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故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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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生活这三年，许多人热衷囤积食物蔬菜，身体也囤积着脂肪。随着社会放开，人们又开始计划着减肥。然而，过度减肥也潜藏着极大风险，被压抑的食欲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暴食。

本文的主人公，肖雪就曾因不当减肥诱发暴食症。2017年，她因为不当减肥，在不知不觉中滑入了暴食的深渊。食欲经不起凝视，当人汲汲营营地计算着卡路里和体重，疯狂地压制自己不要进食时，很容易遭遇食欲的反扑。

以下是肖雪的自述。

从减肥滑入暴食危机

2016年6月，我在研究生毕业后，决定留在悉尼，想努力打拼出一番事业。那时，我一边做着一份前途暗淡且不喜欢的会计工作，一边准备着申请绿卡需要通过的各种考试。出于一种盲目的要强，我羞于再向父母伸手要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因此，我必须放弃原本喜欢逛街买衣服的习惯，转而用吃东西抚慰毕业和找工作的焦虑，因为购买食物比逛街买衣服经济实惠得多。

或许是因为被焦虑支配，一向只喜欢吃辣的我变得极度嗜甜。那时，我每天早晨都要做一杯奶茶带去公司，加两大勺糖。附近超市里有一种170g装的巧克力，我也一板一板地买回家吃掉。我的食量变化大得惊人。原本吃一个汉堡就饱的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吃掉一个汉堡、一份薯条、一杯土豆泥，两个鸡翅再加一杯可乐。

当时我一心扑在事业和绿卡上，心里想着就算要减肥，也等事情完成了之后再说。毫无节制的饮食，让我在4个月不到的时间里体重上涨15斤，体重从90斤出头暴增到105斤。

图｜在悉尼徒步偶遇蜥蜴

2016年10月毕业典礼前夕，我高兴地拿出柜子里那条裁剪简洁修身的裙子试穿。两年前出国时，我特地为了参加这类正式场合买下这条裙子，当时为了不那么显瘦还特意买大了一号。

再一次试穿，我发现裙子根本提不上去了，直接卡在了臀部。我收腹、提臀，费尽力气把裙子往上提，裙子的拉链却大张着口，离抵达它该去的位置还有很远的距离。

我气急败坏地将裙子脱下来扔在床上，又试了另一条本科毕业时在日本毕业旅行时买的高腰A字连身裙。结果没有好太多。A字的版型对臀部要求不高，但却紧紧勒住了我的腰。十分勉强地拉上拉链后，裙子被绷出了一条条横纹，似乎只差我的一个深呼吸，它就能立刻四分五裂。

我试了一条又一条，不合身的裙子在床上越堆越高。几个小时过去，我的耐心耗尽，只找出一条普通蓝色系带裙子。系带的设计让裙子在腰间还有一点富余，我勉强穿上参加了毕业典礼。

毕业那天我穿上高跟鞋，认真地化了妆。朋友和室友纷纷来和我合影。典礼结束后，我开心地挑了九张照片发在朋友圈。家人和朋友纷纷夸我好看，我却越看越觉得自己脸太圆，腿又太粗。我问每一个说我好看的人，我是不是胖了，然后又忍不住在那条朋友圈底下发了一条全部人可见的留言：

“哈哈哈哈，老天就是要让你在最胖的时候毕业。”那时候我好像觉得，比起别人发现我变胖，由我自己指出来这点，会让我更好受一点。

毕业典礼后，我决定立即开始减肥。我在网上各大论坛的减肥小组和手机APP里寻找减肥办法，开始观看与瘦身相关的纪录片。在一部叫做《甜蜜的负担》的美国纪录片里，糖类被归结为导致美国1/3人口肥胖的主要诱因。片子里揭露了美国食品制造业如何向食物里添加糖分，致使消费者成瘾，以此增加销量。我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变胖是因为吃了太多的糖。在另一部地平线出品的纪录片《节食与长寿》里，我又看到了科学合理节食对于身体健康的益处。只是我急于求成，忽略了“科学合理”四个字，选择了十分极端的方式。

我减少了午饭份量，将主食换成了红薯，不再吃晚饭，戒掉了所有糖类，把零食全都放到了柜子最高处。

我开始运动，跑步、跳舞、游泳、徒步。只要能瘦，来者不拒。我原本不喜欢跑步。读书时学校每天组织晨跑，对我来说如同受刑。但为了减肥，我那段时间几乎天天泡在小区的健身房里，连生理期也不懈怠。为了坚持下去，我还在豆瓣上开了帖子记录每日的跑步情况。

因为食物摄入过少，运动量又突然增大，我常常十分疲惫，有时觉得两腿如灌了铅一般沉重。从大二开始就有的腰痛也日益严重。健身房里，我常如木偶般机械地迈着腿，双眼紧盯着跑步机上跳动的指示卡路里消耗量的数字，思考着还要多久才能消耗掉中午忍不住吃掉的那块饼干或者巧克力。

我也不再享受跳舞。欢快的音乐和激昂的鼓点丝毫不能让我投入，我只会一边心不在焉地挪动脚步，一边在心里计算：跳完一节课消耗的卡路里，够我吃几口米饭。

一切都变成了计算题。我给自己设置苛刻的目标，不允许自己多吃一丁点东西。与此同时，我像疯子一样计算热量，努力制造热量缺口。

每天早晨，我起床后总会第一时间去称体重，我的心情也随着体重的起伏而变化。精密地计算、艰苦地克制食欲，让我觉得我为减重付出了太多精力。如此庞大的付出，让体重哪怕上涨0.1kg都能对我的心态造成暴击。

那时候我没有意识到，这场减肥正酝酿着暴食的危机。

巨大的热量缺口使我变得对食物异常渴望。周中，因为要上班，控制饮食不算太难。为了避免冲动进食阻碍减肥的步伐，我会自带午饭，在午休时走二十分钟去海边吃。我总是快速吃掉饭盒里的水煮红薯和青菜，而后坐在海边发呆。

午饭后，我仍会不由自主地走进公司附近的连锁超市。我一排排地走过超市货架，将架子上的巧克力、饼干、薯片一个个拿下来，阅读信息表里的卡路里，快速算出吃一盒需要付出多少代价，然后不舍地将它们放回去。

偶尔，我会控制不住地买下一盒饼干或巧克力，坐在人来人往的商场里飞速地将它吃完。我被一种不可名状的念头抓住，只想快速地把食物吃下去，填满肚子。现在想来，那是进食障碍的表现。

周末的到来总会让我的努力灰飞烟灭。周末除了有更多空闲时间让我滋养食欲，还有难以拒绝的朋友聚餐。每次聚餐我都像一匹终于捕到猎物的饿狼一样，吃得撑到想吐。我常常无心去听朋友在聊些什么，只是一边吃一边计算着卡路里，这种计算是无望的，因为它无法震慑我停止进食，我只会一边计算一边绝望地吃下更多。

每次放纵之后，我都会生出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情绪。接下来的一两天时间，我会带着这种情绪，从超市和餐馆买回自己一直压抑着欲望不敢吃的高热量食物，在极短时间内全部吃完。两个月下来，我的体重纹丝不动。

我没有意识到节食和暴食使我的身体和心理都出现了问题。相反，我还在狠狠责怪自己“不够自律”。无成效的减肥让我越来越焦虑，减肥手段变得更加极端。

我去掉了三餐的全部主食，控制自己将每日摄入的卡路里降到了600上下，强迫自己每天走一万步以上、饭后站立半小时、晚上还要跳绳或者做半小时减肥操。

如果有无法推掉的聚会，我就自己带上食物。都是一些简单的蔬菜沙拉、胡萝卜和黄瓜条。在吃着汉堡、寿司或是火锅烧烤的人群里，我啃着黄瓜条，心里还在为自己所谓的“自律”感到沾沾自喜。我畸形地觉得享受美食的人们成了纵欲的“loser”，而我是那个战胜自己欲望的“神”。

为了让自己远离厨房和外界的食物诱惑，平时我会带上一根法棍和一些水果去学校图书馆九楼看中文书，希望靠这些食物坚持一天。为了增加卡路里的消耗，我甚至不坐电梯，而是一层一层地走上九楼。但很多时候我坐下的第一件事不是看书，而是迫不及待地将这些食物统统吃掉。

法棍几乎没有任何味道，在平常我不相信任何人能连黄油也不涂地吃掉一整根。可在当时，我缺少碳水化合物的身体却为它发狂。就像《活着》里一口气吃掉7个馒头的王教授一样，我的精神和理智被饥饿占领，本能驱使着我吃东西，活下去。

报复来得很快，2017年1月，我一向准时的生理期突然在一个月来了两次。我立刻意识到这是节食的后果，决定放弃极端减肥。

食欲反扑，我成了“不会吃饭的人”

当我想要恢复正常饮食时，却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不会吃饭的人”。

我的脑子里好像被安上了一个闸门。它在我不吃东西时紧紧地关闭着，一旦我开始进食，闸门就会轰然打开，食欲像洪水一样汹涌而出，催促着我继续吃、不停地吃，一刻也不要停下来。

我忘了“吃饱”是什么感觉。我的世界只剩下“极饿”和“极撑”两种状态。饱不再是停止进食的信号，饿也不再是应该进食的信号。它们对我的意义异化了，甚至颠倒了。

意识到不对劲，我立即在网络上搜索自己的症状。很快我就通过快速进食、回避社交、过度运动和对吃东西感到羞愧等症状，搜索匹配到了“进食障碍”“暴食症”等等关键词。

那时，我没有把我暴食的缘由与减肥联系在一起。我认为我暴食的原因来自毕业的压力，因此计划通过间隔年调整心情、恢复健康。

家人原本不同意我贸然辞职，在他们的眼里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又拿到了绿卡，应该安定下来按部就班地找男朋友，然后结婚生子。直到一次和家人的通话中，我提到了自己饮食出现的问题。父亲在网上查到暴食催吐甚至会导致死亡。尽管我还没走到那么严重的地步，被吓到的我的父亲，还是立即同意了我辞职回国。

2017年5月，我在永居获邀后立即辞职回国，开启了间隔年。空闲下来，我反而花了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减肥，这也引发了更为严重的暴食。

我疯狂地沉迷于一款减肥软件，把软件上减肥成功的人的经验分享视作宝典。我买了体重秤和食物秤，再次与体重和食欲做斗争。

为了精确计算卡路里的摄入，我开始称食物的重量，精确到克。吃饭前我会拿出白色食物秤，放上要吃的食物，称出重量后立即在减肥软件里找到那一款食物并记录下来。对正常人来说，一颗鸡蛋就是一颗鸡蛋，但对当时的我来说，一颗50克的鸡蛋和一颗70克的鸡蛋却大有区别。

即使是外出吃饭，我也会根据食物的组成大致估算出热量。网上和减肥软件里有许多帮助估算食物重量的方法，比如一捧菠菜大致为100克，拳头大小的馒头是80克，掌心大小和厚度的猪肉约为50克。根据食物重量通过减肥软件查找相应热量并不困难。所有的摄入都会被我记录在册，所有的消耗，哪怕是简单的下楼扔垃圾，也会被我记进减肥软件。

就像一个守财奴兢兢业业地存下每分每厘，我精打细算地控制着卡路里的“收支”。

我买了许多某品牌的硬糖，实在嘴馋时吃上一颗。一颗糖只有2卡，就算一天吃20颗也不算太多。高中时有一次过节，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了一罐徐福记的糖果。那天午休时一个正在减肥的室友将所有糖果都倒在床上，一颗一颗地数。糖纸摩擦发出“唰唰”的响声使我无法入睡，我心中充满烦躁与不解。2017年，吞下一颗又一颗糖的我终于明白了 —— 那是饥饿发出的声音。

家人出于爱意，总是希望我能多吃点，但那时我最讨厌的话就是“多吃点”。为了减肥，我很少吃晚饭。我的父亲常年在外省工作，偶尔到成都出差才能回家。我开始极端减肥后，我的父亲回到家很容易就发现了我正在病态地节食，这让他十分忧心。“怎么就吃这么一点啊。”他总是在饭桌上忧心忡忡地说，每天吃晚饭也都想让我坐过去，吃一点。我会不耐烦地丢下一句“不吃”，就径直躲进书房里去。

由于我把关心我进食的语言误解成了不怀好意，我总觉得那些劝我吃饭的人也变得面目可憎 ——即使他们是我的朋友和家人。

2018年初间隔年结束，我再次回到悉尼，重新找了一份会计工作，搬离了读书时的合租公寓。没有成就感的工作和远离家人朋友的生活，使我陷入了一种彻底的孤独。这种孤独让暴食变本加厉。

图｜生日时，会计事务所老板送的花

我常常感到一种百爪挠心般的饥饿，就好像胃里出现了一个大洞。我会不受控制地在下班后走进公司附近任何一家便利店，像幽灵一样徘徊在那些充满诱惑的食物旁边，仿佛在悬崖上走钢丝，一不小心就会坠入暴食的深渊。

对食物的渴望会驱使着我在天黑之后出门。楼下街上拐角处的两家关门很早，再往前走有一个加油站，里面有一家24小时便利店，对面还有一家尼泊尔人开的24小时小店，常常散发出奇怪香料的味道。

澳洲不像国内那样有热闹的夜生活，那两家开到深夜的小店，便成为了我用来填满胃部空虚的供给站。

许多个与食欲抗争失败的夜晚，我都会戴着鸭舌帽出门，像是准备去犯罪般低着头飞快地走在行人稀少的路上。路旁高大的尤加利树伸展着凌乱的枝条，好像一个个随时要扑向我的鬼。 我顾不了那么多，冲进一家便利店买些花生、巧克力、软糖之类的食物，然后一边往嘴里塞一边往回走。就像轻微的毒瘾发作，除了将食物塞进嘴里，其他一切都变得不重要。

因为经常在深夜大量进食，我脸部总是浮肿，额头和脸颊不时冒出痘痘，周身也散发出颓丧而疲惫的味道。长期不规律的饮食，把我曾经强健的肠胃摧折得十分脆弱，稍微吃点东西，就会胀气并发出“咕噜噜”的声音。

图｜间隔年在西班牙学语言时偶遇的面包店

我不再逛街和买衣服，整日穿着几件宽松T恤和裤子。我害怕服装店售货员上下打量的眼神，更害怕她们拿出m码的衣服让我试穿。

读研时，我也是个爱美的姑娘。每次回国都要买很多好看的衣服带回澳洲，也会在出门前花上一个多小时化妆和打理头发。在我变胖之后，我不再这么做了——我觉得变胖了的我，不再拥有爱美的资格。

开启间隔年离开悉尼之前，我曾遇到一个有好感的男孩子，却又觉得自己太胖、不够好看而止步不前。回国前的早晨，我纠结很久之后给他发了一条信息，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你那件蓝色衬衫真好看。”

体重和暴食成了一道巨大的鸿沟，横在我和世间一切美好之间。

2018年 6月，因为公司搬去新加坡，我意外地被裁员失去了工作。焦虑和失落让食物再次成为了我的救命稻草。失业后的第一天，我去悉尼鱼市场吃了很多海鲜和寿司，接下来两周，我的状态在暴饮暴食和滴水不进间反复切换。

两周后的某个深夜，我因为饥饿而吃掉了家里仅剩的一包过期挂面和半颗白菜 —— 为了预防暴食，那时我已经很少在家放食物，因为即使是超市里毫无味道的吐司面包我也能一口气吃掉大半袋。

我感觉到“饱了，不想吃了”

吃完那锅冒着热气的面条后，我决定振作起来。我并不喜欢会计专业，但我学了六年，工作了两年， CPA也考了一半。我跟自己说，被裁员是离开最好的契机。多年后我再回头看时，我相信，那是我走出低谷的开端，也是暴食好转的起点。

找工作的几个月里，我和马来西亚的室友Karen成了朋友。Karen喜欢做饭，常做些马来西亚特色的食物給我吃。闲暇时，我们也会一起去海边逛逛或是去市区看电影。或许是因为有了朋友的关心，又或许是因为重新找工作给了我转行的希望，我暴饮暴食的频率不知不觉减少了。

2018年10月，我找到了喜欢的工作、认识了男友k。认识k不久后我就向他坦白了我的进食障碍，他表现得十分理解。后来我们约定，每次我控制不住吃东西时就给他打电话。他的声音常常能让我平静下来，并从对食物的渴望中抽离。

工作的充实和男友带来的温暖让我暴食的情况逐渐好转。尽管我冲动进食的情况仍偶有发生，但频率已经大大降低。

我总是焦虑自己什么时候能治愈暴食症，但任何一种疾病，痊愈的时刻都可能来得悄无声息。就好像，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很难清楚知道，自己何时打完了一场感冒的最后一个喷嚏。

只是在某个时刻，我们突然意识到已经不鼻塞了，也不头痛了，我们才意识到自己痊愈了。

对我暴食的症状来说，我发现的时间点是2019年8月的一个普通下午。

那时我在国内照顾生病的家人。下午，我在外面吃了些冷锅串串和一碗鸡汤饭。回家时，晚饭已经做好。如果是平时，就算吃了许多东西，我还是会控制不住地再吃一点，也可能为了避免吃下更多食物，努力抵抗，躲进书房看书。

但是那一天，我看着那一桌菜，一种许久没有出现的感觉如嫩芽萌发。

“我不想吃。”

不是因为怕胖而故意逃避晚饭的“不想吃”，不是自我欺骗的“不想吃”，是那种久违且自然的反应：“我吃饱了，不想吃了。”

两个月后，2019年10月，悉尼入夏，我出现了吃不下东西的症状。从我读初中开始，每当夏季快要到来时我总是会有一两周没有胃口，有人将这称为“苦夏”。在我患上暴食症的几年里，“苦夏”从未发生。直到2019年那个夏天它重新出现，让我的体重迅速掉到了100斤以下。

不过，那时体重已经不再主导我的情绪，减肥也不再是我的目标。为了恢复食欲保持健康，我恢复了中断两年的跳舞并努力保持规律的饮食。在疫情期间大家纷纷抱怨封在家长肉的时候，我的体重因为跳舞和规律的饮食而平稳下降。

一年后，2020年的夏天，我恢复到了毕业前的重量，那些曾经穿不上的衣服又重新变得合身。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心里五味杂陈。过去三年，我心心念念想要达到的目标体重，在我彻底忘记减肥之后达到。我曾经狼狈着挤不进去想的裙子，却在我不把它当作一回事的时候，重新被穿在了身上。

暴食像一个不告而别的魔鬼，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我的世界。

如今我早已忘记了许多食物的卡路里，吃东西全凭饿与不饿。火锅，麻辣烫和川菜依旧是我的最爱。甜食又恢复了本身的地位，排在了诸多零食的末尾。家里的抽屉里常常备着零食，它们再也不会被我一口气吃完。买东西时我也早已不再看背面的标签。

我与进食障碍缠斗的故事画上句号，但无数个类似的故事仍然在各处上演。

几个月前，我在街舞课上遇到一个女生，她穿着高腰紧身背心和宽松长裤，身材高挑。可是，一个侧弯腰的动作让她注意到腰间薄薄的赘肉，原本开心的姑娘忽然像一个被打蔫的茄子。

我从镜子里看见她捏着自己的肉沮丧地蹲下去，整个人几乎蜷缩在一起，喃喃地说：“果然吃的那些东西现在都要还回来的。”

我猛地想起那个站在镜子前因为胳膊和肚子上的赘肉而伤心大哭的自己。

摆脱暴食症这三年，我总是担心别人因减肥而陷入饮食失调的困境，每次听见有人说要减肥都忍不住劝阻。

有一次我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个一起跳舞的姑娘，她说自己想减肥才来跳舞，还和我分享了她的节食计划。我试探地问道，如果不节食单纯跳舞呢。她坚定地摇了摇头：“太慢了。”我又试图向她讲述自己的经历，说服她正常吃饭，她却打断了我：“等我瘦下来再说。”说罢她转头看向窗外。我理解她，身材和外貌的焦虑以及其带来的饮食障碍都是隐秘的，很难因为别人几句轻描淡写的安慰被化解，过度关注反而会让当事人感到更加不安。

火车行驶在悉尼海港大桥上，桥下月神公园的大门如往常一样散发着诡异的光，我们都不再说话。

- END -

撰文 | 肖 雪

编辑 | 温丽虹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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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两年，许多行业都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如何面对失败，成为人生重要一课。

这是三个人经历低谷又重启生活的故事。他们很少提“失败”这个词，只是继续埋头做事，在最艰难的时刻，也从未停止攀爬。罗曼罗兰曾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仍然热爱它。”

