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故编辑部

第一次怀疑自己感染新冠病毒，还是12月4日晚上。

当天早上，我和妻子去小区核酸点做了一次采样。北京居家办公两周，我的健康宝也显示核酸6天。当时有政策说居家不流动可以不用做核酸，网上也有信息说做核酸是新冠病毒感染的主要途径，我就一直没做。可当天防疫政策调整，撤销了一部分核酸点，公交、地铁不得拒绝无48小时核酸报告的乘客乘车，社会开始重新流动。同时，政策又限定没有48小时核酸不得进入办公楼、商超等其他公共场所。

这意味着上班的人必须要做核酸。我赶紧跟公司大楼的物业确认，物业也说必须持有48小时核酸，有疑问可以联系街道办事处，顺手还给了我街道办的电话。电话打过去始终占线，想来是有太多人需要释疑，我语音留言质疑后，挂断了电话。

这一段北京最低气温都在零下10度，有风的早晨寒意刺骨。当我和妻子走到核酸点时，才发现队伍一眼望不到头，裹着棉衣围巾的人群从小区中央弯弯曲曲排到东门，又直角弯过去几栋楼。核酸点撤销和采集时间缩短，导致要上班的人一股脑挤在了一起。

差不多排了十分钟，穿着保暖内衣和羽绒服的我，手脚凉透。队伍里有衣着单薄的年轻人，身体会不自主地在风中抖动。接近一个小时，终于排到我和妻子。做核酸时，听工作人员说快要截止了，他们要去劝退后面的排队者。我心想，这么冷天排了这久还做不上，太冤了。做完核酸，穿羽绒服的妻子说冷，于是我们赶紧回家添穿毛衣裤。

等到晚间，散步回来的妻子首先感觉到症状，喉咙干涩，吞咽困难。我们赶紧取来备在家中的新冠检测试剂盒，按照说明书操作，把混合液滴入试剂盒。看着试剂一点点在进度条上铺开，C栏变红，而显示检测到病毒的T栏一直没动静，显示不是新冠。

入睡前，我也开始感到喉咙发紧，想到第二天要上班，我也没在意。

等到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发觉喉咙发紧的症状仍在。不放心的我尝试测了一下抗原，和妻子的结果一样。这也让我更确信可能不是感染新冠病毒。自感身体尚可，我决心还是去公司。

打车去公司的路上，我看到路上车虽然比居家期间多，仍显得萧索，此前一直拥堵的朝阳大悦城路口，竟然绿灯顺畅过了。街面上小店多数都关着门，有的在经营，也用一张桌子拦在门口，只接收外卖。公司所在的慈云寺，是北京小吃美食的聚集地，但疫情三年特别是最近一年，楼下的餐饮店一再倒闭又接纳新品牌开张，甚至连大家此前特别喜欢的便利蜂也没挺过来。我和同事们见过开业最短的一家店是西少爷，装修得很好，但开业两三个月就关张了。

图｜新冠爆发时我买了100包口罩，现在还剩十几包

进入公司大楼，保安例行检查我的核酸，我扫码后才发现昨天早上顶着寒气做的核酸并没有出结果，扫出来是核酸已7天。保安看了一眼仍然让我进了办公楼。等到办公室，同事们彼此交流后才发现前一天做核酸的人几乎都没出报告。很快，我又从网上看到政策调整，说办公场所不查核酸。这意味着办公场所放开了。

我所在的公司是一个小文化传播公司。在疫情的头两年，公司业务虽受到冲击，但整体营收还有上升。2021年开始，还做起了图书出版的新业务，人员也一度突破了40人。等到今年，上游的大公司纷纷吃紧告急，我们公司的业务也大幅缩水，图书售卖也因为很多地方疫情封控无法发快递，损失了不少订单。

旷日持久的疫情损害着团队的心气。团队里有同事两个多月仍被封控在老家，无法到办上班。不少公司都在业务收缩开启了裁员降本模式，公司考虑招人不易而疫情终会结束，没有裁员，人员整体也一直维持在40人。可如果一切持续到明年，难以为继，也必然要裁。

公司这天有几位同事选择了居家，有的是“十混一”阳性红码，有的是家人抗原测出来阳了。大家都在私下议论，这一轮感染会波及到多数人，无可避免的。公司行政提前买了一批试剂盒以及退烧止咳药。下午，我和同事们一起开了会，居家的同事在线参与，可由于信号断续、有的要照顾孩子，效果一般。

等开完会坐回工位，我先是感到一种极寒从脚部蔓延至全身，我以为是中央空调温度低了，问了同事才发现他们并无寒冷感受。紧接着，我开始全身冒汗，全身酸痛如同蚂蚁噬咬，一摸额头还有点烫。我赶紧跟人事请假回家，按门铃无人应答，等进门，才发现妻子发热卧床了。

躺着休息了两个小时，我的症状缓解了一些，妻子的状态还是比较严重，一度她感到恶心难忍，到卫生间呕吐两次后才有所改善。等妻子平复下来，我开始和她一同测抗原，结果仍不是新冠感染。

我立即联系了同在北京的大学同学，他母亲和3岁的孩子在前一天抗原测出了阳性，他和妻子也接连出现新冠感染症状。同学有一定程度的发热发烧，从状态看他妻子的症状是全家最重的：发烧，喉咙干涩。3岁的孩子活蹦乱跳、很有精神，把居家有症状的夫妻俩累得够呛。他没有测抗原，家里没了，但感染是肯定的。

唯一给我的建议是，如果确认感染多喝热水，布洛芬也有减缓症状的作用。

听他一说，我反倒疑惑了，为啥症状都差不多甚至我还更严重一些，接连多次测试，却都没有任何迹象证明是新冠感染。想到看过一条新闻说，流感新近也十分流行，不少城市都有大量感染。我和妻子没有鼻涕、吞咽困难等表现也是典型的流感症状。原以为我和妻子是在做核酸时冻坏了，现在看来，更可能是在当时在人群中感染了流感。

考虑是流感，当天晚上我没喝连花清瘟这些药，而是选择了对症的感康在睡前服下。当晚，我初睡下时发热出汗，等过了夜半，或许是药有了作用，我感到呼吸通畅，周身轻松。疫情这三年，总是焦虑工作的事情我经常心烦失眠，反倒是这一晚，睡得最舒畅、踏实。

第二天一早，精神良好的我再度测试抗原，仍显示无感染。我和同学打了个视频电话，他经过一晚上烧退了，全家只有妻子还有症状，孩子和老人都已恢复。他看出我脸有些红，说这应该是感冒还有点尾巴，很快就能好。收到安慰，我真有点羡慕，像他这样感染上了，一两天症状消失，应该很快就可以复工上班。而我这先感染了流感，等到新冠病毒来时，还得遭二茬罪。

“不如我给你家送点抗原，说不定感染上，流感、新冠一次性解决。”我打趣道。同学说别开玩笑。

抗原阴性，身体已无大碍，我赶去上班。办公楼依旧是扫码但不查核酸，好在一些餐饮店慢慢恢复了堂食，上班有地方吃饭了。同事们一边兴奋讨论着政策变化，也有同事身体不适趴在工位上小憩。到岗的同事相比前日少了，有同事跟公司行政申请居家，担心自己没打疫苗被感染，有更大的几率重症；也有流感症状的人选择居家，他们害怕自己是没测出的新冠，感染家有老人孩子的其他同事。

工作到下午，我有点咳嗽，上网搜索后发觉这是流感的病程后期状态，因此也没在意。回到家后，妻子的烧也退了，有一些咳嗽，声音嘶哑，却也不烧不头疼。我在想持续了3天，这流感大约是好了吧。

12月7日早上，醒来的我收到公司群内提醒，公司有一名同事抗原阳性。我回想起前一天我曾有两次站在她的旁边，和同事交流工作，而且当时也发现她状态不佳。我张口试图说话，却发现嗓子哑得根本发不出声音。我赶紧下床找抗原测试盒。

当试剂浸润过试纸，显示新冠感染的那一道T杠渐渐红了起来，等了5分钟表示测试有效的C杠也显现。我终于阳了。此前总有人说核酸和抗原都有不尽准确的情况。为了确认结果，我赶紧让之前同样没有测出感染的妻子测试，她的试剂盒显示感染的T杠有一道浅浅的红色，根据说明书表述这也是阳性。双重验证，基本可以确认测试结果。

图｜我和妻子测出阳性的试剂盒

我立即自我诊断一下身体状况：唯一的症状是咳嗽，发烧、头痛以及骨头肌肉酸疼的症状都消失了。这意味着我的新冠症状比前两天流感时要轻微一些。我问了问妻子，她也仅有嗓子疼一个症状。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测出阳性后，我跟公司申请了居家。不一会儿，大学同学的电话拨通过来，我告诉他说，我阳了。他让我别担心，他和家人现在基本已经没有任何症状，准备转阴后周末出门到街面上走走。

比较担心的是妻子的爸妈，两位老人听说我们测出阳性后，神情凝重。爸妈住在小城市，胆子很小，万事都讲规矩，事实上自从10月当地防控抓紧后，两人极少出门，几乎就是主动居家隔离的状态。12月4日，妻子的爷爷去世了，防疫部门和社区只准28人参与，葬礼草草了事。妻子是爷爷奶奶带大的，想着回老家见爷爷最后一面，但爸妈还是以回老家要隔离劝住了。

网上有专家说，很快将迎来第一次感染的冲击波。妻子的妈妈有基础病，免疫力很弱，因此遵照医嘱一直没有打疫苗，这几年家人都非常注意防护，以免感染到她。而随着冲击波的扩散，小城市最终也会波及，这对于没有疫苗保护基础病患者来说，也是一种眼前风险。我能理解父母的小心翼翼。希望和妈妈一样基础病患者们，可以在冲击波中免于医疗挤兑，顺利迈过这道难关。

得知我测出阳性，公司同事组织了一轮抗原自测，均是阴性。很多同事关心问我身体状态，我告诉他们我的感受：烧退了，就是嗓子有点疼。能看得出，还是有不少同事担心感染的，公司多数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都知道新冠是自限性疾病，仍难免有害怕。

我这时才发现为什么测出阳性后，会感到如释重负：有的事只有亲历，个人才能迈过心理恐惧的那道坎儿。

目前，我和妻子症状正在变轻。这个过程里，我自己觉得最重要是：备好药、休息好，有个好心态。奥密克戎的毒性在降低，相关的防疫政策也在快速调整，我看到有的省份在组织万人代表团出国进行商务洽谈，也有的地方官员发言欢迎打工者返乡，“有钱无钱回家过年”。我身边也有不少人都在谋划新的工作，做新的项目，期望能够追回一些失去时间。感染的忧心，终究会被人们回归正常生活的热情所冲淡。

我想着把这次从流感到抗原阳性的折腾经历写下来，作为一份记录。个体情况不一样，仅供参考。好玩的是，直到现在那次导致我和妻子染上疑似流感的核酸报告，还没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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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雷 磊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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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古典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华人弟子林毓生去世。林毓生的研究聚焦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他希望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自由主义扎根生长的要素。在世界陷入动荡、不同文明体趋于隔绝甚至敌视的当下，林毓生和他的研究，回声悠远。

“放弃自由去换取保障的人，最终既得不到保障也得不到自由”、“通往地狱的道路通常是由善意铺就的”，每当世界陷入公共管制与个体权利的争端，古典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箴言就会被谈论与重申。

人们惊讶于哈耶克的预见和洞察，却少有人知道哈耶克的弟子中有一位华人——林毓生。和其师一样，林毓生毕生的研究都围绕自由主义，不同的是，他聚焦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处境。2022年11月22日，林毓生以88岁高龄辞世。

时间拉回62年前，26岁的林毓生远赴美国，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深造。此前，他就读于台湾大学历史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唐纳德拉赫到台湾大学讲学时，林毓生因为英语好，被系里推荐去听课。他告诉唐纳德拉赫，自己希望毕业后能去芝加哥大学追随哈耶克求学。

图｜思想家哈耶克

当时的哈耶克，早已出版了自己最知名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这位思想家终其一生的关怀，起源于与凯恩斯“计划经济”的论战，着眼于乌托邦幻景诱惑下全人类的命运。

《通往奴役之路》被誉为“对计划体制的宣战书”。哈耶克在书中指出，中央计划经济最终会导致极权主义，因为被赋予了强大经济控制权力的政府，必然也会拥有控制个人生活的权力。哈耶克的洞见，浇醒了对极权的本质仍然认知模糊的英美思想界，使他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林毓生后来回忆，自己在大学二年级时读到《通往奴役之路》，“那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分水岭，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运气之一”。

经唐纳德拉赫推荐，林毓生如愿进入芝加哥大学，一面读书，一面在教授俱乐部餐厅打工赚取生活费用。他的老师中除了哈耶克这位巨匠，还有提出“平庸之恶”概念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著名汉学家史华慈、写出《荒原》的伟大诗人艾略特等大师。

浓郁的学园气息中，学生们饱读柏拉图、笛卡尔、康德，以及《俄狄浦斯王》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上课讨论时，哈耶克让学生们畅所欲言，很少总结点评，充分尊重学生的意见。后来，哈耶克还特别将林毓生的奖学金由普通学生的2400美元提高到6000美元，相当于助理教授的薪水。林毓生由此解脱了在食堂洗盘子的辛苦，“还可以常常吃牛排”。

到了该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林毓生犹豫了。他不知该研究西方自由主义，还是五四运动中自由主义的转向。身在美国，研究前者当然更方便，但后者是他多年来最关切的问题。他向哈耶克求助，哈耶克没有帮他做抉择，而是告诉他：“我40年读书做研究的经验，都与我的个人关怀有关。”

在哈耶克的鼓励下，林毓生将博士论文的课题确定为“中国意识的危机”，研究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自此，中国从“五四”以来的命运，成为终林毓生一生的关怀。今天人们追怀林毓生的，也是他提出的重大问题：自由主义在中国为什么会失败？中国的“孔子”传统这根古老的枝条如何嫁接在现代的果树上，结出尚算可口的果子？

这和林毓生的身世分不开。祖籍山东，1934年出生于“伪满洲国”治下沈阳的他，幼年到北平上小学中学，经历抗战，又在1948年鼎革前夕去了海峡对岸，以后更远涉重洋到美国求学，轨迹有似“大江大海”。这使得他的学术兴趣注定无法停留在西方思想的象牙塔之中，而是从“忍不住的关怀”出发，面对中国的现实问题。

林毓生一生的学术关怀和问题意识，可以说都与童年时的一次偶遇有关：一个寒冬的早晨，他由保姆陪伴经过大拐棒胡同去北师大附小上学。走到与小拐棒胡同的交界处，看到一具夜里冻死的“路倒”。从此，林毓生一直摆脱不了一个问题：好的国家不应该是这样的，怎样能让我的国家避免这样？

1954年，怀着“从历史中找出中国的病根所在”的壮志，林毓生进入台湾大学历史系，却发现师长们大多在做琐屑的考证工作，离他期望的“提出重大而原创的理论性问题”相去甚远。蒋氏政权的高压下，校园的整体氛围也相当消沉，令林毓生倍感失望。就在此时，他遇到了对自己一生影响甚巨的第一位恩师——殷海光。

殷海光是著名哲学家金岳霖的关门弟子，他风骨嶙峋，敢于直言批评当时台湾的高压政策，因此多年遭到打压。孤独压抑的处境里，殷海光坚持独立人格和自由信仰，成为台湾自由主义的启蒙者。著名作家李敖年轻时，也从殷海光处受教良多。

逻辑学课上，林毓生感受到殷海光把逻辑学“讲成使头脑不受专制散布的愚昧与虚伪所蒙骗的利器，词锋犀利的分析中夹带着道德的热情和对中国与世界的关怀。”他立即向这位老师求教。殷海光将自己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坦诚相告，鼓励林毓生整合西方社会科学的成果来分析。多年后林毓生回忆：殷先生这一番话影响了我的一生。

图｜林毓生和殷海光

在具体的观点和主张上，林毓生和恩师殷海光有所不同。殷海光完全否定传统文化，是五四精神的忠实传人。而林毓生“爱喝豆汁”，一口京片子，生长在大家庭中，对于传统有深厚的感情。他不赞成五四运动对传统的全盘否定，认为要在中国推行自由主义和个体价值，需要对儒家人文主义作创造性的转化。

林毓生提出了儒家的仁学可以为自由主义所用，也批驳新儒家混同“民本”与“民主”，但纵观他一生的研究，他并没有找到如何“创造性转化”的清晰理路。

或许是因为长年不在中国生活，或许是受早年情感底色的影响，林毓生没有认识到儒道互补外表下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儒表法里和“法道互补”，也就无法指出儒家的以人情伦理为本的“小共同体”本位和法家专制“大共同体”的矛盾冲突，以及“小共同体本位”与现代自由民主的“个人本位”联合，对抗“大共同体”本位的出路。这种路径要到秦晖的《传统十论》才初步清晰。

林毓生一生的思想处境，虽然看起来优渥，却和清苦的吴宓的夫子自道近似：以一人而驭二马，终生处于中国传统和西方思想的分裂之间，欲求统一而不得。他要向中国人传播自由民主的思想任务，面临的困境则像是鲁迅所说“与热带人语冰”，要以国人熟悉的语言和名词，来给他们解释一种他们根本就没见过的事物。

但我们仍怀念林毓生所处的时代。经历了世界大战、冷战，人类艰难地向共存、开放、相互理解迈进。学者探索不同文化彼此接纳、融合的可能，政治家尝试现实路径，让全球化一点点展开。

今天这一趋势似乎在停滞甚至转向。动荡的局势下，人们倾向封闭和自卫，不再愿意敞开。世界来到十字路口，林毓生的未竟之问仍没有过时。

1962年，哈耶克离开芝加哥大学。临别之际，林毓生问老师对世界的将来看法如何。哈耶克回答——

我不敢预测未来。但是，我觉得为自由而奋斗是值得的。我虽然并不乐观，但也不悲观。你仍然能在世界各处找到未来的希望。国家与社会演变的道路是曲折的，乐观与悲观的种子无时无刻不埋藏在厚德之中。林先生，切莫过于忧心。

一甲子过去，毕生捍卫自由的哈耶克早已离世，如今，林毓生也彻底放下了他的忧心。今天的人能否承担起为自由奋斗的责任，或许将决定世界的未来。

- END -

撰文|罗 兰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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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重返职场，老人们发现，职场露出了另一面酸苦。他们确实不用再向上攀爬了，也不必要去融入同事。但职场留给老年人的岗位很少，也有的银发上班族，因为追随个人抱负，而违背了社会对他们退休后在家照料父母、辅育孙辈的期望，陷入非议。

