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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桌子先生 桌子的生活观 

主播：杨程昊（添加主播微信zhubochenghao，备注“进群”进听友群）

1

从前天晚上开始，一张照片在许多人的朋友圈里疯传，照片上，是一个叫“梅姨”的中年妇女的彩色头像，不过后来被证实非官方公布，就是下面这个图片（林宇辉警官画的素描）。

这让这个梅姨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梅姨”到底是什么人？这张照片又是怎么回事？

一切都要回溯到2005年1月4日。

那天，距一个叫申聪的男孩的1岁生日，还有10多天。他和父母一起生活在广东增城的一间出租屋里。

这个孩子白白胖胖，很爱笑，是父母的心头肉。

父母提前很多天，就开始筹备他的周岁生日宴，包括在哪家饭店，订多少桌，邀请谁。

然而，这个幸福家庭的平静生活，被无情地毁掉了。

1月4日上午10点40分，是刻在申聪父亲申军良心里的一串数字，之后的10余年，他只要一想到，心就会像刀割一样痛。

那时，正在上班的他接到妻子的一通电话，电话那头的妻子语无伦次，哭着说孩子被人抢走了。

如同一声惊雷在耳边炸响，申军良失魂落魄地赶回家，家里只剩哭泣的妻子。

妻子说，事情发生的时候，她正在厨房做饭，儿子在房间里睡觉。

突然，两个人闯了进来，其中一个抱住她，往她脸上喷洒不明液体，并用胶带绑住她的手，另一个人抱起熟睡的申聪就往外跑。

当她终于挣开胶带，恢复意识时，已经过去了5分钟，整栋楼里静悄悄的，哪里还找得见歹徒和儿子的影子？

看到这个过程的时候，桌子都觉得心惊肉跳，光天化日啊，而且是在自己家里，人贩子居然那么猖狂，入室抢孩子！

在那黑暗到极致的5分钟里，孩子母亲心里该经历了怎样地狱般的煎熬？这对平凡的父母，该怎样面对失去孩子之后的巨大缺口？

父母失去孩子的心有多痛，我们就有多愤怒。

好好的一个家，就这么散了，从此“团圆”二字成了扎在申军良心里的一根刺。

为了找孩子，只是一段很小的监控视频，申军良当众给人下跪哀求。

为了找孩子，他把寻人启事，贴遍了广东几个市，几个县的大街小路。

为了找孩子，他深入广东偏僻的城中村，晚上的时候被小混混把身上的现金和财物全抢光。

那一部手机，是他全部的希望，最后也被小混混抢走，那一刻他心如死灰。

他曾经也想过在黑暗的夜晚自杀，可是一想到自己的孩子现在还在等着自己去救，他就觉得自己还不能死。

自从失去孩子的那一刻，申军良从来没有过过一天正常的日子， 妻子每天以泪洗面，精神失常，他辞去前途大好的工作，踏上了漫漫寻子路。

从28岁到42岁，整整15年，他都在寻找自己的孩子，花了100多万，欠了几十万的债务。

没钱了，他就选择打工，去给别人当货车司机，然后又把赚来的钱去寻找孩子，他把自己的一生都搭在了寻找孩子的路上。

只要哪里有线索，他就会不计代价地跑过去。

2016年3月份的时候，事情终于有了转机，5名拐卖儿童的嫌犯被抓获，其中就有当年抢走申聪的两人。

这时，申军良才知道，自己的儿子被人以1.5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一对夫妇。

他欣喜若狂的跑过去，但是嫌犯却说，孩子究竟卖到了哪里，卖给了谁，只有梅姨知道。

因为他们拐来的孩子，都是一个叫“梅姨”的中间人来寻找买主的，也就是说，只有“梅姨”才知道孩子到底被卖到了什么地方。

但“梅姨”一直没有落网，至今仍在逍遥法外。

假名字、假身份证、假银行卡……什么都是假的，人们知道的，只有一个叫“梅姨”的外号。

不仅仅是申军良的儿子，被拐卖的孩子一共有9个，而矛头通通指向了梅姨。

其中一名嫌犯说，梅姨当年给他拍胸脯承诺过：不论男女，只要有小孩，她都要。

从她讲这话的背景就知道，梅姨的人脉很广，“神通广大”。

有人说，在广东地区，无论是已经买了孩子的家庭还是没买孩子的家庭，很多都认识梅姨。

但是现在梅姨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2017年6月，警方绘制了“梅姨”的模拟画像，并描述了她的一些特征：

绰号“梅姨”，牵扯多起儿童拐卖事件，真实姓名不详，年龄约为65岁左右，身高1.5米，口音为粤语，还会客家话，平时以红娘工作为隐藏。

这两天网上流传 “梅姨”画像，由于对破碎家庭的同情，对人贩子的痛恨，才让“梅姨”的画像，一夜之间出现在了所有人的朋友圈里。

2

人贩子作案的手段到底有多可怕？

以梅姨下面一个叫张维平的人贩子为例。

张维平在广州市镇龙镇一家毛织厂附近租了个房子，他没有身份证，房东没办手续就让他住下了，邻居们不知道他的真名，都亲热地叫他“老乡”。

张维平盯上了刚满两岁的佳鑫。他踩了几次点，知道佳鑫的父母白天上班，家里只有个爷爷。

于是，他经常过去和佳鑫的爷爷聊天，陪孩子玩，给他买吃的，取得了佳鑫一家人的信任。

2005年12月31日9点多，佳鑫的爷爷把孩子抱到出租屋门口玩，自己到隔壁公共厕所打水洗鞋子，张维平过来了，他把自己的钥匙交给佳鑫爷爷，说他出去玩一会儿。

老人不怀疑他，随口答应了一声，等他做完家务回来，孩子已经不见了。

2005年，张维平在惠州博罗县的某处建筑工地，脚部受伤，可怜兮兮的扮做一个农民工，向人群哭诉自己受伤了，钱也花光了，现在也找不到工作……

其实，他只是在“钓鱼”。

多年混社会经验告诉他，一定会有善心人上钩。

果然，一个同是在外打工的李大哥看到了，他把张维平背到诊所，又是出钱给他治病，又是把他带回家管吃管住，等他病好了，李大哥还到处哀求一个工作给他。

等张维平一切都变好了，病好了，工作也要着落了，他亲自到李大哥家里“登门答谢”。

两人一见如故，聊了很久的天，张维平一口一个恩人，嘴巴像抹了蜜一样，让李大哥“飘飘然”。

后来张维平说，在家里坐累了，想要出去透透气，也把孩子带下去玩，给孩子买包子吃。

李大哥满口答应，可是他在家里备了好酒好菜等他，左等右等，都不见踪影。

十二年后，李大哥和张维平的再次遇见就是在法院的审判庭上。

此时失去孩子的李大哥，完全变了一个人，满脸的沧桑，身材瘦弱，他愤怒地指着张维平说：“我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清楚……你为什么要害我全家？”

张维平始终没有应答。

现在人贩子的猖獗程度，正常人是想象不出来的。

广州市中心的一家商场，一对父母带着两岁半的孩子用餐，孩子在餐桌附近玩。

随后过来了一位40多岁的女人，她摸摸孩子的头，突然蹲下身、抱起孩子就走！

孩子父亲赶紧上前阻拦，不想对方却一口咬定，这是她的孩子！两相争执之下，孩子才没被抢走。

一个父亲牵着孩子在外面散步，突然从后面冲过来一个陌生的女人，伸手就去抱孩子。

同时，从四面八方围过来一群人，把男子推倒在地拳打脚踢，口里喊着“抓人贩子了！”女人趁乱抱着孩子，很快上了一辆车。

这个父亲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抢走。

一个妈妈推着婴儿车，一个男人迎面走来，伸手就要抢孩子。

父母在身边尚且如此，更别提那些独自一个人的孩子了。

一间无人看守的小超市里，一个男子走进来，直接把站在收银台椅子上玩的小女孩抱走。

马路上，一个男人从车里钻出，抱住一个正在走着的男孩就往车上拖，而走在前面的行人，根本没意识到身后发生了这么恐怖的事。

哪个做父母的看到这样的场景不是心惊胆战？

我们原本以为，只要我们牵紧孩子，或者对孩子做好安全教育，坏人就不能趁虚而入，但是，真实的场景让我们不寒而栗，继而产生深深的无力感。

做父母的，孩子哪怕受了点皮外伤，都心疼得不得了，更别说想象孩子被拐走之后的情景。

能被卖到某户人家家里，已经是最好的归宿，还有的孩子，被摘去器官，被砍断手脚行乞。

看着这些由人贩子制造的人间炼狱，每个有血有肉的人，都会忍不住出离愤怒，恨不得得而诛之。

可是对丧心病狂的人贩子来说，孩子只是个商品，他们觉得，不就是个孩子吗，大不了再生呗。

这个面相凶恶的女人，叫陈莲香，两年拐卖46名儿童，还害死了两名，号称“中国第一人贩子”。

警察问她：你为什么要拐卖儿童？

陈莲香：钱来得快！

警方：你不晓得这是犯法吗？

陈莲香：不就一个孩子吗？丢了再生一个呗！

警方：你主要对哪些孩子作案？

陈莲香：主要是看着健康，“质量好”才能卖个好价钱。

警方：你用什么方法拐卖儿童的？

陈莲香：好哄的就骗，机灵的就抢，实在不听话的就打晕带走。只要大人不注意，一般都能得手。

警方：拐卖过程中为什么要杀孩子？

陈莲香：那孩子哭声太大，差点把人招来，我那个同伙怕惹事，就把孩子丢河里了。这是他干的，不是我干的。

可是这些畜生不知道，对父母来说，孩子就是他们的命啊！

3

失去孩子的父母，后来他们怎么样了？你永远也想象不到！

被梅姨拐走的孩子佳鑫，他的父亲辞掉工作开始寻找孩子。

把周围的县城、村庄全都找了个遍，一无所获，2008年上半年开始，佳鑫父亲的精神出现了很大问题，经常自言自语。

可能他觉得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孩子了，觉得人生已经绝望了。

在火车开到广东清远时，佳鑫父亲站起来去上厕所，然后，悄悄地从两节车厢的连接处跳了下去。

他以这样惨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一个叫罗长美的女孩，被拐卖到福建，失去女儿之后，父亲因为积思成疾去世，母亲变得疯癫。

她的母亲因为女儿被拐疯癫了整整三十年，可是再见面的时候，她依然可以清晰喊出女儿乳名美美。

还拉着她去父亲的坟头上香，在场的志愿者都哭了。

在成都年过半百的网络约车司机王明清，他寻找被拐女儿整整24年。

他为了找到女儿，做专车司机，向乘客一遍遍复述女儿的故事。

两年里，王明清跑了11000多单，载过数万名乘客。

“相信她能回来是我唯一的支撑，只有在找女儿的路上，我才感觉自己是个父亲。也每天想象着，说不定哪一天，女儿能坐上自己的车……”

后来他终于等来了朝思夜想的女儿，一声久违的“爸爸，我回来了”，让他泪流满面。

在电影《失孤》中，刘德华饰演的父亲，苦苦寻找丢失的儿子十五年。

他变卖家产，跨越大半个中国，把所有去过的地方都标记，不放过任何一丝希望。

曾经有人问我，为什么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会用一生的时间去寻找孩子？

因为丢掉了孩子，父母再也没有办法去好好活着了，他们觉得自己在好好活着，就是对孩子最大的背叛。

吃饭的时候，吃着吃着，忽然想起自己的孩子现在吃的是什么？

睡觉的时候，忽然梦中惊醒，自己的孩子现在过得怎么样？人贩对他还不好？

最害怕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对别人来说是“节”，对他们来说是“劫”。

“宝贝回家”的创始人张宝艳说的很好：失去孩子的父母只有寻子的路上，才会觉得对孩子有一个交代，才会感到有那么一丝丝的心安。

电影《失孤》的原型郭刚堂，骑着摩托车，风吹日晒，走了40多万公里，但依然没能找到儿子。

有人劝他放弃，他说：只有在路上，才能感觉活着的意义。

听到这句话时，我感到无比心酸。他原本应该是个多么好的父亲啊，他一定会用全部的爱陪伴孩子长大。

可变故发生之后，他和孩子之间唯一的纽带，只剩下寻找，他有家，但是再也回不去了。

这样惨痛的别离，真的让人不忍卒睹。

桌子只是个普通人，在这些惨重的事情面前感到深深的无力，我能做的，只有写文章，不断呼吁，希望能够引起社会各个群体的重视，也希望可恶的人贩子全部都伏法。

最后想说几点：

1、公安部的“团圆”打拐系统已帮助找回2297名儿童，系统上线两年时间内，总计有超过5.3亿人参与到团圆打拐行动中，国家对人口贩卖案件非常重视，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请尽快报警，尽快把资讯发到这个系统。

时间越早越有希望，距离孩子丢失时间1小时内，发送以孩子丢失为中心，覆盖半径100公里的范围；2小时内，覆盖半径200公里；3小时内，覆盖半径300公里；3小时以上的，覆盖半径500公里。

