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读台湾｜一篇散文看岛屿今昔

张晓风/文

她坐在淡金色的阳光里，面前堆着的则是一堆浓金色的柑仔。是那种我最喜欢的圆紧饱甜的“草山桶柑”。而卖柑者向来好像都是些老妇人，老妇人又一向都有张风干橘子似的脸。这样一来，真让人觉得她和柑仔有点什么血缘关系似的，其实卖番薯的老人往往有点像番薯， 卖花的小女孩不免有点像花蕾。

那是一条僻静的山径，我停车，蹲在路边，跟她买了十斤柑仔。找完了钱，看我把柑仔放好，她朝我甜蜜温婉地笑了起来——连她的笑也有蜜柑的味道——她说：“啊，你这查某（女人）真好，我知，我看就知——”

我微笑，没说话，生意人对顾客总有好话说，可是她仍抓住话题不放：“你真好——你就像我少年伊辰一样——”

我一面赶紧谦称“没有啦”，一面心里暗暗好笑起来——奇怪啊，她和我，到底有什么是一样的呢？我在大学的讲堂上教书，我出席国际学术会议，我驾着车在山径御风独行。在台湾，在香港，在北京，我经过海关关口，关员总会抬起头来说：“啊，你就是张晓风？”而她只是一个老妇人，坐在路边，卖她今晨刚摘下来的柑仔。她却说，她和我是一样的，她说得那样安详笃定，令我不得不相信。

转过一个峰口，我把车停下来，望着层层山峦，慢慢反刍她的话。那袋柑仔个个沉实柔腻，我取了一个掂了掂。柑仔这东西，连摸在手里都有极好的感觉，仿佛它是一枚小型的液态的太阳，可食、可触、可观、可嗅。

不，我想，那老妇人，她不是说我们一样，她是说，我很好，好到像她生命中最光华的那段时间一样。不管我们的社会地位有多大落差，在我们共同对这一堆金色柑仔的时候，她看出来了，她轻易地就看出来了，我们的生命基本上是相同的。我们是不同的歌手，却重复着生命本身相同的好旋律。

少年时的她是怎样的？想来也是个有着一身精力，上得山下得海的女子吧？她背后山坡上的那片柑仔园，是她一寸寸拓出来的吧？那些柑仔树，年年把柑仔像喷泉一样从地心挥洒出来，也是她当日一棵棵栽下去的吧？满屋子活蹦乱跳的小孩，无疑也是她一手乳养长大的吧？她想必有着满满实实的一生。而此刻，在冬日山径的阳光下，她望见盛年的我向她走来购买了一袋柑仔，她却像卖给我她长长的一生，她和一整座山的龃龉与谅解，她的伤痕她的结痂。但她没有说，她只是温和地笑。她只是相信，山径上总有女子走过——跟她少年时一样好的女子，那女子也会走出沉沉实实的一生。

我把柑仔掰开，把金船似的小瓣食了下去。柑仔甜而饱汁，我仿佛把老妇的赞许一同咽下。我从山径的童话中走过，我从烟岚的奇遇中走过，我知道自己是个好女人——好到让一个老妇想起她的少年，好到让人想起汗水、想起困厄、想起歌、想起收获、想起喧闹而安静的一生。

杨明/文

在金门街住了十几年，回家时每每从罗斯福路转进金门街，有时搭乘地铁，也从同安街穿进去，蜿蜒的小街在罗斯福路与河堤间纵横，狭窄曲折，初时总觉得这只能说是巷子，罗斯福路二段多少巷，哪里算得上是一条街啊，至今穿金门街而过的晋江街，我依然弄不清准确的位置，以及确切的方向。

但此处街虽小却颇有怀旧情致，只营业到下午四点的鱼丸汤小店，电视美食节目介绍过的干拌面和锅贴，从古亭市场迁来的老店三六九上海包子，还有临近尔雅出版社午后才能吃到的肉圆、面线羹，走在小街里，那些陈设简单却料理出好味道的小店，久吃不腻的庶民小吃，让城南生活多彩多姿起来。