跌落的瞬间

最后一次关上店门之前，时磊举着手机在店里转了一圈又一圈。3月的上海深夜，门外仍旧寒意袭人，时磊企图多拍下些回忆。

这家外表其貌不扬的串串香店，在上海是有名的申花足球队主题餐厅。店临近虹口足球场，又有着独特口味和用心的服务，店主时磊把生意做得红火，聚拢了大批申花球迷。

图 | 时磊与家人的合影

时磊本就是看申花队比赛长大的孩子，时常说申花队“是我的情怀”。他最喜欢的是墙壁上的大幅漫画，12个卡通人物笑意盈盈地站成一排，其中11个是申花球员，另外1个是他自己，画手用了一周时间将他们画在一起。装修时，时磊和装潢设计师灵机一动，把店里一些外露的水管弯成了“申花”二字的拼音字母。还有店里的电视机，为了让大家看好球赛，时磊私底下多次调试了电视机的位置。

餐厅开业那天，时磊叫朋友开了一排豪车，挂上门店广告，风风光光地绕着虹口足球场跑了两圈。那天是球赛日，下午4、5点店里就挤满了吃饭的球迷。饱餐后，时磊、食客和球迷们一起去看了申花比赛，在球场上放声呐喊助威，赛后又回到店里边看回放边敬酒唱歌。

很长一段时间，这样热闹的场景都是店里常态。时磊靠这家小店也改善了家人的生活。

直到疫情来临，那些热闹被拦腰截断。和许多餐饮从业者一样，时磊一开始熬过了餐饮店不能接待堂食的煎熬，四处送外卖自救。杯水车薪，小店账上的亏损还是越来越多。虹口足球场暂停承办比赛和演唱会，周围的店铺随之凋敝，串串香店自然也不例外。

为了维持店铺，时磊在58同城上卖掉了路虎车，换一辆便宜轿车，开网约车赚些钱帮补。生活还是急转直下，他不得不借网贷，到后来还是不行，为了把店面维持下去，还减少了一部分工作人员，年迈的父母担心他忙不过来，周末还会到店里帮忙。

捱到2022年3月，39岁的时磊最终只能接受关店的现实。关上的店门，把时磊的人生分隔两半，过往的肆意鲜活留在门内，门外是他无处躲避的还债压力和未知迷惘。

在无锡的朱立强也没有撞上好的时运，事业因疫情的摧折而风雨飘摇。2019年，朱立强自觉走到了职业瓶颈，离开了供职10年的网络工程公司自立门户。他一毕业起就在那家公司，从小职员做到了项目经理，发觉没有上升空间了，想着跳出去自己做些事业，赚点钱。

图 | 正在工作的朱立强

朱立强投入了十几万积蓄之后，新冠疫情和封控接踵而至。大量的线下活动暂停，朱立强大量本已联系好的几个业务单子只能搁置，公司没有一分钱进账，还要给七八位员工按时发工资。

他的创业生涯尚未触及过辉煌，迎面的就是各项成本拍打而来，账户上的资金储备如蒸汽般蒸发消失。“那段时间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在家干熬。关键是，也不知道这种状况会持续多久、公司还能坚持多久。”朱立强说。

如果命运馈赠给每个人成功之前，都要设劫考验一二，那朱立强遭遇的考验未免过于严苛。他的创业尚未起步，一启动便是毫无收益的支出。

不言“失败”

尽管处境艰难，朱立强从没有后悔过离职创业。原来的公司在疫情中也并不好过，受疫情影响，业务大幅度缩减。朱立强宽慰自己，就算当初留下了，如今说不定也在等待裁员，坐以待毙。

他尽量不去想“失败”。失败是一个结论，只要不想“失败”这条路还没走到尽头，只要公司还在，只要他决定继续，一切都还有回转的机会。

2022年，新冠疫情引发的封控刚刚结束，朱立强赶紧又联系起熟识的客户，想尽办法让这个刚出生就被无端消耗的公司，迈出接单的第一步。好在，过去他本人在行业里积累下口碑，不少老客户得知了消息，都应承下了合作。无论单子大小，朱立强要求自己要第一时间给出详尽的项目方案。一想到早可能夭折的公司正在一点点被推回正轨，他的心神也稍稍安定下来。

不过，朱立强知道自己还需要源源不断地找到新客源。只靠老客户单子，公司难以长远发展。

一次在朋友的介绍下，他开始把目光转向线上，使用58同城寻找客源。

为了在众多商家中脱颖而出，朱立强坚持将价格做到最低。但低价不能是盲目的自损利润，这么做无异于杀鸡取卵。过去积累的经验派上了用场，“我的成本控制做得很细。”朱立强说，他耐着性子细致地设计了方案，每个环节都按工作量配送材料，按进度表安排人工。

细致和专注的环节设计耗去相当大的精力，但朱立强必须这么做，他只能寄希望于同体量的小公司没有耐心也很难做到这么缜密，“这就是我的优势所在。”

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曾跌落低谷。有的人和朱立强一样，拒绝认定这是失败，因为一旦这么做了，也就意味着为一段人生的苦旅定下了结局。不言失败，是为了继续攀爬。

生活在北京的JOJO有着令外人艳羡的成长轨迹。她从北京101中学毕业，考入外交学院，毕业即坦途。但她自己知道，自己对国际政治毫无兴趣，她常常在写专业作文时无端冒出被折磨得想哭的情绪。为了发泄情绪，她与几位志同道合的网友，组建了摇滚乐队“指人儿”。

一年后，初出茅庐的指人儿乐队战胜许多已经成名的乐队，获得了盖世群音全国乐队大赛大北方赛区冠军，成了摇滚圈里耀眼的“明日之星”。比赛的奖品是一辆汽车。那时，JOJO真的相信，更大的世界正在面前徐徐打开。

图 | 正在演出的的JOJO

像是舔开了苦药片外层的糖衣，乐队开始品尝浓烈的苦。短暂辉煌后，曾经的“明日之星”始终没有积累起足够的知名度。

接近30岁时，生活开始叩问JOJO。年少时有相似轨迹的朋友，大多有了优秀的事业和美满的家庭。和她高考同样分数的朋友，长成了北大口腔医学部的专家，这位朋友来live house看过一次演出，只坚持了五分钟就出去了，事后和JOJO说：“那么小的一个地儿挤那么多人，跟蒸桑拿似的，我太同情你了。”JOJO也邀请过母亲来看演出，但母亲始终没有出现。

JOJO不得不开始思考所谓“失败”的定义。一直享受音乐创作与舞台的自己，算是失败吗？

她时常会想起在日本巡演时认识的乐队，几个年轻人每天打七八份工，独自开车几小时来参加音乐节。由于狂风暴雨，live house没有观众，乐手们还是又蹦又跳地享受舞台，一切的源头仅仅是简单的喜欢，他们算是失败的乐队吗？每次演出前，乐队成员们将手搭在一起，大喊着“一、二、三加油！”的热血有所改吗？最终，JOJO继续用创作回答这个世界。

漫长的攀登

看淡成败，生活露出了温柔一面。

为了让乐队走出低谷，被更多人看到，第一张专辑《愿燃烧殆尽》发布后，JOJO和队员们开始更加拼命地巡演。

为了增加票房收入、覆盖成本，他们一次巡演30座城市，经常坐绿皮火车出发，演出完再赶回北京上班。努力之下，乐队的经济状况似乎没有太大的改变。但他们也别无选择。无论如何，只有不停歇地攀爬，才有可能真的翻越低谷。

随着第二张专辑的到来，JOJO和乐队开始了新的攀登。

演职之外，JOJO把对接场地和预估票房、对接商演的工作揽到了肩上。她接过了乐队成员梦想根基之下，最为现实的大量工作，希望靠自己的努力，能帮助乐队拥有扎实稳定的收入。

眼下，各类演出即将恢复，乐队更加紧锣密鼓地排练，准备着新一轮巡演。乐队成立之初，JOJO写了许多有关梦想的歌曲，如今她已很少再写这个主题：“因为当你清楚这就是你要去往的唯一的路，反而不用给自己打气了”。

图 | JOJO和乐队在排练

攀爬的过程是漫长的。

朱立强一点不敢松懈。原本在公司，他作为项目经理只需要管工程部分的事务。现在自己创业，为自己打工，招徕生意、做标书、和客户对接、采购项目物资、验收结款，他反而都要抓在手里操心。有时候忙起来，他终于领会什么叫“团团转”。

2021年，朱立强在58同城上接到的业务单已经占到公司总单量的30%，大多数客户都被他发展成了老主顾。他记得一家办公室租赁公司来咨询了几次价格，始终没有下订单，半个月的接触后，对方对他的成本把控彻底服气了。

“他把别人家的报价给我看，问我怎么做到这么低的价格”，朱立强憨厚地笑笑，只说：“不光价格低，我们做到的美观度和使用年限，也是别人家做不到的。”

曾经让朱立强深感烦闷的工作，最终还是给他带来了实在的收获。现在朱立强还不敢设想太多公司未来的发展，他只敢踏实地鼓励自己，挺过“失败”的人，会更有勇气面对未来。

尽管境遇一落千丈，过去的朋友还是习惯叫时磊“葱老板”，听到这个称呼，时磊坦然地笑笑，“我现在不是老板了，叫我葱葱就好。”上海解封后，时磊继续做起网约车的活计，每天至少开十个小时，有时晚上辅导完女儿功课，深夜还要再出去接几单生意。谋生辛苦，但每天早上时磊还是精心打扮着自己的仪态，美式油头和整洁的衬衫，是上海人“体面”面对人生的倔强。

店铺关门那天，时磊组织了一次球迷年会，叫上熟悉的客人在店里喝酒、抽奖，场面热闹得一如往常。老顾客搭着时磊的肩膀，惋惜地说：“你的店关了，我们将来到哪里聚会看球啊。”时磊下定决心，“总会有再相见的一天。”

女儿刚上小学二年级，天真懵懂。时磊暗暗发誓，绝不让女儿受到家里经济条件变化的影响。为了缴纳每月上万元的房贷、网贷，封控期间他甚至报名成社区医院志愿者，“为了生活，再危险的活儿我也会去做。”

如今每天出门前，女儿会嗲声嗲气地说一句“爸爸辛苦了”，坚持给他塞一份饼干饮料，这是时磊内心最柔软的一块领地。他盘算着，现在网约车的收入刚好能覆盖房贷，等女儿上了初中，可以换一间偏远的小房子，用差价还上贷款，缓解压力，自己也就可以轻装上阵，做些喜欢的工作，再次重启人生。

过去的辉煌与失落好似大梦一场，他时常会想起那次关店年会的最后，他将珍藏的申花球衣、签名足球分给大家作为感谢，年会终了，人群散尽，他将那句始终没有说出口的话留给了自己，“申花队经历过数不清的风雨起伏，登上过高峰，也跌下过低谷，但没有离开过赛场的球队，就没有真正的失败。”

顺遂并非人生常态。在奋斗路上，失败有时会降临得措不及防。如何面对失败，如何在失败过后重振旗鼓，不屈不挠，继续奔跑，继续向命运射门，或许是我们要面对的更重要的课题。就像贺炜在解说比赛时所说：“请不要相信，胜利像山坡上的蒲公英一样唾手可得，但请相信，世上总有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哪怕粉身碎骨。”

58同城持续关注每一位普通人、普通用户的需求，用科技赋能各行各业，为奋斗者加油，帮助更多有志者实现自身价值、在人生道路上笃定前行。

12月16日，58同城发布由知名导演徐峥创作拍摄的“为奋斗者加油”品牌主题片《射门》。

在片中，面对从天而降的足球，许多普通人纷纷向球门发起攻势，保安大哥、送水小哥、环卫阿姨、建筑工人轮番登场，用尽全力开启射门接力赛，但足球总是与球门擦肩而过。然而，没有人放弃努力，放弃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广场，接过足球，跃跃欲试......

一次次地射门、扑空，正如普通人在奋斗路上，或许会历经失误、嘲笑、挫败，或许会遭遇怀疑、伤痛、坎坷，但坚持的人，终将“有志者皆得归属”。

正如徐峥在阐述创作理念时的表示，“我们力求每个出镜的素人演员都以生活中最真实的面貌呈现，以此增强短片的现实质感，拉近与观众的距离，让本片更有亲和力，更贴近每一位奋斗者的真实生活，更能被其中的积极乐观所打动，感受到影片为奋斗者加油的力量。”

冬天从来不只有萧条。冬天像孕育着彩蝶的蚕茧一样，孕育着色彩斑斓、鸟语花香、生机勃勃的春天。坚持就会胜利，春天就在前头。

- END -

撰文 | 姜清清

编辑 | 林森菜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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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加拯救， 50到80年后，珊瑚就会从地球消失。失去珊瑚礁，海洋生态也将崩溃。

一群年轻人放弃高薪，义无反顾地在海底当上农夫，进行珊瑚种植与恢复。相比全球珊瑚面积的缩水速度，他们的作为，像是西方神话里的西西弗斯和现代愚公，看似徒劳。

在海底作业

深圳大鹏半岛大澳湾海域，水下3至8米的浅海海底，身穿潜水服的杨小舟和同事悬在水中。浮力和重力互相抵消加上暗涌及水流的作用，让他们的身体有些飘忽，需要些技巧才能维持短暂平衡。

他们手里拿着珊瑚苗和胶泥，控制身体的同时，要把胶泥塞在事先固定在水下的苗圃上，再把一个个珊瑚苗插进胶泥完成种植珊瑚苗的动作。

突然，一股暗流极速袭来，令杨小舟的身体一下子失控。等他回过神转头一看，身边的同事没影了。

杨小舟迅速在水下360度环视找同事，没有发现。杨小舟按照操作规范，立即浮上水面，终于看到100多米开外，被冲出老远的同事。

顾不上后怕，两人再度潜到水下。他们计划种够400株珊瑚苗，要在水下持续工作2小时。过程中，除了潜水装备，他们还要背着沉重的气瓶以及其他种植珊瑚的随身装备。

33岁的杨小舟是广东海洋大学深圳研究院的技术研发部总监，在海底种珊瑚已经好几年了。

图 | 潜水种植中

12月，我目睹了一次珊瑚种植过程。大鹏半岛的海贝湾，岸边十分阴冷。一台吊车缓缓地将一个直径1.6米、重1200斤、水泥材质的圆型人造礁盘吊起，准备放入海中。人造礁盘上安有苗圃。这个过程很缓慢，要先用缆绳把礁盘系好，再用吊车缓缓举高，向海面移动。海上已有五六个人等待接应，他们等这块沉重的礁盘降入水中后，把一个浮球系在礁盘上，花上几分钟给浮球打足气，等浮球将礁盘在水中悬浮起来，再用船只拖拽着浮球和礁盘向更远的海面驶去。到达准备入水的位置，浮球放气，礁盘按计划沉下水。

海面上的风比岸上大得多，顶着风操作了个把小时，准备工作才算做完一半。

图 | 准备放置人造礁盘

另一半是运送珊瑚苗。珊瑚苗很脆弱，不能离开水环境超过一小时，所以得临时运来。工作人员把珊瑚苗分装在篮子里，盖上湿布，以最快速度运送到海边，交给已经穿戴齐整的工程部潜水员，然后“姗姗来迟”的珊瑚苗一点时间不耽误地直接被带到水下。

水下工作有很多难点。控制好身体是一切顺利的前提，杨小舟慢慢总结出自己的经验，要小口快频呼吸，嘴里进气鼻子出气，这样比较舒适。碰到突然水流特别大的时候，杨小舟只能找礁石抓住，勾着礁石走。

潜水员之间的配合也很重要，两三人一组，一个人专门在苗圃上放胶泥，另外一个人在胶泥上插珊瑚苗，如果种在自然礁石上，还需要专门一个人拿着钢刷麻利地清理礁石表面。他们尽量选择有坡度的表面，这样水下泥沙不会堆积、阻碍珊瑚生长。这些小细节都是长期实践得来的经验。

种植珊瑚背后还有大量看不见的工作。比如前期调研，为了掌握某个区域内的珊瑚分布状况，需要水下拍摄。往往是两名潜水员在海底选定的区域拉一条样带，其他同事分头沿着样带拍摄周围情况，每人拍摄重点不同。最后，所有人拍摄的影像资料带回办公室鉴定分析，得出包括珊瑚的种类、数量、覆盖率、补充量以及底栖生物等数据。

这像把一块块“复杂建筑”有关的信息掰开揉碎，分析研究，根据情况拿出一套让“复杂建筑”重生的修复方案。情况较好的区域，加强保护，让珊瑚自然恢复；珊瑚退化比较严重的区域，就需要人工补充。

杨小舟和同事引入了一些科技手段提高效率。比如运用腾讯的AI技术，通过计算机识别在海底拍摄的照片，更快更准地进行珊瑚物种识别鉴定。随着数据持续录入，AI的辨识能力也越来越强，极大地减轻了工作量。毕竟，光每10厘米样带拍摄资料得到的数据，就要分别填入500个小表格，非常考验人的严谨与耐心。

这项工作与危险相伴相随。光是涌动的暗流就让人却步，海底还有其他生物威胁。

有一次，杨小舟在水下干着活，觉得身后有人。他以为是同事没在意。过了一会儿，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这个“同事”怎么还是站在身后不动？他下意识地回了一下头，一只差不多一人高的石斑鱼就在眼前，张着大嘴。

杨小舟眼前的石斑鱼的头足有篮球那么大，张着嘴十分吓人。他立即逃开，所幸鱼没有追过来。杨小舟想起这个场景还是觉得后怕。

更令人后怕的是杨小舟一位同事的经历。他在水下工作时，因为想操作更灵活而摘下了手套。这时游来一只没见过的小鱼，同事没有太多经验，徒手把玩了几下这只鱼，之后让鱼游走了。上岸后聊起这件事，才知道他刚才把玩的鱼有剧毒，万一手指被刺，毒发的话可能连抢救都来不及。类似事件时有发生，水下看似轻松的一幕，实则是在与死神擦肩而过。

图 | 种植珊瑚现场，小船拖着浮球

杨小舟真的不怕这些危险吗？

杨小舟轻描淡写地，只是说，自己是学这个专业的，熟悉海洋生态，熟悉大海，知道怎么去规避风险。他是科班出身，厦门大学本硕连读，本科是生态学，硕士阶段读的是珊瑚礁生态学。他说，现在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他在读研时都做过。

珊瑚生长很慢，平均一年只能长两三公分。珊瑚很敏感，对生存环境要求非常苛刻，海水温度最好在24-26度、光照要好、海洋酸碱度不能酸化，任何一个条件不满足，珊瑚都有可能白化甚至死去。

冒着危险种下珊瑚后，还要经过漫长等待才能看到珊瑚生态恢复。两相叠加，这让整件事看上去就像现代版的愚公移山。

杨小舟还是被这么一件事召唤到了深圳，和他的同事们默默无闻地沉浸其中，不疾不徐地坚持。

不安逸，不安分

不下海的时候，杨小舟和同事们会待在珊瑚种苗培育基地。基地在大鹏半岛有一间二百平米的培育室，这里并排培育着不同种类的珊瑚，包括不适合在深圳自然海域种植的品种。房间里挂着一叠日常维护记录表，上面标注着喂食、盐度、碱度、温度、PH值、设备维护记录等近20项内容。

有些已经白化的珊瑚被带回来“抢救”，经过清理后，放在这里培育，等恢复健康再放回海中。培育用于种植的珊瑚则更复杂些，先要选取合适的珊瑚母株，利用珊瑚无性繁殖的特点，从母株上切下一小段，放进基地室内暂养。

图 | 培育室里的珊瑚

杨小舟的家就在离基地十几分钟路程的地方，他的生活日常也围绕于此。在深圳这座以“搞钱”为标签的城市里，杨小舟做的事情与“搞钱”毫无关系，他也没有聊到过深圳人格外热衷谈论的“房子”二字。

这个以快节奏为特征的城市，有一股朝气又热烈的气息。地铁内外永远排着长队，宵夜持续到凌晨三点。闲暇时年轻人们涌入城市中的各个文娱之地，喝酒、唱歌、密室逃脱、射箭、卡丁车、看展览、听音乐会……但这一切，似乎都与杨小舟没什么关系。

珊瑚种苗培育基地位于深圳最东部，距离深圳最中心的福田区深圳市民中心58公里。这里过于偏远，很少人来，游客往往会选择离市区近许多的大小梅沙两个海滩。

在这个很不深圳的角落，杨小舟和同事们当着“海底农夫”。他们成日地在海底和基地里与不说话的珊瑚为伴，与数据为伍。业余生活则是看海、打篮球，偶尔吃吃宵夜。在广阔的大海边，生活的步调被放慢了。

一些浪漫偶尔涌现。有一次休息，同事们想露营，杨小舟说，这容易，大家哪都不用去，就在基地的草坪上就可以。那晚，他们以天为幕，以地为席，啤酒摆上来，喝酒聊天看星辰，尽兴而归。回忆这个场景时，我和杨小舟正站在海贝湾的落日晚霞之中，他在讲到“以天为幕”时，手臂向天空一划，透着一种自在的洒脱。

我问他，不觉得自己和深圳其他同龄人的青春不一样吗，会不会错过了一些本可以更丰富的时光。杨小舟若有所思地摇摇头：“我不觉得那些有什么好。可以看珊瑚，傍晚还可以看海，这样的日子不好吗？”

