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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一本好书，是买纸质版还是买电子版？两种选择是否常令你感到纠结？

早在2010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葛洛庞帝就曾预言，纸质书将在5年内消亡。然而7年过去，预言落空，“剧情”甚至有些反转。最新数据显示，去年英国纸质图书销售额增长4.9％，销售量增长2.3％，连续第二年上涨；美国纸质图书销售额增长3.3％，连续第三年上涨。看来，数字化的巨浪，并没有一下子掀翻纸质书这艘小船。

信息时代带来的“电子疲劳”，或许是不少人重拾纸质书的一个重要因素。“上班看大屏幕，下班读书看小屏幕，就怎么也读不进去”，这是许多白领的真实感受。长时间盯着屏幕，会令眼睛感到不适；终日在各类显示屏之间切换，心里也难免感到某种倦怠。与此同时，互联网在为人们带来即时资讯、海量信息的同时，也让快速浏览替代了深度阅读。从“劳形”到“伤神”，数字技术虽然极大拓展了人们的阅读园地，也确乎容易催生一种阅读焦虑。

有人说，“读一本好书，犹如同一位高尚的人对话”。不仅仅是为了保护视力，在一定意义上，纸质书具有更为丰富的文化意涵，所带来的文化体验也难以替代。捧起一本厚重的实体书，往往能带来更明显的阅读仪式感。无论是触摸书本质感、品评封面装帧，还是以书会友、以文交心，在科技发展迅猛的现代社会，传统的书香仍具有独特的魅力。

当然，作为科技进步的产物，电子书极大方便了人类知识存储与传播，所带来的便利也是传统书籍无法比拟的。面对数字化的大趋势，如果一味囿于传统阅读而抵制数字阅读，难免会容易陷入一种文化保守心态。应当承认，电子书越来越多地取代纸质书，已是不可逆转的发展潮流。但如何在享受“数字化福利”的同时，更好地通过深度阅读守护知识的温度，警惕并有效避免电子疲劳，或许是更为重要的时代课题。

实际上，对更好阅读体验的探索从未停止。迎来120岁生日的商务印书馆，在山西和上海开设两家高校阅读体验中心，强调营造阅读氛围、优化阅读环境，将实体书店扩展为文化交流的公共空间，打开了深度阅读的崭新维度。全球最大的图书电商亚马逊公司，从2015年开始逆势而上，布局多家实体书店，根据电子书阅读情况上架纸质书，线上线下相辅相成，取得了不俗业绩。对普通读者而言，大可根据时间、场合、书籍的不同，自由选取灵活的阅读方式，以实现电子书和纸质书的优势互补。

回溯人类文明发展史，从竹简到羊皮，从纸张到电子墨水，尽管书籍的材质一直在变化，但人类对知识的渴望、对智慧的追求却始终如一。当阅读的方式与习惯因时而动、与时俱进，更应对阅读的心态保持一份警觉。正因此，消除电子疲劳，也许我们应当多从内心寻找药方。

【已获授权，文章作者蒋春旭，微信公众号“大魔王蒋春旭”，他是我的申论启蒙教师，强烈推荐！】

狄更斯曾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糕的时代。”身处当代的人们，如何定义这个时代，美好或糟糕？完全取决于自身的际遇与胸怀。是蝇营狗苟，得过且过，不思进取？亦或是锐意进取，勇于挑战，从零开始？毋庸赘言，勇于挑战，从零开始，才是美好时代的共同注脚。

“勇于挑战，从零开始”是对自身的不断优化，是对现状的持续调整，是放下曾经的苦涩或辉煌后的重新上路。这既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智慧。因为勇于挑战，从零开始，有了齐白石晚年不断放下山水画风的影响，用全新的视角观察虾的神韵，最终让自己所画的虾达到“形、质、动”三者皆备的臻致境界。而我国历经千年辉煌，却于近代衰落，但现今在实施改革开放后重新走上了复兴之路。何故？因勇于挑战，从零开始。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摇篮，却于当今负债累累，陷入“中等国家发展陷阱”。何故？因沉湎过去，不思进取。可见，“勇于挑战，从零开始”既决定了个人成就，又暗喻着大国兴衰。