2、不要对孩子太有信心，多次防拐测试证明，绝大部分的孩子都很容易被拐卖走，所以请带孩子的家长，一定要格外小心。

3、希望人贩子重刑，但买家也应该重刑，没有买卖就不会有伤害。

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是父母的半条命，哪怕只有1%的几率，对一个家庭来说，就是全部。

另外，桌子也希望所有人，在发现一些异常情况时，可以及时报警。

也许，你的一个细心的眼神，一个小小的举动，就能拯救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

就像这个暖心的小故事。

这次“梅姨”的照片被疯狂转发，让桌子看到了人性的善良，即使丢失的孩子素不相识，我们也真诚地希望，他们有朝一日能回到父母身边，希望人贩子得到严惩。

我相信，当全民关注别人的孩子时，也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孩子。

愿天下无拐，愿所有孩子，都能在父母身边平安健康地长大。

原创：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 驳静

主播：杨程昊（添加主播微信zhubochenghao，备注“进群”进听友群）

那还是七八年前，我大学毕业两年，进了一家互联网公司。

带我的老大，人不错，但他的老大——公司VP海叔却不那么好惹。

一开始，海叔并不直接管我们部门，所以虽然我老大是他心腹，我们团队过得还相对舒服。

一年后，我们部门划归海叔管理，噩梦就开始了。

他是那种在制造心理压力方面特别厉害的人。

我现在回想起来，脑海里立刻跳出来的画面是酒吧和围困其间的我们。

酒吧在公司附近一家酒店的二层，除了酒，也有一些简单餐食。

通常，我们会先到，把吃的喝的先点上，海叔当然最后出场，但绝不会单独出现，永远是跟一两个同事边聊着天边出现了。

他一现身，连酒保都恨不得变成他手下。他往卡座上一坐，就会有两个女同事，一左一右坐在他两侧，仿佛他坐的是什么宝座。她们俩需要跟他坐得很近，凑近他，但那种感觉并不色情，反而更像是祖孙。

那个时候他其实才四十出头，但已经秃顶，他乐意视自己为长者，给后辈讲点人生道理。

对我们几个男下属也一样。他时不常地会指挥我们喝酒，如何品红酒，或者指责我们为什么不喝酒。

“我们团队出去喝酒都没有战斗力，你们自己要喝起来”，嚷嚷这样的话。

我们到的时候往往就已经接近午夜，对，就是在办公室加班到这个点儿，海叔不走，没有人敢下班的。

到了某个时间点，我老大会得到授意，张罗大家到酒吧去。

我们会在这个酒吧里度过难熬的三个小时。

我们觉得难熬，可其他同事却羡慕我们。

够格陪海叔午夜喝酒的只有少数几个人，所谓的“核心团队”，就是一个“围城”，我们想出去，其他人又想进来。

想进来的原因很简单，在里面的人才能涨工资，拿股权，得高额年终奖。

我在海叔手下三年，工资从七千涨到一万五，那还是2013年，在没有跳槽的情况下三年工资翻倍，不在“围城”里，想都别想。

但是大家的负面情绪非常重，所有人都很焦虑、很紧张。

我老大会说，先忍着、混着。

后来海叔自己出走去创业，我老大没跟去，给海叔的原因说是跟家庭有关，实际上是不愿意再跟着他了。

他整个人的脾气和精神状态都在这几年里耗尽了，睡眠不好，高血压，一周上七天班，没有任何家庭生活，这些我都看在眼里。

而且海叔脾气非常差。

有一次我在厕所，凑巧他也进来了，就站我右手边的小便池。

他扭过头来问我，最近在做的那个方案发给客户没？

我回答他说，“没有，因为你还没有确认过”。

直到今天那个画面还十分清晰，他一听说没有，当场震怒。

怎么个当场法儿呢，就是裤子拉链还没拉上，人已经飞奔出去了，一边奔一边手还在裤裆那个区域整理，口中大骂，词汇是你能想象到的和想象不到的脏话。

他跑进办公室，把所有人都拽进会议室，开始针对这件事破口大骂。

我不知道他能否意识到其中的矛盾之处，方案不经他确认就发给客户，这是他内心希望给到下属的自由度，实际上，他又从来没给过这种自由度。

我知道他生气的点在哪里，他真正希望的是，下属能够像他肚子里的蛔虫，明白他对每件具体的事的尺度。当他意识到，现实距离他的美好想象竟有这么远，立刻就气急败坏。

海叔最过分的一次发怒，是在2013年的“3·15”。

当时的互联网公司都会特别关注“3·15”晚会，如果与自己业务相关的事情被曝光，就得第一时间做好应对，比如立刻终止合作、划清界限，以及一些追责问题。

所以每一年“3·15”晚会，都是我们的必看节目。

那是一个周五，大家决定回家去看这台晚会。

我们部门的工作节奏是白天一天都跑在外面，下午四五点才回到公司，那个时候，加班早就不是一个空间意义。所以，一般来讲，周五晚上不熬到十一二点是可以被接受的。

结果那天晚上，海叔9点钟回到公司，发现办公室里空无一人。

他当即就给所有人发信息，要求大家回到公司。

所有人有多少人？

一百多号。

中途他临时把指令改成“某个级别以上”，但到最后所有人都出现了，那个时候晚会已经结束了，也没有谁敢真的不去。

而我，还挺鸡贼。

我当时有一点点预感，“3·15”这种大日子不会太平，就跑去杭州出差了。

所以那天的画面特别荒诞，如果架一台摄像机俯拍，你会看到一间大屋子里黑压压全是人头，门外还淤出去不少颗脑袋。

屋里的人头统统围着一张大桌子，桌上空无一物，唯有一只势单力薄的手机，开着免提，另一头是我，而我，坐在宾馆的床上。

接下来两个小时，我在电话这头听海叔骂街，纯骂街，一直骂到凌晨两三点。

后来我去了另一家公司，有了对比后才发现，海叔虽然脾气不好，但他精神是正常的，他骂我们，算是事出有因。

我后来遇到过开周会就从下午3点一直开到凌晨3点的领导，中间当然也充斥着大量歇斯底里的骂街。

微信提示音引发的车祸

我在海叔手下的心态，并不是类似“扛过这一阵就好”，或者“努力接受这样一位领导”，都不是，我当时就觉得自己是傻×。

整个团队都从海叔那里接收到这样一种感觉，并且深深地相信，如果我离开这个团队，就什么也做不了，连这个团队都搞不定的话，那就什么都别做了。

虽然成天挨导弹级别的辱骂，心里还是认可他。

因为他在所有技术层面的决策都是对的，他提出来的建议，永远是最优的，跟着他一起做出来的成绩，永远是全公司最好的；

而在工作态度上对我们严格要求，又没有对错之分。

这是我没有离开的原因。

海叔对及时回微信这件事非常在意。

他警告过大家，只要不及时回，就会被开除。

虽然他没有真的因此开除过人，但我不及时回他微信的次数是零，18个月零事故。

我在他手下的一年半时间里，最夸张的时候，看手机手都是抖的，一听到微信提示音会有应激反应，生理上感到难受。

后来还因此发生过一件特别酷的事。

那天海叔临时让我出差。临时到什么程度，恨不得打车都来不及了。我直接从公司开车去机场，当天去第二天回。返程我都在睡，飞机上理直气壮回不得微信的时段，真的算是那个时期比较舒服的睡眠时间。下飞机后，我又自己开车回公司。

可能是因为刚睡醒，反应偏慢，也可能是因为疲惫，总之我正开着车，手机突然响了一下，是微信提示音，然后我整个人的注意力就完全失去了。不是说注意力被手机吸引了，而是进入一种极度惶恐的状态。等我冷静下来，我已经撞上了前面的车。在机场高速，过了大山子出口，上四环时有一个变道的地方，直接追尾了前面两辆车。

有几年我专门换了安卓手机，就是听不得苹果手机的邮件提示音、微信提示音，想给自己一点新的开始。

你听我描述，会觉得我当时已经有点严重，需要心理干预才行了。

但我自己并不觉得有问题，因为我有一个情绪出口，就是我的老大。

我很信任他，扛不住的时候，我就跟他去聊一下，负面情绪基本就能得到释放。

而且，因为有海叔这样的暴躁霸权分子在，我们团队成员之间空前团结，我们互相都会交流、彼此勉励，这干脆就是我们团队凝聚力的核心。

比如他们会跟我说，“你要是扛不下去了，我也就扛不下去了”；

谁要是遇到特别突出的压力，我们会跟他说，“放心，有我们在”；

彼此还会说“有你真好”这种肉麻话。

这种勉励挺有效。

2016年，我已经离开这家公司，后来还有过一次失败的创业，之后又到了另一家互联网公司。

在这家公司没有那么忙了，但我感受到的压力与焦虑似乎更严重。

在海叔底下工作，我忙到没有任何时间顾及心理压力，但它一直都在，只不过这回汹涌地爆发出来了。

我心里明白我得想些办法，我想过辞职，可又觉得应该再撑一段时间。

于是我在微信上找到一个提供心理咨询的服务。

他当时给我的服务是这样的，每周会以文字的形式跟我沟通一个小时。

同时呢，我在这个礼拜中，遇到特别焦虑的事，随时可以给他留言，他如果有时间会给我回复。

但这些都是通过文字的方式，一周200块钱。

当时我对心理咨询有两个刻板印象，一是心理医生特别贵，聊一个小时大几百块就没了，二是恨不得需要聊上几个月，才能解决问题。

我不知道这种刻板印象是不是来自影视剧，它们总把心理医生安放在一个高大上的环境里，你看《无间道》，主角不想去又不得不去，所以会选择在那里睡上一觉。

贵且无法及时解决问题，是我当时对心理咨询的整体印象。所以我当时才会在微信上找了这么一个现在看来并不正规的咨询师。

我跟他聊了一个月，后来压力得到缓解，但是跟他没什么关系。

我分析自己可能不是典型病人，或者说，我心思比较重，我自己会把遭遇的情绪整合成一个完整的逻辑，可能这个逻辑有一个错误的前提，但它又是自洽的，然后我就陷入到这个逻辑里面去。

这种类型的人本身就比较难治。

心理咨询师虽然帮不到我，但能帮到我当时的其他同事。

现在我已经离开互联网行业，回过头去看那几年的压力和焦虑，能够理解一些。

那几年经济环境好，也是互联网发展最快的时候，所有人都在特别快地往前冲，老板最大的焦虑在于“未知”，他觉得公司必须快速成长，可他也不知道要往前冲多久算赢，冲多快算足够快，那干脆就要多快有多快。

除了快，也很盲目，那个环境允许你很轻松地把自己推到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里去，这个“轻松”就是泡沫，现在已经破灭的那些泡沫。

原创：王耳朵先生 阿何有话说 

主播：杨程昊（添加主播微信zhubochenghao，备注“进群”进听友群）

01
“夜宿门”1年11个月后，靴子终于落地了。

昨天深夜，贾乃亮工作室和李小璐工作室同时发布声明，正式宣布离婚。

公开信不长，却透露了几点关键的信息：

一、李小璐和贾乃亮早已经离婚；

二、之所以一直不公布，既是不想“打扰”大家，也是为了减少对孩子的伤害；

三、之所以选择现在公开，是因为李小璐和PGone的视频流出，不得已而为之。

随后，李小璐也发布了公开回应。

李小璐强调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很委屈，不要用封建的标准来苛责她。

贾乃亮和李小璐到底谁是谁非，他们的公开回应又说明了什么，我不想评价。

因为真相就在那里，所有人都看到了。

网友们都在留言里恭喜贾乃亮。

但一段让双方都不适的婚姻关系结束，对李小璐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只是，当你在忙着讨论贾乃亮和李小璐时，有一个人可能被你有意无意的忽略了。

那就是PGone，他在做什么？

大概半个月前，他和李小璐的亲密视频传出，他发了一段让人不明所以的回应。

回应不长，却很“刚”很横。

在声明里，PGone称视频是真的，但我没伤害任何人，不服来干。

而这次，贾乃亮和李小璐公开宣布离婚，他选择保持了沉默。

是的，你没有听错，他插足那个曾真心对他的“亮哥”的婚姻，没有丝毫的愧疚。

就算今天真相揭晓，他也没表现出一个男人应有的担当，对李小璐公开说些什么。

如果说离婚，对李小璐和贾乃亮都是解脱，那么在这起事件里，最该被恭喜的，却是PGone。

因为PGone让你看到，一个人究竟可以渣到什么程度。

作为一个嘻哈歌手，他传播不健康的内容，还疑似吸毒；

作为一个25岁的成年人，他破坏他人婚姻，肆意而为，却三缄其口。

可以预料，PGone必将为这起事件付出沉重的代价，也许永远要凉了。

他不会再有此前的好运气，这是围观者都想看到的结果，值得庆幸和恭喜。

公开宣布离婚后，现在回过头来看，贾乃亮和李小璐的情感破裂，格外让人感慨。

为什么？

因为它诠释了一段没有分寸感的感情，多么危险，随时可能伤害无辜。

曾经的好兄弟插足了自己的婚姻，迷恋于激情中的妻子一发不可自拔，痴心的丈夫仍然在等。

但结局早已注定。

这正是贾乃亮和李小璐婚变的启示：

在一段婚姻里，边界感真的太重要了。

那么，到底什么是感情里的分寸感？你可能并不知道。

02

所谓分寸感

就是把暧昧扼杀在襁褓

李小璐和PGone的不洁关系，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除了当事人，还没有人知道。

