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真实故事计划”开设的播客栏目。真故多年来致力于推动中国人的自我表达,鼓励人们讲出自己生命里最重要的故事。
故事是人类经验的花束。讲故事的人承负的不仅是一种技艺,更需要勇气、智识和善良,去留住那些稍纵即逝的真实与美。在观点撕裂的今天,我们希望回归更朴素的表达,让更多的人获得打量世界的另一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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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命还剩下10年时间,你要如何度过?
对于大多数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考虑这个问题有些为时尚早,但对于谢微宁来说, 早在她年幼不懂事时,生活就已经告诉她答案了。
2022年,谢微宁被确诊为小脑萎缩,这是一种不可治愈的疾病,她会一步步失去说话、写字、行走的能力,直到躺在床上,因器官衰竭而亡——这是她亲眼目睹的,发生在舅舅、姨娘和妈妈身上的事情。只是当时她尚不能理解,疾病不仅侵蚀着病人的身体,还会夺走他们的尊严。
前不久,微宁把上一辈的故事记录了下来,发表在了我们的公众号上,你回复“小脑萎缩”四个字查看。
微宁说,她的舅舅和姨娘,什么都没有留下。她记录下这一切,是为了能让他们留下一些存在过的痕迹。
而如今,微宁需要面对的不仅是她自己即将失能的身体,还有心灵的煎熬和对母亲的愧疚。真故编辑部和微宁仔细聊了聊,发病之后,她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打击,以及在接下来有限的时间和精力里,她还能去做些什么。
【制作人员】
对谈者 / 谢微宁 一舟
策划 / 一舟
剪辑 / 一舟
编辑 / 温丽虹
文字整理 / 一舟
【节目中使用的音乐】
Nostalgic Piano - Rafael Krux
Pensive Piano - Jason Shaw
Mother - 久石让
一个月以前,TFBOYS在西安举办了他们的十周年演唱会。在路人眼里,那场演唱会最后发展成了三家粉丝的一场“战争”。
可以说,是TFBOYS的出现,让“养成系”偶像和饭圈文化开始在内地疯狂发展。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2014年4月举办的第二届音悦V榜年度盛典上,粉丝们通过一系列打榜操作,让TFBOYS成功打败当时正火的韩国男团SJ-M,第一次登上了领奖台,获得了直播人气歌手和内地最具人气歌手两个奖项。自此,打榜、应援、做数据,这些来自日韩饭圈的文化,开始成为了内地粉丝圈的标配操作。
真故编辑部好奇,为什么明明是一家粉丝,却分化成了三家唯粉?为什么粉丝没有变成队友,而是成了水火不容的对手?
从这些疑问出发,我们找到了几位TFBOYS的粉丝——两位团粉浅浅和小悦,以及一位王源的唯粉莱莱,聊了聊为什么三小只的粉丝之间没有友情,反而成了彼此的劲敌。
【本期节目中你将听到】
02:35 现场其实没有大家传的那么乱
04:27 被三家唯粉包围的团粉,不敢暴露自己的属性
08:45 心灰意冷的团粉,看完十周年感觉可以再爱十年
14:52 十年前开始追星,一步步“养成”TFBOYS
19:00 唯粉出场,只爱王源
21:28 十周年演唱会,不想再去第二次了
28:19 面对饭圈的规则,很无奈,也没办法改变
32:40 团粉亲身经历被唯粉线上攻击
36:38 唯粉之间没有友谊只有竞争,不可能和平共处
41:46 与其说是相互依赖,我们更像是朋友关系
42:46 追星最大的改变,是学会更爱自己
【制作人员】
对谈者 / 浅浅 小悦 莱莱 一舟
策划 / 一舟
剪辑 / 一舟
编辑 / 温丽虹
文字整理 / 一舟
【节目中使用的音乐】
Inspiration - Rafael Krux
Relaxing Ballad - Alexander Nakarada
Finally See The Light - Bryan Teoh
Lovely Piano Song - Rafael Krux
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叶海燕。前不久,我们发布了一篇文章《「小姐代言人」的退却》,她就是故事的主角。
在十几年前,天涯论坛和博客火热的年代,叶海燕是炙手可热的网络名人。她因在天涯论坛上发布自己的大尺度照片而爆红,后来建立了为女性发声的网站,开设「红尘热线」,倾听性工作者的心声。当时「女权」还不是一个流行词汇,她成为了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女性主义者,这个身份也成为了她那个十年的重要印记,如今叶海燕已「退隐江湖」,在瓷器店里,小心翼翼地经营着生意和婚姻。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和叶海燕聊了聊,一名女性主义者走入婚姻后的生活。我们好奇在爱情和自我中,她如何平衡或选择。如今的她又是用着怎样的方式继续关心、践行着女性主义。
当一个女性主义者走入婚姻,她还能坚守自己的理念吗?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叶海燕的过去,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回复“叶海燕”三个字,阅读这篇文章。
【本期节目中你将听到】
03:25 叶海燕的自我介绍:我靠画画和写字为生
05:28 35岁以后,我才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写作
07:44 从0开始,成为一个画家
12:42 人生的转折点:认识仁哥
15:52 要赚钱养家,牺牲自我,甚至失去了写作的表达欲和灵气
23:41 一个女性主义者怎么能出让自己的权利?
28:38 “女权”属于公共空间,但爱情是私人领域的事
31:24 婚姻带来的改变:我学会了爱
42:56 女权主义者有哪些特征?
45:15 我依然是一个坚定的女性主义者
【制作人员】
对谈者 / 叶海燕 一舟
策划 / 一舟
剪辑 / 一舟
文字整理 / 一舟
【节目中使用的音乐】
Noel - Jason Shaw
Gotta Keep On Movin - Bryan Teoh
Finally See The Light - Bryan Teoh
Aretha Franklin - (You Make Me Feel Like) A Natural Woman
La Citadelle - Komi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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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岁的希佑在性行为后小腹疼痛,只敢悄悄到小诊所看病。见没能瞒得住母亲,她也只说免疫力下降,自己还是处女。而上大二的张璇不知道hpv疫苗是什么,因病切除了半个子宫的母亲也不知道。
妇科问题,在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里一直讳莫如深。生理教育与医学知识的匮乏,使妇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较为困难,极易被耽误。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有1.3亿女性应当查验妇女病的患病情况,实际查验人数1.13亿,其中,19.5%的女性查出妇女病。也就是说,每5位适龄女性中就有1位受到妇科问题的困扰。
一些医生决定打破沉默,在抖音上公开谈论妇科病,科普疾病防治的知识,试图冲破弥漫在人们心头的病耻感。由此,他们也看见了女性在现实中遭遇的无形阻碍。
乌云笼罩下的女性生活
张璇第一次听说hpv疫苗,是在大学二年级。同学问她有没有接种九价,张璇疑惑:那是什么?
同学告诉张璇,女孩最好接种hpv疫苗,能够预防妇科疾病,听得似懂非懂的张璇赶紧上网搜索。从网络平台的科普栏目中,她知道了hpv是人乳头瘤病毒,感染高危型hpv可能会引起宫颈癌、生殖器疣等恶性疾病。看着形形色色的病况图片,张璇感到很恐惧,“太吓人了。”
张璇生长在福建一个县城,此前接触的妇科知识仅限于初中生理健康课上讲的痛经。
高三那年,母亲因为恶性肿瘤切除了半个子宫。后来张璇才明白,母亲是因为缺乏相关知识,没有定期体检,延误了病情。她把hpv疫苗的事告诉母亲,母亲也是第一次听说。
因为缺乏认知而延误病情的患者,66岁的杨苏安已经见惯不惊。在长沙做了42年妇科医生,她见过无数私密的病症与痛苦,其中有很多是可以通过预防和体检加以避免或是及早治疗的。
杨苏安一直记得一位长了子宫肌瘤的患者,直到小腹像怀孕一样显著隆起才来医院就诊。杨苏安给她做了手术,切除的肌瘤重达10公斤,医生们不得不用洗澡盆盛装。
边远地区的患者因为信息闭塞,更难幸免。上海妇科医生恩哥几年前接待过一位来自内蒙古的患者。这位女士当时50出头,绝经后下体经常出血。她丈夫早死,身边没有女性朋友,不知道这是妇科疾病的症状。到了医院,已经是子宫内膜癌晚期。
为什么不早些重视?有时面对已无法治疗的病患,痛心的妇科医生们会忍不住问。答案基本都是:不知道那么严重,也不好意思咨询。
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后,张璇渐渐注意到身边一些从前忽略的细节:母亲的四五位朋友都做过子宫切除手术;和中学同学聊起子宫疾病,好几个同学都说自己母亲也有。
张璇觉得,跟从前的社会环境相比,“难言之隐”基本只在女性友人间的私房话里讨论,现在进入网络时代,女性至少能上网了解相关知识。短视频平台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渠道。短视频的形式通俗易懂,即使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女性,也能很容易地找到自己需要的妇科知识和信息。
图|张璇接种九价hpv疫苗
与张璇相似,固力果最初也是从同龄或年纪稍长的闺蜜那里接触到基础的女性生理知识。大学毕业后,在合租室友的影响下,固力果开始通过网络了解更深入的内容。
她知道了hpv疫苗,也认识到定期妇检的重要性。她在网络搜索学习,了解妇检的过程和原理;到不同的平台搜索女性们的妇检经历,观察被检查者和妇科医生对于妇检的态度。在具有匿名性的网络,女性们少了些顾虑,更愿意倾吐。
她发现,除了缺乏知识以外,很多女性宁愿自救也不愿意看医生的另一个原因是,曾在妇检时遭遇过来自医生的语言和动作暴力。不少女性出于耻感和无助,只能任由医生摆布,如果遇到对被检者缺少尊重和体谅的医生,身心就容易遭遇压力。
2021年,固力果在网上成立了“消灭妇检阴影”小组,目前已有2.6万名成员。在这里以及其它类似的网络社区,经历过妇科问题的女性们讨论着身体给自己带来的恐惧与羞耻:“害怕医生说没结婚怎么也来做妇检”、“检查时没有人给拉上帘子,后面排队的患者都看着我的私密部位”、“担心病情被医生当众说出来”。
为了回避这些压力,有的女性一直拖着不肯就医,导致病情延误。不那么严重的,日常生活也受到影响。当痛苦、疾患带来对自己身体和性别的厌恶,女性对自我的正面评价和期许也难以建立。
疼痛?羞耻?女人就是这样,忍忍吧
从感受到痛苦到走上自救之路,很多女性经历了漫长的心理和现实历程。
22岁的希佑第一次和男友发生性行为后,小腹经常疼痛。寒假回到家,她不敢告诉母亲,也不敢去正规医院,偷偷找了一家小诊所看病。医生开了药,让希佑冲洗阴道。后来希佑了解了妇科知识才知道,用洗液冲洗会造成阴道菌群失调,非但没有治疗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
身体不见好转的希佑换了一家医院就诊,医生诊断她患了盆腔炎,让她输液治疗。因为要每天去医院输液,希佑见瞒不过,只好向母亲坦承自己生了病。不过她不敢告诉母亲发生性行为的事,只说自己是因为太累,免疫力下降造成了感染。
母亲似乎并不完全相信,一次她装作无意地跟希佑说,没有了处女膜的保护,女性就容易感染妇科疾病。“你应该还是处女吧?”被治疗和考研复试占据了全部精力的希佑没有余力应付母亲,只好硬着头皮说“是”。
图|希佑的检查报告
婚前性行为在母亲看来是不可接受的,她的态度阻断了希佑进一步求助的可能性。经历了考研复试、到异地读研、被私立医院欺骗等一系列变故,希佑的病始终没有得到根治。读研的第一年,她不时被腹痛侵扰,没有心思学习。吃顿火锅就可能导致疼痛复发,生活的乐趣似乎都离希佑远去。
和男友的关系也蒙上一丝阴翳。希佑难以判断自己的病和男友有无关系,心理上就有了疙瘩。身体很不舒服时,她情绪也低落,男友受不了长时间的低气压,曾动过分手的念头,在希佑的挽留下,感情才没有破裂。
两人也很少再尝试性生活,“还没有开始就觉得痛。”身体接触带来的亲密感和爱意少了,希佑对感情有了不确定:“我可以接受暂时这样,但不能接受一直这样。”关系陷入微妙的僵持,希佑的身体状况成了两人间无法忽略、却也无法坦然讨论的障碍。
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女性的身体在很多时候被认为是难以启齿的话题。男权制度下,它们是欲望的对象和生育的工具,与性和生殖相连,令人讳莫如深。月经是不洁的,要用“姨妈”、“倒霉”等词汇代替;有妇科问题,意味着私生活不检点。加上对女性“吃苦耐劳”的品质要求,封闭了她们倾诉、求助的意愿。疼痛?不适?女人就是这样,忍忍吧。
一代代女性从母亲那里得到的经验多半只有应付月经,学校的生理卫生课也时常草草带过。怎样对待发育的身体,怎样安全地进行性生活,预防细菌和病毒感染,妇科体检应该检查哪些项目,独自摸索的过程中,很多女性承受了原本不必要的痛苦和压力。
当妇科问题牵涉到伴侣时,一些女性更倾向于自己忍受不适,这是令她们对妇科问题保持沉默的另一个原因。杨苏安接诊过一位五六十岁的女性,自从女儿生了孩子,她就从农村老家来到城里帮忙带外孙。进行检查后,杨苏安发现这位女性几乎感染了所有高危hpv类型。一番排查后,病人发现,病毒来源是自己的丈夫。此后,杨苏安再也没有在医院见过她。
希佑也不愿埋怨男友。她自己上网查找相关知识,但往往在很多久治不愈的倾诉里被感染得更焦虑。有时还有缺乏医疗资质的机构打着科普的幌子做广告,让人真假难辨。
希佑很苦恼,难道因为特殊的生理结构,女性就必须承受说不出的痛苦?