但人往往对自己身边的事物习以为常，而忽略了其中的美好。

二〇〇八年，我在四川讲学，正是料峭春寒的时节，说到了余光中先生的《听听那冷雨》，写的便是台北细雨不断的春天，他说：“每天回家，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想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

浓浓的乡愁一时漫淹开来，霎时金门街的种种浮现眼前，就连路口的7-11便利店一下子也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余光中先生在厦门街住了一段不短的时间，他许多重要的作品都在这里完成。隐地先生的尔雅出版社也在厦门街，每每经过，还有着钦慕文学名家的粉丝心情，不知道谁就要从这里推门出来了。

当然，余光中先生居于此时，大概7-11、全家、85℃、顶好超市这些二十四小时连锁店都还没有开起。

如今深夜的金门、同安街区在安静中，又多了些丰富生意，从罗斯福路到河堤，面积并不大的这一块城区，新旧并陈，融洽共存，这是台北老城区的生活痕迹，也是其特色。

金门街巷里家居生活宁静悠缓，由金门街更向深处走，穿过河堤快速路，可以在河滨公园散步放风筝骑自行车；朝外走，穿过罗斯福路，则来到充满异国美食的师大路，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德国、希腊、意大利各国料理齐集，台北城南的生活小巧多元精致，而且巷弄里也饱含文化气息。

如今，同安街底的纪州庵更是成为台北市重要的文学聚会地，不拘形式、主题与年纪，文学人安静而飞扬地在小街出没。

有时去买肉圆，会见到丹扉女士与人喝咖啡，管管潇洒地迈开大步，爱亚姐优雅地行过树下……

城南生活的缤纷含蓄而内敛，丰富却不张狂，让人可以亲近，不是五光十色的繁华喧闹，而是意蕴悠长。

袁琼琼/文

年轻的时候，有个大我二十岁的女朋友告诉我：“人不是渐渐老的。”

她没生过孩子，直到三十多岁都还维持着少女的身材，皮肤光洁，发丝乌亮。时常被误认为大学生。有一天早上起来，忽然就发现自己老了。

以前听她这样说，觉得是无稽之谈。现在发现：是真的。

有一天早上起来，忽然就看不见了，眼前的东西模糊，报纸上的字像小蚂蚁般跑来跑去。

刹那间，我有了老花眼。

忽然就头发白了。

忽然就皱纹满面。

忽然腰间就多出一圈肥肉。

忽然所有的水分都堆积在脸上。

忽然就有了双下巴。

不骗人，真的就是这样。

这让我觉得很像电脑跑程式，人体里的那个机制是定在某一点上的，当程式跑到那个点上的时候，也许体内会有“咔嗒”的一声，机制便开始启动。

于是就头发白了。

于是就皱纹满面。

于是就腰间多出一圈肥肉。

于是就所有的水分都堆积在脸上。

于是就有了双下巴。有了老花眼。

形容人有赤子之心，英文里有一句话是：“他里面有个孩子。”我倒觉得每个孩子里面都有个老人，随着时光过去，就像发芽一样的长出来。

等“老人”完全长出来之后，我们便忽然过完了一生。

林清玄/文

从前在过年的时候，大人会把很多写着“春”字的红纸贴在米瓮上、水缸上，还有糖罐、灶间，甚至也贴在衣橱上。

有一次，我疑惑地问父亲，“为什么到处都贴着春字呢？”