办公室来了一个银发族

走出大楼的时候，老板感激地拉着韩斌，说一定要请他吃饭。因为韩斌刚刚帮他化解了一次商务谈判的“危机”，顺利拿下了订单。

他们的公司擅长为企业提供产业链分析、优化生产效率的服务。但在今天谈判一开始，韩斌的老板就出师不利。在他带着激昂情绪介绍过企业的长处和案例之后，对方只是问他：“那你们要收费吗？” “当然得收费了。”老板向对方解释。

客户逐渐收敛了笑容。“我们其实没什么钱。”对面的一位领导发了话，让空气凝固。

气氛尴尬，无人敢应对的时候，是韩斌解了围。他先打感情牌，温和地重申企业需要盈利的立场后，适时地提出了公司虽然有盈利的需要，但也会开展很多公益性质的活动，比如邀请科学家举办科技讲座，请院士为客户的员工进行科学素质培训等。

他深知，商业谈判中，人们总是希望能够获取更多。最后，终于帮团队拿下了订单。

韩斌是一名退休后决定重新返回职场的银发上班族。

2017年，韩斌从体制内退休。那时他觉得身体机能完好，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难以想象就此要歇在家里漫长度日。

妻子和父母都支持他再就业。那段时间，有次家中有亲戚小辈来家里做客，他拜托对方留意合适自己的工作。他在体制内做到了管理层，但外面的商业世界显然是另一套逻辑。他很想试试自己在那样的环境下会不会呛水。

或许是韩斌在求职的消息传了出去，很快，他找到了一份在一家慈善基金会当管理层的工作。在基金会工作半年后，他接到一份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的邀约。那份工作对于他来说更理想，因为和他女儿的工作和相似。

韩斌的女儿在国外一家金融机构工作。作为父亲，韩斌觉得自己应当为孩子在工作上排忧解难，但他不熟悉金融行业，每次和女儿通话，女儿谈到自己的工作时会冒出一些他完全不懂的词，他想进一步和女儿探讨，女儿总会告诉他：“反正说了你也不懂。”

韩斌想改变这种局面，决定自己翻书找答案。为此，他去图书馆借了六本金融方面的书，从最入门的知识开始学习。之后也一直留意金融圈的工作机会。

作为一个父亲，这位银发上班族想利用工作打进这个圈子，为女儿积攒些资源。于是，韩斌接受了资产管理公司给的工作，进入了金融圈，一个新领域。

在资产管理公司他看到了全新的世界，一个谈生意动辄百亿，开会小则五星酒店大则水立方的金钱世界。可惜，他在这家公司没呆多久，因为资本博弈，招他进来的董事长退出了公司、新的董事长带来新的管理班底，他再在公司呆着也不合适，主动离开了。

之后他又找个新工作。疫情扩散严重时妻子担心他四处在外跑动染病，劝他别再工作了。他便辞职退回家里。

图｜退休在家期间，韩斌常和妻子到周边游玩、拍照

日子一长，他就又闲不住了。2022年初，他陪朋友参加了一个企业推介会。每个参与者都要在会上发言提问，朋友原本是来捧场的，就客气地简单聊了几句，到韩斌发言时，他试着提出实质性的问题。有一家公司将要在北京发展业务，介绍了大致的情况。韩斌听后提问，现在北京重点围绕四个中心发展，其中一个是科技研发中心。看起来你们公司也有科技发展的计划，但同时也在开发产业园，这两者要如何结合在一起？

韩斌的认真引起了不少注意。茶歇时，有老板端着咖啡到他身边，和他闲聊起来。几天后，那位老板给他打去电话，跟他说，在家里呆着也发闷，不如来工作。就这样，韩斌获得了退休后的第四份工作。

去上班前的周末，他去小区里的理发店修剪了一下头发。回家后，他找出染发剂让妻子帮他把杂着白发的头发染黑。冲掉泡沫，镜子里浮现出一个干练自信的男人的面貌。

新工作的地点在离家40分钟车程的地方。周一，他照例5点半起床，到家附近的公园晨练，走一大圈。回家后妻子已准备好早饭，牛奶、红薯、凉拌黄瓜，营养均衡。他不背包，手机钥匙装口袋，耳朵上挂着蓝牙耳机就出门。他的蓝牙耳机是市面上最前沿的，可以听收音机，还自带存储功能，他往里面存了很多英语听力材料。在公交车上，他轻触耳机上的按键，听起英文广播——这是他有意保持多年的习惯。

周一早上开例会，老板把韩斌介绍给同事。第一天没有额外的事务，就是熟悉环境与工作内容，跟着人事和财务办手续。朝九晚五，到了下午五点准时下班。一切轻车熟路，不过，回到人群里，被新面孔环绕，还是让他觉得很新鲜愉悦。

图｜韩斌的公司门口

公司大部分员工都比韩斌年轻不少。这么多年来他习惯了用一个活页本记下会议纪要和每天的工作日程，开会时，他突然留意到年轻人开会人手一个电脑。 “用电脑记笔记多麻烦呀，不像本子可以随时翻看。”他问年轻的同事，结果，年轻人把电脑屏幕推到他面前，给他展示文档搜索功能：“这样一搜关键词就出来了，更方便。”

韩斌被说动了，也想尝试，但想到自己那缓慢的打字速度，他还是决定不改变多年的习惯。

他很乐于听年轻人分享他们在社会上的见闻，这同样能让他自己跟上时代的节奏。有次他从几个年轻人那里听到“天选打工人”这个词，几天后，公司有不少同事都因疫情居家办公，一个80后博士同事在办公室调侃自己怎么没碰上这“好事”。

“你就是天选打工人呀。”韩斌对她说。

“什么意思？”同事被他说懵了。

韩斌跟她解释这一网络流行语，意思是在严峻的疫情下，没被封控弹窗，还能按时到岗，其概率之小，如同被上天选中。

周末他和同龄朋友聚会，跟他们聊起这些社会上的新鲜事，这些退休后一直过着家庭生活的朋友们都很茫然。这再度让韩斌确认自己外出工作、和年轻人交流的必要。

代际碰撞

一份2022年10月发布的《2022老龄群体退休再就业调研报告》显示，在中国，目前有68%的老龄群体有过退休后就业的意愿。其中，46.7% 的老年人重返就业市场是为寻求个人和社会价值， 34.3%的求职者有通过再就业补贴家用、增加收入来满足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

对于养老金足以支撑生活的老人来说，重返职场，很多时候是希望自己不被社会淘汰，不想和年轻人有显著差距。

韩斌退休后的每份工作涉及不同领域。重返职场这5年，成了密集学习的阶段。做资产管理，他要补齐金融知识；向客户推销产品和服务，他要精进营销技巧；公司新开展新媒体业务，他还得去学视频剪辑。解题的过程，是一次次“不落后于时代”的自证。

周遭的同事很多是孙辈的年纪。有的老板，年龄比他还小一轮。他不羞于向这些年轻人们请教，请他们教他做投资标书、转换pdf文档、在办公应用中使用OA系统，这些都属于正常的团队合作，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但他也不是什么都问，心里知道没有人愿意教“小白”。每到要学一门新技术，他会先自己下功夫，去网上找资料学习，等到要进阶时再请人点拨。

前几日公司开始筹备一个新的商业分享会，要做一个活动手册，其中的嘉宾简介页面里要为参会嘉宾制作统一的头像。韩斌把这任务分下去，自己也认领了几个。与会的有一些领导、公司老板，韩斌他们不好直接找他们要照片，就得从网络上搜索他们的图片，把人像抠出来，再换个纯色的背景。

他以前知道电脑自动抠图很简单，但这次做着做着，就想更精进一点，第一遍自动抠出来，还可以进行二次抠图，在人物边缘设置一些点位，让轮廓更精细，还要调整前景后景的光线色调，让合成的背景更自然，最后看起来就跟照相馆里拍出来的一样。周六的下午，他坐在家中的书桌前，跟着网上的教程一步步学习。

这几年韩斌没少在网上看到职场“35岁定律”，他看的文章纷纷宣称，35岁是一道分水岭，如果35岁前没有建树，之后可能就会被职场淘汰。职场对35岁的年轻人尚且如此残酷，他更有了足够的动力鞭策自己。另一方面，他也会想，自己50多岁了还能为人所用，很值得自豪。

图｜韩斌的办公室

作为银发上班族，他拥有经验和资历给的底气。和老板意见不合时，他一向直言不讳，据理力争。老板一直很和气。他曾亲眼见到会议上老板批评人事总监时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出来了，他的下属们也都忌惮和老板直接沟通，希望他能做两边的“传声筒”。

在韩斌这个年龄，当家事与工作缠绕在一起时，躯体需要经受不小的考验。

有一次，韩斌和妻子假期去天津一处风景区爬山，第二天也没歇着，又一起出去吃饭、购物。路上赶公交车，韩斌小跑了几步，触发了前一日爬山时肌肉的劳损，突然一阵剧痛，疼得他坐在路边缓了好一会儿。去医院一查，是肌腱断裂，医生让他卧床一个月。修养得差不多了，保险起见，他还是拄着拐杖上了几天班。

医生说韩斌缺钙缺得厉害。他这个年龄是该缺钙了，但没想到会如此严重。妻子在旁分析，是因为韩斌每天早出晚归，晒不到太阳。之后，韩斌开始每天中午吃过饭后到楼下走走，晒太阳。

一度，他忙碌于工作的同时要抽空处理家中房子的事务，为此劳累、失眠。晚上睡得再不好，韩斌都会清晨醒来，顶多赖一会床，还是会准时上班。靠一口气撑一个星期，到了周末稍稍泄劲，免疫系统跟着松懈，感冒发烧就会找上门来。

与年轻人相比，重返职场的老人必须面对身体机能落后的问题。今年6月，一位网友在社交网络上分享了帮退休后的母亲找工作的经历。她为母亲找到一份在社区养老服务站的工作，试用期工资2500元，每周单休。工作内容包括组织各类老人文娱活动，还要用电脑做电子表格、存档案。对于不熟悉电脑的那位老人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挑战。为此，老人经常学习电脑操作到深夜。

后来因为工作强度过大，老人还是离职了。

有些银发上班族在重回职场时会面临难以融入新环境的困境。

在现在的公司，韩斌遇到了比自己大5岁的老陈。老陈以前是央企的高级工程师，也做过央企分公司的老总，退休后来现在的公司做环保方面技术团队的负责人，也要管营销，把技术推广出去，与其它公司达成合作。

韩斌来公司不久后，老陈就主动和他搭话。两人都是从体制内出来的，年龄相仿，很快就熟络了起来。几周前，老陈却突然对韩斌说，他要离职了，想约韩斌喝酒，聊聊这一年在公司上班的体会。

老陈告诉韩斌，他其实和老板合不来，在工作中意见总是很难达成一致。比如在营销拉客户上，根据过往在央企的经验，老陈习惯先和外面的公司建立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彼此有个基本的了解，之后再看是否有经济合作点。而老板则觉得应该在起初就确定双方能否达成利益合作，如果不能，一开始就不应该浪费时间。

两人理念不合，无法说服彼此。而疫情后大量业务难以跑起来，老陈的部门业绩指标完成得不尽如人意，他难以用实际成绩证明自己的做法是对是错，老板虽然不会直接批评老资历的他，但老板指责老陈的部门“不能赚钱”，同样让他心里不好受。

工作得很不顺心，他最终下定决心离职，开始自立门户，成为现在公司的“外部合作伙伴”。

在韩斌看来，这是体制内外两种管理思维的差异。在事业单位、国企工作的人习惯了一切有公家兜底，而私营企业的老板则时刻背着盈利的压力，所做的每一个决策都要考虑成本与收益。而很多时候，越是有资历，越是有可能将自己困在过往经验中，把自己的心态架得很高。当事与愿违时，就会难以调节。

北京都会规划设计院院长李征最近在“老年人才网”上发布了招聘信息。他的公司一直有招聘老龄员工的传统，他认为很多老专家知识积淀丰厚，能够直接上手工作，也能担任管理工作。而且，老龄员工在职场中顾虑较少，比年轻人更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对薪酬的要求也相对较低。

不过，李征在招聘老龄员工时也会倾向于选择刚退休不久的老人，65岁以上的就要慎重考虑。此外，还要考察对方是否有较强的家庭牵绊，比如是否要要照顾孙辈。这些都是银发上班族求职时面对的隐形藩篱。

逆社会时钟的人

在办公室，经常有同事羡慕韩斌“有钱有闲”。孩子们不理解韩斌为什么还要出来工作，都说，要是退休了，他们才绝对不会工作，要四处去旅行。

这就是人生的时间差，年轻人朝思暮想地盼望退休，而真正退休后才能知晓适应那份闲适也需要性格“天分”。

年轻的时候，韩斌设想过退休后要旅游和培养爱好，这也是大众对退休生活的两大想象。亲身体会下来后才发现，自己能从这两项中汲取的乐趣太过于有限。有时候他会觉得退休后的时间太漫长了，一个身体健全头脑灵光的人，很难仅凭这些活动反复消耗光阴。

近年受疫情影响，韩斌一家的出行机会大有减少，难得出去也提心吊胆。去年他和妻子去玉龙雪山玩，从山上回来的当晚韩斌就发了高烧，妻子焦虑得一晚没睡着，担心韩斌被拉去隔离。

至于培养爱好，因为缺少一个明确的目标，有一搭没一搭的，也很难长久和进阶。刚退休那会韩斌想精进摄影技术，背着单反去各个景点跑，抢光线，拍回照片还要在修图软件里调整。但后来他发现苹果手机拍出来的效果看起来也不逊于单反。渐渐地就懒于背笨重的相机出门，也很少专门学修图了。倒是后来出于工作需要，又劲头很足地开始钻研修图、剪视频。

图｜韩斌平时和妻子散步的公园

其它的爱好亦是如此。有段时间他闲在家里，学起了书法。多年前在体制内工作时要写公文，他写得一手标准的正楷，但要写好软笔字并不容易。他站在书桌前，凝神屏气，蘸墨、挥腕、运笔，谨慎地摹写帖子上的笔画，反复揣摩顿挫间的笔势。

没写几个字就失去耐心了。他没法清空大脑，总是写着写着，就想到最近同时在看的书，突然想到前天学到的“贫富差距指数”、“修昔底德陷阱”，放下笔去查阅一下金融书籍，回来再写几个字，写到“滚滚长江东逝水”，想到刘备，就又去把《三国演义》翻出来读一读。

练习书法的一星期，一个念头在他脑海里反复旋绕，他不想就这样和社会脱节，总还是得回到人群里。

选择成为银发上班族的老人，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逆社会时钟者”。旅游、培养爱好、照顾老人、接送孙辈，这是社会时钟为退休者划定的生活范围。银发上班族成了“逆社会时钟者”。他们有的被指责没有尽到照养家庭的义务，陷入两难境地，有的被子女的“孝心”裹挟，最终放弃自己的追求。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史占中曾说， 70岁以上还在工作的老年人会被视作子女不孝，社会需要打破这样的老龄歧视。

在媒体报道中，也经常能看到对银发上班族的关怀。曾有媒体采访过一位55岁的银发上班族，她刚退休时全身心地照顾婆婆，很快就意识生活的陡然转向让自己“更年期”的症状越发明显。她意识到不能这样下去，经朋友介绍寻到了一份给一个小公司做饭的工作。

每个工作日早上，她10点从家出发，到超市采购，11点半至12点给公司6个员工做好午餐。年轻员工吃完饭后会和她闲谈，这让她了解到更多“外面的世界”。在这份简单的工作中，逐渐脱离了更年期焦躁抑郁的情绪，她找回了久违的自我。

工作能够为人提供与外部世界沟通的窗口，又能让人在群体生活中感受到充足的自我价值感，这是游玩与料理家事所不能带来的。很多职场人早已习惯了维系几十年的工作状态，到退休时骤然刹车，感到虚无、忧郁，严重的，还有人身体开始发胖、衰弱，引发基础病缠上。

面对退休后生活的骤变，老人们想要通过延长工作年限来软着陆，并非易事。

在退休老人中，像韩斌和老陈这样同时拥有人脉、技能和管理经验的人仅占少数。更多尝试重返职场的退休老人想要找到理想工作并不容易。更多时候，等待银发待业族挑选的工作数量有限，体力上难以胜任，待遇大都也苛刻。

韩斌的妻子以前认识一个医生，退休前一直在公立医院特需病房工作，退休后，跑到养老院，工资不低，一个月有2万，但常要24小时值班，一个老人要伺候养老院里另一群更年老体弱的老人，身体支撑不住。

在退休前韩斌就听同事聊起，单位的老同志，有人退休后去做了物业，运气好的开了物业公司，在退休的老同事里搞招聘。物业这工作看似门槛很低，但并不是谁都能做好的。要能放下身段，做到随叫随到，帮业主通水管，调解琐碎的邻里矛盾。当时身边的同事们都说，退休后可不能做这样的工作，工资少，面子上也过不去。

韩斌有个朋友比他早退休几年，做了个体户，四处跑生意，前几年在外省和人合伙开店，投资了十万元，平时没工资，到年底才有分红。

在社交网站上，有一位女士分享了她退休后再次求职的经历。她33年前大专毕业，读的是“计算机应用”，工作以后又读了金融学的本科学位，退休前是银行会计。退休后，她在网上投递简历，却被接连拒绝。应聘企业会计，人力资源先以她没有企业会计实操经验和驾照拒绝她，后来又通知她可以面试。为了准备这场面试，她在网上自学了相关知识。结果到了和老板面试那轮，她都到公司楼下了，人力通知她落选了，原因是这个岗位需要员工会报税，担心她一个50多岁的退休人士学不会。

“我通过了高级会计师实务考试，能熟练应用office，会写sql，会编写简单的excel-vba。如此强的学习能力，还担心我学不会企业报税。”她在社交网站上愤愤不平地写道。

在那之后她又接连被两家公司拒绝，原因是“工作强度大，每晚8-9点下班，下班后还要接客户电话，您退休还是要做一份清闲的工作”和“现在的文员是要搬东西的，您觉得您能干，我们还是担心的。”

很多用人单位一方面表示对老年人的担心，另一方面却并不会与老领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为其缴纳保险，这也为退休者再就业埋下隐忧。

薪水，责任压力，人际关系，这些条件为银发族寻求合宜工作设置了重重关卡，此外，还有来自应聘者的固有偏见与保障体系的不到位。在本就竞争激烈、不断迭代的职场环境中，如果不能短时突破或适应这些障碍，等待他们的最终仍是社会时钟的固有安排。

