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裂坛

我们接着聊聊与体制相关的故事。上一期我们聊了福利分房、换房以及当年一些奇特的趣事。在特殊的经济体制和背景下，所谓的“经济制度”以及当时发生的“奇特现象”，可能都是不得已的选择。

但后来一系列的变化，可能也与当时的经济环境有关。现在回顾起来，很多事情看得更加清楚了，点可以连成线，也为我们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提供了更好的视角。

本期要讨论一个可能年轻人不太熟悉的话题——职称。这个概念与体制内外密切相关。职称这个制度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它又是如何影响了当时银行人的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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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47 银行里的“老法师”、“经济学家”和“政客”

00:09:30 银行“职称江湖”那些事儿

00:19:48 评职称也有地域差异？南北方人，谁更擅长评职称？

00:38:44 体制内外的钟摆舞：年轻人，你在“围城”的哪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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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47 银行里的“老法师”、“经济学家”和“政客”

在任何社会和机构中，都存在上升通道的问题。现代企业管理强调人性化和职业规划，希望员工能够逐步晋升。这就需要设置不同的等级。现在的互联网大厂用P级划分等级，其实也是同一个道理。回到我们之前讨论的体制内，改革开放后，国家和银行都面临一个问题：文革结束后，老干部恢复工作，但文革中靠边站的一批人也需要安排。老干部年事已高，中间层青黄不接，于是出现了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问题。老干部干不动，新知识也学不会，因此邓小平提出了干部队伍要“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就银行业而言，文革期间几乎没有新人加入。直到1979年，银行开始大量招聘，包括返城知青和中专生。81、82年，文革后的第一批中专生也加入进来，到了82、83年，77、78级的大学生也开始进入银行，但人数非常少。

当时银行的干部构成非常简单，只有行长、处长，没有其他级别。当时的干部体制分为24级，大学生毕业后默认就是23级或24级，属于干部序列，这个序列后来慢慢淡化了。

前段时间还看到一份文件，上面列着1到24级的对应关系，从正国级、副国级一直到科级，现在还有了一级巡视员、二级巡视员等等，这些都属于上升通道的体现。

为了解决年轻人的职级和晋升问题，银行内部也开始设置“科”级，有了正副科长、正副处长，这样就有了更多的级别，年轻人可以一级一级往上爬。但是很快，这些职位都被占满了，专业人员不提拔就没办法晋升。

于是就想着，作为专业机构，是不是应该设置专业职称序列，让专业人员也能找到晋升通道？

就这样，银行开始设计经济师和会计师系列的职称评定。经济师系列设有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会计师系列也设置了相应的级别。一般情况下，中级经济师会直接简称为“经济师”。在与外资银行对接时，中资银行的行长后面都会加一个“高级经济师”的头衔。外国人把“高级经济师”翻译成“Economist”，以为中国的银行家都是经济学家，闹出了不少笑话。

当时在设计职称的时候，是与行政级别对应的，比如助理经济师相当于科级，中级经济师相当于处级，高级经济师相当于厅局级。后来，职称的级别有所下降，但拿到职称后，工资待遇等方面还是会相应提高，所以大家还是趋之若鹜。会计岗位以会计师为主，其他业务岗位以经济师为主。

职称评定制度从80年代后期开始实行，到了90年代，行政序列的人员也有了意见：你们搞业务的可以评经济师、会计师，我们搞行政、党务工作的怎么办？于是，银行又搞了一个“政治工程师”系列，专门针对行政和党务人员。

但问题又来了，这个“政治工程师”该怎么翻译呢？翻译成“Social engineer”吗？那岂不是说银行里除了经济学家，还有很多政客？

00:09:30 银行“职称江湖”那些事儿

经济师的评定制度经历了一个从内部评审到社会化的演变过程。

最初，高级经济师和中级经济师都由总行评定，初级经济师由分行评定。后来，初级经济师不再重要，中级经济师改由分行评定，高级经济师仍由总行评定。大约到2000年，各家银行都建立了自己的评定办法，并不断完善。

一开始，评定以评审为主，后来逐渐加入了考试环节，包括笔试和面试，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考试体系和题库。之后，中级经济师和初级经济师的评定实现了社会化，由社会机构进行评定，而高级经济师的评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由银行内部进行，后来也逐渐转向社会化。

随着社会化评定的推行，以及经济师职称与行政级别脱钩，大家对经济师的重视程度逐渐降低。现在，各家银行都在推行专业序列，例如设立资深专员等职位，为员工提供更多的晋升通道。

除了专业序列，银行内部还有行政序列、政工序列、经济师系列、会计师系列和工程师系列等多个序列。其中，“师”系列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与现在的专业序列有所不同。

由于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人们倾向于追求行政级别，即使是专业序列的人员，最终的目标也是获得相应的行政级别。因此，在设立经济师职称之初，就将其与行政级别进行了对应，例如，助理经济师相当于科级，中级经济师相当于处级，高级经济师相当于厅局级。

现在，虽然资深专员等专业序列的职位也与行政级别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在评定方式上与当初的经济师评定有所不同。当初的经济师评定采用评审制，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参评，例如学历、工作年限、工作表现、发表文章等。评审委员会对参评人员的材料进行审核，并最终确定评审结果。这种评审机制与现在的专业序列评定机制有所不同。

由于评审机制的存在，一些老同志在评定初期感到焦虑。这些老同志虽然是业务骨干，但由于没有担任过行政职务，无法获得相应的行政级别。由于学历、工作年限等条件不符合要求，无法参评经济师，导致一些老同志感到不满。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师评定程序变得越来越复杂，评定标准也越来越高。例如，加入了笔试和面试环节，对参评人员的学历、工作经验等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00:19:48 评职称也有地域差异？南北方人，谁更擅长评职称？

经济师面试环节也充满了戏剧性。每次评选前，各分行都会先进行内部筛选，根据总行分配的名额和自身情况确定推荐人选。

有意思的是，各分行在推荐人选时策略各不相同。一些分行希望尽可能多地推荐人选，甚至会为此做领导和人事部门的工作，争取更多名额。而另一些分行，则更倾向于“宁缺毋滥”，只推荐那些公认优秀的人选，以确保公平，避免内部矛盾。

这种策略差异也体现在申报材料上。上海、浙江、广东等地报送的材料通常非常简洁，一份简历、一份业绩报告就足够了。而东北、湖北、四川等地的申报材料则非常详尽，厚厚的档案袋里塞满了各种证明材料，包括发表的论文、著作等等。这反映了南北地区文化和做事风格的差异：南方人务实，注重实际业绩；北方人则更善于包装，注重表面功夫。

这种差异在面试环节也有所体现。北方地区的候选人通常口才了得，将自己的工作内容和取得的成绩描述得头头是道。而南方地区的候选人则相对朴实，只是简单地陈述自己的工作内容和业绩。然而，仔细分析候选人描述的业绩和实际数据后，却发现很多北方地区的候选人言过其实，而南方地区的候选人虽然表达能力欠佳，但业绩却更加扎实。

这种现象也引发了思考：究竟应该如何评判经济师的水平？是看重理论水平和表达能力，还是看重实际业绩？是用评审的方式，还是用任命的方式？

似乎哪种方式都有其弊端。

00:38:44 体制内外的钟摆舞：年轻人，你在“围城”的哪一边？

现在很多年轻人宁愿失业在家，或者自己做个体户，脱离体制；但有更多年轻人挤破头想进体制，想经历所谓的体系洗礼。我们的过程是羡慕体制外的自由，纠结的是自己有没有决心跳出体制；而这些年轻人真的进了体制内，真的受得了吗？

人们一方面希望追求自在自由，一方面又希望获得确定性。体制外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太高，所以很多人宁愿选择体制内确定但可能缺乏上升空间的生活。

对比香港，公务员收入稳定但也不算很高，如果社会机会多，很多人就不会去考公务员；而在行业端，更多是在稍确定一点的商业体系和不太确定的体系之间来回横跳，比如前两年币圈火的时候，很多大银行和投行精英去了币圈，后来市场不好又都回去了。在香港，大银行还是比较确定的选择。

选“体制内”还是“体制外”，还有很多复杂的社会因素和个体考量。

改革开放初期，有一段时间甚至不允许政府部门的人去企业工作。后来出现了一些人为了赚钱想办法去企业“下海”，快退休的时候再回到公务员系列享受更好的待遇，形成了“旋转门”现象——主要是因为“待遇”。

虽然国家希望淡化行政级别概念，彻底分清正公务员和非公务员，但像四大行这样的企业，内部还是会强调级别；而这些体制内的人，也喜欢强调自己是哪个级别，这和待遇是相关的。

改革初期，我们希望体制内也能像体制外一样，不合格的就辞退，工作不好的就应该辞退。但实际上，只要不犯原则性的大错误，领导是不会轻易开除人的，这也造成体制内写举报信的人特别多，因为反正待遇和级别不会被降低，单位好坏也和自己没关系。

这种“旱涝保收”的现象，让体制外的人觉得很有确定性，只要进去，不管经济如何变化，基本工资总是有的，不像体制外，收入不稳定，甚至可能失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当时羡慕体制外的同时，又会担心离开体制后生活没有保障。

其实人生有很多种活法，体制内外的选择并没有绝对的对错。

当年在英国读硕士的时候，一位老师讲过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例子。他说固收金融工具风险比浮动收入的金融工具更大——因为前者没有进退的余地。人生也是一样，任何事情都是现在确定了，后面风险就越大，因为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体制内看似稳定，但机会成本很高，风险也大，你并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人生没有一步到位的设计，无法规划。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适应变化，把握机会。

就像我们现在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以及高层的政策，都不是线性发展的，没有任何事情是绝对确定的，包括体制、文化等等，都在不停地变化。所以，我们更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拥抱变化，才能在不确定的未来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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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辑主播｜刘晓春 肖小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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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内”这个词近两年却听得越来越多。不仅年轻人趋之若鹜，也成了丈母娘选女婿的首要标准，相亲首先问的不再是房和车，而是“是不是体制内？是不是公务员？”。大学生选择专业或者规划职业生涯时，也都倾向于考公上岸。

“体制”是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体系，十几亿中国人，除了按地域、民族划分，还可以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国际友人要理解，颇费一番功夫。

但“体制”到底是什么？如何理解“体制”？金融行业，特别是银行业，这几十年来和“体制”又是什么关系？发生了那些有趣的变化？

请听本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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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3:51 “体制”内外概念的演变

00:14:05银行业与“体制”的复杂关系

00:18:49“福利分房”就是和“体制”密切相关的一段历史

00:31:39福利分房时代会发生一些奇怪的现象

00:45:40 一个经济学视角：资源分配与供需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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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3:51 “体制”内外概念的演变

所谓的"体制内"和"体制外"，其实是改革开放后才出现的概念。虽然这一管理理念（或“情结”）由来已久，可追溯到科举制度——科举取士的官员，是体制内人士。

改革开放前，经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城市里，除了国家机关，其他的企事业单位基本都是国有或集体所有，都属于“体制内”。我们通常理解的“体制内”，就是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有“单位”照顾的地方，从生活到工作，“单位”都包揽安排。

进入一个“单位”，你就有了特定身份，各个级别都有相应的政治和经济待遇，比如机关干部或国企工人。这个身份从工作第一天，就和你、你的生活和家庭生活分不开了——从住房、医疗、子女教育、退休、甚至开追悼会都由单位负责——社会主义制度下，生老病死都由国家负担，这被视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体制内”就像一个庞大的体系，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里很少有所谓"体制外"的人。少数例外包括家庭妇女，或者小商小贩，比如老虎灶、修伞、磨刀等。到文革时期，这些人已经很少了，大多年纪较大。

农民虽然在人民公社中是“集体”，但待遇与城里人不同，农民兄弟羡慕城里人，认为城里人是"吃皇粮的"，不需要自己种粮，也不需要交公粮。

改革开放后，经济逐渐活跃，允许了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存在。虽然人们仍习惯称呼"单位"，但其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除了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也有了私营企业、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新的“单位”。随着国企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体制外人群逐渐增多，甚至一度占据主流。然而，近年来年轻人又开始青睐体制内工作，似乎印证了“体制内”才是中国管理体系的主脉络。

到现在，“体制内”主要指国家管理的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包括部分集体企业），而“体制外”则指私营企业或非国有企业。

相比之下，香港等地的公务员体系虽然也存在，但范围较小，主要限于公务员和教师等群体。而在中国大陆，由于国有企业规模庞大，体制内群体庞大且影响力强。

此外，由于历史渊源，许多人（尤其是北方和西北地区）仍然认为体制内工作才是"正经工作"，这种观念甚至影响到就业统计。即便是在知名民企工作、或成为网红主播，有些人仍可能认为自己"没工作"。中国“体制内外”概念在社会认知中的影响可谓深刻。

00:14:05银行业与“体制”的复杂关系

中国银行业的体制内外定位呈现出独特而复杂的状态，经历了一个从体制内到试图完全市场化，再到如今“半体制内、半体制外”状态的演变过程。

历史上，银行曾被视为事业单位，甚至是国家干部的一部分。例如，八十年代银行员工的证件可以进省政府，省政府开会也会叫银行的人参加。

虽然现在强调银行是企业，但在许多官员的观念中，银行仍然具有特殊地位。“体制内”本身就存在层级差异，公务员和国有企业员工就被视为不同等级的体制内人员。而银行，则处于一种更加模糊的状态。政府部门的人可能不认为银行的处长算是处级干部，但国企的干部序列曾经和政府部门分开过，现在国企干部也可能调到政府部门任职，那就属于公务员序列了。

目前，中国银行业的体制属性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19家民营银行显然属于体制外。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大多是国有资本为主，他们的领导层和部分员工是党管干部，属于体制内，但大部分员工是市场化招聘的，属于体制外。以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为例，他们的董事长、行长以及总行领导班子可能是体制内的，但其他大部分员工，包括管理人员，都是市场化招聘的，属于体制外。即使是社会招聘的行长，也属于体制外。

