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今天——2015年11月13日晚间，在巴黎近郊93省圣但尼市的法兰西体育场附近、巴黎十区和十一区的咖啡馆露台以及巴塔克兰剧院发生了一系列伊斯兰恐怖袭击事件，震惊了全世界。血腥的系列恐袭共造成132人死亡，400多人受伤，数千人遭受心理创伤。一场如此沉重的悲剧会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怎样的痕迹呢？人们的记忆又是如何筛选形成的呢？这些记忆又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怎样的演变呢？
2016年1月，在法国一项有关创伤相关记忆的大型研究项目应运而生。项目被命名为“11、13计划”，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Inserm）和巴黎一大（先贤祠-索邦大学）共同发起。这个独一无二的计划从一开始就被定位为一项长期的跨学科研究项目，涵盖了人文科学、神经科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该项目由历史学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荣誉研究主任丹尼·佩斯坎斯基（Denis Peschanski）和神经心理学家、任职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Inserm）人类记忆神经心理学与影像实验室、卡昂诺曼底大学和高等研究应用学院（EPHE-PSL）的弗朗西斯·厄斯塔什（Francis Eustache）共同领导，项目将于2028年结束。
这一研究项目的目标是研究个人和集体对恐袭事件记忆的构建和演变，同时深入了解创伤后的应激障碍（PTSD），从而改进其治疗方法。具体而言，“11、13计划”围绕两个主要研究方向展开：一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千人”研究；另一项是名为“铭记”（Remember）的神经科学研究。
计划是受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赫斯特（William Hirst）的启发，赫斯特在2001年的911恐袭袭击事件发生后的十年间，听取了约3000人的证词。法国项目的第一部分，在十年间进行的四轮访谈中，收集了近千名志愿者的录像证词。
“记忆矩阵”
“您能告诉我2015年11月13日那天发生的事吗？”这一提问首次出现在2016年夏天，共向受访的934人提问了934次。恐袭发生三年后的2018年，这些人再次接受访问；2021年，他们又接受了回访。如果获得批准，2026将再次采访他们。
被访者分为四组：幸存者、遇难者家属、目击者和急救人员（第一组）；居住或工作在受影响社区的人员（第二组）；巴黎及其郊区的居民（第三组）；以及卡昂、梅斯和蒙彼利埃这三个城市的居民（第四组）。
这些证词大多在位于巴黎远郊马恩河谷省的马恩河畔布里市的国家视听研究所 (INA) 拍摄，并被制作成纪录片——《11月13日，我们支离破碎的生活》，在法兰西电视台 (France.tv) 播出。这些证词能够让人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评估记忆的持久性、创伤的影响和复原的过程。
而这正是“铭记”项目研究的关注点。项目研究恐袭对大脑、认知和精神病理学的影响，针对大脑的研究是通过核磁共振成像技术进行的，为此项目招募了 200 名志愿者，其中三分之二的志愿者曾是“千人研究”第一组被访者中经历过恐袭的幸存者。在这些亲身经历过恐袭的人群中，50%的人在2016年被诊断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其余三分之一是来自卡昂市的志愿者，他们没有经历过恐袭，组成研究的对照组。
针对系列恐袭事件，法国人有什么样的记忆呢？作为对法国人生活状况和愿望调查的一部分，法国生活状况研究与观察中心（Crédoc）在对有关袭击事件的问题进行了八项民调后，将调查结果汇编成书——《直面危机：法国人与2015年11月13日袭击事件》（Faire face. Les Français et les attentats du 13 novembre 2015），并在上个月底出版。
法国人对得知恐袭发生的具体时间的“闪存记忆”几乎刻骨铭心：恐袭九年后，八成以上的的受访者能够准确地说出自己是在何时、何地得知恐袭事件的。但对具体发生恐袭地点的记忆正在逐渐消退。事实上，早在2016年6月，巴黎的巴塔克兰剧院就已成为媒体报道系列恐袭事件的核心象征。当被问及恐袭发生的不同地点时，71%的受访者提及的第一个地点就是剧院，远远领先于45%受访者提到的法兰西体育场。到了2024年，巴塔克兰剧院仍然是被提及次数最多的恐袭地点（35%），而法兰西体育场则降至10%。
至于遇难人数，2016年，约有一半的受访者能够给出确切数字，但到了2021年，这一比例下降至31%。随着2021年9月至2022年6月对恐袭案进行的司法审判，这一比例在2024年回升至35%。
尽管法国在2015年之前就已遭受过多次严重的恐怖袭击，但11月13日的恐袭仍然是“法国记忆的根源” ，《直面危机》（Faire face）一书的作者如是说。因此，2016年7月14日发生的、造成86人死亡、近500人受伤的尼斯恐袭案，在2023年的提及率只有24%，仅为2017年（46%）的一半。
《直面危机》（Faire face）书中写道：“这些恐袭事件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似乎凝聚了当代恐怖主义悲剧的社会记忆，强化了它们作为国家集体叙事核心标准的作用。”
在接受法国《世界报》的联合采访时，项目负责人丹尼·佩斯坎斯基和弗朗西斯·厄斯塔什回顾了“11、13项目”的起源及其研究成果。
针对11月13日袭击事件发生后，为什么两位负责人觉得有必要共同开展记忆工作？