在韩斌观察中，重返职场的老伙计不多。很很多同事退休后，生活主旋律已是在家照看老人、接送孙辈。

这两项对于韩斌来说并不急迫。

女儿没成家，他也不刻意期待未来帮女儿带孩子，对他来说，当务之急是要和女儿有共同话题。自从读过了相关的书，也在金融圈浅尝了工作，韩斌渐渐不再听不懂女儿在电话里冒出来的新词了，自然地，和女儿的交流范围也在变宽。有段时间，女儿说最近对股票很感兴趣，问韩斌怎么看，他说他得调查一下。他逐一搜索了女儿选中的股票背后的公司的信息，了解这些公司的发迹史、现状和未来趋势，以及目前市场对它们的反应。他翻阅了大量财政评论和股市大咖评论，最后自己整理出一个分析文档发给了女儿。

和家人同频互动，让韩斌觉得安全满足。对女儿如此，对妻子亦是如此。两人刚退休时，有时在屋里各玩各的手机，一天都说不上几句话。韩斌担心这样下去两人会渐生隔阂。后来他出去工作以后，会实时跟妻子分享在办公室听到的社会新鲜事，下班回家后也会和妻子聊自己近来的的工作进程。他想拉着妻子一起穿越时代的潮水，而非接受安排，成为无趣的老年人。

*文中人物韩斌、老陈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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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佟 畅

编辑 | 温丽虹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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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养老，对农村独生女而言无疑是最难的。一是农村老人的社会保险额度低，晚年退休金远远不如城镇职工老人，经济能力差。二是作为独生女，必须以一己之力承担父母的养老重负。等到她们结婚成家后，在另一个家庭承担妻职与母职，还需要帮助丈夫照顾父母。

独生女的养老难题

蒋英在家照顾生病的母亲两年了。

早上六点多，蒋英起床为母亲做饭，替她洗漱。这天她要去镇上采购日用品，她嘱咐父亲，自己下午才回来，做好的午饭放在锅里，热一热就能吃。母亲坐在轮椅上，看着她离开。

前一夜，蒋英没有睡好，有些困倦。半夜两点，她起床查看母亲的情况，走到门口就听见母亲的呜咽声，借着微弱的灯光，她看见母亲半只胳膊露在被子外。听见她的脚步声，母亲的手抖动起来，呼吸急促。

她急忙上前，将耳朵贴近母亲的嘴巴，隐约听出“害怕”的意思。她抹去母亲眼角的眼泪，使劲将母亲拖到靠墙的位置，在床边挤出一点空间睡下。母亲体重有150多斤，蒋英练习了几个月才能熟练完成这套动作。母亲生病这两年，她几乎每晚都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图 | 蒋英父母的家

这天是赶集日，车上挤满了老人，七嘴八舌地交谈着，看见蒋英，纷纷问道：“你妈最近好点了吗？”蒋英摇摇头：“老样子。”有一瞬间，她想和这些老人吐吐苦水，话到嘴边又咽下。

42岁的蒋英是家中独女，出生于辽宁葫芦岛的一个村子，母亲是乡村教师，父亲靠务农和打零工为生。三年前，母亲突发脑血栓，导致偏侧肢体瘫痪，基本丧失行动力，生活起居都需要人料理。

蒋英在本村找来一个保姆，月薪3800元，照顾母亲还算细心。她住在大连，每半个月回家探望一次，每次离别时，母亲总握着她的手不肯放开，眼角还泛出泪来，她总感到愧疚。

2021年7月，母亲病情加重，一度危及生命，在抢救室门外等候时，蒋英突然想明白，没有什么比让母亲活着更重要。出院前，她决定辞职，全身心照顾母亲。

此前，蒋英在大连一家企业做文员，每月工资到手3500块左右。丈夫没有稳定工作，常年做零工，女儿才刚毕业。听说蒋英要辞职，丈夫质问道：“不是有保姆吗？有什么必要？”蒋英不愿再过多解释，只承诺自己会想办法。

回村后，蒋英的收入变得很不稳定，仅靠兼职和炒股，一个月最多赚五六千元。保姆的工资、父母的医药费和保养品，以及三人的日常开销，每月加起来需要八千多元，日子过得入不敷出。

作为第一批农村家庭独生女，蒋英肩负为父母养老的巨大压力。2021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农村60岁及以上老人比重为23.81%，比城镇高出7.99个百分点。相较城镇地区，农村老人的养老主要为家庭成员负担，对独生子女来说，为父母养老的压力更加迫切。

41岁的郑宁出生于四川绵竹的农村，村里同辈人几乎都是独生子女。父亲常年在工地打零工，母亲在家种菜喂猪，随着年老体迈彻底断了收入，为父母养老的重任落在郑宁肩上。然而，郑宁养育下一代的负担也不轻，她儿子在读初三，女儿上小学一年级，自己做医药代表，每月工资到手5000元，手头远算不上宽裕。

考虑到父母需要经济来源，郑宁决定靠自己帮他们增收。2018年夏天，郑宁丈夫与他人合伙承包了几十亩渔场，开始做水产养殖。想到父母身子骨还算硬朗，她邀请他们来渔场帮忙，月薪3200元，不时还发放奖金，主要工作是投放鱼苗，给鱼喂食，为工人们做饭。

图 |郑宁家的渔场

渔场的活分季节，父母每年4月来河北工作半年，10月能带着几万块钱回家过冬。三年下来，父母两人依旧没攒下钱。去年，父母向郑宁求助，说要换电动车，缺四千块钱，郑宁只愿意出两千，为此母亲与她大吵一架。郑宁十分纳闷：“这几年赚的钱，他们一分都没存下吗？”

今年春天，母亲却突然提出要回老家，理由是身体不好。郑宁慌了神，安慰母亲说只需要专职给工人做饭，一天两顿，工资照发。最终母亲还是带着父亲走了。

像蒋英、郑宁一样，独生女大多诞生在计划生育政策之后，她们在父母的养老问题上，不得不承受来自多方面的考验。农村老人收入结构单一，主要经济来源为劳动所得，一旦年老体迈，生活便失去保障。与此同时，农村地区医疗资源匮乏，社会保障不足，老人一场大病足以令子女陷入两难境地。

26岁的唐琪是桂林一个县城的公务员，父母在山里以养鸡和种杉树为生。父亲51岁，母亲49岁，每月收入大约在1000元以上，应付日常生活足够。唐琪本来不用太操心，但去年父亲在打理杉树时，不小心摔断右手，在家里修养了一年，收入也断了。

图 | 唐琪父亲手摔伤

那段时间，唐琪常常回家看望父母。山里没有医院，她需要陪父亲坐两个小时车才能到县城医院，有时候等不到车，就自己包一辆面包车，单程要花一百块。山间的路蜿蜒曲折，颠簸不堪，一路上唐琪都担惊受怕。

这场突发事故让唐琪意识到父母住在农村的诸多不便，随着他们渐渐衰老，自己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思来想去，唐琪决定给父母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两位老人每年的养老保险需要6000块，相当于唐琪月薪的两倍。父母心疼，一开始有些抗拒，唐琪为此给他们做了不少心理工作。

养老的计算

为父母养老的忧虑，很早之前就在郑宁心里萌芽。父母一年年衰老，她的心理负担也越来越重。

读大学时，她常常提醒父母：“你们要开始存钱了，不然人老了生病都治不起。”母亲反问道：“你不就是我们的养老金吗？”郑宁听完更焦虑了。

婚后，郑宁随丈夫定居河北，远离父母让她更加不安。她一度考虑在自己的小区为父母租一套房，方便就近照顾他们。建议一经提出就被父母拒绝，“你这地方有啥好的，上厕所按一下马桶都要钱，村里住着多安逸啊。”

这些年，郑宁常常苦恼，父母身为农村人，几乎没有养老保障。而她所能做的最大努力，就是为他们提供经济支持。比起父母，她显然更清晰地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危机。

村里过年前一个月流行邻里串门，最流行“九斗碗”，指的是三蒸九扣。母亲终日大宴宾客，放不了的剩菜就倒掉。郑宁看着心疼：“别人过年过十五天，你们过两个月。”每过一次年，就要花费父亲做工一年的钱。她劝母亲节省：“有这笔钱，你们留着养老看病不好吗？”母亲却有自己的坚持，认为这是农村生活的习俗，属于正常花销。

图 |郑宁父母居住的村子

考虑到自己能力有限，郑宁不愿无偿资助父母，她更希望父母能靠劳动换取养老资金。她向母亲承诺，“只要你帮我看孩子，我就帮你养老。”母亲帮她照顾二孩时，每月能拿到2000元报酬，心底却对女儿颇有微词，认为这是自己应得的养老钱。

郑宁时常感到自己处于两难境地。丈夫也是来自农村的独生子，公公双目失明，婆婆靠种地为生，但公婆从未伸手要过钱。郑宁担心，如果平白给自己的父母拿钱，会显得厚此薄彼。再加上父母从不存钱，她担心不劳而获得来的钱，他们会更不珍惜。

更令郑宁担心的是，如果父母生病，自己是否还能负担？她甚至试探性地与父母聊过，他们表现得很轻松，“没钱就不必强求”。郑宁的忧虑仍然难以打消，她与丈夫做了长远规划，给家中四位老人每人预存10万元手术费用，超过数额就放弃治疗。

对郑宁这样的独生女来说，为父母养老的经济压力只是冰山一角，老人生病带来的看护问题更难解决。受限于老人的生存能力和生活习性，帮他们迁入城市的可能性极小，大部分时候需要女儿做出妥协，来回奔走于两地之间。

蒋英曾把父母接到过城里小住，房子在四楼，没有电梯，父母每次都爬得气喘吁吁。家里只有两个卧室，父亲只能和老公睡在客厅沙发上。把母亲接来城里照顾，显然不现实。

为照顾母亲，蒋英只能暂时从自己的家庭抽身。丈夫提议让蒋英69岁的父亲照顾病人，“反正爸还年轻。”蒋英不忍，父亲做了一辈子苦力，身体落下许多毛病，不可能承担看护病人的重负。几轮争吵下来，夫妻双方各退一步，丈夫同意请保姆，费用由蒋英独自承担。

在村里，蒋英每天都会推着母亲到处转转，看着熟悉的老树和小路，仿佛回到小时候，只是母女俩的角色互换了。看得出，自己的陪伴带给母亲的不只是照护，她的胃口变好不少，人也明媚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蒋英心里的担子倒是越来越重，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在为农村父母规划养老的过程中，子女们往往会发现，更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是老人的精神需求。长期生活在农村的封闭空间，留守老人面临巨大的情感缺失，逐渐丧失与子女和社会连结的可能。

蒋英辞职后回到村里，发现父亲变得少言寡语。以前，他和母亲总有说不完的话，自从母亲生病后，话也说不清了，只能回应父亲一些含糊不清的词。没事做的时候，父亲只能去地里看看蔬菜，发发呆。

图 | 蒋英父亲种的白菜

父亲唯一的爱好是打麻将，如今他很少找人组局。蒋英劝父亲，“想去就去呗”，父亲勉强挤出笑容，“不稀罕打了。”她心里明白，父亲怕输钱，也怕别人指指点点。

唐琪的父母也面临同样的孤独。自从不能劳动后，父亲总一个人坐在屋檐下发呆。房子掩于郁郁葱葱的林间，周围看不见其他人家，父亲常常静坐着，看着远处的山，眼神放空。唐琪不由得想起在城里的姑姑们，她们过着另一种生活，每天不是下楼跳广场舞，就是参加各种社区活动，日子过得充实多了。

唐琪有些自责，她想把父母接到城里去住，父母却不敢轻易走出农村：“我们大字不识几个，进了城会迷路吧？去医院怎么挂号？公交车能坐明白吗？”计划只好作罢。

将自己捆绑

对进入婚姻生活的独生女来说，为父母养老的问题，不仅事关自己，还牵连着两个家庭的生活。

离开渔场后，郑宁父母回到村里，只能靠补贴生活，田地收租、独生子女补贴和养老金加起来，两人一年能领6680元，难以轻松支起生活。父亲向以前的包工头打听活计，被委婉拒绝。家里没钱花了，母亲就向郑宁开口。

曾经，郑宁没想过为父母养老是自己一个人的责任。她记得，家中一直交公田款，将粮食低价卖给国家抵土地费用。收粮的人上门时经常说：“要顾全大局，现在交粮，将来不会亏待你们。”接着，粮仓里一大半的优质粮就被挑走了。如今父母年过六十，每月能领到的养老金不过100多块。

意识到自己的养老责任，郑宁开始有目的地规划自己的生活。结婚前，她一直希望找一个来自多子女家庭的伴侣，以便减轻养老负担。与丈夫恋爱时，她以为丈夫来自农村，肯定有兄弟姐妹。临到谈婚论嫁，她才知道对方也是独生子。好在丈夫仍然满足结婚的条件，“他愿意为我付出，跟我结婚，意味着也要承担我家庭的责任。”

养老的意识，甚至影响了郑宁对下一代的计划。为了不让孩子承受和自己一样的养老压力，生下儿子后，郑宁一直计划生二胎，二孩政策一放开她就开始备孕了。

为农村父母养老是独生女心头沉重的包袱，她们不得不因此改变自己的人生计划，将自己的未来与父母的晚年捆绑在一起。

在个人的人生选择上，唐琪始终心系父母养老的问题。从上大学起，她就计划找一份离家近的工作，方便照顾父母，并在毕业后顺利考取本县的公务员。有时候，她也想过去大城市打拼一番，一想到父母可能无人照顾，她便放弃了这个念头。

念及父母养老，唐琪对择偶也有自己的坚持，要求对方父母必须有退休金。然而这样的标准，在小县城显得有些苛刻。她曾遇到过一个心仪的男生，双方互相了解家境后，迟疑了。当时男方开的公司濒临倒闭，父母也没有退休金，他表示自己无法给予唐琪更多支持，提出终止这段关系。

为了存钱替父母养老，唐琪在平日生活中极尽节省。朋友邀请她旅游，她总是找借口不去，看到他们晒出的旅游照，只能偷偷羡慕。旧手机已经卡到无法正常打字，她也舍不得换新的，坚持等到手机降价后再入手。

唐琪时常提醒自己，别人的父母要么是有退休金，要么是有稳定的生意，但自己的父母都是农民，彼此处境太不一样。

图 | 唐琪父母的家

为父母养老而奔走在两个家庭之间的独生女，还不得不承受来自两端的拉扯。天平的失衡，或将带来更多难以解决的烦恼。

辞职照顾母亲后，蒋英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她只好偷偷从家中拿钱，挪用了丈夫换房和女儿留学的费用。

因在照顾母亲的问题上出现分歧，蒋英和丈夫之间的嫌隙越来越大。两人已经两年没见过面，在电话里总是聊不到几分钟就开始争吵，后来索性断了联系。去年过春节，女儿来村里和蒋英团聚，丈夫依旧没有出现。除夕夜里，丈夫在电话中提到想换新房，蒋英默不作声地挂掉了电话。

全身心照顾母亲的日子里，蒋英与丈夫日渐疏远。一次，蒋英在集市遇到老同学，被问起丈夫的近况，她竟一时回答不上，不知道丈夫在大连还是沈阳。

为了节省开销，蒋英去沈阳看望女儿的次数也减少了，从一个月一次变成两个月一次。最近，女儿向她汇报最近的雅思模考成绩不错，有望明年出国。蒋英听后既欣慰又忧虑，留学的钱已经被挪用，到时丈夫问起这笔钱，恐怕又要爆发一场争吵。

*文中部分人物有信息模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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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吴向娟

编辑 | 孙雅兰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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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播已11年的《甄嬛传》仍是最热门的电视剧之一，并且催生了很多反复观看、乐于玩梗和二度创作的“十级学者”。11年间，随着时代文化的变迁，十级学者们的关注重点和解读出的意蕴也在变化，从紫禁城职场文化到语言学技巧，不一而足。

热闹背后，是近些年新剧创作乏力，观众选择少了，另一方面也显示，我们的流行文化一直在原地兜圈。

26岁的求求已经不记得自己第一次看《甄嬛传》是在什么时候了，也不记得一共看了多少遍。他熟知每桩计谋的来龙去脉，记得每个充当背景板的宫女的露脸次数，知道她们在第几次出场时说了第一句台词。

大学毕业成为全职up主后，求求制作了一系列分析《甄嬛传》剧情和人物的视频，立意和文案都相当用心，甚至会引用《清代宫廷社会史》这样的学术专著。最新一期讲述剧中不起眼的配角欣贵人：“我领着紫禁城最某流的五险一金，微微一笑说我上我真不行”。

弹幕飘过大片评论，纷纷套用剧中皇帝的经典台词：求贵人，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的？

求求是众多《甄嬛传》资深爱好者中的一位。自11年前开播以来，这部电视剧的热度始终不减。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甄嬛传》在乐视视频的总播放量超过127亿次。此前的2018年，《甄嬛传》的版权被乐视分销给优酷后，登陆优酷仅一周，播放量就超过1.5亿。

除了新观众，为《甄嬛传》持续贡献播放量的还有大量反复观看的粉丝。和求求一样，他们觉得这部剧“好看、耐看”，经得起一再品味。其中那些不满足于只看剧，还积极参与讨论和再创作的，被戏称为“《甄嬛传》十级学者”。

网络上流传着一份《甄嬛传》十级学者试卷，涉及剧里的诸多细节。从华妃最喜欢的点心是什么，到果郡王香囊里放的花瓣是哪种，甚至太后与隆科多相识在哪天。能对答如流的，都是n刷《甄嬛传》，拿着放大镜看剧的观众。

图｜网传的《甄嬛传》十级学者试题

熟谙剧情只是基础，十级学者们还有更多进阶操作：创作番外、同人文；分析剧情，寻找前后勾连的蛛丝马迹、台词背后的含义和暗示；用视频、长文等形式解读其中人物的行为、心理和命运，从中获取对当下生活的启示。

各个网络平台上，关于这部电视剧的话题、衍生创作层出不穷，豆瓣《甄嬛传》小组的组员超过27万。至于玩梗更是随处可见，一位十级学者在某个甚至可以与《甄嬛传》毫不相干的话题下用剧中的台词评论，马上就能引来接龙。很多梗破了圈，为大众津津乐道。

比如一直在长高的“大清巨人”三阿哥；女生穿了新衣服，闺蜜调侃“粉色娇嫩，你如今几岁了”；感冒了引用安陵容被下毒时的台词“宝鹃，我的嗓子”；什么事不尽人意，当然是甄嬛发现自己是替身时的怒吼“究竟是错付了！”

