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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生活这三年，许多人热衷囤积食物蔬菜，身体也囤积着脂肪。随着社会放开，人们又开始计划着减肥。然而，过度减肥也潜藏着极大风险，被压抑的食欲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暴食。
本文的主人公，肖雪就曾因不当减肥诱发暴食症。2017年，她因为不当减肥，在不知不觉中滑入了暴食的深渊。食欲经不起凝视，当人汲汲营营地计算着卡路里和体重，疯狂地压制自己不要进食时，很容易遭遇食欲的反扑。
以下是肖雪的自述。
从减肥滑入暴食危机
2016年6月，我在研究生毕业后，决定留在悉尼，想努力打拼出一番事业。那时，我一边做着一份前途暗淡且不喜欢的会计工作，一边准备着申请绿卡需要通过的各种考试。出于一种盲目的要强，我羞于再向父母伸手要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因此，我必须放弃原本喜欢逛街买衣服的习惯，转而用吃东西抚慰毕业和找工作的焦虑，因为购买食物比逛街买衣服经济实惠得多。
或许是因为被焦虑支配，一向只喜欢吃辣的我变得极度嗜甜。那时，我每天早晨都要做一杯奶茶带去公司，加两大勺糖。附近超市里有一种170g装的巧克力，我也一板一板地买回家吃掉。我的食量变化大得惊人。原本吃一个汉堡就饱的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吃掉一个汉堡、一份薯条、一杯土豆泥，两个鸡翅再加一杯可乐。
当时我一心扑在事业和绿卡上，心里想着就算要减肥，也等事情完成了之后再说。毫无节制的饮食，让我在4个月不到的时间里体重上涨15斤，体重从90斤出头暴增到105斤。
图｜在悉尼徒步偶遇蜥蜴
2016年10月毕业典礼前夕，我高兴地拿出柜子里那条裁剪简洁修身的裙子试穿。两年前出国时，我特地为了参加这类正式场合买下这条裙子，当时为了不那么显瘦还特意买大了一号。
再一次试穿，我发现裙子根本提不上去了，直接卡在了臀部。我收腹、提臀，费尽力气把裙子往上提，裙子的拉链却大张着口，离抵达它该去的位置还有很远的距离。
我气急败坏地将裙子脱下来扔在床上，又试了另一条本科毕业时在日本毕业旅行时买的高腰A字连身裙。结果没有好太多。A字的版型对臀部要求不高，但却紧紧勒住了我的腰。十分勉强地拉上拉链后，裙子被绷出了一条条横纹，似乎只差我的一个深呼吸，它就能立刻四分五裂。
我试了一条又一条，不合身的裙子在床上越堆越高。几个小时过去，我的耐心耗尽，只找出一条普通蓝色系带裙子。系带的设计让裙子在腰间还有一点富余，我勉强穿上参加了毕业典礼。
毕业那天我穿上高跟鞋，认真地化了妆。朋友和室友纷纷来和我合影。典礼结束后，我开心地挑了九张照片发在朋友圈。家人和朋友纷纷夸我好看，我却越看越觉得自己脸太圆，腿又太粗。我问每一个说我好看的人，我是不是胖了，然后又忍不住在那条朋友圈底下发了一条全部人可见的留言：
“哈哈哈哈，老天就是要让你在最胖的时候毕业。”那时候我好像觉得，比起别人发现我变胖，由我自己指出来这点，会让我更好受一点。
毕业典礼后，我决定立即开始减肥。我在网上各大论坛的减肥小组和手机APP里寻找减肥办法，开始观看与瘦身相关的纪录片。在一部叫做《甜蜜的负担》的美国纪录片里，糖类被归结为导致美国1/3人口肥胖的主要诱因。片子里揭露了美国食品制造业如何向食物里添加糖分，致使消费者成瘾，以此增加销量。我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变胖是因为吃了太多的糖。在另一部地平线出品的纪录片《节食与长寿》里，我又看到了科学合理节食对于身体健康的益处。只是我急于求成，忽略了“科学合理”四个字，选择了十分极端的方式。