妇科医生:女性要了解自己的身体
“月经第一天就能洗澡,坐月子也可以洗澡,只要是淋浴。”在杨苏安的抖音帐号首页,这条科普经期洗澡问题的视频获得了近154万个赞。
视频里,杨苏安身穿白大褂,一头乌发看上去显得年轻精神,透出医生的专业与干练。说到很多女性还在问自己月经第四天能不能洗澡,杨苏安感叹:“我们妇产科的宣教工作确实做得不到位。”
见多了贻误治疗时机的患者,重复了千万遍妇科常识后,2019年年初,在湖南某电台的提议下,杨苏安在抖音开设了自己的帐号,专门科普妇科知识。她希望依托抖音这个流量平台,让更多女性了解自己的身体。
经过抖音平台评估,杨苏安专业医生的身份得到了认证,可以开展科普。从月经不调到卵巢囊肿,再到子宫肌瘤和女性结扎,她将自己在医院经常见到的问题一一道来。贴近女性日常生活的内容也越来越多,例如怎样清洗内裤、如何科学避孕、洗澡时可以进行哪些自检。
图|杨苏安在做科普
有时坐诊碰到典型案例,杨苏安也会在保护患者隐私的前提下拍成视频,更加生动。一次,一位女性前来看病,自诉流产一个多月后一直没来月经,同时腹部胀痛。杨苏安反复问她流产后有没有同房,患者均称没有。凭借多年经验,杨苏安给病人做了抽血,结果发现是宫外孕,患者才改口称同过一次房。镜头里,抽出的血看上去触目惊心,杨苏安以此提醒观众,陈述病史时一定要说实话,不能因为羞怯而误导医生。
杭州妇产科医生牛诤上抖音做科普,起源于朋友们的鼓动。她的几位朋友都是抖音资深用户,发现抖音上的专业医生不够多,而观众对健康知识的需求又很迫切,便劝说牛诤试试。牛诤尝试着录了一条关于避孕药的视频传到抖音上,正值疫情初期,封控在家的观众们的避孕需求更甚平时,这条视频很快为牛诤吸引了20多万粉丝。
图|牛诤的抖音帐号首页
感受到观众需要的牛诤,开始认真对待科普视频。想到自己平时坐诊,每天接待的患者“60个里大概有10个是阴道炎”,病不大,却会带来瘙痒、异味、分泌物异常等烦恼,严重影响女性生活质量。牛诤特意制作了一条视频:“你是不是觉得霉菌性阴道炎老是复发?有没有踩到这些坑?”详细讲解了霉菌性阴道炎易复发的原因,也科普了治疗方法。视频上线后引起强烈反响,当晚,牛诤的粉丝数量增长了150万。到目前为止,这条视频已经播放超过5000万次。
除了医学博士的专业训练和10多年的临床经验,80后的牛诤,观念也更加健康、开放。做科普时,她不仅讲授妇科知识,还尽力帮助女性祛除耻感。有女性不好意思使用要放置进阴道的栓剂,要求她开口服药,但实际上,栓剂采用局部给药的方式,副作用更小。牛诤便拍了一段视频,解释了栓剂的作用,手把手教患者放置。
和杨苏安及牛诤不同,恩哥有些特殊——他是一名男妇科医生。
还在大学时期,恩哥就在当时流行的bbs上做过医学科普,这个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特别是看到网络上一些错误的“养生”方法到处传播,投诉也没人理睬,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普及真正的医学知识。
早年还在普通门诊坐诊时,恩哥有时会因为自己的性别被患者拒绝。一次,一位患者被随机分配到恩哥的诊室,当即要求换成女医生。恩哥尊重患者意愿,请她重新挂号,结果又连续两次被分配到他这里。最后恩哥建议患者直接要求分诊台给自己分配女医生,才解决了问题。不过渐渐地,有这种顾虑的患者少了,恩哥觉得,那男医生做妇科知识科普,大家应该也能接受。
寻找科普视频题材时,缺少切身感受,恩哥就特别注意在日常生活中收集女性感兴趣的健康问题。一次他偶然刷到一条美妆视频,有女孩到化妆品专柜说想买姨妈色的口红。恩哥一下受到启发,专门录了一期视频讲解月经的颜色,告诉女性观众,经血偏黑或偏红并不说明身体健康与否,排出碎膜也是正常现象。月经非但不“脏”,排出经血还可以带走阴道内的病原体,具有自净作用。
正视自己的身体
妇科医生们的短视频科普,以及围绕它们而出现的粉丝社群也是女性开始正视自己的重要力量。在这些地方,女性可以不受干扰、不被歧视地讨论自己的身体,正视它的需求和欲望。这不只是生理问题,也关乎女性意识的解放与重塑。当女性能够掌控自己的身体,自主的力量才能生长出来。
在抖音广为人知后,三位医生时常会接诊慕名而来的粉丝。牛诤现在接诊的患者里,有百分之八九十都说“我是看了你的抖音视频才来的。”
牛诤认为,这证明科普是有效的。她曾专门拍过一系列视频,讲解妇科检查的必要性和种类,指导女性做好心理准备和放松措施,尽量避免尴尬与疼痛。
病患的态度让她看到了科普带来的变化:从前医生问一些正常的问题,患者往往就会急着解释“我很干净”、“我只有丈夫一个性伴侣”,而现在,大部分女性面对性已经越来越坦然。
一次,一个大学女生挂了牛诤的号。问诊时,她大大方方地说,自己准备和男友发生性行为,想咨询医生,事前需要做什么检查,怎样避孕。牛诤建议她接种hpv疫苗,检查双方是否有常见传染病,再做好防护措施。她一直忘不了这个女生,觉得她“对自己很负责”,对自己的身体和生活抱持自然、健康的态度。
无远弗届的网络平台还把知识带给了更需要的女性,让她们及早关注到自己的身体异状。每当来上海找自己看病的粉丝里有来自喀什、黑河、宁夏等较偏远地区的女性,恩哥都会特别高兴。
图|恩哥做科普
他一直忘不了那位患子宫内膜癌的内蒙古女性。“绝经后出血本身是子宫内膜癌的一个强信号,如果她刚出血时就来治疗,预后可能会很好。”后来恩哥在视频里呼吁,儿媳妇要关注婆婆的女性健康。
科普也重建了医患之间的信任。杨苏安说,看过自己视频的粉丝对自己有信任,对妇科问题有大致了解,知道需要做哪些检查,沟通起来特别顺畅。
杨苏安接待过一对远道来求医的夫妻。他们从抖音视频里看到杨苏安获得的各类表彰奖励,觉得值得信赖,专程从克拉玛依赶到长沙。妻子告诉杨苏安,自己阴道松弛,影响了性体验和夫妻感情。评估过妻子的情况后,杨苏安给她做了修复手术,极大地改善了体验。
类似地,杨苏安还关注尿失禁和子宫脱垂,这些都属于女性盆底问题,不会危害生命,但可能会极大地影响女性的生活质量,损害她们的尊严。据媒体报道,协和医院创立盆底学科之初曾做过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成年女性盆底疾病发病率高达44%,其中,尿失禁患病率达30.9%。
以往,这些问题被认为只能默默忍受,实在不舒服了,就买一条布带试图“兜住”。这些往昔不能启齿的问题,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坦然地寻医问药。
特殊的生理结构是自然赋予女性的,但疼痛和不便不是。她们无法选择性别,但可以决定自己对待身体的态度。
前些天,嘉莉在网络平台上分享了自己hpv感染阳性后又转阴的经历。大学刚毕业时,嘉莉私密部位不舒服也不好意思去医院,更不要说在公共平台上讲述自己的经验。多年接受科普知识后,她现在觉得“百分之七八十的女性一生中都会感染,这是很正常的事”;“分享可以更好地祛除耻感。”
张璇关注了一些妇科医生的科普帐号,她戏称这些帐号是自己的“大棉裤”,给自己保护和温暖。听女儿科普了从网络平台学到的知识,张璇母亲的观念也有了转变。在预约了三年都没能成功后,张璇家里托关系帮她接种了疫苗。母亲因为疏忽而遭遇的痛苦,不愿让女儿再度承受。
最近,希佑准备再去正规医院做一个全面检查。“总会时不时跳出来让我难受,也影响我对性的探索。”虽然仍然觉得有些“难以开口”,但她决定不再让妇科问题一直困扰自己。前方还有无限的光景,她想轻松地上路。
- END -
撰文 | 孟青思
编辑 | 雷 军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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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风和王淼,均在不到30岁的年纪,感染HIV。在最初的恐惧、焦灼过去后,他们在亲友、医生和病友的帮助下,靠着科学用药,稳定住病情,重建生活秩序,开始学习与HIV相伴一生。
不到30,恐惧死神将至
确诊感染HIV病毒后,徐风决定放弃治疗,离家出走。
2004年冬天,他在北京市疾控中心参加了一次免费自愿检测,当晚接到大夫的电话,“检测结果不太好,你过来一趟吧”。
徐风觉得“好像天塌了一般”。这年,徐风不到30岁,一直在北京建筑工地工作。坐车去往疾控中心时,他一路晕眩:世界看上去新鲜美好,而他得了“不治之症”。他害怕、内疚,想起在老家生活的妻子和儿子。他不确定妻子是否被传染上?孩子呢?
坐在疾控中心的诊室里,大夫宽慰和嘱咐了他1个多小时。徐风一句未听进去,难以面对家人,徐风决定:不治了,找个地方,自生自灭。
徐风打听到一座寺庙招弟子,便不告而别,手机也关了机。在庙里打坐、念经的日子里,他很想家,两个半月后,鼓足勇气开机,弟弟妹妹的电话接连打进来,由于他无故失踪,母亲忧虑成疾。徐风在电话里痛哭流涕,说自己得了治不好的病。家人劝他回来,一起想办法,放不下病倒的母亲,徐风决定回去,积极治疗,面对一切。
2021年春天,大学生王淼听朋友提起,身边有人感染HIV后的症状。他心中“咯噔”一下,莫名其妙的恶心、腹泻、食欲不振,和几个月前困扰自己的“肠炎”太像了。王淼网购了试纸自测,显示两道杠时,他认为是测错了。再测,还是两条杠。
那一周,他寝食难安,总是忍不住上网检索艾滋病的症状、患者寿命,那些惊悚的新闻或图片,让王淼坠入更深的恐惧中。
他设法联系了同城一位艾滋志愿者,志愿者陪着他在办公室检测,仍旧是阳性。志愿者告诉他,现在HIV感染者按时吃药,能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但当时的王淼难以相信,坐定在那儿,“眼泪哗哗流了几个小时”。
他是个高大腼腆的北方男孩,临近毕业,他计划着离开老家,去温暖的南方城市闯荡。感染HIV,他感觉自己的生命和未来的可能性都被关闭了。和徐风一样,他最担心的是父母。他是独生子,“将来父母老了,我先走了。他们怎么办?”