00:18:49“福利分房”就是和“体制”密切相关的一段历史

如果要简单粗暴地描述中国经济体制在过去三十年来的变迁，拿房地产行业举例最有代表性：

1998年之前，我们实行福利分房制度。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后，可以在市场上买房了，也就是房屋私有化。当时，整个社会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希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性作用，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计划分配。

请记住1998年

然而，由于市场化转型过猛，2003年左右，房地产开发商数量大幅增长，市场过热，泡沫迅速膨胀。为了抑制泡沫，2020年前后，中国政府推出了“三道红线”政策，开始收紧房地产市场。最近，政府又大力提倡提供廉租房、低成本住房，并在五年计划中明确提出，到2025年，25%的住房都要是廉租房或低成本住房。

开始有声音：是不是又要回到1998年之前的福利分房制度了呢？

住房制度的变迁，也涉及到中国经济制度的改革。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很难用国外的经验来分析，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统计分析，也很难找到规律。

一切要从解放后的福利分房制度说起。

解放初期，政府没收了国民党政府、官员、战犯以及一些外国人的房产，包括商业办公楼和住宅楼，收归国有后，一部分出租给个人，一部分由单位分配给职工居住。

到了文革时期，住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有些房子是租的房管所的，有些是租的企业的，来源五花八门。

由于住房紧张，五六十年代建造的房子很快就不够住了。于是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开始新建一些房子，有些是单位建造的，有些是国家建造，但都是公房，用来出租，个人没有所有权。比如上海的很多“新村”。但这些房子的质量很差，地板是预制板，砖是空心的泥渣砖，都是为了节约建材。

这些房子都需要分配。为了分到好房子，人们开始想方设法找关系、开后门。

分配住房时，要考虑家庭人口。一家四口以下是小户，最多只能分到十八、二十平方米；五口以上是大户，可以分到二十到三十平方米。比如当时的杭州，住房分配是按房间数量来算的，厅级干部可以分到三室一厅，处级干部可以分到两室一厅。而上海则是按人均面积来计算。

这种福利分房制度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它不是市场行为，每个单位都没有能力自己造房子，只能依靠政府或企业。企业造房子还要受财务制度的约束，并不是想造就能造的，需要层层报批。

其次，福利分房制度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到文革后期，特别是八、九十年代，大量年轻人进入结婚年龄，住房需求激增，但福利分房制度难以满足需求，导致很多人面临住房困难，甚至引发家庭矛盾。

为解决住房问题，一些大型企业在八、九十年代开始想方设法，甚至钻财务制度漏洞，自己筹集资金建造职工宿舍，以满足员工，特别是年轻员工的结婚需求。当时，北京市政府在北三环建造了六栋青年公寓，为很多在北京工作但没有住房的年轻人提供了结婚的住所。这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是天大的好事了。但这也只是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一切都反映出：当时的中国仅靠福利分房，不可能解决住房问题。

直到1998年，中国开始实行住房制度改革，推行商品房制度。当时大家都对商品房抱有美好的想象，认为商品房可以解决所有人的住房问题，让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收入水平自由选择住房。

然而，当时并没有考虑到商品房制度下，底层收入人群如何解决住房问题。结果，住房一下子全部市场化，带来了很多弊端。比如，为了快速满足人们的住房需求，加快房地产投资，中国在预售制度上出现了偏差，没有学习到香港真正的预售制度，而是变成了希望通过购房者的预付款来解决资金问题的“变形预售制度”。

00:31:39福利分房时代会发生一些奇怪的现象

房子不能在市场上进行自由买卖，只能等着单位分配。然而僧多粥少，往往等上好几年也等不来一个指标。于是生生创造出了一个市场——换房市场。

上海人民公园的“相亲角”，以前可是著名的"换房角"。当时，各区的房管所门口都是换房市场。在上海的街头巷尾，经常可以看到电线杆上贴着的小纸条，详细描述着房源信息和换房需求。有的人为了工作地点方便而换房，有的是因家庭矛盾想把大房子换成两个小房子，还有的是为了让两个儿子结婚而将一套大房换成两套小房。这种换房活动可谓是一门技术活，比现在投资股票、基金还要深入研究。

中国人的"门缝精神"令人佩服。即便在被动分房的情况下，也能创造出一个换房市场，形成了独特的交易手段和策略。这种做法虽然是无奈之举，却也展现了人们的智慧和创造力。

在那个年代，银行也面临着为员工解决住房问题的压力。领导需要想方设法筹措资金、寻找土地来建造宿舍。而一旦有了房源，如何分配又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为了保证公平，单位会制定一套详细的打分系统。

这个打分系统考虑了多方面因素，如工龄、行龄（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职级、获奖情况等。工龄和行龄的计算方式也有所不同，比如工龄一年一分，行龄一年三分。不同级别的奖项也有相应的加分。根据最终得分排名，员工按顺序选房。这个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争议，有时甚至会发生员工临时拿出老旧奖状来加分的情况。

在经营部门，如银行的营业部或国际业务部，领导也会尝试为员工解决住房问题。但这又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在普通员工和业务骨干之间平衡分房。有些部门会倾向于向业务骨干倾斜，但这又可能引起年长员工的不满。分房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往往会引发激烈争论，甚至导致员工情绪激动、拍桌子等过激行为。

这种福利分房制度给企业管理带来了额外的负担。不仅要考虑员工管理，还要处理房产相关的政策申请和风险。因此，当商品分房政策出台时，很多人表示支持，认为住房问题应该由市场解决，而不应该成为单位的负担。这一变革标志着中国住房制度的重大转型，也反映了社会经济体制的深刻变化。

00:45:40 一个经济学视角：资源分配与供需挑战

人类经济两大难题：一个是如何把蛋糕做大，一个是如何把蛋糕分好。

相比之下，分蛋糕的难度更大。这段历史映射出一个深刻的经济学道理：做蛋糕、分蛋糕的背后，有着和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问题一样的逻辑线，它们各有各的弊端和后果。

在福利分房时代，根本问题是供给无法满足需求，资源极度紧缺，由此产生了许多问题。美国也曾经历过供应无法满足需求的时期。在人类经济发展的特殊时期，有些需求确实无法得到满足，例如婴儿潮。婴儿潮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共同问题，它是人类自然增长带来的自然问题。

当年美国婴儿潮时期，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我记得曾读过一篇论文，认为美国70年代高通胀的根本原因不是海湾石油战争或大宗商品价格飙升，而是婴儿潮。因为70年代大量婴儿潮一代进入青年时期，他们要买冰箱、电视等各种商品，消费欲望高涨，导致物价上涨。需求突然扩大才是主要原因。在人类自然条件的限制下，人口学上的变化会导致经济生产资源无法承担。

福利分房也是类似情况，当时的婴儿潮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即使算上解放前的房子，单位也无力为所有员工提供住房。在这种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许多问题，例如增加政府和企业的负担，以及各种不公平现象甚至腐败问题。尤其是在房子紧张的单位，并非所有单位都能建造家属楼，很多单位都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寻找土地建造宿舍。

房屋分配也是一个难题。为了保证公平，单位会制定一套复杂的打分系统，考虑工龄、行龄、职级、获奖情况等因素。这种分配方式看似公平，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引发了许多矛盾和纠纷，甚至出现弄虚作假、暗箱操作的行为。

造房子也带来新的问题，因为房屋供应不可能平稳，只能是一批一批地建，或者正好有一批房源才能进行分配，分配完就没有了。这导致了突击结婚、假离婚等现象，人们为了赶上分房的机会，想尽办法。

所以供不应求是一方面，供应方式也会带来问题。美国是市场化，结果是物价上涨；而当时中国物价受到控制，但供应方式不同，导致的是一系列社会问题。

市场化和非市场化都有问题。资源不足和资源过剩都会带来问题。

最终，中国放开了住房市场，导致房价高涨。虽然高房价也让人痛苦，但与福利分房相比，似乎痛苦还是少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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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辑主播｜刘晓春 肖小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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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欢迎收听《墙裂坛》，我是陆丽娜，也是墙裂坛的编辑，在刘晓春院长和肖小跑老师的鼓励下，我也开始录系列专辑——《走进微利时代》，这是一档采访类播客，与各领域有小结果的主理人聊天。内容以了解其创业发展历程，探索微利时代商业创新为主。已经更新了11期。

第一期采访到精酿连锁酒馆【八品脱】创始人沈恺，同时他还有两个品牌，前店后厂的后厂“梦想酿造”，和配套社群的“酒花儿APP”。在创业之前，沈恺曾是Google中国第二位员工。还有，他是著名品牌“古越龙山”沈永和家族的第七代传人。这期播客的评论区有人留言说“老沈，老神了”。和沈恺聊了关于产业二代，他的创业现状、变化及未来，在复盘得失方面他有一段话连叹两口气，特别坦诚，聊到最后气压有点低，大家可以听听。

第二期是陈怡(老陈)，开着非遗文化馆，仅用一个月，又切进宠物行业。她是LETS DOG荒野挑战赛创始人、漆栖非遗文化体验馆主理人。缘于朋友聊起带她家狗狗参加比赛，还站上了领奖台，我听的有点儿目瞪口呆，就约了这期采访。老陈曾经是个律师，学生时代玩过乐队，她聊到十五年职业的倦怠，如何跳出舒适圈？还有，如何用小而美的方式先切进宠物行业，仅用一个月时间实现冷启动？

第三期，abcPlayer Coffee主理人李燕妮(AINE)，这是一家开在静安区愚园路上，常有达人们打卡、晒图的咖啡店。最近，他们在徐汇万科又开了第二家新店，主打“网球咖啡厅”概念。AINE曾在家乐福、汉堡王等外企做品牌方面的工作，她被贵人点拨，创业梦燃醒，入了咖啡赛道。那么，abcPlayer正在探寻怎样的商业创新模式？我们还聊到“斜杠”，斜杠也是一个做事的过程，并非想要的多，而是在尝试，也在找出路。斜杠是生长出来的！

第四期，野果与山椒餐厅主理人赵倩倩(Alisha)，采访前，我唯一做的功课是翻看小红书，搜索“野果与山椒”弹出很多的笔记，大多是晒着漂亮的门头照，和看着咽口水的菜品图。还有，Alisha自己一年多的创业心路日记，初上阵，一切感受是活泼泼的。在经营餐厅之前，Alisha做过新东方老师，转而进入咨询行业工作，多年后是怎样的机缘，让她跳脱职场跨入新的领域？开出第一家餐厅，从设想到落实经历了哪些？真实体感总结为一句话“市场是探索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 

第五期蒋李凯，是我一个十多年的朋友，认识李凯一年后他跑去粤港澳大湾区创业了，所以，这些年我们是网友。约这期采访，是因为看到他的朋友圈动态，他新成立一个公司叫宁波亚景，看到几张像是他在电影开机场面的照片，我问他是不是在做“短剧”？确认后当天我给他发了采访提纲，就这么敲定好录一期播客。

接着第六期，播客更新间隔了三个月，直到暑期，我把孩子送到上海近郊的村子里，朋友介绍给孩子教素描课的老师，我一起去看看，在松江区泖港村紧挨着村委会，一处二层小楼，门口挂了块牌子“周洁尘工作室”。小楼的一层是喝茶会客，二层有两间，一个绘画教室和一个植物染工作室。心想，是不是进村创业的主理人？正好我也该更新节目了，就和周洁尘老师聊了这期。周老师主要做植物染料开发与染色技法研究。

第七期至第十一期，大约两周连续更了5期。前不久，见到老朋友吴邦和胡一，他俩在大理开了一栋民宿叫“旧屋里”，由此产生连接，007.「吾肆，一个奶茶店里的音乐人社群」，008.「旅行博主胡一：我们开了“旧屋里”民宿，做我自己想做的」，009.「我在县城创业：DouDouDe面包，可以缓慢生长」，010.「家居博主林小厦：掉粉了，我在重新构建自己」，011.「从音乐制作人到视频内容创业，吴邦：有一技之长非常重要」。这趟来大理，像是见了几位“旧屋里”的新朋友，我对大理有一个奇怪的印象是小时候跟着我妈看古装电视剧，忘记是啥名字和剧情，反正记住了一个武林高手是大理的。后来，我学插花，认识花材中的大丽花，用到这个花也会想起大理和武林高手。当下奇妙的缘分，在大理，采访了几位在小兴趣商业里的“武林高手”。

我是一个工作了二十年的80后。现在，除了编辑工作，也在主理着一项兴趣，插花。2017年，我跟随财经作家吴晓波老师和30多位企业家一同赴瑞士进行品牌访学，在全球顶级巧克力品牌瑞士莲总部，进行即兴花植创作，用采摘自山间湖边的花草叶果，表达中国风，获得瑞士莲总裁的赞赏，也为随行的企业家带来惊喜，回来后，继续创作廿四节气花系列，已经发布24个插花教学视频。我认为，插花是一项很好的适于大众参与、修心解压、门槛不高的艺术，为此，还去读了应用心理学硕士课程。插花是审美观察的表达，观察能力滋养着想象力，并且能够辅助到其它工作领域或日常生活中，我会持续去探索。

在瑞士莲巧克力总部的即兴花艺秀

以“坛子”创作/棕榈叶

有一种结果的到来，好像早就该来，也好像从未期盼，新的播客专辑《走进微利时代》也在路上了。墙裂坛听友们，如果你也是主理人，如果你已经有自己正在做的项目或品牌，不在意规模，你可以是一人创业，也可以是小有规模的团队。欢迎联系坛子（添加坛子微信“bksufe”，请注明：主理人），请你简短地介绍以下要点：你的项目/品牌名称？你属于哪个领域的主理人？以及，简单描述一下你推崇的理念和正在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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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辑主播｜也叫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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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罗素纳皮尔21个金融史教训》系列仿佛自带魔咒。上半部分内容是在科技股大跌后推出的，而本期下半部分内容又恰逢日本股灾。那么，日本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又能从金融历史教训中找到哪些前车之鉴呢？

