重的朝鲜半岛增加兵力是多么不合时宜的了。

最终结果是，除了补充兵，短期之内，美国不会向朝鲜战场输送新的部队，目前的兵力就是李奇微的全部家当，汉城他丢得起，部队无论如何丢不起。

上任之后的李奇微闭口不谈失败和撤退，挂着手雷，当着部下、媒体和韩国政府的面，大秀行为艺术，树立起光辉决绝的形象。尽管他要求部队：寸土必争以利恢复，背地里却早就做好了各种后退、甚至讲和的准备。

无独有偶，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也曾在回忆录中谈到，志愿军发起第三次战役时的主要目标是跨过三八线，完成有限度的进攻，能歼灭多少就歼灭多少，歼灭的少也无所谓。

就这样，攻方是力求有限进攻、有限歼敌，能有多大战果算多大战果。守方是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都是三心二意，根本没有跟对方死磕的意思，显然碰撞不出多少火花。

双方统帅的心里其实都十分清楚，真正的决战尚未到来。

在志愿军的节节胜利当中，炮声隆隆的朝鲜前线终于再次沉寂下来。攻克汉城是现代历史上中国军队第一次武装占领他国首都，这样的情形直到今天也再没有重现过。然而，危险总是潜伏在平静的表面之下，朝鲜半岛上的联合国军并没有遭到致命的打击，美国人是不会就此吞下失败的苦果的。

中朝联军停下了南下的攻势，但是战争还将继续。

鉴于“联合国军”的后撤似乎是有计划进行，企图诱使志愿军和人民军深入后实施反击，彭德怀果断决定停止追击，战役遂告结束。

眼看有大获全胜之势的中国军队突然脱离了接触，而且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原因。终于稳住阵脚的联合国军都在纳闷：他们为什么不乘胜大举南下呢？苏联驻北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对彭德怀突然停止第三次战役极为不满，并向斯大林指责彭德怀是军事上的保守主义，从没有见过：打了胜仗的指挥官命令部队停止追击敌人的。

当苏联和朝鲜强烈要求志愿军加快追击步伐的时候，彭德怀勃然大怒。志愿军不得不停止的原因不是不顺利，而是打的太顺利，结果，部队打的太快太远，后勤保障根本跟不上去。

几年后，从朝鲜战场上卸任的彭德怀在一次作战会议上回忆了第三次战役的情况。他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害怕过，我不能把几十万军队的生命当儿戏，必须坚决的停下来，不能继续前进，并要做好抗击敌人反攻的各种准备。”

彭德怀已经察觉到：美军的侦查活动越来越频繁了。彭德怀的直觉并没有错，如果说美军从北朝鲜是侥幸逃出升天的，那么第三次战役显然并没能挫伤敌人的元气，从某种程度上讲，李奇微让出汉城一线的行动并不完全是被动的，双方的损失跟前两次战役相比根本不足挂齿。

李奇微为什么要顶住压力撤退，而没有选择与志愿军死拼到底呢？因为此时的李奇微连拼命的本钱都没有。从战术上讲，他正在执行的是一次极其危险的军事任务，如果大量的部队和装备在乱石拥堵的汉江上挤作一团时遭到中国军队的截击、被迫背靠汉江决一死战的话，联合国军的损失将是巨大的，后果毫无疑问将是灾难性的。

杜鲁门总统曾经明确的告诉麦克阿瑟，一兵一卒也不会再派到朝鲜，在朝鲜的美军打光了就是打光了，所以李奇微没敢在汉江压上自己的全部家当，他很清楚，一旦赌输就将彻底失去翻盘的机会。作为美国陆军的副总参谋长，李奇微很清楚的知道：美军也是存在战略性弱点的。

毫无疑问，五十年代初的美国是地球上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然而，即便是拥有超强军队的美军也存在短板，那便是步兵的匮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动员起来的武装力量总人数的峰值为一千七百多万人，然而，这一千七百多万人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离开过本土，美国向欧洲战场派遣了三百多万人，另有两百多万人在太平洋地区作战，而他们当中真正参与一线作战的步兵只有一百多万人，连美国所有服役人员的百分之十都不到。到一九五零年，早已解除了战争动员状态的美国已经把常备部队裁减到了二百五十万人左右，其中拥有实战能力的一线师级部队几乎屈指可数。尽管此时的美军仍然是一支庞大的军队，但是，跟美国人需要他的军队所承担的任务相比，依然是捉襟见肘。

