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建筑师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建筑设计师与创意从业者们，倾向于以一种“游牧”的方式，跨文化地进行地域创作实践。在中国和日本，也有这样一批建筑实践者，不断游走在两国的文化与经验之间，做着持续探索。

去年年末，我们也“游牧”到了日本东京，一筑一事与一言一吾共同发起“中日建筑与文化漫谈”系列对话。第二场对话聚焦于「中日建筑实践的另一种方案」，来自中日的不同代际的建筑实践者，共同开启一场寻找主体、发现世界的思想课题。

东亚地区，有两位学者关于女性主义的发声不容忽视——在中国，来自北京大学的学者戴锦华擅长通过电影史、大众文化、女性文学等视角，探索相关议题；在日本，来自东京大学的上野千鹤子的立场、观点与行动，十分强烈地启发着许多当代的东亚女性。

如今，“东亚”逐渐从一个地理概念被符号化，转变成为一种形容：“东亚小孩”、“东亚女性”、“东亚家庭”、“东亚式发疯”……在这些语境下，东亚不算一个积极的称谓，指向了生长在特定地域/文化背景下人们面对的现实：竞争激烈的社会氛围、压抑的家庭环境，“人”的个性、需求和情感得不到表达等等。

虽然，这个带着调侃与无奈的词语并非完全准确概括“东亚”的全貌，但不得不承认，对大多数生长在东亚社会，尤其像女性、儿童这样相对边缘的群体来说，还是能够相当程度地共情这些“东亚式”的处境的——

为何我们时常体会到一种无从言说的“压抑”？

为什么羞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欲望？

作为东亚女儿，为何我和母亲的关系如此纠缠？

我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

原生家庭的创伤何“解”？

……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以女性主义为代表的思想运动的发展，如今身处东亚的人们正在不断觉察并反思这些境遇。那么，身处不同东亚文化背景的女性，正在面临哪种具体的“东亚处境”？她们如何兼顾职场与生活？来自不同国家的女性创作者们，如何看待自我与世界的关系？

而换一种更为激烈/时髦的说法，我们好奇——身处东亚环境的女性，可以如何“发疯”，又如何“自洽”？

去年年末，我们走到了日本东京，发起“中日建筑与文化漫谈”系列对话。而首场对话便由女性开启，邀请了四位在跨文化背景下成长与生活的女性，共同开启这场旨在消弭隔阂、聆听彼此的旅程。

在一筑一事联合一言一吾发起的“逆向旅行：中日建筑与文化漫谈”活动现场，参与分论坛“中日当代女性的观察视角”的嘉宾们，他们是：孙海玉、胡倩、祝羽捷、静电场朔。

-本期话题-

编者按：光影流转，人流聚散，《繁花》上演的这席盛宴在上周落幕。宝总、玲子、汪小姐和李李等人在上海滩上兜兜转转，往来络绎，一边铺就各自事业的道路，一边是斩不断的情义。黄河路的喧嚣，进贤路的烟火，外滩的唐皇，就在他们背后徐徐展开。在这个冬天，《繁花》点燃了上海人的怀旧情绪，也打开了何为上海、谁是上海人的探讨。而答案要从每个人的记忆中去找寻。为此，《建筑午餐》邀请到了作家、艺术家、资深城市游荡者btr带领我们在他脑海中的上海城市地图上city walk，从街道、亭子间、防空洞、公交车聊到鲜肉月饼、椒盐大王蛇，从实体空间遁入虚构空间，他打开我们的感官，扩大地理的空间层次，更新我们对城市的感知。

本期嘉宾：作家btr

三十而立的年纪，洪人杰开始自己创业，开启了HAS design and research建筑事务所。他的作品有数万根铝条腾飞的泰国MoMA现代铝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luminum Thailand），也有纯粹到不小心落入烟火的人间居所森之墅（Forest Villa）。复杂与纯粹的交织最后落点于空间的精神性与体验感，他一直在找寻令人感动的空间，也一直在努力塑造建筑的灵魂，连接人与空间。