本期节目，我们将结合最近发生的短暂日本股灾，从21个教训中挑选几个应景的，再复习一下人类在金融市场上曾经犯过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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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40 回顾日本2024股灾，深层原因是什么？

00:17:00 教训5：政府为什么青睐市场？往往是因为有所求

00:26:19 世界进入“财政主导”时代，市场逻辑全变？

00:36:40 教训12：永远不要在汇率被高估时购买新兴市场股票。

00:46:59 境内游资的动向往往是一个国家汇率是否高估或低估的一杆标尺。

00:55:46 货币永远处于非均衡状态。你应该对“不均衡感”兴趣，那是能赚钱的地方。

01:00:46 全球货币体系一般30年垮塌一次。

*BGM：美國內戰中的一段

·文字总结·

1. 回顾日本2024股灾，深层原因是什么？

８月５日发生的“日本2024股灾”在维基百科的“日经指数”词条中已经有了更新，说明至少已具备成为历史事件的资格，我们也可以用历史的、而不是预测的角度来讨论了。

简单回顾：在全球股市普遍下跌的背景下，日经指数当天暴跌超4200点，跌幅超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在日本，1987年崩盘被称为“蓝色星期二”，因为时差，也因为相对温和，五个月后就回到了崩盘前水平）。

2024年这次股灾，日经指数创下了史上最大单日跌幅。然而，戏剧性的是，第二天指数就强势反弹超过3200点，又创下了史上最大单日涨幅。

日本的股市是个神奇的存在。

这次日本股灾也非孤立事件，而是全球经济形势变化的一部分，要用整体视角：

就事论事，过去十年，日经指数在全球主要股指中表现最佳，平均每年涨幅达11.2%，与企业盈利10%的增长相当。这与美股形成鲜明对比，美股涨幅部分来自估值提升，而日本股票主要靠盈利增长。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日本经济似乎日暮西山、全球影响力下降，但股市却表现出色。这一矛盾源于日本企业收入大部分来自海外，2024年约七成收入来自境外。换言之，日本股市的盈利逻辑更多依赖全球经济而非本土经济。

近期股灾与全球经济密切相关。美联储可能降息的预期，加上日元持续贬值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压力，促使日本政策制定者考虑调整货币政策。过去，日本实行了包括锚定收益率曲线、央行直接购买股票ETF等宽松政策，虽然刺激了股市，但未能有效提振经济。

股灾后，大多数解读都关注于日元的套利交易（carry trade）。套利交易确实是直接导火索，多年来日本利率接近于零，吸引了大量借日元进行交易的投资者。但成功套利需要满足几个条件：（1）利差保持不变、（2）日元持续贬值，以及（3）高杠杆操作。近期这些条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自3月份开始17年来首次加息，退出了负利率和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7月又进行了小幅加息，虽然幅度不大，但已是多年来最显著的变化。

此外，近年日元大幅贬值，日本央行开始进行干预。日本拥有大量外汇储备和可调回的海外资本，干预能力相当强。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日本的"弹药库"还能存续多久，以及何时会大规模调回海外资本，但当下动能下，“出手”大概率会导致短期内日元大幅升值，引发全球范围的去杠杆化。

波动率也很重要。“carry trade”和“做空波动率”都属于"work until it doesn't work"（一直有效直到失效）的策略。过去一年半里，全球市场波动率异常低迷，这种长期低波动率环境滋生了许多不负责任的风险交易。许多交易员习惯于做空波动性，即卖出市场波动的"保险"。8月5日当天，波动率指数飙升至2020年3月的水平，这些交易策略可能遭受重创。

虽然市场已经明显反弹，但整个事件真的结束了吗？

可能还没。

全球市场正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其中最主要的是美国大选和日本新首相的选择。

美国大选结果将直接影响美联储未来的利率政策，进而影响全球股市走向。许多投资者对未来市场持谨慎态度，部分获利投资者可能选择暂时离场观望。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不参与此次大选，意味着日本将迎来新的领导人，其政策方向尚不明朗。过去十年，日本央行采取了大规模货币宽松政策，但副作用也日益显现。新首相是延续现有政策还是进行改革，将对日本经济和全球市场产生重要影响。

此外，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也加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欧洲经济疲软，中国经济数据也不尽理想，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资金撤离市场。

市场叙事和心理也变了：看到日本政府这么干预市场，提高利率，表明可能不再愿意让日元继续贬值——那些长期carry trade的投资者大概率开始试图退出，至少会减少敞口。或者自己成了惊弓之鸟，或者风险部门开始念紧箍咒，反正后面大概率是个去杠杆的趋势。

日本是个很好的案例，和本期的几个教训也有很深关系。

2. 纳皮尔的教训5：政府为什么青睐市场？往往是因为有所求。在金融历史上，从来没有所谓的“公正裁判”和“公平执法”，一切都是根据最终执政当局最终的需要而决定。

这次股灾，还有背后日元的困境，不得不让人琢市场和政府干预之间的关系。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哪只手才是主导？哪只手经常管不住自己？

过去几十年，我们习惯了政府相信市场力量，认为市场比政府更擅长资源配置。这种理念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时代达到顶峰，他们放手让市场自由运作。的确，市场在当时创造了令政客满意的结果，也帮助他们赢得了选举。

然而，当局势改变，政府便不再满足于袖手旁观，开始插手资源配置，因为他们不喜欢市场带来的结果，比如财富不平等。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政策改革就是例证。私有化和“涓滴效应”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最终导致政府对经济的掌控力下降，社会公平问题加剧。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将政府比作裁判，认为政府应该保持中立，让市场供求力量决定价格。但历史告诉我们，政府从来都不是完全中立的。我们也许正回到1945-1979年那种政府主导资源分配的时代，尤其是在欧洲。我们每天都能看到政府在干预经济。

如今，面对绿色经济转型、重建供应链、地缘政治冲突等挑战，政府需要巨额资金。为了避免恶性通货膨胀，政府更有可能选择动员储蓄，这意味着更大的干预力度。

日本股市波动就是政府干预的鲜活例子。在金融市场上，所谓的公正公平背后是政府的意志。国家在未来西方政治经济中的作用可能会增强。这对我们进行资产配置和判断全球经济走向都至关重要。

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海外扩张需要更加谨慎。如果当地政府倾向于干预经济，投资风险将会加大。

3. 世界进入“财政主导”时代，市场逻辑全变？

过去四十年来，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处于货币主导的时代，央行是市场的裁判，可以通过调节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来刺激或管理经济和通货膨胀。

然而，近年来这一趋势似乎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我们可能正在进入一个政府干预加强、财政政策主导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由于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巨大，财政政策已经成为了影响经济的主要因素。央行的货币政策空间正在被压缩。尽管央行原本可以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货币政策，但现在却不得不考虑财政问题的影响。鲍威尔在决定是否加息时，不可能不会偷瞄一眼耶伦。

日本可能是财政主导的典型案例，美国也不例外： 2017年以来，美国的赤字占GDP的比例不断上升，尤其是在过去两三年中，这种情况更加明显。随着公共债务不断攀升，财政政策会不会正逐渐取代货币政策，成为影响经济的主要工具？

这种转变可能会颠覆我们过去熟悉的市场逻辑。

这种政策取向导致整个宏观治理模式与历史上的情况发生了背离。我们会发现，通过货币政策或非常规政策来解决财政赤字或债务问题，会导致某些资产市场出现大幅上涨。

过去十年来，我们看到日股和美股的上涨就是这种政策的后遗症。但两者的情况有所不同，日本股市的上涨至少还有一部分基本面的支撑，而美国股市的上涨则更多是依靠货币政策的推动。

美元的走强对美元的未来构成了巨大风险。毕竟，股市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高于债券。在这种情况下，货币购买力和对外经济政策都将面临新的挑战。股市必须持续上涨才能实现化债和社会经济基本稳定。

一旦出现类似上周一那样的事件，整个市场将会遭受巨大冲击。这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例子，日本央行只是采取了一个小动作就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可以想象，未来一些大动作肯定会对整个资产市场最终的再平衡产生巨大影响，而再平衡往往意味着资产价格的持续下跌和市场秩序的重建。

4. 教训12：永远不要在汇率被高估时购买新兴市场股票。

当一个国家决定维持高于基本面的汇率时，往往会出现本国货币卖家多于买家的局面。为了稳定汇率，该国不得不回购本币或提高利率，实际上就是实行更为紧缩的货币政策。

虽然GDP与股市之间可能没有直接联系，但流动性却与股市息息相关。紧缩的货币政策会抑制流动性，而股市与流动性密切相关。高估的汇率就像一把双刃剑，在吸引投资者的同时，也潜藏着巨大的风险。

历史上，1989年底台湾股市的市盈率达到了65倍，而1998年恒生指数的市盈率则降至10倍以下。

还有墨西哥: 90年代初的比索高估导致通胀高企，贸易赤字扩大。为了维持汇率，墨西哥不断消耗外汇储备，最终在1994年被迫贬值，比索价值几周内暴跌50%，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中，泰国在1997年被迫将泰铢汇率改为浮动汇率制，导致泰铢在6个月内贬值50%，股市和GDP雪崩，危机蔓延至印尼和韩国。

2001年，阿根廷比索因通胀失控而大幅贬值，官方汇率形同虚设，最终在2002年彻底放弃盯住美元。这三场危机都凸显了新兴市场汇率的脆弱性，高估的汇率往往伴随着贸易赤字、资产泡沫和通胀失控等问题。

这些都是因为过分关注汇率管理，而忽视了其他货币变量的自然调节.

因此，如果我们要投资新兴市场，尤其是那些管理汇率的国家，一定要密切关注汇率情况。

中国呢？

纳皮尔始终认为认为人民币汇率被高估，也是货币政策过于紧缩的原因（也是A股一直支楞不起来的原因）。总有一天，中国可能不得不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的情况则较为复杂。尽管人民币汇率被认为高估，但中国央行依然保持克制，原因在于美元加息周期尚未结束，以及中国需要时间消化资产泡沫。

这个教训其实说的就是三元悖论/ 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下，会如何影响资本市场。正如“三元悖论”所揭示的，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只能选其二。

日本选择了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牺牲了汇率稳定。而中国似乎一直在三者之间寻求动态平衡——不在三角的顶点寻求突破，而在其三条边的移动中寻找平衡。独立的货币政策放松一点，资本项目开放一点，汇率浮动幅度大一点，并在渐进的动态路径上伺机实现平衡。

5. 教训13：境内游资的动向往往是一个国家汇率是否高估或低估的一杆标尺。

要注意一个国家或者市场中本地的投资者都在干什么：是大量投资自己的国家？还是争先恐后往外走，在外面买资产、投资？

如果你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正在发生这种情况的国家，那么当地人是正确的，外国人则是错误的。

在判断一国汇率是否高估时，观察境内游资的动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指标。如果大量本地投资者抛售本国资产，转而购买海外资产，这往往意味着他们对本国经济和汇率缺乏信心，预示着汇率可能存在高估的风险。

纳皮尔举了90年代初到中期自己在亚洲的情况，发现外国资金涌入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和香港等所有市场，但当地资金却在流出。但当地企业却在大举抛售本币资产，马来西亚企业到处买买买，马币被严重高估，马来西亚可以发行马币，买到所有想要的资产，包括瑞士的酒店。

要相信本地投资人用脚投票的智慧，而不是“代理人”的——代理人就是管理别人的钱的人和基金。现在全世界都是代理人在管别人的钱。

如果你有机会在代理人和委托人的决定之间做出选择，一定要看看委托人在做什么，因为是他们自己的钱，往往会做出更好的决定。这和塔勒布的“skin in the game”如出一辙。

然而，将这一指标应用于中国的情况时，需要格外谨慎。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且经济结构和政策框架也更为复杂。

以香港为例，尽管多年来一直面临着做空压力，但凭借雄厚的外汇储备，港币汇率始终坚挺。这表明，仅仅观察境内游资的动向还不足以判断汇率是否高估，还需要考虑国家的外汇储备规模、经济实力以及政策干预能力等因素。

近期越南的例子或许更具参考价值。越南目前有好几个预警信号，并不像流行叙事所讲“是下一个韩国”。

2024 年上半年，越南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继续增长，但是越南本地的钱却在外流。5月以来，越南盾兑美元汇率一直稳定在约25,200越南盾/美元左右，是因为越南国家银行（SBV）在外汇市场的大规模干预。但外汇储备仅能维持2.96个月，而且这还是来自去年2023年10月的最新可用数据，现在的情况难以想象。相比之下，泰国的外汇储备可以维持超过9个月。

6. 教训19：货币永远处于非均衡状态。所谓均衡只是一个瞬间可能达成的一种状态。你应该对“不均衡感”兴趣，因为那是你能赚钱的地方。

 “货币永远处于非均衡状态”，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本质。全球货币绝大多数时间是在非均衡状态下运转的，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投机和投资的机会了。非均衡意味着机会，因为只有价格偏离价值时，才存在套利空间。

这个世界最大的机会：在于当一个国家尝试锚定某个价格的时候，往往就意味着非均衡状态的出现和异化（也就是上面的教训12）。

当国家试图控制某种东西的价格时，私人资本会进行套利，不平衡就会累积，机会就来了。汇率管制是最好的例子，在这些情况下，你会看到巨大的不均衡。

现在的机会在哪里？

纳皮尔观察到，近期资金涌入越南等非中国新兴市场，正是因为投资者预期中国的一部分产业链会转移出去。这种预期导致资金流动出现偏差，进而创造了投资机会。

然而，这种“坐收渔翁之利”的机会也并非没有风险。当前全球经济最大的风险点在于欧洲。中美两国博弈升级，欧洲经济却陷入困境。

首先，欧洲内部存在结构性问题，货币统一但财政政策各自为政，导致应对危机时缺乏协调性。其次，欧洲经济严重依赖外部环境，过去受益于俄罗斯的廉价能源、中国的廉价制造以及美国的廉价资本，而如今这些优势都不复存在。