想必古人所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这个意思。但知易行难，人们仍是会逡巡守旧，拒绝改变。既有在春运高峰期，托人买票的“老派”行为；也有为子女上学，托关系送东西的无奈选择。既有“全家总动员式”的搬家传统；也有为了买家用电器，找人吃饭请帮忙的“传统套路”。更有甚者，个别单位习惯于“打擦边球”，仍开办各种“候鸟式会议”，与中央政策严重背离。为何会出现诸多阻力？一方面是部分民众与时代脱节，不了解我国当代科技、政策、市场的现状；另一方面是我国政策出台后出现配套措施不完善、执行力度不严等漏洞。阻力的背后更折射出国民惧怕失败、畏怯挑战的深层次问题。

如何去挑战，又怎样去从零开始，着实考验着国家“调和鼎鼐”的治理水平与个人的“入世”能力。就国家层面而言，既要“站起来”，勇于面对国际挑战，展现大国实力与外交；又要“俯下身子”，仔细聆听百姓疾苦，为民解忧。既要放下改革的“成绩表”，不要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停滞不前，又要打破“利益藩篱”，让改革红利惠及民众。就个人而言，一方面要及时更新自身认知，了解时代形式，另一方面要不惧失败，以“零”的心态去积极践行，获得真知。

古人云：“凡益之道，与时偕行。”此语指的是要不断改变，勇于挑战。古人又云：“满招损，谦受益。”此语又有一层“从零开始”之意。因而，“勇于挑战，从零开始”，既是美好时代的共同注脚，也是古人智慧的衣钵传承。“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糕的时代。”身处当代的我们，已用血脉中的智慧来定义这个时代！（1024字）

近几年，以“共享经济”之名闯入日常生活的新事物越来越多了，普及速度也越来越快。网约出租车的管理规则尚在完善之中，共享单车迅即风靡一时，而今共享汽车又开始在北京、上海、重庆等多个城市试水。一轮又一轮的风口，似乎证明共享经济时代的到来势不可挡。

无论消费者是不是欢迎、能不能适应，共享经济作为一种方兴未艾的商业模式，的确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场景。一方面，各种共享产品提升了生活便捷度。比如，通过对冗余资源的激活和共享，出行可以自定时间和路线，租房子时间可以更灵活，甚至学习知识也可以通过付费模式得到快速而精准的满足。而从发展规模、行业成熟度、治理挑战等角度来观察，共享经济的春天似乎还不会这么轻易到来。

从发展历史看，共享经济理念受热捧是基于两种优势：闲置资源的社会化再利用，用户需求的个性化配置。然而，共享经济新近才成为人类社会的宠儿，不是因为以前人们不知道共享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也并非没有尝试过共享模式，而是找不到很好的办法解决成本问题。

其实，共享是具有一定门槛的社会合作模式，需要一系列的配套设计。比如出租闲置的车位，看似可以轻易解决停车位不足的难题，但实际操作起来并不简单：如何取得物业同意？有地锁怎么办？你回家时客户没离开怎么办？解决这些管理问题，成本恐怕已经远远高于利润。更不用说，共享经济需要社会信任机制作支撑，这还会增加治理层面的隐性成本。事实上，如何把“共享”和“经济”真正融合一起，形成既节约社会成本、又实现经济效益的发展模式，仍是尚未解决好的问题。即便在房屋共享、知识共享等知晓度较高的领域，成熟的商业模式也并不多见。