截至2021年10月底,全国报告现存HIV感染者114万例,感染者仍然以青壮年为主。随着抗病毒治疗的广泛普及,艾滋病已成为可防可治的慢性病。但由于缺乏科学的预防、治疗知识,加之感染后萌生的强烈病耻感,许多感染者在确诊后,仍旧极易自暴自弃。
被疾病折磨的王淼去HIV相关的贴吧发帖,“不想活了”。帖子下涌入很多评论,一位母亲发来大段私信,她鼓励王淼,自述自己的孩子也感染了HIV,虽然过程艰难,但她现在也已经接受了。
这暂时止住了王淼轻生的念头。但他仍旧不知如何面对成为HIV感染者的事实,尽管知道艾滋病病毒主要通过性、血液和母婴传播,日常接触不会被传染,但他还是忍不住担心会传染给别人,在寝室和家中藏好自己的毛巾和洗浴用品。抑郁的他主动断联了所有朋友,整夜整夜睡不着觉,被秘密压得喘不过气,他忍不住,约着最好的朋友去吃烧烤。
在烧烤摊上,他坦白说自己得了病,朋友表情凝重,挨个儿去猜。他说出艾滋,本以为对方会歧视他,意料之外地,朋友和他一起抱头痛哭。
一面共存,一面保守秘密
有了亲友、病友的支持,徐风和王淼开始学习,和艾滋病这一慢性病共存。
徐风回到北京的出租屋,他的母亲、妻子带着儿子都在。他先让妻子和孩子去检查,万幸,他们未感染。徐风舒了口气。
妻子未同意徐风离婚的提议,也再未追问过他患病的细节。两人都是70后,“我们同辈人离婚的很少。也是为了孩子。”或许是怕刺激徐风,家人在他面前从未提过他生病,也未说过重话。
自此,徐风开始走上治疗的漫漫旅程。
随着抗病毒治疗的广泛普及,艾滋病现在已经成为可防可治的慢性病。发现感染后,应尽早接受科学的药物治疗和干预。艾滋病的治疗是持续终身的过程,治疗效果好的话, HIV感染者能获得几乎和常人无异的生命长度和生活质量。
2005年,徐风准备服药时,国内可选择的药并不多,高昂的药价,对于徐风的家庭也是一笔负担。徐风遇上一位“医生”,自称在寻找免费试药人,他给了徐风一瓶胶囊,“胶囊一头白一头黄,一瓶100粒。”服用“胶囊”一个多月后,好奇药物成分,徐风拆开胶囊,竟发现一根头发,这让他觉得恶心。他去质问,对方才说,药是自己的配方,家人磨碎了原材料后,组装成的胶囊。
这些不明成分的自制药,给徐风的免疫系统埋下炸弹。两个月后,徐风再次去体检,“身体里CD4+T细胞从400多减少到30多,病毒载量超过10万。
这意味着 HIV病毒正在全面侵袭他的免疫系统。徐风吓坏了,那些天,他总觉得自己身体在发烧。但拿体温计测,体温却无任何异常。
给徐风检查的疾控医生将他转到地坛医院,徐风开始使用“鸡尾酒疗法”,同时服用三种抗病毒药物,抑制病毒的继续复制,帮助修复被破坏的免疫系统。那时候,他一天两次,吃600mg药物,服用的药物多少有些副作用,和徐风服同类药物的病友们会做噩梦。徐风还好,没做过噩梦,但服药后,他的血脂比正常范围值略高些,需要服用降血脂的药物。
好在规范用药一段时间后,他重新体检,身体指标逐渐恢复正常。
生病后,无法再做重体力活,同时也恐惧病情暴露而遭遇歧视,徐风辞去工作。病友和志愿者们构筑的小圈子,成了徐风可以放松待着的地方。当时,每逢周末,志愿者们会组织艾滋病知识科普活动,邀请医生护士为他们讲艾滋病治疗、家庭消毒的知识,最多时,100多位病友聚在一起,白天听完讲座,晚上大家一起聚餐、谈天,徐风总是沉默地坐在角落里。
志愿者冀东注意到总是郁郁不乐的徐风。冀东向徐风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冀东小徐风几岁,2000年前后,冀东确诊时,身体里CD4+T细胞只剩10多个,全身乏力,到了需要住院治疗的地步。当时,国内治疗艾滋病的药很少,他只能拜托别人从国外带来人家不吃的过期药给自己吃,“有什么吃什么,有一顿吃一顿。吃到后来,对许多药都有了耐药性”。
幸运的是,冀东遇上了适合他自己的抗病毒药物,服用后,身体才恢复过来。冀东的坎坷经历与乐观心态,打动了徐风,“如果别人都可以乐观地活着,那我为什么不可以?”
对于HIV感染者来说,从一个团体中获得完全的支持是重要的,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学会在阳光之下隐藏自己的秘密。
根据中国《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成年人的HIV检测结果只会告知本人,不会通知家人或单位。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身份信息。
他们仍小心地对家人和多数朋友隐藏着秘密,社会对HIV感染者的歧视和污名、对于艾滋病的传播方式的误解仍广泛存在,比如认为艾滋病会通过空气或唾沫传播。两人不止一次听说过,病友在医院被拒诊的经历。王淼的一位病友,妻子做护士的,也不愿同丈夫一同用餐。
生病改变了王淼的人生规划,忧心艾滋病患者在求职、就业中可能遭受的歧视,毕业后,王淼进入了家乡国企工作,他想要离父母近一些。
他也接受了治疗。还是学生时,没什么钱,他服用免费药。为避免免费药可能出现的副作用,他特意忌口了半个月,选择在周五开始吃药,第二天周末能够休息。但当晚吃完药,他还是犯迷糊,发热,身体发软,但服用一段时间后,他觉得不适感轻微多了。
王淼最感激的是自己的主治大夫,她是一位和善、耐心的大姐。每三个月复诊一次。他每次都要全副武装,戴好帽子和口罩,但每次一推开大夫的门,大夫问候他:“小王你来啦。”唠家常般,问问他的近况,告诉他身体各项指标一切都好,王淼就觉得自己的信心又增多一分。
艾滋病贴吧是他的自留地。最煎熬的那段时间,吧友们给了他不少鼓励。现在,空闲时,王淼也会为那些求医问药的网友解惑,拿自己的经历,安慰新确诊、处在绝望中的网友:“按时服药,不自行断药,你看我现在蹦蹦哒哒的,啥事都没有。别放弃,活着不好吗?对吧?”
回归正常生活
如今,王淼的生活步入常轨。国企的工作并不繁重,不忙时,他每两天去一次健身房,一待就是 2、3个小时,确诊后不久,他开始健身,想要提高免疫力。健身小有成效,他说自己一年多没有感冒了,“我觉得我现在比健康的人还健康”。
治疗艾滋病的创新药物也在更新迭代,一天一片、体积更小、服药更简便、副作用更小的复方单片制剂成为HIV治疗新趋势,也让HIV患者回归健康生活成为可能。2021年11月,可一天服用一片、拥有更强病毒抑制率、安全性更高的比克恩丙诺片纳入医保。王淼参加工作后,有了医保,听大夫的建议,他把服用的免费药换成了比克恩丙诺,医保报销后,仅需自付几百元。换药后,他确实感受到,并未有之前服用其他药的不适感,且一天吃一次,也更方便。
王淼现在和父母住在一起,不像从前那样和他们顶嘴了,发了工资,会给父母买礼物。像所有年轻人一样,他喜欢旅游、K歌。王淼喜欢现在的生活,生病是无法更改的事实,但你仍可以选择如何活着。“我现在只想好好活着,比任何人活得都好。”
服药后身体稳定的6、7年间,徐风最多的时间,是待在地坛医院或者附近的一栋公寓楼中,这是许多病友心中家一般的地方。从外地来北京看病的病友无处落脚的,可以暂住在那里。二十多年来,徐风目睹了许许多多艾滋病病友的悲欢离合。
他见证一对大学生情侣,阴性的那位不介意爱人是阳性,由于防护不够,阴性的最后也感染,但后来,两人因为未来规划不一致,还是分开了。
徐风能理解,爱、激情是人之常情,但重要的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有性生活的话,一定要有保护。阳性病友要自律。阴性病友要加强防护。使用避孕套,不仅防HIV病毒,也可以防HPV等性传播疾病。”
他也见证了科技发展给艾滋病患者群体的生活带来的改善。徐风印象深刻的一对夫妻,丈夫是阳性患者,妻子在怀孕期间吃阻断药,自然受孕后,来北京定期检查了几次,孩子都是阴性,后来产下一个健康的男婴。去年,徐风在朋友圈里看到,男孩已经读小学四年级了。
而感染HIV的第七年,徐风重新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一直做到现在。他每天按时服药迄今未觉得身体有什么大的异常,但担心目前治疗药物产生耐药性,医生说,可以尝试调整治疗方案。徐风也准备换成日服单片的创新药,方便,也更能保护隐私。他期待着技术进一步发展,有一天艾滋病能够彻底被治愈。
徐风和妻子仍一起生活着,像那些相伴到老的普通夫妻那样,他觉得,“两人的感情已经蜕变成亲情,是家人。”儿子成了家,今年,他的孙子也出生了。十多年过去,他可以通过亲身经历,告诉那些年轻的不安的艾滋病患者,我们能像普通人一样,拥有幸福的生活。
*为保护隐私,当事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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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周 舟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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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凡达2》被视为电影业回春之作,行业破冰重启,可国内的影视人已在这几年的行业寒冬中失业、转型,风云流散。有的电影人做起了装修,有演员转行做了房产中介,过去红火的日子再也没有了。
被迫转型的电影人
10月,北京气温一路攀升至40度,高淞业潜伏在一个小区的灌木丛里,每当有人从他跟前路过,他就从草丛中钻出来,镇定又诚恳地问:“请问需要装修吗?”
做装修的第一个难关是找客户,方法是在小区里蹲守看起来像刚交完房的人。这种拉客户的方法不被小区物业允许,工作人员但凡在摄像头里看到有人拉活,便会出面驱赶。
为了躲避摄像头的监控,高淞业躲进小区的灌木丛里,等有人路过才突然现身。这样原始的拉活方式效率极低,多数情况下,对方头也不回就走了。
高淞业做装修尚不熟练,他曾经是名电影从业者。在疫情的冲击下,他的电影项目再三被搁置,职业生涯眼看走到尽头。受生计所迫,他于去年4月开始从事装修。
做上装修的高淞业还未卸下一身傲气。他总觉得,自己在电影行业沉浮多年,头脑和交际手腕都不差,干装修不至于输给同行。他给自己定下目标:但凡跟人搭讪,一定要拿到联系方式;但凡拿到联系方式,一定要把客户带到样板间去。
然而转型并不如想象中顺利。通常情况是,他在烈日下站上一整天,从早上七点站到傍晚六点,除了被蚊虫咬一腿的包,一无所获。自打做上这份新的工作,高淞业的衣服几乎每天都会被汗水浸湿,没干几天,他的白净脸庞就被晒得黝黑脱皮。
一位常在小区遛弯的大爷,见高淞业在小区拉客总是徒劳而返,便上前劝慰:“我看你岁数也不小了,去找份新工作吧,这个活不能干。”他听完心里苦涩,但哪里还有其他办法。就这样苦苦支撑了一年,总共只谈下四单生意。
忙于生计的同时,高淞业始终没有放弃对电影的执着,他一有空就会琢磨剧本创作。刷墙或是贴地砖时,他总在脑海里思索,该如何把这些画面写进剧本里。一有灵感,他就立即用手机记下。用手机写作是他从当兵时就保持的习惯,10年来,他用手机写的小说已经超过300万字。
图 | 高淞业参与布的地暖线
过去几年,高淞业目睹身边的电影人先后转行。有人干起了物业,有人从事金融保险,而他则跟随堂兄做起了装修。疫情下的电影行业,已不再能为人提供稳定的庇护。
受投资寒潮及疫情的叠加影响,电影行业正在遭受至暗时刻。企查查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相继有16.78万家影视企业悄然倒下。截至2022年12月,全国电影票房仅291亿,跌回2014年的水平。面对持续低迷的行业环境,数百万从业者的生计面临挑战,不少人为了自救选择出逃。
2019年,李科翱的电影生涯遭遇了疫情的冲击。他参与制作电影刚拍没多久,就被封控在了横店。封控下的剧组不再有收入,李科翱只能在酒店躺着。
疫情一来,横店变得格外安静,有时李科翱想提笔写点什么,但脑中浮现的全是愁苦。在横店一封就是两个月,他的吃穿用度均是来自自己的积蓄。片子拍完,他一分钱没赚到,反而倒贴了近2万元。
从横店回到上海,李科翱开始频繁去剧组面试,面试了十七个组均以失败告终。李科翱有三个孩子,父亲还患有癌症,没有了工作收入,生存的压力扑面而来。一次面试结束,李科翱回到住所,发现楼下的中介正在张贴招募物流园工人的告示,他心一横,决定去应聘。
图 | 李科翱在片场
改行首先带来的是体力挑战。物流的工作从晚上八点持续到凌晨两点,李科翱发现自己的体力远远跟不上工作要求。刚搬了几箱货物,他便累得瘫倒在货车旁。工头见状,没有表现出丝毫怜悯,愤愤地说,“干不了就别干了!”