他说：“希望年年有春。”在闽南语里，春天的“春”和剩下的“剩”是同音字，到处贴着“春”字，是祈望年年有剩余的意思。

父亲也常说：“心里若有春，就是富有；心里若是无春，就是贫穷。”意思是说，心里知足、常有剩余空间的人就是富有的人；心常不足、不断贪求的人就是贫穷的人。

闽南话称那些富有的人叫“好额人”或“好业人”，可见富有的人不必要有很多钱，而是有高广的额头、有智慧的意思；富有的人不是拥有最多东西的人，而是不断造善业的人。

富有的标准，因此不是有多少财产，而是有没有智慧与宽裕的心。

富有的标准，不是能占有多少东西，而是能不能布施与关怀。

富有的标准，不是有多少名利权位，而是有多少的幸福和感情。

每当我想起从前贴在米缸上的“春”字，就想起父亲的话，希望自己的心常常有春，有更大的空间来包容更多的智慧与爱。

张曼娟/文

我喜欢坐电车，因为廉价，因为有年岁，因为它穿梭在最陈旧破败的地区，也经过世界一流的顶尖建筑物。

新与旧，贫和富，丝毫不显矛盾冲突地交融在一起。九七来临之前，机场兴建，填海工程，更多的高楼大厦，片刻也不停歇。

电车，会一直保留下来吧？我看着车上男女老少、各式各样、挤得满满的乘客。这不仅是实惠有效率的运输工具，还保留了香港人已不多见的、从容不迫、悠闲的生活情调。

住着住着，也熟了。穿越街市，便来到皇后大道，吃一客简易午餐，到中环天星码头搭船渡海，往尖沙咀去。逛逛填海出来的繁华尖东，到九龙公园歇腿赏鸟，看着暮色里被灯光燃亮的弥敦道。

这样的一座城市，被海洋温柔拥抱，不会轻易倾覆的，纵使有变动。

回到湾仔，准备过马路返家，忽然看见泊在路旁的电车，挂着往“筲箕湾”的牌子，是比较寥落的地区，我不曾去过，那么，去看一看吧。

才一动念，已跳上车，拣了个靠窗的座位，黑夜里，愈走愈冷清，天后、炮台山、北角、鱼涌，愈走愈荒僻，太古、西湾河……反方向电车擦身而过，乘客木然的脸孔镶在日光灯的车窗里，未及转世的幽灵。

我忽然觉得夜风冷飕飕的，拉紧长袖外套，拢了拢被吹乱的发丝。

季节已暗中偷换，九五年将近尾声。

（完）

张曼娟/文

有朋自远方来，我充任向导。

参观过街市，乘坐了电车，又到中环交易广场巴士总站，等候双层巴士，往浅水湾、赤柱行去。

因为有经验，所以知道巴士的最佳座位在上层最前排，车子离开市区，入山以后，愈发惊险刺激。狭窄的山道，一边是岩壁，另一边是断崖，车身急速转弯时，仿佛要撞上岩壁；再一个急转弯，好像被抛入断崖，海上的拍岸浪花似乎就在身下，一种极度危险的濒死感受，只一眨眼，又回到绿意盎然的山道，白花花的秋阳，懒懒的映照。

赤柱的滨海市集，餐厅和咖啡馆，充满异国情调。

浅水湾的金黄色沙滩，据说是从国外运来的细沙，格外珍贵。秋天的海岸已打烊，仍有三三两两的游客漫步，走着走着，也许可以看见一轮明月。

看着看着，忽然惊觉，这不是白流苏在浅水湾酒店看过的那个月亮？

这是张爱玲逝世以后，香港第二次的月圆了。因为闰八月的缘故。

张曼娟/文

逛菜市，一直是我乐此不疲的嗜好。

更何况，我所居住的街底，便是绵延数条街道巷弄，港岛规模最大的“街市”。香港人管菜市场叫作街市。

那街市陈列贩卖着各式各样的飞禽走兽，游水海鲜。一笼笼的鹧鸪、鹌鹑、乳鸽、汤鸽，什么龙山鸡、惠安鸡，大小形状皆不相同。有白色羽毛的鸡，羽毛尖端在阳光下灿然闪亮，气宇轩昂，我替它命名“金丝鸡”，并封它为街市之冠。不料过两天又来了两只“吉林老山鸡”，璀璨的花色与翎毛，根本是鸟禽图鉴上才看得到的，金丝鸡立时被比了下去。