而在行业成熟度比较高的共享模式中，一些现象也偏离了“通过激活社会存量资源来创新经济发展”的初衷。名曰共享经济，其实资本市场的包装，往往多于盈利模式的创新；个性化服务的提升，也可能多于社会公共成本的节省。比如，最初的网约车，说好了是利用空闲私家车和空余座位减轻交通压力，结果却催生了不少专职网约车司机。到底是提升了资源利用率，还是增加了通行压力，这笔账并不那么好算。如今的共享汽车，也是走的类似模式，更多是通过增量服务释放了潜在需求。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共享经济光谱中的不同价值增量。倘若共享成色更浓一些，比如对顺风车、拼车、合租等优化闲置社会资源的方式，应该以宽容发展的原则，创造适应新业态发展的宽松环境，扶持它们形成站得住脚的盈利模式。而偏向提升服务水准的共享模式，则要相应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审慎研究行业准入办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并处理好其与传统经济的关系，最终在平衡中把握机遇、化解冲击。

通过共享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是人类文明一贯的追求。共享经济真正的活力，不仅来自于互联网技术或者将社会潜在资源激活的商业模式，更源于对社会真实需求、美好期待的有效回应。采取市场化的手段，也应警惕纯粹的逐利彻底压倒了实现社会价值增量这个目标。抵御住资本套利的诱惑，致力于价值的共赢，共享经济才能行稳致远，真正迎来属于自己的时代。

有人说，“既要敢于担当，又要容人之功”。话虽不长，却令人深思。

独木再高也撑不起大厦。一个人能担当固然不易，但更可贵的是容得下他人冒尖出彩，共同成就一番事业。有家跨国公司，新任经理都会从总裁那里得到木制套娃。其中，小木娃上有张字条：如果每个人都只用比自己小的人，公司就会变成矮人；如果每个人都能用比自己高大的人，我们就会成为巨人。对管理者而言，善用“高大者”便是容人之长，本质上即是容人之功。

容人之功，体现着求同存异、从善如流的胸怀和气质。赤壁之战前夕，张昭主和，周瑜主战，两人在大堂之上争得面红耳赤。当孙权采纳了周瑜意见后，张昭转而积极配合支持周瑜，共辅孙权守土，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意见有分歧乃至纷争，并不可怕；凡事谋定之前，尽可各抒己见。但在谋定之后，则不可因观点相异而不作为甚或使绊子。张昭的故事启示人们，心中存有大格局、涵养乐见其成的雅量，处处补台、成人之美，方能凝心聚力，以求大功告成、美美与共。

容纳他人成就意味着共创共享，往往孕育着伟大的美德。普瑞舍在研究中发现水母荧光蛋白后与查菲和钱永健等分享了成果，后者接力探索，完成了荧光蛋白在其他物种上重组研究且获诺贝尔化学奖。普瑞舍说：我真的为他们感到高兴，他们做了我做不到的伟大工作。在西班牙自行车赛上，车手埃斯特万临近终点时不幸遭遇爆胎，只好扛起自行车向终点跑去，紧随其后的车手纳瓦罗选择跟在后面慢行，最终与奖牌失之交臂。纳瓦罗说：超越爆胎对手取胜不大道德。无论是为他人站在自己肩膀上成功而高兴，还是在竞争中坚守道义与精神，都彰显着“容人”的高尚境界。

现实中，容错不易，容功尤难。有的人患有“致命的自负”，总觉得自己全知全能全善，于是事事都想捏在自己手中，不给他人表现的机会；有的人热衷揽功争功，事情做不成就推脱责任，事情做成了则忙着往自己脸上贴金，擅长做一分、讲十分。在一些地方，干事者败在了“琢磨干事者”之手，久而久之，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影响了干事创业的良性环境与氛围。事业成败最终在人，倘若任由这种风气蔓延，再美的蓝图恐怕也会在“落实”中走向“落空”。正因此，更须倡导与播撒容人之功的理念。

回溯历史，秦穆公不仅广纳天下英才，且“人之有技，若己有之”，结果“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可见，一个人的成功不是孤立的，与他人的成长紧密相关。社会的发展永远靠合力推动，既以“建功立业舍我其谁”的精神履职尽责，又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气度成他人之功，心田似海、同心同德、勠力实干，我们方能赢得更出彩的人生，成就更绚丽的事业。