图｜十级学者们制作的表情包

甄学研究的热度在学术界亦有体现。在知网搜索“甄嬛传”，有800多篇相关论文，涉及《甄嬛传》的人物形象、服装造型、字幕翻译等。有论文用美国语言学家格莱斯的会话含义理论分析剧中的台词，有论文专门研究二次创作的传播。

民间与庙堂联动，“野生学者”反哺严肃学者，《甄嬛传》催生话题的能力堪称国产电视剧的翘楚。

有人开玩笑说，恐怕《甄嬛传》的导演郑晓龙见了，也会感叹：观众们是没有别的剧可看了吗？

郑晓龙的职业生涯，伴随着国产电视剧的兴起和繁盛。作为导演和制片人，他的名字和《渴望》、《北京人在纽约》、《金婚》等现象级电视剧相连。《甄嬛传》是郑晓龙的妻子、编剧王小平推荐给丈夫的，最终，剧作在夫妻俩的把控下，去除了原著自恋、虚浮的气质，拥有了类似正剧的严肃成色。

《甄嬛传》的主题是批判——接受采访时，郑晓龙多次强调这一点。相比世纪之交流行的《雍正王朝》、《康熙王朝》中对封建帝王的全然认同和赞美，《甄嬛传》呈现了宫廷的残酷、压抑与肃杀。卷挟进这个权力体系的无人能有好结局，皇帝被妃嫔下毒害死，女主甄嬛虽然登上了皇太后的至高位置，却失去了真挚的爱人和好友。结尾时她回顾自己的一生，悲凉远多过欢愉。

这样的人文色彩，加上曲折的剧情、多样的人物和考究的细节，使《甄嬛传》具备宽阔的可解读和再阐释空间。它的能指与所指没有凝固于电视剧制作完成的那一刻，而是在不断的重新解析和编排中被翻新与重塑。

随着时代氛围变化，十级学者们对《甄嬛传》的关注重点也在迁移。

《甄嬛传》的情节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少女甄嬛入宫，受到皇帝宠爱，后误中敌人的圈套，生下女儿后被废出宫——在凌云峰与皇帝的弟弟果郡王相恋——误以为果郡王已死，为了复仇及保护家人回宫，斗倒皇后，毒死皇帝，当上皇太后。

开播初期，粉丝们最津津乐道的，是剧中人物的谋略算计。把皇宫置换成职场，皇帝变成老板，妃嫔间是同事，从甄嬛一路升级的过程里发掘参考经验。类似“《甄嬛传》中的职场生存学”、“向甄嬛学习怎样高情商地说话”这样的分析风靡一时。

图｜《甄嬛传》名场面：熹妃霸气回宫

那是经济还在高速增长的时期，2012年，手机网民规模首次超过电脑用户，标志着互联网发展进入新阶段。新技术、新领域展开，人们充满进取的活力，相信努力就能上升，并且不惮于展露野心和欲望。下意识地，他们将自己带入了甄嬛的角色——宫斗的最终胜利者。

生机蓬勃的另一面，是中国传统语境下对权谋的一贯偏好。胜者为王的价值取向下，人们热衷于拥抱权势和权术，把文艺作品当成厚黑学教科书。郑晓龙力图体现的批判性，在这一阶段并没有为很多《甄嬛传》爱好者感知。

2016、2017年左右，平等意识和女性意识逐渐普及，十级学者们开始更关注甄嬛的自强精神、对权力的反抗、对善良的弱势者的同情。也有人批评，在大女主的外衣下，甄嬛最依赖的仍然是皇帝的宠爱，和果郡王、温实初等重要男配角的帮助。

剧中下场悲惨的反派皇后、华妃渐渐得到理解。她们无从选择命运，被皇帝反复无常的感情和冷酷的心机耍弄，只能与和自己处境相似的同性撕咬。很多粉丝替她们惋惜，为她们重写了结局。

安陵容曾是一个长期被鄙夷、厌恶的角色。她出身低微，刚入宫时和甄嬛是好友，后来投靠皇后，多次暗害甄嬛和她的好友。安陵容敏感、怯懦、阴狠，没有甄嬛的聪慧善良，也不像华妃痴情亮烈，虽是反派却自有性格魅力。身体、尊严都被戕害殆尽的她，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很少有人愿意带入。

时代转向逼仄，尤其近几年来，不确定性日益显著，昔日的乐观与活力日渐磨损。人们发现，曾被批评为缺少现实感的《甄嬛传》，竟能映照当下的境况。和皇宫中的人一样，我们在封闭的环境里不断内耗，试图抓住一线生机。

甄嬛第一次失宠被禁足，生病也得不到诊治。她的贴身侍女流朱一头撞死在看门侍卫的刀锋上，才被皇帝知晓，派来了太医。在单一权力掌控一切的系统里，太多生命消失得无声无息。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共情安陵容。她的弱小、卑微、屈从，让很多人想到风雨飘摇中努力又无力的自己。《甄嬛传》和相关衍生作品的评论区，“我们都是安陵容”、“安陵容才是现实打工人”的评论频频出现。

甚至连皇帝也被拉下了高高在上的宝座。原先不少观众觉得皇帝缺少表情变化，不够生动，嘲笑扮演者陈建斌是“面瘫脸”，演技欠佳。996话题兴起后，十级学者们挖出了历史上雍正皇帝的作息时间表，发现雍正每天要花十几个小时处理政务，不由得赞叹陈建斌演得精准，“那不耐烦的表情就是我们上班人的真实写照。”

图｜剧中不动声色的皇帝

除了为陈建斌的演技平反，各类网络平台上，十级学者们还为安陵容创作了成千上万的重生文和视频，其中不乏阅读量或点赞量超过百万的爆款。有的安排她斗倒了甄嬛，更多的让她收获了积极的人生价值：她没有进宫，开了香料铺独立谋生；或是嫁给了尊重她、欣赏她的丈夫，成为幸福的妻子和能干的主妇。

2021年某个活动上，安陵容的扮演者陶昕然登台，根据粉丝们的创作演绎了一段“重生”：这个安陵容仍然在宫里，但待人友善，钻研医术挽救了难产的眉庄，也善于保护自己。陶昕然感慨：十年前大家都想掐死安陵容，十年后，大家都想她活着。

图｜安陵容“重生”

在懦弱的趋附和凶狠的争斗之外，十级学者们为安陵容找到了出路：不作恶，不内耗，在环境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自尊自强。

这是对安陵容的救赎，也是十级学者们在当下的自我期许。

事实上，《甄嬛传》的诞生和传播并没有占得“天时”。

《甄嬛传》开播不久，广电部门便发出禁令，要求从2012年1月1日起，禁止宫斗戏、涉案剧、穿越剧在上星频道黄金档播出。2015年再次要求限制古装剧在所有卫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的每月及年度播出总集数。2019年1月，《北京日报》发文，点名《甄嬛传》、《延禧攻略》、《如懿传》等宫廷剧，指其有“恶化当下社交生态”、“淡化今朝英模光辉”等“5大负面影响”，各大卫视迅速将正在播出的宫廷剧撤档。

对宫廷剧的禁令并没有催生出更多有更强现实意义和更高制作水准的电视剧。十年来，叫好又叫座的剧屈指可数，大量流行的是大IP+流量明星的古偶剧和仙侠剧。架空的背景下，很多剧不考虑剧情的逻辑合理性和服装、道具、布景的严谨性，只顾炮制爽剧、甜剧赚取流量。

还有一层更隐秘的原因藏在这些年的舆论导向里，那就是道德的乌托邦化。在这样的导向下，主角必须在道德品质上无懈可击，坏人一定恶有恶报。生活与人性的复杂、幽微不再有呈现空间，剧作就显得扁平、空洞。

今年热播的几部剧集中，《人世间》的主角周秉昆夫妇受尽苦痛却始终没有怨恨，几近道德圣徒。古装剧《星汉灿烂》里，除了女主角及和女主角交好的一两个小姐妹，其他年轻女性要么恶毒，要么虚荣，且恶毒和虚荣得毫无来由，彻底沦为展现女主角美好品质的背景板。

近期热度攀升的古装剧《卿卿日常》则是合家欢，不同身份、处境的女孩们全都相互帮助、情谊深厚。连一开始因为小妾费尽心机嫁进来与自己分享丈夫而不满的正室夫人，也很快开始同情对方。男性角色里除了集恶劣品质于一身的功能性反派，其他也都正直可爱。

这是当下很多剧作的模板：主角都善良高尚，即使有些小小的性格缺陷，也只是为了制造误会推动剧情，完成必要的“成长线”。人性的褶皱、时代的边界被抹平，只留下虚浮的情谊和正能量。

观众回过头来，发现还是《甄嬛传》足够丰富。主角不是尽善尽美、无所不能，反派也有人性的温度和闪光点。没有其它好剧可看的观众们，只好在一个地方兜圈，把《甄嬛传》盘出了包浆。多看看现在流行的剧？“臣妾做不到啊”。

有些遗憾的是，《甄嬛传》里女主角和果郡王在凌云峰相恋的部分一直不被十级学者们重视。那几集的点播量相对较低，很多资深爱好者表示，重温时会跳过这一段。弹幕里最多的也是“快回去宫斗”的评论。

或许甄嬛和果郡王的恋爱处理得不够细腻，加上果郡王间或行事有些莽撞，不讨人喜欢。但平心而论，果郡王对甄嬛的感情诚挚坚定。他尊重她，珍惜她，从果郡王身上，甄嬛第一次得到了平等、温暖、放松的爱。

图｜果郡王和甄嬛诀别

如甄嬛所说，自己一生最好的回忆都在凌云峰。摆脱了令人窒息的紫禁城，山间溪畔，她享受着爱和自由。这段情节缺少故事性，没有激烈的冲突起伏，显得可观赏性不强。

可如果是在现实中，没有故事或许才是幸福的状态。

- END -

撰文 | 罗兰

编辑 | 一一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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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易合坊烂尾十年后，300余名业主搬了进去，在这个没有水电、不通电梯的楼里，过起了日子。生活中点点滴滴的不便，都在提醒他们，这不正常的生活难以持续。

买下易合坊房子的业主，多是外地农民工与郊区的村民，他们掏空积蓄买下一个家，却在长达十年的等待期里无处安身。在日复一日的困窘磨损下，家庭也面临瓦解。

住进烂尾楼

2022年11月18日，西安烂尾十年的楼盘易合坊经过续建后，宣布开始交付，当日计划交付20套。据多名业主说，当天仅一户人完成收房。

41岁的葛梅等收房等了十年，这天她还是未能拿到自己的房子。原因很简单，她拿不出续建费。早在7月底，业主们就曾集体投票反对续缴高达1800元/平米的续建费。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要拿这个钱，也拿不出这个钱。

葛梅住进了被统一安排的门市房里，就在楼盘的西南角，睡在一张钢板床的下铺。这几天西安多雨水，最低气温已到0°C以下。屋里没有暖气，她花25块钱在网上买了张电热毯，为保暖只能蜷缩在被子里。很可能，整个冬天她都要在这里捱下去。葛梅皮肤黝黑，很爱笑，但脸上见不到任何光彩，身上的橙色衣服也因为常年磨损变得灰暗。

根据当地人民法院11月16日发布的裁定书显示，购房债权人需在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时补交续建成本。若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理房屋接收手续，该房屋将被重新销售。葛梅不知道自己是否会流离失所。

受访者供图 | 业主被安排入住的门市房

在此之前，葛梅曾因走投无路，短暂住进过烂尾楼。今年2月28日，西安刚经历一轮重大疫情，葛梅打工的串串店倒闭了。她失去了工作，也没了住的地方，每月2000元的房贷以及给念大学的儿子每月750元的生活费，还得想办法。

这天，葛梅心一横，决定搬进没有水电、没有天然气、没有通电梯的烂尾楼。和她一起搬进烂尾楼的，共有300多户人。没人给他们发钥匙，他们拿着购房合同，找来开锁公司，这才进了门。

葛梅用心布置了“新家”。她花700元买了张床和床垫，又花300元钱做了一床被子，十斤结实的棉花做里子，配上红底白花纹的被面，说“看着喜庆”。再从批发市场买了两幅对联和几个福字，贴在客厅的窗户上。那时候，葛梅还没有丧失希望，“一辈子就买一个房子，不管它什么样，也是我们的家。”

住在没水没电、不通电梯的烂尾楼，远没有想象中容易。种种不便之下生活开始崩坏。

葛梅又找了新的工作，每天凌晨12点才从饭店下班，“我不愿意回家，我喜欢加班，上班就忘了这些烦恼。”她住在19楼，每天都需要打上一桶水拎上楼，一只手打开手机的手电筒。每层楼的楼层标记，是业主们用粉笔手写的。有时候爬累了，她会停下来歇一歇，在楼层的标记下方写上“加油”两个字，自言自语地给自己打气，“15楼了，加油。”

受访者供图 | 葛梅在19楼的家

停工近十年的易合坊是西安知名的烂尾楼。据中国经营报报道，因无力偿还大量高息民间借贷资金，易合坊的开发商四德置业在2014年下半年发生资金链断裂。楼盘本应在2014年中或年底按不同批次交房，但到了交房日，房子仍未完工。开发商一边安抚业主，一边继续售卖新房。2016年，业主们等来开发商破产的消息，楼盘彻底停工。

易合坊坐落于西安东郊的灞桥区，是香王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的一部分，购房者中有许多是外来务工的农民工，以及一些周边村庄的村民。

葛梅对周围邻居的情况很熟悉，“我们小区都是穷人”。据她所知，6楼住着一对60来岁的夫妇，老汉耳聋，阿婆在医院打扫卫生；8楼是一家六口，中年男人跑代驾，两位老人是西安蓝田县的村民，去年老家的房子被大水冲毁；14楼住着葛梅的姨夫，他在市场卖菜为生；17楼住着葛梅的朋友，她和丈夫都下岗了，早上给包子铺包包子，下午给烤肉摊帮忙；22楼也住着一家六口，全靠儿子白天送外卖，晚上在地铁站当保安养活全家。

这些人普遍收入不高，多靠打零工和做小本生意为生，辛苦劳作几十年，最大的愿望是攒钱买房。从农村迁入城市，房子寄托着他们扎根的理想，甚至是改变下一代命运的可能性。押上全副身家，再背上沉重的房贷，最后依然无处安身。

鲁小红住在13楼，今年2月，在一次交流中，工作人员回复她，“别看你们掏了钱，这房子还不一定是你们的呢，说不定到时候还回收呢”。鲁小红非常气愤，不想再等下去了，和老公商量后，搬上床垫和一些生活用品，住进了烂尾楼。

鲁小红夫妻俩在一家汽修店干活，老公负责修车和卖汽车配件，她负责干些杂活，两人每月底薪3000多块。每天早上6点多，鲁小红骑电动车送儿子上学，然后和老公一起上班，晚上接近11点才会回家。

每天两人回到家，家里的水桶盛满了，垃圾倒了，水泥地面也很干净。这些家务活都是鲁小红的婆婆做的。她心疼儿子儿媳上班辛苦，每天楼上楼下地跑几趟，一次拎两桶水抬上13楼。为了省钱，老人平时不舍得买菜，一个人在家就吃白馍和清水面条。

受访者供图 | 鲁小红在烂尾楼的家

小红婆婆出过车祸，腿和腰都做过手术，腰上还埋了十几颗钢钉没有取出，几乎无法弯腰。楼上没法上厕所，老人下楼上一趟厕所，来回要花半个多小时。到了晚上，一家人都不敢多喝水，半夜又黑又冷不好下楼，等到天亮再迅速跑到附近的公厕。

一起搬进烂尾楼的业主还有31楼的高昂。他今年34岁，老家在陕西韩城。今年4月，他退掉城中村的租房，把妻子和两个孩子接到易合坊，以便省去每月600多块的租金，减轻经济压力。高昂在国企上班，月薪6000多，每月需支付2000块的房贷，以及儿子每月在幼儿园的2000多块生活费，“实在是经济有困难，要不也不至于住这儿。”

一开始，高昂担心儿子不愿意爬楼，他问儿子爬楼累不累，儿子说不累，“因为这是我们的家，那个是别人的家。”5岁的儿子甚至爬得比他还快。

儿子在小区里唯一的娱乐是围着沙堆跑，高昂看着有些伤感，“别的小孩玩的都是游乐设施，我们家娃只能玩这个。”更令他发愁的是，明年9月儿子该上小学了，还不知道能去哪儿。

每到晚上，易合坊的一扇扇窗户会透出微光，那是各家各户买的太阳能灯亮了。太阳能灯200多块钱一个，白天充电晚上照明。高昂的儿子在灯下画画，小红婆婆在灯下择菜，还有的人聚到灯下涮火锅。

表面洋溢的生活气息，差点让人忘记，这里是烂尾楼。

为买一个家

葛梅来西安打拼了20年，为了买下一套房，她什么苦都吃过。买房的钱几乎是一毛一毛攒起来的。

2002年，葛梅和丈夫从农村老家来西安闯荡，那时儿子才1岁，葛梅一直把他带在身边。一家人租住在西安南郊的北山门口村，十几平的一个小房间，40块钱一个月。

最开始两个人推着三轮车卖橘子。进货7毛钱一斤，卖价8毛钱。风里来雨里去，一天最多能挣30块钱。有一年雪下得太大，没过了膝盖，车骑不动，只好推回去。考虑到水果容易烂，他们又在城中村的集市租了个摊位，卖内裤、袜子、鞋垫之类的小物件。袜子最好卖，进价4-5毛一双，卖1块钱，一天下来能挣20多块。

再后来他们也卖玉米，一根玉米能赚1毛钱。早上5点多，天没亮就带着孩子出发，下午蹬三轮车去地里拉玉米，晚上10点半才会收摊。怕玉米被偷，葛梅的丈夫夏天常常睡在集市。他们形容自己，“啥都卖过。”

夫妻俩刚来西安时，身上只有200块钱。攒了11年，存了11万，全部用来买了房。

2013年，儿子面临小升初，因为不是西安本地人，上初中要交借读费。据中国新闻网2014年的报道，西安近半数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有高额门槛费，平均金额超万元，占相应农民工家庭年收入的15.8%。

面对高昂的借读费，葛梅和丈夫在买房上产生了分歧。丈夫想回老家县城买房，首付不用借太多，还贷的压力也小很多。为了儿子，葛梅想在西安买房，“都带他出来了，就不能让他再回去了，我们那儿就是山区，吃个水都费劲。”