相比之下，中美两国虽然竞争激烈，但经济体量庞大，对自身经济的掌控力也更强。因此，在当前全球经济非均衡格局下，欧洲面临的挑战最为严峻。

7. 教训18： 全球货币体系一般30年垮塌一次。

货币体系大约每30年就会崩溃一次，哪里可能出问题？

纳皮尔认为:1. 中国不大可能继续让自己的货币锚定美元； 2. 欧元很有可能已经难以为继，无法持续； 3. 日本将不得不开始将资本汇回国内，以资助其政府，将不得不开始出售海外投资组合资产，并将其带回国内，以购买其政府债券。 4. 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实际上是摇摇欲坠的。

全球货币体系是否真的如这位学者所说，每隔30年就会崩溃一次？他列举了欧元、日元和美元三大货币体系的潜在风险，并认为下一次危机将在2050年前后爆发。

回顾历史，这种30年周期论似乎有一定的依据。1990年苏联解体、欧盟诞生，对全球货币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196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与黄金脱钩；1930年代的大萧条则导致许多国家放弃金本位。

然而，历史并非简单的重复。这位学者也提到，货币体系的危机往往是由具体的事件引发的。例如，他认为美国大选的结果将对欧元和日元产生重要影响，甚至可能成为引爆危机的导火索。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线性外推，认为2050年一定会发生货币危机。更重要的是要关注潜在的风险因素，以及可能引爆危机的“导火索”。

我们需要保持对市场的敬畏和对风险的警惕，才能在危机来临时从容应对。

—  End  —

专辑主播｜Johnny肖小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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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将深入探讨一个关键主题：也就是最近广受关注的民营企业的前身，中国最具活力的经济现象——乡镇企业。它的崛起、衰落、经历的1.0、2.0阶段，及其在中国经济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乡镇企业，以及后来发展壮大起来的民营企业，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群体和经济现象。从乡镇集体企业到民营企业的演变，不仅是企业制度的变迁，更深刻反映了时代背景下制度、价值观、道德风尚、精神文化以及世道人心的变化。 而乡镇企业的发展历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塑造了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方向。

00:02:22 乡镇企业“1.0”阶段

乡镇企业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0阶段”始于 1978 年改革开放后——1978年的安徽小岗村，一群农民冒着巨大风险，在契约上按下红手印，由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著名的"大包干"事件，乡镇企业开始在摸索中前进。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决策意义重大。在这一时期，中国开始积极寻求国际合作和资金支持。华国锋访问伊朗时，除了加强双边关系外，还重点探讨了借款事宜。这些借来的美元主要用于引进宝钢和金山石化等重大项目。宝钢从日本进口设备，满足大连等地的钢铁需求；上海金山石化则致力于发展化纤和石油化工等产业。尽管后来"大跃进"式发展导致外汇储备紧张、经济突然过热，但回顾历史，这些项目对于文革后百废待兴的中国来说确实是必要的。农村改革是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变革之一。但十八届三中全会并未明确具体实施方案，农村承包责任制也未提及，完全是由农村自发产生，当时存在争论。以万里为代表的地方领导大胆尝试，如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模式，最终得到中央的认可和全国推广。这一改革否定了原有的人民公社制度，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的概念正式提出后，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不仅农村联产承包提高了产量，城市的个体经济也得到了适度放开，有效解决了供应问题。虽然粮票等配给制度在90年代才正式取消，但随着小商业和个体运输业的发展，这些票证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乡镇企业的兴起便是这一时期另一个重要现象。它不仅增加了轻工业品和日用品的供应，还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离土不离乡"的政策既保证了农民就业，又避免了城市人口压力骤增。以鲁冠球为代表的第一代乡镇企业家，从简单的轻工业品生产起步，逐步向高端制造业转型。这些企业规模虽小，但灵活多变，为国有企业提供配套服务，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但这一时期，集体与私营概念模糊，产权不清，也被视为“原始积累时代”。《摸爬滚打》第八期“温州的今天并非明天的样板”中提到过电视剧《温州一家人》中的剧情：主人公周万顺创办鞋厂，盈利后却因“挪用公款”被捕，原因是鞋厂注册的是集体企业，盈利被视为“国家财产”。判刑一年后， 1988年，宪法修正案允许承认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国务院颁发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周万顺才被放了出来。

乡镇企业“2.0”：“二次创业”阶段

20世纪90年代后期，乡镇集体企业发展速度放缓，亏损面扩大，许多企业破产或改制；从原始积累到二次创业，再到第一代企业家的落寞。乡镇企业进入了“ 2.0” 阶段，标志着其向真正的民营企业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变化，整个社会的经济体制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这一阶段的到来，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也促使乡镇企业面临市场竞争的压力。期间有三大节点：1、1995年我国买方市场开始形成；2、1996年我国农产品出现供需基本平衡、丰年有余；3、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乡镇企业进入调整和“洗牌”阶段。

90年代中后期，市场经济体制被确定为改革方向。税制改革和银行商业化改革取消了乡镇企业的税收和贷款优惠。高层要求"抓大放小"、"政企分开"，对集体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并加大环境保护力度。逐步完成原始积累的乡镇企业开始摆脱束缚，80%的乡村集体企业进行了个体私营和混合制改革，40%以上的企业开始向产业集中区和小城镇集聚。截至2000年底，苏南地区85000家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已完成93.2%。到2002年，全国范围内90%以上的乡镇企业实现了改制。

经过10多年的发展，乡镇企业开始实施外向型经济战略，这与1995年之前明显不同。《繁花》中的范总还主要从事内销业务，但到此时期，很多企业已经开始涉足出口产品。以步鑫生的海盐衬衫总厂为例，主要生产衬衫。步鑫生出差在深圳特区看到一些漂亮姑娘穿着时髦衬衫，就跟在后面仔细观察衬衫样式，记在脑子里。回去后，让裁缝按照记忆中的样式制作。这些产品国内销售得很好，但布料还是国产的，比如"的确良"和其他化纤产品，质量太差，其实不能出口。所以技术水平必须提高。1995年之后，第二代年轻的乡镇企业家开始崛起。他们胆子更大，不仅制造出口商品，还努力提高技术，引进先进设备，包括最新型的纺织机。运动鞋等产品也是在这个时候引进的。一开始是走私，后来干脆引进设备，开始做贴牌加工。这批新企业家与老一辈不同，他们敢于向外学习新技术、引进设备，生产的产品既有内销的，也有直接外销的。此时的银行业能发展国际业务，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些年轻企业家。在这个阶段，第一代企业家开始感到落寞。新一代企业家和新的生产方式、技术淘汰了老一辈。老一代企业家觉得很没面子，有的还想搏一把，但最后都失败了。因为管理能力和意识跟不上时代发展，所以被淘汰了。在2.0阶段，大家对个体经营已经不再忌讳。不必再像《温州一家人》的鞋厂一样"挂羊头卖狗肉"，挂靠集体企业。到了1995年后，社会基本认可了他们的模式。虽然还叫"乡镇企业"，但我们已经开始称其为"老板"了。与此同时。企业内部管理也在加速变革。同时，国有企业开始改革，像《繁花》里提到的上海纺织厂女工下岗，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浙江的陈金义在上海收购了几家小型国企和集体企业，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他认为城市里的国企都可以私有化，于是开始推动农村集体企业的私有化进程。改制后，乡镇企业以新型集体、混合制和个人独资形式再次创业。就业人数在这个时期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直到2003年才超过1996年的总数。这也是农民开始大量进城的主要原因之一。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确实面临过各种非议甚至歧视。改制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经营者利用政策漏洞侵吞集体资产，干部腐败，工人消极怠工或偷盗企业财产等。尽管政府对乡镇企业有一些政策限制，但由于其是"草根经济"，符合国情、顺应民意、合乎规律，因此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新的商业模式和经济模式逐渐获得认可。整个发展过程不仅包括经济变化，还涉及价值观、道德和人性的变迁。

到了90年代末和2000年初，乡镇企业逐渐转型为私营企业，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民营企业。这个过程既艰难又充满机遇，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格局。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主要由三个群体组成：

-“乡镇拓荒者”：原乡镇企业家和从农民企业家转型的企业家。

-“个体户传奇”：改革开放初期从事个体经商的人，包括路边摆摊的小贩。这类人后来逐步发展，有的开始经营酒店，从小饭店到大酒店，最终成为真正的民营企业。

-“精英创业人”：高素质企业家，如马云、郭广昌等，或从体制内跳槽出来自主创业的人。

这种发展轨迹似乎是一种螺旋式上升，而非简单的直线上升。每一代企业家都在前人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同时也在某些方面回归本源。这种循环往复、不断创新的过程，正是推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所在。

在企业发展的历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特殊的时段，这个时段充满矛盾和挑战，适者生存，曾经成功的企业家可能在这个时期遭遇落寞或被淘汰。

这种情况难以总结经验，是因为时代转换。当范式发生转移时，之前的问题可能无法用旧有的方法解决。这并非因为企业家不够努力，而是旧的范式无法适应新的环境。银行业也在经历这种转型。

对于企业家而言，关注基本财务规律至关重要，特别是中国企业家更需要注意这一点，因为许多教训都是相似的。

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朝阳产业”和”夕阳产业”，这也是一个范式转移的问题，非简单地判断某个产业是好是坏。企业在多元化和专业化的选择上需要吸取众多教训，即使是一个地区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以浙江萧山和绍兴为例，虽然两地相邻，语言系统相近，但产业结构却有所不同。萧山呈现出综合化或多元化的特点，而绍兴则一直以纺织业为主。这导致两地在经济发展上互相比较，形成一种良性竞争。然而，纺织行业经常面临技术周期和产业本身周期的双重挑战。当技术周期结束时，原有技术可能已被淘汰，而新技术还未完全成熟，这就会造成发展困境。

绍兴坚持以纺织业为主的发展策略，认识到人们永远需要穿衣服，这个行业永远不会消亡，关键在于能否跟上技术进步的步伐。相比之下，萧山的多元化策略在互联网时代遇到了一些挑战，原本以工业为主的业务经历了一段落寞期。这与邻近的余杭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因阿里巴巴的进驻而GDP急速上升。

这反映出，产业转型对一个地区的影响可能是深远的。当前的繁荣并不能保证未来的成功，关键在于能否跟上时代的步伐。

然而，过度追求转型也可能带来问题。有些企业家可能为了转型而转型，显得过于急切。相比之下，东南亚和香港的一些企业家则表现出不同的心态。他们对新趋势和技术保持关注，但并不急于做出重大改变，而是等待时机成熟后才采取行动。

这种差异可能源于多个因素：首先，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速度很快，加上过去４０年国际技术的巨大进步，给企业带来了巨大压力。其次，中国企业仍在努力追赶国际水平。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体制机制——既包括企业自身的问题，也涉及地方政府的影响。

一些一代企业家面临落寞时，可能会因为社会地位和个人荣誉感而不甘心退出。他们可能会与地方政府领导沟通，表示要做得更好。这种心态既与企业家自身有关，也与社会氛围密切相关。

此外，地方政府的某些机制也在推动企业非理性扩张。特别是对于已经发展壮大的企业，他们可能会感到被推着走，不得不进行扩张。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发展与地方政府政策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  End  —

主播｜刘晓春 肖小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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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节目是和《知行小酒馆》和《起朱楼宴宾客》的一次串台。主角是 “投资界的唐僧”——瑞·达利奥（Ray Dalio）。，以及他那备受争议的“原则”。

起因是纽约时报记者撰写的新书《The Fund》，这本书揭露了桥水基金内部的管理文化，是一本让人读的从头到尾惊坐起的“偶像黑化”之书。将这位投资界“大神”拉下了神坛。在达利奥封神之作《原则》出版13年后，这位记者深入桥水内部，调查“原则”如何在实践中应用，结果却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面相：一个试图成为人类教宗和精神导师的PUA大师。

书中描绘了一个奇特的世界：老板如同摩西，比家人、朋友甚至宗教信仰更重要；员工则像虔诚的信徒，放弃自我和追求真理，将灵魂献祭给名为“公司利益”的神。

虽然但是，我们不能仅凭一本书就否定达利奥的成就。毕竟，他在投资领域取得的成功有目共睹。我们回顾了桥水基金的传奇故事，从最初的麦当劳鸡米花期货交易到闻名全球的“全天候”策略，以及他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神级操作和2020年的“翻车”经历，试图更全面地了解这位投资大师。

我们还从他的《巨债危机》出发，探讨了他的投资理念、方法论，以及他那充满争议的“机械化”管理风格。达利奥一直强调世界是一架机器，而他是那个试图破解机器运转规律的人。他将自己的投资哲学总结为“痛苦+反思=进步”，并试图将其应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这种“机械化”思维，在实践中却演变成了一种极端的管理方式，甚至被指责为“PUA”。

最后落脚到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偶像的作用是什么？我们是否应该有“重塑偶像的权力”？

达里奥书单和关键词：

·《原则》（Principles）: 达利奥的封神之作，阐述了他的生活和工作原则，试图将其应用于所有领域。

·《巨债危机》（Big Debt Crisis）: 达利奥对债务周期和危机的深入分析，更像一本实用的投资说明书。

·《正在改变的世界秩序》（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达利奥对世界格局变化的思考，关乎所有人的命运。

·“痛苦+反思=进步”（Pain + Reflection = Progress）: 达利奥的核心哲学，强调从错误中学习。

·“全天候”（All Weather）策略: 桥水基金的王牌策略，旨在应对各种市场环境。

·“Pure Alpha”策略: 桥水基金的主动型策略，在“全天候”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收益。

—  End  —

串台主播｜雨白 大卫文 肖小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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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是《金与火的金融史》专辑的点题。

大家都知道市场有效假说——市场上所有信息都已反映在价格中。如果假说成立，那么历史学家应该是优秀投资人，毕竟还有谁比历史学家掌握的信息更多呢？

但是在金融和经济领域，历史学家们的存在感似乎并不强，大家更关注的是网红经济学家。与此同时，我们又常听到"这次不一样"、"不能用过去预测未来"等说法，尤其在试图预测市场时——历史也不是水晶球。

历史在金融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我们为什么要重视金融史？

达里奥在《巨债危机》（The Big Debt Crisis）中反复重复一句话：“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错误，来自于自己此生从未见过，但是历史上都曾经发生过的事情（My biggest mistakes in my career came from missing big market moves that hadn’t happened in my lifetime but had happened many times before）”。所以他对历史中的市场、债务演变的细节，都事无巨细地收集、透彻研究。还有周金涛老师，也觉得历史非常重要，世界上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大道理下有许多小循环。所谓“道法自然，天定胜人”——历史是有规律的。

虽然但是，历史也不是一个简单的“if / then”语句： 如果X发生了，Y就发生，就下什么注。历史不重复但押韵，但问题是：我们究竟该怎么找到押韵的部分呢？

碰巧，最近美国科技股大跌，正好给了我们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在7月22日那一周，纳斯达克遭遇2022年10月以来最糟糕的一天。美股科技“七巨头”遭遇“至暗时刻”，单日市值蒸发7680亿美元，一个礼拜左右缩水幅度达到约2万亿美元。标普500指数受到大型科技公司的拖累，暴跌2.3%.