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发起了第三次战役，此役，中朝军队越过三八线，占领汉城，并前进至三七线，在世界上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人民日报在庆祝汉城光复的社论中写道，“中朝人民军队今天已经向全世界证明了自己是强大的和平力量，他们完全有力量消灭和赶走美国在朝鲜的侵略军，恢复朝鲜的和平。”

曾经饱受列强歧视的中国国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捐款捐物活动。女学生表达爱意的慰问信，像雪片一样，飘向朝鲜战壕。立志参加志愿军的青年人，更是挤破了报名站的大门。为了让前线将士填饱肚子，男女老少齐动手、家家户户做炒面。在瑞雪飞舞的广袤土地上，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处处飘散着炒面特有的香味。

一位志愿军老兵回忆道，“当时,我感到在部队里还是比在农村里强得多。在农村，像这些大米、炒面都吃不上，都是吃糠咽菜，一年中至少半年时间要吃糠菜，吃不上主食。在部队里的生活还是比在农村里强的太多太多。”

“当时在部队里还觉得挺享福的吧？”

“觉得挺享福，当然和现在的生活比那是比不上的。那个时候，从农村来到部队，部队的生活到底是比农村的生活要强。起码有大米，还有白面，也就是过去说的洋面，能吃上这些。”

这些炒面在前线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后勤补给的范畴。

在狂风暴雪中，一往无前的中国士兵或许武器简陋、衣衫褴褛，但是他们深刻的感受到自己的身后是全国人民无比热忱的期待。这种朴素的认识，让他们保持着昂扬的斗志与乐观主义精神。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凭借着这股精气神，就足以打败装备和国力占绝对优势的帝国主义纸老虎了。

“在朝鲜战场，那些美国兵都是属于王牌部队的，说起来都让人害怕，但是实际上他们打仗最怂包了，你去抓他们做俘虏，他们一窝人都举枪、一窝人都投降。”

我们无比强大、和我们已经胜利的情绪，从国内蔓延到前线。极度艰苦的生活，让打过三八线的官兵们，产生了快打、快胜、快回国的情绪，“从北到南，一推就完。”“要像挤牙膏一样，一鼓作气，把美国兵挤出朝鲜。”

就在此时，彭德怀下达了一道引起各方激烈争议和迷惑不解的命令，“全军立即停止追击。”

全世界都大吃一惊。

丢掉汉城后，美国政府已经不指望能从军事层面收拾这个烂摊子，他们开始讨论，一旦万不得已，就把南朝鲜军队、及部分国民撤到四千英里外的美属西萨摩亚群岛，在南太平洋上重建大韩民国。

眼看美国兵就要被追着屁股往海里跳了，这在整个西方掀起了一股不可名状的惊慌。盟国几乎异口同声地质问杜鲁门，联合国军是不是打不下去了?为什么还不赶紧撤离那个该死的远东半岛？然而此时让杜鲁门忍无可忍的堵心事还不止这些。

面临朝鲜战场的重大失败，美国究竟该怎么办？几乎所有的人都有点不知所措，只有远在东京的麦克阿瑟异常镇定的给华盛顿发来了一封电报。他在电文中一如既往地强调：如果不给他们增派更多部队，或者把战火烧到中国本土，既要守住朝鲜，又要保卫日本，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高官们对这封电报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因为麦克阿瑟明知斯大林的几万辆坦克还摆在欧洲，如果美国在此时陷入与中国的全面战争，就等于是落入了俄国人精心编织的陷阱。后来他们才意识到：麦克阿瑟的这封电报是留给后人看的。言下之意：一旦战败，本帅概不负责。这是赤裸裸的“抽梯子”，从五角大楼到白宫，所有人都被麦克阿瑟挨个抽了梯子，尤其是杜鲁门。

怒不可遏的整个华盛顿官场都在咬牙切齿的问：这个该死的老头到底是反共的老英雄，还是通敌的老间谍？

就在联合国军高层忙着跳政治舞的时候，三十多万中朝联军官兵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进行了连续八昼夜不间断的进攻，把战线向南推进了八十至一百公里，其前锋已直达三七线。

一位志愿军老兵回忆道：“比较艰苦的还是在1951年（1951年春天是最艰苦的）。在第四次战役以前，我们是连续三四个月没有洗过脸，真的是这样。裤裆里面的虱子乱爬，我回国以后，光消灭虱子就消灭了两个月。”

“你想想看，有一两个月没洗过澡、没换过衣服，夜里行军出汗了，或者下雨了，衣服湿透了，只能一直穿在身上让衣服自己干掉。”