在工友的搀扶下,李科翱站起来继续装箱,9米6的大货车装了五车,这才完成一天的任务。回到家他已浑身没劲,晕晕乎乎只想睡觉。等到凌晨两点把孩子们哄睡着,他又振作着爬起来,开始写剧本。这是他接下的一个兼职项目,一家影视公司在拒绝他的面试申请后,给了他一个网络爽剧的任务,写完将有五万元的稿酬。为了赚钱,李科翱应承下来。
在触底的行业环境下,选择坚守的从业者无疑将陷入被动的考验,他们不得不在反复的疫情中,接受无常的命运捶打。
2021年,陈盼在一个电影项目里担任副导演。5月份,一行人顺利南下,拍摄地点定在广西北海一座岛上。起初,岛上很少有人戴口罩,正当他们庆幸于难得的自由时,北海出现了疫情。那时电影刚拍完三分之一,前一天吃饭时,他们听到饭店老板说 “北海发现阳性了”,第二天,防疫人员便开始清退游客和闲杂人等,让剧组离岛。
大量游客像逃生一样挤上出岛的船,在海上漂了一个多小时后抵达北海,却被防疫人员告知,需要有核酸证明才可被接纳,没有核酸的乘客又被遣送回岛上。拍摄器材则被困在北海,电影无法开拍,陈盼索性认命,用手机在岛上拍起了短片。
到了后期,岛上物资告急,新鲜蔬菜尤其短缺。剧组便靠吃碳水食物为生,今天吃炒米,隔两天吃炒面,吃厌了炒面又换回炒米。就这样在岛上被困了半个月。
无法控制的坠落
2020年之前,高淞业的电影事业一直稳步上升,他从未想过疫情这只黑天鹅会打乱一切,曾经电影行业的昂扬向上让他信心满满。
光景好时,拍电影仿佛是很容易的事情。2008年,高淞业撰写的一部小说被当地电视台选中,计划拍成电影,高淞业义无反顾来到北京,从此踏入电影行业。来到北京后,他顺利成为一家影视集团的项目经理。此后,他的几部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都大获成功。
最风光的时期是在2014年前后,他搭上长视频网站的东风,拍了不少网剧。那几年影视作品不需要进行复杂的报备,凭借网络点击量的付费分成,一部作品能卖好几十万元。收入最高的时候,高淞业一年就赚到300万。
钱来得容易时,花钱就变得随意。10万元一辆的摩托车,高淞业想都没想就买下了。买完就放在车库里,再也没碰过。那时他不曾想到,影视行业的繁荣光景已经进入倒计时。疫情的到来,彻底将行业打入寒冬。
2020年,高淞业将打磨多年的剧本《退伍兵》发给曾经的一位战友,这位战友早年转业做电商,已经成为战友圈中的首富。融资还算顺利,战友当即决定投资500万,让他把剧本拍成电影。
自以为有了稳定的投资,高淞业辞去影视集团的工作,动身前往江西、湖南、成都、深圳等地采风。最终,他把拍摄地点选在了江西瑞金的一个村子里。他找来国内知名导演做影片监制,同时在北京组建了摄影团队,把预付款直接打给了对方。一切都是水到渠成,似乎不会有任何差池。
高淞业经历过2003年的非典,完全没把疫情的风险考虑在内,以为这不过是一段不平静的小插曲。没想到,持续三年的疫情会彻底断送自己的职业生涯。
到了江西瑞金,剧组很快遭遇疫情,一行人被困在村子里。五月,江西的天气阴冷,大家住在山上的村屋里,房间四面透风,高淞业只能把自己裹在棉被里。村里的老人担心外人会传染病毒,不断向村长举报他们的行程,村长只好派人守着剧组,叮嘱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困在村里的日子,时间变得无限漫长。高淞业只能在屋里呆着,再无聊就转村,把村子的犄角旮旯都转了个遍,包括稻田和菜地。他留长了胡须,决意不拍完片子绝不剃须。这一留就是半年。
随着瑞金的疫情愈发严重,村长开始频繁找高淞业谈判。迫于压力,剧组于11月7日买了回程的机票,准备放弃此次拍摄。
但高淞业内心极不愿意面对项目的失败。离开村子时,他没有打车,而是选择坐公交去机场,想着能拖一会是一会。到了机场,他也不愿进候机厅,在机场外找了一处草墩子,钻进里面躺下,一动不动。他想,此时如果接到电话说电影还能开拍,他就立即动身回去。可这通电话迟迟没有打来。
2021年3月,江西疫情逐渐好转,眼看拍摄有望,战友却在此时打来电话,表示电商生意出现断崖式下跌, 此前答应的500万拿不出来了。
高淞业只能选择走回头路。他想回到原先的单位继续工作,打了一圈电话才知道,前公司已经大批裁员,剩下的同事工资也被拦腰斩断。
这下高淞业彻底失业了。一次跟堂兄吃饭时,对方无意间提起有一份装修的工作,想请高淞业帮忙,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
很长一段时间,高淞业接受不了自己的滑落。他出身于河南农村,从部队炊事班一路进军影视,成为导演、编剧,在家族看来,他是整个村子向上跃迁的楷模。如今在亲戚面前,高淞业总觉得抬不起头来,亲人也接受不了他身份的转变,这让他一时间找不到打拼的意义。
电影行业曾经的高歌猛进,曾吸引无数资本竞相涌入这个热闹非凡的领域。2016年,中国银幕数达到4万块,跃居全球第一。2018年,中国电影全年票房突破600亿元,达到历史之最。万达老总王健林曾豪言壮语地说,“电影是一个没有天花板的产业。”寒冬在2019年猝不及防地降临,从业者只能在仓皇的震荡中做出职业调整。
李科翱从事电影行业九年,见证了电影行业的兴衰起落。2016年,他亲身参与过电影行业的“热钱时代”,彼时网络大电影刚刚兴起,网络平台资本充足,行业门槛极低。
一夜暴富的故事频繁在李科翱身边上演,精明的投机者窥见了财富密码,把电影制作周期压缩在15天内,只为赚取视频平台的制作费。那时一部电影的制作费是50万元起步,很多公司半年拍十来部电影就能赚到几百万。
李科翱见过一个婚庆公司的“神操作”,把结婚录像剪了剪,不到60分钟,也作为电影在平台上映了。
回看当年,李科翱不甚唏嘘。疫情之下,投资电影的风险越来越大,资本见状也望而却步。近几年,李科翔参与拍摄的电影中,唯一顺利无阻的是《长津湖》。作为国家扶植的电影项目,《长津湖》拍摄期间配备有专门的核酸团队,从未受过疫情困扰。
自从去物流园工作后,李科翱始终不曾放下对电影的期待。他晚上去物流园装货卸货,白天就拿着剧本穿梭于上海各大公司拉投资。物流园的工作并非天天有,但有活时一晚好歹能赚四五百。而影视投资人却变得越来越冷淡,有时他连找30余家公司也一无所获。
2022年3月,李科翱终于等来好消息。河南一个朋友打来电话,说有个电影项目,资方愿意投资500万,希望他能参与。李科翱二话没说,收拾行李去了河南许昌。
刚到许昌没多久,李科翱收到朋友发来的致歉短信:考虑到疫情反复,去电影院的人少,许多有著名导演、明星演员参与的电影票房均不理想,资方决定暂缓投资。
电影行业的节节溃败已势不可挡,李科翱身边的电影人纷纷转行去拍短视频,一集一分钟,一共100集。李科翱也开始跟朋友拍短视频,可收入仍不足以补贴家用,光是房贷和三个孩子的午托班,以及一些零碎开销,每月就需要7000多元。
为了生活,李科翱做起了外卖员。每天凌晨五点起床,赶去公司拍短视频,剪完片子已是下午六点。晚上八点,他开始跑外卖,疫情期间点外卖的人少了,一天只能挣百来块。如果物流园有卸货装箱的工作,他会优先去物流园帮忙。干到凌晨两点,回家后再接着写剧本。
睡眠几乎告别了他的生活,只有每天午饭后的半小时,才能稍微眯瞪一会。
新工作的一切规则都需要重新适应,作为一名前电影人,李科翱在服务行业的贴地劳作中晕头转向。他不敢拒绝客户的要求,送外卖时,如果有人要求他帮忙买东西,他只能贴钱去买,哪怕因此耽误行程。拒绝客户意味着收获差评,被平台扣钱,甚至失去奖金。
一次雨天路滑,他送的外卖撒了出来,外卖送到以后,他收到了差评。他又急忙折回客户家里,恳请对方撤销差评。“大丈夫能屈能伸”,李科翱安慰自己。
曾经李科翱胸怀大志,他的梦想是拍经典电影。他学编导出身,上学时,正值第五代导演引领电影风潮的黄金时代,班里同学几乎个个斗志昂扬。早在大学时期,李科翱就拿下了大学生电影节的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的奖项,身为教师的父亲也以他为傲。2019年,李科翱第一次做导演,是拍电视剧《家有萌娃》,后来又拍了电影《井眼》,还曾与关晓彤等当红明星合作。
图 | 李科翱正在拍摄电影
如今,最初的梦想变得遥不可及,生活的窘迫却近在眼前。整个家庭的重担都落到李科翱肩上,“缺钱”才是他奋斗拼搏的最大动力。
陈盼没有像高淞业和李科翱那样,直接做出转型的选择。然而,坚守在这个日益下滑的行业,等待她的是无数个不确定的明天。
疫情来临前,从法国学成归来的陈盼,开始进入国内电影行业。2019年年末,她申请了一个去纽约驻留项目,申请大概率会成功。与此同时,她的剧本被一个金融界的投资人看中,制片人把好消息告诉陈盼,“我们有钱了,电影可以拍了!”她们立即着手筹备,准备在次年夏天把电影拍出来。
好运随即被定格在起航之前。年末,纽约驻留项目传来噩耗——因为疫情,项目取消。紧接着,资方在年后告知:因为疫情严重,投资暂缓。
陈盼只好做起了自由职业者,先后在798艺术园区和剧场找了两份工作,期间都因疫情时断时续。拍电影变成了兼职。一次,她接到一个去内蒙古拍摄的项目,原本预计只需要4天就可以完成,她没有带电脑,甚至连晾晒的衣服都没收,就出发了。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拍摄结束后,一行人从巴彦淖尔去呼和浩特搭乘飞机的途中,发现自己的北京健康宝弹窗了。出租车司机收到巴彦淖尔封城的消息后叫苦不迭,“送完你们,我就回不了家了!”没过多久,呼和浩特也传来封城的消息。
拍摄团队被卡在了两座城市之间的公路上,四周只有一眼望不到头的沙石和草原。最终,司机走了一条鲜有人走的野路,才把他们带到呼和浩特机场。
图 | 出租车停在野路上,等待接应
为了养码回北京,陈盼去了南京,又在南京遭到封控。几经周折回到北京后,北京却疫情不断,她所在的社区几度被封控。
事业长久看不到转机,随时被不确定性的阴影笼罩着,陈盼只能待在家里看书。每天一醒来她就捧起书本,一直看到临睡前。她不敢把视线从书本上挪开,否则就会深陷现实中的遭遇无法自拔。
图 | 南京隔离酒店的走廊
迟迟等不到的春天
疫情之下,高淞业的新生计也风雨飘摇。为了争抢生意,各家装修公司打起了价格战,高淞业一度将吊顶的要价压缩在81元/平方米,最终却敌不过别的公司将价格压得更低。
利润压薄之后,高淞业的日子变得愈加艰难。妻子让高淞业为孩子准备5000元钱学费,高淞业一口答应了,转身却不得不向朋友借钱,借了一圈也没借到,他这才发现大家都很困难。
高淞业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混到这个地步。小时候他学习好,但家里拿不出钱给他上学,他想着等自己有了孩子,绝不能在学费上亏待孩子。可辛苦努力了30年,到头来还是拿不出学费。走投无路之际,他一度想从通州大桥上跳下去。
期盼电影行业回暖,支撑着高淞业的最后一丝希望。做装修期间,他始终保持着创作剧本的习惯,以备有朝一日能重启电影生涯。
工作期间,高淞业观察到,一同干活的工人总是喜欢讲黄段子,起初,他难以放下傲气与他们“同流合污”。时间长了,他开始理解这种生活——工人们长期与妻子两地分居,只能逞口舌之快。放平心态后,高淞业逐渐跟工人们打成一片。他开始有意识地去了解他们的出身背景和打工故事,并利用业余时间把他们的故事写成了一部剧本,取名《打工人》。
最终,这部剧本入围了吴天明创投基金。一位金华的朋友找到高淞业,表示愿意出资300万元把剧本拍成电影,“你赶快成立自己的公司,钱我立马打给你。”
今年5月,高淞业的新公司注册成功,等办公室置办一新,他也买好了自己心仪的老板桌,再次去联系投资人,发现对方已经杳无音信。
三个月后,对方终于现身,他在电话里对高淞业说,“兄弟,太对不起你了。”因为公司坏账,他再也拿不出当初答应的300万。高淞业听了心里不是滋味,还安慰对方:“你也别想不开,疫情总会过去,生活还要继续。”
如今,高淞业开始在朋友圈接私活,制片人、编剧、客串演员,什么都接。他等待着疫情好转,那些疫情之前拍完的电影,都在排队等着上映,只等市场恢复秩序,或许他的春天就来了。
一次次的挫败后,高淞业练就了平和的心态,即便跌到谷底也不气馁。他总是想起做装修的堂哥,一次,他们刚把一套房子装好,准备下班,堂哥见地板上还有一块瓷粉,便蹲下身来,用手将瓷粉抠下来,再用抹布把房间擦干净。
堂哥来北京这些年赚了不少钱,但干起活还像刚入行时的认真模样。见到这一幕,高淞业不由湿了眼眶。他希望成为堂哥那样的人,不论生活走入何种境地,依然有从零开始的决心。
跌落谷底的电影人,依然没有放弃对电影行业复苏的期待,他们不甘心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盼望能重新找回自己在职场的位置。然而时至今日,电影行业的反弹依然缓慢,谁也不敢贸然乐观,等待他们的依然是漫长的蛰伏期。
今年10月,李科翱经历了最困难的时刻。他的信用卡已经欠款13万,在外还欠着朋友的钱。雪上加霜的是,父亲病情加重,每天打工之余,他还要去医院探望父亲。
日子难熬时,妻子总跟李科翱抱怨,李科翱也不说话,只是听着。一度,抱怨几乎要演变成离婚,最后被丈母娘劝和了。李科翱握着妻子的手,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我不会让你输的。”
最后一根稻草悬在李科翱头上,似断非断,他安慰自己,“只要我不死,总会有翻身的时候。”
希望似乎开始闪现。一位投资人在公司业绩回暖后找到李科翱,表示愿意投资60万给李科翱做短剧。过去一年,李科翱前后数十次找这位投资人拉赞助,不知是出于对李科翱的同情,还是出于同病相怜的立场,他最终决定投资。