正说着，落日呈现出了最美的那几分钟，天空在短时间内映出不同色调，余辉铺满天空，海面也被照得波光粼粼。我举起手机想拍下这一刻，但镜头里的景色远不如我看到的。我说：“可惜，这么美却拍不出来”。杨小舟看了一眼落日，淡淡说：“你觉得美就享受吧，不用拍，拍了你还会再看吗，你就好好经历现在就好了。”

图 | 落日余晖

他说起一部电影，“摄影师在看到非常难遇的雪豹时，第一反应不是拍摄，而是看着雪豹。他说，如果我喜欢一个时刻，我就不拍，我只想沉寂在那个时刻里，享受那当下。”

杨小舟童年就喜欢动物，高中时因此打算学生物相关专业。在他的故乡云南，同龄人往往乐于做“家乡宝”，留在老家发展。他第一次做出叛逆的选择，就是远离家乡读书，去了厦门大学。

本科四年的生态学学习，让他有了某种学科信念。他认为，尽管有些生物终究将随着进化而被淘汰，但人能做的，就是阻止人为的破坏，减缓它们衰退的步伐，这仍然是有意义的。何况，人类所有的对生态的努力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存条件，为了保护人类自己。

读研时，杨小舟本计划学习红树林保护，机缘巧合，他认识了后来的导师，改学珊瑚保护。刚毕业时候的杨小舟不想考公务员，也不太想当老师，回云南开了一家卖观赏性珊瑚的小店，做起了杨老板。

那是一段非常安逸的日子，每天睡到自然醒，不用花很多时间就可以打理好店内的事，每年能赚一些钱，支撑他在当地过上不错的生活。

但是，日子越安逸，他心里越不安。自己才二十几岁，难道开始养老吗？如果人生一定要归于庸常的话，他希望至少在45岁以后。于是，他第二次放弃了背靠家乡的安逸生活，只身到广州，想闯一下。他做了一段与珊瑚保护设备相关的生意，倒是顺利，也在专业范围，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总觉得差点意思”。

又是机缘巧合，他遇到了广东海洋大学深圳研究院的人，他的内心被召唤了，最终加入了位于这个珊瑚修复项目。

杨小舟感慨，兜来转去，好像冥冥之中有什么东西在推着他，他就是该做现在的事，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适合他。

愚公移珊瑚

杨小舟发现一个邪门的规律，平日里，他们悉心照料基地的珊瑚都相安无事，但只要一到法定节假日，大家终于可以休息几天，珊瑚就会出点小事故。有时是机器发生点小故障，有时是停电，还有时根本找不到原因。

“就像女朋友一样，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她就忽然不高兴了，不好了，让你措手不及。”杨小舟有点无奈。

珊瑚还是在继续种着。杨小舟深知，虽然一座珊瑚礁形成需要成百上千年，但一株珊瑚白化或死亡，只需要短短几周。

《世界珊瑚礁现状：2020年》报告指出，全球珊瑚礁珊瑚数量2009年至2018年间已减少14%。如果人类听之任之， 50年至80年后，珊瑚就会从地球消失。

假如这一天真的到来，世界会怎样？杨小舟开始细数：那些栖息在此的各种生物无家可归，慢慢会消失，再直白一点，人类可能吃不到很多品种的海鲜了；没有珊瑚礁的保护，海岸线将进一步后退，吞噬一部分陆地；以渔业为主的国家和地区，数以亿计人口的生计会受影响……

图 | 培育室里的珊瑚多种多样

2015年至今，广东海洋大学深圳研究院在深圳海域种植的珊瑚超过6万株，修复珊瑚面积超过15公顷，成活率超过85%。现在深圳部分海域的珊瑚覆盖率比2015年时面积增加了5%。

15公顷相当于20个足球场大。6万株珊瑚，面对浩瀚的大海以及珊瑚的境遇来说，就是沧海一粟。

花费如此的精力，进展却缓慢，可能有生之年都无法看到理想结果，杨小舟和同事们的价值感从何处建立？

“我们是从不同的时间尺度去看它。的确，人很渺小，从我们个体的生命时间长度来看，我们的努力加起来，可能也只是做到一个开始，但是，我是专业出身，我知道我所做的事在整个事业的时间线上处于哪个位置。”杨小舟看着大海远处顿了一下，“我知道我们有生之年所做的这一切，我们种下的一株株珊瑚，在这个地球留了下来，这是多好的事。”

这份看似虚无缥缈事业不只是杨小舟一个人的理想。

结束一天的工作后，珊瑚保护组的同事聚在一起吃晚饭，负责规划、调研、培育、潜水等的人都在。谈话之间，有人要第二天出差去海南调研，有人在讨论某一个项目的可行性，没有一个人的脸上流露出对工作的倦意，反倒是劲头很足。我坐在这些大口喝酒、爽快利落的男性们中间，感受到了一种简单的有着兄弟般情谊的氛围。

饭桌上，我见到了珊瑚保护项目最早的牵头人、广东海洋大学深圳研究院海洋环境保护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廖宝林，知道了这份事业在以某种模式互相影响——代代相传。

廖宝林更早前在海洋系统工作。为了珊瑚保护，他于2016年辞去了体制内的工作，来到深圳。与他一起“筹谋”此事的院长，早年正是廖宝林读书期间的辅导员，也是2015年才来到深圳开创了深圳研究院。他们一起将珊瑚保护的想法一步步转为现实。

廖宝林说，对于深圳海域而言，珊瑚生长的难点是气温低。在全球范围来看，这里已经是珊瑚生长的高纬度地区，水温温差较大。赤道地区海水常年维持在28度左右，而深圳冬天时会下降到14-15度，天热时又会升至30-31度。

就整个珊瑚生态来说，深圳海域种植的试验田规模很小，但意义远非规模可以表达。廖宝林说，目前针对珊瑚保护做的所有科研成果，在未来的某一天都可能应用于全世界，提供方法论，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做这件事，这才是更重要的价值。

可是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吗？普通人不向海中扔垃圾就不错了，谁会关心珊瑚呢？

杨小舟的答案是教育孩子。

给孩子们上科普课很直接。杨小舟对着孩子们说：“你们喜不喜欢吃海鲜呀？”“喜欢！”孩子们答。“那你们知道吗，这些海鲜就是住在珊瑚里的，如果珊瑚没有了，你们就没有海鲜吃了，所以我们要保护珊瑚对不对？”孩子们答道：“对，我不要没有螃蟹，我不要没有虾。”

“孩子们很简单，他们不会问为什么，只要记住。”杨小舟说，有一次，他刚给孩子们科普完 ，就遇到一个男人从海里捞上已经死去的珊瑚。一个小女孩见到了，立即跑过去说，“你不应该这么做，我们要保护珊瑚。”

这一幕让杨小舟欣慰。

图 | 杨小舟和导师及师弟

近年来，媒体和公益组织也在帮助扩大影响。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联合深圳市广电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小红花珊瑚礁修复计划”，就是其中之一，这一修复计划将在大澳湾海域修复面积约833平方米的珊瑚，种植珊瑚4000株。

这个项目选取霜鹿角珊瑚、指形鹿角珊瑚苗，在室内培育基地暂养恢复。同时将珊瑚苗打上标签，植入小红花底手中。经过室内培育，珊瑚苗和健康恢复的珊瑚断枝会成为珊瑚一代母株，运输至自然海区，黏附并种植到小红花苗圃上，形成小红花花园式的珊瑚礁。

该项目号召人们在网上捐赠小红花，小红花靠积累步数、答题就可以获得。人们捐赠的小红花积累到一定数量，就会有相应企业配捐，联手完成公益活动。

这么做的要义不仅在于种植珊瑚，更在于通过捐红花的过程，让更多人意识到保护珊瑚的意义，感受一点点愚公移山、拯救珊瑚的可能。

廖宝林还在思考公益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一株理想主义之花栽种在现实的土地上，才可能可持续地结出果实。目前，一项利用无性繁殖技术，将可观赏珊瑚产业化的科研内容正在进行。计划如果成功，带来的收益会被投入珊瑚保护，实现公益项目的良性循环。

对于这个已经形成合力的珊瑚保护团队来说，这已经是可以预见的希望之火。

杨小舟感叹说，自己叫小舟，可能就是注定要留在海上吧。以前他想过45岁退休，在云南过着天高云淡不问世事的悠闲日子，现在，他待在这个团队里，只想着，就这么做下去吧。

这位被称作杨老板的年轻人，轻描淡写之间勾勒出另一版本的青春。这是年轻人的另一种人生态度，相对于庸常的都市选择来说，即便他是一名愚公，也在人群中惊鸿惊鸿一瞥过。他那混合了理想主义的青春梦想，足够给他人提供另一些思考。

就在这个12月，真故作为腾讯公益「公益合伙人计划」的合伙人代表，也在深圳海贝湾种下了一棵指形鹿角珊瑚种苗，它现在只有半个手指那么高，但是它总会长成一座真正的海底热带雨林。

真故连续多年参与腾讯公益活动，记录下多个公益项目的进展。腾讯公益平台建立15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模式的变革和公益理念的升级，邀请自媒体加入，既扩大了公益项目的影响力，也让执行透明度显著提升。修复珊瑚礁，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关键一环，也是腾讯践行科技向善的持续努力。

现在你只要动动手，就可以捐出一朵小红花。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捐款、捐步、答题等公益行为获得小红花，再把小红花捐给这保护珊瑚的公益项目，推动它更进一步。

送你一朵小红花，让它们开在你我心上。

- END -

撰文 | 蒋平

编辑 | 温丽虹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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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一个人并非球迷，大概率也会喜欢莫德里奇。来自一个只有400余万人口的国家克罗地亚，又生于战乱，作为家中长子，莫德里奇从5岁开始就以放羊为生。扎达尔难民营磨砺出的球技，让他圆梦绿茵场，并大器晚成地带领自己的国家队杀入世界杯决赛，成为十年来除梅西、C罗外第一位“金球奖”获得者。37岁的莫德里奇就是传奇。

2022年卡塔尔世界被球迷称作“诸神黄昏”，一代足坛巨星正在迫近退役的年龄，纷纷在这最盛大又最残酷的世界比赛中献出自己的“谢幕演出”。除了为人熟知的梅西、C罗，再次将克罗地亚队带入四强的莫德里奇也会在世界杯后结束国家队生涯。

老将

只剩最后十分钟了。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克罗地亚队0-3落后阿根廷队。为数不多的时间，每一秒都是对落后者精力与意志的折磨。

克罗地亚队身穿10号球衣，佩戴队长袖标的莫德里奇脸上并无多余的表情，仍在跑动中寻找破解困境的机会。接到传球后，莫德里奇试图组织进攻，踢出的皮球却被阿根廷防守队员的身体挡住，反弹后重重地砸回了他的脸上。

干瘦的脸被砸得通红，密布的皱纹揪成一团。莫德里奇今年37岁，身型比场上的其他球员要瘦小一圈，而作为中场核心与队长的他却身扛组织进攻、调度全队的重任。在赛场上他跑动范围极大，刚在自家禁区开出角球，很快又在阿根廷队防守反击时窜到底线救球。

这不是一场顺利的比赛。上半场裁判判给阿根廷队一个点球，对方的10号、队长梅西主罚命中。点球过后，克罗地亚出现了明显的慌乱，5分钟内被阿根廷队又进一球。下半场克罗地亚进行了人员调整，却依然没能组织起有效的进攻。而梅西则展现了他极强的个人能力，带球连过两名防守球员后为队友送上助攻。第69分钟起，克罗地亚陷入回天乏术的境地。

最后十分钟。被球砸中的痛感还未完全褪去，莫德里奇稍稍放缓了步伐。开出一脚长传后，裁判的哨声中断了比赛。场边的电子牌显示，莫德里奇将被教练换下。在最后时刻换下队长，颇有些示降的味道。比赛潦草结束，比分定格在了0-3，克罗地亚被挡在了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的门前。

网络图 | 对阵阿根廷队的比赛现场

四年前的世界杯，队长莫德里奇带领球队闯过了这道关。淘汰赛阶段，克罗地亚连续踢了三场加时赛，其中两场点球大战战胜对手，最终杀进决赛，达成克罗地亚历史最佳成绩，让世界瞩目。

在决赛前的6场比赛里，莫德里奇一共跑动了约63公里，在所有参赛球员当中排名第一。他为克罗地亚打入2粒进球，贡献了1次助攻与17次关键传球，传球成功率达到87%。

决赛中克罗地亚2-4败给了当时势头凶猛的法国队。队伍屈居亚军，莫德里奇还是凭突出的个人贡献获得了当届世界杯的金球奖。

接过那座象征“最佳球员”的金色奖杯时，莫德里奇的脸上没有一丝喜悦，神色平静中透着迷茫。后来他在自传中写道，比赛结束后他仍沉浸在球队失利的痛苦中。看到看台上大片的穿着格子衫、挥着格子旗的球迷，他只想找个隐秘的角落大哭一场。队友察觉到了他的沮丧，上前鼓励了他，也提醒他要打起精神。在领奖台，他压抑住悲伤，面对摄影师摆出适宜的表情。

网络图 | 莫德里奇获得世界杯金球奖时

那张照片定格了莫德里奇的职业高光。就在2018年，高光接连闪现。在俱乐部比赛中，他代表皇家马德里出战，获得了当年的欧冠，实现2015至2018年的三连冠。凭借联赛的出色成绩，莫德里奇获得2018年欧洲足联最佳球员，并卫冕了欧足联最佳中场。

2018年9月，莫德里奇当选世界足球先生，又在12月获得金球奖，实现了年度个人荣誉大满贯。

世界足球先生和金球奖，在2018年之前的十年里一直被梅西和C罗垄断，那是这些年大众熟知的出色前锋的内马尔、本泽马、莱万和姆巴佩都没能撼动的垄断。之前没人能想到作为中场球员的莫德里奇能达成这一壮举。而带本不具优势的国家队获得世界杯亚军和为俱乐部赢取欧冠这两项成绩足以让他的得奖实至名归。

在记录这些高光的影像资料中，留着一头微卷的褐色中长发的莫德里奇总是仪容整洁，露出腼腆谦逊的微笑。这位33岁的“大器晚成者”看起来有股属于年轻人的青涩，一种含蓄的意气风发。

网络图 | 与“金球奖”合影

四年后，他像是沧桑了十多岁。蓄着胡子，眼睛周围裹着年轮般的鱼尾纹。说话间总是微蹙着眉，挤出眉心的褶皱，一双圆眼睛睁得大大的，似乎随时都对周边保持机警。37岁，到了足球运动员竞技水平大幅下滑的阶段。而莫德里奇除了容貌上飞速衰老外，仍保持着极高的技术水准与体能储备。到目前为止，他在世界杯的6场比赛场场首发，在四分之一决赛中打满120分钟，并在点球大战中稳稳射进点球。

身为老将的顽强与坚定，在体格劣势下依然能凭超凡意志力拼搏到底，这让赛场内外的观众为之钦佩动容。

队长

2001年，十六岁的莫德里奇在克罗地亚本土俱乐部萨格勒布迪纳摩登场亮相，开启了职业足球生涯。他的成长非常迅速，在随后的几年接连拿下“克罗地亚足球先生”的荣誉。欧洲的豪门俱乐部发现了他，纷纷向他伸出橄榄枝。他听取了的当时的女友、后来的妻子——足球经纪人博斯尼奇的建议，在2008年加盟英超联赛的托特纳姆热刺队。

移居伦敦后，莫德里奇在职业和生活上都遇到新的挑战。他开不习惯英国的右舵车，但为了不影响训练决定先搁置练车。球队的训练量很大，体格相对瘦弱的他也需要时间适应。当时球队的主帅雷德克纳普把他的位置从左路移到了中场，有人提醒雷德克纳普，莫德里奇体格不够强壮，恐怕在场上撑不过10分钟。

莫德里奇撑了下来，在热刺坐稳主力位置。不止于此，他又在2012年转会皇家马德里，欧洲联赛最大的豪门俱乐部之一。

加入皇马时莫德里奇已27岁，对于足球运动员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年龄。当年的论坛上不乏对莫德里奇唱衰的声音：一个27岁走下坡路的小有名气球员值这么高的转会费？西班牙《马卡报》也曾把他评为当年最差引援。

2012至2013赛季，欧冠8强赛，皇马对阵曼联，莫德里奇在下半场替补出场，当时皇马落后一球，而曼联刚被红牌罚下一人，莫德里奇抓住防守空当，在运动战中机敏地踢出一脚世界波，足球飞了一个大斜角落入网袋，为皇马扳平了比分。这场比赛的表现很大程度让莫德里奇在皇马站稳了脚跟。

经常观看莫德里奇的比赛的球迷发现，作为顶级中场球员，莫德里奇在接球前会格外细密地观察四周动向，在出球时给出一个“最优解”。

负责进攻的前锋可以通过进球数来衡量实力，而中场球员的能力差异往往就是体现在对每一次触球和传球的处理的毫厘间。

除了接传球的细腻和组织进攻时的开阔视野，作为中场球员，莫德里奇的突出之处在于他在攻防两端都能有更延长的发挥。他在场上跑动范围极大，能够在对手高位逼抢时后撤协助后卫防守，而稍往前进，身材瘦小的他竟隐藏着踢出世界波的能量，在场上冷不防的一脚远射能给对方球门带来极大威胁。

全面而可靠，这是莫德里奇令全世界球迷叹服的特质。

莫德里奇在皇家马德里一呆就是十年，作为球队中场核心随队获得了5次欧洲冠军联赛的冠军。

网络图 | 2018年，莫德里奇随队捧起欧冠奖杯

与众星荟萃的豪门俱乐部比，克罗地亚国家队不算是强队。在莫德里奇的职业生涯早期，克罗地亚队在世界杯、欧洲杯的表现一直乏善可陈，几乎不是小组赛出局，就是根本没冲出预选赛。中场球员的成长也往往需要时间沉淀，2016年，31岁的莫德里奇接过了克罗地亚的队长袖标，开始以更成熟的进攻组织者和可靠的精神领袖带领球队四处征战。

2018年世界杯，莫德里奇的领袖气质在全世界前展露无疑，小组赛打入精彩世界波，一马当先、不知疲倦地奔跑，带队力挺点球大战的果决，那是不少普通足球观众喜爱上他的开始。

克罗地亚成就历史最好成绩后，队内与莫德里奇年龄相仿的名将纷纷退役，比他小一岁的功勋前锋曼朱基奇现在已经成为克罗地亚的助理教练。

莫德里奇则始终留在国家队。队长的责任需要他坚守。对他个人而言，他也渴望弥补四年前的缺憾。

这届世界杯，克罗地亚跌跌撞撞，在四强赛时撞上夺冠大热门巴西队。比赛中，内马尔在105分钟时打入进球，这几乎已是绝杀，不少巴西球迷已经开始庆祝近在咫尺的胜利。而场上的克罗地亚球员仍神情整肃，伺机捕捉反击的机会。

第115分钟，克罗地亚发动防守反击，莫德里奇在接到传球的瞬间立刻有巴西防守球员从左侧贴近，试图把球断下，莫德里奇没有迟疑，轻巧地晃出距离后迅速踢出一脚渗透中场的传球。趁着后面防守大队没有跟上，接到传球的队友立刻把球分至边路再传中破门，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凭借这粒进球，克罗地亚把巴西队拖入了点球大战。克罗地亚的守门员利瓦科维奇扑出了巴西队的第一个点球，为克罗地亚奠定胜局。随着巴西第4粒点球打到立柱上偏出，克罗地亚淘汰了赛前夺冠赔率最低的巴西队，挺进了四强。

在这场比赛中，克罗地亚门将利瓦科维奇扑出11次巴西队的射门，有效阻断了包括内马尔在内的巴西华丽锋线的进攻。上一场比赛，克罗地亚对阵日本，同样是点球大战决胜，利瓦科维奇连扑3粒点球，把日本队送回了家。

网络图 | 莫德里奇和利瓦科维奇

利瓦科维奇此番神勇表现让世人惊叹。实际上，去年正在备战世界杯预选赛时他曾经历了一段低谷。世界杯预选赛的最后一轮，克罗地亚对阵俄罗斯，如果获胜，克罗地亚将直接获得进入世界杯决赛圈的资格，而平局或失利都将把他们拖入前途未卜的附加赛。就在这样一场至关重要的生死赛前，教练宣布门将利瓦科维奇将不会首发出场。

莫德里奇察觉到了利瓦科维奇的失落。他很清楚，门将们总是要应对格外多的孤独与压力，这时作为队长的他要给予支持。

休息时他单独把利瓦科维奇拉到角落谈心。“如果我不关心你，也不会告诉你这些。”在一个温和的开场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方的问题：“但我没看到你在国家队的进步。你总让人感到不稳定，这影响了整个团队。”

