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持续发酵的伊朗冲突背景下，中国的角色再次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北京一方面呼吁停火、推动对话，并在外交场合强调维护国际秩序；另一方面，它在中东地区的实际影响力，却始终面临结构性限制——既受制于美国在地区安全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也受到自身军事与安全介入能力的约束。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与伊朗的关系，以及中国更广泛的中东外交，被重新放在放大镜下审视：它究竟是一种正在上升的影响力，还是一种被外界叙事放大的存在？ 

今天，我们邀请到历史与国际关系助理教授威廉·菲格罗亚（William Figueroa）。他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任教，长期研究中国与伊朗及中东关系。

那么，中国在这场冲突中的外交空间究竟有多大？它的影响力，又会在何处触及边界？

在西方舆论中，外界常常把中国和伊朗归为所谓“反西方阵营”的一部分，甚至认为两国之间存在某种准同盟关系。从实际政策和行为来看，这种说法究竟是在反映现实，还是一种过度简化的叙事？ 

菲格罗亚: 这种看法其实很常见，但我个人是持比较怀疑态度的。首先，中国的对外关系模式，本身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结盟”。中国更倾向于发展经济合作和战略伙伴关系，而不是建立类似冷战时期那种明确的军事同盟。 

从当前的冲突也能看出这一点——中国并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的安全保障，更谈不上军事支持。 

再进一步说，媒体在很多时候，其实也夸大了中伊关系，尤其是在涉及冲突的报道中。实际上，即便在这场冲突之前，中国与伊朗的关系，相较于它与海湾国家、以及中东其他国家的关系，规模要小得多。 

无论是投资规模、贸易往来，还是政治资源的投入，中国在沙特阿拉伯及周边国家的投入都明显更高。这背后原因也很现实：这些国家的投资环境更稳定、更具吸引力。同时，它们也不像伊朗那样受到美国制裁的长期影响。 

而美国制裁，恰恰是限制中伊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始终像一把“悬在头上的剑”，让双方的经济合作难以大规模展开。 

所以我会说，中国和伊朗确实存在重要关系，这也是中国中东战略和“一带一路”框架的一部分。但伊朗并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合作伙伴，它伴随着不少风险和复杂问题。过去十多年，中国其实也一直在推动西方与伊朗就制裁问题展开谈判，希望缓解这些障碍。 

但归根结底，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最大限制因素，仍然是美国。美国依然是中东的主导力量。即便中国有意愿，也很难阻止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而且坦率地说，中国本身也未必有这种意愿。 

如果说“同盟”这个框架并不成立，那么北京与德黑兰之间的关系，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尤其从经济角度来看，伊朗在中国整体中东布局中的分量，是否被高估了？ 

菲格罗亚: 简单来说，伊朗对中国的重要性，远不如中国对伊朗的重要性。 

中国是伊朗石油的重要买家，可以说是伊朗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同时，中国也是少数在国际上支持伊朗发展民用核能权利的大国之一。 

但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对伊朗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能源和潜在的经济合作上，比如将伊朗纳入“一带一路”的贸易网络中。 

不过，伊朗并不是这个战略中的核心节点。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有很多类似甚至更重要的合作对象。 

举个例子，目前中国进口石油中，来自伊朗的比例大约只有10%出头，这远谈不上形成依赖。 

因此，从现实利益来看，伊朗更需要维持与中国的良好关系，而不是相反。 

而且在过去，中方在与伊朗合作时，也多次因为需要顾及与美国的关系而有所收缩。这一点在制裁背景下尤为明显——中国必须在发展对伊关系和避免触碰美国制裁之间做平衡。 

这一因素在冲突前存在，现在依然存在。 

中国既是伊朗能源的重要买家，也在外交上给予一定支持，但同时又始终避免触碰美国的制裁红线。这是否意味着，中伊关系实际上存在一个由美国因素决定的上限？ 

菲格罗亚: 中国其实是在进行多层次的外交博弈。 

一方面，它希望维持与伊朗的关系，因此会在外交上对伊朗给予一定支持；但另一方面，它也必须顾及与海湾国家的关系，而这些国家同样是中国的重要合作伙伴。 

此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考量：中国正在有意识地把自身立场与美国进行对比。 

从国际法角度来看，这场战争被视为一种非法的侵略行为。中国通过呼吁对话、强调调解、反对冲突升级，实际上是在塑造一种“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某种程度上，中国是在“让美国自己说明问题”——通过对比，美国显得更具攻击性，而中国则显得更稳定、更可预期。 

这种策略在地区内确实在提升中国的声誉。同时，中国也在强调战争带来的全球性后果，比如能源价格波动、供应短缺，这些影响往往最先冲击的是发展中国家和普通民众。 

在本轮冲突中，北京频繁呼吁停火、强调对话，也试图展现调解角色。但从现实影响来看，中国的作用似乎主要停留在外交表态层面。这种影响力，是否被外界高估了？ 

菲格罗亚: 确实如此。过去十多年，中国在中东冲突中的基本立场是相对一致的：呼吁谈判、提出调解、提供多点和平方案。 

从叙利亚到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中国都曾提出过调解意愿。但这些提议，真正被各方认真对待的情况其实不多。 

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是伊朗与沙特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不过即便如此，这一成果更多是地区国家自身意愿的结果，而不是中国单方面推动的。 

这也说明，中国的外交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发挥作用，但它并不能单独改变局势。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外交是失败的。恰恰相反，从中国自身利益来看，它的策略是相当理性的。 

在当前国际体系中，美国依然拥有强大的单边行动能力，尤其是在中东。因此，中国更倾向于通过外交、形象塑造和经济合作来发挥影响。 

这种方式虽然不直接，但效果是长期的——它有助于中国被视为一个更稳定、更可靠的合作伙伴。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国家，比如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正在加强与中国的联系。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中国一方面强调“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另一方面又避免深度介入冲突。那么，北京在这场危机中的“理想结果”是什么？它更看重实际影响力，还是国际形象与战略空间？ 

菲格罗亚: 最核心的一点，是冲突尽快结束，地区恢复稳定，尤其是关键航道能够重新开放。 

这背后有很现实的经济原因——中国对能源运输通道的稳定依赖很大。目前的冲击虽然还能承受，但不会无限持续。 

因此，对中国来说，恢复通航、结束战争，就是最重要的目标。 

当然，如果这个和平进程中，中国还能发挥一定作用、甚至被认为是推动者之一，那就更理想了。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会鼓励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其他国家参与调解——它希望在推动局势缓和的同时，也增强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总结来看，中国在伊朗冲突中的角色，并非外界想象中的“关键调停者”，而更像是一种在现实约束下运作的有限影响力。

它既在塑造自身“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也在谨慎地守住战略边界。

在一个仍由美国主导安全格局的中东，中国的外交空间，或许正在扩大——但它的边界，同样清晰可见。

在战火肆虐、美国的盟友关系显得越来越不确定之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周五在北京与台湾主要反对党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举行了一次罕见的会晤，纽约时报评论称，这是在向台湾重新传递一个信息：台湾的未来取决于北京而不是华盛顿。台海关系牵扯到地区和平，无疑也是中美博弈的角点。在国际局势不断动荡之际，所有国家都不能置身事外，各自寻求对策。

本次国际纵横，请法国资深记者，专栏作者和亚洲杂志（Asia magazine）主编董尼德（Pierre-AntoineDonnet）先生做相关分析。

首先他对郑习会做出了分析：

董尼德 ：这是十年来首次此类会晤，有其意义。此次会晤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会谈内容也在意料之中：习近平主席面带微笑，但笑容背后却隐藏着威胁。他明确表示，虽然他坚信历史的进程是两岸人民最终统一，但统一已成定局。因此给人的印象是，无论是否愿意，统一都将发生。当然他避免使用任何争议性措辞，没有提及军事入侵，但信息非常明确：无论台湾人民是否愿意，所谓的统一都将发生。这是第一个信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传递的信息最终也很明确：我们台湾人必须选择和平而非战争。换句话说，她在这里也传递了一种略带“威胁”的信息，即如果我们能够与北京重建对话，我们就选择了和平之路。所以，这确实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

• 在你看来，这次会议更多的是象征意义，还是真的有实质性的内容？

董尼德 ：不，这远不止是象征意义那么简单。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利害关系非常重大；国民党之所以能勉强在立法院维持多数席位优势，仅仅是因为与一个非常小的政党结盟，而这个小党（台湾民众党）本身也因为其创始人（柯文哲）最近因贪污罪被一审判处多年监禁而声名狼藉。但这又能维持多久呢？国民党内部也存在严重的分裂，而且这种分裂在新任主席当选后更加严重。新主席郑丽文有时言辞极端，甚至直接宣称和平之路在于拒绝台湾独立。她就是这么说的。所以，对于台湾民众来说，我不确定她的言论是否具有说服力，而对于大陆的一些领导人来说，我认为他们也对这些言论感到担忧。我想提醒大家，去年十月郑丽文当选后，曾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谈及她对普京的看法。她说：“弗拉基米尔·普京不是独裁者；他是民选的。” 这是一次重大失误，一个台湾人都记得的巨大错误。因此，这位主席也是在拿自己的未来和信誉做赌注。但这次访问对台湾的政治平衡至关重要。这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也就是说，从中国外交的角度来看，也从习近平的言论来看，其目标始终如一：通过宣称与他们对抗就是战争，来抹黑执政的民进党及其领导人赖清德。简而言之，就是把事情简单化地说，选择国民党就是选择和平。也是想通过这个非常简单的信息，在特朗普到访之前撼动台湾的政治平衡，因为这也将成为一个额外的因素，试图说服美国总统与中国达成协议，最终接受或许有一天会实现的“统一”——尽管“统一”这个词本身也不合适，因为台湾从未由中国共产党统治过。