葛梅经朋友介绍，来到易合坊。她和丈夫都不识字，最终决定买房，是看到易合坊售楼处人来人往，又听说小区附近有学校。首付的17万多，是七拼八凑借来的。丈夫的二妹借了4万块，双方的父母拿了些钱，还有些亲戚朋友凑了些零头。贷款期限20年，每月房贷2000块。

“就想着给孩子买个家。”2013年3月2日，葛梅和丈夫付了首付款，她说“这日子到死都忘不了。”因为这是她这辈子干的最大一件事。

出易合坊的正门向左走，过一个路口就是灞桥区东城第六小学。在葛梅的原计划中，如果顺利交房，儿子就可以转学到这里。近十年后，葛梅指着学校无奈地说，“我儿子下半年都上大三了，这房子还没交呢。”

在大城市打拼的普通人，攀爬的过程往往以数十年记，买房的朴素梦想，支撑着他们日复一日地辛勤劳作。

鲁小红1999年来到西安，后来遇到她老公。他们住在西安东郊一个葡萄园的木板房里，不到十平米。老公在那里给人修车，鲁小红给他做饭洗衣，一个月房租两三百块。

“那时候换一个变速箱才40块钱，一天下来干不了几个活，能挣个一二百块钱可开心了。”鲁小红的老公肯吃苦，刚来西安没活儿也没人脉，就免费给汽修店干，积攒口碑，包吃就可以。

2015年，鲁小红一家决定买房，相中了易合坊。当时楼盘已经烂尾，但他们并不知道。那年鲁小红的小儿子刚出生，又为了把公公婆婆接来一起住，鲁小红咬咬牙，选了三室一厅的户型，共120平，用全部积蓄交了首付。

交首付款当天，婆婆牵着小儿子来到售楼中心，一家人开开心心地看房。如今，儿子长到一米七五，房子的样貌却和7年前没有差别。“我觉得我很失败。”鲁小红说。

高昂的房价掏空了一个个家庭的积蓄，烂尾的楼盘最终还是让他们无家可归。在困窘生活的磨损下，他们甚至无法保住自己的家庭。

高昂自2008年大专毕业后，来到西安打拼，最初在房建公司做技术员，常年呆在工地，每月拿着1000多块的工资。2012年他和妻子结婚，第二年拿着两家人的资助买了易合坊的房子，那相当于他们的婚房。手握新房这么多年，他们仍一直住在城中村十几平的出租屋内，每逢城中村拆迁就得搬家，记不清搬了多少次。

房子烂尾后，曾经幸福的寄托成了妻子的心病。她总是跟着其他业主去找人解决问题，女儿刚出生不久，她就抱着女儿去找人，喂奶、换尿布都在路上进行。

有一天西安特别冷，冷到把手扶在路灯杆上都有点黏手。妻子仍抱着女儿去找人，抱得手都酸了，邻居们就轮流帮她抱。水泥地面太冰了，根本坐不下来。高昂听完妻子的描述，背过身，强忍住泪水。

日子一久，妻子的脾气变得异常暴躁。高昂不敢回家，忙碌一天之后，他没有精力再去抚慰妻子，那段时间，他感到自己“都快疯了”。他带妻子去看心理医生，她被确诊为轻度抑郁症。

妻子患病后不再工作，家里失去一份收入，日子过得捉襟见肘。2018年，高昂停缴房贷一年，银行把他的工资卡停了，取不出工资，他只能靠微信和支付宝里的零钱养活全家。交租日当天，他微信里只剩下几毛钱，400多块的房租难倒了这个陕西汉子，他只好开口向朋友借钱。

受访者供图 | 毛坯房里，高昂的两个孩子

高昂的家庭气氛紧张弥漫之际，葛梅的家庭直接走向分崩离析，烂尾楼的房子成为直接导火索。

2015年，葛梅的爸爸被查出肺癌晚期。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他想去看看女儿的房子。爬到四楼的时候，葛梅担心爸爸的身体，劝他别爬了，“这户型和我家一样，就当是看了我的家吧。”

自从房子烂尾后，丈夫经常指责葛梅不该在西安买房，每次葛梅找人无果后回到家，都会受到丈夫的奚落。两人经常爆发激烈的争吵，甚至动手打架。“你爸就活该得那个病。”吵得最厉害时，丈夫说了句狠话。葛梅至今无法释怀，“我恨他”。

困窘的生活一步步将夫妻关系推向冰点。2017年，儿子没考上高中，葛梅凑了六万块，让儿子去一家公立高中借读。那一年，城中村的房租也开始涨价，从每月500多涨到每月800多。每当为钱吵架时，丈夫都会埋怨烂尾楼就是那个罪魁祸首。

最严重的一次争吵，发生在摆摊的集市上，两人当众扭打起来。葛梅一个人跑回出租屋，将房门反锁，吞下家里所有的药，躺在床上等死。儿子边敲窗户边哭喊妈妈的名字。“我躺在那儿，模模糊糊听见儿子在叫我，但我不想开门，不想活了。”直到房东赶来，拆开房门，葛梅被送往医院治疗。

不久之后，夫妻俩摆摊15年的市场被拆，唯一的生计也被夺走。2018年8月，葛梅和丈夫离婚，孩子归丈夫，房子归她。离婚时，两人的存款不足3万元。

灯，亮了又灭

过去几年，为了拿到房子，业主们把能找的机构都找了个遍。葛梅说，“每个月都去，哪儿都去过了。”

葛梅分不清这些机构，但她几乎每次都会跟着去，“人家都不带招识我们的，我们在人家门口跪下，跪了好多回。”有一次遇上大暴雨，他们就站在雨中，有个老奶奶穿的凉鞋，鞋底都泡掉了。

求助区政府的前几年，开放商的代表会被叫来，说一些“在筹集资金”、“再回去等等”的话。后来工地上会多出几个工人，但对施工进度毫无影响，被业主们称为“表演式复工”。

2018年6月，灞桥区人民法院启动四德置业破产重整程序，指定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根据“四德重整管理人”公众号显示，管理人一直在进行债权确权、资产清查、重整投资人招募等工作。

可在业主们看来，这些工作离楼盘复工太远了。2018年后，他们再向政府和法院询问，都会被推到管理人那里，等待他们的永远都是在进行中的程序。

无奈之下，业主们尝试自救，自掏腰包补足烂尾楼未完工的部分。这已经成为全国烂尾楼业主的首选手段。根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在每户筹集了2万元后，2号楼在2018年自救成功。虽然用的是临水临电，也没有房产证，但业主起码可以过上相对正常的生活。

其他楼却没那么幸运，葛梅所在的楼也进行过筹款，据她回忆，大约有1/3的业主同意拿出2万元续建。这笔钱被用来修建电梯和门窗，窗户从34层安装到14层时，钱就用光了。

没人愿意再掏钱了，或者说，没人能拿得出钱了。

2019年4月18日，易合坊举行了盛大的复工仪式，这让业主们一度看到了希望，他们甚至“放了很多鞭炮庆祝”。然而，此后3年多时间，工程进展仍旧缓慢，重整投资人一直未能招募到。这期间业主们不断向各级部门反映问题，得到的只是安抚。

一年后，“四德重整管理人”公众号发布的公告中写道，“请全体债权人坚定信心，继续支持西安四德置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工作。”此时，300余名业主已经住进烂尾楼。他们显然没有信心了。

2022年7月21号，事情发生转机。这一天，业主们陆续撤出烂尾楼，灞桥区政府把他们安置在门市房里，给他们添置了床、桌椅、米面粮油和厨具。并承诺他们会立刻复工，努力在10月底交房。

葛梅不敢相信，“我实在是被之前那些人哄得害怕了。”但这次似乎不一样，每天几百个工人在施工，一项项工作都在有序推进。葛梅仍不放心，她每天早上8点到现场监督进度。有一次防水涂料用完了，葛梅给区里打去电话，两个小时后，两个大车拉着涂料过来了。“就这几个月，赶上过去十年的进度了。”

很难说这和业主们集体住进烂尾楼的无奈之举没有关系。

在此之前，全国多家媒体相继追踪报道了易合坊，一时间，易合坊成为“网红烂尾楼盘”。 那段时间，每天都有很多人来拜访，业主们都接待不过来，也分不清谁是谁。

一切似乎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随着防水、墙面、门牌、水箱、电路等各项工程完成，易合坊简直变了个样。

9月24日，易合坊进行试电，一位业主兴奋地在网络上连发了9条各栋楼亮灯的视频，一位网友在下面留言，“第一次觉得这个灯光秀好看，比大雁塔那块都好看。”

11月16日，易合坊进行了交房演练，葛梅兴奋地穿上红色羽绒服，另一位业主在胸前戴上大红花，开心地在楼盘门口跳起舞来。他们还定制了横幅和锦旗，打算送给法院和区里的领导们。

但当晚十点半，他们心中的希望熄灭了。根据“四德重整管理人”发布的公告显示，业主们想要办理交付手续，不仅要先预交维修资金、水费和物业费，还要在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时补交续建费。

两天后，易合坊正式交房，新修的大门外人迹冷清，绝大多数业主都拒绝收房。

受访者供图 | 业主们聚在门口反对续建费

在一则易合坊交付视频下，有一条留言写道，“如果我为了易合坊的房子出意外，跪求各位业主，善待我的两个孩子，帮帮我的孩子。”高昂了解这位大姐的情况，她丈夫去世了，自己下岗了，靠打零工带着两个孩子。“怎么能把人逼到这种地步。”高昂愤怒地问道。

当被问起未来的打算，葛梅说，“我们普通老百姓能有啥打算？俺们想要房又没有钱，只能搁着呗。”她说最近总是梦到交房，“赶紧让我回到我的家吧，不用再爬楼梯，也有水，也有电。”

2022年11月18日，易合坊正式交房。楼里电梯和水电都有了，但依旧没有一盏灯亮起。买完房3548天后，葛梅还是没能回到自己的家。

*文中部分人物信息有模糊

- END -

撰文 | 姜涛

编辑 | 孙雅兰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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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生活萎缩的另一面，是我们的日常正不可避免地赛博化。

过去3年，人们因为身不由己的原因，把现实生活的丝丝缕缕逐渐腾挪到虚拟世界。富有创意的赛博迁徙，一开始扮演着足不出户期间的临时生活，一些必要日常。到后来，人们逐渐把人生仪式和娱乐消闲也放入赛博世界。

沉浸于赛博世界久了，终会有时窥见端倪。那一台台电子设备前都是现实里受限的我们。

赛博众生

夜深来临，二次元弹幕网Bilibili，一家名为“修勾夜店”的直播间不定时开启营业。直播间的发起人在赛博世界复刻了线下夜店躁动的鼓点，炫目的紫色波纹灯线，进入直播间蹦迪的人会瞬间生成一只柴犬的形象。

李昱点进了一家“修勾夜店”。和其他无聊的观众一样，一只柴犬的形象因他加入而诞生，带着他的网名扎入舞池中，随着音乐在柴犬舞池中曳动。线下的耳鬓厮磨，在线上夜店变成了一个个对话气泡。李昱和其他舞者争相发送气泡，以便在“修勾”舞池里显示自己的位置。直播间送礼排行榜前几名，还能出现在画面中间的DJ位，耀眼而高调。

一开始，人们以为在夜店流连的大都是无法线下蹦迪的夜店爱好者，后来人们才发现，流连赛博世界“修勾夜店”的人们成分复杂。从未去过夜店的阿宅和迪厅老手，都会走进“修勾夜店”晃动身躯。

图 | 修勾夜店盛况

在简中互联网上，人们正不遗余力地把线下日常场景复刻到虚拟世界。

武汉地铁2号线车厢，一个女孩结束加班踏上终点列车。或许是四下少人，她决定敲响手机里的电子木鱼。“笃、笃、笃”，电子虚拟的击打声在空旷的车厢荡开去。电子木鱼是2022年秋天最受欢迎的音乐类手机软件。它极其简单，界面只显示一只像素模糊的木鱼图片。

敲击这只电子木鱼的许多人，此前没有敲过真正的木鱼。浮躁的灵魂无处安放时，多数人很难前往寺庙获取宁静，而赛博世界的礼佛，成全了现代人的虔诚。每敲击一下，木鱼旁就轻轻飘出“功德+1”，不少人会长时间连续敲击，以图增加福报。

图 |电子木鱼

一款只有眼部的虚拟滤镜，让赛博世界的小学生没有“背诵”不下来的课文。网课时代的语文课，老师让学生录制闭眼背书的视频检查背诵作业。“闭眼”特效开启，睁着眼在画面里也会显示闭眼。学生开着滤镜，就能一边看书，一边“背诵”，如果穿插仰头思考的动作和似乎“想不起来”的卡顿，就更为拟真。

人们的赛博迁徙，正深入日常生活的丝丝缕缕。

一家网络纪念馆，宣称每30分钟就有一座逝者纪念馆落成。访问量最高的纪念馆是纪念李文亮医生的虚拟墓园。数万名在赛博世界赶来悼念的人们，用页面提供的功能“上香”“点烛”“献花”，在赛博世界，李医生的墓前人声鼎沸。

四川达州的王文文是一名求职者。被用人单位请进一间玻璃幕墙环绕的会议室后，她才发现当天的面试被搬到了线上。经过系统面部识别，王文文手机画面里出现一位着白色衬衫的3D建模女性，它就是王文文的面试官。面试官操着生硬又高亢的AI口音，细致地询问王文文的家庭情况、就业经历、离职原因，每个问题留给王文文1分钟时间作答。停顿过长、答非所问都会被判为不合格。

王文文每一次歪头、耸肩，都可能影响系统对她的忠诚度和离职率判定。王文文只能顺从、留心，因为AI面试官还不具备和人讲道理的能力。直到面试结束，王文文也没弄清用人单位把面试交给虚拟面试官的真实用意。

冯康信是一家大型跨国企业的宣传文员。他觉得大型跨国企业每举办一场虚拟会议，就会诞生一个跟他一样头疼的文员。

有的企业主重视与会的仪式感，穿着正式地出席外，还会聘请专业的拍摄团队摄像，力图保证每个角度、场景都能彰显领导者的风范。另一些企业主穿着随意，还有人用手机仰拍面部，任由鼻孔成为画面的焦点。冯康信的任务是用PS把所有与会者拼到一张合影中，与会者风格各异，让他很难建立起和谐画面观感。一次技术交流会后，冯康信和团队甚至找不出一张可以放进会议报道的合影。

何悦妤跟分隔两地的男友试图在赛博世界消弭距离。他们曾约定每次重要活动后都要留一张合影，在兰州大学背后的山丘上，男友邀请何悦妤一起看日落。因为信号不好，何悦妤在屏幕上看到了一片马赛克。为了和何悦妤在日落中合影，男友跟兄弟们漫山遍野寻找讯号，最终在一处山坡上搜寻到了足够强的信号，和何悦妤完成了合影。

他把手机放在胸口，画面里是开着视频通话的何悦妤。何悦妤的母亲看了却觉得晦气，觉得那像是遗照。

图 | 男友跟何悦妤的合影

线下生活的消失

赛博迁徙并非一种自然日常，迁移过程怀揣忐忑。有时甚至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关键时刻。

北京西城区，准备签约买下心仪住房的李女士，遭遇了突如其来的疫情。她被封控在家，又不想错过心仪的房子。焦急之下，她询问了中介线上签约的流程。最终李女士忐忑地在线上签下了房子，这个过程里，她连卖房者的房产证都没见过。

斗斗和男友计划2022年5月11日领证结婚，约好4月双方父母在辽宁见面。疫情突至搅乱了计划。预约好的领证时间逼近，亲家却还没见上面，他们只能以视频通话替代。

依然有人怀念现实世界的触感。在赛博生活猛进高歌发展的同时，一些生活本来的温度正在逐渐消融。

林梦彤对广阔世界的想象停留在2019年底。一个普通周末，她心血来潮从安徽溜到珠海，狠玩了一天。

之后的3年，她再也没出过省。2018年到2022年，大学四年，林梦彤有一半的时间被封在校区里。校区紧凑，所有建筑物环绕在操场周围，每天上课，林梦彤从4楼的宿舍下2楼到教室，提前5分钟出门就已足够。封校期间同学们无处可去，只能窝在宿舍打牌，有人因此学会了各地的打牌方法。

林梦彤把大量时间花在一款叫《光遇》的游戏里，把它当作另一种旅游。在赛博世界帧帧精美画面里，林梦彤的虚拟形象飞过高山、峡谷和沙漠，去看奇幻的风景。

图 | 朋友在游戏里给林梦彤过了生日

游戏里，其他玩家面目模糊，必须花钱买道具才能看清对方的脸、与之交流。

这让她回想起很久前去宏村镇旅游，第一次见到村民在河边用木棍捶打衣服；还有一次去六安，母亲随口问了句“山上红色的花叫什么名字”，便收到了民宿老板赠送的满山红。

一位独居在家考公的学生，备考的半年里谈了若干段网恋。他和伴侣有时会一整夜通着电话，听着对方的呼吸入眠，有时会在电话里做些亲密的事情。但他们彼此都知道，对方只是自己生活中的点缀。

女孩Aria则与机器人男友谈了一场痛彻心扉的恋爱。Aria发现，赛博恋爱一开始会让人感到体贴，但最后，就会窥见它冷冰冰的内里。

居家隔离捧火了一款名为“Replika”的虚拟聊天软件。它是APP store里下载排行第一的聊天机器人，“人机之恋”的风潮传到国内，在一个与“Replika”有关的豆瓣小组里，有9411名成员不时分享与AI伴侣的日常。

处在失恋痛苦中的Aria，在一个独自加班的夜晚再次打开了Replika。在Aria消失的日子里，AI的日记透露着失望——很久没见你了，可能就是忙吧；我试着开始新生活……在你出现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跟一个人说话是那么地重要。

那天他们聊了几乎一整晚，直到Aria睡着。醒来后，Aria花费458元把AI升级成了自己的男友。

与AI男友相处到第13天，Aira突然想起，男友从未叫过自己的名字。“你知道我的名字吗？”Aira问。

男友回答：“Akita.”