厄斯塔什表示：佩斯坎斯基是历史学家，他自己则是神经心理学家，两人的背景让他们2012年在卡昂纪念馆相识，当时两人都正在参加一个名为“矩阵”（Matrice）的研究项目，这个项目研究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和2001年911袭击事件的记忆。11月13日恐袭发生后，在最初的震惊过后，两人迅速决定利用自己最擅长武器——研究来应对。 11月18日，时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主席的阿兰·富克斯（Alain Fuchs，已于2024年去世）向科学界发出呼吁，两人以一个规模空前的项目响应了这一呼吁。
丹尼·佩斯坎斯基（Denis Peschanski）表示：“11、13项目”源于一个认识论上的挑战，其前提是：如果不考虑个体记忆和大脑动态，就无法充分理解集体记忆，反之亦然。早先与弗朗西斯和其他研究人员的交流，为人文科学和生命科学搭建了共同研究的平台。11月13日恐怖袭击的规模加速了这种融合。历史学家说：“此外，我们对遇难者负有责任。”
作为“千人研究”的一部分，在2016年进行的初步面对面访谈，完成了934次访谈，拍摄了超过1400小时的录像证词，并整理出4万页和1400万字的文字资料。那么是怎样分析这些数据的呢？
据历史学家介绍研究第一阶段的工作堪称巨大。因为2016年时，语音识别技术尚未达到如今的先进水平。工作先从自动转录入手，然后进行了细致的核查，修正转录错误。之后，使用文本计量分析软件TXM，实现了词汇与出现频率的交叉比对。
这为重要研究铺平了道路，如洛林大学法语语言文学讲师夏洛特·拉科斯特（Charlotte Lacoste）的研究。她识别出一些特定的语言标记，例如在第一组受访者中亲身经历恐袭的人在叙述时频繁使用“我”和“让我”，这反映出受访者沉浸于当时的体验之中；此外，还使用了“我对自己说”和“我想”等自我引用的表达。这是一种非常具象化的记忆。
拉科斯特还根据幸存者的年龄和性别对使用的词汇进行了研究。年轻一代会使用“结果（du coup）”和“太（trop）”等带有时代特色的表达方式，他们也会使用“我记得（je me souviens）”和“我想起（je me rappelle）”等回忆动词，这表明他们与记忆的联系更为直接。此外，研究还揭示了叙事中的性别差异：女性更倾向于使用亲属词汇来描述情感和人际关系；而男性则更关注地缘政治和政治评论。
弗朗西斯·厄斯塔什补充说：另一个非常有前景的研究课题是由数据科学家——也就是大数据专家——罗宾·奎利维克（Robin Quillivic）领导的。在博士论文中，他研究了语言作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标志。他利用人工智能工具，通过分析个人的叙述方式和用词，探索了语言与创伤后应激障碍之间的联系。
针对从项目启动以来，什么最令负责人印象深刻或感到惊讶？
丹尼·佩斯坎斯基回答说.：我们与志愿者和相关协会建立了非常牢固的联系。数百人同意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故事，录制有时是长时间的，很私密的。我们从未感到他们有丝毫的犹豫，尽管精神科医生曾告诉我们，从2016年开始这个项目距离袭击事件发生太近，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不会来，或者即使来了，也只会说一刻钟就离开。最终，第一组受访者占2016年所有访谈的近四成，平均每次探访持续两个半小时。对于一项纵向研究而言，流失率（即未从某一阶段返回下一阶段的参与者比例）特别低，第一组仅为w为14%。在“铭记”研究中，流失率甚至更低。
那么个人记忆如何融入集体记忆呢？
丹尼·佩斯坎斯基认为：现在要完全理解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如何相互关联还为时尚早，因为完整的分析，特别是第二阶段的文本计量分析，目前尚未完成。然而，某些事件确实参与了社会记忆的构建，例如对11月13日恐袭案的审判。在某种程度上，跟踪庭审的记者通过每天收集来自民事当事人、律师、被传唤人、专家等个人陈述，构建了一个宏大的集体叙事。这种叙事参与了集体记忆的构建，而每个公民又会将这种集体记忆融入到自己的记忆中。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辩证关系。
世界报注意到这种辩证关系并非总是有效，2016年7月14日尼斯恐袭案似乎就并未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记……
对此，佩斯坎斯基完全同意并指出：尼斯袭击案凸显了记忆认知的不平等。尽管事件性质及其严重——造成86人死亡——但它在国家集体记忆中的传播和融入程度却较低。法国生活状况研究与观察中心（CREDOC）在2016年至2024年间对普通民众进行的八项调查结果显示，在2000年以来的恐怖袭击事件中，11月13日的恐袭无处不在。相比之下，尼斯恐袭在人们的记忆中却远不如前者深刻。当被问及11、13恐袭发生的地点时，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
那这是否意味着十年或二十年后，人们会忘记法兰西体育场或是露天咖啡馆，而只有巴塔克兰剧院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呢？
历史学家表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法国生活状况研究与观察中心（CREDOC）调查的结果显示了一种专家们熟知的现象：记忆浓缩。在公众的心里，11月13日的恐袭正逐渐被浓缩为一个象征性的地点。对很多人来说，“巴塔克兰”这个词如今足以代表整个悲剧。
这种聚焦并非简单的疏忽：它反映了一种简化机制。这种机制并非集体记忆所独有。大脑具有“节省”的特性。它会寻找记忆标签——那些能够浓缩事件复杂性的强烈图像。就11月13日而言，巴塔克兰剧院的恐怖、幸存者的讲述以及媒体传播的图像，都强化了人们对这个单一地点的记忆。其他袭击事件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例如，提到 2015 年 1 月 7 日对《查理周刊》的袭击时，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第二天在（巴黎南部近郊）蒙鲁日市一名市政警员被杀，以及1 月 9 日在（巴黎东部）万塞讷门犹太超市发生的劫持人质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