•   换句话说，接待郑丽文就能给中国在未来的特习会带来有利的筹码？

 董尼德 ： 我认为我们不能如此简单地看待这件事。简而言之，这是中国共产党利用国民党主席到访试 图让台湾民众相信和平是唯一出路，而和平意味着重建台北与北京之间的对话。但我并不确定这能否说服台湾民众。因为他们也在观察这些伎俩，也十分清楚，在某些时候，权力博弈和操纵的成分显而易见。

• 再来谈谈中国目前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因为像许多法国观察家一样，你最近也曾写道，中国很可能成为美国在伊朗冒险主义的赢家。请解释一下这种观点。

董尼德 ：我认为，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再次选择了冒险主义和风险，坦白说，这是一次未经深思熟虑的风险。因为如今，美国所追求的目标显然并未实现。华盛顿接受了与德黑兰的停火协议，尽管与他们一贯的愿望相反，伊朗神职政权依然存在，继续掌权，而且很可能不会改变。因此，美国人完全错过了其首要目标，同时，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他们在全球范围内播下了混乱的种子，并由此对油气价格，尤其是全球加油站的油价，造成了严重后果。在亚洲，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因为许多国家，特别是日本和韩国，严重依赖中东石油，因此对美国而言，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中国在停火协议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我认为它的作用并不主导。但简单地说，此举的目的同样在于将中国塑造成稳定的灯塔，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我们今天所见，美国的形象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害，并被视为世界混乱的根源。因此，就形象而言，中国获胜了，而美国则遭受了损失，因为这场持续一个多月的战争可能尚未完全结束，已经消耗了其库存中大量的武器弹药，而这些武器弹药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此，就其在亚洲的威慑力而言，这一切对美国的影响也极其负面。那么，北京对此感到高兴吗？当然。

• 如果唐纳德·特朗普再像他威胁的那样退出北约，看到西方国家的联盟分崩离析，中国和俄罗斯将会非常高兴？

董尼德 ：他到底会不会退出北约呢？坦白说，他今天说一套，明天又说一套。所以我们不得而知。但事实是，美国总统的这种不可预测性，以及他不断变化的政策，在北约内部以及美国盟友中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疑虑，让他们对美国的中长期意图产生怀疑。所有这一切都让中国显得更加和平稳定。因此，这对北京来说无疑是有利的。

• 事情都有两面性。因为中国势力不断增强，日本、澳大利亚和菲律宾这些邻国都在积极结盟。而且您也提到美国也不再是一个非常可靠的盟友，这些动态是否真的会改变该地区的格局？

董尼德 ：鉴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给美国盟友带来的不确定性，亚洲的重组至关重要。这关乎它们的未来，甚至是一个战略性乃至生死攸关的问题。因此，它们正在进行自我调整，这就是我们看到日本重新武装的原因。目前，日本正在部署雷达站和中程导弹，这些导弹自二战结束以来首次能够打到中国领土。日本只是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也就是说，一旦该地区发生冲突，日本有能力进行抵抗。所以，这完全合情合理。然而，对其他国家来说，情况则更为复杂。例如，菲律宾虽然是美国的军事盟友，但其实力远不及日本，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措手不及。对于韩国而言，情况则更为复杂，因为考虑到邻国朝鲜构成的威胁，韩国不能走得太远。因此，目前的平衡极其脆弱。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的这一地区确实有些困惑，但正在努力重组自身，以应对这种极其不稳定的地缘政治局势。

•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周四和周五也在朝鲜访问，实际上，中国也在积极筹划加强与朝鲜和俄罗斯的联盟。有消息说，俄罗斯外长下周会去中国。毫无疑问，中国也在联合自己的盟友加强影响力

董尼德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说，中国显然会从当前的一切局势中获益，因此它会利用这些局势。这完全合情合理。任何国家都可以参与这种政治博弈。但与此同时，中美政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北京着眼于长远，这意味着他们会根据地缘政治格局中出现的各种因素来调整自身战略。但从长远来看，中国有一个正在逐步实现的目标，那就是将美国逐出亚洲，使其成为中国的专属领地。因此，这些目标正一步步变得越来越容易实现。那么，它最终能否成功呢？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因为我们都知道，历史充满了戏剧性的逆转。

• 中国另一个地区盟友巴基斯坦最近因为在美伊谈判中扮演的斡旋角色而引人注目，你如何观察这种局面？

董尼德 ：巴基斯坦在这些和平谈判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谈判进行那将对中国非常有利，因为巴基斯坦是中国利益和中国政府的亲密盟友，甚至可以说是铁杆盟友。为什么说巴基斯坦的参与对中国如此有利？因为自2月28日行动开始以来一直保持距离的中国，可以在幕后操纵谈判的同时继续保持这种距离。这是因为，为了施加影响，或者说，为了以某种方式低调地全力投入谈判，中国当然会与巴基斯坦及其谈判代表保持极其密切的联系。但他们绝对不想表现得过于积极，因为他们想要保持距离，因为他们从中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

非常感谢董尼德先生接受法广专访，感谢收听。

自从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无人机正在重新定义现代战争。试想一下，数百架无人机裹挟着弹药，飞行时发出类似小型摩托车的嗡鸣声，像蜂群一样涌入战场，直接撞击目标。这就是如今乌克兰战争每天上演的画面，而在伊朗战场，无人机的威慑力再次得到了印证。

多位美国高级军官表示，在最初的美以空袭之后的几天里，伊朗曾发射了超过2000架无人机。由于数量庞大，这些伊朗的无人机部分突破了防御，其中的一次袭击击中了科威特的一处作战中心，造成6名美国士兵死亡。此外，目前唯一阵亡的一位法国士兵也是因为这些无人机的袭击。今天的国际纵横节目将重点介绍无人机如何改写现代战争，以及对当前的地缘政治格局的作用。

其实，伊朗无人机的经验来源于俄罗斯。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伊朗很快开始向俄罗斯提供“见证者-136”无人机。后来，在距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以东约900公里的叶拉布加的工厂里，俄罗斯甚至开始改进这些无人机的技术，并开始自己生产。据法国“世界报“披露，在伊朗原始的“见证者”无人机设计的基础上，俄罗斯加入了自己的技术，尤其是“彗星-M”导航系统。这是一种不易受到干扰的卫星接收器，使无人机能够抵御现代电子战的防御。这在中东战场中得到了印证，在中东冲突刚开始的第一周，塞浦路斯的英国军事基地遭袭击，英国军方在伊朗“见证者”无人机残骸中发现了俄罗斯的电子干扰模块。根据专家的初步分析，这架无人机配备了俄罗斯的“彗星-M”系统，这也解释了它为何能够突破该岛的防空系统。同时，法新社采访的分析人士也称，获得这些这些设备并不难，都是由商业市场上可以买到的零件组装而成的，但该系统的能力已经接近美国军用GPS设备的许多功能。

说了这么多，所以到底什么是“见证者”无人机呢？

有人将这种无人机称为 “穷人的巡航导弹”。路透社的报道披露，一架见证者无人机的成本约在2万至5万美元之间，如果对比来看，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成本则可能高达数百万美元。目前最先进的是远程型号“见证者-136“，这个型号的无人机已经成为伊朗对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实施报复战略的核心武器，而且伊朗已经在中东战场投放了数千架该型号的无人机。

那么为什么无人机在战场上显得比导弹要厉害得多呢？有专家分析称，这种武器之所以有效，关键在于数量。这些无人机相对便宜且容易大规模生产，尤其是与用来拦截它们的复杂防御系统相比，成本要低得多。因此，它们非常适合“蜂群攻击”，也就是利用数量优势压垮防空系统。此外，与弹道导弹相比，这些无人机飞行高度更低、速度更慢、携带的爆炸载荷较小，并且只能攻击固定目标。而大量廉价的无人机和成本高昂的导弹相遇，就意味着导弹每拦截一个目标就会消耗一个宝贵的军事防御资源。因此，用成本只有几万美元的无人机诱使敌人使用动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导弹去击落是一笔非常“划得来”的买卖。尤其是对于受到国际制裁的伊朗来说，能以较低成本获取高效的武器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消耗战中，伊朗可以通过大量使用无人机来逐渐拖垮敌方防空系统，从而为更具破坏性的攻击打开一定的空间。

不过，伊朗能否持续进行大规模无人机攻击，取决于无人机的库存数量以及保护供应链和生产设施的能力。所以美国一直在试图破坏伊朗的见证者-136生产能力，最近还对土耳其和阿联酋的疑似零部件供应商实施了新的制裁。但这些制裁似乎成效有限。在最初的美以空袭之后的几天里，伊朗曾发射了超过2000架无人机。随后，美国的军事专家称，伊朗拥有大量库存，并且可能每周还能生产新的数百架无人机。

中东的战场已经证明，大量的伊朗无人机能够通过数量优势压垮防空系统并造成严重破坏。五角大楼官员曾在向国会进行的机密简报中承认，美国最初在阻止伊朗无人机攻击方面遇到困难，使美国军人和波斯湾盟友面临风险。虽然这种无人机飞行速度只有每小时约180公里，但最大航程可达2000公里，并可携带约40公斤炸药。

既然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中如此有效，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呢？战争初期，美国及盟友在整个中东地区已经使用了数百甚至数千枚“爱国者”防空导弹来拦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这显然是一种浪费和消耗，后来美国渐渐转变了策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将军曾表示，美国军队正在打击伊朗境内的军事和工业目标，以剥夺他们继续生产这种一次性攻击无人机的能力。但这还不够，就像刚刚提到的，伊朗不仅拥有库存，还具备一定的生产能力，不会轻易让这种无人机断供。美国防务战略学者瑞安·布罗布斯特表示，军方和盟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内容显示，他们正在使用更廉价的武器，比如飞机机枪或激光制导火箭弹来摧毁伊朗无人机。例如，这位学者提到阿联酋军方发布的一段视频，其中一架直升机用大型机枪击落了一架“见证者”无人机。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似乎正更多地依靠攻击直升机和机枪来击落伊朗无人机，因为比起导弹，这种方式成本更低。