我减少了午饭份量，将主食换成了红薯，不再吃晚饭，戒掉了所有糖类，把零食全都放到了柜子最高处。
我开始运动，跑步、跳舞、游泳、徒步。只要能瘦，来者不拒。我原本不喜欢跑步。读书时学校每天组织晨跑，对我来说如同受刑。但为了减肥，我那段时间几乎天天泡在小区的健身房里，连生理期也不懈怠。为了坚持下去，我还在豆瓣上开了帖子记录每日的跑步情况。
因为食物摄入过少，运动量又突然增大，我常常十分疲惫，有时觉得两腿如灌了铅一般沉重。从大二开始就有的腰痛也日益严重。健身房里，我常如木偶般机械地迈着腿，双眼紧盯着跑步机上跳动的指示卡路里消耗量的数字，思考着还要多久才能消耗掉中午忍不住吃掉的那块饼干或者巧克力。
我也不再享受跳舞。欢快的音乐和激昂的鼓点丝毫不能让我投入，我只会一边心不在焉地挪动脚步，一边在心里计算：跳完一节课消耗的卡路里，够我吃几口米饭。
一切都变成了计算题。我给自己设置苛刻的目标，不允许自己多吃一丁点东西。与此同时，我像疯子一样计算热量，努力制造热量缺口。
每天早晨，我起床后总会第一时间去称体重，我的心情也随着体重的起伏而变化。精密地计算、艰苦地克制食欲，让我觉得我为减重付出了太多精力。如此庞大的付出，让体重哪怕上涨0.1kg都能对我的心态造成暴击。
那时候我没有意识到，这场减肥正酝酿着暴食的危机。
巨大的热量缺口使我变得对食物异常渴望。周中，因为要上班，控制饮食不算太难。为了避免冲动进食阻碍减肥的步伐，我会自带午饭，在午休时走二十分钟去海边吃。我总是快速吃掉饭盒里的水煮红薯和青菜，而后坐在海边发呆。
午饭后，我仍会不由自主地走进公司附近的连锁超市。我一排排地走过超市货架，将架子上的巧克力、饼干、薯片一个个拿下来，阅读信息表里的卡路里，快速算出吃一盒需要付出多少代价，然后不舍地将它们放回去。
偶尔，我会控制不住地买下一盒饼干或巧克力，坐在人来人往的商场里飞速地将它吃完。我被一种不可名状的念头抓住，只想快速地把食物吃下去，填满肚子。现在想来，那是进食障碍的表现。
周末的到来总会让我的努力灰飞烟灭。周末除了有更多空闲时间让我滋养食欲，还有难以拒绝的朋友聚餐。每次聚餐我都像一匹终于捕到猎物的饿狼一样，吃得撑到想吐。我常常无心去听朋友在聊些什么，只是一边吃一边计算着卡路里，这种计算是无望的，因为它无法震慑我停止进食，我只会一边计算一边绝望地吃下更多。
每次放纵之后，我都会生出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情绪。接下来的一两天时间，我会带着这种情绪，从超市和餐馆买回自己一直压抑着欲望不敢吃的高热量食物，在极短时间内全部吃完。两个月下来，我的体重纹丝不动。
我没有意识到节食和暴食使我的身体和心理都出现了问题。相反，我还在狠狠责怪自己“不够自律”。无成效的减肥让我越来越焦虑，减肥手段变得更加极端。
我去掉了三餐的全部主食，控制自己将每日摄入的卡路里降到了600上下，强迫自己每天走一万步以上、饭后站立半小时、晚上还要跳绳或者做半小时减肥操。
如果有无法推掉的聚会，我就自己带上食物。都是一些简单的蔬菜沙拉、胡萝卜和黄瓜条。在吃着汉堡、寿司或是火锅烧烤的人群里，我啃着黄瓜条，心里还在为自己所谓的“自律”感到沾沾自喜。我畸形地觉得享受美食的人们成了纵欲的“loser”，而我是那个战胜自己欲望的“神”。
为了让自己远离厨房和外界的食物诱惑，平时我会带上一根法棍和一些水果去学校图书馆九楼看中文书，希望靠这些食物坚持一天。为了增加卡路里的消耗，我甚至不坐电梯，而是一层一层地走上九楼。但很多时候我坐下的第一件事不是看书，而是迫不及待地将这些食物统统吃掉。