一沙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有人落眼于山巅，而洪人杰只觉得那是所谓“遥远的地方”，目视远方往往会忘了脚下的土地，忘了身边的那些细微之处，寄存着我们温度、记忆的种种，并不逊色于远方。他在冥想中寻我、建筑中诉我、文字中归我，虔诚又难得的“匠气”让我们感动——在纷纷扰扰的车水马龙间，在数以万计穿梭在迷雾中的人群中，仍有这样纯粹地热爱着生活的人走在自己的建筑之路上，用显微镜记录世间美好的一切。

-本期话题-

编者按：我们和屏幕到底是什么关系？2023年11月上海西岸文化艺术季，「UFO媒体实验室」从今年起将在油罐艺术公园1号罐持续展开艺术项目——UFOTerminal，开幕展览「可穿戴界面」中，一场身体与屏幕相互“粘合”的沉浸式演出以排山倒海之势将我们推到信息漩涡的崖口，反思我们被屏幕架空的身体，质问越界我们身体的屏幕。

当生活的日常抛出一个微妙的弱信号，建筑师接收到了信号给出设计，艺术家则给出了作品——UFO便想象了这样一个“新媒体建筑”，建筑体块层层剥落，露出隐藏在内部的多维空间。也许在不久的未来，这样的“未来建筑”将像那些深刻影响我们的伟大科幻作品一样走向现实。屏幕不止是表皮，也会成为内核，虚拟的像素击建筑的四壁，回响出粼粼之声。

在今年暑假上映的电影《封神》中，朱哲琴作词并演唱的《回归》再次击中人心。“你是光明失散的孩子，追寻故乡不灭的光。寂寂远方，行行游子。过千山，稻谷香。漫漫长路终有尽，心归处是故乡。”这段由朱哲琴创作的歌词不仅唱出影片的主旨，更唱出她自己在疫情期间滞留海外的游子心声。

朱哲琴从未受限于自己的歌者身份，事实上，从2013年发行《月出》这张专辑开始，朱哲琴就逐渐朝音乐艺术家和策展人的角色转型。2014年，朱哲琴受邀在北京今日美术馆举办了一场声音艺术展，也促成了朱哲琴的第一件声音作品《声觉》的诞生。2022年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期间，朱哲琴的《西樵禅钟》用水槽的意象呼应广东地区独有的“桑基鱼塘”农业模式，展览采用互动的艺术形式，让大众有机会近距离感受声音艺术之美。

前不久朱哲琴在阿那亚金山岭举办了一场《问山》音乐会，以实验音乐的形式，再一次拓展了人们对“朱哲琴”这个名字的认识。作为一个音乐制作人，她在阿那亚金山岭的山谷音乐厅、上院建筑中，策展了新的音乐与声音表达方式。“我想通过问山的音乐创作，唤醒人们的听觉感官。让人们重新听见自己的内心和自然的声音”，朱哲琴在演出后的论坛中感慨道：“城市生活的格式化封闭了人们的感官，让人在某些重要的地方变得迟钝与麻木。音乐在这里成为了一种媒介，建立起人与自然的联系。”

歌者身份已经成为了朱哲琴的过往，如今她带着“声音艺术家”的身份回归大众视野。她常说“我的耳朵比我的眼睛大（My ears are bigger than my eyes.）”，这句话对普罗大众很有启发意义——“看见”的同时，我们也不要忽视“听见”的力量，当你身处自然，听见山音的那一刻，也许正是“照见自己”的那个珍贵的时刻。

捕梦者说｜刘卫兵：远山近邻

01幸福古村
农耕文明回响

幸福古村地处成都的西南边陲，茶马古道和水运的交界点。这里是苏东坡的出生地，有耕读传家的历史，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一个样本。古村因常年隐于闹市之外，保留了传统的建筑形制和生活方式，在当代城市化背景之下，这里可以说是一处难得的“精神原乡”。

村落二三里，人烟十数家。

全依山作市，半在水之涯。

溪口横桥渡，街心断岭遮。

筒车杨柳岸，摇曳酒棋斜。

这首古诗出自四川眉山丹棱县县制文献。建筑师刘卫兵在筹划幸福古村改造项目时偶然读到，发现诗中描述的乡居景致如今依旧生趣盎然。刘卫兵是四川人，面对熟悉的乡土，他思考的原点落在了自然环境上。