另有分析指出，美国也正在借鉴乌克兰的经验。美国军方过去通常使用复杂且可重复使用的无人机，例如“捕食者”，这类无人机发射导弹后会返回基地。但乌克兰证明，大量使用廉价无人机，并且直接把载荷撞入目标并成为弹头，同样可以产生极其有效的打击效果。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军方还正在引入一种在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无人机时证明有效的美国反无人机系统。该系统名为“Merops”，采用“无人机对无人机”的方式拦截目标，可以装在皮卡车后部，并利用人工智能在电子通信被干扰时进行导航。五角大楼无人机优势项目负责人特拉维斯·梅茨曾披露，国防部已经承诺在未来18个月内投入11亿美元采购无人机系统，其中包括3万架小型一次性攻击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将在未来五个月内交付给部队。前中央情报局目标分析官布兰登·布莱克本表示：“这会有一个学习过程，但乌克兰能向我们提供越多指导和经验，对我们所有人就越有利。”

几十年来，美国军事战略一直依赖在冲突地区取得空中优势，但主要关注的是战斗机和轰炸机活动的高空领域。如今，无人机的出现迫使美国军方重新思考如何控制低空空域。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杰里·麦金介绍，美国军方已经启动了一些以廉价无人机为核心的项目。其中之一是“低成本无人作战攻击系统”。美国军队正在伊朗战场上使用这种系统。美国军方在社交平台X上表示，这种美国制造的一次性攻击无人机“是以伊朗‘见证者’无人机为蓝本开发的”。麦金表示：“目前还没有公开信息说明它们的实际效果或具体使用方式。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非常重视从乌克兰的经验中学习。”

预计波斯湾国家也会借鉴这些经验。卡塔尔国防部已经表示，卡塔尔空军战斗机正在与地面防空系统协同拦截伊朗攻击，包括见证者无人机。不过，大西洋理事会的佩拉约指出，海湾国家目前仍缺乏能够快速、大规模对抗无人机的能力，而开发并部署这种系统可能还需要数年时间。

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以来，乌克兰当局一直试图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其积累的技术经验。在这场战争中，大规模使用无人机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武器体系。几乎每晚都有数百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的居民区和关键基础设施。由于拦截手段有限，乌克兰最终开发出一系列低成本拦截无人机，能够在空中摧毁来袭无人机，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反无人机技术之一。

就在中东冲突的第一周，乌克兰就表示，将“很快”向中东派遣军事人员，协助美国及其盟友应对伊朗无人机袭击，并希望以此换取在对抗俄罗斯问题上的外交和军事支持。基辅希望获得用于美国制造的MIM-104 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导弹，该系统是目前唯一能够拦截俄罗斯对乌克兰使用的弹道导弹的防空系统。此外，乌克兰还希望获得资金支持用于武器生产，以及在外交层面获得更多支持以应对俄罗斯。自去年11月底在美国斡旋下启动的关于俄乌战争的谈判目前尚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现在乌克兰十分担心，中东的冲突会分散美国和欧洲的注意力，所以乌克兰非常“乐意“提供无人机方面的作战经验。

除了美国外，不少其他国家也对乌克兰的无人机经验表露出兴趣。一名乌克兰国防工业高层人士曾向法新社表示，来自海湾国家的“私人和官方渠道”对乌克兰的反无人机系统表现出“极大兴趣”。他说：“这不仅仅是出售产品或设备，而是提供包括设备、解决方案以及团队在内的整体方案。”据他介绍，这些需求来自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美国。不过这些国家都没有公开承认。

在欧洲地区，英国则率先作出了行动。3月17日，英国首相斯塔默会见泽连斯基，两国联合发表一份声明，并签署防务伙伴关系协议。声明内容包括联合生产和供应无人机及其他军事技术。斯塔默在声明中表示：“无人机、电子战以及战场上的快速创新已经成为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而随着中东冲突的持续，这一点只会进一步加强。”声明还指出，该协议“旨在提升整体防御能力，以应对价格低廉但技术先进的军事装备扩散，尤其是无人机带来的挑战”。因此，两国的协议计划依托“乌克兰的实战经验与英国的工业基础”，在支持“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的框架下，共同制造和提供无人机及创新能力。

而随着无人机技术在现代战争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乌克兰的无人机经验无疑会成为强有力的外交策略与谈判筹码。

欢迎收听国际纵横节目，本次节目的主题是，继委内瑞拉和伊朗之后，古巴似乎要是特朗普的下一个目标。

2026年3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表示，他可能很快要“荣幸地接管古巴”。尽管伊朗问题仍是特朗普的首要关注点，但特朗普密切关注古巴局势，并认为卡斯特罗体制已接近尾声。当然，美国总统的反复表态以及华盛顿的持续施压，让外界对美国在古巴的真实目标也存在很多的疑问。

自1962年以来，古巴一直受到美国的长期封锁。在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被推翻后，古巴的经济形势更为艰难了。美国切断了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供应，这对古巴经济造成沉重打击。研究人员指出，古巴此前依靠转售委内瑞拉石油获得外汇，从而维持经济运转。而现在，委内瑞拉石油没有了！

近几周，美国对古巴的压力又明显加大了。华盛顿实施了石油封锁，并威胁要制裁向古巴供油的国家。现在，古巴的旅游业几乎停滞，经济持续下滑，停电频繁，民众生活困难，抗议活动不断。尽管有俄罗斯燃料运输船和国际人道援助抵达，但这只能带来短暂的缓解。特朗普则宣称，只有他能让这个濒临崩溃的国家恢复秩序。

美国与古巴就一项协议达成框架性共识？

2月中旬，特朗普透露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正在与古巴方面接触，但没有说明细节。3月12日，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内尔首次承认双方存在“对话”，但也没有进一步说明内容。外界猜测，谈判可能涉及卡斯特罗家族的去留、自由选举、释放政治犯，或仅限于经济开放。有媒体称，方案可能包括总统离任，但保留卡斯特罗家族的影响力。

根据《今日美国》近两个星期前的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的团队已接近与哈瓦那方面就一项协议达成框架性共识。

虽然美方对谈判细节保持低调，但由鲁比奥团队与劳尔·卡斯特罗之孙劳尔·吉列尔莫·罗德里格斯进行的接触，似乎已开始取得进展。一项兼具经济与政治内容的协议，正在接近成形。

放宽旅行限制，允许美国资本进入古巴

根据媒体的报道，美国和古巴目前讨论的内容包括：通过谈判促使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内尔离任，以及在多个领域达成合作协议，其中，旅游业是重点之一。华盛顿可能会放宽美国公民前往哈瓦那的旅行限制，这一举措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奥巴马任期末的政策，有望为深陷经济危机的古巴带来外汇收入。对特朗普来说，这一措施的优势在于，不需要国会的批准即可实施。

此外，体育和能源领域也是讨论的内容。同时，双方的讨论还可能涉及原材料问题：美国可能在放松制裁的同时，获得进入古巴镍和钴资源的机会，这些都是华盛顿极力争取的战略性矿产。

美国的思路似乎是“一举两得”：既推动古巴政府逐步更替，而不是彻底推翻现政权并扶持反对派上台；又通过经济合作缓解古巴的经济危机，同时保障美国的利益。换句话说，就是在不强制推进民主改革的情况下，实现古巴经济复苏。

不过，这项协议也引发争议。批评者认为，特朗普的方案类似美国与委内瑞拉的安排：要求现任总统迪亚斯-卡内尔下台，但可能保留卡斯特罗家族和军方的权力。反对者担心，这样的变化不会真正带来民主。

目前，美国官方对此没有给予评论，古巴方面也保持谨慎。哈瓦那仅承认双方存在接触，但淡化其重要性。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卡洛斯·费尔南德斯·德·科西奥表示说：“我们确实有信息交流，也有外交渠道，但不能说已经进入 正式谈判阶段。”

不过，3月16日，古巴政府宣布一项重要经济改革，允许美国企业和海外侨民在古巴的多个领域投资，但没有作出任何政治让步，共产党仍是古巴的国家领导核心。

“共产主义乌托邦将最终在古巴终结”

法国财经大报回声报3月20日发表的一篇社论表示，在特朗普的压力下，哈瓦那有可能会发生政权变化：古巴或将重新变成一个受美国控制的国家。社论认为，世界上最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走向终结。共产主义乌托邦将最终在古巴终结。

该社论写道，古巴允许私人资本进入古巴，这意味着自由经济的回归。随着美国资金的进入，古巴可能会迅速改变，回到卡斯特罗之前的状态：以旅游、博彩、高尔夫、朗姆酒和雪茄为主的经济模式，一个带有腐败问题的资本主义社会。如果这种变化实现，那么世界上最后一个以“一党制”和“无产阶级专政”为特征的国家也将消失。

社论说，有人认为古巴失败是因为美国长期制裁，这不无道理。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没有实现让所有人富裕的目标。在经济上，市场经济更有效；在政治上，这种体制往往限制自由。古巴曾经给人们带来希望，但现实中，监狱往往比餐桌更满。

社论还说，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把国家控制和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早在20世纪20年代，列宁就尝试过类似做法，但没有成功。今天，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其政治制度仍受到争议，例如对社会的严格管理。