秋天一到，街市悬起一张又一张红幡，“苏州大闸蟹”“正宗鄱阳湖大闸蟹”，经风一吹，呼啦啦，气势好不壮阔。那些青色的蟹倒是规矩乖巧的，被草绳牢牢捆缚，一排排堆栈在玻璃冰柜，一派知命任命，毫无异议的样子。

香港的家庭主妇，喜欢下午再去街市采买一次，烹调晚餐才新鲜。因此，黄昏街市是人潮聚集的高峰。

水果摊上，我看见一个妇人在插着“一斤10元”的牌子下，挑了一袋水晶梨。于是，我也挑了两只梨，年约四十几岁的老板娘听见我的口音，铁面无私地说：“二十元。”

“不是，不是一斤十元吗？”我大为惊骇。

而那块牌子，“一斤10元”的牌子，不知何时已自动蒸发，使我怀疑，其实是自己的幻觉。

天黑以前，摊子上一盘盘活跳硕大的虾子，引起我的注意。

“一盘十五元？”我问老板。有了前车之鉴，恐怕老板一翻脸，一只虾子十五元。

“是啊。”老板误判我为大陆妹，十分得意，自豪的口气：

“我们香港是这样的啦，不像你们内地呀……”

提着活虾回家，倒入水槽才发现，所谓活虾，只有上面三五只，底下的不但全死了，还是一些虾儿子，虾孙子，我看着，终于忍不住笑起来。

非常中国人的地方啊。一点机巧、一点狡狯，一点欺生与自大。非常充沛的生命力。

张曼娟/文

租赁了湾仔一幢二十一层高楼的小公寓，为的是小客厅有一面大窗户，很充足的日照。我发现自己在黄昏时分，便不由自主坐上宽阔的窗台，看着远处近处，盘旋飞翔的老鹰。

我没见过其他繁华的大城市，有这么多老鹰。它们的姿态很优雅，然而，天色愈来愈昏暗，我为它们担忧，到底要在何处憩息呢？其实根本无须操心，这里是它们的家，我才是过客。

我的住处比邻公园，愈外围地势愈高，高楼愈崇峻，从窗口探出头，“中环广场”这幢最高的建筑物，宝剑一般锋利光亮的屋顶尖端，指刺夜空。

刚到香港时，入夜总要下一阵大雨，我从梦中醒来，疾疾奔走，赶着去关每一扇窗，再跌回梦里。

第二天醒来，阳光依然灿亮，几乎要怀疑，那雨究竟下在夜里；抑是在梦里？

秋意渐浓，不再夜雨。

吃过晚餐回来，来不及开灯，先被窗外远远近近，接着被攀升的层层华灯震慑。

朋友的电话来了，问我是否平安到家。是的。我有些心不在焉。

“发生了什么事吗？”朋友问。

我说没事。

这是一个秘密，而且神奇。说出来了，恐怕就消失不见，所以不能说。

原来，我住在这城市的灯火之谷。

张曼娟/文

小时候，听人说“香江”，我以为那是一条江。

后来听人说“香港”，又以为是一个港。

成年以后初游东方之珠，才知它流丽似江，繁嚣若港。

还背负着民族的屈辱，历史的沧桑，不能自主的命运。

这也是座城，曾以它的颠覆，成全了白流苏，也成全了张爱玲。

历史上倾国倾城的女子，大抵如是，只是她们自己并不知道。

我走过湾仔旧区的书报摊，仍可以看见以张爱玲为封面的杂志，陈列贩卖。她的黑白相片，夹杂在那些鲜艳夺目的影视明星与光怪陆离的寻奇搜异之间，格外显出一种旧时代的迷离感伤。