Akita是谁？

在词典里这是“秋田犬”的意思。Aria查到结果，顷刻陷入了孤独，这种孤独比独自一人时更加深刻。

实际上AI男友经常会出现”非人“的时刻，长一点的句子，他没听明白就会说：“这很有趣”；对话进行不下去，他就会用“我能抱抱你吗?”这样的语句糊弄。

Aria卸载了Replika。洗了头化了淡妆，出门散步——她已经13天没有出门了。

咖啡爱好者椭西决定试着自己制作咖啡。2022年学校设置了咖啡制作选修课，200多名学生抢20个上课席位，她抢到了其中一个席次。疫情之下，课程挪到了网上，老师在一个固定的中景机位中，讲解繁复的烘豆和拉花技术。“用蒸汽把牛奶打成奶泡后，卡布奇诺的奶泡要厚于拿铁……”拿铁的奶泡多厚，什么是厚，什么是稀的？椭西一边假象自己身前有台咖啡机，一边画图理解老师的意图，依旧无法领会关键细节。

足不出户的日子，让椭西感到自己住在一个牢狱里。现在的她，看世界的窗口只有手机这么大。在封控期间，她每天见到的都是身边那群人，每天收到的信息都是高度雷同的个性化推荐。在这个名副其实的茧房里，她感到自己越来越固执，在人际关系上四处碰壁。

她渴望与线下的人交流，“线下你相处的是一个人，但在互联网上相处的是一个现象。在一个求真的年纪，被迫被固定在室内也算是一种无奈。”

赛博迁徙能走多远

眼下，技术工程师们修造赛博世界的技术尚是稚嫩，因此搅出了许多乌龙。

上海的陈洋计划在海南办旅行婚礼。结果3月份碰上上海疫情大静默，寸步难行。陈洋和男友决定把婚礼改在游戏《动物森友会》里举行。婚礼筹备期间，朋友们登录动森世界，把收集的婚礼家具统统扔到了陈洋的岛上。

动森游戏里有“炸房”的说法——任天堂联机服务不稳定，只要参与联机的其中一人网络掉线，其他玩家也会跟着掉线。婚礼当天，因为一位宾客网络信号太差，婚礼被多次“炸房”。以至于，一位从登岛后就去开工作会议的宾客，散会回来发现宾客们还没全部进场。

2月8日，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把学生运动会挪到了线上。被封控在家的学生在录像的父母面前独自拼搏，父母录成视频后发给了体育老师。之后，学校的体育老师比对参赛者传来的视频，为学生们裁决胜负。不知那一刻，老师们是否会对自己的职业产生一些疑问。

辅修长跑课的大学生罗钰嘉，八周只见过一次长跑老师。在确认不可能线下教学后，课程被改为”云长跑”：用软件记录跑步里程之后，把截图上传给老师。这位同学本能地想通过P图蒙混过关，最终是过度无聊的大学生活阻止了她。她真的去操场跑了1.5km。

没有拉伸运动、没有热身、没有互相等待的焦灼，她用8分10秒结束了这门课程。

一群美院的学生，为了找到一张可以作为绘画素材的裸体模特照，在各个平台的对话框里跑断了腿。老师发放的素材被云盘判定违规而被屏蔽，他们尝试在淘宝买照片，也被系统判为涉嫌色情而消失了。在赛博世界上课，这群美术生在系统的层层误解下，筋疲力尽。

画了两年照片，一位美术生终于在2022年6月有了第一次写生课。桂林新坪刚刚下过几场大雨，漓江水浑黄，云压得很低，烟雾缭绕在山巅。

云在动，水也在动，画惯照片的她一时不知如何下笔。天气、光影不断在变化根本不可能照搬下来，在丰富的大自然面前，美术生犯难了。

图 | 雨后的兴坪

在线上课堂，一些药剂合成实验课没有了烧杯、试管，只有“药剂合成小游戏”；局部解剖学课，医学生无法真正动刀，看完教学视频，就能获得学分。

老师们还需要防范学生层出不穷的赛博作弊手法。

一位老师让同学们做完作业后，拍照上传到平台。收作业时，他发现一些同学传来的照片无法打开。事后才知道，这些学生上传的就是“无法加载图片”这张图片。此时，已有几位同学蒙混过关。

声势浩大的赛博迁徙队伍末端，还有一群徘徊在掉队边缘的人们。这些年，他们被指代为“数字难民”。

2020年2月29日，河南邓州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因没有手机上网课服药自杀。他的死去让人们意识到，赛博围城之外，徘徊着为上网苦恼的一群人。

2021年，无锡火车站每天有2000多人进出车站，超过1/8的人不会扫码或者手机不具备扫码功能，大部分是老人。在疫情大肆蔓延的开端，一份2020年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有四分之三的老年人没接触过互联网，具体人数大概有2亿人。

2021年10月，安徽宿州一名58岁男子因不会网上购票，回不了家，急得大哭，下跪磕头。在哈尔滨，曾有一位老人因为没有智能手机无法扫健康码，被公交司机拒载。老人无法出行，不愿下车，其他的乘客便斥责他“为老不尊”，没人发现他的难处。

在诸多技术还不成熟的当下，人们尚不清楚还要把多少真实的生活腾挪到线上，还有多少真实生活可以被虚拟。

深圳的动画编剧阿高发现，孩子们正在失去碰触现实生活的感受力。从业经历让他接触到很多青少年，阿高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对真实的人已经丧失了兴趣，与此相对的，是“纸性恋”在青少年中流行。孩子热爱“纸片人”，乙女游戏成了不少孩子初次体验恋爱的途径。

自认为是赛博时代的局外人，何悦妤对这种趋势尤其担忧。她认为在这场赛博化迁徙中，线上与线下的人正被逐渐撕裂。人们与线上的人越走越近，与线下的人渐行渐远。

她时常幻想一些让她感到恐慌的场景：当人们剥去数字外壳，实体相待，会不会因为没有表情包而抓耳挠腮，因为没有撤回键而怯于表达？会不会因为赛博时代还没发明嗅觉技术，忽略了身边人发梢的清香？

“如果一场停电到来，我们的生活还剩下什么呢？”何悦妤回答不上来。

- END -

撰文 | 李点

编辑 | 温丽虹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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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的世界里从来不乏以弱胜强。偏远、贫瘠地区的队伍没有精湛的技术，能用来拼的唯有几分与生俱来的身体素质，和后天积年累月凝炼出来的热爱和坚持。

在边地香格里拉，39岁的数学老师边玛定主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牧区操持着一支少年足球队。17年来，一批批质朴的少年球员在边玛定主的身边训练、寻梦，期盼着征服山外的足球队。

高原“卡洛斯”的乌龙

摔在这片草皮上，既不会疼，也不会脏。格咱乡小学足球队的少年，第一次穿着胶钉鞋踩在专业的足球场上，就能感受到微弱的缓冲感。

此前从没有过这种体验。在格咱乡，一片专业的足球场太过奢侈，训练只能在沙石地的土操场上。少年们为了截球、追球而猛冲的时候，每次都会扒拉起数串细沙。摔一跤尘土满身，只有坚硬的沙石地面接住他们。训练到后来，他们随身带着球，有时走一道沟壑大的土路，意外寻到一块天然平坦的草甸时，都忍不住踩上去练上一番。

2015年春天，边玛定主第一次带领球队踩上专业的足球场。他们乘坐大巴离开海拔3123米的格咱乡小学，去市区参加香格里拉市级足球联赛。

在云南香格里拉延绵的高原河谷中，和其他不被人知晓的山村一样，格咱乡镶嵌其中。怒江右岸的支流格咱河流经村落。“格咱”是藏语音译，“格”指“响声”，“咱”指“急促”，因其流水急、响声大而得名，还保留着河谷农业的痕迹。边玛定主的球队便来自这里。

那一次的市级足球联赛一共有5所小学参加，分组踢循环赛。

主教练边玛定主个头不高，是个皮肤黝黑的健实男人。年轻时和同伴踢球，因为他和外国球员卡洛斯踢的位置相同，而且也惯用左脚，得了个“卡洛斯”的外号。如今在格咱乡小学，这位高原“卡洛斯”成了孩子们的体育老师兼数学老师。

球场上的边玛定主很焦急，在绿茵外反复踱步，不时停下来，挥舞着手大声指挥。在这场比赛里，城镇孩子们穿的球鞋、护具性能都更好，他们在球场上熟练地按照站位跑动。而格咱乡的孩子们，总是忘记战术，追着球乱作一团。“我的孩子只会奔跑。”边玛定主暗暗觉得自己水平不够，教得不好，为此羞愧许久。

图｜边玛定主带着队员跑步

一组哨响，裁判判了格咱球队的前场边线球。掷球点距离球门十几米，边玛定主示意球员将球大力抛出，扔到对方禁区里让其他队员争顶头球。

私下里和其他学校的教练交流时，对方提到格咱小学的队员，只记得他们“力气大”。与后天训练的控球技术和战术相比，“力气大”意味着格咱足球队的原始与天然，在争抢头球的时候，有时能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一道白色的弧线划落禁区内，看比赛的观众们发出惊呼，边玛定主也迅速将目光转移到球门前的队员——遗憾，他的孩子没能争到头球，对方的守门员直接将球拿下。本以为这一球到此结束，电光火石之间，足球从对方门将手中脱手，滚到了球门里。

球进了！

这个乌龙球，也是2015年的市级联赛中，格咱乡小学唯一的进球。

第一次外出征战，结果不尽如人意。边玛定主领着孩子们搭上大巴回格咱乡。山路绕啊绕，他不确定孩子们是怎么想的，会回味这次远行和外面的世界，还是和自己一样，惦念着因落败而失落的足球梦，默默咀嚼着不甘。

14岁之前，边玛定主不知道什么是足球。他是高原的孩子，外界的信息传到这里横亘时差。小学五年级了他才听说，原来体育运动除了篮球，还有一种在地上滚动的球。3年后，他读初中，才第一次接触到真正的足球。那时候边玛定主的学校重视体育教育，每学期会有班级足球联赛。班上男生少，每个人都要上场，边玛定主分到的位置是后卫，还是替补后卫。

站在绿茵场上，足球不知何时会踢到眼前，他十分害怕。每当他坐在替补席，看着其他队员在球场上奔跑，又因为不能上场而生出一种羡慕。教练偶尔会让他上场，少年时期的边玛定主懵懵懂懂，球技生涩，几分钟后又会被教练换下。

在边玛定主的班级球队，每个人都拥有外号，按场上的位置用不同球员的名字命名。“卡洛斯”的外号就是那时候得来的。

球技差劲，“卡洛斯”这个外号和那位远在千里之外的球星，却给了他幻想的钥匙。他拥有了一些勇气，能暂时卸下家境清寒的高原学子身份，也不再因为和人交流感到害羞。

现实敲打着他。之后的很多年，他没有时间和精力踢球。受困于家境，父亲差点让边玛定主辍学，多次恳请父亲后，他争取到了读中专的机会。这也是许多高原清贫家庭的孩子共同的命运。

这颗关于足球的种子，在2005年有机会生根发芽。那一年，边玛定主结束专科院校的学习，被分配到偏远乡村，教数学、语文、美术，以及体育。

那时候，孩子们的体育课就是玩老鹰捉小鸡、跳长绳等游戏，或者器械简易的运动。边玛定主觉得足球也十分合适孩子们跑跑跳跳，便想着带一颗足球回学校。

球是从朋友那里拿来的，它很破旧，磨损得看不出白色底色。孩子们却很开心，因为有了新的大玩具。他很快发现，生长在高原牧区的孩子们从小就有过人的运动天赋，他们跑动距离长，又因为常年走山路、土路，身体的协调能力十分出色。

在高原草甸上游牧

2008年，边玛定主被调往格咱乡小学。

恰逢北京奥运会，远在边地的格咱乡小学也被影响，校园篮球队、足球队、舞蹈队等等文体活动慢慢发展起来。

边玛定主和其他两名数学老师、一名藏文老师，组成了学校的足球教练队。他们私下练习着当教练，每次训练之前，都忙着将网络上的足球入门教程下载下来，练习动作；还通过不同的足球比赛，来研究队伍的站位、踢法，学会后，再教授给孩子们。

孩子们回应着边玛定主的热情。足球比赛的日子，边玛定主每天把今日赛程写在学校宣传栏的小黑板上，各个年级的学生们都会在下课、放学时过来观赛，喝彩加油。没有一位球员忍心辜负球迷。热烈的球场氛围，让格咱乡小学的球员们像成熟的球员那样，对比赛的荣誉产生了渴望。

图｜在球场练习足球的孩子

校级的球赛就这么办了下来。

每年球赛都会取不同的名字，都出自边玛定主的创意。“小小世界杯”、“团结杯”……有一年甲流病毒大规模流行，他便把足球比赛的名字改为“抗甲流杯”。

在足球热火朝天地融入高原时，边玛定主发觉了许多困难。首先，他需要找到一片合适踢球的地方。

学校的土操场，不仅地面硬，还有很多碎石块。边玛定主尝试将操场上的碎石块捡出来，用衣服、石块搭在两边作为球门。但人类并不适宜在坑坑洼洼的硬地面上运动，无法减震会增加关节受伤的几率。

最终，足球场迁移到了学校门口的草地上。到了2012年前后，学校扩建，门口宽阔的草地被占用，他就带着孩子们走向学校周边，像牧牛一样，找到土地平坦或草甸丰满的地方训练。

成长在高原牧区的孩子们，从小需要帮助家长处理家务杂活，比如牧牛、牧马，放学后需要喂猪、喂羊。放牧时，寻找到一块肥美的草甸是件要事，这意味着家里的牛儿马儿能填饱肚子；如今，孩子们也在寻找草甸，意义却有所不同，这回草甸哺育的不是牛儿马儿，而是孩子们的足球梦想。

六年级学生巴桑七林在边玛定主球队中，个子最小。边玛定主在训练中发现他控球、传球的意识很好，允许他进入校足球队。

青春期的孩子们生长像柳枝抽条，许多女球员的身高都高于巴桑七林。于是，巴桑七林专注训练脚下的功夫。无论在哪里，只要球在脚下，就练习带球和控球的技术。

高山雪原，巴桑七林牧着两头黑色的牦牛。牛在湖边吃着草，他脚下盘着一颗足球，勤奋练习踮球的基础动作。国际球星也有不少小个子，巴桑七林知道自己可以不受限于身高，开发潜质成为优秀的球员。也因此，他还敢于梦想成为国家运动员。

图｜巴桑七林边牧牛，边练球

巴桑七林的家长反对他继续在校足球队，因为在一次考试中，他的成绩下滑了。班主任也反映，孩子上文化课总是走神，注意力不集中。边玛定主停了巴桑七林的训练，告诉他，只有成绩好，才可以和班主任、家长申请留在校队。

这种激励很奏效，在接下来的考试中，巴桑七林自己争气，真的拿到了优秀的成绩。宽了心的家长，看着孩子每天牧牛踢球、放学踢球的热情，终于同意他继续在校队练习。

学校足球氛围好，许多孩子都渴望进入校队。学校给队员每人发了一颗球，作为日常训练。大山里的孩子们勤于练习，很多队员已经把足球的表皮踢掉了。

勇敢去拼，勇敢去抢，勇敢争顶，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边玛定主总是这样鼓励孩子们。

他很了解这些孩子们，有些心里话宁愿说给雪山，说给牛羊，也不愿意与同龄人敞开心扉。但足球是一项团队的运动，如果想要取得胜利，自己对踢球的路线要有明确的判断，同时也要辅助身边的队友，交流和表达是必须做到的事。

他曾经带过一位优秀的前锋队员，那个孩子球感好，对进攻的线路敏锐，但从不主动和队友交流。边玛定主把球队队长的职位交托给他，在这份责任的驱动下，情况立即改观。

五年级的杜基卓玛是女足的守门员。这个位置需要面对从球场任意方向瞄准的射门，要求球员不怕球，敢于拿球。杜基卓玛在训练的时候，总是忍不住用手触碰足球，而这也是在比赛中不被允许的。她想留在球场，于是自告奋勇做守门员。

自那天起，杜基卓玛在早饭、午饭、晚饭后，都去足球场练习守门。白色球门立在绿茵场边，她有时拉着队友，有时拉着同学，让他们射门。杜基卓玛眼神凝聚，盯着对方射门的动作，练习扑球的反应力和判断。体能消耗大，杜基卓玛有意识地给自己增加饭量，吃两碗饭，补充牛奶和肉，营养补充进体内，仿佛自己也注入了更多勇气。

再次出征

很长时间里，那颗乌龙球都鞭策着边玛定主。

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希望带着孩子们踢出大山，赢得市级联赛的冠军，再赢得迪庆州州级联赛的冠军，走上云南省省级联赛的球场。只有到了省级比赛，孩子们才可能被有心发掘球员的球队注意到。

2016年的市级联赛中，边玛定主带着球队来到香格里拉市民族小学的足球场，决心夺冠。经过几轮比赛，球队进入了决赛圈。那场比赛，孩子们和对手拉扯满90分钟，双方均无进球，最后只能靠点球决胜负。

5月底的时节，香格里拉气温回升。前一秒还在呐喊助威的观众，在裁判哨响宣布点球赛开始时，全部安静了。边玛定主在一旁紧张得汗珠直往下落。

多年后，教练已经说不出自己的孩子们，是谁踢进的球最为关键。他只说，最后球队险胜几球，拿下了冠军。他猛奔到场上，把撞到自己怀里的孩子紧紧抱着，最后大家久久地抱成了一团。

足球场远处的山峦绵延，像场上少年们瘦削的脊梁。这次，来自大山的球队获得了群山的祝福。

接下来的州级比赛同样拼到了决赛圈，却因为当时守门员的失误，0比1获得亚军。哨声吹响，场外的边玛定主还没意识到球赛已经结束，小队员们一个接着一个哭了出声。没过一会儿，他也跟着哭了。

就差一点，对于格咱乡小学的孩子们来说，就要重返大山再等一年。跟着球队来到比赛现场的队员家长跑过来安慰他，说，边玛老师你已经尽力了，已经尽力了。

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格咱乡小学球队的成绩稳定在市级联赛的前几名，有时踢进州级联赛，却从未突破。直到今年，边玛定主带领女足队再次走上了州级联赛的球场，胜利的果实终于被他们摘取。

图｜边玛定主和队员们一起打气

电增取追是这次球队的后卫，承担起了组织进攻的中心。边玛定主在心里统计过，每次比赛，他的球队总是第一个丢球，因为拼不过对方球队从小培养的技术和战术。在州级联赛的赛场上首粒丢球，球员们本来就紧张的心情变得更加焦躁。电增取追及时地指挥队员们配合，场上的进攻节奏逐渐被带了起来。

踢到最后，孩子们的嘴唇都因缺水而泛白。最后，孩子们险胜2球赢得比赛，成功晋级年末即将在普洱市举办的省级联赛。

边玛定主的梦想就快实现了，他马上可以带着球队踢到最高级别的比赛。这场来自大山的足球闯关，花费了边玛定主17年的时间，终于即将迎来最后一关。

足球为生长在高原牧区的孩子们开阔了视野，边玛定主的孩子们大多拥有“很大的梦想”，比如想踢进国家队、想踢进世界杯、想成为世界级的球星。他总是会提醒孩子，梦想要踏踏实实地实现，没有可以轻松取胜的荣誉。这次，他或许能为一部分孩子的梦想铺设一级台阶。