利瓦科维奇神色局促了起来。莫德里奇继续为他分析，“我感觉你的问题在于你害怕犯错，不够决绝。可为什么你不能犯错？谁没犯过错？你说说看。”

“我知道，但……”像很多被无力感占据的人一样，利瓦科维奇下意识地想要逃避。

莫德里奇轻声打断了他。“你是一个优秀的守门员。你知道的，对吧。”说这话时，他那双总在警觉忧虑的眼睛传递出温柔而坚定的能量。

这届世界杯，利瓦科维奇不仅向他自己、向支持他的队长，更向全世界证明了他确实是一个优秀的守门员。

莫德里奇为队友给予了爱与支持，他的队友们也同样对他这张“王牌”有着绝对的信任。

在与阿根廷对阵前，克罗地亚队员佩里西奇在发布会上说，五次征战世界杯的梅西想要夺冠，但我们也想为我们的队长莫德里奇赢得这个奖杯。

只可惜，这个故事没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长子

克罗地亚是个人口只有406万的国家，人口数不及北京的五分之一。莫德里奇1985年出生时，这个国家尚不存在，而是属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部分。

莫德里奇生长于克罗地亚扎达尔的“莫德里奇村”，所有的村民都是同姓。一个拍摄狼群纪录片的导演曾在那里偶然拍下过一段影像，一个穿着蓝色大人外套的男孩在山路和石块间追赶羊群。那个男孩就是家里的长子莫德里奇。

网络图 | 在山里放羊的莫德里奇

莫德里奇自己形容这段贫苦的牧羊生活是无忧无虑的童年。他的父母在制衣厂工作，母亲是裁缝，父亲是机修工。年幼的莫德里奇体弱多病，患有过支气管炎，经常哭闹，适应不了幼儿园生活。长大后他跟父母开玩笑说当时他哭是故意博取他们的同情，好不去上学 。

莫德里奇出生前他的父母曾猜测他将是个女儿。在他幼年时，他的母亲总喜欢给他留长头发，他自己也习惯如此。每次头发长太长时，他的爷爷就会一声不响地把直接把他的头发剪短。

不再上幼儿园后，莫德里奇就整天陪在他的爷爷身边。他和他的爷爷同名，都叫“卢卡·莫德里奇”。爷爷养了一大群动物，绵羊、山羊和公鸡。平日里莫德里奇经常帮忙照养它们。

1991年，莫德里奇六岁的时候，南斯拉夫爆发内战，克罗地亚宣布独立，与境内的塞尔维亚族发生血腥冲突。这场战争持续了5年，让50万人流离失所，2万军民丧失生命。

一个早上，莫德里奇的爷爷被外族军队近距离射杀，就倒在离家门口五百多米的地方。当时莫德里奇的父母为了保护他，没有跟他明说真相。很快炮火蔓延，交战各方在城镇和乡村埋下无数地雷，莫德里奇一家被迫搬走，流落到一家拥挤的难民旅馆。

网络图 | 童年时的莫德里奇与爷爷

一场足球赛曾隐隐对这场带走莫德里奇爷爷的战争推波助澜。1990年5月13日，南斯拉夫甲级联赛的一场比赛在萨格勒布举行，来自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迪纳摩对阵来自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红星。

比赛开始前，双方球迷就冲突不断 ，一度闹到球场上。警察暴力镇压球迷，当时萨格勒布迪纳摩的球星博班上前劝阻后与警察发生口角，暴怒的他跳起来踹了警察一脚。

随着电视的直播，这段画面进一步激起了两个民族间的对立情绪。之后不久，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边境发生冲突，转年战争正式爆发。

就像一把利剑的两面，足球搅动了政治动荡的漩涡，却也为流离失所的孩子提供了精神庇护所。

几乎每一张童年照片里，莫德里奇身边都有一颗足球。在难民旅馆避难的日子里，在与流弹和警笛相伴的日与夜，莫德里奇把踢球当作逃避一切的方式。在旅馆的停车场，他和伙伴用石头垒了两个门柱，在柏油硬地上不知疲倦地奔跑、垫球、传球、射门。身材瘦小的他被伙伴们撞来撞去，在硬地上磕得浑身是血。但他不再像孩提时哭闹。他在心底蔓生出一股“为自己而战”的力量。

网络图 | 年少时的莫德里奇

年龄再长一些后，他萌发出“为国家而战”的热望。1998年，克罗地亚第一次以独立国家的身份踏上世界杯的赛场，球星博班、苏克带领球队杀入半决赛，最后获得季军。那年莫德里奇13岁，看完那届比赛，他开始想象自己以后带队参加世界杯的光景，尤其是经历惊险刺激的点球大战，看起来如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他一直在为这个模糊的心愿做着努力，起初，这些努力可能只是无意识的。1992年起他被父亲送去体校，之后一直辗转于各个训练营，直到签约第一家俱乐部。战争结束前，时常正训练着就有炮弹从远处落下，他们必须要拼命冲向避难所。这为他如今卓越的跑动能力打下最初的基础。

他曾经常因导弹的呼啸和随之而来的爆炸声惊惧不已，参军的父亲外出的每一天，也都让他犹心难捱。恐惧如影随形，怎么都甩不掉。“有些东西可以让你变得更坚强，也可以让你崩溃。”莫德里奇选择让自己变坚强。他渐渐习惯了与恐惧相伴的感觉，这让他在之后碰到职业挫折和外界批评时，都觉得不难接受。

这份从战争创伤中淬炼出的坚韧，也是克罗地亚国家队球员的共性，使得他们总能在大赛与对手拼到加时赛最后一秒，最终在点球大战中顶住重压获胜。

在萨格勒布迪纳摩踢球时莫德里奇曾被租借到波黑，在那里他要抵抗住当地人对他这个异族人的歧视与冲撞。回来后，他觉得自己去任何地方踢球都不成问题。

所有的这些磨砺，最终化成了他用并不健壮的肩膀扛起一个国家的志气与国民足球梦想的能量。

长大后追溯往事，莫德里奇觉得自己对足球天然的热爱与天赋可能来自他爷爷。爷爷会踢球，擅长当时的五人制足球。莫德里奇的父亲也曾是球员，在低级别联赛球队中司职右后卫，后因韧带拉伤告别职业生涯。

到了莫德里奇，代际传递的天赋、爱与寄托终于得到最大程度的兑现，他穿越了贫困和战争创伤，成为真正闪耀的足球之星，令国民自豪的克罗地亚之子。

网络图 | 2018年世界杯后克罗地亚国内的庆典

2018年回国后，莫德里奇和球队受到了如民族英雄般的热切欢迎，25万民众曾上街庆贺他们的凯旋。而在之前，他也曾被视作“民族耻辱”。2017年，莫德里奇在出庭作证萨格勒布迪纳摩前董事马米奇贪腐案件时翻供，被检察院指控作伪证。马米奇是克罗地亚足坛一手遮天的人物，他曾经操控了包括莫德里奇在内的一众克罗地亚球星的转会，从中谋取了大额非法收入。莫德里奇在转会热刺时曾与马米奇签订一份增补协议，这份协议可能会是令马米奇定罪的证据。在法庭上被问到那份协议的签订细节，莫德里奇回复说“我不记得了”，这和他2015年接受调查时说的有所出入。

马米奇曾是发掘莫德里奇的伯乐，他们也一直私交甚笃。做众人心中的英雄还是做重情义的朋友，莫德里奇陷入了道德困境。最终，他选择不向帮助过自己的人落井下石。

当时，球迷对他的行为极其不满。有人在他家乡的墙壁上把他的名字写成“卢卡·马米奇”来讽刺他，有人在他居住过的难民旅馆前拉横幅，写道“莫德里奇，你会记起来的”。就在2018年世界杯赛场上，有球迷穿着他的10号球衣，背后印的名字被改成“我不记得了”。

作伪证的罪名若是坐实将会为他带来5年的刑期。而在那届世界杯结束后，克罗地亚法院撤销了对莫德里奇的指控。

足球永远都与政治缠绕在一起。足球的造神运动也永不停歇，一遍遍书写着出身寒门后凭天赋和努力跃升成巨星的神话，打造出一个个遥不可及的鲜亮偶像。而在莫德里奇身上，光环和诋毁都未能遮盖他的平凡本色。他保持着朴素，也不惮于展露脆弱，在采访中坦陈他在比赛中也会因长久未进球而焦虑，恐惧被淘汰。

有时，莫德里奇会想起他的爷爷。他忍不住想，如果爷爷看到他获得的这些成就，会不会举着剪刀笑着跟他说，“卢卡，我真为你自豪。但你的头发太长了，让我们剪掉它吧！”

- END -

撰文 | 佟 畅

往期回顾

"

为返乡祭拜逝世的外公，留学生黄语蝶踏上了返回中国的国际航班。落地后她却因核酸结果异常，被送入了上海的隔离病房隔离，直到12月初，黄语蝶达标出院、进入隔离酒店进行最后一周隔离，此时，国内防疫政策突变。

黄语蝶和隔离病房的病友们，作为“境外输入病例”被强制送入隔离病房治疗。走完了封闭治疗的全流程，确保阴性的他们，离开闭环，又将进入到一个正在发生感染的环境。

入境海关核酸异常，落地阳

得新冠是一件玄乎的事儿。比如我在全面“放开”的澳大利亚求学三年，没有感染，却在归国隔离闭环里“落地阳”了。

2022年11月23日，我搭乘国际航班从澳大利亚归国，飞行时间10小时，准备由上海入境。同行的还有另一名留学生朋友。疫情爆发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国外留学，过去三年中国内地的政策与海外迥异，我们回程时，心里都因不熟悉国内的情况而产生了一些恐惧。“不能‘阳’，不敢‘阳’”，成了我们这趟归国之路的宗旨。

在此之前，我因疫情期间各类政策，出行不便，已经三年没有回国。我思乡心切，还念着要回去祭拜外公。原本，我这次是为了回国看望患阿尔兹海默症的外公，谁料出发前一个礼拜，外公忽然撒手人寰，家人把老人安葬在了江苏宜兴一座名为蒋山的山上。

我好不容易申请到了两个月假，却意外地因为“落地阳”，在上海的隔离病房耗掉了大半个月。

一切还要从归国那天说起。11月23日当天，我从北京时间清晨5点起床，到晚上8点半下飞机，之后经历申报、核酸、测温、分流闭环转运等一系列流程，第二天凌晨1点，我们终于进了上海松江区佘山锦江隔离点。

在隔离点外的寒风里等候时，我感觉身体已经在超负荷运转，腰酸背痛，喉咙也有些不适。我问一旁的朋友：喉咙不适不会被区别对待吧，我不会“阳”了吧，不会要进方舱吧？

朋友安慰我别乱想，说：旅途跋涉，累了身体有些表现很正常，而且我们一路测了这么多次体温都没出问题，很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

在同伴的安慰下，我度过了在锦江隔离点的第一个夜晚。没想到第二天一早，隔离点值班的医务人员就用微信联系我，称接到海关通知，我在海关的核酸检测异常，希望我提供证件，配合工作：“我们这边需要复核，请您把您的护照还有身份证拍给我，谢谢。”

我是“落地阳”了吗？为了弄清楚情况，我问他：核酸检测异常是什么意思？对方没有回答。

过了一会儿，另一位自我介绍为区疾控流调人员的工作人员加了我的微信。对方就询问了我一系列问题，包括在海外从事的职业、供职公司，海外住房地址和合租人姓名，疫苗接种时间和批号等。

我再次试着了解我的情况，问她：“我已经阳了吗？”她也不清楚，只问我复测核酸了没有，让我等待复测结果。根据当时从海外入境的流程，如果在海关的核酸检测结果异常，复测的样本会送去疾控中心检验，如果仍旧异常，就会按照阳性患者处理。我当时尚未接到复测结果，只能继续等待。

当天下午，隔离点的工作人员通知我收拾行李，等“120”拉我去医院。我问他：“所以，我真的已经阳了吗？”隔离点的工作人员只说：“应该啊，你复测异常，大概率阳了。”

到确认我要上“120”为止，我也没能从工作人员处得到确切的答案，知道自己是否已经感染。我心存侥幸地猜：让我去医院，或许是因为要观察，才能确认我是否真的感染了。

当天晚上，隔离点的工作人员给我发了一套防护服，准备送我上“120”去医院。那一路，我生出来一种感觉，我的一切都让人不敢触碰，包括行李和我脚踩过的地板、路过的空气。

临出发前，工作人员用消毒液把我的行李消杀了一遍，行李箱底部消杀不到，工作人员停了下来，让我把箱子翻过来，再继续消杀。离开房间，我走每一步，工作人员就跟在我身后亦步亦趋地消杀一遍，把我送到了电梯口，乘坐单独的污染区电梯下楼。电梯门一开，另一个大白已等在门外，等着消杀我走过的路。

“120”的司机也一样，站得远远的，指挥我自己搬行李。等我好不容易把三个行李箱扛上转运车的尾部，走回侧边车门，半个身子已经探到车内入座，隐约听到司机在车尾喊我。转头一看，他还站在原地不动，说，“把这个塞进去一点。”我走过去发现，行李箱的一个边角有些凸在车尾外边。

工作人员们戴着手套、穿了全套防护服，也不敢触碰我的个人物品，即便它们已经经历过消杀。在这样的氛围里，其实我已经有了一种异化感。

一路上车开得飞快，因为不知道车会把我送去哪里、下车后又要经历什么，我开始感到害怕。车窗外车流不息，霓虹灯闪烁，一窗之隔的世界那么欢快自由，我不由得偷偷哭了一会儿。

图 | 在转运车上

一路颠簸之下，我被送进了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我被送进医院B1楼的大厅的时候，发现大厅里已经有一批刚被转运过来的阳性患者，在排队等待分床位。他们中，有和我一样飞机落地后被转运来的，也有倒霉一点的人在隔离酒店隔离到第8天，核酸检测异常被拉过来。

轻症、无症状，和重症病人分开了两个病区，我被分到了轻症病人区域。但不管是哪个病区，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污染区。

医院直接把我们分去了双人间，有人担心双人间有交叉感染和二次感染的风险，询问有没有单人间。医护人员回复：“单人间要2000块一天。”

“那我想去单人间行不行?”

“要排队。”

大家意会到当下很难申请单人间，也就不吱声了。后来从护士长那里了解到，我们已经算是幸运的一批。B1这栋楼是新加的，条件不错。其他的隔离病区，还有三人间、四人间，甚至是走廊加床。“所以你们已经很好了，算二等房了。”护士长安抚我们说。

共同的走廊

这里的集中管理式隔离有点像住大院儿。自从本科毕业后，再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住在一条走廊旁。走廊的尽头是一道门，门后面是又一道走廊。两条走廊分别连缀着10间双人房。夜里10点多，房间集体关灯，只在床头留有一盏小夜灯。由于走廊上的灯彻夜亮着，没有眼罩，睡觉对许多人来说并不容易。我们大概20人，7天里就这样生活在一起。一群人里，年龄最大的是一位69岁的老人，最小的是25岁的我。

第二天白天，我们第一次测了CT值，它是一个关乎我们每个人能否出院的指标。

CT值意思是“循环数阀值”。在隔离病房，我们在入院的第1天、第6天和第7天连续两天检测核酸，如果最后两天连续CT值双值都大于等于35，就可以出院，反之则需要在隔离病房住到CT值连续两天达标的那一天。而一旦入院，不管入院当天是否CT值大于35， 都必须起码住满7天。

CT值35，意思是检测仪把采样携带的病毒基因放大2的35次方，才能侦测到病毒，这意味着对应患者体内的病毒含量低到合格的指标。根据我的观察，住在这条走廊两侧近20人中，只有1位在7天内成功出院。此外，有两个人成功在入住的第8天出院。

医护人员说，很多人需要14天，极少数人需要21天才能满足出院指标。前几天出院的人，大多在入院第一天CT值已经达标。

我们走廊住了8天就出院的一位51岁的阿姨，第一天进院测试的CT值为36。住院期间，她一直同别人讲自己是假阳：“我是被误抓，抓错了”。大家推测，之所以她的核酸还是出现异常，可能是因为不久前已经感染过新冠，最近复阳，核酸值发生了微小的波动。但是其实没有人能准确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平时大家都关在房间里。关在房间里久了，大家最想去的地方就是走廊，那里有窗户，可以呼吸一点新鲜的空气，最重要的其实是可以看到外面、重新和外部世界有连接感。

最多的一次，走廊上来了8个人。那天上海忽然下雪，大家欢呼着跑出来看雪。我也跑出来看。几个人苦中作乐聊着天，有人接了个电话，家里人问他住这里寂不寂寞，他挂了电话，拍了段走廊的视频发过去。

图 | 隔离病区的走廊

大家颇为其乐融融，有位上海阿姨房间里的淋浴坏了，每隔两三天受不了了就跑过来借浴。她很不好意思，一直说谢谢，还拎来了一袋青柠表示谢意。

有一次，一位台湾大叔给我们分他从台北桃园机场买的凤梨酥吃。据说那是当地人公认最好吃的凤梨酥，原本大叔是打算带到苏州分给朋友们品尝的。这些凤梨酥最后没能跟着大叔一起去苏州，让大叔挨个病房分了一盒分光了。

我问大叔：“保质期到2023年1月份，不是还来得及带回去吗?”大叔笑笑：“大家会嫌弃。你阳了，大家还会吃你带过去的东西吗？都怕的吧。”

旁边有人听了，接过大叔的话自嘲：“只要核酸在，我们这个阳过的记录都会在，永远，永远。一扫码就都出来了。我还听说上海最早的时候有的阳过好了的人，被自己小区的人不让进呢。”这种讨论搅动了人群的情绪，一位因公出差感染新冠的病友感慨：“那太歧视了，伤害心灵了都。”

11月底，中国还不似如今这般。那时候封控严格，大部分人并不真正了解感染奥密克戎是怎么一回事。

在隔离病房里聊天的大家，都心知肚明感染新冠后，回到社会上可能会遭遇污名化。有些人住进来了，还得瞒着单位的其他人，怕让其他人知道了，会给自己惹麻烦。有些人发了朋友圈感慨自己的遭遇，被家里人叮嘱删掉，理由是“宣扬这件事不好”。

三年下来，从隔离点到方舱或定点医院，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闭关隔离机制。只是在我们的隔离病区，走廊上究竟是不是可活动的空间，走廊的窗户能不能打开，还不存在明朗的硬性规定。

有一次，医护人员把大家从走廊上赶回去了，说，“都回去，回房间去，不要聚集，不要在走廊上逗留。”而另一次，另一个医护人员遇到大家在走廊上聊天，只是嘱咐大家要把口罩戴好。

大家对于能否在走廊上聚集这点有些糊涂，但视线范围里没有出现“大白”的时候，还是会抑制不住地偷偷摸摸溜出来。有些人溜出来唠嗑，也有为了恢复快一点儿，利用走廊有限的空间来回慢跑。

打开走廊的窗户，基本没有人管。但有一次，有护士来把走廊窗户都关上了，说，“开五分钟还行，但一直开着他们会过来找我们的吧。”有人听了，不满地低声抱怨：“我们是会污染上海的空气是吗?”护士没明说“他们”是谁，后来我才明白过来，她说的应该是窗外可能会路过的人。

图 | 走廊上，有人开窗透气

在隔离病房生活，大量细节需要靠自己去摸索，不清楚的不能腼腆，得多问。

我们这批人大多数人都是入境落地阳被拉来的，行李箱里装的衣物不多，很需要一套宽松舒适的衣服，医院指定的网购店买不到这些。最开始，有人索要了一套病号服，我们房间也跟着要了一套，但迟迟没有送来。后来我看到另一条走廊上放着一只黄色医疗废物垃圾袋，里面装满了看起来很新的叠好的病号服，正好有医护人员在附近，我请他帮忙开门去拿了两套，对方欣然允许。但隔天，隔壁房间的效仿我去拿，当班的医务人员却拒绝了他们，提醒他们：“别碰。”

还有一些事情，不问就不知道。肺部检查的CT影像可以拒绝，抽血也可以拒绝。比如，入院要填写六张表格并签名，其中有一张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入院告知书》，其中有一条写着，“用于医学检测的残余标本可能被用科学研究，但不会涉及个人隐私”， 让你签署同意或不同意。其实这一张表格可以写不同意。

刚入院的前几天，有护士来说，“医生开了去抽血的单子，去抽血的话现在就要走。”因为提前打听好了消息，所以我主动询问拒绝了会不会影响出院，被告知不影响之后我就没有去。

隔壁房间稀里糊涂去抽了血，回来说抽了12管，交了两千左右的相关费用，他和大家吐槽：“也没人问我愿不愿意抽，直接就上手了，而且也没听说过需要抽这么多的呀。”隔天下午，他拿到了验血报告:白细胞正常，尿酸微高。

入院后第二天，做肺部检查的CT也可以拒绝，像我们感染奥密克戎后无症状或轻症的， 肺部出大问题的几率少，但安全起见我还是去做了。上午九点，十几个人一起闭环转运，去院内的另一栋楼做CT。车内空间不大，有一排椅子，几个人坐着，其余人站着，像坐公交车一样抓着头顶的扶手。