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一定是由最开始若有若无的暧昧发酵而成。

当暧昧无法控制，就掩盖了理智和伦理，感情的撕裂发生了。

所谓婚姻中的分寸感，就是提前把这种暧昧扼杀在襁褓里。

同样是在今天，媒体还报道了另一条消息。

一个32岁长得寒碜的男人，两年竟然骗了2000万。

他开着顺风车，遇到有已婚女人搭车，就一路上套近乎。

对那种家庭生活不幸福的中年妇女，他表现得格外温柔。

问到这些女性的微信后，他会不停给她们发关心体贴的信息。

本身就缺乏关爱的已婚女性，慢慢就沉沦到这种暧昧中。

当他们的关系渐渐变得一发不可收拾，骗色骗财也就发生了。

许多网友痛骂骗子，可被骗的已婚妇女，就没有责任吗？

如果最初就拒绝了暧昧，悲剧就不会发生。

李诞说：婚姻是一个壳。

你要去守护这个壳的完整，别用不受控制的暧昧去制造裂痕。

03

所谓分寸感

就是拉黑要趁早

贾乃亮和李小璐的婚变，为什么备受争议？

不仅是因为感情的破裂有多么可怕，而是他们的表现不正常。

“夜宿门” 爆出，已经将近两年，到昨天，贾乃亮和李小璐才正式承认离婚。

他们并没有在感情破裂时，就彼此“拉黑”对方。

这既给外界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也给贾乃亮和李小璐带来了不少问题。

婚姻里分寸感的另一重含义，就是拉黑要趁早。

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事例。

一个熟人，花了三年时间和妻子离婚。

仅仅为了四万块钱。

三年间，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花到离婚上，错失了一个又一个机会。

有同事们晋升了，他还在原地踏步。有同事跳槽去了大公司，年薪涨了十万。

最后，他拿到了这四万块钱，公司精简人员，长期迟到早退的他，却被辞退了。

他后悔莫及。

为什么拉黑要趁早？

因为这既是放过别人，也是放过自己。

04

所谓分寸感

就是要懂得避嫌

对这一起婚变，我不赞成把所有板子都打给李小璐。

贾乃亮也是有责任的。

他的问题在于，不懂得避嫌，把另一个异性拉进了自己的婚姻空间，让他成为合法的“第三者”。

他无限制的给PGone打赏，甚至包括家庭性质的私密出行，也带着PGone。

贾乃亮还把PGone介绍给自己的朋友，称PGone为弟弟。

这种亲密无间，既给PGone做坏事的空间，也给了他破环贾乃亮婚姻的底气。

婚姻里真正的分寸感，就是懂得避嫌。

既不和其他异性过于亲密，也不把其他人轻易邀请到自己的情感私域。

网络上，曾经有一个很火的调查：

丈夫让其他女性坐在副驾驶座，让你坐后排，你会发飙吗？

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的妻子都选择了发飙。

一个妻子的回答很戳心：

我在意的不是一个座位，而是他没和我商量，就让别人坐到了我的专属位置。

他这次让别的女人坐我的位子，下次就可能把她带回家，发生其他事。

周国平说：

一旦没有了距离，分寸感便丧失。随之丧失的是自由感，彼此的宽容和尊重。

好的丈夫和妻子，都会努力保护婚姻空间的私密性，不会轻易让其他人踏入。

05

如何来看待贾乃亮和李小璐的离婚？

所有的离开，其实都是蓄谋已久。

这个时代，我们尤其需要用开放的眼光，来看待感情的分分合合。

在这个意义上，我不想对贾乃亮和李小璐的离婚过多评价。

我担心的只是，活得任性的李小璐，遇到足够渣的PGone，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这些，又会怎样影响那个7岁的孩子甜馨。

我们这些吃瓜群众，需要记住的是：

没有界限感的感情，终究是一团火。

薄冰上是无法建筑日常生活的，丧失了分寸感，你失去的只会更多。

《离婚律师》里也讲：

没有什么是必须通过婚姻才能够得到的，但两个人之间最珍贵的感情，只有通过婚姻才有可能产生。

婚姻中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创业，要好好经营，要有分寸，知进退。

李小璐，你已经失去一次了，别再败了。

原创： 桌子先生 桌子的生活观 

主播：杨程昊（添加主播微信：zhubochenghao，备注“进群”进听友群）

最近，王石在一档采访中说的话突然火了，只是这次的火却烧到了他自己。

王石教育年轻人说，现在的年轻人都太急躁了，整天只想着赚钱，劝年轻人应该把精力更多地放到公益或者探险上去。

他举例说他朋友的女儿在高考前突然不想上大学，要和父亲去登山，后面又想读书了，考上了杜克大学，而就是这个登山的经验，让她被麦肯锡录取了。

所以他得出了上面的那个结论。

王石的这个言论，看起来逻辑好像是没错的，但是仔细想一想，我们中国的普通家庭，又有几个人能够有条件不去考虑赚钱，而是先去探险或做公益呢？

又有个几个家庭的孩子，能够不去考虑上大学，而是先去登山呢？

然而就是这个言论，让王石引发出巨大的争议，网友们一片骂声：

凤凰网财经发动了一个投票，绝大部分网友都投了反对票。

如何评价王石的这个观点？

很简单，我们先看看王石自己年轻的时候是怎么做的。

王石初中毕业之后，他没有忙着去做公益，也没有先去完成他的爬山爱好，反而是先去了部队当兵；

等他退伍回来，他也没去爬山做公益，而是去了郑州铁路局修锅炉；

单位推荐他上了大学，但他大学毕业之后，依旧没有选择爬山做公益，反而又去了广州铁路局做技术员；

后来技术员不做了，他又跑去从事招商引资的工作，此时爬山做公益依然不在他的计划之内；

接着工作不做了，他想到倒卖玉米创业，赚到一笔钱之后，王石成立了万科，这时候他还是没去爬山做公益；

很快，万科完成股份制改造，成功挂牌上市，王石成了身价不菲的富豪…

名也有了，利也有了，王石终于想到了年轻时的梦想，他开始爬山做公益了。

这时候他站出来劝那些还在温饱线上奋斗的年轻人：你们不要太急着赚钱，趁着年轻多做点公益，到处爬爬山才算对得起人生，你看我一个朋友就…

年轻人倒是想爬山做公益啊，可是钱从哪儿来呢？王总您给吗？

其实，就在今年上半年，王石也曾经劝过年轻人40岁之前别买房，他说因为买房会把自己限定住。

但是以目前大多数年轻人的情况来看，他们的工资涨幅远远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要是不早点买房，辛辛苦苦奋斗多年，可能最后连一个厕所都买不起。

如果这些年轻人再放弃赚钱去爬山，到了那个时候，租不起房子，房东可不见得会被他们的爬山精神打动。

王石什么都有了，他当然可以说自己热衷于公益还是爬山，然而他的这套观点，却无法照搬到大多数年轻人的身上。

还记得那个小故事吗？

在飞机上，鹦鹉骂空姐，然后猪也学着鹦鹉一样去骂空姐，最后空姐发怒，把猪和鹦鹉都赶下飞机。

然后鹦鹉可以挥动翅膀，而猪却摔死了。

有钱人和没钱人所掌握的资本是不一样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王石的经验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

对于一个连温饱都成问题的人来说，他所想的，是怎么才能把更多的钱揣进自己的口袋里，怎么增加安全感，而不是追寻所谓的诗和远方。

在生活面前，普通人不得不低头。

梦想和现实，往往隔着一条惊人的鸿沟。

看过一部十分扎心的短片——《出路》，简而言之就是跟踪孩子的成长轨迹，然后再看多年之后她们变成了什么样子。

她叫马百娟，甘肃一个山村里的小姑娘，家中一贫如洗，全家每年的开销不到50元。

她经常做的事情就是和父亲赶着羊群上山。

她的梦想，是能够去北京上大学，改变自己贫穷的命运，然后找一份月薪1000的工作，买很多很多的面粉，因为家里的面总是不够吃。

她叫袁晗寒，出生在北京，从小就在北京读书，她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住着房前有竹子，屋后有泳池的别墅。

她所拥有的，正是马百娟所梦寐以求的，但是她不想读书，她的梦想是想要拥有自由，自己做点小生意，或者去欧洲旅行。

那么后来这两个小姑娘变成了什么样子呢？有没有实现自己的想法？

7年之后，纪录片的摄影组再次找到他们。

在马百娟家里，她父亲觉得女孩子读书没什么用，后来让她辍学去县城打工。

因为年纪太小，兜兜转转，并没有找到什么好的工作，最后她只能又回到村里面。

再后来，16岁的她嫁给了村里面的人，早早地结婚生子。

梦想走出大山的马百娟，最后还是困在了农村里面，才18岁的她，嬉笑着和同村的女孩比谁的孕肚更大，曾经的梦想也早已烟消云散。

那袁晗寒后来变成什么样呢？

由于成绩太差，17岁的袁晗寒从美院附中退了学，完全拥有自由的她，想做的事情一件接一件。

最开始是开了一家奶茶店，钱砸进去以后，不到三个月，店就倒闭了。

之后袁晗寒又开了一家酒吧，同样以失败告终。

这时，她觉得国内没什么意思，想去欧洲，于是说走就走，在欧洲各国周游了一圈，觉得德国还不错，便留在那里的一家艺术学院进修。

回国后，袁晗寒觉得自己的所学需要施展的空间，便开了一家艺术投资公司。

她的各种想法都实现了，即使早早地辍学，袁晗寒依然是妥妥的人生赢家。

你不得不承认，富人比穷人拥有更多的试错机会，而穷人一旦走错了，掉入的将会是万劫不复的深渊。

马百娟一个小到卑微的梦想，却遥远如同天边的月亮，穷尽毕生力气也无法实现。

而梦想对袁晗寒来说，仿佛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一切的背后，都有她父母强大财力的支持。

人和人之间是不同的。

先不说马百娟没有考上大学，即使她考上大学，如果她听了王石的话，不去上大学先去爬山，不去赚钱先去做公益、冒险，那么等待她的也会是一个爬也爬不出来的泥沼。

对于马百娟这样的一类人来说，教育她们不要老想着赚钱，不要老想着去改变命运，未免也太过残忍。

富人的世界，穷人想象不到，而穷人的辛酸，富人不去体会，永远只会站着说话不腰疼。

《穷富翁大作战》这个节目相信很多人都看过。

田北辰是一个十足的富二代，毕业于哈佛大学，他家里有700多家服装店。

在参加节目之前，他认为：如果你有斗志、有想法，即使是弱者，亦可以变成强者。

也就是说，他觉得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格局太狭窄，没有理想，而富人是靠双手，靠智慧改变命运的，和社会资源分布不均没有太多关系。

后来参加节目后，他被安排做一份时薪只有25港币的清洁工的工作，每天的生活费只有50港币，住在只有15平方尺的“笼屋”里面。

这个“笼屋”就是只能放下一个小小的床，在里面转身都很困难了，没有热水，没有卫生间，分为上下铺，上面睡一个人，下面睡一个人，像笼子一样的屋子。

到了住宿的地方，他感慨不已，说这根本不是给人住的地方。

第一天上班，别人一般一个小时可以清理4个垃圾桶，而他只能清理2个，而到了吃饭的时候，他去吃难以下咽的盒饭，他说这辈子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

夜幕降临，辛辛苦苦工作一天之后，他早已累得不行。

当他拖着疲惫的身体想要回笼屋休息的时候，他惊奇地发现，和他一起扫街的同事，为了生计，竟然还要赶着去做别的地方的清洁工作。

他顿时崩溃了，他说：没有学识或低技术的人，过着非人的生活，这个世界在极其严厉地惩罚不读书的人。

他终于肯承认：富人之所以成为富人，靠的是资源，是能够心无旁骛地去读书，以及好的教育条件，而穷人之所以是穷人，是因为每天要考虑的是吃饭、穿衣、出行，没有好的学习环境。

你看，像王石或田北辰一样的富人在良好的环境中生活久了，习惯了前呼后拥，就容易产生错觉，继而有何不食肉糜的想法，但只要把他推入了普通人的生活，就会分分钟被打脸。

穷人的生活，富人是体会不了的，如果你做不到感同身受，请不要去教育或者指责他们，他们正在经历什么，你永远想象不到。

美国学者穆来纳森在《稀缺：我们是如何陷入贫穷与忙碌》里面讲述了一个故事：

印度有一个很繁华的克延比都蔬菜市场，那里的小贩靠每天向富人借1000卢比去进货，卖完之后基本能收回1100卢比，但是他们需要再付给富人50卢比的利息。

实际一天下来，穷人只能赚到50卢比。

有人说，这些小贩只需要每天省下5卢比，根据复利效应，只需要50天，他们就可以不用再向富人借钱了。

长此以往，必然也会一天天富裕起来，这些人之所以穷，是因为缺少了“富人思维”。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小贩到手的50卢比，仅仅相当于人民币5元钱，连养活一家人都嫌不够。