社论最后表示，总的来说，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想，在古巴的变化中似乎走到了尽头。如今世界缺乏一个被广泛认可的理想方向。政治讨论很多，但真正的解决方案不多。民粹主义声音越来越大，而其他替代方案，如宗教、环保或新技术理念，都没有像过去共产主义那样有全球影响力。因此，人们也许需要重新思考，未来应建立怎样的经济和社会模式，比如一种不同于美国或中国的道路。

中国年度最重要的政治活动：人大和政协两会已经在3月12号落下了帷幕，今年的两会是在中东战火的国际大背景下召开的，国际关注度无疑大大降低。中国两会被普遍认为形式上是“橡皮图章”，内容上看，与其说是一个立法和协商的进程，不如说是一扇观察中共高层政治生态的公开窗口。

本期节目，请美国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青先生分析他对今年“两会”的一些观察和分析。

法广：整体上看，您觉得今年“两会”有什么看点？

李恒青：最大的一个看点，就是没有看点。我曾经说过，我说现在今年的这个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啊，实际上就是满篇的“废话”。其实要是关注中国问题的话，就可以知道所谓“十五五”，中共定义下来的十五五，在党代会上通过的这些内容，实际上跟现在的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这一块应该说没有什么看点。另外，在经济问题上，应该说是毫无新意，提出来的用长期债务，或者是用增高财政预算的方式，继续使得现在的政权得能够延续下去，这就是它的核心。外界说进入了负债年代，所以现在完全是靠所谓债务来推动。但是这些东西，都是走不长的，中国政府当局应该也非常清楚，他们现在就是要推迟经济崩溃的步伐，用所谓的时间来换空间，如果要在未来1到2年之内又出现了一个大的经济上的转机，或者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宽松的状态，有可能到时候会有一个机会，如果没有，就到时候再说，至少不是眼前就垮掉，拖几年再看。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调子，推出来的一些包括民族团结法，环保法典这些东西，其实都没有新意。中国本身就不是一个法制社会，所以推出了无数法案，到时候做不做，也都还是人治，看当局当权者心思怎么样，心态怎么样，怎样去做。所以，我实际上虽然每天都还在看关于“人大”的报道，但是整体感觉就是了无新意，满篇都是废话，尤其是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就完全是“废话”，没有什么可谈的。

法广：魔鬼出在细节里，外界也关注到在中国全国政协开幕式上，政协主席王沪宁讲话后归坐时，向习近平低头弯腰致意，关于前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案也没有看到任何进展……从政治上看，你觉得这个今年这个两会有哪些关注点？

李恒青：我想政治上倒是有很多猜测的空间，因为中国的政治是黑箱操作，没有一点可以能够预判的空间，所以全是猜测。王沪宁做完报告了，罕见地过去向习近平鞠躬。另外，是张升民，在习近平走进会场时，张升民连军帽都没戴，突然看到习近平就向他致敬，敬了个礼。这一些都是不正常的，至少这两个人感觉到自己的位置岌岌可危，他们要么是有把柄在习近平手里，要么是感觉到习近平下一个要收拾自己。所以他们应该说非常害怕，赶紧要向习近平投诚。那同时外界都在说，因为大家都在关注张又侠，刘振力是不是在人大会上有一个正式的说法，给他们定罪——至少定罪，不是判刑，开除两人的人大代表资格，结果没有他们被开除的消息。所以大家又猜他们是不是有转还的余地，还有可能再回到中国政治舞台上来。应该是完全不可能。从王沪宁，张升民和其他的人的表态看，应该说习近平目前看，短期内的权力危机应该暂时度过了。所以，才会有其他的一些人，包括两会代表，省长和省委书记纷纷表态，虽然不是全部，现在至少有几十个人都得表态，还有一些人大代表，企业家代表表态强调两个“维护“，”两个确立“，这就说明习近平现在肯定急需这个东西。但是也说明他在中共党内的权力还是有一定的基础。所以目前来看，眼前的危机应该说不是很大。但是，像伊朗的哈梅内伊被定点清除了以后，中共高官应该还是非常恐惧，两会期间加强了各个地方的安检，北京风声鹤唳，中南海周边是完全控制起来。可以想像他们是非常恐惧的。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政治应该说现在也是进入了一个高危，整体高危时刻。但习近平目前应该没有看得到的危机，但看不到的，随时都会爆发出来。

法广：中国今年两会开始之前，伊朗的哈梅内伊被定点清除，现在战争还在打，霍尔木兹海峡也基本被封锁，全球都在准备经历一场能源危机。委内瑞拉是中国的盟友，伊朗是中国的盟友，古巴现在也受到特朗普的各种言语上的威胁。在国际目前的局势中，怎么看习近平现在的这种处境？

李恒青：应该说现在他朋友越来越少，铁杆朋友就剩下金正恩和普京了。所以他确实应该说很难受。其实，独裁者现在已岌岌可危了，能够真正站出来替独裁政权说话也不多了。过去不动手，站着拉架的时候中国可欢了，但是真动起手来了以后，马上就怂了了。但是也没办法，现在他控制着舆论，对中国老百姓还在忽悠，翻来覆去地有系统性的，有机构专门来忽悠老百姓。中国老百姓基本上看不到全世界的全貌，天天看新闻联播的话，就会看到恨过国家的学者、专家、政要都出来谈两会太好了，感到中国的强大，不仅是给中国指引方向，更是给世界指引方向，要天天看这个东西，那就是跟毒牛奶一样，会上瘾，中毒越重越深。当然我天天看，我是主动地要中毒的。所以去看那些东西就能感觉到中国老百姓，实际上是受这样毒害的，他看不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上朋友越来越少，中国这个政权穷兵黩武的方式也走不下去。自己出现问题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来拉你。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朋友真的是会越来越少。

法广：两会期间，中国公布了一些数据，预计今年GDP增长率是4.5%到5%，1到2月份的出口成绩相当的“出色“，虽然中国经济的出路取决于能否调动刺激起国内的消费，作为经济学家，你觉得应该如何看这些数据？

李恒青：首先这些数据，比如2025年的GDP增速是5%，完成了年初两会定下来的5%左右的目标，达到了140万亿人民币，但是这个数字是真是假？实际上可以打好多问号。 GDP造假非常容易，不是真的假，就是没有意义的GDP。比如说政府购买，加大固定资产投资，这都是将是“十五五“中要重点突出要做的事情，应该有七万多亿，目前看到的这些，实际上都是不具代表性、没有真正的说服力的。可以看到方向，但实际上政府购买，只要合同下去了开始拨款，就可以计入到GDP里，看怎么去在财务上确认，是否真正带来中国经济发展就很难说。

关于出口这部分主要的亮点在东南亚，在“一带一路”国家。而“一带一路”和东南亚国家，实际上背后是大量的买方信贷，是降价折扣，把内卷的部分转到海外去了。所以利润实际上非常小，再加上一些地区销售更有水分，尤其是南美和非洲。为什么？因为可能商品运过去了，最后变成了坏账，坏账坑死的是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因为都是他们开的信用证，本来应该是对方国家出信用证，他们现在就是把钱借给你，然后你买我的东西，但是最后没钱还了，就是坏账……

在这一电商，我们可以继续观察，但估计长不了，很快就会有大量的坏账回来，最后反噬出口信贷的银行，这些都是要警惕的。但是中国也承认与去年同期相比，对美国出口实际上下降了9%，这个数据可能相对真一点，用的是海关数据。

那么这些数据有没有意义？应该说有一定的可观察性，但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好与坏，要看的是国民的生活状况好与坏。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在2026年比2025年的时候是好了还是坏了？这一点实际上不用花大力气去调查、去分析，就可以看到肯定是坏的。就业情况是好了还是坏了？肯定是坏了。

现在的产业结构有没有真正的亮点？非常少。比如说AI这部分，中国现在搞人形机器人这一块投资投入非常巨大，但是有一个做人形机器人的企业赚钱的吗？没有，更多的是起到娱乐作用，但真正实际的应用场景非常有限，大量的烧钱，却没有赚钱。所以这种事情最后能不能活起来呢？我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感谢李恒青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

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史诗之怒”军事行动一个多星期后，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优势明显，在战场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且几乎没有遭受重大的损失。但未来仍然充满着不确定性。美以两国仍然没有明确战争的最终目标，与此同时，中东地区的局势也日益混乱。

在此次战争爆发之初，即2月28日星期六的清晨，一座位于德黑兰市中心、深埋地下数十米的地堡就遭到轰炸，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众多高级官员丧生。以色列情报部门后来发现，该指挥中心仍在运作。于是以色列战斗机随后又三次轰炸该设施。3月5日星期四夜间至3月6日星期五凌晨，50架战机投下了约100枚炸弹。

这个案例展现了美以两国直接打击伊朗领导层来削弱伊朗政权的战略。开战以来，以色列和美国持续不断地轰炸伊朗的军事中心、兵营、港口和舰船。根据一位以色列分析人士的话说，这一策略就是“先打断敌人的脊梁，再逐节摧毁脊柱”。

战争爆发才一周，中东局势就变了。以色列和美国就宣称，已经几乎完全掌控伊朗领空，摧毁伊朗约60%的导弹发射装置，击毙伊朗多名政治与军事领导人，击沉约30艘伊朗舰船，并宣称摧毁德黑兰附近的秘密核设施，不过，摧毁秘密核设施这一点尚无法独立证实。与此同时，美国和以色利两军几乎没有重大损失，只有7名美军士兵阵亡。