在为数不多成眠的晚上,李科翱总是梦到自己在拍电影。拍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这些年的遭遇。他想把一根根似断非断的稻草记录下来,作为自己一路走来的见证。
面对无法把控的现实困境,陈盼尝试去调整自我的心境。她想起被困在北海岛上的时候,因为突发荨麻疹体验过的濒死感受,突然看开了,人生有很多重要的事情,事业并不是唯一值得奋斗的目标,她已经学会放下执着。
*为保护隐私,高淞业、陈盼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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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李 点
编辑 | 孙雅兰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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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三亚的航班一票难求,商超里人潮涌动的景象显现,在一线城市,第一波阳性康复的人们正在重启生活。凝滞已久的时间再度流动,对于生活的知觉恢复过来,就像是一切回到2019年。有人正在适应不用扫码的通行,有人在拥挤的地铁站找回烟火气,还有人终于去见了念念不忘的人,经历三年,人们发现平凡如此珍贵。
生活重启
我转阴后,去堂食吃饭,忍着嗓子痛吃辣椒炒肉,一个人吃了一锅饭,把前几天生病没吃的饭全都补回来了。吃完就有力气了。以前觉得饭馆的菜味道重,这一顿简直真香。
居家期间我天天自己做饭,厨艺还不错,但这三年常常居家,自己的饭早吃腻了。生活的真谛,在于偶尔来一顿地沟油。
未醒
图 | 就着辣椒炒肉,我吃完了整锅饭
12月19日星期一,我乘地铁上班,惊觉阳康的上班族再度挤满地铁。此前一周我就已转阴,当时地铁一列车厢就一两个人,在座椅上摆大字都没问题。
到了这周,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拖着还没好透的身体上班。一进车厢,我就闻到那股熟悉的,从每个人身上散发出的早餐味,顿觉嗓子发痒想咳嗽。我试图忍耐,耳畔的咳嗽声却此起彼伏。不再有人目光异样,一切看起来都稀松平常。
就这样,恢复人流的北京地铁车厢里飘着咳嗽交响曲。
张文南
之前走哪都要扫码,我上班的写字楼大厅被围出一个进门通道,一个出门通道,和一个等待区。
前几天转阴后复工上班,进门时我条件反射地摸出手机准备扫码,才发现扫码牌早已不见,入口的围栏也被撤掉了。大厅恢复原貌,宽敞得都可以跳广场舞了。正常的生活,真好。
阿武
图 | 宽阔的写字楼大厅
这两天去超市,发现前段时间抢手的黄桃罐头已恢复供应,还被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然而,它没有之前畅销了,感觉既好笑又莫名感动。这罐头仿佛是一种象征,当它恢复正常地位时,我们的生活也步入了正轨。
SUN
图 | 超市里的黄桃罐头
转阴的第一天,我约了朋友一起吃饭喝酒。酒吧里还很冷清,除了我们只有两个熟客。但老板已经精心布置出圣诞氛围,用松叶和彩球包裹住房间里简陋的立柱。喝着酒,我突然庆幸自己是第一波阳康的人,不至于耽误即将到来的的圣诞和元旦。
这三年,几乎每个节日我都是在担忧封控的不安中草草度过。今年国庆节本想和朋友去海边旅行,火车发车前一小时,我们查到目的地出现病例,只能忍痛退票。现在,我终于能轻松愉快地过节了。
那天从酒吧出来,我又在朋友家玩到凌晨三四点。我们一起看最近的综艺节目,一起大笑,一起感动到哭。在充沛的情绪中,我感觉自己“活过来了”。
楚瑾川
图 | 充满圣诞气息的酒吧
我的眼镜买小了,最近几个月我尤其感觉到镜框卡在我的太阳穴处,挤得肉痛。我想换眼镜,但是先后经历封校、居家、感染生病,只能每天忍着这绵延的痛觉。
身体康复后,我第一时间去了眼镜城,这次我非常谨慎,前后拍了几十张照片,反复对比后才选出一副最适合我脸型的眼镜。戴上新眼镜后一切焕然一新,更惊喜的是我的近视度数也没涨,有种平滑着陆正常生活的感觉。
配完眼镜,我又去恢复堂食的自助餐厅吃了10盘肉,吃完后撑得有点想吐,但我一点都不后悔。
吃吃
图 | 我一个人吃了一大桌子菜
感染期间我想吃点水果,在外卖软件上一看,平时常点的一家配送费涨到了20元。我咬咬牙,想着能吃上一口也行,再一看起送费要129。买多少水果才能点够129元呀!我悻悻地放弃。
这两天终于感觉点外卖变得丝滑起来,大部分都可以顺利送达。想来是外卖员也陆续扛过了这波感染潮。
林小葵
图 | 我平时喜欢点的水果外卖
16号凌晨我去看了《阿凡达2》,不用扫码,也没有人拦着看核酸。影厅里,大家一边咳嗽一边吃爆米花。去洗手间时,我发现还有同厅的人出来疯狂咳嗽。
当时我有一种感觉,这三年真的过去了。完全没有复阳的恐惧,都是放开的兴奋和对新生活的期待。
东年
图 | 在电影院吃薯条
再回2019
我2019年从美术专业毕业,考研失利,父母不想让我继续考了。毕业后回到家乡,我找了份月薪3000元的工作,干了半年,存了一些钱,计划二战考研。结果疫情来了,公司倒闭了。
我慌了,还是想去读研。父母很生气,坚决不同意。我妈说了一句我这辈子都没法忘记的话:你这辈子一事无成。我只能在压抑与烦躁中去找工作。
这三年心理状况一直不好。今年八月,我和大学朋友聊天,都认定一定要考上研。很多人说考研是围城,可人活着总要有点梦想吧。
现在疫情慢慢放开,我开始把出国读研的计划提上日程。我上周感染,这周转阴后就去报了绘画课,也开始准备作品集,希望能早点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弥补2019年未完成的梦。
喜东东
图 | 我的桌面
最近,我在秘鲁工作的大学室友终于能回国了。我们上一次见面是在2019年,之后她去秘鲁做了汉语教学志愿者,一待就是三年。
我期待与她见面,好像我们再见之时,如同回到2019年,回到那种可以随时见任何人的正常生活。可我也会紧张,看着镜中的自己,变胖了也变老了,茫然于这三年是如何匆匆溜走。一股怅然若失的感觉。
松松
图 | 朋友在秘鲁登机前
我是一名北京的外卖员。随着疫情逐步放开,我和身边很多骑手都阳了,很多店家也陷入了感染、闭店、重新开张的过程。高峰期时,骑手运力不足,外卖单子特别多,尤其是超市的。那时候一天能挣千八百,现在也就是三四百块。
现在去哪里都不用扫码,确实省了一些时间,但是相比封控时可以把外卖放在小区门口,现在送上楼反而需要更多时间。我们都挺怀念那段不用爬楼的时光。
目前唯一的心愿就是疫情彻底平静,可以不用再戴口罩。我们工作规定要戴N95,天冷时一出气,口罩里面就一层水珠,冻成冰后透心凉。等摘下口罩,生活才算正式恢复吧。
刘宇航
图 | 冬至送外卖时,一份饺子需要等一个多小时
作为2018级的学生,我只经历过一年半的正常大学生活,依然觉得自己很幸运。那时候可以自由出入校门,骑着小电驴到校外的小吃街吃夜宵,看话剧不用担心被取消,校内演出也不用和学校层层申请。
现在我毕业了,疫情也放开了。好怀念那一年半的时光,好想回到2019年,再上一次大学呀。
Boham
图 | 学校附近小吃街的夜宵
放开之后,感觉世界都复活了。我很喜欢Live,疫情前哪怕再忙也会抽时间去看现场。2019年后,很多音乐节都取消了,外地的音乐节也因为防控政策没法过去。今年七月,我本来买了票,打算去天津看告五人的演出,结果当天因为疫情原因取消演出,只能退票。这次转阴后,我火速约了朋友一起看这周末的Live。这是我今年第一次去Live现场,梦回2019!
SP
图 | 2019年我去看的演出
最近长期居家,一直没去理发,头发长得可以扎起来了。我一直都是短发,只有2019年冬天短暂地扎过头发。那时我还在上大四,身上有股无名的勇气,想拍电影就拎着相机上街拍了。为了拍夕阳戏,骑着电瓶车在高楼间穿梭寻景,四处爬天台,被驱逐了无数次。
疫情三年我接连承受打击,做什么都不顺,直到今年似乎稍有起色。这两天生病期间不敢洗头,就把出油的头发扎起来。头绳紧紧箍起头发的那刻,好像病痛中脆弱的精神被拎了起来。我隐约看到了自己2019年的影子。
格子
图 | 2019年的夕阳
前往2023
我和最好的朋友两年没见了。我们初中相识,大学后各自在不同城市生活。以前几乎每个元旦我们都是一起度过,躺在初中母校的草坪上看星星,或是在街上闲逛笑闹,像小孩一样冒傻气。
她现在有稳定交往的男友,也许不久后就要结婚。近来,她在成都定居了,买房后她告诉我,为我留了个房间,以后不管我遇到什么困难,都有一个投奔的去处。
我想今年元旦一定要到成都与她见一面。12月6日,我咨询得知落地成都后要居家三天,正犹豫着,转天政策就放开了,不用居家也不用查核酸。我当即买了机票。第二天,我开始发烧,抗原测出阳性。我没有恐慌,只想着距离元旦还有20多天,我一定能在那之前康复。
这两天朋友也阳了。她的症状比我严重,喝水都吐。祈祷她能早日恢复。等扛过这波疫情,再没什么可以阻挡我们见面。
黄雨萱
图 | 两年前我和朋友最后一次见面时
我今年25岁。这几年一直在约九价HPV疫苗,在各种平台、医院排号,也托朋友问了私立医院,但一直无果。去年我读研三,疫情严重,学校一直封控,请假去看病都很麻烦。有天刷到一个帖子,说某个社区医院可以现场排号,我立马申请出校,结果层层审批盖章,等能出校已经是三天后了。到社区医院一问,疫苗名额已经没了。站在医院大厅,我真的很想哭,这是我离疫苗最近的一次。今年工作后,我终于约到了疫苗,但又因为鼻炎、感冒,还有不定时的小区封控,一直没有时间去打。现在放开了,终于有机会去打疫苗了。但我又担心,感染奥密克戎对打HPV有没有影响。毕竟,我才阳康不久。
米兔
图 | 疫情期间,封锁的小区门
生病期间,我尤其感受到母亲的年迈和脆弱。前几天我和母亲相继感染,她好得比我快,我怕自己二次传染她,在家尽量和她隔开,两人轮流吃饭。着急的时候我会脱口而出说“走开”,她露出伤心的表情,让我的心酸涩抽动。
有次看到母亲在阳台上看风景,我突然想起外婆也常常这样站着,她们很像。外婆住在郊区,近年我们看望她的机会变少。我不由地想,我和母亲能够彼此陪伴,母亲却和外婆分隔两地。等我们彻底恢复后,我要带她去看外婆。
Sue
图 | 我给外婆戴的暖手袋
去年12月,遇到一个很喜欢的人,但我在北京,他在济南。当时进出京都有严格限制,很担心去了济南就回不来北京。我只能反复确认山东的疫情情况,从天津转高铁到山东。
前几天我过生日,他瞒着我偷偷来了北京,明明下午人还在济南,三个小时后竟然出现在我面前。见到他的那一瞬间,我有一种上个世纪刚通火车的奇妙感觉。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重启生活的快乐。
月亮
我从小被姥姥带大,除了爸爸妈妈就和姥姥最亲。2018年9月,我去武汉上大学,2020年初,武汉疫情爆发。此后三年,妈妈总是不让我去姥姥家,害怕我携带病毒,传染给老人。
现在我在北京上班,成为放开后的第一批阳康人,上周姥姥也阳康了。今年我很期待回家过年,终于不用担心感染了。这个春节,应该是这三年最开心的一次。
momo
转阴后,我立马去报名了跳舞班。其实跳舞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但这几年因为疫情,舞蹈房、健身房总是时不时关停歇业。
这次阳了之后,我和本打算结婚的男友分手了。伤心的我打算康复之后迎接新生活,于是做了美甲,换了发型,开始跳舞。我想用这些新气象开启新的一年。
由子
图 | 我的新美甲,叫“平行宇宙”
我自己开了一个传媒公司,这两年因为疫情耽误了很多事情。很多需要出差的活动,都被搁置或取消了。政策放开后,有一个之前没去成的活动又邀请我去,结果买完机票,我阳了,只能又一次作罢。
阳康后,除了盼着能多参加一些线下交流,还有一个心愿——去新加坡陪女友过年。她七月去了新加坡留学,我们已经五个月没见了。本来前段时间想去看她,但不仅需要隔离,机票也很贵。据说明年1月3日开始,入境就实行0+3隔离政策,机票也从3万多降到了几千块。我立马办了签证,准备去新加坡和她一起过年。
GLAT
我是我们公司第一批阳的。等我转阴后复工上班,公司只有八个人,其中四个还没阳过。不知道是阳康之后的后遗症,还是办公室空旷又安静,我每天都犯困,而且很怕冷,找不回感染前的工作状态。
现在有一点焦虑,不知道该如何重启生活。
海蓝宝
图 | 公司窗外
阳过之后,反而不知道该做什么,好像疫情前的生活已经变得陌生。返乡回家的时候,进入车站前,我还在想是不是真不用扫码测体温了。
瑞比
我最近一直在适应撤销规矩的生活。阳康后回公司第一天,自顾自走进写字楼大厅,心里告诉自己:“不用再扫健康码了,要正常地走进去”。我也会故意从出口进门,体验自由的感觉。
后来想想,我这么做不过是在反复确认一件事情——生活已经进入新的阶段,要开始适应新的规则和节奏了。
陈森
- END -
本期策划 | 武柏 佟畅
编辑 | 孙雅兰
往期回顾
你还记得上一次在雪地里放肆是什么时候吗?
冬已深,不少地方进入雪季,一起到来的还有新年,滑雪爱好者迎来了狂欢季。在滑雪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当下,滑雪场成为不少人挥洒激情的乐园。你是否已在计划为滑雪腾出假期,并忙于挑选最酷炫的滑雪装备?
