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07年，辽朝新建中京，这是辽朝修建的第四个都城。

节目通过辽朝视角，探讨其如何经营内部复杂的多文化板块。辽朝人认为自己历史悠久，文化上可以傲视中原，继承了唐朝法统。辽朝拥有上京、东京、南京、中京、西京五京，它们连接了契丹人发祥地、蒙古草原、东北森林平原及华北农耕地带等不同地理和文化区域。

面对契丹、汉人、渤海等多元人口构成的复杂局面，辽朝没有采用单一治理逻辑，而是采取“全都要”的方式，推行南北两院制，分别用草原和儒家方式治理不同人群。

更重要的是，辽朝创新性地实行了四时捺钵制度。皇帝按照固定的时间和路线，春、夏、秋、冬巡幸不同地点，如春天去鸭子河泺与东北渔猎部落沟通、交易，夏天去草原北部避暑并接见游牧部落，秋天去草原西部安抚党项等，冬天去南方农耕区收取粮食和进行交易。

这种移动的朝廷并非休闲游玩，而是为了解决与不同文化区域人群的沟通问题，通过皇帝的现场办公，促进内部融合和经济往来。这种富有弹性的政治作风，是辽朝作为一个由游牧者建立的王朝能延续两百多年的重要原因，也为后来的元、清等王朝提供了治理多民族国家的启发。

本期探讨了瓷都景德镇何以能在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长盛不衰，成为农耕文明海洋中的工业化场景火种。

节目指出，景德镇地处江西北部的山区，这一地理位置在战乱频发的古代提供了天然的保护屏障。与依赖土地的农业经济不同，工业经济更依赖于人和技术，暴力难以有效控制这一核心生产要素。

宋朝时期，朝廷对景德镇实行按窑征税的政策，这种税收方式反而激励了当地瓷窑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单窑产量，以降低单位产品的税负。同时，市场需求的波动，例如北方人口南迁带来的审美变化，也促使景德镇不断进行产品创新，成功创造了受到市场欢迎的青白瓷等。

景德镇的发展历程体现了工业文明的“破坏式创新”精神，不拘泥于传统路线，而是积极探索新的技术和市场方向。它追求标准化、低成本、大规模生产，致力于让产品服务于普通大众。节目认为，景德镇独特的工商业文化和当地人勇于创新、不拘泥于传统仕途的心智模式，也是其千年存续的重要因素。

景德镇作为中国古代文明中的一个工业火种，展示了另一种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虽然它并未直接引发工业革命，但其长期存在为未来的文明跃迁保留了重要的基因。

这一期讲公元1004年宋辽澶渊之战。节目探讨了在大敌当前、辽军逼近都城开封的危急时刻，宋朝如何抵御住辽朝的进攻并最终实现和平。

节目指出，1004年辽军主力南下，直逼黄河北岸的澶州。宋朝廷内部面临巨大心理冲击，就是否南迁产生了激烈争议。宰相寇准力主皇帝宋真宗亲征前线，而非逃离。

节目分析，宋朝在军事上存在明显劣势，如骑兵数量和质量不足，以及失去了作为北方屏障的幽云十六州，并且面临历史上对辽作战屡败的心理阴影。

然而，宋朝通过转型，发展出独特的防御能力。他们凭借强大的人力和经济优势，修建了如塘泊、鱼塞这样的大型人工防御工事。同时，技术优势也转化为战斗力，例如发展了床子弩等强力弩机。

辽军在进攻中受阻于宋朝的防御工事，未能快速攻克重要据点。辽军主帅萧挞凛意外被宋军弩箭射杀，极大地打击了辽军士气。这些因素导致辽军陷入困境，愿意回到谈判桌。

最终，宋辽双方签订了澶渊之盟，虽然宋朝需要支付岁币，但成功保住了领土，换来了此后120年的和平。节目认为，从保住领土的角度看，宋朝在此战中略占上风。这种结果反映了宋朝从传统的进攻性军事策略转向强调防守和内部稳定的国家发展方向，以及其国家目标可能更侧重于维护百姓福祉。

公元1002年，宋真宗主持了当年的科举殿试。本期重点探讨了宋朝初期科举制度在短时间内发生的变化，尤其是在防弊措施上的大量制度创新，甚至被称为“基因突变”。这些创新包括殿试、锁院、糊名（弥封）和誊录等“黑科技”。

这些严密的防弊措施并非主要针对考生作弊，而是为了防止主持考试的官僚利用选拔机会形成座主与门生之间的私人关系和政治派系，从而威胁皇权和劫持国家人事权。

与此前依赖推荐的“他荐制”（如察举制、九品中正制）不同，宋代科举通过最大限度地剔除中间环节的人为因素，发展成为一种考生通过卷面文字直接向皇帝展示自己的“自荐制”选拔机制。这种制度设计使得选官过程更加公平，强化了皇权对人才选拔的控制，并给予普通个体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机会的可能。连宰相都将女儿嫁给新科进士，反映了社会对人才和权力来源看法的转变。

公元1001年，宋朝将原有的西川路和峡西路这两个省级行政区划分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四路。这四路合起来被称为“川峡四路”，四川的得名正来源于这次行政区划。

朝廷之所以进行这种行政区划的分割（主动增加行政成本），是因为该地存在长期且严重的麻烦：持续不断的造反。虽然宋朝初年有经济剥削、对当地财富的攫取等“官逼民反”的表面原因，但节目指出，更隐蔽和顽固的原因在于一种心理上的地方分离主义，即习惯了南方十国统治的百姓难以心甘情愿认同远在开封的中央政权。

此外，宋初四川的几次叛乱，如全师雄之乱、流贼之乱、王均之乱，很多都是兵变。这些兵变背后存在一种“权反在下”的独特机制。在晚唐五代的乱世中，武装集团的首领权力常被下层士卒制约甚至胁迫，有时是被迫或半推半就地被拥戴为造反的头领。全师雄和王均的案例都体现了这种身不由己的情况。

从更宏观来看，将经历了两百年瓦解的疆域重新整合、重建秩序非常困难。然而，即使在五代乱世，中央权威也在逐步建立。公元1001年王均之乱的最终平定，标志着自晚唐以来困扰中国两百多年的大规模地方分离主义倾向基本上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