上次标普500指数下跌超过2%，那还是在上次——17个月之前。过去这一年半，美股几乎是持续保持连胜记录——此记录已经快十年未见（上一次是2007年）。即使是最大的多头，内心深处也会隐隐不安——怎么可能一直持续下去？但直到上周三，不安才终于坐实了。

这次大跌，恰好和本期想和大家介绍的Russell Napier（罗素·纳皮尔）的《二十一个金融史教训》中的好几个教训，呼应得几乎是严丝合缝。

·时间戳·

00:05:00 罗素·纳皮尔（Russell Napier）是谁？

00:08:45 金融史为什么很重要？历史学家才是最好的投资人？

00:17:21 科技股大跌是一个金融史指导现实的绝佳案例：上周科技股发生了什么？

00:21:19 这次大跌和21个教训中的哪几个恰好呼应？

·文字录后感·

01

穿越金融迷雾的历史侦探：罗素·纳皮尔

罗素·纳皮尔（Russell Napier）是西方金融史界独树一帜的学者，以其犀利的洞察力和对金融历史的深刻理解而著称。

他的职业生涯始于1989年，从苏格兰的Baillie Gifford到香港的里昂证券，一路走来，见证了亚洲金融市场的风云变幻，甚至亲身经历了1995-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这段经历不仅为他赢得了声誉，更使他成为最早洞悉亚洲金融危机风险的预言家。

除了在金融市场一线实战的丰富经验，纳皮尔还积极投身于投资者教育和金融历史研究。他创办了一个很有趣的图书馆——错误图书馆（Library of Mistakes）。这是一个专门收藏商业和金融历史上各种错误案例的宝库，仿佛在提醒：人类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来记不住犯过的错。

纳皮尔还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在里昂证券期间撰写的全球宏观报告《坚实基础》（The Solid Ground）广受好评，如今已独立出版。他还有一本被《金融时报》誉为“邪典”（cult classic）的著作——《熊市解剖：华尔街四次大底的启示》（Anatomy of the Bear: Lessons from Wall Street's four great bottoms）。此外还著有《亚洲金融危机，1995-1998：债务时代的诞生》（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1995–98 – Birth of the Age of Debt），以独特的视角回顾了那场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

纳皮尔的独特之处：既是经验丰富的市场老兵，又是严谨治学的学者，尤其是对熊市的深刻理解，被誉为“熊市解剖人”毫不夸张。

02

历史学家会成为更好的投资人吗？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有一篇精彩访谈文章“ RETHINKING MY ECONOMICS”（重新思考我的经济学），其中提到：

“计量经济学领域的‘可信度革命’意识到，过去那仅靠断言来确定因果关系的方法不太可靠。现行的方法，如随机对照试验和双重差分法，虽然更科学，但仍然只关注局部效应，忽略了那些可能重要但作用缓慢、滞后时间长且不固定的机制。

而历史学家则不同，他们更擅长识别那些看似合理、有趣且值得思考的重要机制，即使这些机制不符合当代应用经济学的标准。”

做个类比：经济学家像拿着显微镜研究蚂蚁搬家的科学家，经常忽略远处缓慢逼近的洪水。历史学家则像经验丰富的向导，能够敏锐察觉到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却可能改变全局的趋势。金融史可以为我们提供关于未来的重要信息。

长期以来，有效市场假说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认为所有信息都已反映在价格中，历史变得无关紧要。然而，历史恰恰是定义“所有可获得的信息”的基础，是理解当下、预见未来的关键。

当然，金融史在预测商业周期方面作用有限——商业周期太复杂。但在探测大变化时，历史无可匹敌。所谓“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历史学家就像吕端。

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似乎总是有些“不对付”，视角不同：经济学家试图用模型概括现象，而历史学家则认为许多事情非常复杂，超出模型解释的范围。

尤其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刻，体系结构如何变化？旧结构的后果是什么？新结构的走向是什么？这些都是历史学家会提出的关键问题。经济学家则不会提出这些问题，因为 经济学家需要依赖原有假设，否则模型就失效了。

金融史告诉我们，当遇到结构性变化时，需要大胆迈出一步——20世纪60年代末，面对经济巨变，只有那些洞悉历史、敢于打破传统投资组合、大量持有黄金的人是保全财富的赢家。

03

科技股大跌：历史教训再现

最近美国科技股大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子。对于这次下跌，一个极简版的解释是——“之前涨的太多了”。更核心的解释有两个，各有见地。

解释一：美国大选的不确定性

拜登最近宣布不再竞选连任，这对美国宏观经济和未来政策走向带来了不确定性。尤其是他的政策偏好让投资者无所适从。例如，过去一年芯片股如英伟达、台积电等涨幅很大，源于对人工智能应用的信心。但由于美国希望将台湾的芯片制造产能转移回国，并对相关产品征收关税，投资者对这些公司的未来信心不足。

拜登的“小院高墙”策略，即尽量与盟友或较好的国家和地区保持同步，但对其他国家采取更强硬的关税或行政命令，这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拜登宣布不再竞选连任后，未来几个月的发展将备受关注。美联储的政策可能会影响大选结果。

解释二：市场不确定性增加

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导致投资者获利了结，形成了小幅回调。这并不能称之为大跌，因为在美国历史上类似的调整非常常见。过去两年中没有见过这种调整，可能让人们的记忆变得短暂。

大家普遍认为美股不可持续，估值过高，总会有一个转折点。但试图精确预测转折点并不靠谱——理性预测往往会忽略市场的非理性层次。

04

这次大跌和《21个金融史教训》中的哪几个恰好呼应？

我们挑出了第三个教训（佩珀定律）、第二个教训（市场表现和GDP表现的关系）、第八个教训（最危险的投机是追逐收益率）和第十一教训（当市场估值极高将要转折时，何时会急跌，何时会长熊），逐一解读：

教训3：佩珀定律（Pepper’s Law）

这条定律以戈登·佩珀命名，他在牛市和熊市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天灵光一现，发明了“佩珀定律”。

定律如是说：当某个东西一直在上涨，并且看起来不可持续时，如何判断它何时会停止？做法如下：

1.利用你所学到的一切知识、分析能力，估出一个逆转的时间点。

2.把从现在到这个时间点中间的时间加倍（x2），再减去一个月（-1）。

教训其实在暗示我们：当前市场估值过高，叠加高通胀环境，未来很可能进入长熊市。（美国）

回顾历史，美国股市在1901-1921年和1966-1982年都经历了漫长的熊市，而这两段时间都伴随着严重的通胀。这是因为通胀会侵蚀货币的购买力，即使股票名义价格不变，其实际价值也在下降。不过，这个观点并非普遍适用。日本是一个反例。从90年代开始，日本经历了普遍的通缩下跌。日本有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国内投资者的大量资产在海外。一旦国内出现通缩，资产配置自然会转向海外，大部分资产转向美股和美债。这与美国不同，美国投资者主要关注国内市场。展望未来，虽然无法断言美股熊市会持续多久，但高通胀环境可能还会持续5-10年甚至更久。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快速反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通缩和快速下跌带来的特殊历史背景。而如今，高估值和高通胀的双重压力下，市场很可能迎来漫长的熊市。与美股不同，A股市场一直是“牛短熊长”，牛市总是非常短暂，而熊市周期至少是四五年。如果将2014-2015年视为大牛市，当下这轮熊市更是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究其原因，A股市场存在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比如对投资者利益的漠视，以及上市公司只顾自身利益等，这些都抑制了市场的健康发展。教训21：用历史直接线性外推是一种沉迷鴉片的行为没有马克思，任何关于金融史的介绍都是不完整的。马克思曾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纳皮尔认为“外推法（extrapolation）才是人民的鸦片”，确切地说是“线性外推法”。我们总是习惯性地将过去投射到未来，寻求一种虚假的确定性。外推法很危险，它就像一剂麻醉剂，让人沉迷于虚假的安全感。在这个充满结构性变革的时代，最危险的事情莫过于把过去经验奉为圭臬，并试图用它来预测未来。过去30年，甚至过去30个月、30周发生的事情，都不能成为我们预测未来的可靠指南。许多人痴迷于从历史中寻找规律，并以此预测未来，就像鸦片一样上瘾，相信“历史会重演”，忽略时代变迁和结构性差异。如果直接用历史事件做直截了当的推断，那么错误的可能性高于正确，因为你忽略了许多因素。以美股为例，有些人将当前走势与1929年大崩盘相提并论，认为历史将重演。然而，这种类比忽略了时代背景的巨大差异。1929年的美国股市仅仅是投机工具，而如今的美股可能是美国经济的核心部分，美国不可能轻易让美股疯狂。伯南克发明金融加速器理论后，量化宽松的整套实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验证，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可能出现1929年式的垮塌。诚然，从伯南克的金融加速器理论和量化宽松政策的实践来看，1929年式的崩盘或许难以重现。但历史并非简单的复制粘贴，我们不能忽视时代变迁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学习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而不是为了预测未来。真正的智慧在于，透过历史现象，洞悉其背后的逻辑和机制，并将之与现实情况相结合，才能找到真正适合当下环境的答案。

—  End  —

专辑主播｜Johnny肖小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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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播客专辑预告：与Johnny老师一起探寻经济金融史～

小跑将邀请Johnny老师开设一个新的播客专辑，聚焦“经济金融史”。

我们将把一些关键的历史话题——比如贸易战的历史、金融危机的历史、美国货币史、香港商业史等，分门别类地梳理出来。在播客中，我们会用讲故事的方式，详细介绍经济金融历史上的重要事件。

以史喻今。在讲述历史的同时，我们也会穿插一些当前的热点事件。比如，随着特朗普赢得大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人们对关税和贸易战的担忧再次升温。我们可以借此机会回顾贸易战的历史，结合当下和未来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思考应对之策。

读史明智。历史永远是把最可靠的手电筒。尤其在信息爆炸和各种不明来源小作文泛滥的今天，用它在密不透风的茧房中敲出个缝，定能找到光亮。

Johnny老师是历史专业出身，曾在耶鲁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学习经济史。金融危机也是他长期研究的话题之一。在知乎上开设专栏《金与火之歌》（https://zhuanlan.zhihu.com/financialhistory）。

为了配合这个新专辑，我们还将成立一个全新的金融经济史交流群。敬请期待！

最近，一系列看似无关的事件，却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概念：新封建（Neo-feudalism）。

在美国，两党政治分裂日益加剧，但两党对技术寡头垄断资本主义模式却高度统一。与此同时，再次刷屏的《乡下人的悲歌》一书揭露了美国社会阶级固化的困境，但又难以破解，没有特效药。在中国，一篇关于北大国研中心社会调查的文章刷爆网络，文章指出中国社会也面临着阶级固化的挑战。

那么，美国政治僵局和中国社会焦虑，这两个看似不太相关的问题，究竟是如何与“新封建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呢？什么是新封建？当前社会的阶级结构与中世纪时期的“封建”有何相似之处？新时代的新封建有哪些特征？它对全球经济和国家发展策略有何影响？硅谷的“加速主义”是否就是“新封建主义”时代的产物？“新封建主义”趋势是否能够被遏制？

最重要的是：面对“新封建主义”时代，中国又该如何应对？

·时间戳·

00:04:14 美国会因为两党政治分裂吗？会爆发内战吗？

00:09:10

 万斯“乡下人的悲歌”和美国梦的困境

00:15:46

 美国的困境，中国的挑战：资本无序扩张之痛

00:26:19

 从“新封建”视角看资本无序扩张

00:30:37

 美国“公民联盟”案

00:34:44

 科技巨擎：数字时代的“新封建”

00:44:28

 中国该如何应对”新封建“时代？

00:49:33 第三方视角

·文字总结·

01

美国会因为两党政治分裂吗？会爆发内战吗？

特朗普遇刺事件引发了人们对美国两党政治分裂的担忧，甚至有人联想到了电影《美国内战》中的场景，开始猜测美国是否会爆发内战。

但美国在目前的情况下很难真正走向分裂。

回顾历史，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南北双方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巨大差异以及背后国际势力的支持不同。南方以种植园经济为主，需要大量黑奴，而北方则以工业经济为主，对劳动力需求与南方截然不同。这种经济模式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分歧，最终引发战争。