The North Face适时推出了全新兔年新春系列探索装备,融汇雪季运动元素,经典ICON搭配多彩印花雪服,大胆玩味色彩。无论都市野外,为雪友们赋予自在出发、探索人生的更多可能。
值此迎新时刻,真实故事计划联合The North Face一起,寻找一张滑雪照,希望找到勇于探索自然的冒险家们,以及那些最动人的瞬间。
读者@Cecile 曾在高难度雪道中留影,自信的笑容背后,是她摔了几十跤才学会的站立。那时候她刚刚失恋,凡事畏首畏尾,在滑雪场上也总是小心翼翼。摔得多了,她开始勇敢起来,挑战成功,失恋的阴霾一扫而空。
网友@小猪 在滑雪时牙齿被磕掉一半,掉进白雪里不知所踪。她没有因此难过,反倒觉得开心,拍下自己缺了半颗牙的笑容,将欢乐分享给身边更多人。
@小凉 只身一人在暴雪天滑了5小时雪,腹痛腰酸得差点哭出声来。回到山下,她拍下冰雪覆盖的滑雪场,送给这个勇敢得超乎想象的自己。
许多人对滑雪上瘾,因为那种挑战极限的刺激,失意时重拾的勇气,陷入瓶颈时被打开的社交圈,或者只是单纯运动带来的快乐。总之,走上雪道的那一刻,疲惫就消失了。
你是否也有一张特别的滑雪照,承载着你彼时彼刻难忘的故事?点击二维码进入征集,分享给我们。
我们将选取其中3位故事入选者,赠予The North Face全新兔年新春系列探索装备中的卫衣。这是一件兔年印花风格的卫衣,希望在新年时刻,带给你勇气和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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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店是最小的商业细胞,它成本低廉,盈利不高,勉强支撑一家人的生计。在北京最繁华的批发市场,大柳树官鑫市场,存在大量夫妻合作经营的夫妻店,在三年疫情中,封控断断续续,小本经营的夫妻店风雨飘摇。
广播
听见动静,一个女人抱着双臂从店里探出半个身子,想去迎客人。商场里全天循环播放的防疫广播过于喧嚣,她听见动静太晚了,客人看不到她想挽留的举动,径直从店门口走了过去,女人只好重新缩回了店里。
在北京大柳树官鑫市场,女人和丈夫一起在商场二楼经营这家美妆店。他们承包了一个店面,平时她的婆婆也在店里帮忙。据女人说,他们做的是薄利多销的生意,店里的东西报价都接近批发价,比如三卷碗口粗的洗面巾,“只卖10块钱”。
在官鑫市场,多的是这样的夫妻店。那些挤满一楼每个不足5平米的古玩小摊位,摊主基本都是中年夫妻。眼下生意不好做,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沉默地半躺在柜台里,顾不上给商品打灯,远看过去摊位灰蒙蒙的。有人路过,他们便坐起来,从摊上随机抓起一件,远远地往来人的方向递:“看看?”被拒绝后,摊主们面露悻色,默不作声地缩回摊位去。
作为北京著名的旧货和二手批发市场,大柳树官鑫市场的商品向来以低价吸引大批顾客,养活了市场里几百家店铺。店主们几乎都是外地人,承担高额店租的情况下,以往也能养家糊口,有的人还赚得盆满钵满。一些资深店主,闲聊中还会提及前些年市场每周末人头攒动的场景。那时候吆喝声、讨价声不绝于耳。
图 | 市场一角落
这样的光景毫无征兆地在三年前的春天结束。新冠疫情开始之后,商场里少有顾客,冷清的大厅里,只剩全天循环播放的防疫广播回荡。
位于市场出口的一家瓷器店,老板洪山记得这些防疫守则广播,是从2020年春末开始循环播放的。那时候,最初也最惨烈的新冠疫情袭击中国武汉,中国尚未被新冠疫情波及的城市也人人自危,纷纷采取不同程度的封控政策,防止病毒在中国境内扩散。商场管理方那个时期开始播放防疫的,说着些要戴口罩、不遵守防疫守则者可能会被依法处置之类的内容。
广播播了3年,每天语调相似,洪山已经习惯了,一时也说不出广播的内容是否迭代过,只记得曾有顾客抱怨,这重复的语调和内容听得人心慌。
刚有广播的时候,洪山只觉得吵闹。他和妻子想到2003年北京闹过的非典,那时候半年熬过去,也就结束了。他和妻子想着,不如就闭店几个月,好好休息一段时间,疫情结束后再重振旗鼓。不过很快他就发现事情变得不对劲。
市场管理方开始减免封控期间的店租。这本对他们有利,但出于商人的敏锐,洪山怎么看,商场管理方的让利都像在提示以后可能是场持久战。
他和妻子商量对策,起初他们想用短视频平台带货做网店。折腾了一两次之后,他发现直播间的观众多数只是在同城无意刷到,前脚划进来下一秒可能就划走。观看人数始终只有个位数,根本无法卖货。
趁火打劫的人也有。一次,有人私信他说,可以帮忙给店铺引流,只需要980元,就帮助他上推荐页。洪山心动了,向对方的支付宝账号打了980元,就再也联系不上对方。洪山至今没有告诉妻子这件事,只是在发现被骗的当晚,把上当的事编成了朋友的故事讲给妻子,提醒她注意这种骗局。
后来三年,生意逐渐萧瑟,客人数量骤减。偶有客人上门,顶着这些广播讨价还价,要抬高声量才能听清。日子一久,洪山和妻子都烦。曾有店家去商场管理方希望调低音量,从来也没什么效果。洪山索性买了套音响,成日在店里播放《大悲咒》《心经》之类节奏悠长缓慢的录音。之后,在新的背景音下讨价还价,洪山和妻子真感觉没那么心慌了。可是,这也止不住小店每况日下的营收,这是一份摆在账面上的忧愁。想必多年后洪山和妻子想起这萧瑟的三年,也会顺势想起这些广播和《大悲咒》的音调。
洪山夫妇店铺三百米开外,左工坊皮具店的女主人不在,只有男主人左爱平留在店里和弟弟一起看顾生意。生意不好加上疫情阻滞,左爱平的妻子今年5月份之后一直在随州老家。
图 | 皮具店
临近中午,弟弟回住处做午饭。以往回去做午饭的都是左爱平的妻子,左爱平想念妻子做的蒜苔炒肉,他说,已经半年多没尝过了。以前和妻子一起看店,夫妻俩隔三差五就会炒几个小菜,关店后一起小酌几杯。
一整个上午,左爱平卖出去3条皮带。来店里买皮带的大都是住在附近的老人。快12点的时候,一个男人进店要定做两条皮带,用来把皮包固定在摩托车后座。他把车停在皮具店门口,左爱平看到的时候突然露出惊喜的神色。“前些年一直想买辆川崎的车,哎……”他不说了,拿出材料和工具,开始趴在地上裁剪皮具。忙活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做好,左爱平拿到摩托车后座比对,客人不满意,觉得皮料太软。左爱平看了看弟弟送来的饭菜,默不作声开始重做。
在左爱平记忆中,曾经的官鑫市场作为北京第一大跳蚤市场,琳琅满目的商品吸引的不只是周围的居民,还有不少外地的游客和零售商。短视频流行后,总是有年轻人举着手机来这里拍视频,对着镜头念叨着“打卡”,许多店主都乐于见到这些举动新奇的年轻人,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很可能花很短时间,一口气在店里买下很多货物。
好光景的时候,大家生活也过得惬意。一些店主做完一个大单,还能毫无顾忌地关店休息。钱不着急挣,今天休息一会儿,以后的生意不会猝然消失。
如今却不同了。
图 | 左爱平的午饭
忙完的时候已经快下午两点钟。左爱平把弟弟做的饭端到皮具店对面的马路站着吃完,然后用路边的水管冲干净餐具。妻子无法进京,他和弟弟很多菜都不会做。偶尔嘴馋,去饭店里开开荤,不过花大几十吃一顿他其实不舍得。
挣扎
洪山和妻子都是唐山人,开骨瓷店14年。2013年到2019年是洪山记忆里生意最红火的几年,年利润能达到五、六十万。疫情第三年,店里的瓷具成堆摞在货架上,泛黄落灰的纸条上写着“大降价”一类的字样,即便价格降到几乎没有利润空间,也几乎无人问津。
这天开店将近两个小时,店里只来了一个老太太,看上一个标价为98元的锅具。洪山和太太一起上阵,和老太太一番讨价还价,以65元的价格把锅具卖了出去。打包的时候,洪太太叹着气说:“也就是这几年。这价格放在几年前不可能卖,都亏本了。”不知这番话是不是说给老太太听的,洪太太说,前些年店铺几乎每天能卖出四五千元的商品,她按20%的利润定价,一天能净赚上千元,应付店租、房租、房贷绰绰有余。但如今,每天最多能营收两三百元,连付店租都不够。
两年前开始,夫妻俩开始拿前几年存下的积蓄给店铺“填坑”。赔本的生意,也难收摊止损,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商场就重新热闹起来。谁也不想成为在景气回归的前夜放弃的悲剧人物。
前些年手有余力,夫妻俩对于老家的亲戚朋友不吝啬,谁家有困难,借钱不用犹豫。洪山还记得,有一次大家给堂兄的孩子凑钱做手术,他二话不说就可以拿出10万元。那时候的从容和仁义,底气都来自于这家夫妻店。如今洪山不仅要想办法避开好友聚餐,连自己的孩子想买玩具和零食,他都要在心里斟酌许久。
过去的3年,各种阻挡疫情传播的防疫措施,无意中瓦解着洪山此前十数年建立起来的生意链条。
他的瓷器店生意,客源主要是从外地来批发的商户。疫情开始之前,洪山的店里总是挤满了外地口音的客户。后来疫情时断时续,进京政策多变,许多外地商贩也不愿意折腾和冒险,纷纷转而寻找其他货源,洪山夫妇因此失去了不少客户。看着相熟的客户纷纷在朋友圈求问其他地区的货源,洪山心里不是滋味。一开始,他主动给老客户打电话,表示如果对方愿意下单,自己就可以帮忙解决进京过程中,居家隔离可以暂住的地方,总是被婉言拒绝。
进货也困难重重。洪山以往从河北唐山进货,离北京不远,从前每次去进货要用3、4天时间。疫情封控最严厉的时候,同样的事情洪山要花1个月去做。眼看着市场上流行的瓷具换了一批又一批,堆积在仓库的品类早已过时,唐山窑里新烧的瓷器无法进京,洪山和妻子为此发愁过许多日子。
夫妻俩的瓷器店关乎一家四口人的生计,生意走下坡路,整个家庭的生活水平都要下降。
撑到第三年,洪山和妻子是不断挣扎着走过来的。
联系老客户无果后,洪山想着办法招揽新客户。他在网上搜索瓷具零售商,主动私信,提出让价,吸引客户。不少人收到信息后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了解到需要进京验货、取货,便都退避三舍。几番折腾过后,夫妻俩彻底失去了信心,决定安静等着疫情结束的那一天的到来。
官鑫市场位于北京东四环,周围交通便利,人流量大,也意味着传染风险大。因此,每当北京疫情开始出现泛滥的前兆时,官鑫市场都会早早启动休憩“程序”。左爱平说不清被要求闭店多少次了,每次只要北京有大规模疫情爆发,他都要按照管理方要求,闭店休息。
这三年里,里面的商家经历了无数次的闭店和封控。
左爱平第一次闭店是2020年春天,持续数月,一直到到当年6月份。那时候赶上春节,他和妻子、弟弟如同往常一样带着喜悦回到湖北过年。春节假期临近结束,新冠疫情外溢到湖北各个地级市,左爱平和家人第一次经历封城。那几个月,他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让儿子查阅病例新增数量,每天想着回京。
彼时,市场的相关管理方案尚不完善,左爱平一家困在老家毫无收入,依然承担着每月7000元的店租。那年六月,当左爱平终于回到北京,打开店门,他发现很多货物都积了灰,一家人洗洗擦擦、忙活了两三天才将店铺恢复到原状。
但他们发现,市场的繁华却怎么都回不去了。相熟的店家们个个一脸愁相,一见面就互吐苦水。
左爱平不能就此认栽。他开始学着那些来“打卡”的年轻人一样玩互联网。他拍下制作皮具的过程,配上热闹的背景音乐传到短视频平台上。每天关店回家,他学习剪辑、配乐。他曾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般,告诉妻子:“疫情后啥都不景气,只有短视频还在赚钱,咱们要赶趟儿。”妻子不这么想。她觉得丈夫瞎剪的视频不可能被人喜欢。
那段忙碌的日子,最好的见证是一条点赞量115次的视频。左爱平如今把它置顶在自己的短视频主页。只可惜,他频繁的更新,没有得到能创造收入的反馈。
图 | 左爱平半跪在地上剪裁
一度,左爱平发现给自己点赞的依旧是亲朋好友,无法“出圈”。他以为是单纯的手工制作不新鲜,开始拉上家人一起拍搞怪视频。妻子不配合,总是躲着镜头,背对着他。
左爱平在短视频上没有收入,只好在线下售卖中放低期望,能卖出去就好。原来标价89元的皮带降价到65元,后来120元可以卖两条,附带铜质裤袢和现场手工缝制服务。
虽是半卖半送,左爱平和弟弟还是坚持为客人一丝不苟地制作。简单地为客人的皮带上个裤袢也需要十几分钟,很多时候只卖出二三十块钱。他们觉得这是在践行匠人精神:“虽然卖出的价格不满意,但做工还是要细致。”
几度抗争过后,洪山夫妇和左爱平夫妇都陷入很长一段沉寂。