第二阶段行动

从3月6日开始，战争进入了第二阶段，美以两国开始重点打击伊朗的军工体系、权力机构以及用于镇压国内抗议的安全机器。

但美以打击伊朗让中东局势混乱。尽管以色列为这次行动准备了很长时间，但海湾国家依然对伊朗报复的规模和强度感到措手不及。例如阿联酋遭到200多枚导弹和1000架无人机的攻击，虽然大多数被拦截。伊朗还通过袭击船只航运和能源生产设施，试图扰乱全球经济活动，因为霍尔木兹海峡是世界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美国汽油价格上涨只是暂时的不便，特朗普在公开场合也从没有提及美国本土遭受恐怖袭击的风险。对于《华盛顿邮报》所报道的俄罗斯向伊朗提供情报、帮助伊朗锁定美军目标一事，特朗普也没有评论。

与此同时，以色列还在黎巴嫩开辟第二战线，对抗伊朗盟友真主党。在遭到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后，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空袭，对黎巴嫩南部、贝卡谷地以及贝鲁特南郊轮番展开轰炸。以色列政府的目标十分明确：摧毁真主党及其据点，哪怕这会造成巨大的破坏。

在以色列国内，民意普遍支持这场战争，认为伊朗及其盟友对以色列构成“生存威胁”。

华盛顿的政治环境

但华盛顿的政治环境是截然不同的。

特朗普给自己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打出了“15分（满分为10分）”。特朗普这位商业巨头认为“史诗之怒”行动完全由他掌控，虽然这场冲突已经蔓延到整个地区，并在能源和贸易领域引发了相当大的焦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上周四解释说，“过去那些愚蠢的、政治正确的战争与我们现在所做的截然相反……它们的目标模糊不清，交战规则也限制性极强，过于简单。那种情况已经结束了。”

确实，在交战规则方面，五角大楼与以色列军队是保持一致的。在伊朗一所学校遭到轰炸，造成175人死亡，其中许多是儿童一周后，美国国防部表示仍在调查中，且并没有承认存在射击错误。至于赫格塞斯提到的目标，目前在美国政府内部是一片混乱，有人强调摧毁伊朗核计划和导弹能力，有人希望终结其地区代理战争，也有人公开谈及推翻伊朗政权。

混乱的对外沟通

另外，在战争时期，信息沟通是至关重要的，而特朗普政府第一周在这方面的表现并不理想：信息发布显得零散而即兴，显示出准备不足。美国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甚至表示：“我们并没有在打仗，也不打算打仗。”

特朗普本人则不断地非常随意地发表评论，例如，他说自己“没想到”伊朗会攻击海湾国家，而大多数地区专家都预料到了这些袭击。对特朗普来说，这场战争只是一次“插曲”，源于伊朗国内遭到残酷镇压的抗议活动，也源于存在推翻伊朗政权的可能性。

特朗普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委内瑞拉模式的执着，以及对在华盛顿扶持下、由委内瑞拉政权前二号人物德尔西·罗德里格斯监督的委内瑞拉政权过渡的推崇。

特朗普上周五在接受CNN记者采访时说，“伊朗的运作方式会和委内瑞拉一样。”特朗普还补充说，“宗教领袖们不会让我感到困扰，”特朗普的这番话很可能会让梦想着结束神权统治的伊朗人感到绝望。不过特朗普也承认，不是没有问题，他说，“我们原本考虑的人选大多已经死了。”

推翻伊朗政权并不容易

但大多数以色列专家认为，推翻伊朗政权的目标极其难以实现。前摩萨德特工、伊朗问题专家西玛·沙因（Sima Shine）在一次记者会上指出，伊朗虽然在战争初期受到打击，感到措手不及，但伊朗早已为战争做好了准备，包括为领导层准备接替者，制定领导人更迭计划以确保政权的连续性。

尽管摩萨德已对伊朗政权掌握了相当可观的情报，但自战争爆发以来互联网被切断，使得外界很难准确评估伊朗的民意以及伊朗安全体系的实力。这种不确定性导致双方都展开大量的心理战和宣传战。

在德黑兰，残存的政治和军事精英打着爱国牌，宣称要抵抗侵略者。在华盛顿，特朗普则正将自己塑造成伊朗未来的 唯一仲裁者。周五，特朗普在他的真想社交平台上发表声明，要求伊朗政权“无条件投降”。以色列和美国认为，在伊朗领导层被迅速“斩首”之后，伊朗政权已经进入不可逆的衰弱过程。

五角大楼认为，一旦伊朗弹道导弹库的库存耗尽，美以将完全掌控伊朗的空中优势。届时，利用库尔德民兵或俾路支省的逊尼派武装等地面代理人将变得更加容易。

可能的下一步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美国政府没有排除地面行动，但更可能的是，派遣特种部队执行更具针对性的突袭任务。今年1月委内瑞拉发生的马杜罗被绑架事件，增强了一些人对这类行动有效性的信心。

不过《美国保守派》杂志执行主任科特·米尔斯强调：“在突袭本·拉登、巴格达迪（伊斯兰国组织领导人）以及最终抓获马杜罗之后，现在，人们对特种部队有一种无所不能的感觉。但一些军事专家也指出，在这些行动中，美国也是非常幸运的，有很大的运气成分。”事实上，美国也曾在伊朗遭遇失败。1980年4月，美国总统卡特为营救美国驻伊朗大使馆人员的军事行动最终以惨败告终。

目前，为了继续削弱伊朗政权、或者是煽动民众起义、或者是获取宝贵的战利品，仍有许多潜在的目标可以打击。比如，拿到据信仍然储存在伊斯法罕地下的高浓缩铀便是其中之一，但这将带来巨大的风险。监狱，包括德黑兰的埃文监狱，也是潜在的打击目标。要知道，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垮台的标志之一，便是反对派武装攻占了位于大马士革附近的阴森的赛德纳亚（Saydnaya）监狱。

刚刚结束的第6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汇聚了来自全球的1000多名代表，其中包括6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约100位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这是一个旨“通过对话促进和平” 的全球会议。然而，就在各国政要陆续抵达慕尼黑之前，年度安全报告已率先在欧洲政界与战略圈引发震动，为会议定下了凝重悲观的基调，确定了当前全球安全和政治环境中的诸多重要发展和趋势，称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破坏性的政治时期”。

这份全球安全报告的主题为“正遭摧毁”。全面破坏，而非谨慎的改革和政策调整是当今的主流。现任美国政府承诺将本国从现有秩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重建一个更强大，更繁荣国家的，导致经历了80多年的建设之后，美国主导的1945年后的国际秩序如今正面临瓦解。

报告引言部分勾勒出了目前世界格局，认为在许多西方社会，那些主张破坏而非渐进式变革的领导人已经崛起。他们推行破坏性政策的根源在于民众对民主制度运作的普遍失望，以及对真正有效改革的普遍不信任。

”破坏者“代表：特朗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这个对1945年后国际秩序的塑造贡献最大的国家的总统——如今却成了破坏者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在支持者看来，华盛顿的强硬政治有望打破制度惰性，迫使各方着手解决以往陷入僵局的挑战。而批评者则担心，这种破坏性政策正在削弱国际社会应对人类最严峻挑战的能力。这种做法非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造就一个富人和权贵享有特权的世界，而非那些寄希望于变革的广大民众的福祉。

特朗普只是当代政治中一种更广泛现象的最突出代表。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领导人通过承诺摧毁而非改革现有制度而崛起。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曾挥舞电锯作为竞选道具，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热衷于通过其“政府效率部”（DOGE）制造混乱，无数政客公开呼吁摧毁官僚机构、法院或国际协议。所有这些都指向同一个潜在动机：一种认为有意义的变革需要拆除而非修复的信念。

将这些人联系在一起的并非一套连贯的纲领，而是共同的行动风格和逻辑。这些“破坏者”利用人们对现状普遍的失望情绪，声称自己拥有在国家和国际层面进行彻底变革的使命。他们“行动迅速，打破常规”，宁愿选择彻底摧毁而非改革，宁愿追求速度而非深思熟虑，宁愿采取象征性的破坏行为而非缓慢的制度调整。他们的吸引力似乎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愿意摧毁他们眼中那些无可救药的破败之物。

民众对改革和渐进式改进的信任普遍丧失

报告认为，政治领域“破坏者”的崛起或许是二十一世纪最具深远影响的趋势之一，它正将自由民主社会推向——甚至超越——其崩溃的边缘。而推动这一趋势的并非少数激进分子。社会学家卡罗琳·阿姆林格和奥利弗·纳赫特韦将这种现象描述为“破坏欲”（Zerstörungslust），它在后现代社会中日益盛行。这种破坏欲源于人们对现有治理结构（包括国内和国际治理结构）的普遍不满，以及对改革和渐进式改进的信任普遍丧失。

为2026年慕尼黑安全指数收集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民众普遍对政府能否有效应对这些挑战持怀疑态度。在所有受访的七国集团（G7）国家中，认为现任政府政策将使子孙后代受益的受访者比例，远远低于预期这些政策会使子孙后代境况恶化的受访者比例。在法国、英国和德国，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表达了对政府的这种不信任。此外，许多人认为他们的政治体系和国际机构无力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风险——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传染病——也无法应对经济转型和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其结果是，个人和集体的无力感日益增强，民众对国家和自身塑造美好未来的能力感到悲观。

美国已基本放弃“自由世界领袖”的角色

2026慕尼黑安全报告认为，1945年后秩序的第三个支柱正面临压力，这涉及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推广和自由民主国家间的合作。在战后的大部分时期，美国都以“正义力量”的形象示人，致力于传播自由民主理念，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民主治理，并鼓励民主国家间开展广泛的合作。由此形成的自由国际秩序体现了这些自由价值观——即便常常并不完美。但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已基本放弃了“自由世界领袖”的角色。

这种转变对美国的民主盟友产生了切实的影响。许多盟友对他们眼中这种不平衡且有时有悖常理的关系等级感到不安：长期的民主盟友受到公开批评，而专制领导人却受到赞扬。这种对比在对欧洲和俄罗斯的言论中尤为明显。