　　《道德经》有言：“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成大事者必以精准思维、精准做法为遵循，方见成效。《礼记》也有载：“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做事情一开始就要慎重，不能马虎大意，哪怕开始只是一丝一毫的差错，其结果也会事与愿违。0.99的1000次方接近于0，道理就是这样。

　　精准，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追求。《庄子》里讲过“庖丁解牛”，“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欧阳修笔下的卖油翁，“徐以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这些关于熟能生巧的故事提醒我们，穷尽所能、做到最好，是对待工作的基本态度。精准就是这样一种力求完美的自我追求。

　　精准，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作风。态度决定高度，细节决定成败。如果对什么事情，都抱着“无所谓”“想当然”的态度，对情况了解停留在“大概是”“应该是”之中，能有多少成就？敷衍了事、毫无“精准”可言，既容易误事误人，也会迷失自己。从作风上砥砺精准的要求，万事无难。

　　精准，是求真的延伸。共产党人是最讲认真的，精准就是一种认真精神。闭门造车、异想天开，吃老本、拍胸脯、拍脑袋，既不会有好决策，也不会有好成效。深入基层、接入地气，听得真言、听进诤言，谦虚好学、积极进取，方能从精准中出成就、出公信。

　　精准，也是求实的升华。有些人在扶贫攻坚中不善精准、在改革发展中不愿精准，原因不外乎怕自己吃苦受累、怕事情繁复麻烦。精准意味着实事求是、敢于较劲，而不是浑浑噩噩、安于现状，畏葸不前、怕这怕那。吃得苦，不怕死，霸得蛮，耐得烦，精准中充满了求实、务实的精气神。

　　追求精准，就得要有胆有识、抓铁有痕。何为“有胆”？正确的敢坚持敢坚守；不对的，敢直言敢批评；错误的，敢纠正敢改进。何为“有识”？要有正确的方向，要有科学知识，要对实际情况了解透彻。何为“抓铁有痕”？做什么就有什么的样子，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习总书记向来重视精准化做事方法，在指导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他就强调：要从细节处着手，养成习惯。如果对工作、对事业仅仅满足于一般化、满足于过得去，大呼隆抓，眉毛胡子一把抓，那么问题就会被掩盖。让我们就从当下、从自己开始，把“精准”养成习惯。

提起国产产品，人们或许会想起“神舟”上天、“蛟龙”入海，也可能联想到水龙头漏水、圆珠笔漏油……的确，中国制造客观上存在着大而不强、创新力不足等问题，但究其底，仍缘于人才不强。近日，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目的就在于从根本上补齐这一短板。

环顾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中国制造站在了新的时代风口。面对重大机遇和严峻挑战，早在2015年，国务院就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创新作出顶层设计。此次发布的指南，可说是落实“中国制造2025”一揽子专项规划的“人才篇”，也是系列规划指南的收官之作。该指南提出7部分重点任务、聚焦5项重点人才工程，致力于构建中国制造从研发、转化、生产到管理的人才培养体系，无疑将为中国制造由大转强激发新的动能。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对于制造业而言，最关键、最积极的因素也是人才。近年来，我国制造业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但人才结构性过剩与短缺的现象同时存在。现实中，初级工多、高级工少，传统型技工多、现代型技工少，单一型技工多、复合型技工少，短训速成的技工多、系统培养的技工少，一些绝活绝技甚至出现断档。在一些精密制造领域，尤其缺乏能在牛皮纸厚的钢板上搞焊接、能把密封精度控制在头发丝1/50这样的大国工匠。一方面是用人单位求贤若渴、真才难求，另一方面是技工找活不易、就业压力山大，制造业人才调结构、提素质的任务十分紧迫。

如何让广大蓝领队伍追赶上现代化的脚步？怎样从源头上提升制造业人才的素养？这亟待我们重新审视相关人才培养方案的含金量，系统改进教学、实习等环节，焊接上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之间的缝隙。从实践层面出发，企业已经采用技术“5.0”版，可很多学校还围着“1.0”版转圈圈，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如何能对上人才市场的接口？打破适销不对路的窘境，就需要提高企业人才培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让产教深度融合、学生真枪实练，最终让“学得好”和“用得上”无缝衔接。