做不了生意,洪山和左爱平都一度窝在家里刷手机、打牌,整天焦虑却毫无补救措施。和他们一样状态的夫妻店店主,在官鑫市场及附近商圈还有很多。最愁的一批在官鑫市场美食城,他们总是第一批被封控的。左爱平每次听闻对面的美食城关闭,就知道自己该焦虑了,最多还有一星期就会轮到自己。
转折
左爱平很久没见到儿子了。那小子从小在官鑫市场长大,小学六年级之前一直在附近村里的小学读书。
疫情爆发后,店里的生意明显萎靡了下去。“原来一天能赚七、八百,现在一天最多两三百”,左爱平说,这样的营收只够支撑店租。
去年他和妻子思前想后,将儿子送回老家农村一学期七千元的私立中学读书。他知道这个学费不算低廉,也知道老家农村的教学质量与北京无法相比、让孩子在湖北考学竞争压力更大。但他没有北京户口,这意味着他的孩子继续在北京读书,花费的金钱和精力更多。
左爱平打听过附近的一所中学,孩子去那里读书,仅学费一学期就要将近五万。过去生意好,咬咬牙可以承受,但近三年每个月只能赚够店租的情况下,他和妻子无力支付这笔学费。
图 | 左爱平在工作
私立中学管理严格,孩子每个周末才能和左爱平夫妻打电话,语气总蔫蔫的,夫妻俩心里都不是滋味。妻子总担心儿子学校伙食不好、穿不暖或是被人欺负,左爱平只好劝说:“孩子都这么大了,能有啥事。”
嘴上这样说,但他私下对儿子不无担心:“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没有底气,胆子会变小。”
2022年11月,孩子初一上学期的期中考试结束,班主任告诉左爱平儿子成绩在班里的成绩下降了19个名次,政教处老师还在夜里抓到儿子玩手机。手机是年初他买给儿子用来联络的,没想到儿子沉迷起了打游戏,这让远在北京的左爱平很头疼。他想着好在妻子这半年留在了老家,周末还能陪陪儿子,不然情况可能更糟糕。
左爱平今年47岁,做手工皮具已经25年。22岁时,他听从广州回来的同乡说做皮具很赚钱,脑子一热跟着南下,进了皮具厂。他笨手笨脚跟着师傅学,带他的师傅月入过万,告诉他:“只要你肯努力,这也是你的未来。”他一头扎进手工制作皮具,一学就是两年。皮具厂给他开的薪资远高于他同乡的朋友,返乡过年的他总是满面春光。
世纪初看过的繁荣,让他相信皮制品不会过时,也深信不疑自己会有好未来。在工厂,他还结识了现在的妻子,婚后三年,两人决定自己开店。多方打听后,他们来了北京,在官鑫市场开了家夫妻店,一开就是14年。
图 | 皮具店内部
在官鑫市场的14年,他们的孩子出生了,弟弟也结婚生子,官鑫市场见证了这个家庭许多幸福、收获和重要瞬间。过去3年,左爱平想过放弃。但想到自己年近五十,除了做皮具身无所长,只有初中学历,想要学习新的技能也不现实。
缓了三年,左爱平还是晕头转向。他记得市场角落有一家广州皮衣、皮鞋售卖的店铺,今年十月份因经营不善闭店,空出来的铺面至今仍然空着。最后一次看见那家店时,店内的鞋子堆了半人高,没开灯,黑漆漆的。
在官鑫市场,这几年许多店主都选择了闭店。在他印象里,闭店的大多数都是二三十出头的年轻夫妻,“他们年轻,关了还能学别的手艺,我一辈子就搭在这上面了。”
11月份,左爱平觉得自己不得不做一些割舍。他打电话告诉妻子,如果明年春天形势仍然不乐观,就让妻子在老家找个轻松点的工作做着,没必要一家子都吊死在一棵树上。作为皮具铺的女主人,左爱平的妻子觉得这不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主意。她能在老家镇上能找到的工作,顶多也不过是建筑工地小工,一天100元,又脏又累。
夫妻俩还爆发过一次争吵。妻子主张让弟弟另谋出路,“这个店是咱俩的,他又是个男人,年轻力壮的,好找活。”而左爱平坚持不让弟弟离开店铺,理由是弟弟在店里工作多年,至今一个月薪水不到五千,这种情况下还将其裁掉,过于不顾手足之情。
那次争吵后,左爱平好几天没给妻子打电话,直到周末儿子回家时,才借机与妻子说上话。此后二人没有再提这几件事,只是在左爱平心里埋了一根刺。
2022年11月下旬,北京爆发了一轮新冠疫情,大柳树官鑫市场再度沉寂,商家们又早早被告知闭店,回到家中等待复工的消息。结果到了12月,北京的各项疫情防控政策突然松动。2022年12月底。官鑫市场市场宣布可以恢复营业。
左爱平夫妇和洪山夫妇都等来了形势转折的这天。只不过,重建夫妻店的繁荣,还需要一些时日。
在官鑫市场,店主们相继感染新冠。大家都忙着养病,不急于开业。
左爱平估计,第一波感染潮后,生意不会迅速反弹。他和妻子决定,留下弟弟看店,他早早回到老家张罗过年。
洪山和妻子的店面也熬到了形势变化的一天。他们没有倒在转折前夜。
2022年11月底,他还念叨着:“总会有结束的一天。”即使店铺需要贴钱营业,洪山也舍不得关停。他觉得这是全家唯一的活路,只是这几年遭遇了冰期。何况,他擅长的只有做生意,关掉店铺,他还能做什么呢?在洪山眼里,瓷具店有特殊的含义。14年前决定租下这个店面时,夫妻俩费了很大功夫。竞争者众多,许多店家都看上了店铺位于市场出口的好位置。夫妻俩向五六个亲戚借钱才凑够3万块,又打点了一些人,才及时盘下。
盘下店面后,妻子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店铺虽小,但每一件物品都摆放有序。店铺平日的售卖都是由妻子负责的,进货、批发销售则由洪山承担。疫情到来之前,他们分工有序地运作了14年。疫情后,洪山没有客户应酬,他开始经常窝在店里,本就狭小的空间突然多出个人,也让妻子感到不便。她穿梭在瓷具间,提醒着“让一让”,洪山索性搬了椅子在门口坐下。
没生意的大部分时间里,洪山都与相熟的店家闲聊,或是带着儿子在广场闲逛。
洪山和妻子努力就着眼下的情况盘算未来。
他打算来年春天将儿子送回燕郊念书。这样一来,夫妻俩也可以退掉北京城区租的房子,去城中村或者郊区租房。等手头的存货都卖出去,洪山打算退掉库房,外地货商进不来,留着库房意义不大。
洪山计划通过这番操作省下一笔钱,等来年形势好转,再把过往的生意链条组建起来,东山再起。
- END -
撰文 | 吴向娟
编辑 | 温丽虹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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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生活这三年,许多人热衷囤积食物蔬菜,身体也囤积着脂肪。随着社会放开,人们又开始计划着减肥。然而,过度减肥也潜藏着极大风险,被压抑的食欲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暴食。
本文的主人公,肖雪就曾因不当减肥诱发暴食症。2017年,她因为不当减肥,在不知不觉中滑入了暴食的深渊。食欲经不起凝视,当人汲汲营营地计算着卡路里和体重,疯狂地压制自己不要进食时,很容易遭遇食欲的反扑。
以下是肖雪的自述。
从减肥滑入暴食危机
2016年6月,我在研究生毕业后,决定留在悉尼,想努力打拼出一番事业。那时,我一边做着一份前途暗淡且不喜欢的会计工作,一边准备着申请绿卡需要通过的各种考试。出于一种盲目的要强,我羞于再向父母伸手要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因此,我必须放弃原本喜欢逛街买衣服的习惯,转而用吃东西抚慰毕业和找工作的焦虑,因为购买食物比逛街买衣服经济实惠得多。
或许是因为被焦虑支配,一向只喜欢吃辣的我变得极度嗜甜。那时,我每天早晨都要做一杯奶茶带去公司,加两大勺糖。附近超市里有一种170g装的巧克力,我也一板一板地买回家吃掉。我的食量变化大得惊人。原本吃一个汉堡就饱的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吃掉一个汉堡、一份薯条、一杯土豆泥,两个鸡翅再加一杯可乐。
当时我一心扑在事业和绿卡上,心里想着就算要减肥,也等事情完成了之后再说。毫无节制的饮食,让我在4个月不到的时间里体重上涨15斤,体重从90斤出头暴增到105斤。
图|在悉尼徒步偶遇蜥蜴
2016年10月毕业典礼前夕,我高兴地拿出柜子里那条裁剪简洁修身的裙子试穿。两年前出国时,我特地为了参加这类正式场合买下这条裙子,当时为了不那么显瘦还特意买大了一号。
再一次试穿,我发现裙子根本提不上去了,直接卡在了臀部。我收腹、提臀,费尽力气把裙子往上提,裙子的拉链却大张着口,离抵达它该去的位置还有很远的距离。
我气急败坏地将裙子脱下来扔在床上,又试了另一条本科毕业时在日本毕业旅行时买的高腰A字连身裙。结果没有好太多。A字的版型对臀部要求不高,但却紧紧勒住了我的腰。十分勉强地拉上拉链后,裙子被绷出了一条条横纹,似乎只差我的一个深呼吸,它就能立刻四分五裂。
我试了一条又一条,不合身的裙子在床上越堆越高。几个小时过去,我的耐心耗尽,只找出一条普通蓝色系带裙子。系带的设计让裙子在腰间还有一点富余,我勉强穿上参加了毕业典礼。
毕业那天我穿上高跟鞋,认真地化了妆。朋友和室友纷纷来和我合影。典礼结束后,我开心地挑了九张照片发在朋友圈。家人和朋友纷纷夸我好看,我却越看越觉得自己脸太圆,腿又太粗。我问每一个说我好看的人,我是不是胖了,然后又忍不住在那条朋友圈底下发了一条全部人可见的留言:
“哈哈哈哈,老天就是要让你在最胖的时候毕业。”那时候我好像觉得,比起别人发现我变胖,由我自己指出来这点,会让我更好受一点。
毕业典礼后,我决定立即开始减肥。我在网上各大论坛的减肥小组和手机APP里寻找减肥办法,开始观看与瘦身相关的纪录片。在一部叫做《甜蜜的负担》的美国纪录片里,糖类被归结为导致美国1/3人口肥胖的主要诱因。片子里揭露了美国食品制造业如何向食物里添加糖分,致使消费者成瘾,以此增加销量。我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变胖是因为吃了太多的糖。在另一部地平线出品的纪录片《节食与长寿》里,我又看到了科学合理节食对于身体健康的益处。只是我急于求成,忽略了“科学合理”四个字,选择了十分极端的方式。
我减少了午饭份量,将主食换成了红薯,不再吃晚饭,戒掉了所有糖类,把零食全都放到了柜子最高处。
我开始运动,跑步、跳舞、游泳、徒步。只要能瘦,来者不拒。我原本不喜欢跑步。读书时学校每天组织晨跑,对我来说如同受刑。但为了减肥,我那段时间几乎天天泡在小区的健身房里,连生理期也不懈怠。为了坚持下去,我还在豆瓣上开了帖子记录每日的跑步情况。
因为食物摄入过少,运动量又突然增大,我常常十分疲惫,有时觉得两腿如灌了铅一般沉重。从大二开始就有的腰痛也日益严重。健身房里,我常如木偶般机械地迈着腿,双眼紧盯着跑步机上跳动的指示卡路里消耗量的数字,思考着还要多久才能消耗掉中午忍不住吃掉的那块饼干或者巧克力。
我也不再享受跳舞。欢快的音乐和激昂的鼓点丝毫不能让我投入,我只会一边心不在焉地挪动脚步,一边在心里计算:跳完一节课消耗的卡路里,够我吃几口米饭。
一切都变成了计算题。我给自己设置苛刻的目标,不允许自己多吃一丁点东西。与此同时,我像疯子一样计算热量,努力制造热量缺口。
每天早晨,我起床后总会第一时间去称体重,我的心情也随着体重的起伏而变化。精密地计算、艰苦地克制食欲,让我觉得我为减重付出了太多精力。如此庞大的付出,让体重哪怕上涨0.1kg都能对我的心态造成暴击。
那时候我没有意识到,这场减肥正酝酿着暴食的危机。
巨大的热量缺口使我变得对食物异常渴望。周中,因为要上班,控制饮食不算太难。为了避免冲动进食阻碍减肥的步伐,我会自带午饭,在午休时走二十分钟去海边吃。我总是快速吃掉饭盒里的水煮红薯和青菜,而后坐在海边发呆。
午饭后,我仍会不由自主地走进公司附近的连锁超市。我一排排地走过超市货架,将架子上的巧克力、饼干、薯片一个个拿下来,阅读信息表里的卡路里,快速算出吃一盒需要付出多少代价,然后不舍地将它们放回去。
偶尔,我会控制不住地买下一盒饼干或巧克力,坐在人来人往的商场里飞速地将它吃完。我被一种不可名状的念头抓住,只想快速地把食物吃下去,填满肚子。现在想来,那是进食障碍的表现。
周末的到来总会让我的努力灰飞烟灭。周末除了有更多空闲时间让我滋养食欲,还有难以拒绝的朋友聚餐。每次聚餐我都像一匹终于捕到猎物的饿狼一样,吃得撑到想吐。我常常无心去听朋友在聊些什么,只是一边吃一边计算着卡路里,这种计算是无望的,因为它无法震慑我停止进食,我只会一边计算一边绝望地吃下更多。