而如今的美国，诚然，民主党和共和党互相攻讦，争夺权力，政治观点不同，选民基础也分布在不同的州，但整个美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是高度统一的，即“技术寡头垄断资本主义”。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金主，都认同并受益于这种模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爆发内战的可能性很低，因为双方都在同一个“场子”里赚钱，没有动力去打破这种赚钱模式。

当然，如果未来美国出现某种极端情况，例如共和党和民主党彻底决裂，一方通过立法手段将另一方的金主排斥在现有经济体系之外，那么美国才有可能出现类似南北分裂的局面。但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极低。

02

万斯“乡下人的悲歌”和美国梦的困境

刚刚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的J.D.万斯，《乡下人的悲歌》是他在2016年出版的一本回忆录，在2017年即川普意外当选美国总统的第二年获得了广泛关注。这本书讲述了万斯的自传，反映了铁锈带“乡巴佬”的生活困境。万斯的老家在肯塔基的杰克逊，但他的祖父母移居到了俄亥俄的米德尔敦，等于是从“煤矿带”迁到了“铁锈带”。他的父亲离家出走，母亲酗酒，幸亏有一个凶巴巴又严格的外婆，再加上他学习成绩优秀，并娶了一位优秀的印度妻子，才使得他得以摆脱乡下人的悲歌。

如今，万斯作为特朗普的副总统候选人。这个传奇故事可以类比为老工业基地里的东北老乡，父母下岗，生活艰难，通过应征入伍和个人努力考上大学，再进入顶级风险投资基金，最终被政权看中，一路攀升，成为逆袭的典范。但他是个极端特例，铁锈带大部分的“老乡们”终其一生也无法走出乡下人的悲歌。

万斯在书中提出了一些社会根源性的拷问：为什么一个家族成为产业工人、为逃离贫穷所做的努力最终化为泡影？为什么他们努力想活得像中产阶级一样却未能如愿？蓝领阶层的堕落和贫穷的根源在哪里？他们在美国社会的未来位置是什么？

万斯书中结论是没有答案，认为特朗普和现代另类右翼也并没有提供实质性的解决方案，只是鼓吹而不负责任，指责政府、左派和全球化，给了一边领着救济金，一边相信“爱拼才会赢”的“老美国梦”们的精神鸦片。他认为美国社会的阶级固化很难打破的，没有快捷有效的解决方法。

对于美国的经济发展和体制来说，万斯的故事揭示了铁锈带的出现原因：全球化带来了所谓的比较优势，特别是对制造业，中国和东南亚等地在人力成本上具有很大优势。全球化给美国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带来了巨大利益，在过去30至40年间为美国输送了大量财富。然而，这个财富分配过程并不均衡，跨国公司的精英和金融寡头们获得了大部分蛋糕，而铁锈带的工人却被遗忘。虽然万斯逆袭成功，但那些被遗忘的人怎么办？

而万斯如今又和特朗普站在了一张选票上。他在2016年对特朗普有许多反对声音，认为特朗普是独裁者，经常撒谎。然而，形势比人强，共和党的公认领袖是特朗普，想在共和党阵营中脱颖而出，你就必须接受这个老大。

有趣的是，川普最早选择副手时，并不是选择万斯，而是更有经验的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卢比奥因担心失去佛罗里达州的席位而退缩，而万斯则坚定地站在川普这边，赌对了人和地方。很多文章称他为“接班人”，而不是“副总统候选人”，其中原因之一是他与特朗普的儿子关系很好，年龄相仿，显得有“接班人”的意味。

03

美国的困境，中国的挑战：资本无序扩张之痛

美国有很多问题，我们也不是没有。在特朗普上台之前，有一篇刷屏的文章，但持续时间较短，是北大国研中心关于中国社会阶层固化的调查报告。

这篇报告揭示了一个“房间里的大象”——中国社会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北大国研中心与哈佛大学合作，历时二十年，持续关注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而最新的调查结果，却让人五味杂陈。比如，关于“穷”的原因：十年前，人们普遍认为贫穷源于个人能力不足、不够努力；而如今，更多人将贫穷归咎于“机会不平等”、“不公平的经济体制”等外部因素。关于“富”的原因：过去，人们相信能力、教育和努力是致富的关键；而现在，人脉关系和家庭背景被视为致富的主要原因。

报告的观点是：这种认知变化，解释了为何“躺平”心态日益普遍。当人们将成功归因于外部因素时，努力奋斗的意愿便会减弱，取而代之的是抱怨和不满。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多年前的政策。

中国人民银行曾做过关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系统性研究。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因素中，全要素生产率（即剔除劳动人口增长和资本投入之外的增长因子）在2000年至2007年间高达45%，但在2008年至2012年间下降至三分之一，2013年至2020年间更降至25%。

换句话说，过去十几年，中国社会的生产效率一直在下降。而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从曾经的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再过去十几年中变成了资本。资本在各行各业无孔不入，固然推动了部分行业的生产力发展，却也导致了核心部门，特别是房地产领域的要素价格飞涨。这种资本的无序扩张，造成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种种困境，比如年轻人拼尽全力，却依然难以企及父辈的成就；整体经济增速放缓，人民的体感也随之下降。

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并不是 “贫富分化”，而更多是“代际分化”——60后和70后在改革开放的黄金时代获得了许多经济资源，而80后和90后却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和高昂的中产阶级维持成本，要完成阶级跃迁变得异常困难。不仅是中国，美国社会也面临着类似的代际问题。越来越多文章指出，美国“Z世代”年轻人超越“婴儿潮”一代生活水平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资本的无序扩张似乎都难辞其咎。它推高了市场要素价格，让年轻人望而却步，加剧了贫富分化和代际矛盾。

当然，不能否认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如果资本的增长不能转化为全体人民的福祉，不能通过合理的财税政策惠及弱势群体，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或许远超想象。

04

从“新封建”视角看资本无序扩张

这两件事，背后似乎若隐若现出一个“神秘力量”，一种把社会形态固化、且目前尚没有另外解决方案的无形之手。如果要为前面描述的所有现象寻找一个共性或框架，以解释资本无序扩张及其后果，我们可以借鉴一个概念——“新封建主义”。

什么是新封建？这是一个近年来越来越流行的词汇。尤其是在学术界、政治学界。来自于科特金的《Coming of Neo-Feudalism ： A Warning to the Global Middle Class》（《新封建主义的降临：对全球中产阶级的警告》）。

传统封建主义在西方学术理论中，指的是欧洲大陆的封建领主，他们拥有大片土地，佃农需为领主直接服务，并在人身依附上受到领主的控制。

科特金认为，“新封建主义”的主要特征是财富和社会权力的高度集中，其结果是中产阶级的经济增长停滞，收入提升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书中还提到了一些“新封建贵族”的诞生，例如技术寡头（如Amazon、Facebook、Tesla等）和互联网网红KOL，他们在各自领域垄断话语权，新人要出头，必须获得他们的认可。

在文化方面，作者批判了美国社会的撕裂，认为这是财富和社会资源高度集中的结果。社会的原子化现象使得中产阶级和底层无法形成共识，因而无法有效反抗“新封建领主”的统治。

05

美国“公民联盟”案

在探讨“新封建主义”议题时，不得不提及2010年美国一起意义重大的判例——“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Citizens United v. FEC）。这起案件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当今的政治格局，甚至可以说是“新封建主义”出现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公民联盟”是一个立场偏右、支持共和党的团体。2008年总统大选期间，他们拍摄了一部关于希拉里的纪录片。然而，这部影片被联邦选举委员会认定违反了当时的选举法，于是“公民联盟”将联邦选举委员会告上了法庭，案件最终上诉至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的审理重点并不局限于案件本身，而是深入探讨了相关法律条文是否违宪，即是否限制了“公民联盟”的言论自由。最终，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微弱优势判定“公民联盟”胜诉。

这个判决看似与“新封建主义”毫无关联，但其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却是：美国的富人和财团可以直接介入选举。在此之前，想要资助候选人需要经过严格的程序，并没有直接的途径。但判决之后，催生了“政治行动委员会”（PAC）和“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等机构，使得财团可以直接参与选举。

结果显而易见，美国大选的费用逐年攀升。上一届总统大选的总花费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而这一届肯定还会更高。这个判决带来的负面影响是：财富和权力高度集中，资本可以直接干预政治，权力不再能够有效制约财富，“金钱政治”大行其道。

无论是财阀还是资本的无序扩张，其深层次的问题都在于，资本和拥有大量资源的组织或财团，他们的影响力已经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开始直接影响政治，甚至左右政治决策。这标志着资本的影响力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也为“新封建主义”的形成提供了温床。

06

科技巨擎：数字时代的“新封建”

旧时的封建社会，土地是权力的根源。封建领主们为了争夺土地，发动战争，无限扩张，最终掌控了军队、法院乃至整个国家。如今，科技巨头崛起，他们虽然不觊觎土地，却在数字世界掀起了一场新的“圈地运动”。

如同土地之于旧时代，算力和数据成为了新时代的战略资源。科技巨头们凭借雄厚的资本和技术优势，抢占着算力高地，试图在人工智能驱动的未来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场“算力战争”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古代的土地争夺，而且看不到停歇的迹象。

与此同时，科技巨头们也深谙文化渗透的重要性。他们将触角伸向生活的方方面面，利用平台优势和算法推荐，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在美国，科技巨头在主流文化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甚至可以左右政治走向。

这种“数字封建”趋势在美国尤为明显。自“公民联盟”案之后，金钱政治大行其道，财力雄厚的科技巨头成为了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他们或明或暗地支持不同政党，彼此之间虽然存在竞争，但更像是传统封建领主的地盘之争，各自占据着庞大的资源和影响力，难以撼动对方的根基。

从美国股市的表现也不难看出，科技巨头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而中小企业则举步维艰。这背后反映的正是科技巨头对资源的垄断和对经济规则的掌控。

大科技公司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仿佛找到了自己的“永动机”，不断推动自身进化，成为社会管理的主流力量。人工智能的发展更是如虎添翼，让这种“新封建”力量变得更加不可阻挡。

德勒兹在《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中有分教：欲望是一种发散的、破坏性和革命性的力量，资本主义就是这种欲望之流，历史由此推进。与其压抑这种欲望，不如让其野蛮生长，不如让其野蛮生长，什么也不做，看着就行了。看着它发展到精神分裂的那个最好状态，就好了。它自己就是冲破自己的力量，颠覆自己的推手。

之所以还没有自我颠覆，因为它发展的还不够好，要让它继续走下去，直到达到“自我反转”的时刻。

但直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它达到精神分裂点的苗头。

德波在《景观社会》一书中认为现代社会追逐的是海市蜃楼般的虚幻目标，这些目标背后反映了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深层次问题。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短视频的时代，每个人的注意力都被精准地原子化。科技巨头通过数据挖掘，了解每个人的喜好，不断反馈相应内容，导致社会的撕裂和文化的控制。这种千人千面的个性化推送，似乎成为了“新封建体系”构建的完美武器。

07

中国该如何应对”新封建“时代？

在“新封建”浪潮中，中国是否有可能独辟蹊径，走出另一条道路？

不可否认，美国模式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取得了巨大成功，其经济高度发达，科技创新能力全球领先，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对较高。中国在发展初期也曾一度考虑借鉴这条道路。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模式所带来的弊端也日益显现，例如社会撕裂、贫富差距悬殊、科技巨头垄断等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以二元对立为根基的文化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

中国文化强调和谐共生、天人合一，追求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简单复制美国模式显然行不通。中国需要探索一条更符合自身国情和文化传统的道路。近年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试图遏制资本无序扩张，加强科技伦理建设，推动共同富裕。我们正在努力寻找一条既能保持科技创新活力，又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道路。

当然，这条道路注定充满挑战。外部环境的压力、内部利益集团的阻力、民众观念的转变都需要时间和耐心。

08

第三方视角

一位即将赴任的东南亚国家的驻华大使的见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第三方视角。

这位大使在上任前，希望广泛听取各方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在与他的交流中，他坦言，作为偏于一隅的东南亚国家，对中美两国持有一种“齐强”的态度。他们没有预设哪种发展模式更优越，因此更容易理解中国。

他观察到，中国近年来在现代化道路上进行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创新尝试，但他难以理解这种模式的具体内涵。为了解释中国政府思路的转变，有经济学家以房地产市场为例类比：从98年房改启动到2020年“三道红线”出台，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从资本扩张到主动调控的转变，这似乎与中国整体发展模式的转变路径相似。

过去几十年，中国借鉴西方经济体系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付出了环境污染、腐败、贫富差距等代价。他注意到，中国政府开始重视ESG、绿色经济、共同富裕等理念，不再唯GDP论英雄，转而追求更“有质量”的发展目标。

但他同时也指出，中国面临着信心、企业家精神等问题，未来的发展道路依然充满挑战。对于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国不可能独自承担所有责任，但可以分享自身的发展经验，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尽管并非所有国家都会接受，但“中国方案”的存在本身就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人类最终期望的理想社会是公平、可持续、分配均匀的——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性原理”。路肯定不会平，但是依然要努力向前。

—  End  —

专辑主播｜Johnny肖小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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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农村中小银行“消失”的消息频频传来，不少人开始担心自己存在中小银行的钱还安全吗？各种抖音小视频也纷纷讨论起这个话题。

这波“消失潮”并非空穴来风。就在最近一周，浙江、辽宁、广东等地都有农村中小银行被吸收合并或宣布“解散”。例如，6月18日，浙江稠州银行吸收合并了舟山地区的两家村镇银行；6月20日，辽宁有36家农村中小银行被辽农商银行吸收合并；同一天，广东也有两家村镇银行被吸收合并。粗略算下来，短短7天内就有40家农村中小银行“消失”，形势确实引人关注。

身边很多人受到这波消息的影响，纷纷将存款转入了大银行，连我妈也不例外。要知道，她曾经可是个风险承受能力极高的人，根本看不上银行存款那点利率，现在却天天担心存款安全，这变化实在令人感慨。