因为惧怕交叉感染，有位女士不愿意上车，在车外与救护车司机理论，称自己本来已经症状缓解，和其他人坐救护车被拉来医院后，当晚又发烧了。她问，能不能走过去?司机说不行，不能走过去，不能。我们在车厢里听着，有人闻言自嘲，说，“我们走过的路都是被污染的路。”

图 | 在做肺部CT的转运车上

有关“交叉感染”、“二次感染”这件事大家心里都没底。医护人员解释，“阳了的人三个月内不会再交叉感染或者二次感染”。医生查房的时候，我又问了第二遍，医生说，“同一个毒株不会的”。因为已经身处非单人单户的隔离环境，大家只好捏着鼻子选择相信。

有个苏州大叔从进来第一天起，开始排队申请2000一晚的单人房，到了12月2日第八天，终于排到了。他搬走后，同房的台湾大叔很焦虑，想要申请单人房已经来不及。他不相信存在绝对的“不会交叉感染”，“如果搬进来一个强阳的人怎么办呢，戴着口罩睡觉吗?为什么不把不同时段感染的人分区安排?”他认为“非单人单户”的隔离举措很“混乱”。

后来，来了新舍友后，我问台湾大叔情况如何，他压低了声音讲，新舍友有发烧和咳嗽的症状，因此他有点紧张。因为担心，他戴着口罩睡觉，自然睡不好，两小时就得醒一次，然后看看手机，努力睡去。

我们外面再见

外面看阴阳，里面看CT值。我为CT值这事儿崩溃过两回。

在医院的第1天、第6天以及往后每天会做鼻拭子，其余时间仅量体温和测血氧饱和度。测一次核酸花费16元，医生诊查一次50元，如果像我一样没有国内的医保，需要自费，最后我一共集中隔离了12天，总开销是4852元。这里的餐费每天120，我能吃饱，不过有青壮年饿到了，会在半夜吃泡面。为了能快些恢复，我会把每餐的鸡蛋老实吃光。

第一天进来的时候，我的核酸CT值最低项只有17，其他人几乎都是22，护士和我说，“你有什么不舒服吗?这个值比较低了哈。”当时我的症状只有喉咙不适，干肿，吞咽口水时候沙沙的，不疼。

我的康复过程其实就像一场小感冒，从未有发烧，体温维持在36.8度左右。第三天的时候我喉咙已经恢复，开始流清水鼻涕，晚上睡觉单鼻孔鼻塞。第五天的时候已经无症状了，第六天测核酸，我的CT值升到了30。

第七天，CT值升到了34，离出院标准只有一步之遥。大家说我一路飙升，恢复速度太快了。我开始发表演讲，“我一天吃三个蛋！三个蛋啊！你们都老实吃了吗？一定要把蛋白质补充到位，我每天还喝一杯维生素泡腾片水，11点前就睡了！” 隔壁房间两位青壮年形容我这幅嘴脸是优等生发言，阳性患者开始出现“内部阶级差异”。

我洋洋得意，转身就在各大家族群吹牛，说我马上就能出去了，成功在即，请大家准备好拖鞋迎接。结果第八天，毫无征兆地，我的CT值一下子跌到了28。出院立刻变得遥遥无期了起来。我非常崩溃，萎靡不振了一整天，悟出了一个道理——CT值和身体症状并不挂钩，无法从自身状态推断。

更奇怪的是，第九天我又忽然核酸转阴了，核酸阴性代表着CT值超过35。大家都来恭喜：“年轻啊，身体素质好，恢复快! 恭喜恭喜，明天就能出院了。”连来查房的医生都说，“第一次阴，第二次阴的概率很大，你可以提前收拾收拾东西了。”

到了第十天，我坐立难安，煎熬地等着结果，万万没料到，CT值又降到29.7。难以捉摸、大起大落的情况，让我又崩溃了，躲在被子里哭了一阵。朋友发来慰问：“可怜了，从来没看你这么脆弱过。”我说，“就是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我身体一切都好，而且肯定每天都越来越好，这个数值为什么会跌啊!”

医生解释这个情况是因为“没采到位”。有两个护士轮班在每天早晨5-7点之间来做鼻拭子，采样手法都差不多，唯一的差别在于，棉签深入鼻孔之时有一些细微的深浅不一。“没采到位”也许就是指的这一点。

台湾大叔也对我的遭遇感到奇怪，他猜测可能是“试剂污染”，虽然这个猜测不太靠谱，但可以一窥大家对CT值背后科学性的不解。

图 | 在隔离病房

CT值的反复，折磨着走廊上每一个人的神经。

我的室友此前数天前已经用快筛抗原测出一条杠的阴性，但她连着几天CT值是32，34，33，32，就是达不到35。她叹气：“没办法，虽然在这也没什么治疗的，熬着吧。”她是一位年轻的妈妈，有时候，晚上会和孩子打电话，辅导他写作业，声音很温柔。但是她也有几近崩溃的时候，我测出核酸阴性的那一晚，她消沉地坐了很久，眼圈有点红，有些害怕和可能搬进来的新室友共处一室。

记挂着要回去祭拜外公，我心情焦灼。但其实在这个氛围里，大家各自有各自的脆弱。几乎每个人都推迟了外面的生活。有人推迟了工作，有人怠慢了辅导孩子功课，有人急着回去带家中幼子。回家，快点回家，是所有人的期望。

日子就这样在这个地方，一度停滞。

第11天，我的舍友和隔壁房的人都能出院了。出了隔离病房，他们要继续到酒店隔离7天。

夜里10点多，疾控中心的车来接他们，天色十分黑，我们站在灯光如昼的走廊上告别，拥抱，碰拳，互相祝福，说，“外面再见！”

12月5日，我连续两天阴性出院，被闭环转运到了位于上海松江区九亭镇的一个酒店继续隔离7天。随后的几天内，中国各地的政策开始转向，对待阳性感染者的方式与过去大相径庭。

我从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的官方公众号“上海发布”的消息中了解到，从12月9日起，上海市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可以选择居家隔离，也可自愿选择集中隔离收治。与此同时，“居家隔离期间加强健康监测，隔离第6、7天连续2次核酸检测CT值大于等于35解除隔离。”这意味着，阳性患者可以居家隔离，转阴即可自由。

目前，我了解到的“入境阳”的患者和社会面患者要走的流程还是不同，入境的旅客原则上还是实行“5+3”，过程中如果检测出核酸阳性，还是会按流程拉去定点医院治疗。

国内的政策调整，归国人员也期待着入境政策有所变化。有关输入性病例如何管理还没有推出新规，一切都还要等通知。不过，目前“入境阳”和过去的区别也有，比如现在到了医院，医院会分类管理。起码我知道的消息是，几天前，在上海定点医院治疗的“入境阳性病例”，还有医护人员询问他们在上海有无符合居家隔离条件的住所。同时，社区也不像过去那样严格，基本都会同意患者回去，毕竟很多社区里面也出现不少社会面的阳性病例了。

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当时和我一起从隔离病房转阴出来，被转到酒店隔离的人，并没有随着防疫规则的放松，随之解除隔离。我们要在酒店完成原定7天的隔离，才能离开。

12月中旬，大家陆续解除隔离出来了，重获自由。作为“境外输入病例”，我也结束了在酒店最后的隔离，通过严格的转阴标准，回到了外部世界。可是，社会面的阳性却忽然激增，有病友给我发消息，“妹妹，我今天出来了，但是到处是阳性。”他叹气笑讲，“严防死守确保转阴，结果回到了遍地阳的家。我们只好以后再聚吧。”

我哭笑不得，没有料到，在经历了完整的隔离治疗闭环、确保阴性出酒店之后，我终于被送了满是“阳性”病例的外部世界里去。

- END -

撰文 | 黄语蝶

编辑 | 温丽虹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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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密克戎变异株正在形成第一轮感染冲击波。红斑狼疮患者们正面临关键考验。

系统性红斑狼疮是一种无法治愈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的免疫力紊乱，在新冠面前属于高危人群。眼下他们小心翼翼，担忧自己的免疫系统启动时，会在失控中击溃他们健康的脏器，危及生命。

免疫性疾病患者被感染

余遥感觉一场漫长的疼痛正在扫荡她的全身。从12月8号晚10点起，到次日黎明。一开始是手指关节酸痛，随后疼痛游走到脊背处，之后多点爆发，四肢酸胀、头部刺痛、牙齿钝痛无序地冒了出来，最后疼痛久久停留在她的两侧太阳穴。

头痛到无法入眠的时候，余遥开始用手机搜索信息。她想搜一些新冠感染者的康复经历，希望浏览这些过来人分享的经验能带来一些慰藉。大多康复者分享的经验里提及，他们的患病康复周期在1周左右。余遥见此，不由得盘算着自己的病程大概会有几天。按照她的身体情况，估计得比普通人延长……具体几天不好说，她也无法得出定论。

余遥是一位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2018年她连日熬夜后，引发高烧呕吐至昏迷入院，在医院诊断出罹患的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系统性红斑狼疮无法根治，目前医学界尚未明确病因，一种认可度较高的观点认为，这种疾病是由于人体免疫系统被异常激活，攻击自身组织引起。

12月10号，余遥进入高烧第三天，肚皮里面像撺掇着一团火，烫得要命。在这场奥密克戎大感染中，许多人相信发烧是免疫系统在攻击病毒。但作为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余遥心情复杂忐忑。

这种疾病的患者免疫系统紊乱。在寄希望于免疫系统“拳打”新冠病毒时，余遥也十分担心她的免疫系统会过于亢奋，转而开始攻击她体内健康的内脏和器官，从而引发致命风险。发烧到第四天，余遥一度崩溃，躺在床上哭了出来。她盖着被子哭泣，感觉体内的火还在烧，自己却难以控制免疫系统，无法得到医院专业医生和设备帮助下，她只能在出租屋无力地乞求自己的免疫系统，不要这个关键的时刻转而击溃她的身体。

在中国，系统性红斑狼疮病患约有一百万人，每10万人中约有30到70人患有这种无法治愈的疾病。“身体稳定的时候，我们和不患病的正常人很像，”余遥说，“但得病与不得病的心情总归是不一样的。”

大部分罹患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要长期服用药物缓解病情。余遥平时随身携带一个掌心大的药盒，里面装着4种每天要服用的药物，其中包括一种免疫抑制剂和一种激素。她小心翼翼，4年来每天服药两次。此外，病患们还要费心注意日常作息、饮食和防晒等细节，因为阳光也是诱发疾病的因素之一。

对于他们来说，维持健康是一件日常需要坚持的功课，他们十分谨慎，稍有差池就有可能患病。而由于自身免疫缺陷，他们的病程往往要比普通人久很多。一场普通的风寒足以让余遥戒备，某次雨天没带伞，她患上风寒，症状绵延将近半个月才完全消失，更何况感染病毒。因此，2020年新冠疫情出现后，余遥的生活愈发慎重，包里总是装着酒精湿巾、备用的N95口罩。今年5月，余遥入职了北京大兴区一家公司，担任工程设计工作。她搬了新住处，保持着每天傍晚下班后到公园跑步锻炼的习惯，希望借此增强免疫力。过去的三年，得益于余遥的谨慎，她鲜少感冒。

不安的感觉，是从发现家附近的核酸检测亭关闭开始的。2022年8月份开始，余遥租住的小区附近修起了3个核酸亭——3间用白色的铁皮搭建的简易的小房子，在乘坐公共交通和出入公共场合需要查阅有效期限内核酸报告的那段时间，每日这里都有附近居民来排队做核酸。12月初，在北京开始逐步暂停查验24小时核酸证明后，余遥发现，核酸检测亭关了两个，剩下开放的一个还缩短了采样时间。

图｜原本开设的核酸亭，如今已经关闭

12月5日，北京市正式暂停地铁查验24小时核酸证明，余遥的公司通知结束为期半个多月的居家办公。回办公室第二天上午，余遥刚坐到工位，一个同事走过来给她看了一条“今起，北京调整核酸检测查验政策”的新闻，说：“以后我们进办公室、商场都不需要核酸，算是放开了。”之后，办公室里的同事开始聚集起来讨论。态度不一，有人兴奋于可以期待旅行了，也有的担心感染奥密克戎，忧心不已。余遥没有加入同事的闲聊，坐在工位上，反复点开那则新闻，看了又看。

就在一两天之间，变化太快，她生出一种被放弃的感觉。余遥觉得，全民核酸的时期，就像社会为她创造了一个无菌环境。而如今撤销核酸查验，她感觉自己不可避免的要和奥密克戎交锋了。她不知道后续的生活该如何经营，故而被一种不安全感萦绕。

很快，感染潮就抵达了余遥所在的办公室。12月7日周三，同事们陆续请了病假，都宣称自己感染了新冠，“阳了”。余遥想起自己前一晚也起了低烧，虽然已经退烧，但嗓子干疼。那时候，她还不知道周围有人感染了新冠。不存在感染源，她也没多想，还是到公司上班了。在办公室的同事测其了抗原，余遥也领了一个，抗原检测结果阴性，她松了一口气，内心默默祈求幸运之神继续眷顾自己。

第二天，12月8日清晨，余遥收到一位朋友的求助。对方在40多公里外的昌平区，说自己“阳了”，问余遥有没有多余的药可以救急。

余遥翻开药箱找到一盒布洛芬药片，11颗，叫了闪送给对方送过去。把药片交给闪送骑手之前，余遥心里不安，抠出一粒药片留在手里。她一边不安着，一边安慰着自己：是“一道杠”，没有阳。

只过去一会儿，余遥的室友也发现自己感染了新冠，抗原自测结果显示两道杠“阳性”。同住人感染让余遥恐惧。她取出抗原试剂盒，小心严谨地做了一次测试。

两道暗红色的指示横杠浮现，提示余遥感染了新冠。她想起自己那份正在闪送的退烧药布洛芬，赶忙打开手机，一看，骑手已经从大兴走到了朝阳区——药片要不回来了。

余遥看着眼前两道杠的检测卡，仔细回忆是哪个细节被感染的。在公司，她会戴着N95口罩，每次触摸物品后，都用酒精湿巾擦拭；在租屋，她只在自己的房间逗留。余遥的目光在房间巡视，扫到墙角的一小箱手撕面包。直到上周末，12月4号之前，她所在的小区还在封控，这箱手撕面包是余遥囤的物资，没想到这么快就放开了，还剩20多个没吃完。

封控时，快递只能送到小区门口，余遥的室友正巧上楼，就帮她把这箱面包带了上来，她没戴手套接过箱子。一个念头从她脑海中闪过：“只摸这么一下，应该不会感染病毒吧？”

新冠三年，医院从原本帮助患者们监测健康情况的保卫站，变成了感染重灾区。余遥就诊的医院在北京，没来北京工作前，她需要定期在居住地天津与北京之间往返。今年上半年，天津疫情严重，无法前往北京，余遥硬生生将4月的复查拖到下半年。

原以为来北京工作，就能方便就医问药，10月的一通流调电话让余遥意识到医院存在着感染风险。她10月中旬挂号去医院复查，过了几天，流调人员告知她与新冠确诊病例有时空交集，就在她复查的医院，要求余遥向社区报备，居家隔离7天。社区给她发了几包中药，说不上是治疗新冠还是预防新冠。余遥不想被感染，打开塑封苦药味扑鼻的中药液，她连喝了两袋。

图｜社区发放的中药液

实际上，系统性红斑狼疮病患感染新冠，用药是个大问题。病友们几乎每天都会吃两三种药物维持身体指标，如今还要加上消炎、退烧、止咳的药品，对肝脏、肾脏的代谢功能会带来更大的负担。

当然，感染途径已经无从考究，余遥认识到了奥密克戎是怎么防都防不住的，朋友和她打趣说：“现在都是先‘阳’带动后‘阳’。”余遥闷闷地回答：“如果财富也能传染这么快就好了。”

100万人的沉默与脆弱

一般来说，在中国数以百万计的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鲜少会对周围的人周告自己的病情。也因为存在这种隐蔽性，我们中的许多人难以想象，如果普通人感染了，却不注重自我隔离，会给平时看起来与常人无异的免疫疾病患者带去多大的麻烦，这种麻烦甚至有概率危及生命。

12月初，19岁的李明明正和同学一起度过大学期末考试周。在福州这所大学的自习室中，她紧紧戴着口罩独行，想找个人少的角落学习。

往前数日，李明明所在的学校宣布解封，恢复线下教学和考试。李明明焦虑起来，她不仅担心感染奥密克戎会影响期末考试，更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不知能否抗住新冠病毒的侵袭。校园里，一些学生已经开始摘下口罩，李明明每每遇到，都不由得去捏紧鼻梁上N95口罩的固定金属片。

对于李明明来说，人实在太多了，每一个正面相逢防护不周的同学，都可能感染病毒再在无意间把病毒传染给她。朋友和李明明闲聊：“现在放开是趋势，加上病毒毒性减弱了，感染也没办法，至少不会致死。”李明明从未和朋友们提过自己患有免疫系统的基础病，不想加入朋友对普通人感染和死亡的推测。她觉得，无论病毒强弱都可能给自己带来致命的打击。

沉默了一会，李明明对朋友说：“我很怕被感染的。”不知晓李明明的身体状况，朋友们很难理解她为何如此担惊受怕。

夜晚失眠，李明明点开微博上“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话题，发了条帖子：想知道有没有姐妹“阳了”，真的很担心自己会“阳”。等了半天，没有经验者现身，有一个同样焦虑的女孩回复她：“我妈妈是红斑狼疮，我真的超级担心。”

同病相怜的人们才能理解彼此的处境。在确认感染的前一晚，余遥也想到了病友们。

那天晚上，余遥辗转反侧。她猜测了很多，自己会否只是在潜伏期，如果真的感染了发病时症状会有多严重。烦扰挥之不去，她点开手机里的红斑狼疮病友群，想看看病友是否正在讨论新冠感染，也想着医生或许会在群里发布一些预警信息或者感染新冠的注意事项，结果一无所获。那个群是她此前看病时加入的，群里有490多人，大多是病人，几位医生在群里义务解答病友们有关红斑狼疮用药、病情变化的问题。

在一些罕见病的群体中，病友群是许多病人及时获取新知的信息来源渠道。新冠3年来，余遥所在这个群里此前没有提及过新冠。

这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病人群体面对的现状。

在严格进行封控防疫的两年过后，像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群体一样的高危群体，没有得到相关的知识武装。在许多红斑狼疮病友的回忆中，没有接触过诸如：红斑狼疮患者万一不幸感染应该如何应对、相关的防范指南和就医指南等信息。这意味着，很遗憾，在过去严格封控防疫的两年多，整个防疫系统没有帮助这些特殊的群体，做好应对可能感染风险的准备。而作为病人本身，在无人提醒的情况下，很难意识到要提前转变思路，储备抵御感染时所需的知识。

发现闪送的药物不好追回，余遥从附近的药店下单了一些能买到的药品，她幸运地买到一盒布洛芬，其它很多都是她没听过的药厂生产的药。8号一下午，余遥搜索了将近30条浏览记录，都与药相关：黄藤素软胶囊是什么、复方蛤青胶囊的副作用、纷乐能和布洛芬一起吃吗、塞可平可以和感冒药一起吃吗……

图｜余遥重新抢购的药品

余遥拿不准用量，在病友群中问医生，红斑狼疮病人抗原检测出阳性，使用退烧药喝消炎药等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她没等到医生的答复，群里倒是接连出现了许多病友，询问余遥感染新冠的情况。

“你在家隔离吗？”

“怎么感染的？”

“打疫苗了吗？”

……

大家七嘴八舌地提问，就像无数个在黑夜里刷群聊寻找病友新冠经验贴的余遥，终于等来了解答者。

余遥一一解答了病友的疑问：感染途径不明，同住人也测出抗原阳性，现在居家隔离，打过三针疫苗。

得知余遥打过三针疫苗，一位头像是动漫女孩的病友问她：“那你查过抗体吗？”女孩说，自己打了三针疫苗后，9月时发烧去发热门诊检查，发现体内已经没有对应的抗体。

一位年纪稍长的病友告诉余遥，让她注意给房间通风，和另外的阳性室友不要接触。在防疫新调整的情况下，病友们的神经高度敏感，群里的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时刻为彼此的生存寻到一条后路。余遥感觉像是有人和自己拥抱在一起，没那么孤单，也没那么害怕了。

安静的幸存者

在余遥的观察中，罹患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病人，越不清楚病毒的变化越容易焦虑。在缺乏基本了解的情况下，他们慌乱、时常把生死挂在嘴边。

看到余遥在病友群里的发言后，一位河北的37岁病友联系上了余遥。她患病将近10年，加上好友的第一句话便问余遥：“妹子，你实话说，这个病毒是不是特别要命？”