每次放纵之后,我都会生出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情绪。接下来的一两天时间,我会带着这种情绪,从超市和餐馆买回自己一直压抑着欲望不敢吃的高热量食物,在极短时间内全部吃完。两个月下来,我的体重纹丝不动。
我没有意识到节食和暴食使我的身体和心理都出现了问题。相反,我还在狠狠责怪自己“不够自律”。无成效的减肥让我越来越焦虑,减肥手段变得更加极端。
我去掉了三餐的全部主食,控制自己将每日摄入的卡路里降到了600上下,强迫自己每天走一万步以上、饭后站立半小时、晚上还要跳绳或者做半小时减肥操。
如果有无法推掉的聚会,我就自己带上食物。都是一些简单的蔬菜沙拉、胡萝卜和黄瓜条。在吃着汉堡、寿司或是火锅烧烤的人群里,我啃着黄瓜条,心里还在为自己所谓的“自律”感到沾沾自喜。我畸形地觉得享受美食的人们成了纵欲的“loser”,而我是那个战胜自己欲望的“神”。
为了让自己远离厨房和外界的食物诱惑,平时我会带上一根法棍和一些水果去学校图书馆九楼看中文书,希望靠这些食物坚持一天。为了增加卡路里的消耗,我甚至不坐电梯,而是一层一层地走上九楼。但很多时候我坐下的第一件事不是看书,而是迫不及待地将这些食物统统吃掉。
法棍几乎没有任何味道,在平常我不相信任何人能连黄油也不涂地吃掉一整根。可在当时,我缺少碳水化合物的身体却为它发狂。就像《活着》里一口气吃掉7个馒头的王教授一样,我的精神和理智被饥饿占领,本能驱使着我吃东西,活下去。
报复来得很快,2017年1月,我一向准时的生理期突然在一个月来了两次。我立刻意识到这是节食的后果,决定放弃极端减肥。
食欲反扑,我成了“不会吃饭的人”
当我想要恢复正常饮食时,却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不会吃饭的人”。
我的脑子里好像被安上了一个闸门。它在我不吃东西时紧紧地关闭着,一旦我开始进食,闸门就会轰然打开,食欲像洪水一样汹涌而出,催促着我继续吃、不停地吃,一刻也不要停下来。
我忘了“吃饱”是什么感觉。我的世界只剩下“极饿”和“极撑”两种状态。饱不再是停止进食的信号,饿也不再是应该进食的信号。它们对我的意义异化了,甚至颠倒了。
意识到不对劲,我立即在网络上搜索自己的症状。很快我就通过快速进食、回避社交、过度运动和对吃东西感到羞愧等症状,搜索匹配到了“进食障碍”“暴食症”等等关键词。
那时,我没有把我暴食的缘由与减肥联系在一起。我认为我暴食的原因来自毕业的压力,因此计划通过间隔年调整心情、恢复健康。
家人原本不同意我贸然辞职,在他们的眼里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又拿到了绿卡,应该安定下来按部就班地找男朋友,然后结婚生子。直到一次和家人的通话中,我提到了自己饮食出现的问题。父亲在网上查到暴食催吐甚至会导致死亡。尽管我还没走到那么严重的地步,被吓到的我的父亲,还是立即同意了我辞职回国。
2017年5月,我在永居获邀后立即辞职回国,开启了间隔年。空闲下来,我反而花了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减肥,这也引发了更为严重的暴食。
我疯狂地沉迷于一款减肥软件,把软件上减肥成功的人的经验分享视作宝典。我买了体重秤和食物秤,再次与体重和食欲做斗争。
为了精确计算卡路里的摄入,我开始称食物的重量,精确到克。吃饭前我会拿出白色食物秤,放上要吃的食物,称出重量后立即在减肥软件里找到那一款食物并记录下来。对正常人来说,一颗鸡蛋就是一颗鸡蛋,但对当时的我来说,一颗50克的鸡蛋和一颗70克的鸡蛋却大有区别。
即使是外出吃饭,我也会根据食物的组成大致估算出热量。网上和减肥软件里有许多帮助估算食物重量的方法,比如一捧菠菜大致为100克,拳头大小的馒头是80克,掌心大小和厚度的猪肉约为50克。根据食物重量通过减肥软件查找相应热量并不困难。所有的摄入都会被我记录在册,所有的消耗,哪怕是简单的下楼扔垃圾,也会被我记进减肥软件。
就像一个守财奴兢兢业业地存下每分每厘,我精打细算地控制着卡路里的“收支”。
我买了许多某品牌的硬糖,实在嘴馋时吃上一颗。一颗糖只有2卡,就算一天吃20颗也不算太多。高中时有一次过节,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了一罐徐福记的糖果。那天午休时一个正在减肥的室友将所有糖果都倒在床上,一颗一颗地数。糖纸摩擦发出“唰唰”的响声使我无法入睡,我心中充满烦躁与不解。2017年,吞下一颗又一颗糖的我终于明白了 —— 那是饥饿发出的声音。
家人出于爱意,总是希望我能多吃点,但那时我最讨厌的话就是“多吃点”。为了减肥,我很少吃晚饭。我的父亲常年在外省工作,偶尔到成都出差才能回家。我开始极端减肥后,我的父亲回到家很容易就发现了我正在病态地节食,这让他十分忧心。“怎么就吃这么一点啊。”他总是在饭桌上忧心忡忡地说,每天吃晚饭也都想让我坐过去,吃一点。我会不耐烦地丢下一句“不吃”,就径直躲进书房里去。
由于我把关心我进食的语言误解成了不怀好意,我总觉得那些劝我吃饭的人也变得面目可憎 ——即使他们是我的朋友和家人。
2018年初间隔年结束,我再次回到悉尼,重新找了一份会计工作,搬离了读书时的合租公寓。没有成就感的工作和远离家人朋友的生活,使我陷入了一种彻底的孤独。这种孤独让暴食变本加厉。
图|生日时,会计事务所老板送的花
我常常感到一种百爪挠心般的饥饿,就好像胃里出现了一个大洞。我会不受控制地在下班后走进公司附近任何一家便利店,像幽灵一样徘徊在那些充满诱惑的食物旁边,仿佛在悬崖上走钢丝,一不小心就会坠入暴食的深渊。
对食物的渴望会驱使着我在天黑之后出门。楼下街上拐角处的两家关门很早,再往前走有一个加油站,里面有一家24小时便利店,对面还有一家尼泊尔人开的24小时小店,常常散发出奇怪香料的味道。
澳洲不像国内那样有热闹的夜生活,那两家开到深夜的小店,便成为了我用来填满胃部空虚的供给站。
许多个与食欲抗争失败的夜晚,我都会戴着鸭舌帽出门,像是准备去犯罪般低着头飞快地走在行人稀少的路上。路旁高大的尤加利树伸展着凌乱的枝条,好像一个个随时要扑向我的鬼。 我顾不了那么多,冲进一家便利店买些花生、巧克力、软糖之类的食物,然后一边往嘴里塞一边往回走。就像轻微的毒瘾发作,除了将食物塞进嘴里,其他一切都变得不重要。
因为经常在深夜大量进食,我脸部总是浮肿,额头和脸颊不时冒出痘痘,周身也散发出颓丧而疲惫的味道。长期不规律的饮食,把我曾经强健的肠胃摧折得十分脆弱,稍微吃点东西,就会胀气并发出“咕噜噜”的声音。
图|间隔年在西班牙学语言时偶遇的面包店
我不再逛街和买衣服,整日穿着几件宽松T恤和裤子。我害怕服装店售货员上下打量的眼神,更害怕她们拿出m码的衣服让我试穿。
读研时,我也是个爱美的姑娘。每次回国都要买很多好看的衣服带回澳洲,也会在出门前花上一个多小时化妆和打理头发。在我变胖之后,我不再这么做了——我觉得变胖了的我,不再拥有爱美的资格。
开启间隔年离开悉尼之前,我曾遇到一个有好感的男孩子,却又觉得自己太胖、不够好看而止步不前。回国前的早晨,我纠结很久之后给他发了一条信息,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你那件蓝色衬衫真好看。”
体重和暴食成了一道巨大的鸿沟,横在我和世间一切美好之间。
2018年 6月,因为公司搬去新加坡,我意外地被裁员失去了工作。焦虑和失落让食物再次成为了我的救命稻草。失业后的第一天,我去悉尼鱼市场吃了很多海鲜和寿司,接下来两周,我的状态在暴饮暴食和滴水不进间反复切换。
两周后的某个深夜,我因为饥饿而吃掉了家里仅剩的一包过期挂面和半颗白菜 —— 为了预防暴食,那时我已经很少在家放食物,因为即使是超市里毫无味道的吐司面包我也能一口气吃掉大半袋。
我感觉到“饱了,不想吃了”
吃完那锅冒着热气的面条后,我决定振作起来。我并不喜欢会计专业,但我学了六年,工作了两年, CPA也考了一半。我跟自己说,被裁员是离开最好的契机。多年后我再回头看时,我相信,那是我走出低谷的开端,也是暴食好转的起点。
找工作的几个月里,我和马来西亚的室友Karen成了朋友。Karen喜欢做饭,常做些马来西亚特色的食物給我吃。闲暇时,我们也会一起去海边逛逛或是去市区看电影。或许是因为有了朋友的关心,又或许是因为重新找工作给了我转行的希望,我暴饮暴食的频率不知不觉减少了。
2018年10月,我找到了喜欢的工作、认识了男友k。认识k不久后我就向他坦白了我的进食障碍,他表现得十分理解。后来我们约定,每次我控制不住吃东西时就给他打电话。他的声音常常能让我平静下来,并从对食物的渴望中抽离。
工作的充实和男友带来的温暖让我暴食的情况逐渐好转。尽管我冲动进食的情况仍偶有发生,但频率已经大大降低。
我总是焦虑自己什么时候能治愈暴食症,但任何一种疾病,痊愈的时刻都可能来得悄无声息。就好像,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很难清楚知道,自己何时打完了一场感冒的最后一个喷嚏。
只是在某个时刻,我们突然意识到已经不鼻塞了,也不头痛了,我们才意识到自己痊愈了。
对我暴食的症状来说,我发现的时间点是2019年8月的一个普通下午。
那时我在国内照顾生病的家人。下午,我在外面吃了些冷锅串串和一碗鸡汤饭。回家时,晚饭已经做好。如果是平时,就算吃了许多东西,我还是会控制不住地再吃一点,也可能为了避免吃下更多食物,努力抵抗,躲进书房看书。
但是那一天,我看着那一桌菜,一种许久没有出现的感觉如嫩芽萌发。
“我不想吃。”
不是因为怕胖而故意逃避晚饭的“不想吃”,不是自我欺骗的“不想吃”,是那种久违且自然的反应:“我吃饱了,不想吃了。”
两个月后,2019年10月,悉尼入夏,我出现了吃不下东西的症状。从我读初中开始,每当夏季快要到来时我总是会有一两周没有胃口,有人将这称为“苦夏”。在我患上暴食症的几年里,“苦夏”从未发生。直到2019年那个夏天它重新出现,让我的体重迅速掉到了100斤以下。
不过,那时体重已经不再主导我的情绪,减肥也不再是我的目标。为了恢复食欲保持健康,我恢复了中断两年的跳舞并努力保持规律的饮食。在疫情期间大家纷纷抱怨封在家长肉的时候,我的体重因为跳舞和规律的饮食而平稳下降。
一年后,2020年的夏天,我恢复到了毕业前的重量,那些曾经穿不上的衣服又重新变得合身。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心里五味杂陈。过去三年,我心心念念想要达到的目标体重,在我彻底忘记减肥之后达到。我曾经狼狈着挤不进去想的裙子,却在我不把它当作一回事的时候,重新被穿在了身上。
暴食像一个不告而别的魔鬼,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我的世界。
如今我早已忘记了许多食物的卡路里,吃东西全凭饿与不饿。火锅,麻辣烫和川菜依旧是我的最爱。甜食又恢复了本身的地位,排在了诸多零食的末尾。家里的抽屉里常常备着零食,它们再也不会被我一口气吃完。买东西时我也早已不再看背面的标签。
我与进食障碍缠斗的故事画上句号,但无数个类似的故事仍然在各处上演。
几个月前,我在街舞课上遇到一个女生,她穿着高腰紧身背心和宽松长裤,身材高挑。可是,一个侧弯腰的动作让她注意到腰间薄薄的赘肉,原本开心的姑娘忽然像一个被打蔫的茄子。
我从镜子里看见她捏着自己的肉沮丧地蹲下去,整个人几乎蜷缩在一起,喃喃地说:“果然吃的那些东西现在都要还回来的。”
我猛地想起那个站在镜子前因为胳膊和肚子上的赘肉而伤心大哭的自己。
摆脱暴食症这三年,我总是担心别人因减肥而陷入饮食失调的困境,每次听见有人说要减肥都忍不住劝阻。
有一次我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个一起跳舞的姑娘,她说自己想减肥才来跳舞,还和我分享了她的节食计划。我试探地问道,如果不节食单纯跳舞呢。她坚定地摇了摇头:“太慢了。”我又试图向她讲述自己的经历,说服她正常吃饭,她却打断了我:“等我瘦下来再说。”说罢她转头看向窗外。我理解她,身材和外貌的焦虑以及其带来的饮食障碍都是隐秘的,很难因为别人几句轻描淡写的安慰被化解,过度关注反而会让当事人感到更加不安。
火车行驶在悉尼海港大桥上,桥下月神公园的大门如往常一样散发着诡异的光,我们都不再说话。
- END -
撰文 | 肖 雪
编辑 | 温丽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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