持有两种日益不相容的世界观的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背叛了西方的“真正”含义。一些政治家，例如意大利部长会议主席，意大利总理乔治娅·梅洛尼，试图弥合这种分歧，在两种不同的西方版本之间搭建桥梁，并以“让西方再次伟大”为口号。但如今，大多数欧洲政府认为，特朗普政府支持极右翼反建制政党，旨在“在欧洲各国内部培养对欧洲当前发展轨迹的抵制”，以及其对欧盟法规（例如《数字服务法》）的干预，是对核心民主价值观和欧洲主权的攻击。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认为，西方“如今仅仅是一个地理标签，不再是维系我们团结的规范纽带”。这种疏离感反映在公众舆论中。在慕尼黑安全指数调查的所有北约成员国中，认为西方不如十年前团结的受访者比例高于认为西方比十年前更加团结的受访者比例（图 1.3）。

创造性破坏还是破坏性创造？

但该报告也引用一些观察人士观点认为，特朗普对国际秩序和既有伙伴关系的冲击或许也存在积极因素？提出这是“创造性破坏还是破坏性创造”这个问题。

因为这种“推土机式”的政治变革可能带来新的机遇，从而构建更美好的未来。这种观点与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著名的“创造性破坏”理论有几分相似：即深刻的变革无法循序渐进，需要拆除根深蒂固的结构，瓦解低效的安排，并释放更新的力量。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种刻意打破既定偏好和程序的非正统做法，或许正是因为打破常规而得以成功。这种观点认为，特朗普的对抗风格打破了制度惯性，迫使各方正视那些长期以来被搁置或忽视的问题。在这种解读下，破坏本身并非目的，而是一种催化剂，它为创新扫清了障碍，尤其是在改革屡屡被证明在政治上行不通的情况下。

事实上，就连特朗普的一些批评者也承认，他那种既具破坏性又富有创造性的风格确实促成了一些显著的进展。或许最引人注目的是，北约领导人担心美国退出北约，于是同意将国防开支目标设定为2035年前占GDP的5%，而包括德国在内的一些此前国防开支落后的国家甚至宣布了雄心勃勃的计划，力求更早实现这一目标。另一些人则认为，特朗普的做法有助于为加沙停火创造空间，即便最终达成的协议与拜登政府制定的方案颇为相似。还有一些人坚持认为，他对乌克兰问题摇摆不定的政策至少迫使相关各方（至少在口头上）考虑可能的解决方案。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破坏性的做法并非仅仅是鲁莽，而是打破外交僵局的一种手段。

报告指出，在许多全球南方国家，特朗普打破美国以往外交政策传统的前景最初也令人乐观——而且，特朗普的政策在这些国家仍然比在许多西方社会更受欢迎。从全球南方国家的角度来看，国际体系的重组带来了一系列机遇。最重要的是，华盛顿终止对欧洲的优惠待遇被视为进一步推动了“多极化”趋势，使全球竞争环境更加公平，并为更多国家提供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新机遇。同样，从全球南方国家的视角来看，持续不断的动荡给华盛顿昔日盟友带来的风险也相对较小。正如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多次指出的那样，西方所认为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角度来看，总是显得更加混乱无序，充斥着双重标准。

走向广阔无垠的开放世界：后战后（混乱）秩序的兴起

在破坏性政治之后逐渐显现的秩序图景，都显示出赋予强者特权的迹象——而不是那些希望破坏之后生活会得到改善的人。

一些人担心，新的世界秩序将由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划分构成。西方分析人士长期以来一直担忧，一些修正主义的非西方强权试图主导其周边地区，并将美国挤出各自的区域环境——对俄罗斯而言，这指的是东欧；对中国而言，这指的是东亚。如今，曾经的普世规则捍卫者美国似乎也在采取类似的策略。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国家安全战略中对西半球的优先考虑仅仅代表了美国在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中必须做出优先排序的一种新的“常识”。然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该战略背后的世界观以及特朗普在美国周边地区的军事行动，不仅仅是对过于道德化的世界观的一种修正。在他们看来，这些行动体现了新的“非道德”外交政策，甚至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普京化”。批评人士指出，“国际关系应促进大国主导而非普世价值或盟友网络的观念，已从莫斯科蔓延至华盛顿。” 与此前对华强硬言论相反，美国政府似乎普遍接受新秩序将是多极化的，并承认其他大国有权在其各自的区域内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世界或许真的正在走向一种新的施密特式大空间政治，在这种政治格局下，区域霸权在其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并制定规则。

正在形成的秩序蓝图并非必然。国际体系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到何种程度，取决于其他行为体的反应 。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各国政府正逐渐意识到，希望并非良策。如果他们继续对破坏性的政治袖手旁观，最终很可能沦为大国政治的牺牲品——如果他们珍视的秩序很快化为废墟，也不必感到惊讶。正因如此，德国总理默茨强调，世界其他国家并非无能为力，而是有能力应对日益严峻的挑战。事实上，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开始思考如何缓冲，甚至抵制特朗普政府最具破坏性的举措。

报告最后指出，在如今这个破坏性政治盛行的时代，袖手旁观者时刻面临着被吞噬的风险。鉴于破坏的规模已经如此庞大，仅仅被动地、小规模地重建旧秩序已经远远不够。那些反对破坏性政治的人必须加固关键结构，制定新的、更可持续的设计方案，并成为大胆的建设者。

该报告总结：事关重大，事实上，一切都岌岌可危。

1月20号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一周年的日子，回顾过去的一年，特朗普无疑是全球最引人关注的人物。全球目睹了他的领导下美国外交传统发生的深刻变革。从向全球所有国家征收高额关税发动的关税战，到最近派兵深入委内瑞拉总统府逮捕该国总统马杜罗夫妇以及对格陵兰岛发出的威胁等。从谴责多边协议、战略转向彻底的单边主义，到质疑历史联盟，美国外交政策被认为正试图推翻其自身缔造的世界秩序。这种重新定义或修正主义对地缘政治平衡、国际权力格局以及全球机构的合法性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美国重大转折之下，其他国家，无论被欧洲或其他地区的盟友及其竞争对手会敌对国家也都需要寻找对策，全球也出现了新合纵连横的局面。

本次国际纵横节目请法国国际及战略关系学院（IFRI） 亚洲中心主任Marc Julienne 来谈谈他的分析。

法广：在让美国更加强大的口号下，2025年12月4日，特朗普政府公布了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为其第二任期的对外战略与政策做出明确规划，和他的第一任期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对手并发动针对中国的贸易战相比，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战略重心发生了变化，他强调的是对美洲的战略，那么中国现在还是美国最大的对手吗？

Marc Julienne：我认为即使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最大的对手仍然是中国。虽然这一点未必如此泾渭分明，因为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首次竞选总统时曾对中国发表过极其敌对的言论，但此后他的措辞已明显缓和。然而，在实践中，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依然强硬。例如，就关税战而言，如果将所有关税加起来的话，甚至可以说中国是遭受制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尤其是在技术领域，中国不得不面对各种高额关税。美国仍然极力阻止中国获取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最近，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委内瑞拉问题，乍一看，这似乎与中国无关，也可能表明美国正在重新将重心放在美洲大陆。但实际上，委内瑞拉是中国在拉丁美洲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也是中国武器的主要客户——主要是中国军火。而且中国是委内瑞拉石油的最大客户。此外，特朗普已经明确表示，无论是在巴拿马、委内瑞拉还是格陵兰，美国的目标之一就是驱逐、排除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和存在。

法广：如果说巴拿马和委内瑞拉的中国影响力有目共睹的话，格陵兰岛和宗主国丹麦都否认了特朗普所说的中俄影响力的威胁......

Marc Julienne：关于委内瑞拉和巴拿马，中国的存在极其强大。我对格陵兰岛了解较少，所以暂不妄下断言。但就巴拿马和委内瑞拉而言，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中国在军备、贸易（尤其是石油）以及基础设施投资方面都拥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至于巴拿马，它是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而巴拿马运河更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略要道，尤其对美国贸易而言。因此，中国的存在确实存在。那么，这种中国的存在是否对美国构成威胁呢？这或许是一个更为主观的分析，但无论如何，无论是在美国本土、美洲大陆还是亚洲，我都感觉美国并没有真正撤出，包括在亚洲，甚至在支持台湾问题上也是如此。而说美国没有撤出……这也意味着中美竞争依然非常激烈，甚至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

法广：说到中国在美洲的影响力，还不能忘记2024年11月正式开港，中国和秘鲁“一带一路”重点项目——秘鲁钱凯港，这个工程也被认为是所谓中国如何在美国拉美后院扩张的重要象征？

Marc Julienne：所以，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确实非常强大，而且日益显著。因此，美国似乎正试图遏制这些投资和这种影响力。事实上，影响力也意味着非常牢固的依赖关系，因为如果中国控制了港口、机场或电信基础设施等战略基础设施，那么它就与该地区的执政政府建立了一种依赖关系。

法广：既然美国已经对委内瑞拉动手了，这会改变拉美或南美在中美之间的竞争力量对比吗?