“我要焦虑死了，前两年国外因为新冠死了好多人，”女人说，“我们可怎么活啊！”

余遥感受到了女人的焦虑，给她发去了近期自己看到讲述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报道。她希望帮女人减轻一些心理负担，至少让女人知道，现在的疫情和2020年原始病株在武汉引发的疫情有所区别。

安慰其他病友的时候，余遥感觉自己反而能获取一些力量，对抗病毒带来的恐惧。

更多病友还在匮乏防范新冠知识的状态下，无措着承受可能降临的风险。

在秦皇岛居住的李女士今年40岁，患系统性红斑狼疮11年，每天吃着四五种药片和激素维持指标。12月初，单位防疫组告诉她，城市马上全面放开，连核酸都不用做了。同时，为了提高职工接种率，防疫组让李女士去打疫苗。

虽然红斑狼疮患者具备条件的可以接种疫苗，但李女士属于病友中无法打疫苗的那部分人。或许是身体指标达不到要求，医生一直不建议她接种疫苗。“我从小肺不好，不知道这疫苗到底能不能打，如果打了引起自身的免疫疾病，马上就得躺喝西北风。”

原本，她计划10号到医院去复查，为此本该提前做核酸。但她路过平时就诊的医院时，却发现那里的24小时核酸检测点暂停了工作，外面放了个大喇叭，喊着：“不做核酸！不做核酸！”。到复诊当天，她到了医院却被拦在门口，工作人员向她索要48小时核酸证明，否则不予放行。无奈，李女士只能转战医院内部的核酸检测点，无法单人单管，只能冒着混管阳性的可能做了核酸检测，只为能拿到结果进医院复查开药。

但是最终，李女士还是没等来核酸证明。第二天，核酸检测结果没有更新，大概率是混管异常。白折腾了一趟，李女士没能进医院复查开药。她不解：病情是变化的，着急的病症要进医院，哪儿等得起核酸结果呢？

在感染潮来临时，这些罹患红斑狼疮的病人需求不被察觉。

高烧的第三天，余遥听家住朝阳区的朋友说，对方所在的社区，工作人员开始收集特殊情况人员基本信息，比如高龄老人、基础病患者、特殊治疗人群等等，余遥所在的社区尚且没有摸排这些信息，“如果能在我感染新冠之前摸排就好了，”余遥说，“现在买药困难、叫救护车也排不上号，干啥都晚了。”

有病友给她介绍了一个上海的公益组织聊天群，“SLE解忧杂货铺”，据说群里也有专职医生回复病友们的用药、情绪问题。每个病友的情况不同，能有医生及时地解答问题，鼓励病友们捱过这场感染冲击波，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情绪支持。

加入群聊后，余遥发现群里每天会发起当日投票，用于计算红斑狼疮患者得新冠后的抗原转阴时间。看了两天，余遥计算着大多数病友的转阴时间都超过10天，自己心里有了谱，情绪稳定了许多。

图｜病友群中的每日抗原记录

发烧第6天后，余遥的体温终于稳定在36度5上下。头痛消失，只剩鼻塞、咳嗽和四肢酸痛。这值得庆祝，余遥把自己的恢复经历写给此前联系过她的病友，希望为病友提供参考。

听说大多数人感染新冠后发烧有反复，余遥不敢掉以轻心，仍旧保持每天起床和睡前量体温的习惯。

12月14日早晨，公司群很多同事都在交流患新冠的体验。几个平日里有运动习惯的同事说自己的症状极轻，没发烧，两天就转阴了，有人恭喜他们，有人回复“沾沾喜气”，信息流一连刷了两屏。

余遥没加入他们的讨论，安静地量着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体温。

*文中余遥、李明明为化名

- END -

撰文 | 宋春光

编辑 | 温丽虹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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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不寻常的3年，人们开始无比怀念琐碎的日常生活，抑制已久的渴望，总在心里某处鲜活地跳动。等一切放开，每个人都可以重新自主决定生活，什么是你想第一时间奔赴的人或事？这或许是每个人的必要生活。

迫不及待的愿望

我们一家和孩子爷爷同住，爷爷每个月要去趟省会医院，全家为了保住绿码，三年没坐过公共交通工具。等疫情结束，我想带快满三岁的儿子体验下公交车。

李凯利

孩子今年七岁半，她已经习惯了戴口罩、被封控的日子，甚至喜欢上了上网课，平时能自觉地上课、写作业、打卡。可我能感觉到外面世界对她的吸引力。夏天在小河里她能玩半天。看到书上的长安，她问我是哪里，我说是现在的西安。听我介绍时，她的眼睛里满是向往。

迪迪

我要在学校的每一个校门口，反复横跳！把这四年没出的门都出一遍！

雨潇

我想再吃一顿麦当劳。最初就是因为出门吃麦当劳感染了病毒。我11月21日确诊，12月7日才重获自由，而那家麦当劳12月11日才恢复营业。

taboo

图 | 我那天吃的汉堡

封校下的硕博情侣，日常是一起吃饭散步。每天吃一样的东西，在同一个地方散步，日子循环往复，好像我们是十几年的老夫老妻。很想走出去，带他去看看我生长的城市，在更多地方留下我们的脚印。

丸子

国庆前和相亲对象见了两面，后来他回广州工作，因为疫情我们再没见过面，成了网友。我们每天分享彼此的生活，但不询问对方的详细信息，比如恋爱经历、工作经历，甚至是生日。

我很期待和他的关系能有一些变化，但又过了通过网聊确定恋爱关系的年龄。期待疫情结束后能和他见面，约他去吃鸡炉火锅，老母鸡的鸡皮涮火锅非常好吃，又脆又甜。

别开枪是我

图 | 想和相亲对象分享的鸡炉火锅

想跟好朋友去一次漫展，一起出一次cosplay。我一年前就买好了cos服，漫展却一次次因为疫情取消。我快要出国留学了，而她会留在国内，不知道这一别什么时候能再见。格外想趁此之前完成我们共同的心愿。

平平无奇高中生

图 | 上次和朋友去漫展，她因核酸过期被拦在门外

我的父母是防疫工作者，疫情后我长时间独自在家，因为恐惧和孤独患上了抑郁症，不再想跟任何人说话。

我特别喜欢音乐节和live house的气氛，大家都肆无忌惮地蹦起来，下雨天两个人打一把伞也要蹦。我希望去live house重温那种无拘无束的状态，找回自己热情似火的性格。

泡泡

图 | 在音乐节现场

我婆婆今年60岁了。她在七八年前自豪地许愿，要在她孙女10岁的时候，也就是2019年，带我们娘俩一起回她的出生地内蒙古阿尔山看看。

婆婆16岁的时候，带着她犯哮喘的母亲离开寒冷的阿尔山，到相对温暖的河南闯生活。这之后再也没回过家乡。她一直想回去，我公公和丈夫却对她的愿望并不关心。但我一直希望能陪她回乡，不留遗憾。

悄悄话

2018年，我外婆确诊老年痴呆症。转年疫情来袭，外婆被困在家中，我在外地学习、工作，很少有机会回家看望她。

我和外婆感情深厚。我出生在农村，三岁起父母就去了外地打工。我五岁时，外婆不顾家人的反对，把我带去县城上学。我被其他留守儿童欺负，外婆就跑到学校为我出头，之后每天都接送我上学。

外婆患病以来，头发还是乌黑的，可人变得越来越沉默，白天坐一会儿就会睡着，醒着的时候就发呆。去年我回家看她，她已经不认识我了。我问她，我是谁呀，她笑着说你是我女儿，我笑出了眼泪。

她表面看起来好好的，灵魂却被困在别处。仔细想来，我们又被困在哪里呢？等疫情稳定后，我省考完，一定要回去看她。

天真

图 | 2000年时的外婆

我想去妈妈坟前看她，好好哭一场。2019正月，我办完妈妈的丧事，因疫情再也没能回去过。

田田

想组织一场大学毕业典礼，有同学跳舞，有毕业班合唱，凑一场球赛，用无人机实时转播精彩瞬间到大礼堂的屏幕上，让它成为最精彩的青春派对。

Yount

读高中时，我一直幻想能到大学过自由的生活，可是疫情打破了幻想。大学在封校和网课中度过，甚至没有军训。我想体验真正的大学生活，在操场上逛市集，假期跨省跨国游玩，和社团伙伴一起拍电影短片。

小羊

图 | 社团难得举办成的故事分享会

我想去一个人声鼎沸的地方。这几年天天锁在家里，对着手机，跟人交流只能通过冰冷的文字，一闲下来就感到空虚和孤独。

乌云小猪

生活恢复后，我想换件得体的衣裳，去理个发，刮个脸，再到羊肉店里喝碗羊肉汤。总之，要出门好好亮个相，就像疫情前那样，从容地在街上走走。

叫我老杨就是了

疫情刚暴发，我就查出抑郁症和焦虑症，父母不理解这个病，觉得是我太脆弱。当时父母居家办公，我在家上网课，我们共处一室，我没有一个私密的空间。有次我进行线上心理咨询，说我很想死，母亲听到后，冲过来夺走我的手机，掐着我说一起去死。

之后我不敢再进行线上咨询了，只能等着心理门诊恢复后去看病。

小语

我和爱人都是基层防疫工作者，今年十月结婚以来，我们几乎没见过面。最近政策放开了，病例大幅增加，我们还在没日没夜地“追阳”，入户为居民做核酸。等疫情结束，我想给爱人和身边的防疫人员一个长长的拥抱。

宋

图 | 我的工作装备

做核酸并打印报告单，留作纪念。

匿名

想去爬一座很高很高的山，或者沿着海岸线走很远。村上春树说，“看海看久了想见人，见人见多了想看海。”我需要和大自然保持接触，不然生活会变得艰难。

疫情让人看见自己的渺小，产生了对意义的追问。和自然亲近，见证眼前的美好，本身就是意义。

牛牛

图 | 我家乡的蒙山

我想待在家。世界已经不是原来的世界了，我们自由了，但病毒还存在。

钢铁居

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可悲的是竟然没有想做的事。

记不住的刘小样

心底的遗憾

朋友一直住在福利院，她患有神经纤维瘤病和脊柱侧弯，从五六岁起就再也不能直起背来，腰腹部长着大片的肿瘤。去年，她的病情恶化，难以行动，呼吸困难，身上的肿瘤钻心地痒。因为一些原因，她没能得到救治去世了。

她去世后三天，福利院将她的尸体火化，无人认领她的骨灰。我当时被封在学校，出校手续没批下来，没赶上送她最后一程。现在每到她忌日，我只能偷偷在街边烧纸悼念。

四酱

和前女友是异地恋，我们一个月会见两三次，疫情后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我在银行工作，出城需要层层审批，有时要三四个领导签字才行。领导总是不批准我的申请。大部分精力和热情都为争取见面消耗掉了，真正见面时，两人反而变得不自然。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的12月30日。我们坐在餐桌两旁，已经没了共同语言。平淡而沉默地吃完一餐饭后，我们匆匆拥抱了一下，就分开了。

鸭汤哥

图 | 封控期间，不能见面，我给她买的吃的也只能放在小区门口

我和他在一起近三年，最后在封控期间，用短信告别了彼此。直到分手，我都没和他拍过一张合照，身边几乎没人知道我们的恋情。我快30岁了，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勇气去爱一个人。

小神龙

我父亲在2018年突发脑溢血去世，那之后我经常去他住过的医院，在医院的小花园里哭。疫情暴发后，医院成了禁忌之地，我失去了想念他的地方。心缺了一块。

芦苇

图 | 医院的花园

2020年1月，我父亲下班准备回家时突发心梗，栽倒在地上，当场过世。当时我在国外上大三，接到消息后立刻买了机票，往家里赶。去机场的路上，我在出租车后座抽泣，司机听到我吸鼻子的声音，还问我是不是感染了“中国病毒”。

因为我从国外回来，第三天我们家就被社区封门了。父亲的骨灰盒至今仍暂存在殡仪馆。毕业后我回国在外地工作，一直也没机会联系墓地。希望疫情结束后能安葬父亲。

Alex

从小到大，我姥姥特别疼我，我想吃啥、想要啥，她都能变着花样做出来。2019年她确诊阿尔兹海默症，病情急转直下，2020年就去世了。她去世时，我不在身边，没能参加她的葬礼。

姥姥生前有很多想去的地方，市中心的南湖公园，人工湖的净月潭，消夏灯会……以后，我一定要代她走遍这些地方。

怪怪

图 | 姥姥很想去看的夕阳

疫情3年总共回家3次，没住几天就走了。2020年初搬了新家，我连家门钥匙都没有，因为用不上。许多朋友三年未见了，我只记得她们刚出校门的样子，现在她们都成了妈妈。许多事情都变了，只有我被留在原地，三年如一日地防疫。

异乡陌生人

最遗憾的事是没有好好上学。第一次上网课时我才初二，那时不用开摄像头，我听课时坐没坐相。后来越来越不认真，开着摄像头上课也能摸鱼。时间过得飞快，感觉很虚无，眨眼高中过去了一半，跟同学还不熟悉，成绩也下降了。

钐钇

我那年高考延后了一个月。那一个月，我的模拟考成绩不断下滑，高考成绩也很糟糕。原本我能考上211大学，最后上了一所二本学校。我常常想，如果高考没有延期，一切会不会不一样？

Sarun

图 | 高考前四天，教室停电

很遗憾，女儿不记得不用戴口罩的日子是什么样了。

小白

毕业后在省会城市做护士，总要上夜班。后来就想读个研，摆脱天天熬夜的生活。为了减轻家里负担，我退回老家县城备考。考试那年疫情暴发，我没考上研，彻底留在了老家。

如今我在县城的三甲医院上班，很怀念省会城市的生活，很遗憾没留下来。所以，我又开始准备考省会的编制了。

沈贝林

图 | 走在摩天大楼间，感觉自己很渺小

我小姨夫是拉货车的，疫情后收入下降，一年间头发全白了，房贷和孩子供不上。我一直在偷偷接济小姨一家，没敢告诉老公。

文文

疫情暴发前一周，我在衢州一个寺庙里做义工，寺庙的生活好像乌托邦，我第一次和陌生人自在地交流，畅谈各种话题。我们去田野里散步，去小溪边放生鱼虾，去跳舞、演话剧、大声歌唱。

疫情来临后，一切变得灰暗，让人沮丧。我在佛前许下的愿望一直没实现，再没有勇气去看那尊佛像。

千护

图 | 寺院养的狗，脾气都很沉稳

这三年好像没有遗憾，又觉得每一件事都不如意。一种不可抗力带来的不如意。

FRACM20190822

努力重回轨道

疫情期间，我和孩子被封控了一百多天。期间有可以返回的机会，但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那时我才意识到有辆车是多么重要。等疫情结束，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练车，然后买车。

wandelhe

我在封控期间感染了新冠。我每天只是下楼取菜、倒垃圾，还是被传染了。我们那栋楼起初只有1例阳性患者，后来30多人被感染。

这件事让我决定，疫情后一定要换房，要换低密度的叠拼房。除了户型，房子的物业管理也得好，附近还要有超市和医院。

小勰

图 | 看中的房子

疫情以后，我囤货的习惯改不掉了，看见冰箱里东西少了就没有安全感，牛奶、鸡蛋、日用消耗品都是论箱买。

李凯利

三年疫情让我变得不敢聚会，不愿意和人见面，喜欢宅在家里。未来会不会变回来，只能顺其自然。

一一

仔细看才发现，因为戴久了口罩，我原本细嫩的皮肤变得毛孔粗大。以前我因为害羞腼腆总喜欢戴口罩，这三年真的彻底戴够了。从今往后，我盼望不戴口罩的坦荡。

白帝娆

我在疫情期间生了个孩子。疫情封控在家，孩子年岁小，很黏人，我每天的时间基本在陪伴孩子。当时我报了两个网课，根本抽不出时间学习。或许，照顾孩子是我“摆烂”的借口。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希望工作能回归正轨，我也要再理理思路，继续学习计划。我想给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

小鱼儿妈妈

疫情放大了我和丈夫的矛盾，让我对他彻底失望。隔离在家时，他工作比较忙，我承担了家务。有天我工作特别忙，让他做午饭，他答应煮个方便面。到了饭点，他看到社区在招募志愿者，就立刻出门了，把我一人丢在家里。那天我只能吃点零食垫饥。后来很多事都让我觉得他对我漠不关心。隔离时我生病，他简单问两句就转头玩起手机。我说想喝小米粥，他也不为所动。

结束隔离后我搬了出去。现在我们已经分居半年了，决定下周去登记离婚。我以后会把重心放到工作上，好好工作，努力攒钱，注意保养，多锻炼，多为自己着想。以前买鞋我都给他买贵的，自己买便宜的，现在想想真是不理解。

wang

图 | 我的书桌

三年前我是导游，工作很自由，也不用面对复杂的职场关系。当时觉得一切都很好。2020年公司破产了，我在家休息了几个月，后来进医院做了护士。

现在我在成都上班，想回一趟老家德阳无比困难，在医院的工作也是身心俱疲。也许，只有换工作才能改变现在的状态。

阿琪

图 | 导游旗上的挂件

2019年，我高考失利，难以接受这个成绩，又偶然看到消防队的招募海报，误打误撞成了一名消防员。疫情时期，消防队采取了严格的管理措施，包括限制休假出省。涉及疫情的勤务繁多，且对专业技能的要求更高，很多地方因为疫情管控暴露出一些安全隐患。

为了提高专业水平，也为了从管控中喘一口气，我选择今年报考了消防学校。工作三年后，我才正式开启自己的大学生活。

刘凯康

图 | 救援现场

我是2020年的高考生。高中前两年学习成绩一直不错，上了高三压力一直很大，一心想着快点高考，考完就是新生活了。听到高考延期时，我想多一天都熬不下去了。

从3月31日起，我有两个半月没有上课，停止网课后也没有返校，在家里躺着，吃不下饭，看了很多电影，想把这种痛苦的生活熬过去。那段时间我瘦了十七斤，身体和精神都垮掉了，学习更无从谈起。6月10日我鼓起勇气踏进校门，6月17日又接到回家备考的通知。

最后上考场，我非常轻松快乐，没有多余的心思去想结果。三个月没有学习，后果可想而知，能有学上已是最好的结局。填志愿时发现，我能上的学校基本没有开设我向往的建筑学。后来，我被英语翻译专业录取了。

现在我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学校一般，保研无望。期末考试后，我准备考雅思。世界很大，要出去看看。

长安

图 | 校园里很有生机的一隅

我是2020届艺考生，当时没考上理想的本科，民办本科的高昂学费彻底扼杀了我的编导梦。受疫情影响，我觉得医药专业的就业环境相对宽松，就去上了医学的专科学校。现在我在准备医学的专升本考试，之后再考研，打算去医院工作。希望工作赚钱后，能再去学艺术。

叁佰贰

图 | 参加专升本培训的第一天，是新生活的开始

疫情暴发时，我正在国外读硕士。每天特别恐惧，在国外看病很难，如果确诊，也没有免费的治疗。当时外国人都把疫情归咎于中国。临近毕业时，导师让我留下来读博，我也有这种想法，但出于对感染的恐惧，还是一熬到毕业就抢机票回家了。

回国后我工作了，还有了孩子，人生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读博士始终是我人生的夙愿。我现在是一个高校教师，计划一边教学，一边多写几篇论文，争取申请到全额奖学金，带着宝宝去澳门读博。

滴答滴答

图 | 在外上学时最喜欢的街道，希望以后能带宝宝重游

高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在上网课，我不自律，导致高考失利。如果一直在线下上课，也许我能考得更好一些。

生活恢复正常之后，我想系统地学习羽毛球。这听起来是很小的事，但从高考失利以后，这是第一个我想坚持下去的事情，不能再堕落下去了。上大学我也要努力，不放弃自己。别回头看，向前走。

一半橙子

- END -

本期策划 | 佟畅

编辑 | 孙雅兰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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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淘宝上，我们几乎能买到想要的一切，却很少知道是谁在创造这一切。

如何开一家卖到爆的淘宝店，是一份工作、一笔生意，更是无数个日夜的煎熬与付出。年轻一代的商家正以匠人般的恒久坚持，接管并塑造普通中国人的生活。

年底了，这是一份特殊的好评，给到那些在我们手机频幕熄灭后，仍然在全情投入、日夜不停的人。

被发现，被需要

苏法强从酒精盒中捞出一只南洋大兜虫标本，有手掌大小。擦拭干净后，轻轻掰开它蜷缩的肢体，平置于泡沫板上。他从针匣里快速取出昆虫针，在肢体间来回穿梭、固定。随后抠下腹部，取来纸巾与镊子，将腹腔处理干净，熟练地挖出肢体内的肌肉。

蒸汽昆虫的制作便完成了一半，接下来是给它披上“铠甲”。

晾干后，苏法强将自制的微型六缸发动机嵌入昆虫的腹部，加上两个小灯珠。通电后，标本在黑夜里发出蓝紫色的光芒和嗡嗡的震动声，这只南洋大兜虫在他手里完成了一次死而复生。更为神奇的是，在阴凉干燥的环境下，它能存活100年。