这5卢比，说来轻松，可小贩却不知道应该从儿子的奶粉里省，还是从必须的米粮里省。

还记得那个嘲笑“穷人思维”的故事吗？

一个富人送给穷人一头牛，穷人满怀希望开始奋斗，期待牛可以生出小牛。

可牛要吃草，人要吃饭，日子过得很艰难。

于是，穷人决定把牛卖了，买了几只羊，吃了一只，剩下的来生小羊。可小羊迟迟没有生下来，日子又变得艰难了。

穷人又把羊卖了，换成鸡。想让鸡生蛋赚钱为生，但是日子依旧没有改变，最后穷人只好把鸡也杀了，他还是沦为一个穷人。

于是，他们嘲笑说，你看，这就是穷人思维，穷人就活该穷一辈子。

可是他们忘了，那些饥饿难耐的日子，那些吃不饱饭的日子，如果要一直等到牛生出小牛，恐怕他们早就饿死了。

为了活下去，他们只能不断把牛换成羊，把羊换成鸡，这就好像富人和你说未来可以赚大钱，但是穷人眼前要面对的是明天吃什么，怎么活下去。

这就是“管窥效应”，人们会把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眼前狭窄范围内最紧急的事情，从而集中目前所拥有的资源，去解决当下对他们来说最紧急的事情。

在温饱和远方之间，他们更在乎的是温饱；比起遥不可及的希望，他们更想眼下先吃饱饭。

所以，他们之所以摆脱不了贫穷，不仅仅是思维观念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根本没有足够多的社会资源。

穷人每天睁开眼睛要考虑的是吃饭、住宿、出行，所以不得不被迫谋生、没有时间去思考其他的。

因为没有时间去提升自己、找到更好的工作，所以他们只能做一些最低廉的工作，被迫谋生。

所以，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当中。

如果他们像富人一样有条件，有资本，也可以很快脱离这个循环。

王石那个朋友的女儿，之所以想辍学就辍学，想登山就登山，说到底，是因为她拥有任性的资本。

即使不去上学，即使不去工作，她的家庭也能负担得起她的开销，她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但这种行为放在身后没有背景的普通年轻人身上，可能就会被生活狠狠教育一通。

毕竟，谁能保证你登完山回来还能进名校，顺便再遇上个同样爱好登山的领导的呢？

穷人身份要强行套用富人思维，结局往往不会太好看。

手里只有一张筹码的人，是不敢轻易上赌桌的。

各个阶层的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而每个方式都有着它存在的道理。

谈钱并不是庸俗，爱钱并不是拜金，你在考虑选择不同的时候，也请多考虑一下彼此的生活环境。

条条大路通罗马，可有些人出生就在罗马。

身在罗马的人，却劝那些还在路上的人，别急着来罗马，你先看看路上的风光，可不可笑？

如果你不能对别人的人生感同身受，那么闭口不言，也是一种仁慈。

最后用《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一句话结尾吧：

每当你忍不住想要评价别人的时候，你就要记得，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人人拥有你的优越条件。

原创：法医秦明  作者：白令海峡的一头熊

主播：杨程昊（添加微信 zhubochenghao，备注 进群 进听友群）

两个月前，我们更新了《小女孩唱的这首诡异童谣，究竟说的是什么黑暗故事？》，提到了一段关于东北鼠疫的故事：1910年，我国东北也曾经爆发过一场严重的鼠疫，短期内就夺走了6万人的生命。当时的医生们，面对死亡的威胁，大胆尝试了与鼠疫搏斗的种种方式，最终成功扑灭了疫情，阻断了鼠疫的传播。他们也成了中国防疫事业的先驱。

今天，我们邀请到小站的读者「白令海峡的一头熊」，将这段发生在109年前的震撼人心的真实故事分享给你们。

本文约7500字，阅读时间约10分钟

这是1910年的东北。

彼时的大清政府已经风雨飘摇，但中东铁路的修建却给沉睡的东北带来了一线生机。关内的贫苦农民们，纷纷抓住了铁路带来的谋生机会，希望借此改善家中的生计。

10月，天气转寒。满洲里的猎户们知道，他们大赚一笔的时机来了。

满洲里是座边陲小城，如今属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

俄国商人对东北丰富的物产觊觎已久，他们在满洲里到处做买卖，收购山货和各种物产，回去倒卖给俄国的顾客。当时的俄国流行穿紫貂皮大衣，紫貂皮是罕见的珍品，价格高昂，数量稀少。但经过硝制的旱獭皮，看上去跟紫貂皮并没有什么区别，完全可以拿来以假乱真。

这是笔谁都想插一手的暴利买卖。

俄国商人在满洲里大肆收购旱獭皮，本地猎户也心照不宣地开始了积极的狩猎。

但这发财的小日子还没过多久，诡异的事情便发生了。

一开始，人们只是隐约觉得不对劲。

满洲里的丧事，最近办得有点勤。不是张家的老猎手突然病倒，就是王家的伙计一命呜呼。就连来收购旱獭皮的俄国商人，也有的暴病死在了异乡。坊间传言，这些死者有个古怪的共性，尸体上都布满了紫黑色的斑点，怕是招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难道是猎户们触犯了山神的戒律？跟俄国人的这笔买卖做不得？

这让素来迷信的乡民们感觉到了紧张，没病的人为了心安，纷纷拜佛烧香，煎煮中药。而那些家中有人蹊跷死去的人家，更是急着请来大神作法和祭拜。

一时间，笼罩在满洲里上空的，除了直冲云霄的药材气息，就是化不开的焚香味，中间还夹杂着一丝腐臭——那是挥之不去的死亡气息。

有人开始悄悄逃离满洲里。

但死亡的阴影穷追不舍，它顺着铁路，跟随着四处逃窜的人们，渐渐侵入了东三省的心脏——哈尔滨。

修建铁路的劳工们，大多聚集在傅家甸（现在的哈尔滨道外区），这里也是死神最早光顾的地区。贫穷的劳工们根本没有条件对抗这肆虐的怪病，他们请不到好医生，也没法诊治自己患病的同胞，只好将病死之人草草掩埋。

10月15日，位于哈尔滨的中东铁路管理局收到了一份报告。

报告里提到了满洲里和傅家甸出现的这种奇怪病症，也提到了患者身上布满的紫黑色斑点。然而，这份报告夹杂在一大堆的日常事务报告之中，并没有引起当时政府的注意。

毕竟，乱世之中，偶尔有一两个人横死，再正常不过了。

笼罩在傅家甸上空的乌云并没有自动消散。

人们惊恐地发现，凡是接触过这些诡异死者的劳工，很快就变成了死亡名单上的下一个名字。疾病就像是接力一般迅速蔓延开来，尸体上遍布着死神肆虐的黑斑。

死亡率节节攀升，地方官员再也坐不住了。有学识的医生们，无不恐惧地意识到，眼前这一幕可怕的景象，与当年曾肆虐了大半个欧洲的黑死病如出一辙。

黑死病，便是鼠疫。

当时的人们对鼠疫并不是全无了解，他们也明白隔离在阻止鼠疫传播中起到怎样的关键作用。只可惜，理论毕竟是理论，灾难临头的时候，人们才发现，偌大的一个哈尔滨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隔离地点，更没有人懂得如何去实施和操作。

当时的东北，并不是缺少医生。

首批参与治疗的西医里，就有来自英国的传教士医生杰克逊。这些西医代表了当时先进的医疗水平，也被当地的官员们寄予了厚望。然而，杰克逊出师未捷，在诊治病人的时候，被感染了鼠疫，很快暴病而死。

在和人类的对抗上，鼠疫显然占了上风。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东三省全面沦陷，甚至连关内都出现了疫情。

一时间人心惶惶，目之所及，都是一片萧条，生意最火的，只剩下棺材铺而已。

消息传到京城，清廷大震。

这是爱新觉罗·溥仪继位的第二年。清朝的统治日益衰弱，列强虎狼环伺，蠢蠢欲动。东北的鼠疫消息一传来，俄国和日本便假借防疫检验之名，打算夺得管辖权，进一步侵入东三省。东三省一打开，京城也就岌岌可危。内外交困之时，一向软弱的清廷也只能强硬地驳回了两国的无理要求。

人们都明白，要想解决当前的内忧外患，就要尽快阻止这场鼠疫。

但鼠疫区如此危险，连医术高明的英国人都迅速毙命，要完成这个任务谈何容易。

年仅33岁的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是当时朝廷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人人都畏惧的事情，他却没有推辞。一纸诏令，施肇基被任命为东三省的防疫大臣，全权负责处理鼠疫。

雄心勃勃的施肇基，立刻着手寻找可靠的医生主导救治的方向。

但医生们知道要面对的是凶险的鼠疫，谁也不敢担此大责，更不想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

焦急之下，施肇基忽然想到了一个人。他旋即向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发出了一封电报。

于是，防疫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迹翻开了第一面。

这封如救命稻草一般的电报，发给了一位叫伍连德的年轻医生。

这一年，伍连德刚刚31岁。

他是一个真正的学霸，24岁时就已经手握剑桥大学五个学位。三年前，他和施肇基在京城偶遇。那时候，伍连德刚刚学成归国，而施肇基刚任京奉铁路局总办，两人年龄相仿，都曾经留过洋，也都意气风发、充满抱负，于是一见如故。

疫情爆发时，伍连德正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任副督学。施肇基在电报中，毫无保留地告诉他自己正面临无医可用的境地，并向他大致介绍了东北的情况。

施肇基没有看错人。

伍连德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响应了号召。

有了这一记定心丸，施肇基有了底气，但他同时也知道此行凶险，不能把鸡蛋全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于是，施肇基在京城中大肆使用了“金元攻势”，果然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时任北洋西医学堂总教习的法国人梅斯尼也同意加入，充当顾问。

1910年12月24日，一个被历史铭记的时刻。

在这死气沉沉的平安夜，伍连德和他的助手带着简单的实验器材和一部显微镜，抵达了疫区中心的哈尔滨。

刚一抵达，伍连德的心就凉了半截。

今时今日，鼠疫已经被我们国家列为法定甲类烈性传染病，一经发现需要立即上报，并隔离病患，同时给病人注射链霉素等对鼠疫杆菌有杀灭作用的其他抗生素。但时间回到1910年，别说东北，全中国都没有几家像样的医院。连青霉素都还在弗莱明的罐子里（1928年，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这是最早被发现的抗生素），那个年代，哪有什么抗生素可用？

要阻止鼠疫的传播，最直接的战术，便是展开有效的隔离。

但哈尔滨当地所谓的隔离医院，只是一座废弃了的疗养院。有经验的医生，都已经不同程度地染了病；侥幸逃脱的医生，也早已作鸟兽散。当地官绅给伍连德准备了一群有功名在身的秀才，说秀才们也都略懂医术，可堪一用。但伍连德略微盘问，便发现所谓的“略懂医术”只是能看懂中医开的药方罢了，他们哪里懂得什么叫作隔离。

偌大的东三省，怎么能仅靠这样一些人手来完成防疫大业？

伍连德了解情况后，迅速向施肇基发了电报，要求支援。

他在电报中写道：“今日之东三省既无可用之医，又无地方官员之支持，官绅上下推卸职责，只顾保命。恳请皇上派出有经验之西医，方有战胜疫病之决心。况财政应付不及，病院隔离之筹备不及，内外之交困，疫病传播之迅速，望皇上速决，以昭爱民之仁心。”

其实，在伍连德抵达之前，在东北的俄国人和日本人就已经做出了反应。
在东北的疫情爆发之前，俄国境内也已经有了几次小范围的鼠疫。俄国人心里很清楚，中国的这波疫情，十有八九是从西伯利亚传播而来。为了保护在华同胞，他们在哈尔滨的俄租界实行了严格的封闭措施，同时派出专家，以期阻断鼠疫于国门之外。

而当时的东北，同样是日本虎视眈眈的土地。日本也向东北派出了自己的专家。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来的专家是北里柴三郎的得意门生，而北里柴三郎正是在16年前从田鼠体内分离出鼠疫杆菌的知名病理学家，是当时研究鼠疫的国际医学泰斗。有这样一些权威坐镇，按理说疫情应该能够得到合理的控制。

但他们留给伍连德的，却还是这么一个烂摊子。

那时候，这些专家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对付的，是一种从未接触过的鼠疫类型。

在北里柴三郎的理论中，田鼠是鼠疫流行的唯一途径。施肇基派来的顾问梅斯尼也认同了这个观点。既然田鼠是传播疾病的唯一途径，只要把鼠疫爆发区的田鼠都抓光了，是不是就不会再传播鼠疫了呢？