项目招标时，国外事务所提出了“天外来客”式的超现实主义建筑方案，看似富有视觉冲击力，其实狠狠摧毁了中国乡土的意趣，倘若真的执行，无疑会割断古村的历史文脉，破坏这片乡土原有的生态体系。

刘卫兵对此是持反对态度的，他以英国留学时接触到“可持续建筑”、“生态建筑”的理念，对“川西林盘”这一特殊的人居生态系统进行了研究，并将这套理念应用到了幸福古村的项目改造中来。

02川西林盘

蜀人乡愁记忆

川西林盘是四川人的一个乡愁记忆，发源于古蜀文明时期，其形成及演变过程有典型的蜀地特征。“林、水、宅、田”四大要素构成了川西林盘的空间结构和形态，一般宅院隐于高大的楠、柏等乔木与低矮的竹林之中，林盘周边大多有水渠环绕或穿过，构成沃野环抱、密林簇拥、小桥流水的田园画卷。

作为成都平原传统村落的一个建筑方言，川西林盘不仅仅指建筑，也代表周边的环境。“林水”指的是环境；“宅田”就是人居住的房屋与生产场景。处理好“林水”与“宅田”的关系，也就是处理好人与环境的关系。

幸福古村的改造和幸福岭项目的设计，以“川西林盘”为灵感。项目开始前，刘卫兵在古村小住了两个星期，被这里历史的丰富性，生物的多样性所打动。散落在村落各处的生活场景和历史风貌，如同中国绘画的散点透视，丰富而动人，可以用“散、小、巧”来概括。古村里的野趣和村民朴素且久违的善意，再加上山谷里“没有现代文明冲击”的静谧，则蕴含着“古、静、拙”的气质。

03 幸福岭

生态人居理想

刘卫兵喜欢站在山崖对面远眺幸福古村，田野与民居沿着山的肌理徐徐铺陈的样子，有中国画中“远山近邻”的意境。刘卫兵珍惜古村的朴实无华，决定借鉴了川西林盘的生态逻辑来更新古村：“所有的建造，都是为了争取更好的居住方式”。

在设计规划中，刘卫兵保留了原有的植被和古迹，这是村民们的情感记忆。他也保留了山体的层次感，依山来建造房屋，并根据风向和日照来决定房屋的朝向。他借鉴了川西民居的大砖块和大屋檐，连屋檐历经时光而下陷的弧度都一并保留下来，这些都是古村的空间记忆。刘卫兵希望“对当地的老百姓和人文环境负责，留下一个活的空间机体与它共存”，因此，他还为这个水资源有限的小村落打造了一个自给自足的“水循环景观系统”，生活用水经过层层过滤，最终循环成为清澈的水源。

在村落改造的每一个决策阶段，村民们都参与其中，投票表决。书店、民宿、餐厅等商业项目的规划也十分合理，村民们占有相应的股份。这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村落更新，而是与每个村民都息息相关的民主行为。

为什么取名幸福岭呢？刘卫兵表示，这个名字取自苏东坡的“横看成岭侧成峰”，“岭”并不是“峰”，它代表着一个小高度，就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小康”，这既是与幸福相关的地理位置，也是一种谦卑的生活态度。

在幸福岭，刘卫兵不仅是一位建筑师，而更像是一位本地的乡绅，为村民过上更好的日子而努力，为乡土的未来忧心。建筑师本人似乎也找到了一种“归乡”的感觉，就像苏东坡的那句词：“此心安处是吾乡”。

建筑作为一种方法，

其实是在社会中提供一种人性的温度。
——李翔宁

有独立的思想，有批判性，

有敢于创造的勇气。这类人得出现。

——马岩松

马岩松：难隐藏的刺

建筑师通过建筑表达理念，可能有人不喜欢，但它的确是一个实际有用的东西。而刺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东西，创作者如果是一个诚实的人的话，你没法把这个“刺”隐藏起来，它还是会显示出来。