其实，不仅是像我妈这样的个人投资者，现在很多企业和公司也开始将存款转移到大银行，寻求安全感。这种现象，在国际上被称为“飞向安全”（Fly to safety）——“安全”的尽头，国外在美元和美债，而我们则有大银行的定期存款。

那么，这波所谓的“中小银行兼并关闭潮”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中有哪些细节需要注意和澄清？背后又反映了银行业哪些重要变化？

·对谈要点·

1.“兼并潮”中的“中小银行”是指哪一类银行？到底有多少家？2.最近的“7天消失40家银行”——是刚刚爆发的吗？3.“消失”是倒闭了吗？4.“吸收合并”、“兼并收购”的区别是什么？吸收兼并有效吗？5.最近的“买债风波”是中小行“走投无路”去“找钱”的出路？6.未来的市场格局会如何变化？

·本期内容·

00:03:10

“兼并潮”中的“中小银行”是指哪一类银行？到底有多少家？

从前，大家认为后面带“银行”两个字的都是专业的、好的银行；而现在的定义：除了工农中建交，都是“危险”的——这代表了很多普通百姓对新闻中“银行”的模糊概念。当前市场比较关注的、或者新闻中提到的较为困难、兼并收购的“中小银行”，到底是哪些银行？它们的数量和占比是什么概念？

我国共有4000多家银行。去掉三家政策性银行、六家国有大行（工、农、中、建、交、邮储）以及12家股份制银行——这些大银行后，剩下仍有4000多家。包括城商行、农商行、城镇银行和民营银行（不包括外资银行）。

按照前几年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划分，总资产在5000亿以下的银行被称为中小银行。具体来看，村镇银行约1600多家，城商行约100多家，农商行和农村信用社加起来约3000多家，民营银行19家。其中，村镇银行、农商行和农村信用社占比最大，城商行和民营银行数量较少，分别为100多家和19家。

新闻中提到的“中小银行”基本涵盖了上述这些银行，占比超过九成。从数量来看，这些中小银行涉及面广，影响也很大。当下面临兼并收购的情况，反映了银行业的深层次变革和调整。

来源：金融监管总局

00:05:37

最近的“7天消失40家银行”——是刚刚爆发的吗？

最近的新闻标题确实蛮惊悚的，七天消失40家银行让人震惊。但这现象并不是刚刚爆发的。前两年甚至更早，在2017-2018年间，高层对于中小银行的态度已经趋向减少或减量。只是这两年，尤其是今年，速度显得特别快。

数据显示，金融监管总局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名单显示，2018年末共有4034家中小银行（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到2023年末减少至3920家——五年减少了114家。而仅2023年一年，就减少了64家，是五年总量的一半以上。2023年减少的64家中小银行均为农村金融机构。

中小银行经过多年的发展，在社会经济中起了很大作用，为中小企业、个人，尤其是农村地区，提供了重要服务。我们需要肯定它们的贡献。然而，随着经济和互联网的发展，这些地域性的中小银行逐渐无法适应经济的新变化。这也是全球的趋势。例如，美国曾有8000多家银行，现在也缩减到四、五千家，还在继续减少。这说明传统经济条件下的社区银行逐渐失去存在的环境。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环境的变化。很多中小银行位于农村或落后地区，当地年轻人大量外出打工，留下的多为老年人。此外，农村地区产业单一，金融资源匮乏，导致很多中小银行存款基数低，资产质量差，形成风险。

去年，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到了三大风险隐患：房地产、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和中小银行的风险。虽然并不是所有4000多家中小银行都有风险，但确实有一部分银行资产质量差，生存困难，需要解决这些风险。因此，今年看到的新闻中，关闭或清盘的中小银行数量增加，这与金融工作会议后的严格准入政策有关。未来，基本上很难再新办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

过去的指导思想认为小银行能够更好地服务小微企业和困难群体，但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的发展证明这种看法不再适用。小机构服务困难，低估了内卷的程度。前些年也有一些困难银行，比如包商银行、锦州银行，进行了处置。大量中小银行因为过去的理念保留下来，但现在看来，继续保留这些银行反而增加了风险。

金融工作会议后，开始处置有风险的中小金融机构。这并不是突然间的现象，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00:11:25

 “消失”是倒闭了吗？

很多小视频的用词是“倒闭潮”、“关闭潮”，这些银行真的是倒闭了吗？

并不是。真正“关掉”的情况，比如前些年的包商银行。股东掏空了银行，最后通过处置将其清理掉，但它的资产和存款客户都转移到了其他银行，比如蒙商银行、徽商银行；之后“包商银行”进入司法破产程序，也不复存在。

但是最近发生的“兼并合并”情况并不相同。并不是“倒闭”。

近年来，很多被整合的银行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农村信用社，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农商行体系。原来的农村信用社是独立法人，有些地方把它们合并成县联社，再变成法人。去年，有些地方将县联社变成地市农商行，原来的独立信用社变成了支行。比如，原来上海市有十个县，每个县有许多信用社，在90年代改革时变成了联社，后来变成农村合作银行，小信用社变成支行，整个金融机构变成一家。现在的上海农商行就是把原来十个县的联社合并成一家农商行。

前段时间刚刚宣布成立的海南农商行也是如此，它将全省所有的农商行、农信社都归到海南农商行，原来几十家农商行金融机构变成了一家。从数字上看，几十家银行好像一夜之间“消失”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村镇银行。许多村镇银行经营困难，原本是为了弥补农村地区没有金融机构的空白而设立的。虽然有些做得不错，但整体来看，1600家村镇银行如果按照银监会要求的150%拨备覆盖率来提拨备，整个行业是亏损的。

村镇银行的规模太小，运作能力不足，很多经营困难，有不良资产，但每家规模很小。当时要求每家村镇银行必须有一个主办银行，困难的银行可以增加资本，或干脆并入主办行的支行。今年，更多的银行开始选择并入主办行，名称也消失了。

00:16:15

 “吸收合并”、“兼并收购”的区别是什么？吸收兼并有效吗？

所谓的“吸收合并”，指的是被吸收的银行法人主体将不复存在，它将不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并入了一家新的机构，营业执照上原本独立的银行将变成某银行的分行。这种吸收合并改变了原来法人的状况和地位，业务也会过渡到新的机构名下。

而“兼并收购”不同，兼并收购是双方两个独立的个体进行协商，决定合并后是成立一个新的机构，还是一方收购另一方，被收购方是否保留法人地位取决于具体商业考量。

吸收合并和兼并收购真的有效吗？

国外也有类似的案例。例如，美国商业银行在20世纪20年代有3万家，到1929年大萧条时期降至2.5万家。少部分银行因经营不善倒闭，大量中小银行被大银行并购。1930年，美国国会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Glass-Steagall Act），禁止同时提供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服务，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分类监管。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政府逐渐放松管制，并购浪潮兴起。八、九十年代，美国发生了约500起大型并购，总资产高达3万亿美元，约占并购总资产的72%。

过去20多年，美国退出市场的银行中，超过八成因为并购整合，尤其是中小银行。据乔治·梅森大学统计，美国资产少于100亿美元的小型银行数量从2000年的8000余家降至2014年的不到600家。

最近，从硅谷银行开始，美国又经历了一轮中小银行破产潮，包括签名银行、公民银行、费城共和第一银行与堪萨斯州心脏地带三州银行等。全美2023年至少有5家银行倒闭。主要原因是过去两年美国利率高企，中小银行被迫支付更高利息给存户，盈利因而被侵蚀。此外，监管要求和技术升级导致银行成本大幅增加。中小银行在办公室等商业不动产贷款风险高，商业物业价值大跌，利率上升，长期美债回报萎缩，造成巨额亏损。

在我国，兼并收购是有其作用的。小银行的资产质量较差，吸收存款困难，经营成本高。合并后，管理、人事、财会、运营、科技等成本可以减少。例如，原来一家小银行需要独立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监事会、管理层等，现在可以省去这些成本。同时，合并后，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提升，亏损机会减少。

此外，合并后，主办行的信誉度较高，吸收存款更容易，成本降低。总体来说，这种处置方式比较平稳，原来的客户也不会抵触，因为合并后的银行更大、更安全。

这种方法符合我国文化和管理风格。虽然不像西方那样“干净利落”，但由于国情，考虑因素更多。但就算是美国，大多数银行倒闭后也尽可能通过并购来解决。无论是哪个国家，银行这个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它需要更多的保障。

中小银行的问题在于抗风险能力差，可能撼动整个银行体系，造成系统性风险。所以兼并收购在我国有其必要性和有效性。

00:26:53

最近的“买债风波”是中小行“走投无路”去“找钱”的出路？

不得不说，对于中小银行，当下的经营环境比较严峻，如果管理不善，更容易受到重创，甚至出现硅谷银行事件类似风险。

7月1日，央行宣布将面向部分一级交易商开展国债借入操作。目的是为了维护债券市场的平稳运行。由于央行之前没有做过类似操作，市场上出现了各种解读，包括解读为与央行行长潘功胜在陆家嘴论坛上的讲话有关。

本次央行借入国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今后择机将其卖出，释放货币政策信号，引导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与潘行长的讲话可能没有直接关联，但潘行长在论坛上确实重点提到了美国硅谷银行的惨案，给金融机构敲响警钟，特别要关注一些非银行主体大量持有中长期债券所导致的期限错配和利率风险，要保持正常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维持市场对投资的正向激励作用。

圈内人应该都知道，当下抢购国债最活跃的，非农商行等中小银行莫属。大量购买导致国债收益率被压得很低。农商行买债无非是因为手里缺少优质的贷款项目，同时又要应对资产质量的巨大压力，投国债似乎才是唯一安全出路。但此举却忽略了期限错配和流动性风险这两座大山，一旦市场利率反弹，可能面临更惨重的账面损失，重现当年硅谷银行的惨剧。

人民银行此番出手，不得不说非常及时，提现了作为监管者对问题的敏锐嗅觉。在风险还未爆发之时，就开始警示和指导，说明央行没有等到出现硅谷银行那样的惨剧才采取行动，而是在风险露出苗头的第一时间就亮起了红灯。央行的积极主动、借债操作等等是否妥帖，是另一个话题，先不讨论；但是多数农商行对此确实缺乏足够的认知和经验，央行及时出手，算是避免了更大的崩塌。

但站在农商行的角度，央行此举虽然让它们规避了潜在的大坑，但同时也切断了它们暂时的财源，似乎让前景更加渺茫。

00:36:22

未来的市场格局会如何变化？

随着当前趋势的发展，我们可能会看到大量中小农商行或银行消失。这种变化会对整个银行业格局产生影响。

中小银行数量的减少可能在未来一两年内以较快的速度发生。这个过程中，一些银行可能会倒闭，一些则会被兼并或吸收。大约一两年后，市场可能会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中小银行的风险也将基本得到处置。

虽然银行机构总数会减少，但整体服务能力可能会提升。大型银行会变得更加庞大，可能会吸收一些小型银行，但这种兼并对大行的影响可能并不显著。

一些城商行和农村信用社可能会整合成更大的实体，这将有助于强化它们的机构能力、科技水平和人才聚集。在这个过程中，妥善处置不良资产和其他遗留问题至关重要，避免将旧问题掩盖而积累成新的隐患。

对于外资银行而言，这可能是一个机会，但也取决于它们增加在中国资本金的能力和意愿。如果外资银行想要扩大规模或参与兼并，首要考虑的是资本约束。

对于普通储户来说，存往大型银行的存款可能会显著增加，而中小银行的存款进一步减少。但也不必过于紧张。除非是极端情况下需要清盘的银行，存款通常会得到妥善处理。

—  End  —

主播｜刘晓春 肖小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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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源于前段时间一条热点新闻——“沙特阿拉伯终止美元石油贸易协议”。

虽然新闻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当时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现在回想：金融圈专业人士中并没引起多大波澜，反倒是在微博上、特别是地缘政治圈里引发了许多情绪——比如“天下苦美元久矣，大而不倒的终于要被扳倒了”云云。

现在已经少有人提，除了因为互联网记忆太短，更多是因为消息来源和真实性本身存在问题。尽管如此，这条新闻仍然反映出大家对某些历史事实和逻辑的模糊认知。有必要再深入探讨，澄清误解，正确理解背后反映出的现实和趋势。

讨论这个话题，今天的嘉宾再合适不过了—— Johnny老师，香港投资界精英，耶鲁大学历史学霸，专攻经济史和金融史。我觊觎已久的嘉宾，一位非常优秀的财经内容创作者。他的专栏我每期都看，逻辑严密，文字生动，还有丝丝宋元话本小说风格。娓娓道来，非常享受。

我们从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石油美元协议”、美元的新锚、一路聊到了“电力人民币”。意犹未尽。希望对谈中的观点能给大家一些启发，当然也欢迎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一起探讨。

·本期嘉宾·

Johnny，耶鲁历史学霸、财经内容创作者

Youtube频道：《MJ说财经》

https://www.youtube.com/@wurenfinance 

专栏：“MJFinance’s Newsletter”：

mjfinance.substack.com

00:03:28

“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简单回顾一下这条新闻：

这条消息不仅在中文圈传播，在英文世界也广泛流传。大意是沙特终止了石油美元协议。该协议签订于1974年6月8日，规定沙特的石油交易必须以美元定价，剩余的石油收入要投资于美国国债。作为交换，美国提供军事保护。

这条新闻之所以成为热点，是因为协议在6月9日到期，而沙特不再续签，导致美元面临危机。许多知名财经大V和新闻媒体，包括新华财经，都转发了这则消息，但很少有人质疑其真实性。

深挖一下——这篇消息的源头到底来自何处？

答案是币圈：能找到的最早报道来自6月初的CryptoDnes，这是一家保加利亚的加密货币新闻媒体。报道中特别强调，沙特不续签美元石油贸易协议意味着其他货币交易石油的机会即将到来，其中包含，当然啦，比特币。

