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盛世

玄武门之变两个月后，李渊诏令传位于秦王李世民。李世民听取房玄龄等人的劝解，推辞接受。无奈，李渊只好自行退位，为太上皇，李世民继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史称唐太宗。

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政权中，存在着各种政治力量。有原来隋朝的官员，有农民起义军的将领，甚至还有玄武门之变中李建成、李元吉集团的重要人物。各种政治力量，都需要以李世民为中心进行重组。于是，李世民竭力促进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他根据自己的选人标准，不管是哪一种政治力量，只要有才能，就加以重用。

在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就设置了文学馆十八学士，作为自己的智囊团。十八学士中的房玄龄、杜如晦等，都是玄武门之变的骨干力量，可见文学馆的学士都是李世民的幕僚亲信。登基后，李世民又另设了弘文馆学士代替文学馆学士。弘文馆学士不限18人，增加了原秦王集团以外的成员。李世民根据实际需要而适时变化，没有亲疏之别，从而使大量的人才聚集在唐太宗周围。这是李世民用人之道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纳谏，是李世民笼络人才的高超手段。皇帝纳谏，是对臣下的极大尊重，臣僚必然竭力效忠皇帝，这是儒家思想“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具体体现。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的关系，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

魏征在隋朝末年参加瓦岗军，投唐后又成为李建成的洗xiǎn马，本来是李世民的敌对力量，但在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非但没有对其清算，反倒任人唯贤，对其予以重用。登基之初，李世民便问魏征，说君王怎样才是“明”，怎样才是“暗”？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李世民听后，非常赞成这个见解，他知道，自己并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魏征确实有经世治国的大才，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治理国家方面，尤其是针对大乱之后的拨乱反正，魏征主张宜快不宜慢，宜急不宜缓。唐太宗继位之时，天下初定，百废待兴，唐太宗虽有心治理好国家，但是心里并没有具体的办法。魏征认为，大乱之后治理国家，就像饿极了的人要吃东西一样，来得要快。如果人心如流水一般向下堕落，今天的人也都成了鬼怪魍魉，还谈什么治理国家呢？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问题是采取什么措施来治理国家，而不是人民是否可以教化。

在具体治理国家的方略上，魏征主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魏征认为，隋朝灭亡的教训就在于扰民太多，国家赋税极重，徭役繁多，以致民不聊生，国家的败亡就从这里开始，“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于是，唐太宗便实行了一套有利于老百姓的政策。如减少苛捐杂税，不过分压榨农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休养生息，奖励农耕。因此，在整个贞观年间，朝廷的赋税和徭役均不算太重，这是贞观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保障之一。

在执法方面，魏征主张宽缓明确。他坚决反对像秦朝那样实行严刑峻法，把人民当做鱼肉来宰割，但同时又坚决主张明正典刑，反对徇私枉wǎng法。

魏征的意见，唐太宗基本都采纳了，并积极采取有效落实和推广，三年后，唐朝就初现了“大治”的局面。

贞观年间，在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方面，唐太宗的基本态度是投降就安抚，反叛就讨伐，就是说只要各少数民族不公开与唐反抗，就以各部的酋长为都督、刺史，仍按其原来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对本族进行统治。反之，侵扰内地或对唐有严重威胁者，就坚决用武力解决。

隋末连年战乱，经济凋零，文化衰退，满目疮痍，而唐太宗在经济、政治、民族，教育关系等各方面都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民族关系也得到了极大改善，迎来了唐代空前的繁荣，唐太宗当政期间，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太平盛世，史称“贞观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