所以，无论是日本专家、俄国专家还是法国专家，他们来到东北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灭鼠。

捕鼠本身并不是一件难事。

为了保命，每家每户几乎都加入了捕鼠的“大军”。

奇怪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灭鼠行动并没有收到太大成效。

鼠是捕了不少，可疫病也丝毫不见少。不仅如此，东三省的总督锡良很快发现，参加捕鼠的人相继病倒，哈尔滨的疫区范围不断扩大，患病人数也不断增加。

灭鼠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

此时已是11月份了，关外早已天寒地冻，田鼠根本没有办法在外活动。伍连德对这些专家的结论感到十分困惑。他大胆提出，东北鼠疫应当是由人传染的，于是要求接触病患的医护人员都佩戴由他发明的特殊口罩。

但这时候，他的推断还没有得到病理样本的支持，因此，这个理论并不为世人所接受。

在等待人员支援的同时，伍连德也开始了行动。

伍连德首先下令封锁了哈尔滨全城，然后挨家挨户开始排查病人。

他要求“凡家中有病死之人，一律交与衙门处置，不得私葬”，如果病人已死，尸体将由警察和军队来进行收集和统一掩埋；如果病人还活着，必须向政府报告，并接受隔离。为了减少互相感染的风险，他还实施了严格的宵禁制度，入夜后，当地的居民不得随意出门。

这些命令，在今天看来都非常合理，但当时并没有立刻得到民众的理解。秀才们尚且不知道隔离是何物，当地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百姓更是越想越害怕，一听到隔离就以为是要被杀人灭口。很多病死之人的亲属都拒不承认自家人是因鼠疫而死，也不允许查验人员进屋确认，还有很多人违反宵禁制度，夜晚偷偷出门将尸体掩埋。

当鼠疫发展至高峰期的时候，甚至还有人直接抛尸街头。

正在伍连德感到举步维艰的时候，又一个噩耗传来。

与伍连德一同负责防疫事务的北洋西医学堂总教习——法国人梅斯尼在抵达东北11天后，被确诊患上了鼠疫，仅仅过了2天，便永远离开了人世。这个消息仿佛一记惊雷，在东北的达官显贵之中炸开。当伍连德和梅斯尼一同被派到东北时，比起年轻的伍连德，他们更加信任经验丰富的梅斯尼，梅斯尼的医术水平，几乎代表了当时中国西医的最高水准。连这样接受过系统训练的医生都无法阻隔鼠疫，又何况普通百姓呢？想要保命的恐慌，让这些东北的达官显贵纷纷一掷千金，从关内请来了大批西医。

历史在这里展现了他的黑色幽默，正苦于无人可用的伍连德，在达官显贵们的帮助下迅速拥有了一批可用之人。这批西医大都是接受过西方医学教育的人，他们有着当时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而且也愿意听从伍连德的命令与要求，医护人员被感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这使伍连德信心满满，看到了战胜鼠疫的希望。

接下来，他冒着杀头的风险，完成了另一个大胆的挑战。

1910年年底，伍连德接到报告，城内一家日本人开设的旅馆中发现疫情。

等他赶到时，患病的日本老板娘已经离世，日方派来的专家极为不解，因为这家旅馆是哈尔滨市内为数不多没有报告过鼠患的地方。没有田鼠，又是怎么感染上鼠疫的呢？

伍连德冥思苦想，然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解剖。

当时的清政府明令禁止损毁尸体，不允许解剖，同行的医生都极力劝阻伍连德剖尸。可伍连德深信，解剖一定能帮助他解开鼠疫传播方式的谜团。
寻找真相的时间，每一分每一秒都非常宝贵。

伍连德先斩后奏，一边向施肇基寻求帮助，一边冒着杀头的风险开始解剖。

那时候，他们只拥有一台简陋的贝克显微镜，完全无法与今天病理科中配备的各式光电显微镜相媲美，可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伍连德依然得出了震惊世人的发现。

他在死者的心、肺和血液中检出了大量的鼠疫杆菌，与之前北里柴三郎发现的鼠疫杆菌几乎相同。这就意味着，死者在没有接触田鼠的情况下得了鼠疫，推翻了田鼠是唯一传染途径的结论。

当伍连德取得重大进展时，他的好搭档施肇基也顺利帮他解决了后顾之忧。施肇基上奏说死者并非中国人，不应被中国法律管辖，清廷才认可了伍连德解剖的合法性。

解剖过后，伍连德依然要解决那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旅馆老板娘究竟是如何感染上鼠疫的？

伍连德调查得知，数天之前，旅馆中曾经住过一个经营旱獭生意的男人，这引起了他的警觉。在警察的协助下，这个男人迅速被找到了，但他此时也已病入膏肓，奄奄一息。

当伍连德化验此人的随身衣物时，竟在旱獭皮上发现了成群的鼠疫杆菌。

伍连德立刻命令助手大量捕捉旱獭，拿到实验室进行解剖。果不其然，在这些旱獭的身上，也发现了鼠疫杆菌菌团。这么说来，这个男人极有可能是在收旱獭皮的时候不小心接触到了患病旱獭的皮毛，从而感染了鼠疫。

鼠疫的传染源，竟然就是在东北盛行的旱獭。

伍连德趁胜追击，终于验证了自己的猜测。

这次东北爆发的鼠疫和当年在欧洲爆发的鼠疫（黑死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感染途径。欧洲当时爆发的鼠疫，是腺鼠疫，它的传染方式是“兽——人——兽”，而东北这次的鼠疫，则是肺鼠疫，它的传染方式是“兽——人——人”。

肺鼠疫主要依靠飞沫传播，旅馆老板娘没有接触过旱獭皮，却仍然被感染，是因为她和这个商人有过交流和接触。肺鼠疫的传染性之强可见一斑。

伍连德立即向清政府报告了他的发现，并提出了三点建议：

1.要求所有医护人员必须佩戴口罩。

这种口罩不同于一般的口罩，被称作伍氏口罩。这是一种在双层棉花口罩中插入药水片的特制口罩，直至非典期间仍有医生使用这种简单易得的高效口罩。

2. 要求设立疑似病房并加大隔离力度。

3. 要求焚毁所有已经离世的病人遗体。

报告一出，满朝震动。

尤其是第三条建议，几乎是对当时封建社会的极大挑战。

中国人已经延续了数千年入土为安的习惯，即使到了1985年，我国刚开始推行火葬时，也遭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1910年提出这样的想法，简直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清廷自然犹豫不决。

但事态的发展不容许人们再浪费时间。清政府派出的两位外国医生在疫区先后病逝，同时，在直隶地区（今天津，河北大部）也发现了疑似患者，鼠疫的阴影已经触及了京城。

为了京城安危，清政府最终下令，批准哈尔滨进行集体焚尸。

这一场火烧得轰轰烈烈，也烧出了东北复苏的希望。

在中东铁路管理局的支持下，伍连德得到了1600余节拥有取暖炉和焚烧炉的车皮，他用这些资源建立了一个拥有疑似病房的隔离医院。在这家为鼠疫专门建立的临时医院里，伍连德和他那些经过专业训练的医生同僚们，将那些密切接触过患者的人员收治入隔离区，然后将已经确定的患者收治入防疫医院。

疫情最为严重的傅家甸也被重兵把守。

军队将傅家甸分成四个区域，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在隔离区内穿行。

严厉的隔离措施阻断了传染途径，疯狂的感染终于渐渐平息下来。

1911年3月，哈尔滨全市第一次没有新增病例的报告。

这场历时6个月的漫长战争终于画上了句号。

当时东北人口大约有1600万（当时全国人口也就只有3~4亿），在这场鼠疫中，约有十分之一的人口感染，死者更是达到六万之众。在鼠疫重灾区的傅家甸，十户里有七户家中有人去世。

富饶的东北陷入荒凉，这给东北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但另一方面，这场劫难也给劫后余生的东北带来了希望。

在伍连德的指导下，清政府在哈尔滨建立起了完备的各级专门化机构和以警察为督导的防疫举措。而在这次抗击鼠疫的实战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与心得，又很快在1919年再次从霍乱手中挽救了哈尔滨人的生命。在霍乱爆发后，伍连德先前建立起的完备的隔离制度与严格的洗消措施大大降低了院内感染的几率。

1920年，东北再次爆发鼠疫，这次的鼠疫规模更大，患病人数更多，但由于医疗部门的迅速反应和积极隔离，使得疫情始终被控制在东北，没有进入关内，也没有引发大规模的恐慌与逃难。

这些防疫的战斗，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西医的看法。后来接手东北的张作霖、张学良等人，在东北兴建了各式军医院和军医讲堂，也推动了东北医学的发展。

年轻的伍连德也因为这一战，获得了“国士无双”的称号。

由于诺贝尔奖的名单有保密期限，直到前两年，人们才知道伍连德曾在1935年被提名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这个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的年轻人，不仅在东北鼠疫的战斗中做出了巨大贡献，更在中国甚至世界的防疫史上画下了重重的印记。

伍连德在东北时征用火车皮做隔离医院的操作，给后人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经验。直到今天，我国在对待烈性传染病时所实施的仍然是与当年类似的步骤，即首先设立疑似病房与隔离区，然后实行大规模隔离与统一救治。

在中国援非抗击埃博拉时，首先建立起的就是疑似病房。疑似病房管理工作的严格程度甚至超过了ICU。大部分医院都会将其设立为单人病房并进行24小时监控和值班。可以说，疑似病房的创建，不仅降低了院内感染的可能性，更为医生观察症状的恶化提供了可能。

今天，我们与传染病之间的战斗仍未停止。

依旧有像伍连德一般的医生挺身而出，与肆虐的病魔战斗，永不退缩，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他们是我们与死亡之间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守夜者”。

感谢他们的存在，也请对他们多一些包容。

你曾经得过传染病吗？当时你被隔离了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经历。

原创：曹柠 南风窗 

主播：杨程昊（添加微信 zhubochenghao，备注 进群 进听友群）

新一期的《奇葩说》有个辩题：美术馆着火了，一幅名画和一只猫，只能救一个，你救谁？

辩场的戏剧性十足。李诞首次下场辩论，一开始畏畏缩缩，迟迟不站起来，台下有人喊加油。结果站起来了，一番嬉笑怒骂，辩词被冠以史上最佳。

一如既往，喝彩和质疑，接踵而至。

很多人为李诞式的小确幸伦理击节叫好，还有很多人表达了他们的愤怒和鄙夷。而我，却感到一丝不可名状的困惑。

这个辩题这么值得关注吗？如果不是因为这场辩论的二次传播，一而再、再而三映入眼帘，或许它的讨论价值还不似现下这般。

此文无关人设、无关辩论，而是想看看二次传播中引发的争议有何意义。

无关真理，只关姿态

我看到的第一件事是，姿态的选择至关重要。

就像朋友圈点赞，你会为一个喜欢的人的一段套废屁（套话、废话、屁话的总称）点赞，看到不喜欢的人的金玉良言却恨不能直接拉黑了。

李诞“赢”在了姿态，他首先是讨喜，上来就用泼皮耍赖，把“高大上”的价值观辩论赛给解构了，再通过故事循循善诱，表明态度，渐入佳境，最后留下了一个具有想象力的结尾，叫好又叫座，赢得满堂彩。

黄执中的发言被他踩在脚下，原因也是姿态。

 “远方的哭泣”这个说法也许很浪漫，但是它太端着一副精英的样子，“你不救画，是因为你看不懂画”。这话，乍一听唬人，细听想骂人，凭恁要别人来告诉我，什么才是有价值的呢？人，是喜欢精英的，却讨厌精英姿态。我如果在现场，大概也会弃黄执中而去。

与之相似，三类反应中最有趣的是，第一时间对辩题的设置和李诞的发言表示愤怒和鄙夷的。

他们往往是这样开头的：我是从来都不屑于看《奇葩说》这种节目的……

然后先给李诞贴标签，“虚无主义”；再引用一堆名言，柏拉图、康德、卢梭云云；最后用几个貌似高深却不知所云的句子宣读最终的“审判辞”。

但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更不讨人喜欢。一切以个人好恶为准，不接受其他，搬出一堆神仙，不仅震不住现在的年轻人，反倒成为了惹人反感的证据。

这种无力的批判，和他们批判的对象一样荒诞，都是在断章取义、崇拜金句，本质上都是在崇拜简单化思维。炮制过程就和我们中学写作文一样，喜欢引用名人名言，却浅尝辄止，不明就里。

比如康德经常被cue到那句“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浩瀚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绝大多数引用这句话的人未必明白康德的良苦用心。

这场辩论之所以冒犯了那么多人，是因为这些人把《奇葩说》一场秀，理解为了宏大叙事与小确幸的战争。

知识分子的楷模鲁迅是怎么说的呢？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如今的文化偶像李诞们会怎么说呢？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关我屁事。