也应看到，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生产一线职工的社会地位和待遇整体较低、发展通道不畅，导致行业吸引力不强。一方面，普通大学门庭若市，不少“文秀才”毕业即失业；另一方面，职业技术学校门可罗雀，不少企业招不到需要的“武状元”。一位企业家从德国访问归来后感慨：“市长邀请参加的活动，大牌技工坐头把交椅，董事长排在技工之后。”在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不少行业的技工工资水平高于公务员、大学教授。事实证明，只有把优秀的人才吸引到制造业中来，制造业才能看到希望。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上世纪90年代，我国火箭技术已居世界一流，但却历经几次发射失败，原因就是火箭发动机的焊接点质量不过关。目前，“中国制造2025”顶层设计基本完成，已全面转入实施阶段。以时不我待的姿态抓好规划落实，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中国制造的名片必将更加靓丽。

“要道德地娱乐，不能娱乐道德”“把道德教育作为学校的重要课程”“建立完善的激励制度，让英雄‘流血不流泪’、好人有好报”。道德修养、文明养成，作为社会建设的灵魂工程，每年都会进入到两会代表委员的视野。看似老话题，放之社会和时代背景下观照，却总能发现其中的新意义。

精神上的瘦骨嶙峋，比外貌上的面黄肌瘦更让人心痛。英烈形象被质疑、被拿来调侃，一些人视之稀松平常。借助色情信息非法牟利受到惩处，不少人竟为之说情。一些以丑为美、以耻为荣的噱头与搞怪，竟能博得网络点赞。无论是社会热点，还是网络事件，不进行道德思考，就容易随波逐流，不辨是非对错。

哲人有言，“一个人如果不是真正有道德，就不可能真正有智慧”。“借我一双慧眼”不靠别人，靠的是自身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富强是躯体，文明是灵魂，口袋鼓了，文明修养也要随之提升。现代化的发展造就了现代化的财富，也应该锻造现代化的精神。道德水准和文明修养，既是个体对待生命和世界的态度看法，亦是个体同外界建立联系的方式，它们的价值就在于，直接决定着个体的存在意义，甚至国家的盛衰治乱。提升公众精神高度，加厚时代道德河床，从来都是发展中的中国不能忽视的话题。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气质，有人说，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是一个“主要看气质”的时代。气质体现在谈吐和举止上，更体现在内心的优雅和良善上。一位著名大学教授路遇街边卖艺的年轻人，慢慢走向前并半蹲下轻轻地放下钱，点头微笑以示赞赏。一位著名艺术家出门不管遇到什么人，总是主动先向对方微欠上身大声打招呼。不因为有所成就而傲物，不因为变得富有而薄人，一个文明的眼神、一个谦逊的弯腰，足以体现一个人的气度和品质。崇德向善很难吗？孜孜不倦地坚守信念、践行道义，就能实现精神之丰盈、人格之充实。

一位老艺术家讲，“主旋律如果唱不响，杂音噪音就会有市场”。筑牢社会道德和文明素养的防护堤，是社会的共识，也有赖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到塑造崇清尚俭、勤政为民的党风政风；从抵制虚无主义、对抹黑英雄说不，到让“最美”之花随处绽放、好人故事广为流传，多给精神世界留一片高雅栖息地，我们的内心才能够澄碧如洗，社会才会少一些聒噪和粗俗，多一些谦卑和敬畏。精神成长，是我们一生都需要修习的功课，须时时谨记在心、砥砺在行。

有人说最大的悲哀是人心的冷漠。换个角度想，最大的财富，莫过于人心的向善。古人早有论断，“穷为匹夫，未必贱也。贵贱之分，在行之美恶”。做一个精神上的富足者、道德上的优雅者，我们一定可以廓清道德上的雾霾，让正能量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递、彼此熏陶，绽放出我们这个时代富强与文明的“并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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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烟草限价令置之不顾,公然摆出令人咋舌的高价标签,让某些香烟身价翻了近10倍……媒体报道,最近一段时间,一些烟酒店中的“天价烟”卷土重来。作为观察社会风气的一面镜子,高档香烟的价格指数比较敏感,难免引发公众对作风问题可能反弹回潮的担忧。