这只蒸汽昆虫在苏法强的淘宝店里售价1000元，挂出第二天就被拍走。

图 | 苏法强的工作台

27岁的苏法强可能是中国最知名的蒸汽昆虫师。每只昆虫制作需要耗费1周左右，他每月大致可完成20只，每每上架便被抢购一空。4年来，他依靠这门手艺成立了工作室，全网积攒了近70万粉丝。

在只有1-3厘米的昆虫腹部装上十几个齿轮零件，买家们被这技艺震撼。2017年，苏法强刚入坑时的反应也差不多。那会他刚大学毕业，在一家淘宝服装店当客服，无意间刷到一只蒸汽甲虫，标价30多元。自小喜爱在村里捉虫捞虾的他立刻下了单，想自己试试。

后来的一年里，他凭着热爱，利用下班时间做了20多个，堆满了宿舍的桌面。临到搬家无法带走，他试着在挂到二手交易平台，第二天就有人拍下第一个，售价80元。这是他人生第一笔外快。接下来的两三个月里，标本陆续被买走。他索性辞职，开设了“大苏昆虫艺术工作室”，迅速走红。

图 | 苏法强至今保留着亲手制作的第一个蒸汽昆虫

经常逛淘宝的年轻人很容易发现，再小众的品类似乎都能找到卖家。这些店主们就像苏法强一样，往往把爱好发展成商品，无意中也拓宽当下中国人的消费品类。

余昊源就在淘宝上经营着一家墨水商店，当然不是普通人印象中只有黑红两色的墨水，而是根据颜色、气味、用途等细分为上千款。迄今，他已斩获26项与墨水有关的技术专利，希望每一款墨水都“有治愈感和创造力”。

两年前，余昊源搞了个“千色计划”，为1000名顾客定制专属墨水。想要获得定制墨水，需要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作为交换，定制的墨水也脱胎于他们讲述的故事。其中一瓶定制墨水后来被命名为“夜访吸血鬼”，源自一部同性题材电影。前来定制的男人是一名县城老师，与爱人相爱多年，始终得不到家人的祝福，最终被逼迫成家。这瓶墨水的颜色与血液相似，意在表达对血脉牵连带来的家族权力的不满。

余昊源对这个故事念念不忘。他正是在那时候意识到，自己研制的墨水，用途不仅是写字、绘画，也正在接管众多买家的精神生活。

每一瓶墨水，都是余昊源在一间不到30平米、各个角落都塞满材料的工作室里配置的。他往往在晚上9点开始研制，面前摆满各种盛着化学染料的瓶子，黑色的工作台在夜里泛着冷气，配方表上写满密密麻麻的化学公式。他需要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试剂杯，期待一瓶美丽墨水的诞生。如果成功，便将墨水装进瓶子，在配方后打上勾，再着手调制下一种颜色。如果颜色不够理想，他便推翻重来。工作会一直持续到凌晨两三点。

图 | 余昊源的工作台

日复一日的钻研，终于让余昊源的墨水得到了文具圈认可。2017年参加国内大型文具展时，有两个人专门上前和他打招呼，“原来你就是星墨”。后来他才知道，这两位打招呼的人，一个是淘宝年销过亿的文具商，另一个是国内最大的文具代理商。

如今，“星墨”光淘宝店就积攒了将近25万粉丝，实现了近2000万的销售额。00后的年轻女孩是核心购买者，她们在此之前，从未想过墨水颜色可以如此丰富，甚至同一瓶墨水都能根据时间、温度的差异呈现不同的视觉效果。事实上，余昊源在研发过程中，会分别将剂量、水质、温差、光热条件、干湿状态等作为变量，进行无数次计算和实验。很多买家都告诉余昊源，在快节奏和充满焦虑的现代生活里，用美丽的墨水写字能让他们身心得到放松。

在数字化时代，普通人已经习惯了网购，足不出户就能满足自己的生活和精神需求。聪明的淘宝店主总是能敏锐地抓住商机，从衣食住行到小众爱好，把中国人的吃喝玩乐需求都接管过来。

打造自己的品牌

余昊源其实是个97年出生的年轻人。卖墨水这个让他跻身“福布斯30U30榜单”的生意，起初完全是他在大学宿舍里的临时起意。

自幼对墨水感兴趣的余昊源在大一时创办了星墨社团，没事就在实验里鼓捣。一次学校手工活动中，他申请了300块钱经费，用以配制墨水。结果，活动第一天就卖出30多瓶，盈利600多元。夜里，他躺在床上望着漆黑的天花板，异常兴奋：“把我的墨水搬上淘宝怎么样？”随后连夜用自己的零花钱下单购买材料。第二天，一辆装满原料的货车停在宿舍楼下，引来众多同学围观。

在宿舍摸索出第一款彩墨后，余昊源立刻将其上架淘宝店，刚好遇上2016年的双十一，好几次被推荐上了首页，销量大涨。

那正是大学生创业的鼎盛时段，他的身边挤满了妄图一夜暴富的年轻人。为了获得更多的研发经费，他也曾报名参加各种创业比赛，一度无法专心研制墨水。有一天他幡然醒悟，发觉自己偏离了创业的初心，逼迫自己从金钱至上的理念中剥离出来。从此，他立志要在这个成年人每天平均使用6.5个小时手机的时代，用自己研制的彩墨引领另一种生活方式，即专注在书写和绘画上，让更多国人的心灵暂时得到休憩。

图 | 研制墨水的余昊源

他曾经想研制一款有自然森林气息的墨水。然而，木质香气含有的气味成分大多分子量大，难溶于水，他面临着如何解决这类复杂香精互溶墨水的难题。反复测试失败，在网上发帖求助又无人回应，让彼时不到20岁的余昊源陷入重度焦虑。他办理了休学，在校外租了一间无窗的小房间搞研究，昼夜颠倒，常常感到巨大的失落和空虚。

最终，一位哈工大的研究生通过论坛找过来。余昊源将收集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十多公斤墨水样品一次性寄给对方。对方也只敢反锁空闲实验室的门，一个人偷偷研制，每隔一两个月给余昊源寄回一个小瓶子，装着最近的实验成果。如此循环一年后，两人无数次调制、废掉几千张试纸，研制出一款带有木质调香味的墨水。墨水一经推出，便收获大批好评，这项新技术也让星墨被更多人熟知，奠定了口碑。

许多淘宝店主都和余昊源一样，经历了品牌塑造的痛苦过程。

双11结束后，经过短暂的休憩，潮流服饰MEDM的主理人Hiso又投身到双12全民淘宝节的备战中。

这家4年前籍籍无名的小店，如今在淘宝坐拥百万粉丝，单件衣服月销上万，4个人的工作室也扩大到六七十人的规模。“三步就能遇见一个MEDM”在大学生群体中流传。

双11大销里，店铺订单爆满，单是基础款羽绒服便卖出了过万单的好成绩。对此，Hiso早有预料，四位合伙人从9月初就开始更新运营计划、确认活动方案，关注顾客评价和需求、对接厂家与物流，熬夜到凌晨2点是家常便饭。临近11月，公司几乎夜夜灯火通明。

图 | MEDM的线下活动

他们头两年在老家南京创业，一直没能做出大卖的产品。单次生产50件衣服都卖不出去，工作室堆不下就拿回家，实在不行就把衣服塞给亲人、朋友。眼看大家的热情一再被浇灭，Hiso感到不甘心，决定独自前往杭州，背水一战。他早听朋友说，杭州电商氛围浓厚，成功率会更高。

两年经营的冷遇几乎掏空了Hiso的积蓄，出发前，他浑身上下只有5万块。预算不足，在员工招聘上就困难重重，应聘者不是担忧公司前景就是诟病薪资低。经过一个多月，才凑够5个人。巨大的压力直接映射在身体上，他的脸上开始疯狂爆痘，总是失眠，时常在夜里感到难以呼吸。那段时间，他极力排斥出门，外出时总戴着口罩。

好在有朋友的宽慰，Hiso重振旗鼓，开始报班学习电商运营和管理。曾经他自认对潮流颇有见解，自己的审美一定会被大众接纳。他一度痴迷于暗黑风和机能风，相关产品却无人问津，后来他才发现这对于国人而言实在前卫。在学习的日子里，他渐渐明白：不能闭门造车，要根据顾客反馈，有针对性地设计出符合大众审美的衣服，同时还要彰显品牌特色。

Hiso和三位合伙人做了数据分析，决定将用户定位在00后群体，并开始了解用户特点和喜好，做了大量行业分析和调研后，决定走美式潮流风。2020年4月的一个下午，一个线条简单、设计精巧的M型logo被设计出来，得到了四人空前一致的肯定。一个好logo无疑能够吸引一部分顾客。手握几年以来最满意的设计，他们迫不及待地投入生产。果不其然，第一个月就卖出破千的好成绩。

图 | MEDM品牌logo

此后的MEDM逐渐找对了路子，更是在主创之一——knowknow发布同名专辑后，在引领年轻人潮流的路上一骑绝尘。在淘宝同类品牌中，MEDM销量常期稳居第一，甚至得到许多一线明星的青睐。

“品牌的本质是文化”，这是Hiso多年对潮流品牌的观察所得。

他记得在电商管理课上，老师曾经总结，中国的第一代店家对电商的理解，多数停留在把货品从线下搬到线上。而新一代的商家想要站稳脚跟，必须拥有品牌意识，“如果毫无特色，那谁都可以取而代之。”

持续攀登

发现需求，做好产品，打造品牌。对于成功的商人来说，都只是起步。经营生意从来是一件细水长流的事，即使遇见了成功，也只有继续攀登才能避免掉落。

1988年出生的东北人“老肥”在淘宝上卖大米。

“大米是中国人的根本”，他觉得，品牌并不仅仅是商品本身价值的呈现，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他主推的盘锦大米种植标准极为严格，种植前，需要将土地养上3年，整个生产过程也不得采用人工化肥。

7年前，老肥就在盘锦承包了5万亩地。养地加上试种，整整搭进去5年，育苗、下地插秧、除草、护理、收割，每一样他都亲自体验过。好在最终产出的大米获得了市场的认可，旺季一个月的销售额能达到五六百万。

今年6月30日，老肥的淘宝店铺正式上线，起名“三碗饭的店”。由于起步晚，他决定从直播开始，并且自己亲自出镜。

看过老肥直播的人，常有说他很合适担此重任的，觉得他200多斤的体态“看着就很有食欲”。这也拉动了店里额大米销量。在老肥眼里，接管新生的内容板块，是接管新客户群的重要一步。在直播中，他能和部分顾客成为朋友，而完成这一步，他只需要乐呵呵坐在屏幕前，眯起眼仔细读屏幕上的留言，和观众唠嗑。但聊天是一码事，是否愿意下单又是另一码事。老肥初期的直播效果并不理想，店铺销量的低迷，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期。

图 | 老肥直播

老肥是典型的成功人士，大学未毕业就身价百万，大米贸易上如鱼得水。在他的认知里，线上零售也是做生意，想必不会太难，他踌躇满志。第一位顾客前来咨询时，老肥异常激动。聊天进行不到一半，对方抛出疑问：“这米怎么这么贵？是有机的吗？”即便手握证书，老肥还是有些无措，他慌忙解释。对方听后还是没有下单，老肥发出的信息只显示已读。像这样的顾客，接下来的日子里老肥遇到不少。面对质疑，他只好不厌其烦一遍遍解释大米的种植生产流程，不惜搬出相关证书证明定价的合理性。

要和这群截然不同的线上顾客建立信任，功成名就的老肥意识到自己还是个生手。他对淘宝的运营机制也还不太熟，常常忘记重要的销售节点。今年双11期间，8点的抢购活动，他10点才陡然想起，错过一次热销的机会。他后悔不已，之后将重要的时间节点告诉团队的每个人，以免再犯。

直播次数多了，老肥逐渐摸着了点门道，为顾客提供意料之外的增值服务才是维持生意长久之道。思来想去，他决定依据自己的特长，并结合当下时事，为顾客提供情绪价值。世界杯期间，他在粉丝群里发起有奖竞猜活动；还针对无法出门的顾客，每天拍一个短视频介绍各国的风土人情，缓解对方居家的无聊情绪。几番尝试后，老肥店里的回头客越来越多，甚至有人表示以后只认准他家的大米。

直播也让他有了直接面对顾客的机会。开店之初，老肥曾遇到一位特殊的客人——一个天生重金属中毒的孩子，一生只能食用有机大米，但家境普通的他很难购买到价格合适的有机大米。老肥听完后。立即将店内十元一斤的大米折半卖给对方，并承诺永不涨价。

除了努力坚持，这一代的淘宝商家们还得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对市场做出预判。而他们的判断，很可能影响着未来中国消费者的选择。

最近Hiso正忙着在各个城市考察，计划在更多一二线城市开设线下店铺，首选是家乡南京。他预判明年线下店铺将迎来一次回血，并提前设计了二三十种新款服饰。

Hiso还和主创们一同商定，在维持现有粉丝的基础上，把消费能力更强的人群作为接下来的主攻对象，定制高端系列产品。

苏法强则打算探索更多种蒸汽昆虫的制作。

最近他发现，粉丝中多出了不少女孩头像。他猜测，女性顾客可能会喜欢蝴蝶、蜻蜓或螳螂一类的昆虫模型。但自己并不擅长制作这类颜色艳丽、结构脆弱的蒸汽昆虫。帮一位女顾客定制蝴蝶时，他万般小心还是将翅膀弄出折痕，效果大打折扣。他又重新制作了一个表示歉意。

随着定制各式标本的客户增多，他也不得不走出舒适区。但与此同时，客户年龄层次逐渐丰富起来，他觉得自己的努力好像让蒸汽昆虫“破圈”了。

图 | 苏法强工作室里堆满材料

小众商品也有走向大众的趋势，在淘宝上并不少见。lolita裙装的热销，让更多人了解到裙子本身是代表对甜美的向往，而并非含有“女仆”意味，破除了一部分的刻板偏见。此外，古法染布工艺品、博物馆文创等产品的热销，是近些年国潮回归的标志。

在余昊源的判断中，环保在未来将是重要主题。他正在研究更为环保的墨水制作法，诸多被丢弃的原料都在他的二次利用计划当中，例如，从制作巧克力的边角料——可可豆的外皮中提取色素，制作墨水。目前，他已经尝试了几百种植物。如果研发成功，环保彩墨将会被更多人装进钢笔。

全民淘宝节又是一个大销来临，店主们又进入连轴转的状态。余昊源近一周几乎通宵工作，除了解决暴增的订单，他还要亲自设计海报、在粉丝群里更新活动进度；苏法强最近制作出不少的蒸汽昆虫，正积极销售，并制作短视频；Hiso忙着跟进双12大销活动和品牌宣发；而老肥的网店生意，终于在物流逐步恢复后，有了起色。看着订单一天天增多，他急忙和仓库确认储量和大米质量。

余昊源、苏法强、老肥、Hiso这样的网店经营者，只是万千淘宝店家的缩影。只要你想得到的，他们已经在尝试、在研发、在生产。千千万万中国人吃喝玩乐的生活需求，都在他们的辛苦付出和追赶梦想中，逐渐变成现实。

- END -

撰文 | 吴向

编辑 | 林森菜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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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痴迷于整理相册，可能会发现拍摄时觉察不到的重要细节。比如一次邂逅，发现挚友出现在老照片的背景里，原来相识相知之前，就曾擦肩而过。一次别离，某个重要的人再也消失不见。也可能拍到人与事从未展露的侧面，乃至一种可供解读的巧合。

这些偶然发现，讲述了现实生活的另一种可能。而这发现每天都是新的，因为手机相册始终在膨胀，拍完一张，总是再加一张。

严力

馋鬼

照片拍摄于两年前，一个人去吃烤鱼。

我特别喜欢鲜青椒烤鱼，但一条鱼动不动就两三斤起步，一个人吃比较撑。单身了13年，这种时候会希望有个男友陪着。

这天，烤鱼一端上来，热气腾腾的，让人垂涎欲滴，我随手拍了张照片。本想发给一位男性朋友，邀请他来一起吃，又担心他误会。他对我是有意思的，可我对他并没其他想法，我是个怕惹麻烦的人，还是算了。回家的路上准备发朋友圈，发现烟雾形成一个人脸，在盯着烤鱼看。暗想，对面是不是坐着一个馋鬼，如果当时发现就好了，可以敬他一杯茶，跟他客气两句。想想还是挺后悔的，好不容易有个人陪吃饭，还不用想太多，我却没注意到他。

屈太浪

哭与笑

在相亲软件上认识一个女孩，聊得不错。第一次见面，各自抽了个盲盒，一哭一笑，一丑一萌，大致有点像我们两人的形象。初次见面，约会的氛围，我大概心动了三秒，把这一幕拍下来。可照片怎么看都不太搭，挺尴尬的，只是当时谁也不好说什么。

后来证明，我们果然不搭。她喜欢二次元，我喜欢更为严肃的电影，聊天总不在一个频道上。关键是她一直说，我还要假装认真听，很难受。我30岁了，知道自己和什么人处得来，不想白耽误功夫。到了第三次见面，我果断提出了分手，她也立马同意。

白家安

背对

这张照片定格在2009年5月24日，记录中学时代在操场踢球的瞬间。平平无奇。

照片里都是高中球队的兄弟。远处穿白色衣服背对镜头的哥们叫吴少红，他成绩不好，经常逃课回出租房睡觉。问他为什么逃课，他总说头疼，没人当回事，都以为他是为了逃课而撒谎。毕业后各奔东西，吴少红考上合肥的一所专科学校。大二那年，突然得知他患上脑瘤，救治一年不见起色，大三时不幸离世。当时我们二十出头，正青春，无法想象身边的朋友会那么早离开。大家从全国各地回去参加他的葬礼，悲伤之余，聊起他当年总说头疼的事。一致认为，那时他的脑袋可能就出问题了，如果去医院查查，是不是就能挽救他的生命呢？

这张照片一直存在我的QQ空间，一度忘记，两年前才翻出来。看到照片中的那个背影，我立马判定他是吴少红，因为对他走路的姿势太熟悉了。

照片中大家都面对镜头，唯有他背对我们。画面因而形成一种象征意义，当我们迈过青春已人至中年时，他与我们背道而驰，早在青春期就悄然离开了。

三七

巧遇

照片是我2018年拍的，在北京糖果，看歌手廖俊涛的LiveHouse。右下角那个戴帽子的女孩叫李静，只是当时我们还不认识。

第二年，我又去这个LiveHouse，和李静一起站在VIP区的最后面，惨兮兮的，因此成了朋友。我们年龄相仿，分处大连和北京，但认识后每年都会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2021年，她在我社交账号上翻到一张照片，说右下角的女生是她。我大为震惊。

有人说维持一段女性友谊很难，我们做到了，尽管是半路结识，距离也没成为大问题。她改变了我很多。我身材较胖，一直在减肥，坚持不下去的时候都是她鼓励我，今年取得很大成果，已经减掉40斤。

刘立

意外之喜

今年3月的北京朝阳公园，很多人在放风筝，有情侣，有老人，有中年夫妻带着孩子。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平时连轴转，一直向往风筝自由自在的感觉。但如果让我自己放，会觉得很麻烦，甚至不知道去哪能弄个风筝来。

我用手机镜头对着蓝天，抓拍到6只颜色和形状各不相同的风筝。照片看上去很美，蓝天若大海，风筝如游鱼，我颇为得意，经常翻出来欣赏，比较这6只风筝有什么不同。突然有一天，我竟数出7只风筝来，原来照片左上角还有1只，不知为何我一直没发现它。从6只变为7只，这个小小的获得感让我精神愉悦了一整天。

J1

返老还童

去年春节，72岁的外婆笑脸盈盈，用外甥女的望远镜看我。不是单纯地玩，这几年她眼睛不太好，用望远镜也许能看清楚我一点。我觉得很可爱，把那一幕拍下来，她好像返老还童了，院子里洒满阳光，外甥女在旁边玩滑板。特别温暖的节日画面。

原本我是无法陪外婆过年的。初一凌晨四点半，外婆给我打视频电话，打通后没说话就挂了。我在西安工作，外婆家在商洛市洛南县，回去要2个小时。因为疫情，本不打算回家过年，又觉得外婆跟我视频，可能是想我了，于是果断买了初二的票。晚上我问她：“怎么凌晨四点给我打视频，是不是想我了？”外婆没有直接回。她说，表姐给她买了个新智能手机，她在学着怎么用，刚学会给人打视频电话，第一个就打给我。我听了很开心。

不赴

桥下的风景

这天风特别大，放学走在回宿舍的路上，看到天桥下面坐着一位老爷爷。他安静祥和，旁边是一根拐杖，大风中，低着头像一棵岿然不动的松树，太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他让我想到自己92岁的爷爷，在我记忆中，爷爷总坐在老屋里一动不动，时间在他身上缓缓流淌。驻足良久，又有新的发现，一个老奶奶突然走过来，把他搀走。他腿脚不好，可能得过一些病，走路很慢。老奶奶看上去很乐观，路上一直逗他笑。