价值什么时候需要捍卫？当价值失落的时候。这年头卫道士沦为笑柄，无非是因为那份不合时宜的执着。卫道士不理解为什么会有小确幸，可那正是上几代人给这代人造成的后果。

这下子，矛盾点成了：要粉饰的体面还是要坦诚的虚无？前者似乎很崇高，但容易流于空梳和虚伪；后者看似很勇敢，但却是一种更深的怯懦。

也许，就是因为伪君子太多了，真小人才显得可爱。

“救猫”的世相

这期节目更像一道检测题，测出了世相。

李诞的发言引起共鸣，恰因为切中了我们的时代精神：人们总是追求崇高，可是却无法知行合一，一视同仁，且大部分在说，小部分在做。

《奇葩说》的忠实拥趸中不乏佛系青年和空心人，他们早早接受各种价值概念的洗礼，虽然内心却一片荒芜，漂亮话却一套一套，言之成理。

就像李诞说黄执中这些辩论选手，内心也许没有任何坚信，但是选择立场后即可口若悬河。就像这世上大多数人，都是先有立场，再找证据，然后以谁的雄辩精彩角逐胜利。

规则，比的也不是谁更有道理，而是谁更“奇葩”。话音刚落，立即锁票，观众成了墙头草，随着包袱的释放，笑得花枝乱颤，甚至没有留出回味和思考的时间。

也对，一个综艺节目，下班回家就是想轻松下，谁还要想这么严肃的事呢？

标新立异者如李诞，说自己代表着自私、胆小、不考虑宏大事务的立场，只顾自己岁月静好。这就是猫的价值投射：聪明如斯，狐疑如斯，可爱如斯，虚无如斯。

什么是虚无？没有绝对价值。

李诞说，我们看完《奇葩说》，记不得其中的论点，只记得黄执中是个不错的人。他的意思是价值没那么重要，名画有什么价值？对于一个不关心《蒙娜丽莎》的人，它毫无价值。在他那里，这就是个审美问题，各美其美，“雨女无瓜”。

这说得就是观众们的心声，在衣食无忧的时候喜欢逛逛美术馆，谈谈梵高和莫奈；窘迫起来，没钱没闲，不知不觉就远离了展览。艺术就是这么个尴尬的位置——可有可无的装饰品。

猫很可爱这大家都知道，但名画为什么有名，往往一知半解，那出自沉淀的领悟，不是即刻的判断。

其实在讨论是非的时候，把先贤搬出来是没什么用的。无论是马克思的信徒还是马斯洛的拥趸，必然搬出一套物质基础或需求层次学说。但这也并非世界的全部真相，现实不是必然如此的非黑即白，而是灰色的：选择是具体的，也是抽象的；选择是多变的，也是永恒的。

原则并非我们想象地那么重要，情境才重要，天使如果在罪恶的环境也会成为恶魔。面包和玫瑰哪个重要？取决于你所处的境况。一般吃饱了的人会觉得玫瑰更重要，毕竟面包每天都吃，而玫瑰只开一时。饿肚子的人会鄙夷：我要鲜花有什么用。

有了选择的自由，才有价值排序的必要。如果选都没得选，什么更重要当然没意义。当人没有了选择的自由后，说不就是最后的自由。这就是虚无主义者的发展轨迹。

小确幸和大价值的可比性

退一步说，这个看似绝妙的辩题无非是老调重弹。

也许节目组最初时这么设计辩题的：美术馆着火，救火还是救人？但是这太没悬念了，多数人一定选活人。因为太有代入感了，如果你是被困的，难道不想获救吗？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无人能够幸免。

所以灵机一动，把人换成了猫，似乎就是一个好问题了。可是孩子和猫有没有本质区别呢？如果选手捍卫人类中心主义，会继续落入“君子远庖厨”的窠臼。

对于理解了名画价值的人和爱猫人士，这个选择估计不会特别纠结，择其偏好便是。

这个论题先把是非问题包装成审美问题，又要用审美对是非实现降维打击，加剧了价值系统紊乱。

牵扯到美学问题，有时候就说不清了。所以回到是非层面，猫象征凡人的生活，名画象征人类生活的意义。

无疑，在世上人人都应该爱生活先于爱生活的意义，而爱是超越逻辑的。

 吊诡之处在于，爱意义（名画）容易，爱具体人（猫）难。宗教大法官言犹在耳，“恰恰对于邻人是无法爱的,只有远离些的人才可以爱……要爱一个人，那个人必须隐藏起来，只要一露面，爱就消失了，人们本性如此。”

所以，人的成长一定是先学会爱猫（小确幸），才会爱上名画（大价值）。这是个渐进过程，不可取舍，不可比较。

先学会走才能学会跑。但是走和跑哪个好，这个问题有价值吗？

再说，画怎么就成了死的价值呢？古往今来，为了七情六欲而死者有之，为了理想价值而死者有之，到底谁轻如鸿毛，谁重于泰山？

这道理可以从生活中明白，也可以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来领悟，但是不能因为自己悟到了就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必看了，同样，也不能因为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就阻止别人去领悟生活。

所以，这场辩论激发出的情感能量，如果只用来在微博上撕逼未免太可惜了，争来争去问题解决了吗？

政治正确是一条警戒线，人本价值如利剑高悬，可这年头觉得人不如猫的多了去了，谁也不用批判谁，节目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这是一场精彩纷呈的综艺节目，华丽的转折、精彩的譬喻、视听的按摩。

这也是一场莫名其妙的论辩，拙劣的比较，混乱的逻辑，虚无的价值。

这个辩题通过将道德困境戏谑化，降级成价值困境，制造一种问题解决了的假象，引发了大众的欢呼。

道德困境和价值困境有什么区别？

前者不可调和，后者因时而异。那些无解的基本问题是problems，是永恒的困扰，是思考的原动力；而那些因时而异的纷争是questions，是偏好的分梳，是站队的标签。

好在我们社会的道德教育不是通过《奇葩说》来完成的，否则那不是《奇葩说》的幸运，而是这个社会的悲哀。 

面对现实生活中的野火无计可施，却在想象的大火中假想胜利，不可悲吗？

若干年后，当年的价值的争论者已经烟消云散，蒙娜丽莎依旧在卢浮宫微笑着，道德困境依然困扰着人类。

原创：大家-腾讯新闻  作者：闫红

主播：杨程昊（添加主播威信zhubochenghao进群）

“双十一”如何防剁手，推荐看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它告诉我们，过于任性地买买买，真的会死人的。

包法利夫人爱玛爱购物。一开始，买的都是些小物件。“她在鲁昂看到有些太太在表链上挂一串小玩意；她买了一串小玩意。她要壁炉上摆一对琉璃大花瓶，过了一阵，她又要一个象牙针盒和一枚镀银顶针。”

她的丈夫不懂这些，出于对她的爱，觉得这些很可爱。“它们增加他的官能的愉悦和家室的安乐，仿佛金沙，一路遍洒他的生命小径。”

恰当的物欲增加生活情趣，一个喜欢买点什么的人，总是比清心寡欲之人更有趣，也更可亲近。

然后她买哥特式跪凳，克什米尔的蓝呢袍，一个月花14法郎买柠檬洗指甲，还要上好的围巾，当成腰带系在在室内穿的便袍上。

她越买越疯狂，买有宽道道的黄窗帘，地毯，当下最时兴的可以搭在沙发上的花边……她还要排场，和情人赖昂长期住高级旅馆。赖昂应付不了这开销，她总是大大方方来补足。赖昂认为，换个不那么贵的旅馆，他们一样会很快活，但爱玛完全不同意。

她从来不是有钱人，这么买买买的更穷了，便到处跟人借钱，连女仆也不放过。变卖房产，抵押家具，只要能弄到钱，什么条件都行。拿到钱她也不去还债，继续买。这种失控，让作为读者的我，有一种坐在过山车上的眩晕。

最终生活对她图穷匕见，狡猾阴险的商人勒乐出示了一张八千法郎的借据。她求现任情人未果又去求前任情人，那些曾对她说尽情话的家伙，现在把她当成一包需要赶紧扔出去的垃圾，爱玛无法直面生活底色，自杀了事。

我不觉得是物欲害了爱玛，书中更多地写她的“买”而不是她的“用”，“买”提供的是预期，“用”服务的是现实，她在预期中能够比在现实中得到更多乐趣，女文青爱玛一生悲剧，都是因为中了语言的蛊。

首先，她浪漫主义小说看多了。

爱玛年轻时在修道院里迷上了浪漫主义小说，修女们对此忧心忡忡，的确，《包法利夫人》这种小说固然能够阻击物欲，但是那些浪漫主义小说，当成商品推广文案读也可以。

比如郭敬明的《小时代》，就是一部奢饰品教科书，安妮宝贝笔下的男主人公总是穿价格不菲的衬衫，而在更遥远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琼瑶小说风靡一时，未必不是因为里面的人物，把日子过得好洋气。

他们去趟欧洲比我们去趟杭州还简单；一买就是一箱子衣服；女孩子说喜欢真丝衬衫，追求者送她一屋子；他们总是出没于咖啡馆，海边，画展上，跟他们的爱情一样华而不实，但所有高级事物，不都是华而不实的吗？

看这些小说，不难得出一个印象，爱情总是跟这些事物同时存在，或者说，能够被这些东西催生，大好前途也是。

亦舒小说《我的前半生》里，说唐晶坐大堂挤在打字员身边的时候，用的就是迪奥的“哉”（JOY），她将此称之为“成功的人一早就显露不凡”。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也想来一瓶“哉”，辛苦揾食的蚁族，何以告诉自己未来光明？一瓶虽然昂贵的但是咬咬牙也不是买不起的香水，就能够给自己某种暗示，也不能说很不划算啊。

师太告诉我们：开司米比貂皮矜贵；暴发户才戴卡地亚；求婚要用蒂芙尼的钻戒，女主叹“破费”，得到的回答是绝佳广告词：“两个半月的薪水化为永恒，非常值得”。

当一样东西只意味着一样东西，不买也可以，当一样东西被附加更多精神内涵，成为爱情必须的背景，或是成功先兆时，就变得不可或缺了。

看多了浪漫主义小说的包法利夫人，正是陷入这种误区：

“由于欲望强烈，她混淆了物质享受与精神愉悦，举止高雅与感情细致。难道爱情不像印度植物一样需要适宜的土壤，特殊的气候？所以月下的叹息、长时间的拥抱、流在伸出来的手上的眼泪、肉体的种种不安和情意的种种缠绵，不但离不开终日悠闲的大庄园的阳台，铺着厚实地毯和有活动帘的绣房，枝叶茂密的盆景，放在台上的宝榻，也离不开珠玉的晶莹和号衣的饰带。”

当她被男人甩了，只要她抓住那些精致之物，就意味着她并没有被生活甩了。当她进入下一次恋爱，她更是要给这爱情提供能够与之配套的物质生活，她和赖昂住有船型桃花心木大床的旅馆，天花板挂着素红缎幔帐，低低下垂，兜着敞口床头。她自己家里的地毯也是那时候买的。

她婆婆不能理解，批评她说：“好好的地毯，为什么要换一套？我那时候家里只有一张扶手椅，还是为老人预备的。世人不见得个个有钱，再有钱也经不起乱花，我要是像你这样贪舒服就脸红的。”

讨厌小说的婆婆不明白，地毯之于包法利夫人不只意味着“舒服”，就像爱情不只意味着爱与被爱，还是她进入“高级”生活的隐秘通道，即使一个人待在家里，她也要通过某些别具意味的物品，给自己制造一个气场。

许多年前看过一篇小说《哦，香雪》，说是某个偏僻的村镇附近建了个火车站台，外面的空气透进来，村里人蜂拥过去做买卖。有个叫香雪的小姑娘，迷上了一只自动开关的文具盒，为了换到那只文具盒，她吃尽苦头，但是她一点也不后悔：

“她要告诉娘，这是一个宝盒子，谁用上它，就能一切顺心如意，就能上大学、坐上火车到处跑，就能要什么有什么。”

地毯之于爱玛，正像铅笔盒之于香雪。广告商抓住的，也是这种心理，告诉你，你有什么，你就是什么。羊绒内衣、lamer眼霜、戴森吸尘器，使用它们，意味着你已经拥有高级人生。

如果说那些浪漫小说是爱玛预先自行植入的产品文案，商人勒乐的话术，就是在为爱玛终极的消费升级推波助澜。

爱玛虽然想要地毯，却也知道，这东西跟她的经济状况不匹配。但是勒乐说：“这也不是月中桂”——月中桂这个意象比较中式，我看的是李健吾先生的译本，相信他最多是意译，也就是说，不管作者原文是什么样的，但一定蕴含着不可得之物的意思。

“这也不是月中桂”，这话太能蛊惑人心了。这世上有太多的“月中桂”，前程、理想、TA的心，而美丽的地毯不是，能花钱搞定的事都不是。那么，已经受了太多委屈做过太多妥协的自己，为什么还要给自己设卡呢？就算要花些钱，起码还可以够得到吧。