Marc Julienne：：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如果美国真的像美国总统所说的那样，控制了委内瑞拉，那么我们或许可以预见中国会失去很多合同，美国公司会在委内瑞拉占据主导地位，最终中国会被挤出委内瑞拉，甚至被挤出美洲大陆。但现在下结论真的为时尚早。

法广：特朗普回归一年之中，他的媒体曝光率极高，几乎每天都占据着各大媒体的头版，相比之下，中国国家主席领导人的似乎没有在聚光灯下被关注和讨论......您如何看这种局面背后？

Marc Julienne：我认为中国以及中国官方的沟通方式并没有发生太多变化，这有点假象，因为唐纳德·特朗普的言论太过夸张。他发表声明的速度快到我们根本来不及理解和消化。因此，在媒体眼中，中国似乎显得似乎更加疏远、更加稳定或更加平静。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在台湾周边地区举行的军事演习，事实上，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这表明台湾问题仍然极其重要，中国的军事建设仍然是重中之重。近几个月来，我们也看到了大规模的清洗，包括最高权力层和军方内部的清洗，这表明中国内部存在某种紧张情绪，也表明习近平对党的掌控依然非常牢固。此外，我们还看到了关于中国“十五”规划的初步公告，该规划将于明年三月正式通过。所以，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事情在某种程度上被来自美国的喧嚣和愤怒所掩盖。

法广：作为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欧洲与美国和中国构成一个国际地缘政治的重要三角形，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传统盟友欧洲对此发出批评和疏远后，欧洲与中国的关系也极为微妙？

Marc Julienne：我认为欧洲和中国为了对抗唐纳德·特朗普而达成和解，这只是一些人所支持的想法或假设。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这只是一厢情愿。由于种种原因，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方面，中国在政治、经济、工业和技术发展轨迹上与欧洲截然不同，差距非常大。事实上，这种差异甚至可以说是对抗性的。在欧洲，我们谈论的是与中国的系统性竞争。例如，中国的产业政策旨在尽可能多地将全球产业价值链集中在其境内，从而最终实现多出口、少进口。而这最终是一个零和博弈，欧中无法合作。欧洲无法既保护中国本土产业，又与中国在这一领域合作。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技术领域，欧中技术模式最终存在着断裂和鸿沟。

至于政治方面，我无需赘述，大家都能看出我们面对的是两个并不融洽或彼此理解的政治体系。因此，我理解为了对抗特朗普而与中国缓和关系的想法。但实际上，我担心欧洲最终会变得相当孤立，孤立无援。一方面是日益敌视欧洲的中国，尤其是在经济和工业领域；另一方面是同样日益敌视欧洲的美国，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唯一的出路是欧洲的觉醒，在工业、科技和军事领域实现战略觉醒，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力量平衡。因为面对大国和独裁者，力量平衡才是关键所在。

法广：这是欧洲现在寻找加强与印度结盟的原因吗？

Marc Julienne：印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伙伴，对欧盟来说也是如此。对法国来说更是如此。它是法国最大的武器客户。欧盟和印度之间确实有一份自由贸易协定草案，可能会在1月底的欧盟-印度峰会上签署。马克龙总统也将在2月份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因此，印度和欧洲之间的议程非常繁忙。鉴于与中国的关系日益紧张，以及可以说与美国的关系日益紧张，我们当然希望实现贸易多元化。对欧洲而言，寻找新的伙伴，甚至是新的盟友，以拓展我们的选择至关重要。而印度正是能够为这种多元化做出贡献的国家之一。

法广：最后，如果何以用一句话评价特朗普2.0 的第一年，您如何总结？

Marc Julienne：一个词就是“动荡”或“混乱”，因为国际贸易格局被颠覆，联盟关系受到质疑，国际法也被唐纳德·特朗普彻底摧毁了。所以，我们确实在2026年伊始就身处一个完全混乱的国际格局之中，我们真的不知道该向谁求助，因为欧洲的主要盟友，同时也是亚洲民主国家的主要盟友，现在也受到了质疑......

非常感谢法国国际及战略关系研究所亚洲中心主任Marc Julienne接受法广专访。

在本次国际纵横节目中，我们选播地缘政治专家吉尔·格雷萨尼（Gilles Gressani）在法国世界报论坛版面的一篇文章。

吉尔·格雷萨尼是地缘政治杂志《大大陆》（Le Grand Continent）的主编，他在周日的世界报网站上指出，“特朗普主义的核心教义，可以用一个概念来概括：再殖民化”

面对正在走向帝国主义的美国，格雷萨尼呼吁欧洲和法国不要任由自己被“附庸化”。在他看来，一切都没有尘埃落定。

吉尔·格雷萨尼表示，2026年，新特朗普主义进入第二年。这是一个极其微妙的时刻。过去十二个月里特朗普做了很多事，但问题恰恰就在这里：他做得既太多，又不够。

格雷萨尼写道，美国的中期选举正在逼近，共和党的民调表现不佳，而每当美国人真正投票时，结果往往更糟：纽约、迈阿密等地市政选举的惨败就是明证。法官依然在位，总统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种种证据在不断的累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家族的财富暴增了数十亿美元，而与此同时，购买力问题依然是所有不属于美国寡头阶层的美国人最敏感、最切身的焦虑。

特朗普阵营的精英对此心知肚明。也正因为如此，自1月2日起，我们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时刻。自二战以来，美国从未在短短数小时内威胁要对五个国家--古巴、哥伦比亚、伊朗、墨西哥以及丹麦属地的格陵兰--采取干预行动，而此前，美国还已经对第六个国家出手，这就是委内瑞拉。此前，美国从未抓捕并绑架一位在任总统，把他带走受审；也从未如此明确地把领土吞并写进自己的外交政策目标。

新的宗族式帝国

格雷萨尼继续写道，这场充满暴力与蛮横的力量展示，给我们设了一个陷阱。在委内瑞拉的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次针对独裁者的行动，但不是针对独裁体制本身的行动，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真正的“政权更迭”尝试并不发生在加拉加斯，而是在华盛顿。

格雷萨尼认为，如今，特朗普主义的整体教义是明明白白的、是激进的、是反动的。特朗普主义的整体教义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这就是再殖民化（recolonisation）。“重回殖民主义（Bring back colonialism）”和“让殖民主义再次伟大（Make colonialism great again）”已经成了美国这个西方头号强国的新的行动口号。

格雷萨尼指出，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却有着陈旧的灵魂。一个新的宗族式帝国正在华盛顿成形。它深受硅谷运作方式的影响，把公与私完全融合在一起，试图把美国改造成一家公司，并让这家公司由“总统这个首席执行官”来掌控，同时，把世界其他地区改造成按照它们的盈利能力来管理的“空间”。

谁有能力对抗特朗普的帝国式整合呢？

美国总统掌握着世界第一大军事力量，同时也掌控着其数字体系所带来的超级力量。那么，谁还能够抵抗美国总统特朗普呢？

格雷萨尼认为，如果我们保持现实主义的话，就必须直面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纯粹分析层面的问题：今天，究竟谁有能力对抗这种帝国式的整合呢？谁能抵抗欧洲和整个西方被附庸化、谁能抵抗人民的主权被抹除、谁能抵抗公共机构被“打断式改造”呢？我们怎么能够抵抗把北约转变成一个“新华沙条约组织”、在一个巨大的算法空间中溶解一切实质性的主权？

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密不可分，但性质不同：如果我们不尝试抵抗这一计划，我们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白宫的这种在半个地球冒险的力量，来自于它刻意制造的让人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震慑感和失败主义是滋养白宫冒险的养料。我们领导人的那种“心甘情愿的附庸化”，给我们的政治体系和社会行动力裹上了一层厚重的铅板。

防御性的共和力量

虽然如此，但事情并不是就这样了，就无法改变了。我们既不是象棋的棋子，也不是在一盘棋局旁边只能被动观看的看客。新特朗普主义的灵感来源之一是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普京，可是，在经历了四年的战争之后，普京依然没有能够征服一个武装起来的民族。那些共和国一旦意识到自己必须战斗，就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一切地缘政治对抗，同时都是政治对抗。华盛顿的制度还不是--至少目前还不是--莫斯科那样的制度。有人说，在军事上，我们根本不可能抵抗美国对格陵兰的武力接管。但这是忽视了一个事实：任何针对处于防御地位的欧洲部队的攻击，尤其是造成伤亡的攻击，都会给唐纳德·特朗普带来巨大的政治危机：这种政治危机或者是来自美国国会、尤其是美国参议院中仍然存在的制衡力量，或者是来自他的选民包括其基本盘中至上主义倾向的那些选民，或者是来自于他在世界各地的追随者。

我们正经历一个看起来极其“戴高乐式”的历史时刻。我们不能保证一定能够抵抗住这种帝国整合，抵抗住这种帝国整合许诺给我们的失败，但一切迹象都表明：如果想继续是我们自己，就必须努力让这种帝国整合加速坠落。帝国的缰绳不可能长久驯服世界上所有的民族，而美国至少在目前仍然是一个共和国。

这首先要求我们对现实作出清醒的判断：既不陷入失败主义，也不沉溺于幻想。要摆脱那种只做边际性修修补补的逻辑，重新回到“大政治”的轨道上，真正接受力量对抗，释放出推动我们僵化制度进行深层变革所必需的能量。对抗这场反动的“反革命”，绝不应该去保卫旧制度本身。

最后，格雷萨尼表示，我们当然可以批评法国第五共和国的制度，但它们恰恰是为这样的时刻而设计的。在欧洲，法国具有独特的位置，完全可能成为第一个让人们清醒的国家：面对这种宗族式帝国主义，对“防御性的共和力量”的需求，是深刻的，也是广泛存在的。这种力量可能能够席卷一切，因为它具有传染性，甚至能够反过来激励并支撑美国人自己。

其实，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如果我们不反应，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所有人同样清楚的还有，如果向华盛顿以及向新科技领主的意志俯首称臣在现实中意味着什么。而且，所有人也都明白：在这个历史关头，将评判我们的标准，只取决于我们究竟做了什么。