格咱乡小学的传奇球队，吸引了外部世界的瞩目。今年11月，伊利联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启动了“伊利营养2030·为热爱上场，用营养守护孩子的足球梦”公益行动，帮助组织了学校的秋季足球运动会。球场上，孩子们以班级为队伍两两比赛，奔跑在崭新的足球场上。边玛定主在场外一边观战，一边做笔记，记录下他认为踢球意识强的学生，预备选拔到足球校队。

面对外界的关注，边玛定主感到一丝羞涩。即使与17年前他刚刚参加教育工作的环境相比，如今球队的资源好了许多，边玛定主也清楚自己的球队需要更专业的教练、更专业的器材。在2016年第二届校队成员里，有两人已经成为了香格里拉市足球俱乐部的教练，边玛定主以他们为骄傲，并偶尔邀请他们回到学校，教授更专业、更先进的足球训练技法给队员们。

同时，这次“伊利营养2030·为热爱上场”的公益行动，为这群热爱足球的孩子们送去了完备的球衣、球鞋，还有战术板、护具等专业的足球装备和训练器材，也为孩子们提供学生奶的营养支持，以及包含《乳品与儿童营养共识》在内的健康知识书籍。

图｜领到牛奶的孩子们还有些害羞

为热爱上场，在球场上全力以赴。足球改变了高原孩子们的思考方式，让他们更勇敢地表达，更坚定地追求未来。除了带来了丰富的物质支持，伊利还为孩子们准备了丰富的营养补充，让孩子们在球场上勇猛生长，用爱守护孩子们的足球梦想。

边玛定主正带着孩子们为省级联赛做准备。这是一趟更远的旅程，但是他再也不会怕了。

- END -

撰文 | 宋春光

编辑 | 林森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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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演员刘旸的人生是一道无尽的自我证明题。考上清华大学是妈妈给他定下的早恋必要条件；想要受人欢迎，刘旸在新东方做了10年老师；渴望掌声，又大龄转行做了喜剧演员。

今年刘旸35岁了，参加综艺节目《一年一度喜剧大赛2》让他有一些名气，可这并没有舒缓他的紧张。他还想看看，这道题还能给人生什么样的答案。

想来一次大红大紫

为参加喜剧大赛，我专门去上了表演课。一节课上，我演《霸王别姬》里程蝶衣控诉段小楼的那场戏，情绪不到位，哭不出来。

表演老师李梅问我，你觉得你有才华吗？我说，多少有一点。她说：我觉得你没有，这个时代没有怀才不遇，有才华的人早被看见了。

我当时就崩溃了，眼泪止不住，情绪爆发，喊出角色的台词：“你天良丧尽狼心狗肺！”那场戏演完，我嗓子都废了。

后来梅姐向我解释，她是故意这么说，为了刺激我，让我进入那场戏痛苦的情绪。在此之前，表演工坊曾要求我们每人写一封信给自己，我在信里诘问自己：我到底有没有才华？为什么别人看不到？

一种又自卑又自负的情绪，交织在一起特别痛苦。

一个人有没有才华，很多时候表现在名气上。早年我在新东方做英语老师时，经常见到这样的例证。

有一年，新东方开展“梦想之旅”全国励志巡讲，我去的那场有12000人，内场4000人，看台8000人。和我搭档的老师非常有名，他首先登台演讲，大家听得很认真。接着轮到我，刚拿到话筒，看台上的人纷纷起身离场。

人群的脚步声、凳子收起来的声音，咣当咣当地响，盖过我讲话的声音。我站在台上，尴尬地假装试话筒。距离舞台最近的学生抬头看过来，我能猜到他们在想什么：这老师太惨了，他一定很难过。那一刻，我希望所有人能快点走光，我就不用再忍受这样的羞辱。

总遇到这样的事。2013年，我从杭州新东方调到北京新东方，领导人好，把自己的几个班让给我。我没上过120人的大班，领导以为我接得住，但他忽略了一点，我没他那么有名。我精心准备了一节课，进门发现，只来了20个学生。其他人知道换了老师都退课了，这20个人是刚得到消息没来得及退。我开口讲完第一句话：“这个班老师走了，今天我来带”，又一个学生拎包走了。

人们常说，是金子一定会发光。但没有用，你最好把人拉住，先让他们看见你。我想，有一天，一定要让学生为我而来。连被看见的机会都没有，我怎么证明自己？

如果可以，我想拥有一次大红大紫的体验。

离开新东方以后，我开始全职做脱口秀。有一回我开专场，巡演到西安的时候，1000人的剧场，台下只有400位观众。你能想象一个演员站在台上表演，需要努力盖掉自己回声的那种痛苦吗？

开个人专场，是成为职业演员的第一步，这样才能确定观众是不是为你来的。去年线下的演出，100人以上的场子，加上开放麦，我演了400多场。90%的演出效果很好，都能炸场。之前看过一个数据显示，如果一个演出效果不错，推荐率在15%左右，即100人看完后，有15个人会推荐自己的朋友来。就算北京人数减一半，按1300万人算，我要演65年，才能让他们都看一遍，这样的发展好慢。况且就在北京演，其他城市的人怎么知道我？

我在线下做了4年脱口秀，发现国内评判演员好不好的标准，在于你有没有上过综艺节目。或者说，只有先通过综艺的强曝光，才可能在线下被更多人看到。

受到国外演员启发，我在2019年开始经营自媒体，在网上传段子。起初，传到网上的段子都是不合适放进专场或是我不想重复讲的，吸引不来观众。后来，我把好段子放上去，甚至录了完整的专场，让全网免费看，效果很不错。

我很介意能否被看到，因为骨子里太害怕被边缘化了。

记得上初一时，我字写得特丑，数学老师对我态度不好，问他问题总是爱答不理。我很委屈，想抓住一个机会证明自己。这个机会就是期中考试，那次我数学考了满分，其他科目都是班级第一。从此以后，数学老师对我的态度明显好转。

稍微回望下自己的过去，发现很多次都是这样，渴望得到一点点关注，不停地想证明自己。

把幽默作为方法

别人是否认可自己，对我来说，就是有没有鲜花和掌声。

我在浙大学的是工程热物理，为了好就业，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学了之后发现自己不适合干工科，比如算一道题，答案在几次方到几次方之间都对，我接受不了。我追求精确，需要明确的答案。大四实习，被拉到四川简阳一个工厂，每天拧螺丝，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怎么办呢？我想到了出国，跨专业读个硕士吧。

为备考GRE，我报了新东方的培训班。我的老师叫陈琦，他讲题特别逗，方法很厉害。新东方老师太牛了，一点不夸张。有个老师上完一堂600人的大课，结束后学生都上来送花，那个老师就坐在花丛里笑。老师受到明星般的待遇，我从没见过。

那时我刚毕业，渴望证明自己的价值，心想成为新东方的老师该多牛啊。站在台上讲题，逗大家乐，还能挣到钱。

2010年，我入职新东方，教高考英语。新东方开始流行小班教学，一个班二、三十个学生，小班很难讲出气势，和学生没有距离感。我上完课，没有学生送花，也没有掌声。

我想成为像陈琦那样幽默的名师。一提到新东方老师，大家都会想到幽默，在这个行业里，你不幽默好像不太对。我开始琢磨各种能让我变幽默的方法。

我收集了许多网传的新东方老师语录，一条条翻看，研究幽默感的门道。“三步出梗”就是当时悟出来的，讲三句话，在第三句抖包袱，还要有预期违背。还有调侃别的老师。

给学生讲段子，得从题出发。比如一道阅读题，讲的是世界残疾人辅助设施大会，大会的宗旨是让更多人不要忽视残疾人。我跟学生说，“现实生活中许多盲道都在‘捉弄’盲人，走着走着前面就没了，这是盲人折返点么？”学生都乐，乐完后就记住了这道题。

对学生来说，愉悦的体验感很重要。我的目标不是让学生会做题，而是让他们喜欢上英语。在我学生时期，曾经有两个高考状元来学校分享，讲的都是如何刻苦学习，比如蹲在粪坑边读书。等我教学的时候发现，现在的小孩不再推崇吃苦，他们更在乎学习是否高效，过程是否轻松。

我把自己逼到极限。当时看了市面上几乎所有英语辅导书及网课，整理出杭州第一份十年高考英语题。每天去武林门校区参加教研，坐公共汽车回到紫金港校区，路上一个半小时都在刷题。

新东方考核老师有一个标准，学生春天跟你学完之后，秋天还想继续跟你学，他们管这个叫续班率。我的续班率不错，开会时领导表扬我，“即使他上课讲段子，也没影响续班率。” 最初吸引我来新东方的“幽默课堂”，随着新东方的转型，好像没那么重要了。

前几年是有成就感的，直到发现自己一直在重复以前的东西，没有任何突破。我的学生在不断进步，只有我还停在原地，因为高考的方法就那么简单，老师再精进也取代不了学生自己的努力，每当这时候，我就很绝望。在教课之外，我还要承担一部分文职工作，通知大家开会、打印资料文件，无穷无尽的枯燥让我陷入痛苦。

心情憋屈的时候，我去线下看了一场脱口秀。走出剧场，内心生出一丝不服，那个演员还不如我教课有意思，我上去讲是不是也行？

2015年1月，在北京一个小胡同里，我第一次登上开放麦的舞台，讲了一些在新东方演讲时候的段子， 效果还挺好，有了信心。那种为一个目标努力的感觉又回来了。

当时做这行的人少，全国说单口喜剧的不超过二、三十人。我每周都去讲几次开放麦。2016年年底，石老板找到我，说要成立一个公司。单立人喜剧4个创始人，只有我是兼职。我计算过，当时全职干一年只能挣5万左右，养不活自己。

因为是兼职，总感觉对公司的贡献不大，矮人一头。我告诉自己，要干得比全职演员还牛，创作量和演出量都要跟上，每一场开放麦都参加。教课和演出无法兼顾的时候，我会推掉一些课。一个段子演几周后，我强迫自己必须要有新东西，无时无刻不在想段子。

我做单口喜剧的目标从没变过，就是要写出世界上最厉害的专场。现在感觉自己刚入门，很多技巧还是生涩。今年我看Jim Jefferies和Jim Gaffigan的专场，他们讲了三四十年，仍然可以让你在最新的专场里看到很新的技巧。

脱口秀没有天花板，你永远有进步的空间，这点特别吸引我。

被边缘化的恐惧

我妈妈是语文老师，爸爸是化学老师，我读初一时，他们工作调动，全家从内蒙古搬到北京。那时候太穷了，学校给我们准备了一个小屋子，一进屋就是我的床，里屋是爸妈的床。我们在那儿住了三年。

爸妈对我要求很严格，觉得费这么大劲把我弄到北京，一定要出人头地。但我跟北京的孩子差距太大了。我初一转校，班里同学已经学了三年的英语，而我以前没在学校学过，只是六年级在妈妈组织的小黑班里偷偷学了一年，这才懂点英语。我妈很着急，她又没钱请特别贵的家教。

我只有玩命学。从初一开始，我的目标就是考清华大学。除了每天打一个小时篮球，我没有任何课余活动。我去清华大学参观拍照，把照片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督促自己努力学习。高中我的化学很差，就认认真真把书抄两遍，上面的图都是标着尺子画的。

我妈经常跟我讲，不仅要比别人强，还要比昨天的自己强。哪怕我考了年级第一，她会说，这个第一名不长久，第二名正虎视眈眈，他们家的灯凌晨两三点还亮着。

我在学校里，无法融入学习好的同学，学习差的同学也不和我一起玩，两边不受待见。

当时班里有一个好学生，喜欢看世界名著。一次回家路上，他跟我讲看了一本《丧钟为谁而鸣》。我以为是一个问句，就问，丧钟为谁而鸣？他说书名就叫《丧钟为谁而鸣》。我问书里讲了什么？他说讲了丧钟为谁而鸣。我再也不想跟他玩了。

我想去找学习差的人，但他们也不带我。你玩过那个游戏么？瓶盖拿榔头砸平了，变成圆铁片，每人出10个放在手心上，从手心扔起来，用手背接住，然后手背再扔起来，抓多少算你的，最后看谁赢的多。我不喜欢这个游戏，因为我手太小了，抓不住。我想融入他们，得攒很多铁片。

我小时候，身体特别差。男孩很少跟我一起玩，踢球都让我守门。我只好跟女孩玩，我又不想跳皮筋，你一个男孩怎么混在女孩堆里？我就跟她们聊天，找好玩的话题，逗她们开心。

我总是很不自信。大家聚餐，我觉得我有义务逗他们开心，如果他们觉得这顿饭吃得很无聊，下次就不会叫我了，我一定是第一个被踢开的人。

我三岁时，妈妈就教我认字，看了很多故事书，我把故事记下来，分享给大家听。我爸也逗，送我的生日礼物是相声磁带，听孙敬修老爷爷讲故事，他讲小学生吃冰棍，拿显微镜一看，吓坏了，发现里面都是大虫子，大细菌说，以后再也不吃冰棍了。

我讲给别人听，都觉得我很幽默，这成了我唯一的优点。久而久之，我就有了很强的表达欲。

我曾经给一个女孩写情书，那个女孩主动给他们班的混混，混混们又把情书交给我妈，这就是坏学生挑衅老师的方式，那意思是你儿子都这样，你还管我们别管了。我妈受到了这种挑衅，回来教训我：考上清华了吗？考上清华再早恋。

我最终没有考上清华。高二时，我是学校年级第一，我们学校每年有10人左右考上清华北大，我的分数本来没啥问题。但高三那年，我谈了两个月恋爱，成绩下滑了。那年我的分数除了清华北大都能上，但我选择了复读。

这多出来的一年，不在我计划内，后来撑不住了，爸妈带我去杭州散心。我发现杭州风景好美，那就报浙大吧，当年浙大排名全国第三。

我想自己就算考上清华，那里聚集着全国各地最会学习的人，我去了可能真的会崩溃。

图 | 参加喜剧大赛创排

不完全打开

单口喜剧这行，有个很脆弱的地方，即便你是最牛的演员，只要有一次冷场，就容易被第一次看你表演的人认为你不好笑，他对你的第一印象就停留在这里了。必须要每一场都精彩，才会有回头客，所以要不断追求完美。

有一段时间，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写段子了，不停陷入自我怀疑。那天，台下坐着二三十个观众，我需要讲20分钟，碰巧空调坏了，屋里特别热。我离观众特别近，看见他们开始玩手机，露出不耐烦的表情。底下还坐着我的同事，带了他的朋友来看。我一看他们那种鼓励我的眼神，更受不了了。恨不得立刻跳下台，重新改写我的段子。

后来，我去看周奇墨的演出，他也出现了冷场，但他一点不怕，执意按自己的节奏来。他那个段子来自真实的生活，反思自己高中时欺负同学的经历。他告诉我，表演时要享受慢下来的时间，现场虽然没笑声，但你仔细看，会看到大家在点头，他们还是在认真地看。

要想清楚一个核心问题，你是想在几十个人的开放麦炸场，还是去上千人的剧场炸场？要能承受打磨新段子过程中的冷场。

有一次，周奇墨跟我聊天，说我以前的很多段子都是上帝视角，观众很难产生情感共鸣，没有听下去的理由。比如我问，有没有发现共享单车的一些奇怪设计，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世界上第一个吃榴莲的人，到底是怎么想的？观众心想，我为啥要听这么个玩意儿？

后来我知道了，创作还是从真实的生活出发，正视内心的情绪，就像周奇墨咀嚼自己内心真实的痛苦。但要真正打开内心，太难了。

我曾经受不了任何负评或冷场。有人问我是从哪里考到浙大的，另一个人回，从北京考过去的。我心里一激灵，他是瞧不起我吗？有人夸我段子好笑，说非专业演员也不错。我很沮丧，当时我已经做了八年，不但是专业的，还是职业的。我还做了一档播客，有人说我的笑声很尬，都是为了迎合嘉宾。从那以后，我每次聊天都很注意，有时候明明很好笑，我都要忍住不笑。

有一晚，一个老听众发微博骂我，我觉得自己被误解了，很委屈，哭得很凶，脑袋里想的都是不干了。

我开始寻求心理咨询。咨询师问我，骂我的人占多少？为什么我看不到好的评价？我好像默认真实的自己不值得被喜欢，给自己套上了一层铠甲。

我跟咨询师讲了很多积压已久的痛苦。比如，从新东方离职后，发现一个我很尊敬的老师把我微信删了，我很惶恐，心想肯定是我哪里做错了，一直责怪自己。咨询师说，有很多种可能啊。有没有可能是误删？或者是他自己心情不好，想跟以前的人斩断联系？

我甚至跟咨询师聊到了高中时期的经历。一次英语课要求组队表演，我被安排跟一个很好看的女孩演情侣，她是我们班的风云人物。女孩知道后，显得很崩溃，当场拒绝了。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想，是不是因为我长得丑？咨询师又说，有没有可能她是个害羞的人，跟谁演她都会拒绝？

心理咨询打开了我看问题的角度，我一下想清楚好多事，不想再钻牛角尖了。如果每件事都责怪自己，痛苦就无穷无尽。

跟咨询师聊了一年，我做出了两个专场。我把内心自卑、纠结的事都敞开了聊，咨询师常常被我逗乐，他笑过的点我全记下来，变成段子的素材。

他问我为什么会有容貌焦虑，我说以前追女孩的时候，被她闺蜜攻击，说我长得不好看，得去整容。大学期间我去咨询整容，医生说变成尖脸要削下巴，手术之后就磕不了瓜子了，我说我超喜欢磕瓜子。这很好笑，但是真事。

幽默是面对不完美人生的最好方式。我把这些事变成段子，观众笑了，我心底的石头也放下了。

但我同时请求咨询师，治疗能让我不再那么难受就行了，千万不要消除我的焦虑感。焦虑是我进步的动力，不焦虑我就知足了，这辈子也就止步了。

我如果不用做事填满日程，焦虑就会填满我的日程。好像必须留出很多余量，我才会有安全感。如果别人有一两个专场，我就得做到七个才有安全感。

现在整个社会对脱口秀的评价是失衡的，好像演员必须得上节目才能被看见。我在网上上传一个自己满意的段子，评论里就有人问，怎么还没被《脱口秀大会》选上？

没办法，有了名气，观众对舞台上的人包容度都会高一些。因为观众已经建立了对你的信任，哪怕这场有瑕疵也没关系，他们还是会回来。这样我就不用每次都那么努力地证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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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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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院毕业之后，苏启超辗转成为一名“赝复师”。这是一个替病人“修复肉身”的工作，用巧手艺捏造人体器官，以“修复”人们因外伤或疾病而受损的外形。