在人们的记忆中,“天价烟”的身影似乎尚未远去。曾经,有的地方专门成立办公室采购名烟作为礼品,推荐名烟甚至被写入政府文件；有的单位每月仅招待用烟就要花销数万元,赠送烟票成为取代现金的行贿手段。水涨船高的“天价烟”,渐渐异化成为身份的象征,潜藏着腐化堕落,令人十分反感。在“反四风”的背景下,随着禁烟控烟、烟草限价等措施多管齐下,烟草市场开始回归理性,“天价烟”一度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

如今,高档烟重出江湖,让人不禁疑惑:法规与制度高压线之下,高价烟草何以敢如此狂野?难道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还会“春风吹又生”?有人说,这是市场规律使然,中国拥有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巨大的高档烟草需求,为烟草价格拔节生长提供了养料；也有人认为,这是烟酒文化的体现,逢年过节递烟敬酒,价格越高越有“面儿”。正是在“特供”“限量版”“专供出口”等噱头的诱惑下,不少人趋之若鹜,“天价烟”也就屡禁不止、愈演愈烈。

实际上,烟草是特殊的个人消费品。“天价烟”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一般的市场供需矛盾,而是高档烟草渐渐脱离了商品属性。小小一支烟,被赋予了太多的含义,承担了过多的礼品功能。正因此,一些人不惜铤而走险,为牟取暴利“贩烟”“炒烟”；一些销售者不顾三令五申,为赚取差价顶风作案。当污浊的风气随利而起,清朗的环境面临被再度污染的威胁。

“天价烟”“天价月饼”“天价手表”等所代表的奢靡享乐思维,对相关产品价格的走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风气所及,将一些对自己放松要求的党员干部也裹挟其中。对权力的迷信和误解,对利益的考量和追逐,对纪律的无视和轻蔑,让这些人在推杯换盏中迷失自己,在半推半就中犯下错误。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归根结底,“天价”现象的回潮,为作风建设再一次敲响了警钟。实践证明,作风问题具有难以想象的顽固性,具有一抓就好转、一松就反弹的特点。如果不能一以贯之、久久为功,一些不良风气难免会反弹回潮,不仅可能侵蚀几年来得之不易的成果,甚至可能消解好不容易赢得的来自群众的信任。正如习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抓整治‘四风’就是起徙木立信的作用,抓就真抓,一抓到底。不要老是喊狼来了,最后大家疲沓了,觉得不就是那么回事,混一阵子、挺一阵子就过去了。”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没有休止符。以“天价烟”为代表的不良之风故态复萌,传递出进一步强化作风建设的警示讯号。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更强劲的反腐之风、更汹涌的治理浪潮净化党风政风,我们的社会风气才能更加清新起来。

据媒体报道，北京天坛公园将分区域降噪，已开始禁止大音箱入园，核心文保区不得开展任何与游览观光无关的娱乐活动。

天坛是世界文化遗产，而大音箱、高噪音的广场舞影响参观、阻碍通行，确有采取限制措施的必要，分区域进行区别限制的做法也有其合理性。只是继此前景山公园、北海公园等场所纷纷推出降噪措施之后，天坛公园也采取降噪措施，引起了大妈们“以后更没地方跳舞”的担忧，再一次把广场舞问题推到了公众面前。

广场舞既是一种有益身心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又有助于消弭城市的“陌生化”，让人们通过跳舞增进感情。广场舞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并不完全是因为噪音。要说噪音，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交通、商业、施工等制造的社会生活噪音并不比广场舞少，广场舞只是城市噪音的一个显性切面。广场舞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它的兴起与公共空间的逼仄产生了冲突，实质上是一个公共空间的问题。