法棍几乎没有任何味道，在平常我不相信任何人能连黄油也不涂地吃掉一整根。可在当时，我缺少碳水化合物的身体却为它发狂。就像《活着》里一口气吃掉7个馒头的王教授一样，我的精神和理智被饥饿占领，本能驱使着我吃东西，活下去。
报复来得很快，2017年1月，我一向准时的生理期突然在一个月来了两次。我立刻意识到这是节食的后果，决定放弃极端减肥。
食欲反扑，我成了“不会吃饭的人”
当我想要恢复正常饮食时，却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不会吃饭的人”。
我的脑子里好像被安上了一个闸门。它在我不吃东西时紧紧地关闭着，一旦我开始进食，闸门就会轰然打开，食欲像洪水一样汹涌而出，催促着我继续吃、不停地吃，一刻也不要停下来。
我忘了“吃饱”是什么感觉。我的世界只剩下“极饿”和“极撑”两种状态。饱不再是停止进食的信号，饿也不再是应该进食的信号。它们对我的意义异化了，甚至颠倒了。
意识到不对劲，我立即在网络上搜索自己的症状。很快我就通过快速进食、回避社交、过度运动和对吃东西感到羞愧等症状，搜索匹配到了“进食障碍”“暴食症”等等关键词。
那时，我没有把我暴食的缘由与减肥联系在一起。我认为我暴食的原因来自毕业的压力，因此计划通过间隔年调整心情、恢复健康。
家人原本不同意我贸然辞职，在他们的眼里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又拿到了绿卡，应该安定下来按部就班地找男朋友，然后结婚生子。直到一次和家人的通话中，我提到了自己饮食出现的问题。父亲在网上查到暴食催吐甚至会导致死亡。尽管我还没走到那么严重的地步，被吓到的我的父亲，还是立即同意了我辞职回国。
2017年5月，我在永居获邀后立即辞职回国，开启了间隔年。空闲下来，我反而花了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减肥，这也引发了更为严重的暴食。
我疯狂地沉迷于一款减肥软件，把软件上减肥成功的人的经验分享视作宝典。我买了体重秤和食物秤，再次与体重和食欲做斗争。
为了精确计算卡路里的摄入，我开始称食物的重量，精确到克。吃饭前我会拿出白色食物秤，放上要吃的食物，称出重量后立即在减肥软件里找到那一款食物并记录下来。对正常人来说，一颗鸡蛋就是一颗鸡蛋，但对当时的我来说，一颗50克的鸡蛋和一颗70克的鸡蛋却大有区别。
即使是外出吃饭，我也会根据食物的组成大致估算出热量。网上和减肥软件里有许多帮助估算食物重量的方法，比如一捧菠菜大致为100克，拳头大小的馒头是80克，掌心大小和厚度的猪肉约为50克。根据食物重量通过减肥软件查找相应热量并不困难。所有的摄入都会被我记录在册，所有的消耗，哪怕是简单的下楼扔垃圾，也会被我记进减肥软件。
就像一个守财奴兢兢业业地存下每分每厘，我精打细算地控制着卡路里的“收支”。
我买了许多某品牌的硬糖，实在嘴馋时吃上一颗。一颗糖只有2卡，就算一天吃20颗也不算太多。高中时有一次过节，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了一罐徐福记的糖果。那天午休时一个正在减肥的室友将所有糖果都倒在床上，一颗一颗地数。糖纸摩擦发出“唰唰”的响声使我无法入睡，我心中充满烦躁与不解。2017年，吞下一颗又一颗糖的我终于明白了 —— 那是饥饿发出的声音。
家人出于爱意，总是希望我能多吃点，但那时我最讨厌的话就是“多吃点”。为了减肥，我很少吃晚饭。我的父亲常年在外省工作，偶尔到成都出差才能回家。我开始极端减肥后，我的父亲回到家很容易就发现了我正在病态地节食，这让他十分忧心。“怎么就吃这么一点啊。”他总是在饭桌上忧心忡忡地说，每天吃晚饭也都想让我坐过去，吃一点。我会不耐烦地丢下一句“不吃”，就径直躲进书房里去。
