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02年，宋真宗主持了当年的科举殿试。本期重点探讨了宋朝初期科举制度在短时间内发生的变化，尤其是在防弊措施上的大量制度创新，甚至被称为“基因突变”。这些创新包括殿试、锁院、糊名（弥封）和誊录等“黑科技”。

这些严密的防弊措施并非主要针对考生作弊，而是为了防止主持考试的官僚利用选拔机会形成座主与门生之间的私人关系和政治派系，从而威胁皇权和劫持国家人事权。

与此前依赖推荐的“他荐制”（如察举制、九品中正制）不同，宋代科举通过最大限度地剔除中间环节的人为因素，发展成为一种考生通过卷面文字直接向皇帝展示自己的“自荐制”选拔机制。这种制度设计使得选官过程更加公平，强化了皇权对人才选拔的控制，并给予普通个体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机会的可能。连宰相都将女儿嫁给新科进士，反映了社会对人才和权力来源看法的转变。

公元1001年，宋朝将原有的西川路和峡西路这两个省级行政区划分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四路。这四路合起来被称为“川峡四路”，四川的得名正来源于这次行政区划。

朝廷之所以进行这种行政区划的分割（主动增加行政成本），是因为该地存在长期且严重的麻烦：持续不断的造反。虽然宋朝初年有经济剥削、对当地财富的攫取等“官逼民反”的表面原因，但节目指出，更隐蔽和顽固的原因在于一种心理上的地方分离主义，即习惯了南方十国统治的百姓难以心甘情愿认同远在开封的中央政权。

此外，宋初四川的几次叛乱，如全师雄之乱、流贼之乱、王均之乱，很多都是兵变。这些兵变背后存在一种“权反在下”的独特机制。在晚唐五代的乱世中，武装集团的首领权力常被下层士卒制约甚至胁迫，有时是被迫或半推半就地被拥戴为造反的头领。全师雄和王均的案例都体现了这种身不由己的情况。

从更宏观来看，将经历了两百年瓦解的疆域重新整合、重建秩序非常困难。然而，即使在五代乱世，中央权威也在逐步建立。公元1001年王均之乱的最终平定，标志着自晚唐以来困扰中国两百多年的大规模地方分离主义倾向基本上结束了。

《文明之旅》第一期聚焦公元1000年。

当时世界，包括欧洲和阿拉伯，普遍处于分裂和“黎明前的黑暗”中，而建国已40年的北宋正要大放异彩。通过宋朝科举考试期间大量举子涌入京城，侧面展现了当时惊人的商业服务和治安水平。

本期重点讲述公元1000年老宰相吕端的去世。以“大事不糊涂”著称的吕端，在宋太宗驾崩后，凭借智慧锁住宦官王继恩，并说服李太后，阻止了一场由太后、宦官、副宰相等人参与的宫廷政变，确保了太子赵恒（后来的宋真宗）的顺利即位。这场政变虽然牵涉甚广，但过程异常草率，事后处理也相对宽仁。

这背后深层原因在于此前五代十国乱世留下的政治阴影。五代时期皇位更迭频繁、武力至上，形成“事君如事佣者”的职业经理人心态。这场政变草率正因其带有“家事”色彩。吕端挺身而出阻止政变，象征着文臣力量的回归，推动皇权合法性从单纯武力转向基于规则和道统，标志着宋朝政治逐渐走出五代阴影。

最后强调，理解历史需代入古人视角，体会其感受和历史包袱。

本期节目聚焦于大词人柳永。

传统观点认为柳永卒于1053年。但节目引用薛瑞生的考证，通过柳永之子柳涚的科举和升官记录，认为柳永至少活到了1058年之后，推翻了1053年的结论。

柳永是婉约派代表、长篇慢词的开创者，更是宋代市民文化下“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首位流行文化巨星，也是依靠市场（青楼）而非官场生存的知识分子。

至于“柳永词为什么时好时坏”，采用“时代之眼”的视角，其作品其实是结合了文学和市场需求的产物。许多被视为平庸的作品，其实是为青楼女子量身定制的“营销广告”，内容包括点名、夸赞、甚至报价，符合市场需求。