随后，这条新闻被一些非欧美的媒体如《今日印度》、南美的金砖新闻等转载，大家都强调未来沙特将以多种货币出售石油，包括人民币、欧元、日元等等，而不再仅限于使用美元。

为什么这条新闻在金融专业人士中并未引起波澜呢？

因为仅用逻辑就可判定不可信。很多时候，哪些大家耳熟能详、朗朗上口的概念和叙事，在现实操作中却与认知大相径庭。“石油美元”这个框架一直被美国宣传和放大，但却是个伪命题。自2000年初伊拉克战争以来，以石油作为锚定物的美元体系基本上已经成为历史。

所以，今天再提“石油美元结束”，本身就是件很荒唐的事。这种感觉就像是《桃花源记》中的 “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发布和关注这消息的人，可能很久没有关注外部世界了，连汉朝是什么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后面的事情。

00:06:51

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这种“石油美元协议”这回事呢？

美国和沙特之间确实有协议——只不过是在口头上。

协议时间比这篇流言中提到的“1974年”要早得多。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签完雅尔塔协定后，立即飞往中东。在1945年情人节当天，罗斯福在苏伊士运河上的大苦湖（Great Bitter Lake），与沙特国王伊本・沙特（Ibn Saud）在昆西巡洋舰上进行了会谈。

这次会谈有张著名的历史照片为证：罗斯福态度谦卑，美军军官单膝跪地，对沙特国王尊重之情满溢。

他们聊了些什么？主要讨论了美国与沙特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美国承诺为沙特提供军事保护，防止外部入侵或国内动荡。作为交换，沙特向美国提供其丰富的石油储备。1930年代后期，沙特境内发现了大量石油，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资源。这笔交易被称为昆西协定，但并没有正式的书面文件签署，是双方在非公开场合达成的口头协议。

石油美元体系的形成可以追溯到这次会谈，但它在1970年代才真正成形。这与当时的石油危机有关。1970年代中期，因巴以冲突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美国全力支持以色列，引发阿拉伯国家的反制措施，沙特宣布加入石油禁运名单。禁运导致石油价格飞涨，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在此背景下，美国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了问题，并说服中东国家，尤其是沙特，将石油收入投资于美国资本市场。沙特接受了这一建议。

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在1974年6月建立了“经济合作联合委员会”（The U.S.-Saudi Arabian Joint Commission On Economic Cooperation），目的是协助沙特将剩余美元用于购买美国产品，但并不存在所谓的正式石油美元协议。

一些媒体还特意查阅了美国政府责任署（GAO，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的档案。在1979年3月发布的一份“美沙经济合作联合委员会”报告中，并未提及双方签订了任何正式的石油美元协议。报告仅描述了美沙经济合作联合委员会的任务、组成、运作、活动范围和成就，以及如何将石油美元循环投资（recycling petrodollar）。

虽然没有“石油美元”正式协议，但沙特确实同意将石油美元投资于美国国债。委员会成立一个月后，沙特同意将出售石油赚取的数十亿美元投资于美国国债，以换取美国的军事援助和设备。

至此，石油美元的稳定结构便形成了。

重新梳理脉络，大家会发现“石油美元”体系并非1970年代的新发明，而是从1940年代的地缘政治交易逐渐演变而来。

但大家脑海中为什么会有“石油美元”这么根深蒂固的概念呢？

这与1971年尼克松取消金本位制有一定关系。金本位制下，美元和黄金有固定兑换关系：一盎司黄金可兑换35美元。但在60年代，特别是马歇尔计划之后，美国支持了许多西欧经济体，包括日本和韩国，这些经济体对美元有贸易顺差。他们利用这些赚来的美元兑换黄金，导致美国的黄金储备不断减少，难以支撑美元体系。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与黄金脱钩，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元失去了吸引力。美国仍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之一，尤其是西欧和日韩的经济体依然推崇美元。尽管这一变化对资本市场造成了一定冲击，但美元体系逐渐过渡到以石油为锚。

石油作为锚定物其实比黄金更合理，因为石油与经济增长关系更紧密。而央行持有黄金并不能直接促进贸易和经济发展。因此，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这种逻辑是合理的。

00:16:21

沙特真的有使用其他货币交易石油吗？

这则假新闻背后的一个关键词还是：去美元化。

最初的消息来源于币圈，目的还是为了加强“减少对美元依赖”的敘事，比如转而用人民币和其他币种。但现实中，沙特的石油真的开始用其他货币算了吗？

沙特确实在尝试使用其他货币进行交易，但比例非常低。尽管沙特有少量使用欧元和人民币，但其更多是出于政治考虑。沙特尝试在中沙石油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但并没有强烈动因完全替代美元——与俄罗斯因被制裁而去美元化不同，沙特没有必要进行这种转换。沙特的外汇储备和资本仍主要以美元为主，其金融精英大多在美国受训，因此短期内改变这种情况是困难的。

很多正式报道指出，沙特欢迎各国用其他货币进行贸易，但并未承诺完全采用人民币。大部分石油交易仍以美元计价和结算。虽然《华尔街日报》曾提到沙特考虑与中国进行人民币石油贸易，但这并不意味着沙特已经大规模使用人民币。

过去确实有使用非美元货币购买石油的案例。沙特也在2023年1月表示欢迎各国用其他货币进行石油贸易，但迄今为止依然以美元为主。公开的研究和数据表明，沙特出售石油主要还是以美元计价和结算。

最近的例子包括沙特主权基金PIF与三一集团签订了18.7亿美元的电动卡车订单，但结算货币并未明确说明是美元还是人民币。所以大规模转换为其他币种的说法缺乏证据。

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时间。尽管中国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开始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但人民币资产的投资选择仍相对有限，吸引力有待提高。无论是国债市场还是股票市场，都需要进一步完善，确保外国投资者能够放心投资。这些问题需要时间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

00:21:14

美元的锚真的能用石油吗？如果不能，那什么是美元现在的锚呢？

“石油美元”这个词可以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石油买卖结算用美元，二是指美元发行锚定石油。许多人认为美元和石油是紧密挂钩的，在实际操作中，美元真的能锚定石油吗？

这其实是一道数学题。

为什么金本位会崩溃？核心原因是每年黄金产量相对固定。据统计，六、七十年代黄金产量大约是1400到1500吨。当时的黄金总价值不超过三、四百亿美元。而美国在石油美元正式登场时，总金融资产约为5万亿美元。如果黄金只有三、四百亿美元的池子，是无法支撑5万亿美元的资产量的。

我们可以把美国的美元发行理解为银行运营，银行必须有储备。如果储备只占总资产的2%左右，这个银行就非常危险。而彼时，全球每年石油需求约为30亿吨，按照当时的石油价格计算，石油市场池子的规模约为两、三千亿美元，这个池子对应5万亿的资产，就比较合理了。因为每年大家都需要消费石油，石油主要以美元计价，这样金融资产的扩张和买卖就有了某种程度的锚定物保障。

然而，今天的石油是否仍然是美元的锚定物呢？

现在全球每天消耗大约1亿桶石油，按100美元/桶计算，每年的石油市场池子最多为3.4万亿美元。而2024年一季度末，美国的金融总资产已接近350万亿美元。一个1%的储备显然无法支持如此庞大的资产量。因此，系统早已切换锚定物，不再以石油为主。

那么，现在的美元锚定物是什么呢？

Johnny在他的专栏文章中提出了一个理论：2008年金融危机、伯南克实施超常规资产购买（QE）后，美国的货币锚已变成美债。因为美债量非常大，美国的公共债务已超过GDP的100%，总量为33万亿美元。33万亿的美债对应350万亿的金融资产，就合理多了。

更进一步：当下的美国可能已经完成了从“美债美元”到“美股美元”的资产池切换。

虽然美债相对稳定，但利率上升后，利息支出越来越高，美债扩张的压力也随之增加。2020年后的货币扩张导致通胀，对美债的压力更大。如果利息支出占GDP的比重非常高，例如每年GDP的10%都用于利息支出，这样的经济体实际上是难以维持的。

而相对而言，美股的资产量非常大，加上AI部门的加持，未来美股的走势可能会超乎大家的想象。虽然很多人认为美股已经见顶，但由于美元锚的切换，美股可能还有很大上涨空间。

00:29:53

但美股这个锚真的稳吗？

如果以股市作为美元的锚，则必须保证股市波动性不能太高。自2008年以来，美国在维护股市总市值和个别领域的快速增长方面表现得相当有技术。

然而，任何资产市场都有其底层逻辑，美股也不例外。过高的内在估值水平会使维持支撑估值体系变得困难。美国目前的逻辑是希望通过将资金引入AI相关股票等高增长领域，促进整体市场的稳定和增长。

尤其是过去六个月，AI相关股票，如英伟达等科技公司的估值和总市值都突飞猛进。这部分资金希望能够平均流入其他行业，包括中小盘股。然而，中小盘股在过去两年的表现相对疲软，美国可能希望通过股市层面的“涓滴效应”来实现经济增长_高市值公司如英伟达的增长，可能带动其他上市公司获得好处。但这种尝试是否能最终成功，仍有难度。

不管怎样，美国目前的利率水平仍维持在相对高位，降息是其一大利器。但降息是否能快速有效地带动先富带后富，还不好说。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美元底层锚定物的理解并没有更新，或者新概念尚未成为共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提到美元，仍然会想到石油。

美元的锚定物究竟是什么，目前并没有一个广泛共识。是否是美股？仍有正反两种观点：

如果从叙事角度看：不管是黄金、石油还是其他资产，如美股美债，实际上都是信心的物化投射。美元背后的关键在于大家的信心所在——目前大家对美股的信心较强，似乎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与之媲美的、被广泛信任的替代选项。

支持这一观点的还有很多持有美元资产或美股的人，他们认为像微软、苹果这样的全球性公司，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全球经济。

但是反方观点也很有道理：美国公司能否真正惠及全球所有人？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现在在带领全球南方国家，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如电力、道路和铁路等。这些国家需要的是基础经济设施，以提升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这两种不同的经济理念和价值观将在未来几十年内持续博弈，谁能最终提升全球经济发展和繁荣？这是一场理念的博弈，并非一次性的对垒。

00:37:17

想过去，看今朝：过去和未来的国际货币和经济体系，以何为支柱？“电力人民币”会发挥威力吗？

前瑞银著名网红分析师Zoltan将全球金融货币体系分为三个版本：1.0、2.0和3.0——从以黄金为支撑的布雷顿森林体系1.0，到以内部货币（inside money）为支撑的布雷顿森林体系2.0，再到以外部货币（黄金和其它大宗商品）为支撑的布雷顿森林体系3.0。

不管是1.0还是2.0，金融秩序还是以美元为主导，只不过区别在于是和黄金挂钩，还是和信用和债务挂钩。Zoltan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3.0将是一个以东方商品货币为中心的新世界货币秩序——会削弱欧洲美元体系，并加重西方通货膨胀。美元应该会大幅贬值，而在一篮子大宗商品的支持下，人民币应该会大幅升值。

这个观点合理吗？

Johnny在油管上做过一个系列《从石油美元到电力人民币》，其中提到一个精彩观点： “电力人民币”。虽然自提出以来，外交政策、能源政策和经济体系不断变化，难以轻易下结论，但这一概念仍然令人眼前一亮。

最近AI的繁荣让大家开始关注电力，因为训练和运行这些GPU需要大量电力。因此，甚至有人开始炒作与铜相关的股票。电力是算力的基础，而电力的容量并不是一蹴而就便能建成。中国在电力领域全球领先，中国的发电量曾几乎是美国的三倍，现在稳定在大约两倍左右。中国在特高压发电方面也有许多美国没有的专利，特高压可以实现从发电地到用电地的远距离传输，尽管仍受到物理半径的限制。

此外，新能源技术也在快速发展，带来了储能技术的突破。中国在这方面同样领先。

举个例子，去年全球新增的太阳能产能中，57%来自中国，风能新增产能中60%多来自中国。然而，太阳能和风能存在波动性问题，比如阳光充足时会产生大量电能。因此，如何实现储能和调峰技术是中国产业和资本追逐的目标。这些技术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南方国家非常有用，因为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光电和矿产资源。通过利用这些资源，他们可以从贫穷状态跃进到工业化乃至现代化。

中国未来的产业答案也会反映在货币使用上。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将与能源、电力建设、储备和传输直接相关，电力易于计价，因为一度电就是一度电，有一个基本的经济单元。

相较而言，美国的答案却是虚拟资产——例如美股、美债等，这些资产已经脱离了传统的估值体系和经济逻辑。只要有人持续买单，它们就能形成自己的内循环。美国打算以虚拟资产为基础玩货币游戏，但如果真的脱钩中国，这个虚拟游戏可能无法持续，因为实际的物质需求仍然存在。

前些天特朗普在《All in》播客中提到，若当选，能源行业将成为他的重点扶植对象——看来他也深深明白能源店里对AI发展至关重要。

然而，美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以金融市场为主导，但物理世界的基础仍然重要中国的电力。无论如何，西方经济无法完全脱离中国的产业链和成本优势。彻底脱钩并不理性。而中国近年来的“脱虚向实”可能是一步好棋。

尾声：

这期播客让我想到一部电影——《Molly's Game》（茉莉的牌局）。

牌桌上现有的强大玩家制定规则，作为后来者和桌上的小弟，你只有服从才能参与游戏。如果你从一个小玩家开始，却连续五局都是全A，实力大增，那么最后大概率只有一条出路——自己再开一桌，制定新规则。

而新牌桌能建立与否，要看能否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能否发现并规避老牌桌上的漏洞；第二，满足那些对老牌桌庄家不满的玩家的需求。

不论是石油美元、美债美元、还是美股美元，都是老牌桌上的游戏。那谁能当茉莉呢？

—  End  —

嘉宾｜Johnny   主播｜肖小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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