问题是这世上有太多东西不是月中桂，看上去与你咫尺之遥，假如你愿意倾囊而出，便唾手可得，但这不意味它们和你的生活真正匹配。

再有，得到一件东西，只意味着你得到这样东西本身，不产生什么精神价值。爱玛和她的两任情人爱得都很奢靡，但冷硬的现实揭示，他们都不爱她，她也不爱他们。真正爱她的，是她看不起的丈夫查理，被她害得那么惨，却说“错的是命”。

同样，用上那些面霜吸尘器，也并不能进入广告里展示的那种生活，我们只能通过自身修为去成为什么人，借助爱情，或是借助身外之物，反而成为一种阻隔——你以为你已经完成了。

这部小说还出现了套路贷，商人勒乐借给爱玛一千八百法郎，开出的却是两千法郎期票，佣金和回扣去掉一成。但是爱玛完全顾不得了：“梦想可以实现了，爱玛眼前展开一片好景。”

在普天同庆的双十一，打开贷款平台时，请看看这句话吧，眼前的一片好景，很有可能是《聊斋》里书生误入的华丽楼阁，当幻象消失，只剩一片瓦砾场，没有强大神经的人，就会像爱玛这样被真相吞噬。

原创： 向由 南风窗 

主播：杨程昊（添加主播威信zhubochenghao进群）

我是个调查记者，算来我的记者生涯也有四年了，不短不长。我做记者的原因很简单：想要去远方，去很多个远方，看看那里的人那里的故事。

大二下的某个夜晚，真是鬼使神差，我偷偷溜进了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的一个讲座，从此迷上了记者这个职业。

那天的主讲人是王克勤，“大爱清尘”公益项目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一名资深记者。

他谈起在做调查新闻时的经历，采访过程像是一部警匪片。比如有一次，他在探访一个发生了矿难的村庄时，矿主的人把守着进村的路口。他翻山越岭，硬是走了几小时山路进村。

进村只是第一步。村民们大多在矿上工作，他们不想摊上事儿。一张外来的陌生面孔，既要找到遇难者家属，又要避人耳目，鬼鬼祟祟犹如“特务”。

特务倒也罢了，至少在接头时，他们还有信任基础。但是有的受害人家属，会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否认自己说过的话。王克勤有个习惯，他把受访人说过的内容写在纸上，并让对方“签字画押”。可谓步步为营、如履薄冰。

这一切做完，还要想着如何脱身。王克勤谈到，他有一次暴露了行踪，抢在对方之先离开了村庄，却在路上遇到关卡。他假扮成老农民，坐在三轮车车厢里，一个劲儿地吐着烟圈。在烟雾中掩护自己，终于“逃出生天”。

那是六年前的事了，很多情节在记忆中变得模糊，我却记得当晚的感受：“记者太有意思了！”

可惜，专业成为我的第一块绊脚石。我读的是生物工程，与新闻行业八竿子打不着。找工作的时候，招聘方都有专业相关的要求。我恨恨地望着那一页纸，只能感叹，本专业它真的是个坑啊！

更大的阻力来自家庭。他们认为，毕业是个重大的人生节点，能找到工作就是成功转型了，哪怕一个月挣五百块也可以接受。但是限制也很明确：绝对不能离开重庆。

前途无望、后顾茫茫，在我左顾右盼的焦虑之中，招聘季滑入尾声。那一年，重庆媒体几乎没有招聘信息，仅有的几个名额，想来也轮不到我。后来，在2015年4月5日，我骗家里说，要留在学校里做实验，偷偷地买了北上的车票。

那是我投出去的简历中，“唯二”的回音，另一个是内蒙古某某都市报。我选定了北京的这家，这可是个大报社：北京青年报！

好吧，我承认，它只是北青报下的一个小报，全名是“北青社区报世纪城版”，每周出版一期，还只有四页纸。

它招聘的记者，主要在北京西四环的一个街道工作，每天在各个小区里转悠，抄录通知栏上的停水、停电信息，当天就发布微信。或者采访一下居委会的文艺活动，或者是某个二胡拉得好的大爷，又或者是一次广场舞比赛。

尽管它只是一张薄薄的免费赠送的报纸，但——它能给我署名记者啊，我已是求之不及，在火车上站了24小时去北京面试，即将返程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了负责招聘的站长，酸溜溜地告诉他，北方天气真的和南方不同，很是清爽自在。

言下之意：“你可要让我再来啊！”很幸运的是，他立刻给出了肯定的答复。我欢欣雀跃地回到重庆，订好了再去北京的车票，临走之前的一天晚上，才正式告诉了家人一切。我的想法是：工作找好了，车票买好了，明天就走了，告诉你们一声儿。

无论何时回忆起来，在北青社区报的日子，都是我最元气满满的时光。我花400元买了一辆单车，每天骑着它，用一个小时在家与公司之间来来回回。每周出版一次的四页报纸，我总会在我的名字前的“记者”字样处，多看上两眼。

回忆起来，那时没有做过“大新闻”，但是对于哪个小区停水停电如数家珍。2015年8月，天津滨海新区发生爆炸事件，我觊觎着它，一夜没睡。天津太近了，我和另一名同事嚷着要去现场，一个快要退休的记者却讽刺道：你们去了能干啥啊。

天津没去成，我在社区报做过的最大的新闻，是一名男子点火烧了一辆车，这事儿就发生在世纪城。我受命前去的时候，心情那叫一个激动，跑到现场时已是一身汗水淋漓，目击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反而劝我：“你别着急啊，先休息一下”。

也是那次经历，我第一次见到了“大报记者”。相比之下，他们可真有风度，一群人来了之后，扶着栏杆望着烧毁的车，互相聊着天看上去很熟。京华时报来了，北青报也来了，他们说着，新京报的在哪儿啊？怎么这么快就发稿了？

我望着他们，看他们气定神闲的样子，心里默想着：嗯，大报风范。

虽然没有“北京情结”，但既然到了北京，我也没想在社区报做一辈子。事实上，我在那时的计划很明确，分三步走：

一，先在社区报干上两年，等机会去市级媒体，比如北京娱乐信报？

二，再做个两三年，看有没有机会去个北青报、或者京华时报？

三，做到了五六年时，或许有机会试试新京报？

就这样，我把自己至少十年的人生给安排了，没有想过记者以外的任何可能。记者多好啊，能够公司报销着到处奔走，听别人讲故事，还有钱赚！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北京娱乐信报率先关停。不到两年时间，京华时报也作烟云散了。我始终记得在采访中遇到的京华时报记者，他们似乎总是一男一女两人搭配，在各种突发现场闲庭信步地走着。我还没来得及明白缘故，它就没了。

世界总在变化中，我也没能遵守自己的“规划表”。不到半年，我离开了社区报，去了最高检下的一本机关刊物，在即将转正之际，机会终于来了！

2016年初夏，南方省份的某知名报社，开始了社会招聘。我顺利通过了面试，激动坏了，在当时的我看来，它并不比新京报差，岂不相当于在毕业还不到一年时，成功地“一步登天”？

然而，进入这家报社有很多限制，我却在狂喜之中忽略了：

只是实习、不一定转正？——没关系！

试用期不签合同？——没关系！

试用期可能一两个月，也可能半年以上？——没关系！

实习期间的工资很低？——没关系！

事实上，我根本没有问过工资多少，怎么转正的问题。在大学期间，我读过的那么多丛书当中，记者们突破层层艰难险阻，如何获取了被隐瞒的真相，这些故事有很多是发生在这家报社的。我首先是相信它，这是先验的。其次才是相信自己，不畏艰难。

进入报社后，没过多久，我报道了一则在IT圈影响深远的事件，即一个“白帽黑客”在互联网公司的举报下被抓。报社领导来问：“有没有兴趣去广州，去深度报道组？”

当然愿意！

我既没有得到钱，也没有得到合同，却乐滋滋地退掉北京的房，交付了五千多块的违约金。又是自个人买票，到了广州租房子、买家具，兴冲冲地报到了。2016年的下半年，我终于做上了自己喜欢的工作。

“勉强算是个调查记者吧”。我想。

尽管研究调查记者的学者，并不会把我算在其中，但在那时，从“白帽黑客被抓事件”，到乌云网整个覆灭，从东北虎咬死下车乘客，到杨永信的13号室再掀波澜，从网络主播虐杀动物，到网络主播做假公益骗钱，再到直播中数不清的诈捐事件。我做了些大大小小的独家，也曾把犯罪嫌疑人曝光出来、送进牢房。

感觉不赖。

但是，调查记者的生活有够苦X。每天的深夜凌晨，到早上一醒，便开始四处搜罗选题，在报社里动不动加班到深夜。“996”算什么？最怕的是24小时随时响应。

另一方面，在爆料平台里的海量信息中，别指望有任何“正能量”。我发现，最多的就是主张自己遭受了冤屈，十几二十年不得平反的人，他们把整个人生陷了进去，申诉材料的厚度比得上《三体》。其次，便是举报违法平台骗走了钱财的。

对我来说，最大的负面情绪的来源，是调查报道已经刊发了，却丝毫没有反响的时候。能够引发讨论的报道，在记者的工作中属于凤毛麟角，更多的冤屈和不公石沉大海。

我常常自嘲说：关注调查报道的，除了期盼正义的所谓受害人，以及盯着差错想找麻烦的“被调查人”，再也没有其他的人会看调查报道了。

只是有的时候，当某个热点事件疑点重重时，会有人终于想起来感叹：现在的调查记者太少了！这种声音总不乏响应者。但在平时的话，呵，不存在的。

2016年下半年，越来越接近年底时，我的钱袋子也渐渐空了。然而，合同依然没得签，转正遥遥无期。尽管直接领导说：“稿费我一定保障，给你的比正常记者还高一等”，但七个月下来，只有一万余元，连在最初搬家时的亏空都填不上。

最为紧迫的时候，一两个月的时间里，我每天只能吃一碗13元的杂酱面，外加一瓶冰镇可乐。后来，饿到难以为继了，我离开了那里。再到后来，有人评价我说：“向XX这个人做新闻，还不够热情”。

满身疲惫地回到重庆，遭遇家人的白眼，自是不可避免的了。真如新裤子乐队唱的那样：“忘了吧那摇滚乐，奔腾不复的时代。”

我对此反思了很久，谁叫我在当初空自信任？在个人的理想情怀高涨时，容易看不清现实，那就要承担被现实踩踏的后果。我现在也了解到，比我更优秀的、从各大名校毕业的、怀着憧憬在报社里耗到失望的年轻人，多的是。

归根结底，调查记者虽然面临“濒危”，但并不属于“珍稀物种”。人言道，物以稀为贵，有人就以为，仅存不多的调查记者是很珍贵的。我个人的看法正好相反：是因为不再需要了，所以数量很少。也是因为不再需要了，“供需关系”中，“身价”更贱。

在如今，职能部分逐渐新媒体化，其所拥有的权利，让它更容易了解到权威性高的真相，而互联网的多种渠道，让它更便捷地回应公众的关切。很明显，不只在一次热点事件中，公众呼吁的是“等待官方通报”，而非等待媒体调查。

传播生态的改变，很迅速，也很残酷。草莽英雄也好，“无冕之王”也罢，只能活在偶尔才有的一次次集体回忆里。

与其执着于旧日的光荣，动不动作出苦大仇深状，那是很招人嫌的。还不如顺应改变，在碎片化的时代做出深度报道，呈现出真相背后的深层次肌理。虽然很难，要求更高，但好歹能够“自高身价”。

有时候，我也会回头，看看三四年前的那个少年。他为了一份职业，几乎是离家出走。为了一家心仪的公司，忍受着日日夜夜的饥饿，但他依然热爱他的工作。

假设，现在的我回到过去，我会阻止他吗？答案是——

——会的。

我会阻止他，想办法断了他的念想，也不介意把难堪的往事说给他听，或者告诉他，他是真的天资不足，总有这样那样的困难。总之，我会不遗余力地阻止他。

因为我知道，他是不会听的。

就像是同行之间在聊天时，几乎都会感叹说，工作多苦生活多难。但在下一个新闻现场，我总是又一次看到他们，仿佛是注定了的相遇。

我不喜欢亦舒的调调，她有一句话，我却喜欢：“墙高万丈，挡的只是不来的人，要来，千军万马也是挡不住的。 ”

来源：南风窗
原创： 董可馨
主播：杨程昊（添加主播卫星zhubochenghao，备注“进群”进微信群）
11月6日，滴滴宣布它的顺风车业务要回来了。

算起来，自从2018年8月27日滴滴顺风车下线以来，已经过去了四百多天。在滴滴因安全事故而缺席的一年多时间里，顺风车市场并没有停滞，反而有大把玩家涌了进来。

哈啰出行、高德、嘀嗒出行，曹操出行，纷纷在在滴滴顺风车下线期间开启自家的顺风车业务，并赢得了部分用户转移。如嘀嗒出行就在今年9月宣布，用户突破1.3亿，车主数量突破了1500万。

显然，在去年亏损了109个亿的滴滴坐不住了。

为了这次上线，滴滴自称“怀着敬畏之心”，做了大量的准备，从今年7月18日以来，就陆续公布整改方案，上线公众评议会、召开用户恳谈会，广泛征求了意见，经历了车主、乘客、网友、专家、监管部门的层层监督与把关。