由于我把关心我进食的语言误解成了不怀好意，我总觉得那些劝我吃饭的人也变得面目可憎 ——即使他们是我的朋友和家人。
2018年初间隔年结束，我再次回到悉尼，重新找了一份会计工作，搬离了读书时的合租公寓。没有成就感的工作和远离家人朋友的生活，使我陷入了一种彻底的孤独。这种孤独让暴食变本加厉。
图｜生日时，会计事务所老板送的花
我常常感到一种百爪挠心般的饥饿，就好像胃里出现了一个大洞。我会不受控制地在下班后走进公司附近任何一家便利店，像幽灵一样徘徊在那些充满诱惑的食物旁边，仿佛在悬崖上走钢丝，一不小心就会坠入暴食的深渊。
对食物的渴望会驱使着我在天黑之后出门。楼下街上拐角处的两家关门很早，再往前走有一个加油站，里面有一家24小时便利店，对面还有一家尼泊尔人开的24小时小店，常常散发出奇怪香料的味道。
澳洲不像国内那样有热闹的夜生活，那两家开到深夜的小店，便成为了我用来填满胃部空虚的供给站。
许多个与食欲抗争失败的夜晚，我都会戴着鸭舌帽出门，像是准备去犯罪般低着头飞快地走在行人稀少的路上。路旁高大的尤加利树伸展着凌乱的枝条，好像一个个随时要扑向我的鬼。 我顾不了那么多，冲进一家便利店买些花生、巧克力、软糖之类的食物，然后一边往嘴里塞一边往回走。就像轻微的毒瘾发作，除了将食物塞进嘴里，其他一切都变得不重要。
因为经常在深夜大量进食，我脸部总是浮肿，额头和脸颊不时冒出痘痘，周身也散发出颓丧而疲惫的味道。长期不规律的饮食，把我曾经强健的肠胃摧折得十分脆弱，稍微吃点东西，就会胀气并发出“咕噜噜”的声音。
图｜间隔年在西班牙学语言时偶遇的面包店
我不再逛街和买衣服，整日穿着几件宽松T恤和裤子。我害怕服装店售货员上下打量的眼神，更害怕她们拿出m码的衣服让我试穿。
读研时，我也是个爱美的姑娘。每次回国都要买很多好看的衣服带回澳洲，也会在出门前花上一个多小时化妆和打理头发。在我变胖之后，我不再这么做了——我觉得变胖了的我，不再拥有爱美的资格。
开启间隔年离开悉尼之前，我曾遇到一个有好感的男孩子，却又觉得自己太胖、不够好看而止步不前。回国前的早晨，我纠结很久之后给他发了一条信息，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你那件蓝色衬衫真好看。”
体重和暴食成了一道巨大的鸿沟，横在我和世间一切美好之间。
2018年 6月，因为公司搬去新加坡，我意外地被裁员失去了工作。焦虑和失落让食物再次成为了我的救命稻草。失业后的第一天，我去悉尼鱼市场吃了很多海鲜和寿司，接下来两周，我的状态在暴饮暴食和滴水不进间反复切换。
两周后的某个深夜，我因为饥饿而吃掉了家里仅剩的一包过期挂面和半颗白菜 —— 为了预防暴食，那时我已经很少在家放食物，因为即使是超市里毫无味道的吐司面包我也能一口气吃掉大半袋。
我感觉到“饱了，不想吃了”
吃完那锅冒着热气的面条后，我决定振作起来。我并不喜欢会计专业，但我学了六年，工作了两年， CPA也考了一半。我跟自己说，被裁员是离开最好的契机。多年后我再回头看时，我相信，那是我走出低谷的开端，也是暴食好转的起点。
找工作的几个月里，我和马来西亚的室友Karen成了朋友。Karen喜欢做饭，常做些马来西亚特色的食物給我吃。闲暇时，我们也会一起去海边逛逛或是去市区看电影。或许是因为有了朋友的关心，又或许是因为重新找工作给了我转行的希望，我暴饮暴食的频率不知不觉减少了。
2018年10月，我找到了喜欢的工作、认识了男友k。认识k不久后我就向他坦白了我的进食障碍，他表现得十分理解。后来我们约定，每次我控制不住吃东西时就给他打电话。他的声音常常能让我平静下来，并从对食物的渴望中抽离。
工作的充实和男友带来的温暖让我暴食的情况逐渐好转。尽管我冲动进食的情况仍偶有发生，但频率已经大大降低。