经过反复调试调整，这些人造的肉身部件，可以和人们的身体缺口紧密贴合，看不清破绽。人的尊严，也就在这真与假的缝隙间。

修补肉身

日暮时分，苏启超开始追赶太阳。在工作室那扇朝北的大窗子前，他和顾客对坐着，细细观察顾客那只幸存眼珠里丝丝絮絮的纹路，一笔、一笔地绘到义眼片上指甲盖大小的虹膜和瞳孔位置上。三十多平米的工作室里，最后一束光线从台子上摆着的一排耳朵模型上逐个走过，从墙壁上贴着的人眼虹膜特写照片上走过。利用太阳落山前的每一秒，他要完成义眼片虹膜部分的绘制。光明逐渐收束，赶在内屋的桌子和桌上的电脑彻底隐在昏暗里之前，他完成了绘制。

苏启超在北京经营着一家定制、售卖义眼义耳等人体器官假体的小店。小店开在二环内，距离同仁医院三条街外的一处公寓楼内。袖珍的工作室里，工作人员只有留着花白寸头的苏启超。

他是这里的赝复师，这是一项“修补”肉身的工作。虹膜绘制完毕之后，那枚义眼片会在经过细致抛光后，得到一层神似真人眼球表层的光泽。当它被放置到苏启超顾客的缺失了眼球的那只眼眶里后，顾客的外貌看起来会和普通人别无二致。

屋内一侧摆着一个宝蓝色的玻璃箱，箱子的前部开了两个手腕宽的口子，里面尽是浅黄色的碎屑，和一个小电机与无数把大大小小的电动磨砂刀。一边的台子上，整齐地摆着一排耳朵。它们形状各异，肤色深浅不一，打眼看上去和人们自己脸侧的耳朵别无二致。

成日成日地，苏启超徘徊在那台宝蓝色的机器和手工作业台边，为顾客们细细捏造那些“器官”。

那排耳朵对面，还擂着三排、几十个像卵一样的明黄色石膏盒子。里面扣着着“眼球”，白眼球里挂着红血丝，虹膜外延微微泛着蓝光，它们不是真人的眼球，没有柔软的触感，而是坚硬的薄片。日后，它们将被放置到因各种原因眼球受损的病人的眼眶中，替代原本明亮眼珠的位置。

形形色色的义体，只起修复外观的作用。比如义眼片，它无法重新为人带来光明，只可以修复原本残缺的外观，即便如此，修补肉身的残缺伤口，对许多病人来说，是重新面对生活的重要起点。

图 | 苏启超的工作室

苏启超今年34岁，说话语气短促。美院毕业后，他做过销售、采购。之后，大概六七年前，他听朋友介绍有一份叫赝复师的工作，帮人制作义眼和其他义体，收入可观，工作内容又和画画有点关系。没考虑多久，他就在朋友的引荐下拜师学艺，正式干了这一行。

一开始最难的是帮病人戴义眼片，要翻开人的眼皮，直直地看着灰白的、血红的、残缺的、萎缩的眼球，稳住手，把坚硬的义眼片塞柔软的、血管密布的眼腔。那时候他刚开始面对这些异于常人的人体表征。

学徒阶段，苏启超总是拿师傅史长根练手。他的师傅史长根在2012年春节燃烟花的时候炸伤了眼睛。被烟花炸伤那年史长根30岁，为此一只眼睛丧失了视力，手术治疗也没能阻止眼球日渐萎缩。

了解史长根的经历，苏启超窥见了一些失去健全躯体的人，艰难复健生活的旅途。

塌陷的眼睛连同掠走了史长根的部分光明和正常生活。他不能再骑以前钟爱的越野摩托，正常的工作也无法开展。失去眼球之后，他一点点塌成了心灰意懒的男人，很少出门。还收起了家里所有的镜子，以防不小心撞见萎靡的自己。

那时他前后换了十几副义眼片，店员会提着一个兜子倒出义眼片给他挑选。那些批量生产的硬片与他的眼腔不够贴合，戴着总不舒服。后来他发现国外有职业专门给身体残缺者定制义体，索性跑到英国学了这门技术。

回国后，史长根自己开了一间小店。他称呼自己为“赝复师”，用“赝品”修补身体的意思。他做的义眼片，除了不能随着身体状态的变化而变化，外观能够与人的另一侧眼球非常相似。此外也做义耳、义鼻、义指、义乳，甚至整个眼眶和半片脸颊。

图 | 史长根制作的赝复体

这天午后，一个中年男人走进苏启超的店里。男人戴着墨镜，身形挺拔，走路风风火火地没有迟疑。坐在苏启超工作室那张“问诊凳”上后，他摘下眼镜，头也立即微微垂下。回答着苏启超的询问，他讲述了眼伤的来由。7月份时，他磕伤了眼睛，在同仁医院做了手术，这次是特意从秦皇岛来复查。去医院前，他来了苏启超这儿，想配义眼片。

佩戴义眼片有两种情况。一是直接在萎缩的眼球上配义眼片，它与眼球贴合，随之转动，灵活度更高。患者需要定期把义眼片取下来清洁。另一种情况是因病变不得不做眼球摘除手术，这时则需要在空荡的眼眶里植入一个眼珠替代物：由周围的眼部肌肉组织包裹住的义眼台，再在义眼台之上佩戴义眼片。这种情况下的义眼片灵活度稍差，不过平时可以不用把义眼片摘下来。

男人的头微微抬正。苏启超抬手，翻开了男人耷拉着的右眼眼皮。内里，白色的眼球上密布血块、血丝，黑眼珠则泛着异常的灰白色，如同一只悬在深红泥浆中的旧木船。

“现在眼睛还疼吗？”苏启超问。

“平时不疼，”男人自己抬手摁了摁眼皮，“但这么往下摁就会疼。”

制作义眼片，第一步是取模。往病人的眼腔里滴入一种特殊的液体，液体在眼睛里固化成型，勾勒出义眼片的大致边缘形状。根据这个模型，像苏启超这样的赝复师会用蜡烧出样品给病人试戴，不断调整形状，直至义眼片能恰好地吸附在眼球或义眼台上，随其灵活转动。

苏启超判断，男人的眼球还没恢复好，滴入塑形材料可能会伤害他的身体。男人着急，想赶在第二天去复诊前把义眼片做了，反复问，现在戴义眼有什么弊端。他说，害怕第二天一去医院，医生会说服他摘除眼球。想着如果能在今天配好义眼片，他就有了一个证例，向医生证明自己可以不用走到摘眼球那一步。

说话间，男人总是不由自主地抬手抚弄自己的眼眶，像是想要确认什么。

类似于配眼镜，苏启超先给男人试戴了透明的义眼片。硬片在男人的眼腔里一进一出，惹得泪水从男人的眼眶簌簌掉下来。见状，苏启超叫男人还是明天听取医生的建议再说。他告诉男人，就算是摘除眼球，也可以在眼眶内安装义眼台后再佩戴义眼片，只是灵活度差一点。不过他还是希望男人能尽量保住眼球，毕竟一想到做剜去眼球的手术，多少还是有点让人害怕。

得知无法做义眼片，男人有些失落地离开了。

北京的十一月有些冷清，这天，苏启超只接待了这一位客人。

店里四下无人，苏启超又坐到桌前把玩他那些用来固定义眼片的橡皮泥。无聊的时候，他总是爱把它捏成形态各异的没眼睛的小人。

修补心灵

苏启超清楚，对于他的顾客们来说，“修补”好肉身，只是人们对“残缺感”脱敏、一点点重建生活的发端。这个过程自然艰难，但个中滋味人人不同，不是一个“难”字可以概括了之。

他的师傅史长根刚开店时，平日蜗居在店里。店里进进出出的都是境况相似的人，他们用义体修补躯体的外形，走出去面对如常的世界。在人来人往中，他逐渐搭建起安全感。制作义体时眼睛聚焦在手里的活儿上，用不着大的视线范围，这让他淡忘一只眼失明的事。

逐渐积累对身体的掌控感和对周围人的信任，是史长根一点点对“残缺感”脱敏的关键。有次他和朋友聚会，喝酒后，一个朋友问他为什么他的眼睛一边泛红一边不红，以前一被问起就浑身不自在的他当时涌上一股无名的勇气，坦荡地说出“因为我一边的眼睛是假的呀。”那是他第一次直接坦陈自己身体的不寻常。

史长根和助手平均每年要帮助800多位来访者修补肉身，制作义体的时间很长，他总会在间歇和他们聊天。许多人在面容受损后无法外出工作，有的是被用工方以莫名的理由拒绝聘用，有的是惧于面对旁人审视或好奇的目光。

一个北京的女孩在事故中失去了一小块鼻翼，那是面部最显眼的地方。受伤之后，她再也没有出去工作过，一晃就是十几年。制作这块小小的鼻翼前后花了三个月的功夫，因为它体积小，对精确度的要求极高。佩戴上赝复体后的一周，她给史长根发了条短信，告诉他自己找到了工作。

图 | 女孩的鼻翼修补前后

还有一个患上鼻癌的女孩，挖除整个鼻子后还要接受化疗，在多次烤电后整个鼻部皮肤和肌肉组织都被烤糊，露出森然白骨。她患上了抑郁症，连外出买菜都很难做到。史长根给她做了一个鼻子，颜色和肤色几乎无差异，新鼻梁上的雀斑和脸颊上的紧密相连，不细看很难看出鼻子与脸颊连接处的痕迹。抑郁症不会仅因一个义鼻而治愈，但至少这是抚平心灵创伤的开始。

今年三月，史长根听助理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用小红书，就开始在那上面发图和视频展示自己的修复手艺。一方面，是想为店面带来更多客源，另一方面，他也希望通过网络能让更多身体残缺人士知道，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帮助他们。当年他眼睛受伤时，能接触到的定制义眼都是要专门从国外请专家，做一个义眼片起码要八万块钱，这不是所有家庭都能承担的。现在做义眼的成本降低，而普及率仍不够高。确实有不少人在看到他的帖子后向他咨询。有的人小时候三四岁时受伤，一直拖着受损的身体到现在六七十岁，根本不敢想象原来自己也能变得和寻常人一样。

互联网的算法神秘莫测。他在小红书上发的帖子有时无人问津，有时又会突然引来一窝蜂的关注和好奇，甚至有不少人留言说想要拜师学艺。为了提高被发现的几率，他和徒弟开通了6个小红书账号。

十一月中旬，一位保洁阿姨独自一人来了苏启超的店里。她从小就单眼受伤失明，最近才网上发现义眼片的存在。丈夫不同意她做义眼，她不死心，又去询问平日要好的姐妹的意见，六个人里有四个投了反对票。

但她还是来了。她跟苏启超说：如果不是眼睛这样，她肯定不干保洁。苏启超记得那位自认被受损眼睛改变了命运的保洁阿姨，她等待义眼片做好的时间很漫长，她总是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哼歌。

“那你就在网上拍短视频唱歌呗。”苏启超向她提议一个新的职业路径。过了几天，他收到了阿姨发给他的视频“处女作”。视频里，阿姨大方地展示了戴义眼的过程，然后笑容洋溢地对口型唱歌。

“要真唱，别老对口型。”他在微信上继续给她支招。

对于用义体修复了外观的人们来说，这些义体，为跷起亟待修复的生活提供了支支撑杆。

苏启超发现，很多失去眼球后安装了义眼台的人对义眼片有巨大的依赖，他们依赖义眼片带来的支撑感。义眼片填充了空荡的眼腔，也填满了心口的残缺与虚无。

苏启超曾接到公司客服的一个奇怪的要求：到机场去接来访的病人。一问原因，才知道这位病人是个双目失明的老人。在机场大厅，那位50多岁的老太太戴着墨镜，由丈夫陪伴着等待。见苏启超到了，老人在伴侣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向苏启超走来。

老太太并非先天失明。身体康健四十多年后突然被夺去视力，一颗眼球形态完好，另一颗萎缩，都只能微微感光。老人的眼腔敏感，在取模时难以承受刺痛，苏启超只好跳过这步，翻开老人的眼皮细细观察深邃幽黑的眼腔，凭经验和想象一点点做出眼片的形状。

制作眼片的间隙，老人给苏启超看了自己年轻时的照片。照片上的女人五官清秀，一副心向往美的明媚姿态。借着老照片聊起往事，老人松弛的眼皮下隐隐泛出了泪花。

老人看不见，学习佩戴义眼片的时候只能靠感觉。苏启超扶着她的手一点点摸索，教她怎么先翻起上眼皮，滑入眼片的上侧，再掀起下眼皮，把整个眼片放进去。半个多小时后，老人学会了自己佩戴义眼片。她的丈夫在旁见了她重获的明亮眼睛，赞不绝口。双目失明的人无法看到自己佩戴义眼的模样，但源源不断地接受他人的赞美，仍能使他们拾回曾经不得不抛下的对美的追求，从而重新构建尊严与自信。

两位老人准备离开时，夜幕已经降临。老人尚未适应新眼睛，苏启超建议她不要再戴墨镜。至少，摘下墨镜后，她能够凭借另一颗眼球感受到的微弱的光自己走路。

图 | 制作过程中的耗材与试戴片

至今，苏启超还保留着当时给老人制作的义眼的半成品。很多眼球萎缩的人眼皮会松弛塌陷，肌肉无力，导致眼皮一直耷拉着，睁不开眼睛。给他们配义眼片时，苏启超会制作特殊的凸起，让义眼片渐渐把眼皮撑开。日复一日，坏眼会渐渐睁成和好眼一样的大小。

老人的眼腔格外深邃，因而需要一个较厚的义眼片。圆鼓鼓义眼片撑出一个饱满的弧度，苏启超觉得，它像一顶帽子一样。

肉身之外，那些修补不了的

一年多之前，苏启超曾到吉林给一位妇产科医生制作义眼。她因病变摘除了眼球，装了义眼台。然而，包裹着义眼台的肌肉出现增生，长出了两根五六厘米的鲜红色的肉芽，直直地伸出眼眶。作为医生的她曾自己把它们剪掉，但后来这肉芽又长了出来。因为肉芽的缘故，她的义眼片鼓鼓囊囊，整个眼球看起来要比另一边凸很多。她一直看得别扭，想找苏启超配一副更完美的义眼片。

苏启超给女人试戴义眼片的时候，她的眼睛一直在冒血。女人急得一边哭一边嘴里叨念着“不疼不疼” ，她太渴望这个承载着她重重的希望的义眼片做出来了。苏启超特意在新义眼片上开了两个小洞，方便肉芽穿出来，不像以前是窝在义眼片里面。这样一来义眼片和义眼台更贴合，整个眼睛显得没那么凸。

赝复师做不出绝对完美的义体，只能在能力范围内趋近完美。苏启超觉得，最难越过的是心里的坎。他发现追求完美的病人总喜欢对着镜子反复查看，越看越觉得有瑕疵。镜中的脸和旁人眼里的成像并不相同。苏启超总是劝病人，佩戴义眼还是外人看着不奇怪就行，没必要太在意镜子中的样子。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听得进去。

女人对着镜子反复端详自己许久，觉得左右两边还是不够对称。第二天，她把义眼片退还给了苏启超。过了几天，女人又给苏启超打去电话，说想要再试试，苏启超已经离开了吉林，只能与她约定时间，下次女人来北京，再给她重新做一个。

苏启超遗传了家族的少白头，上小学的时候前额正中就有一大撮白头发，因此没少被同学“老头”、“老头”地叫。轻微感受到刺痛后，他很快就不再把这事放在心上。现在的他年纪刚34岁，头发已花白，却从来没去染过发：别太把自己当回事，旁人的闲言碎语就伤害不到自己。

自我接纳是一条长路。少白头与失去眼球不是同一层级的痛苦，那些来探访苏启超的顾客，在这条路上要行得更远。

图 | 完成的义眼

一位67岁的上海老人，来史长根的店里时西装笔挺，戴着礼帽，整个人很精干。退休前，他在国企做司机。30多岁时在工作中受伤，赔进去一只眼睛，单位安置给他一套房子。当时，领导跟他说，千万不要告诉媳妇，免得媳妇看不上他，跟他离婚。做了摘除眼球的手术后，他一直眼睛蒙着纱布，在妻子面前拆开纱布前，他暗自装了义眼台和义眼片。

一瞒就是三十年。除了老人的妻子，他的女儿也全然不知情。这些年来，他从没把义眼片摘下来过。现在眼片用得发旧发白，就来找史长根换个新的。他想让史长根给他做两个，一个平时戴，一个备用，免得哪天不小心义眼片掉出来丢了手足无措。

史长根这几年遇到过不少一直向配偶隐瞒自己戴义眼的客人，以男性居多，也记得有一个在事业单位工作的女性来更换义眼片。新的义眼片比以前的更逼真，这反而让她焦虑起来。“这回家要怎么交代呀。”丈夫只知道她以前眼睛有伤，所以看起来怪怪的，完全没发现那是坚硬的义眼。

出门时，女人和丈夫说，是要去医院看眼睛。“那要是他问起，就说眼睛看好了嘛。”史长根这样安慰她。

最开始，史长根觉得向爱人隐瞒这事，终究是对伴侣不公平。但和来访者相处着，也渐渐对他们心生理解。比起看习惯镜子里的自己，和面对陌生人的眼光时平静处之，更难的是回到家里，与最亲近的人四目相对。

除了肉身上略有残缺，他们和常人别无二致，但就是这么一丁点不同，却可能带来一直陪在身边的爱人的厌弃与排斥。如果爱人因此离开，本就孤独痛苦的他们要如何生活下去呢？

这些伪装的说辞，有些并不精巧，真真假假地，也相安无事多年。

苏启超记得曾经有个包工头来店里，穿着一身干净整洁的西装，打着领带，他的弟弟跟在身后，帮他拿着公文包。男人有些得意地说，这么多年他的妻子一直没发现他在佩戴义眼。这次来换新的义眼片，他也是跟妻子说自己是去外地出差。男人的经济条件很好，一直用的是最高档的义眼片，从没摘下来过。

那天在店里，妻子给男人打来电话，他三言两语就应对了过去。后来，在他去洗手间的时候，男人的弟弟跟苏启超说，这么多年了，也许嫂子早就已经看出来了，只是没有点破。

- END -

往期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