柳永大量使用不同词牌和创作长篇慢词，也反映了青楼的客户需求和文化市场的变化。

因此，理解柳永的作品，需要看到他如何在当时艰难的社会处境下，运用才华在市场中生存和发展。

第1057期节目聚焦宋朝公元1057年的科举考试，这一年被称为“千年龙虎榜”，涌现出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程颢等众多后世闻名的人物。

这批人才的集中爆发是大宋王朝此前上百年积累的总爆发，是“厚积薄发”的过程。

这得益于百年的和平促成的民间社会网络发展、科举制度的吸引力，以及福建、江西等地浓厚的读书风气和大家族对教育的长期投入。

直接促成这一现象的，是主考官欧阳修在科举中采用了新的文章标准，强调“有话请直说”，反对形式主义文风，这与古文运动的主张一脉相承。

这种新的标准更能识别出具有“文以载道”精神的新型士大夫。

这一时期成熟并被大规模筛选出来的新型士大夫，其人格模式可以用“君子”来命名。

引用孔子的话，君子具有“怀德”（道德原则的超越性）、“德风”（改变世界的主动性）和“不器”（不断自我成长的开放性）这三大特征。

“君子人格”是中华文明的终极集体成果，深植于每个中国人的心中。

因此，1057年的科举不仅是历史佳话，更标志着中华文明筛选出新一代君子群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公元1056年（宋仁宗嘉祐元年），北宋因水灾而改年号，宋仁宗下诏自我批评并征求大臣意见。

以此为契机，以欧阳修、范镇为代表的朝中大臣们集体上书，强烈要求罢免当时的枢密使、著名武将狄青。

他们提出的理由既有迷信的“天人感应”（水灾与武将皆属阴性，需撤换狄青以顺天意），也有现实的担忧：一个战功赫赫、深得军心且受皇帝器重的武将担任最高军事长官，对宋朝“重文抑武”的政治传统构成威胁。甚至出现了狗长鸡角、家有红光等荒诞不经的指控。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宋仁宗最终妥协，于当年八月将狄青贬到陈州。狄青到任后不久，便因忧愤过度而去世。

狄青的悲剧虽然与南宋岳飞相似，但其特别之处在于反对他的并非奸臣，而是欧阳修、范镇等一代名臣。

这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宋朝自立国以来，一直在努力将五代时期受皇帝个人信任、权力极大的枢密院改造为受制于文官宰相体系的机构，而狄青的出现被视为逆转这一趋势。

更直接的导火索是1056年初宋仁宗的突发重病且无子嗣，造成皇位继承的不确定性，使得狄青这样有能力、有声望、深受军队拥戴的武将，无论是否忠诚，其潜在影响力本身就成为了文官集团为维护体系稳定而必须排除的危险因素。

狄青的悲剧反映了在特定历史情境下，政治体系的稳定往往优先于个体的清白与对错的残酷逻辑。

《文明之旅》带您回到公元1052年。这一年，大宋南方爆发了农至高之乱。然而，对宋仁宗（皇帝）而言，更紧迫的担忧来自西边的四川。四川是宋朝的重要经济区域，人口众多，是茶叶和丝绸的主要产地，贡献了大量商业税收。尽管没有实际动乱迹象，朝廷的担忧源于一个民间传言：四川每逢甲午年必有大乱，而1054年恰是下一个甲午年。这个传言虽然荒诞，但可能引发社会恐慌或被野心家利用。节目探讨了宋朝如何应对这种基于迷信的社会心理现实。通过派遣官员陈刊和张方平，宋朝采取了修筑城墙、夜间开放城门办花灯等“持续释放信号的行动”，以安抚民心，应对看不见的社会传言。这与之前对四川的猜忌和严酷治理形成对比。同时，宋朝将四川划分为互相牵制的川峡四路，从行政上瓦解了其割据的地理优势。节目指出，宋朝花了约90年时间，才将四川从心理上彻底“消化”，实现其从边疆向内地的转变。四川的例子展现了中华文明疆域扩展的独特漩涡模式：并非纯粹依靠武力扩张，而是通过文化和政治合法性等精神利益吸引周边地区向核心汇聚。曾经的边疆地区如四川和福建，在融入宋朝后，反而迎来了文化上的繁荣，涌现出三苏父子等杰出人物，成为文明新的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