统计显示，我国平均每10万人的运动场地数量只有65.8个，而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都在200个以上。按照《“十二五”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规划》规定，到2015年，中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1.5平方米以上。只是，这“1.5平方米”的标准不足美国的1/10、日本的1/12。而且，这极其有限的公共空间还缺乏疏堵结合、定纷止争的有效管理制度。

城镇化在推进，人口老龄化在加剧，公共文化需求在增大，公共资源的配置、公共空间的管理却没有跟上，矛盾就出现了。现实的矛盾得不到有效缓解，就会在某一具体问题上爆发。广场舞背负了这样一种沉重的情绪，于是被标签化，被当成一个问题存在，甚至被视为“公害”。不论是“高音炮”还击、放藏獒驱赶抵制，都逾越了理性解决问题的尺度，走向了言行暴力的极端。某种意义上说，这不也是在恶化矛盾、制造对抗吗？

解决公共问题，要对话不要对抗。大妈们需要自觉遵守《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法律和制度，减少对他人的干扰。公众也应有理性的态度、宽容的雅量，对广场舞这种民生需求保持一定的包容心。城市管理者应该充分考虑广场舞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这种复杂背后的深层问题，在加强引导和管理的同时，更加注重城市和社区公共空间的科学布局，让民众有更多文化体育活动场所，给广场舞这类文化活动留下空间。（李思辉）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不按套路出牌”就难以形成“大气候”。“规矩”亦是“制度”，是规范、约束为人处事行为的准则，做任何事情都要有规矩，懂规矩，守规矩，没有制度或者不遵守制度，小则秩序混乱、效率降低，大则害人害己、误国误民。

制度繁简中体现进步。最开始的制度，往往是最具体、最详细、最复杂的，能做什么事，不能做什么事，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等等，有的制度甚至大到价值观、人生观，小到言谈举止、吃饭睡觉，越到后来，制度将越简单，甚至会演化成一种激励式的口号，如习总书记提出的组织部门建设成“讲政治、重公道、业务精、作风好”的模范部门，好干部的“20字标准”等，这本身就是一种制度，是组织部门在建设模范部门的道路上，需要执行的制度，是成长为好干部的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制度。制度由繁至简，带动着制度由单一约束向激励、约束、引导等“多重功效”的转变。

制度不在长、不在多，在用。很多单位立制追求长篇大论，喜欢挂满墙、堆成山，不搞点“数字秀”，着实感觉体现不出成果，细细考究，满墙的制度有几条能用得上，有几条能够真正发挥了作用，不免汗颜。提高制度存在的价值，重点是要用起来，哪怕只有一句话、一个字，只要能够约束行为、引导向善，就是一项好的制度。这一方面在很多大学的校训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诚、朴、勇、毅”等等，字字珠玑，实则就是教书育人的思想制度，让其师生自觉不自觉的就去遵守。

制度不在墙、不在册，在心。“仁圣之本，在乎制度而已”。制度简单地上墙入册，起不到“底线”、“红线”、“高压线”的作用，只能看不能用的制度不但华而不实，甚至会致人“偏离航道”、误入歧途，只有通过制度的约束作用，培养遵守上的主动、行动上的自觉，使制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潜意识下形成制度习惯性，才能保证遵守的自觉性。制度在墙会褪色，在册亦会泛黄，唯有在心，才能越用越亮。

教育实践活动已进入整改落实、建章立制环节，建立一套完整可行的制度，同样是检验活动成果的一个重要标准。建章立制是攻破“四风”问题、巩固活动成果的重要手段，同样是指导第二批活动开展的“经验手册”，利用制度约束力，使党员干部从改“四风”向抵“四风”上转变，从“不敢腐”向“不想腐”上转变，从“为民”向“亲民”上转变，才是建章立制真正要义之所在。邓同志曾说过：“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只有形成党干群在群众路线上的高度自觉，作风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转变，群众路线才能越走越宽，越走越平坦。

制度之初在于束人，制度之末在于醒人，只有培养起“守制度”的“全民自觉”，制度才方为制度，才能起到久久为功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