但新方案甫一公布，就激起一片舆论哗然。

是的，我们已经知道，舆论漩涡的焦点在于新方案中对女性乘车时间的限制，即晚八点之后，女性被禁止使用滴滴的顺风车业务，但男性依然可以。

对此，最强烈的反弹指向了滴滴对女性的性别歧视。

这种批评认为，滴滴平台上伤害女性的事件之所以频出，在于滴滴的安全审查不严、惩错机制不够、社交属性原罪等问题，和女性在几点出门坐车没有直接的关系，浙江乐清女乘客被奸杀案的发生时间就是白天。

滴滴禁止女性在八点后乘坐顺风车，看似在保护女性，其实是在惩罚女性，使女性在夜间得不到和男性同样的出行便利。

但也有不少声音同情滴滴，认为滴滴也很难，它就是一个平台，一个企业，既然无力阻挡人性之恶，那么以某种方式去规避人性之恶也可以理解。

如新京报的评论就反对将滴滴此举等同于歧视女性，称“性别歧视不是讨论滴滴顺风车限时令的正确姿势”，因为不管“你认或不认，女性受到侵害的几率确实更高，而晚八点以后也是事故更易发的时段”，这是很难治本之下的无奈之举。

当然了，还有一种剑走偏锋的意见认为，这是对男性的性别歧视，凭什么忽视男性的安全。

总之，这一方案一出来，无论女性、男性、滴滴好像都有资格叫苦，也都有理可说。

但我不想在性别歧视这条路径上展开讨论。我们不妨先从事情的原点出发。

我可以理解滴滴的苦衷。滴滴首先是一家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对于它来说，决策的出发点就是成本收益最大化。

滴滴不会不知道，公布这一方案之后，会招来怎样的批评，滴滴总裁柳青曾称，“滴滴内部也有很大的争议。”

但它仍然选择“顶风作案”，一定是在考量之后，认为一刀切的拒绝女性在夜间乘顺风车，比让女性平等乘车的成本和风险更低，才做出了此种决策。

而且，为了这次小心翼翼的试运营上线，滴滴也的确做了很多整改。除了对乘车时间做出限制（晚23：00到次日5:00之间禁止乘用）外，还限制了城市数量（第一批只在哈尔滨、太原、石家庄、常州、沈阳、北京、南通等7个城市试运营），和服务距离（只提供市内中短途，50公里以内的服务）。

更实质的整改在于，滴滴彻底放弃了原来的社交属性，承诺个性化头像、性别、长文评价标签等涉及到用户隐私相关的信息会永久下线；

提高了车主的入驻门槛，比如需要实名认证，采集驾驶证，行驶证和身份证信息，引入失信人筛查机制，并联合公安机关对车主进行综合背景审查，将网约车中的110报警，行程分享、紧急联系人等安全功能移植到了顺风车业务上来。

可以说，整个顺风车平台从安全功能，到处置流程，乃至客服等环节都进行了优化。

当然，即便是已经把滴滴改成了柳青所说的“一款最难用的顺风车产品”，滴滴还是要承受困难与风险，因为只要上线，就无法百分百地杜绝安全事故。

这不止是人性之恶的问题，正如南风窗曾发的《滴滴事件：互联网巨头的膨胀与傲慢》一文所说，在快车道上行进的滴滴，刚好和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某些趋势出现了冲撞。

在快速的城市化之下，阶层问题、就业问题和婚恋问题夹杂到了顺风车这个社交工具之中，频出的安全事故的滴滴，只是在当今中国社会互联网快速膨胀并下垂的缩影之一。

以上，是我可以理解滴滴苦衷的原因，但是，这依然不可以为滴滴此次对女性的限制性规定提供合理化证明。

滴滴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它是网约车领域的霸主，在通过高额补贴、大范围营销推广，合并最大竞争对手Uber之后，其老大地位就再无可撼动。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滴滴已覆盖全国400多座城市的出行需求，其市场占有率保持在90%以上。 

如果按照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8》来算，2017‒2018年期间，滴滴在整个网约车市场份额占比也达到了63.0%。

如此规模，按照《反垄断法》第19条——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的，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滴滴在网约车和曾经的顺风车市场，无疑都具有支配地位。

既然享受了垄断地位带来的优势和利益，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这个责任在《反垄断法》里也写得很清楚了，其中第17条规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如果没有正当理由，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或者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就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换句话说，以滴滴的市场体量，它有法律责任和企业义务不对某一特定人群实行差别待遇。因为只有它的覆盖面是最广的，如果它不去为某一群体提供服务，那么相当多人就无法享受到那一服务，其代价不只是出行便捷性。

滴滴的数据看起来都很骄傲，2100万车主、4.5亿用户、市场渗透率高达12.0%（每100个移动网民中就有12个滴滴出行的用户）、2017年日订单超3000万人次。但反过来去看，当它限制了女性，也即几乎一半用户使用顺风车业务时，受到波及的用户数是上亿的。

这些上亿的女性用户里，可能有的女职员因为加班，无法使用顺风车，转而使用黑车，有的女学生和朋友出门晚了，只能选择昂贵的出租车或干脆第二天再回家，有的又或者干脆放弃出门，待在被划定的“安全地带”里。这里面的安全隐忧和权利问题显然是滴滴新规所带来的。

安全和责任是滴滴摔了跟头后重新回归时所着重强调的，滴滴创始人程维曾不止一次公开说过，如果滴滴顺风车未来上线，一定不会把规模和盈利当成主要的目标。

不管他此言是否为真心，既然打出了责任的旗号，就要经受对其责任的检视，但如今的新规，则明显是在回避责任。

而滴滴对此，还没能做出有效回应。

在遭到猛烈批评后，柳青在6日晚七点半发了条微博，做出愿意接受批评的谦卑姿态。

于情可以理解，但于法于理，都难以服众。说到底，这种一刀切的处理方式，是在以规避问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这一定会带来新的问题。

舆论所激起的反响，只是滴滴要必须要正视的第一关。

原创：Mtime时光网 

主播：杨程昊（添加威信zhubochenghao备注“进群”了解更多热点）

马丁·斯科塞斯批判漫威电影不是真正的电影（cinema），引发全球范围的讨论，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也有人说老马的观点已经过时了。

今天，马丁·斯科塞斯在《纽约时报》上撰写了一篇文章，

解释了他为何会那样批判漫威电影，以及他对电影未来发展的担忧，情真意切

。

时光君为你把全文翻译好了：

10月初在英国的时候，我接受了《帝国》杂志的采访。有人问了我一个关于漫威电影的问题，我回答了它。我说，我试着看了几部，但都不适合我。在我看来，它们更接近主题公园，而不是我一生都熟悉和喜爱的电影。

一些人似乎抓住了我回答的最后一部分，认为这是一种侮辱，或者是我仇视漫威的证据。

如果有人想从这个角度来描述我的话，我无能为力。

你能在大银幕上看出来，许多系列电影都是由有相当才华和艺术才能的人制作的。我对这些电影本身不感兴趣，这是一个个人品味和性情的问题。

我知道如果我更年轻些，如果我晚些时候成年，我可能会对这些电影感到兴奋，甚至想自己拍一部。

但我长大后，我自己做电影，并且有了自己的感知——

电影是什么？

它们可以是什么？——它离漫威宇宙就像地球离半人马座阿尔法星一样遥远。

对我来说，对我所喜爱和尊敬的电影制作人来说，对和我差不多同时开始制作电影的朋友们来说，电影是关于真相的——

美学、情感和精神上的真相。

它是关于人的——人的复杂性和他们的矛盾，有时是矛盾的本性，他们可以互相伤害，互相爱护，然后突然面对自己。它是银幕上的意外，在生活中被戏剧化和被解释的，并扩大到艺术形式中找到可能的意义。

这对我们而言是关键：

电影是一种艺术形式。

当时对此有一些争论，所以我们支持电影与文学、音乐或舞蹈等其他艺术样式同等重要。

我们发现，艺术可以在各种不同的地方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在塞缪尔·富勒的《钢盔》中，在英格玛·伯格曼的《假面》中，在斯坦利·多南和吉恩·凯利的《好天气》中，在肯尼斯·安格的《天蝎座上升》中，在让-吕克·戈达尔的《随心所欲》中，在唐·希格尔的《财色惊魂》中。

或者在希区柯克的电影中——你可以说希区柯克也在拍他自己的系列电影，或者说这就是我们的系列电影，他的每一部新片上映都是一件大事。

在一个拥挤的老剧院里看《后窗》是一种非凡的体验：

它是观众和电影本身之间的化学反应所创造的事件，真的太令人激动了。

某种程度上，希区柯克的一些电影也像主题公园。

我想说的是《火车怪客》和《惊魂记》，前者的高潮就发生在一个真正的旋转木马上，而后者是我在首映当天的午夜场里看的，那是我永生难忘的体验，人们惊讶、激动，没有失望。

六七十年后，我们仍然在看那些电影，并为之惊叹。但是，我们不断回顾的是那种刺激和冲击吗？我不这么认为。

《西北偏北》的技巧令人惊叹，但若没有故事内核里痛苦的情感，加里·格兰特的角色也没有彻底陷入迷乱，那只不过是一系列动态的优雅的构图和剪辑。

《火车怪客》的高潮部分是一个壮举，但现在令人共鸣的，是两个主要角色与罗伯特·沃克让人深感不安的表演互动。

有人说希区柯克的所有电影都有相似之处，也许没错——希区柯克自己或许也想知道，但和今天的系列电影有所相同又是另一回事了。

据我所知，定义这些电影类型元素的是漫威影业。这里没有真相、没有悬疑、也没有真正的情感的危险，没什么是真正处于危险中的。

这些电影是为了满足特定的需求而制作的，它们被设计成有限主题的变体。

它们名义上是续集，在精神上是翻拍，里面的一切全都是官方盖章的，因为不可能有其他的方式。

这就是现代系列电影的本质：市场调查、观众测试、审查、修改、翻新和再加工，直到它们可以被消费。

换句话说，它们与保罗·托马斯·安德森、克莱尔·德尼、斯派克·李、阿里·艾斯特、凯瑟琳·毕格罗、韦斯·安德森们的电影截然不同。

当我看这些电影人的电影时，我知道我将会看到一些全新的东西，并被带到意想不到的，甚至是不可名状的体验领域。我对用画面和声音讲故事的可能性的感受将会被扩散。

你可能会问，我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放过超级英雄电影和其他系列电影呢？

原因很简单，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许多地方，如果你想在大银幕上看到一些东西，这些电影现在就是你主要的选择。这是电影展映的艰难时期，独立电影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少了。

平衡被打破了，流媒体成为了主要的输出系统，不过，我认识的电影制作人中，没有一个不愿为大银幕制作电影，不愿在影院向观众放映电影。

我也是这样，作为一个刚刚为Netflix拍完一部影片的人来发言，Netflix，只有它，允许我们以需要的方式完成了《爱尔兰人》，为此我永远心怀感激。

戏剧性的，我们打开了这样一扇窗户，非常棒。我想让电影在更大的银幕上上映更长时间吗？我当然想。但不管你和谁一起拍电影，事实是，大多数多放映厅的银幕上都在放那些系列电影。

如果你要告诉我这只是一个供求关系的问题，只是给人们他们想要的，我不同意。这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

如果人们只得到一种东西而无休止地只卖一种东西，当然他们会想要更多的那种东西。

你可能还会说，他们就不能回家在Netflix、iTunes或Hulu上看任何他们想看的东西吗？没错——除了在大银幕上，那个电影制作人想让她或他的作品被人看到的地方。

我们都知道，在过去的20年里，电影业界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但最不好的变化是在黑夜的掩护下悄然发生的：逐渐消失并不复存在的冒险。

今日的很多电影都是为快速消费而生产的完美产品，其中很多都是由才华横溢的人们组成的团队做出来的，同样，他们缺乏了一个电影必须拥有的要素：单独一位艺术家使之成为一体的视野。当然啊，艺术家总是最危险的要素。

我当然不是想说，电影应该是一种被资助的艺术形式，或者曾经是。

当好莱坞制片厂制度还活的很好时候，艺术家与商业之间的矛盾十分频繁和尖锐，但正是这种富有成效的矛盾关系，让我们看到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

——用鲍勃·迪伦的话讲，他们是“英勇且有远见卓识的”。

如今，这种矛盾关系已经消失了，电影行业里有一些人对艺术问题完全漠不关心，对电影历史的态度轻蔑，又觉得它是自己的所有物——形成一种破坏性极强的组合。

遗憾的是，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有两套分离的领域，一个是全球范围内的视听娱乐，另一个是电影（cinema）。它们仍然会有重叠的时候，但这种情形越来越少了。我担心，拥有经济支配地位的一方，令另一方变得更加边缘化，甚至贬低它们的存在。

对于那些梦想拍电影的人，或者那些刚刚起步的人来说，现在的情况很残酷，对艺术很不利。

只是简单的写下这些话，已经令我肝肠寸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