我总是焦虑自己什么时候能治愈暴食症，但任何一种疾病，痊愈的时刻都可能来得悄无声息。就好像，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很难清楚知道，自己何时打完了一场感冒的最后一个喷嚏。
只是在某个时刻，我们突然意识到已经不鼻塞了，也不头痛了，我们才意识到自己痊愈了。
对我暴食的症状来说，我发现的时间点是2019年8月的一个普通下午。
那时我在国内照顾生病的家人。下午，我在外面吃了些冷锅串串和一碗鸡汤饭。回家时，晚饭已经做好。如果是平时，就算吃了许多东西，我还是会控制不住地再吃一点，也可能为了避免吃下更多食物，努力抵抗，躲进书房看书。
但是那一天，我看着那一桌菜，一种许久没有出现的感觉如嫩芽萌发。
“我不想吃。”
不是因为怕胖而故意逃避晚饭的“不想吃”，不是自我欺骗的“不想吃”，是那种久违且自然的反应：“我吃饱了，不想吃了。”
两个月后，2019年10月，悉尼入夏，我出现了吃不下东西的症状。从我读初中开始，每当夏季快要到来时我总是会有一两周没有胃口，有人将这称为“苦夏”。在我患上暴食症的几年里，“苦夏”从未发生。直到2019年那个夏天它重新出现，让我的体重迅速掉到了100斤以下。
不过，那时体重已经不再主导我的情绪，减肥也不再是我的目标。为了恢复食欲保持健康，我恢复了中断两年的跳舞并努力保持规律的饮食。在疫情期间大家纷纷抱怨封在家长肉的时候，我的体重因为跳舞和规律的饮食而平稳下降。
一年后，2020年的夏天，我恢复到了毕业前的重量，那些曾经穿不上的衣服又重新变得合身。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心里五味杂陈。过去三年，我心心念念想要达到的目标体重，在我彻底忘记减肥之后达到。我曾经狼狈着挤不进去想的裙子，却在我不把它当作一回事的时候，重新被穿在了身上。
暴食像一个不告而别的魔鬼，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我的世界。
如今我早已忘记了许多食物的卡路里，吃东西全凭饿与不饿。火锅，麻辣烫和川菜依旧是我的最爱。甜食又恢复了本身的地位，排在了诸多零食的末尾。家里的抽屉里常常备着零食，它们再也不会被我一口气吃完。买东西时我也早已不再看背面的标签。
我与进食障碍缠斗的故事画上句号，但无数个类似的故事仍然在各处上演。
几个月前，我在街舞课上遇到一个女生，她穿着高腰紧身背心和宽松长裤，身材高挑。可是，一个侧弯腰的动作让她注意到腰间薄薄的赘肉，原本开心的姑娘忽然像一个被打蔫的茄子。
我从镜子里看见她捏着自己的肉沮丧地蹲下去，整个人几乎蜷缩在一起，喃喃地说：“果然吃的那些东西现在都要还回来的。”
我猛地想起那个站在镜子前因为胳膊和肚子上的赘肉而伤心大哭的自己。
摆脱暴食症这三年，我总是担心别人因减肥而陷入饮食失调的困境，每次听见有人说要减肥都忍不住劝阻。
有一次我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个一起跳舞的姑娘，她说自己想减肥才来跳舞，还和我分享了她的节食计划。我试探地问道，如果不节食单纯跳舞呢。她坚定地摇了摇头：“太慢了。”我又试图向她讲述自己的经历，说服她正常吃饭，她却打断了我：“等我瘦下来再说。”说罢她转头看向窗外。我理解她，身材和外貌的焦虑以及其带来的饮食障碍都是隐秘的，很难因为别人几句轻描淡写的安慰被化解，过度关注反而会让当事人感到更加不安。
火车行驶在悉尼海港大桥上，桥下月神公园的大门如往常一样散发着诡异的光，我们都不再说话。
- END -
撰文 | 肖 雪
编辑 | 温丽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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