李翔宁：有刺很辛苦

有刺很累，只能趴着睡，没有办法躺下来。英语里lie on your back是一种非常放松的状态。如果建筑师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英雄，或者某些人天生有反骨，那么必承其重，你也必须忍受“有刺”带给你的这种困扰。

就像马工说的焦虑也好，或者抵抗、反抗的这样的一种意识，会带来做设计的很多张力。这种困扰也会激发你自己，每天都不能好好睡觉，就会产生琢磨这个事儿的一个动力。

马岩松：老建筑翻新

我希望和历史平等对话，今天我们也在做一个新的历史，尊重历史的方式就是和它对话，而不是把它供起来，像博物馆一样。但有时候它真是一个博物馆，真的一点都不能碰。比如我们在罗马正在做一个项目，光审批就搞了10年，我从年轻建筑师到现在，它还在建，老建筑处理起来需要非常小心，我觉得这是必要的，你需要这种非常小心和虔诚的姿态。

甚至我还认识一个日本人，就生活在高迪的圣家堂里边，从20多岁的时候开始在这里手工修复雕塑和建筑细节，一直到现在。他说自己一辈子就干这一件事，但在这过程中也是有创造的，加入了很多人文理念，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无论你动不动老建筑，采取什么措施，始终把人文的价值作为一个核心，而不是物质。

李翔宁：空间的公共性与私密性

可能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王安忆小说里曾写过，上海外滩有一个“情人墙”，是年轻人谈恋爱的地方。1980年代的时候，上海很缺乏公共空间，年轻人要谈个恋爱，不能在家，也不能在弄堂里，会被亲戚朋友看见，在学校摸黑谈个恋爱可能会被治安大队给抓了。所以那时候外滩最公共的空间，反而在做最私密的事，可以看到一对一对的情人拥抱接吻。当私人空间非常缺乏的时候，公共空间就会被挪用。

其实在西方，比如说在早期的基督教被禁的时候，教众实际上就只能在自己建的家里，或者在地下室里，或者是在墓穴里面举行小型仪式，其实那些也是非常私密的地方，变成了公共空间。

人对于公共生活的需求可以突破空间的障碍和社会文化，甚至政治的障碍，最后来满足你对公共交往的这样一种诉求，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 本期话题 -

在米兰设计周看中国设计

编者按：几乎每年4月，周宸宸都会带着自己的新作前往米兰设计周(Salone del Mobile.Milano)，在这场设计盛宴中畅游和感受，汲取养分，积蓄能量。

旅行的意义，在于换一种角度观看世界，认识自我。在米兰设计周的“旅行”中，周宸宸也试图让国际设计圈换种角度看待“中国设计”。

作为在米兰设计周崭露头角的中国设计师，周宸宸诚实地认识到自己“与发达经济体的设计理念尚有很大差距”，但也能带来一些别有意趣的思维方式，为业已成熟的西方设计界注入“惊喜”。

“人其实是没有自我的，你必须得碰到什么东西，像镜子一样反弹回来，才能知道自我在哪里。”在周宸宸看来，米兰设计周是一面镜子，让中国的设计师认清自我，也反射出中国设计将去往的方向。

后疫情时代，我们已经走出了房间，回归全球化的轮转之中。未来的日子里，“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思考差距，找寻自我”依然会是中国设计的持久议题。

2019年，《我与建筑师有个约会》栏目组奔赴巴黎，拍摄建筑师马岩松的纪录片《“坏孩子”的反成功学》。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马岩松不愿对规则妥协的叛逆不羁，他以“坏孩子”的形象闯荡建筑圈，打破平静，锐意革新。

2023年，在新片《我的刺》中，观众可以看到一个撕掉精英光环，和普通人一起奔波在城市与乡土，努力寻找自我价值的马岩松。他不再是那个以先锋理念搅动建筑圈，渴望证明自己实力的“坏孩子”。

如今的马岩松，在一个个公共建筑项目中，体会到了被社会普遍压抑下的普通人的愿景与理想。这种与大众的共情，让马岩松的新作品显现出更多人文关怀。

在影片《我的刺》中，观众可以看到马岩松“更温柔”的一面，同样不会忽略他的“长刺”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