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演讲

Part1

为什么大部分人的消费超过了历史任何时期，而幸福感却没有增加？

为什么我们想要控制自己的购物欲，却会在偶像的广告和购物直播间里一再失去理智？

Part2

“购物观”为什么主导了我们的金钱观？

“消费”怎样从一种行为被包装成了一种文化，而这背后有着怎样的资本主义逻辑？

Part3

社会学家如何思考商品交换，以及商品崇拜？

我们是否可能“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理性观察和思考？

一年一度的双11又到了，不知不觉间，一个“促销策划”已经一步步的变成了全民狂欢的“消费文化”。而在这越来越热闹的“消费文化”之下，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对消费、对社会，对生活，对行为的思考。

为什么我们低欲望而又高消费？

为什么在消费时我们快乐而又空虚？

为什么我们的“消费观”已经萎缩成了“购物观”？

为什么消费水平成了衡量了我们的社会地位、身份与声望的标尺？

今天，我们是否能摆脱商品拜物教，重新拥有自己，重新凭借本能和热爱而活？

民国期间的总体学术水平如何，具体的学科或学人处于何种地位，有哪些贡献，还是得由相关的学术界作出评价，并不取决于他们的社会知名度，更不能“戏说”。影视创作可以以民国的学术人物为对象，戏说一下也无妨，但他们的真实历史和学术地位不能戏说。

民国时期的学术水平如何，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是有国际标准的。尽管有少数科学家已经进入前沿，个别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总的水平还是低的。

人文学科的具体人物或具体成果很难找到通用的国际标准，但如果用现代学科体系来衡量，显然还处于初级阶段。

如果在中国内部进行阶段性比较，则除了个别杰出人物外，总体上远没有超越清朝。而今天的总体学术水平已经大大超越了民国时期。至于杰出的个人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天才获得了发挥的机遇，与整体水平没有必然联系。而且，历史上出现过的学术天才，或许要经过相当长的年代才可能被超越，甚至永远不被超越，民国时期也是如此。

正是由于这些特殊情况，到了今天，民国的学术往往会被高估。

例如，在季羡林先生的晚年，从大众媒体到全社会无不将“国学大师”当成他的代名词，有时连他的“弟子”也被尊为“国学专家”，甚至“大师”。在学术界、特别是他的同行和学生心目中，季先生当然是无可争议的大师，但大家都明白他的主要学术贡献并不属国学的范畴，而滥用国学实际是贬低了其他学问，如季先生主要研究的印度学和梵文的地位。但谁都不好意思或不愿意向公众捅破这一层纸。当我在报纸上发表质疑季先生“国学大师”身分的文章时，好心的朋友劝我应该给老人留点面子。我说：正因为我尊敬季老，才要在他生前纠正他身不由己的被误导，而不是在他身后批评。所幸不久季老公开表明了他不是“国学大师”，要求摘掉这顶“帽子”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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