我今年20岁，在河北上大学。在之后的一个月里，每次经过天桥我都会下意识地看一眼，老爷爷总坐在那，老奶奶常坐在板凳上陪他。每每看到这样一副图景，我都会感到心安，心里有个声音说，愿你们一切都好。保持对陌生人的祝福，自己内心也会得到滋养。

张锰

等

等红绿灯的时候，本想拍一下街道上的人流，结果一位快递小哥入镜，他女朋友正坐在旁边。突然觉得，无论做什么工作，身边有人陪伴就很幸福。

三尺

五子棋

北京朝阳区CBD附近，中午和同事吃完饭，回去的路上看到办公楼外面有几位“蜘蛛侠”。他们是擦玻璃的工人，吊在一根绳子上，下面坠着一个桶，身体在空中荡来荡去，看上去很是危险。一位同事说，这是在拿命挣钱啊。离远看，他们像是在大楼上徒手攀爬，这一幕令人动容。一面玻璃隔开两个世界，玻璃内的人安全上班，玻璃外的人要为生活冒险。

我有幸是那个在玻璃内安全上班的人。站在天桥上，用手机记录下这一幕，砥砺自己。第二天无意中翻看这张照片，突然觉得玻璃背景像是一个棋盘，五个人恰好形成五子棋的形式。于是把图片发了朋友圈，文案配上三个字——五子棋。我又联想到五子棋的规则是，在一条线上凑够五个棋子，就算赢了。可他们赢了吗？赢了什么呢？仅仅是在踏踏实实干活而已。生活如同棋局，我们只不过都在拼命。

门徒

偷拍

高中毕业，去参加同学的升学宴期间，跟喜欢的女孩张芬表白了，然后进入一段暧昧期。她闺蜜和我的损友也是朋友，四个人就常常一起参加同学的升学宴。在这段时间里，损友跟张芬越来越亲密，经常有说有笑，我开始有点不舒服。有一次我提醒他，他跟我说，完全没有的事，让我别多想。后来我看到他手机里的一张照片，他明显在拍张芬，这让我更加耿耿于怀。

直到大学开学前，损友告诉我，他对张芬的闺蜜有意思。我恍然大悟，再次看看那张照片，那个女孩果然在镜头里。他说，当时他不敢直接拍她，担心过于明显，所以就拍张芬打掩护。原来是我误会了。后来，损友跟张芬的闺蜜顺利走到一起，相恋八年，终于步入婚姻，目前一同在北京打拼。

而我跟张芬却没了联系。

为什么我们已经有这么多照片了，还是要再加一张？

因为只要一直拍下去，哪怕最平凡的人生，也会有动人的故事。加一张，让@白家安 与消失在时光里的老友重逢；加一张，让@三七 发现与挚友的友谊似乎是命中注定；加一张，记录下@不赴 从陌生老爷爷身上所获得的精神安慰。

故事始终在发生，只需持续拍摄和记录，意义不日浮现。加一张，展现自己对世界的多一分理解；加一张，留存下那些记忆与情感；加一张，时代的情绪便有了个人的注解。

11月22日，vivo正式宣布启动2023 vivo影像加手机摄影大赛，大赛联合vivo全球影像战略合作伙伴蔡司，以“人人都是创作者”为核心理念，面向世界各地的vivo手机用户征集作品。

智能手机时代，人人都是创作者，随手一拍，便能记录下那些值得不断回看的片段。而当我们开始记录，将日常的瞬间定格下来，生活才有了坐标，有了更多的可能。

vivo鼓励日常影像创作的表达精神，只要生命在继续向前，那就拿起手机，再加一张。

自2020年以来，vivo影像加手机摄影大赛已成功举办两届，累计在全球范围内征集超过50万幅投稿作品。“关注日常，赞美当下”这一主题，通过作品得到诠释与传递，充满人文关怀。截至2023年5月8日，你可通过官方报名通道visionplus.vivo.com一键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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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吴寻

编辑 | 林森菜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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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听障球迷来说，世界杯不仅仅是无声这么简单。缺少了声音传递的信息，球赛空旷孤独，有时还显得荒诞而不可理解。

这是一个缩影。中国听障人群高达2780万，这个鲜活沸腾的世界，总是有意无意让他们生发出被排斥在外的孤独感隐痛。

“听见”世界杯

暮色降临，顾智涵穿上阿根廷队的球衣坐到电视机前。正对屏幕的座位，方便他最大限度地获取画面信息。他把音量调大，比普通人收看球赛的时候音量响很多，但这场转播依旧寂静——电视里传来的声音通过助听器放大，他也仅能听到“滋滋”混作一团的微小响动。

还是比打雷的声音悦耳。赛场的声音短促、高昂，助听器传导的雷声只会震得顾智涵胸口发闷。

顾智涵先天性极重度耳聋，摘下助听器，他几乎听不见任何声音。

他却是一名球迷，看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岁时，被球迷姥爷带着天天在家看球。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是球迷们狂欢的日子，顾智涵也不例外。他看球认真，每次看喜欢的阿根廷队比赛前，都要上网查队员的状态，以及主力球员梅西的身体情况。

观赛时，现场实时的声音形成刺激球迷的氛围感，在高规格比赛中，甚至还会在球场周围放置一圈麦克风，来收集绿茵场内外那些能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更加真切地感受到紧张氛围的环境音。也正因如此，最后临门一脚，球迷的情绪达到顶点，才会有站起来挥拳、呐喊甚至敲脸盆的冲动。

听障者很难接收到声音信号。过去的20多年，顾智涵观看的球赛总是静谧的。往往，他只是平静地“看”完整场球赛，有时实在无聊，就搓搓手，拖着下巴，硬着头皮紧盯屏幕。进球了，他便低头去球友群里——多数都是听障者——发一个钢铁侠打着“真精彩”手语的表情包。

他也曾试过和普通人一样站起来挥拳。那时候他还是孩子，跟朋友一起在院子里看球。电视转播画面没有捕捉到进球瞬间，小伙伴们通过现场球迷的叫喊意识到球进了，站起来欢呼。他这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于是也跟着挥舞拳头，冷静下来之后他只觉得尴尬，之后就再没有这么刻意地激动过了。

图｜顾智涵放置助听器的干燥盒

因为听不到声音，实时转播又没有字幕，许多重要的球场信息，顾智涵也领会不到。比赛开始前，解说员往往会配合着画面介绍双方队员当天的出场阵容，帮助观众快速了解比赛双方的实力对比和球队情况。而和顾智涵相似的听障者们，在这个时候只会看到电视里一张张或熟悉或陌生的球员面孔。看多了，顾智涵觉得挫败，总是直接跳过出场介绍。

小时候第一次看德国队与日本队比赛，他断断续续看了一会儿，才发现把双方看反了。他一直以为球衣颜色和国旗颜色一致，但那场比赛德国队穿白色队服，更接近日本国旗的颜色。

偶尔还会横插进来一些让他摸不着头脑的画面。2010年，顾智涵和父亲一起看南非世界杯德国对阵澳大利亚的一场比赛，电视画面突然切换成一只章鱼。顾智涵发懵地转头，用略含糊的发音问父亲：“这是什么？”

通过读父亲的唇语，他才知道那是“章鱼保罗”，那届世界杯里吉祥物一般的网红动物，据说准确地预测了多场比赛的结果，所以赛事转播的间隙也插播了一小段章鱼保罗的消息。

父亲是顾智涵的“观赛指导”。顾智涵崇拜球星梅西，也是父亲介绍的结果。父亲用唇语“告诉”顾智涵的信息断断续续——梅西效力于阿根廷，患有生长激素缺乏症，但是球技过人，经常在比赛中连过数名防守队员。

还没学会上网查资料前，顾智涵认识的球星只有梅西。后来有了互联网帮助，有时候看到踢得好的球员，他想想进一步了解，可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字，也无从查起。

看了20多年球赛，当别人有意无意问顾智涵：“你喜欢足球吗？”他都会悻悻地说自己是个伪球迷。因为只能看到画面，他不认识大部分球星，对规则的理解也不全面。

现在不一样了。2022年11月底这场卡塔尔世界杯的小组赛，顾智涵随着赛况焦躁起来。

沙特对阵阿根廷，顾智涵打开抖音投屏到电视上，一串串字幕信息出现在屏幕左下角。比赛进行到第9分钟，由于沙特队员的一次抱摔犯规，阿根廷队获得了点球机会，由梅西主罚。

这是抖音刚上线的新功能——世界杯“无障碍字幕直播间”。利用火山同传的技术，在接到直播流后经过对语音信号进行实时识别，输出AI流式字幕，理论延时30秒内，但在现实观赛中，大部分时候可以做到实时字幕。

转播画面里，字幕实时标注了解说员的话语：上一届世界杯首战，梅西的点球没进，所以出现了平局。这一届梅西的点球会进吗？

跟着解说员提出的悬念，顾智涵也紧张地握紧拳头。

随着解说员的语速加快，梅西一脚打门，球进了！阿根廷1:0，领先沙特。

梅西高跳起来冲天挥拳，顾智涵也大笑着拍起巴掌。这是内心欢喜的真实流露，不再是儿时学着同伴的尴尬表演。

这场比赛顾智涵不仅拥有了“兴奋感”，还通过解说员的解说，实时学到很多东西。比如，他学会了利用“越位”规则的技巧。比赛中，沙特队员多次利用调整身位，在阿根廷进攻时，让阿根廷队员触犯“越位”规则，导致阿根廷队有3次进球都因“越位”被判进球无效。

他激动得立即将这个新知发到球友群里，还在之后的踢球中使用了这项技术。

这场球赛，阿根廷队最终以1:2输给了沙特队。但在字幕的帮助下，顾智涵感到跟远方的球员有了同频共振。

图｜顾智涵在家看球

没有声响的世界

1岁半的时候，顾智涵的幼儿园老师发现了他的异常。

那是一天活动结束的时候，老师拍手让小朋友们到操场集合。以往顾智涵总能眼尖地观察到身边小朋友扭头，他也会跟着扭头，然后集合。但那一次，他独自在远处玩耍，没有看见小朋友们的动静，专注地玩着手里的玩具，直到老师走近拍了他的肩膀。

老师立即意识到问题，叫来顾智涵的父亲，告诉男人：孩子可能听力有问题，建议送去医院看看。

在这之前，顾智涵由姥姥带着。他不会说话，但是眼尖，大人示意做什么他也能完成，加之姥姥说自己6岁才学会说话，家人也没注意到他的听力问题。

在医院，医生让顾智涵进入睡眠，然后用仪器给顾智涵测量听力，测试他的脑部对声音的反应。父亲倚在床头，对着睡去的顾智涵说话：“你叫我声爸爸，咱们就回家。”

没有任何反应。

正常人对高于25分贝的声音就会有反应。医生把分贝调到115分贝，顾智涵依旧安然睡着。最终，医生把父亲叫到一旁：“您孩子，这是全聋。”语气中带着安抚。

尝试融入人群，从此成为顾智涵的人生难题。

自幼儿园起，他就在家人的教导下领会了一件事：如果学不会说话，将来就无法和普通人一样升学、生活，连上小学都堪忧。家人害怕他和别人不一样，便让他牺牲了所有的休息时间，去儿童语言康复训练中心，练习口语。

他摸着老师的喉咙，辨别发声的位置，听着老师的讲解，让舌头摆放在对的地方。他没有听力，理解正确的发音比普通人更困难。仅“哥哥”一词，顾智涵直到到毕业都没学会。

进入小学，身高超过其他同学的顾智涵，座位被老师调到了第一排。他只能靠眼睛获取的信息生活、学习，因此他需要读老师的唇语来听课。或许是因为勤恳，也可能纯粹是聪明，他的成绩总能保持在班里前十名。

即便学习成绩好，他还是无法融入人群之中。想叫同学的时候，他只能拍拍对方的肩膀。有几次，他没有掌握好力道，对方以为他在打人、挑衅，转头告到了老师那里。对着老师，顾智涵也无法解释，老师更无法觉察他的情况，于是在层层误解下，老师干脆让全班同学不要再跟他一起玩。

二年级，顾智涵和同学出门时，同学不小心撞在公告栏一角上磕破了头，一直哭。顾智涵扶着他去医务室处理伤口。没想等回到教室，班主任把他拉到墙角，厉声问他：“是不是你把同学头搞破了？！”

顾智涵委屈地向班主任解释事情经过，班主任听不懂，让他写在黑板上。他便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写满一整个黑板。在他的内心，满满一黑板解释，实际上是他屈辱的模样。

有次课间，同学们围坐在一起说笑，一位同学跟顾智涵对视了一眼。他好奇，便上前询问。同学没好气地说：“不关你的事。”顾智涵愤怒于世界总是把他排斥在外，一怒之下跟同学推搡起来。同学们也不甘示弱地围追，最终他打掉了一个同学即将脱落的门牙。

顾智涵渴望参加班级活动，总是因各种原因被抹去资格。一次准备军体拳汇演，临近表演，老师还是把他换了下来，因为顾智涵听不见音乐，只能跟随同学而动，总会慢半拍。

顾智涵的委屈，父母也没辙。外部世界对听障者的不理解，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父亲几次出面调停，但还有太多地方，他鞭长莫及。

只有在足球的世界里，顾智涵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学校开展了种种体育兴趣班，他见了足球，以为简单，只要会跑会伸腿就能学会，于是选择了这项运动。

顾智涵体会到了被人群接纳的快乐。在足球的世界里，任何一个成员落单，球队都无法赢得比赛。正因如此，面对听障的顾智涵，队友们选择耐下性子跟他交流。

每天中午，队友会找他玩球。顾智涵听不见呼喊，队友们斟酌后，一致同意让他当守门员。他专心致志地把门守好，有参与感，这让他感到安心。

图｜正在当守门员的顾智涵

足球之外，孤独感仍在蔓延。在节假日，在所有人群热闹的时候，顾智涵都会在无声的世界里陷入孤独。

春晚直播，一样没有字幕。亲戚们看小品被逗得笑作一团，他只能默默看着。吃年夜饭，家人们围坐聊天，他听不见也插不进话，只好回到屋里呆着。

一些危急时刻，听障者除了惶恐别无他法。有几次，地铁行驶到途中突然停下，窗外一片漆黑。顾智涵只能张望着其他乘客的动作焦急地等待。有时候他会猜，或许一旁的乘客，已经通过车厢广播知晓缘由。

但他做不到，他只能等列车恢复运行，才能停止惶恐。像这样恐慌的时刻，在听障人群那里太常见了。

突发状况预警，他总是最后一个知道。有一次办公楼物业人员到办公室通知楼里出现了了新冠患者，顾智涵听不到，只是忙于手头的事。同事们站起来慌张地往出跑，他只觉得奇怪，没多问。傍晚，同事才意识到顾智涵还在办公室工作，给他发了消息。

为避免悲剧发生，他准备了很多方案。手机里有家人帮忙录制的求助语音，如果遇到电梯事故，就可以按求助按钮播放语音。在没有声响的世界，他总是恐慌，家人摔倒了怎么办？盗贼进屋怎么办？他听不见夜晚来袭的蚊子，也听不见潜藏在生活里的风险。

鸿沟正在弥合

读特殊学校的时候，顾智涵的同学有很大一部分因为听障早早被家庭抛弃。学校里还有一部分肢残患者和罹患小儿麻痹症的残障人士。开学第一天，母亲去开家长会，回家后抹了眼泪，她不知道脱离了“普通人”的世界，顾智涵的生活会走向何方。

图｜顾智涵就读的学校

顾智涵却觉得自由。在特殊学校，没人会排斥他。同学们围坐在一起打手语交流，他远远看着，打着手语就能参与进去。

没有人再因为他是听障者而限制他参与活动。他“报复性”地参加了十多个社团，去攀岩、爬山、徒步、半马。老师打来电话告诉父亲，“你孩子参加太多活动，让他少参加几个。”他不，他急切地想证明自己和常人有着相同的能力，抹除听障人群智力低于常人的偏见。

足球成了一个重要的途径。

顾智涵踢球非常认真，球到了他的脚下，他就卯足了劲要把那一脚踢好。他也因此获得了很多队员的尊重。初中之后他结识了一帮球友，友谊从儿时维持至今。

图｜顾智涵在球场踢球

我国目前听障人群达2780万，占全国残障人群的30%以上。由于听障人士先天在沟通上的弱势，包括残疾人联合会在内的很多机构，都会相应调低给听障人士的岗位占比。这让他更加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毕业之后，顾智涵随着心愿去了一家服务残障人士的公益机构，没有告诉父亲，只说自己找到了喜欢的工作。

父亲听了也高兴，孩子终于做上了自己喜欢的事。可没过多久，父亲发现顾智涵是在公益机构上班，变了脸色，他认为顾智涵应该找有专业有技术的工作岗位。

经过父亲近一年的说服，顾智涵最终想办法争取到一份国企的工作，开始当起测试工程师。

这个岗位不怎么需要跟人交流，但每次开会还是让顾智涵头疼。大家总是侧向一侧坐着，他很难看到所有人的口型，无法读取唇语。会议讨论他完全参与不进去，只坐在一旁玩手机。领导在远处向同事们传达任务，他也听不见，只能私下重新向领导请教。

一个听障者要如何才能与外部同频共振。顾智涵想不到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多数时候他只能利用自己测试工程师的身份去一点点开疆拓土。

图｜顾智涵在参加一个听障聚会

冬奥会是一个不错的起点。为了让更多的听障者能参与其中，顾智涵和妻子利用业余时间参与了数字人的制作。这个数字人可以把比赛解说实时转换为手语，让更多听障者接收到信息。

顾智涵说，太多重要的赛事和娱乐节目都忽略了听障者的需求，世界杯便是其中之一。

转机出现在今年11月中旬，一位听障伙伴邀请顾智涵参加抖音无障碍字幕功能的测试版体验。

听到无障碍字幕，顾智涵回忆，他兴奋得从沙发上坐直起来。

传统的字幕方案是实时按词推出，字符变换跳动，长时间阅读容易疲惫。此次火山同传的技术人员特地为世界杯设计了双行字幕，保证观众能获取更多完整信息；调优后的字体样式更加清晰显眼，更好地匹配足球赛事的画面特点。

火山语音团队还对足球领域专有名词、球队和球员名称等术语进行了专项优化，进一步提高了AI模型识别的准确率。另外，通过对大量足球解说场景的音频特征进行分析并进行模型调优，能保证在有背景音的情况下也能清晰地识别人声。

测试当天播放的是英超比赛，比赛转播中途，镜头突然切到了场边英国军人的画面。从字幕，顾智涵了解到，每年11月的英超比赛都会在赛前举行仪式，纪念因战争牺牲的将士。相比过去看得一头雾水，顾智涵觉得，这项技术还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1月20日，无障碍字幕正式上线。等顾智涵再次打开比赛直播，世界杯那些曾经没有意识到的细节信息，通过无障碍字幕向顾智涵涌来。

瑞士对阵喀麦隆，比赛场地一半被太阳切割成阴阳两面，他记得解说员讲解的时候“说”：球员在这样的“阴阳场”中，需要适应光线明暗转换，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发挥。

他学会了更多的战术和规则。比如，442阵型，一种发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阵型。本届世界杯，阿根廷队在对阵墨西哥时重新用回了这个战术。又比如，一名球员在同一场比赛中，三次将球踢进对方球门，叫做“帽子戏法”。

接收着这些通过字幕源源不断传递的信息，顾智涵领悟到，足球是一扇门，连接着更加广阔的世界。这是足球更深的魅力。他把这些信息发到球友群里，跟朋友们聊得不亦乐乎，他们商量着，要把从世界杯里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真实的赛场上。

每及周末，顾智涵会跟朋友们相约球场。球友来自五湖四海，听障者们与普通人混杂在一起。11月27日和球友再见面时，顾智涵已经不再是曾经那个“伪球迷”。

图｜顾智涵跟朋友们看视频

冬日的暖阳之下，顾智涵打着手语，把从世界杯中学到的“反越位”战术，告诉了同是听障者的队友。

因为疫情，当天踢球的球友仅有四人，但不妨碍比赛展开。

比赛开始，顾智涵跟朋友侧脚把球带到对方禁区，此时顾智涵在门前，处于“越位”的位置，他快速跑回对方球员后方，用从字幕解说中学到的“反越位”规则，创造了一记射门。

那是一场安静的球赛，场上除了踢球的撞击声和喘息声，没有别的声响，射门过后没有勾肩搭背的说笑，但顾智涵踢得很开心。

比赛赢了。比分定格的一刻，顾智涵感到他与普通人之间的那道隐形的鸿沟正在被一点点拉平。

- END -

撰文 | 李 点

编辑 | 温丽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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