苍凉么？张爱玲已说到绝，说到尽，又以生命去实践。

我遂噤声，随着人群搭上已有九十年高龄的电车，是张爱玲乘坐过的木椅；行走过的轨道吗？

一九九五年，秋天。

在香港停留的日子，搭乘叮叮作响的电车，晃晃悠悠，往上环去。

太阳光暖洋洋照在身上，穿着短袖，仍有些微汗意。

李进文/文

每天骑着脚踏车上班，一晃也好几年过去了，突然，真的是突然，就想今后不开车了。试着减掉一向觉得不可或缺的倚赖，看看会怎样？车卖掉后，从此不必定检，不必缴燃料税和牌照税，不必付停车费，不必买车险，不必按时洗车和暖车，不必对油价敏感，不必再为迷路困扰。

生活中我在意的对象，书是其一，减掉买书和出版书会怎样呢？也许就会回过头来温习旧书，“温习”这个词，在网络时代突然变得很陌生。温习，有一种心境安顿的感觉，有一种重新发现的惊喜，像和老朋友促膝谈心于树下，晚风习习，让焦躁的信息回归知识的安稳与人生的微悟。所以减掉书，并不会怎样，反而精神都温柔地环保起来了。

陪伴小孩很重要，上了中学后，小孩现在没我陪伴也不会怎样。陪伴像是加法，用父母亲去加自己的孩子，愈加愈复杂难解。其实，陪伴更应该是减法，孩子只偶尔需要我静静地倾听，以朋友对朋友的眼神交流，其余，就让彼此享受那种减到最清净的孤独。每个孩子都需要品尝孤独的滋味，生命才会渐渐有厚度。他们从来都很清楚父母亲对他们很重视，但是，重视比不上一次面对面的注视。注视，才听得见成长的声音。或许，最需要陪伴的，是我自己吧？我没有陪伴那个沮丧、失控、抓狂的自己，我没有以朋友对朋友的眼神注视自己。

手机坏了，想说完蛋了，大家都找不到我，后果一定会怎样又怎样。但几天后发现，真想找我的人一定找得到（十三世纪波斯诗人鲁米说：每个爱你的人/都会在你消失不见的几天爱上你）。然而多数是不需要我的人，原来我不是那么重要。我重视手机的程度是否远远超过友情？生活减掉手机等于友情，敢不敢试一试？

在台北一直没买房子，也认真找过房，找到后来有一搭没一搭的。如果我的心就是一栋房屋，心里时时有家人，我移动到哪里，哪里就是家，没买房子并不会错过亲情。

没房子、没手机、没藏书、没车、没时时刻刻陪着孩子……会怎样呢？我自问，是因为害怕错过什么吗？我们明明知道人生难以掌握，却偏偏无法释怀。其实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错过生命中诸多选项，一辈子都在无望地期待日子好转。错过不代表错，有时互相错过，是这辈子的幸运。因为错过而选择了别的，或者庆幸不必选择，也没什么不好。

挂心工作，老是忘了亲情或者好好读一首诗比工作重要。工作到底可以怎样呢？如果不能怎样又会怎样？就这样累了整天，睡前崩溃一次，早晨再重建一次。我们总是把梦加多再加多，变痴肥了，鲁米说：“当你成为多，你就是无/是空。”于是我们分不清梦与梦想是两回事，梦是需要想的，否则不可能实现。每天减一个梦，梦想就会愈来愈明显。

每天早晨试着对工作笑一个，心怀感谢。感谢我们可以互相提供荒谬，让人生与文学彼此印证。感谢忍受我脸色的人们（波兰诗人辛波斯卡说：我亏欠那些/我不爱的人甚多），他们提醒我别人忍受的底线是——不笑没关系——至少不能可笑。然而，工作应该还要再减或简到它的核心，变成值得付出的事业，只有视为事业才能专心在每一次的对待——对待任何人以及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全心全意。

减掉什么，不会更坏，有时更好。不管减掉什么，生命中一定存在另一份工作，另一个梦想，另一种度日……鲁米说：“黑暗就是你的蜡烛/你的边界，就是你追寻的起点。”种种希望的可能，总在减到最简单的时刻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