“当时，吃炒面都是很不顺利的，就是吃不进去，都是这样顺着往下吃，吃的时候还冒烟呢，呼呼呼往外冒烟，吃进去以后，很艰难的往下吞咽，没有水就随便抓些雪来吃。”

“战斗期间，连队吃饭没有点，几天吃不上一顿饭，真的是这样。炒面用凉水拌着吃，没有味道，炒面是要用开水烫着吃的，我们吃了几天。糊炒面就是炒面炒老了以后它是苦的，怎么办呢？就拿个破脸盆用火烤，把它用水和一和贴成小饼，就像饼干一样的小饼，也没有锅，弄个洗脸盆在那焙焙以后吃，就那也是苦的。”

“那时候,往前线运输，除了汽车以外，都是靠马车组成的大车队。有的马车拉的有黄豆、有玉米，是喂马的饲料，马如果没有饲料，它就不拉了就送不到前方去了。喂马时，给它拌料的时候掺点黄豆，马吃的时候嚼不碎，拉的马粪蛋里边有的还有黄豆，有的战士白天到公路边，拿小棍把那马粪蛋弄碎，有黄豆就挑出来吃，结果中毒了，都到了那样的程度。伤员更可怜了，有的伤员的腿被炸断了，伤口怎么洗呢？没有消毒用的盐，吃的当然更没有盐了，用行军锅煮一锅开水，搞点咸盐抓两把扔里头，再弄根树棍哗啦哗啦搅，搅完后就是盐水，拿棉衣上的棉花在里边沾沾，就用这个消毒。炮弹的弹片把腿炸个窟窿，拿那个盐水洗，洗完以后撒点药面，再包扎好。”

中国军队独有的军号喧嚣声成了参战美军一辈子的梦魇，在李奇微看来，这种铜号看上去就像橄榄球比赛中边裁用的喇叭，「其音调混杂着疯狂的吹哨声，像在预示新一阶段战斗的开始。」他认为这是一种中国式的心理战，让人「既熟悉又难受」。而伴随凄厉的军号声的，则是「不停地射击，拼刺刀，投掷手榴弹……就像牛仔打印第安人那样……」

志愿军是一支正义之师、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这一点，就连他们的对手也不否认。李奇微眼中的中国军人不仅「都是强悍而凶狠的战士，经常是打起仗来不要命」，而且和朝军相比，「他们是更加文明的敌人」。能够赢得对手尊重的军队，才是真正强大的军队。而志愿军，就做到了这一点。

一位志愿军老兵回忆道，“打汉城是五十军四四二团进去的，三十九军进去一个营，我们没进去；我们在郊区准备炮火支援。当时，我记得过汉江以前上了半天政治课、讲入城规则。说进了汉城以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讲了，那是中国的事。说第一，不准乱杀人，就是镇压反革命乱杀人，要维护社会秩序。第二，任何吃的东西不准拿，因为当时部队啥也不要就是肚子饿，但是不准拿；不准进老百姓家。规定了几条纪律；发了三天的给养。”

在到处冒着烟和火的街道上，已经出现了欢迎中国志愿军的汉字标语。这些字就覆盖在“欢迎联合国军”的英文标语上。汉城的华侨都是山东人，熟悉的胶东口音让志愿军官兵们很感亲切。

“汉城北离汉城很近，我们是解放汉城的第二梯队，汉城基本看不到人，我也是晚上从那儿过去，过了汉城还得过汉江。你不能留在那；留在那担心敌人要轰炸。”

“汉城是一个一百五十万人的大城市，上级说：部队马上撤退，防止敌人留个空城，准备让我们的大部队进来以后，他好搞地毯式轰炸，消灭我们主力，咱们不能上那个当。上级说：占着空城没有用。部队就撤出去了；撤出去就撤到了江北。”

“美军就要跑回日本去了。”这句话在南朝鲜军民之中传播着，引起的复杂情绪难以言表。美国驻南朝鲜大使在电话中向李奇微转达了李承晚的不满，“难道贵军只会撤退吗？”被刺痛了的李奇微反唇相讥，“告诉那个老头，我现在是从汉城撤退，不是离开朝鲜，让他看看他的军队是怎样像羊群一样溃逃的吧。”

一九五一年一月五日，在朝鲜半岛上的两个城市——平壤和汉城，各有二百四十门大炮，同时鸣放二十四响礼炮，以示对攻克汉城的庆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