2026年新年伊始，有关中国人口减少的话题引发热议，一方面，曾主管中国计划生育十年的中共前高官彭佩云病逝，引发部分中国网民的诅咒式“送行”和“算总账”。计划生育政策大幅降低了中国出生率，让其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面临即将成为第一个“未富先老”国家的黯淡前景，在一胎政策被废除后，中国政府先后也出台了各种鼓励生育的政策，最新的措施是今年1月1日生效的避孕套和避孕药的价格上涨等，这些政策是否有效令人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口下降的趋势会给中国发展前景和国际地缘政治都带来不小的影响。

本次节目就此专访人口问题专家易富贤先生，他在采访最后点出，中国目前人口持续下降的局面很难改变，要改变，就需要中国政府的政治模式、政治经济体制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易富贤在他发表在《当代中国评论》总结他推动停止计划生育的文章中指出，2026年1月1日是中国废除独生子女政策十周年纪念日。曾主导计划生育数十年、一度主张实行百年计划生育的彭珮云于2025年12月21日逝世，享年96岁。如今，她被贴上“改革派”的标签，却无需承担任何责任，这引发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何这样一项不人道的政策会持续35年之久？

他在文中回顾指出，1979年，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提出独生子女政策，并得到陈云、邓小平等高层领导人的支持。1980年3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导弹专家宋健等人的文章，预测到208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2.6亿，这更加坚定了当局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决心。全国人大的一些高级领导人对独生子女政策持怀疑态度，认为这只是暂时的，因此该政策缺乏全国性立法，仅通过一封“公开信”进行推广。在总书记胡耀邦和总理赵紫阳的支持下，二孩政策于1985年开始在多个地区试行。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改变了一切。晋升为国务委员的宋坚说服新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加强独生子女政策。到1991年，当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时，独生子女政策本应结束。相反，时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彭珮云将她家乡湖南省试行的“一票否决权”推广至全国，将计划生育绩效与框架推广挂钩，推动生育率从1990年的2.3降至1995年的1.43，并在2000年进一步降至1.22……

法广： 在中国废除独生子女政策10年之际，最近媒体上出现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数据，有报道引述联合国的一个数据显示，如果中国生育率没有得到提高，2100年中国人口将下降至5亿以下，您如何看？

易富贤：主要是以前中国官方认为全面二胎政策能够逆转人口下降的势头，到2030年每个妇女生1.8个孩子，但是现在看，今年有可能只有0.9个 孩子。2023年只有1.0，2025年每个妇女可能只有0.9个孩子。 今年1月19号中国官方要公布出生数据，我估计这个数字可能只有700多万。中国的出生人数远远的比官方预测的要少。所以中国政府没办法，只好出台一系列政策，比如说鼓励结婚——以来结婚很难，要到地登记，很多程序比较复杂，现在都很容易。中国又提供育儿补贴，产假，生孩子免费等措施。中国政府感受到人口危机很严重。现在对避孕套也征税了，以前是免税的。所以中国从以前的人口控制，一下子变为鼓励生育了，所以媒体也关注起来。

法广：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口问题危机，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计划生育带来的控制人口的后果。从总体上看，人口大幅度的降低前景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

易富贤：因为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主要就是依赖年轻人口创造的“人口红利”。现在中国的人口面临很大的危机， 2012年中国劳动力开始减少，中国的经济增速也从以前的10%以上慢慢下降，现在官方公布为5%，事实上应该可能更低。2029年到2035年，中国所有的人口参数都会比美国要老，那中国经济不可能超过美国。之前中国经济增速曾超过美国，是美国的两三倍，中国政府提出了“东升西降”的判断，都是基于错误的人口数据基础上的。但是现在看，中国人口数据根本没有官方所公布14.1亿，应该是不到12.8亿，并且老龄化的速度远远地超出预期，中国经济下行的速度也远远高于中国的官方数据所以对地缘政治影响也很大，因为以前把中国作为一个第二大经济体，必须要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那么地缘政治格局要彻底改变。现在中国的人口已经萎缩了，中国官方认为说到2031年才开始萎缩，但官方承认2022年已经开始减少。事实上，在2018年我就指出当年已经开始减少了，所谓的“中国梦”是建立在虚假的人口数据基础上的。如果抛开这个虚假数据的话，那么地缘政治的格局和前景就会重写。

所谓的“中国梦”是建立在虚假的人口数据基础上的。如果抛开这个虚假数据的话，那么地缘政治的格局和前景就会重写。

法广：有的人可能会反驳说，美国也只有3亿多人口，日本也只有1亿多，所以就说如果还有5亿，中国还是一个人口大国 ？

易富贤：5亿人口大国，那是老年人口。比如说1980年中国中位年龄只有22岁，当成美国是30岁，所以青年中国追赶中年美国，经济差距不断缩小。但是，现在中国中位年龄已经44岁了，美国只有40岁，已经比美国老了。但是中国其他的人口参数，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占比仍然比美国年轻，除了中位年龄比美国老，其他的人口参数比美国年轻。所以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仍然比美国高，与美国的差距仍然在缩小。但是到了2030年，2035年，中国所有的人口参数都比美国差，那么经济增长率就比美国低。日本以前人口结构也很年轻，经济在1995年达到了美国的73%，现在人口老化，但仍然还有一亿多人，比以前稍微少一点点，但是它的经济规模已经只相当于美国的14%了，从以前的73%降到14%。中国在1990年左右是美国的7%左右，那2021 年增加到美国的71%，但是今后随着与美国人口差距的扩大，比如说到2050年，中国的中位 年龄是59岁：就是说一半人比59岁老，一半人比59岁年轻，而美国只有43岁，印度只有39岁。印度的经济发展目前好像并不起色，但是印度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超过日本，很快将超过德国，估计2，3年之后成为世界第三经济体。

印度好像各方面表现也不是很突出，仅仅是凭着年轻的人口结构，马上要成为第三大经济体。

那么今后能够挑战中年美国的不是老年中国，而是青年印度。所以 印度的潜力非常巨大。而中国最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不可能超过美国。今后印度能够取代中国，能够超过中国，甚至可能超过美国，那么地缘政治格局就不是东升西降，就应该是印度崛起，也是南半球，比如说这个印度尼西亚，南美洲，非洲的 这些国家人口结构年轻，这些国家占世界经济比例才不断增加，而北方国家人口老化很严重，那么今后不是“东升西降”，是“南升北降”。而北半球的衰退，比如说目前连这个欧洲的经济强国德国、法国都因为人口老化出现衰落了。但是印度，以及其它南半球国家，非洲国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由于人口年轻，他们的经济还比较稳步的增长。

法广：那么具体来说，如果可以预测的话，老龄化的中国社会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呢？

易富贤：中国人口的中位年龄在1980年是22岁，现在44岁，到2050年是59岁。中国目前一个65岁以上老人对应的是四个20岁到64岁劳动力。所以中国目前妇女很多在五十多岁就可以退休，生活很好，因为城市只有一亿多老年人领社保，全国有八九亿劳动力支撑他们，生活确实也很舒服。但是中国这个老年比例目前是一个老人对应四个劳动力，到2035年，一个老人对应2.4个劳动，到2050年一个老人只对应1.5个劳动力，那中国的社保、医保面临很大危急，债务也面临很大危急。中国的经济已经不堪重负了，目前养老金肯定不足。因为你只有一个小孩，靠政府也靠不住——因为政府它也没钱，劳动力减少，老人增加，社保、医保都面临很多问题。目前中国政府有大量的资金，用来投资高铁、高速公路，一带一路。但是随着人口老化的话，中国政府必须支付的养老金、医保、社保开始增加。中国政府的投资就会减少，没有钱用来投资，甚至维护都很难了，今后就会很麻烦。对国防和科技等方面的投入也会减少。因为人口老化，没有钱投入。同时，人口老化就没有足够的年轻人来进行科技创新。

法广：有文章就说解决人口老化，人口急剧下降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是通过移民，但是中国的移民率也是世界上最低的，外来居民不足100万。移民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的方法吗？

易富贤：移民对任何国家都不是一个方法，对欧洲也不是，欧洲高度依赖移民，但移民也引发了社会问题，移民并不是“主食”，只能是“佐料”。比如美国，很多人认为美国的发达是因为移民，事实上美国的发达并不主要是因为移民，主要还是因为它的生育率比较高， 远远高于欧洲，加上移民，所以人口结构比较年轻，欧洲有移民但生育率低。加拿大的移民比美国要多，但是生育率低呀，所以经济活力不如美国。中国这么大个国家，有四亿多老人，怎么依靠移民？移民来也不是“活雷锋”呀，他来是因为有更高的工资，更好的福利才愿意来。美国，欧洲能够吸引移民，是因为它的收入水平比其他国家要高一些，所以人们愿意去。随着人口老化的话。中国经济与周边国家差距缩小，甚至超过中国的话，那么他们也不会来中国。并且中国也没有处理移民的管理能力，如果你管理移民需要给他们一个公平待遇啊，不是把他来当成老劳工。中国政府连农民工都没有一个平等的待遇，那更加不能够处理好移民问题。中国经济上也没有吸引移民的条件，并且靠这么庞大的老人指望移民也是靠不住。

法广：中国政府还说是通过高科技，比如说通过机器人来代替工人的工作。您认为这是一个方法吗？还是其他的方法可以解决？当然年轻人的生育率，他们不愿意生孩子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和建议？

易富贤：靠机器人只能部分地弥补一下劳动力下降，但是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因为老人还是一个人，他不是机器，照顾老人还是依靠人力，靠人工智能，机器人也可能部分地缓解一点，但是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主要还是要靠提高生育。

但中国面临三大难题。第一，不愿意生。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让大家已经习惯只生一个孩子或者不生孩子了，生育观念已经改变了。台湾、韩国、香港，日本等地还愿意生两个孩子，但是实质生育率只有0.7到1.1，中国只愿意生1.6个孩子，九零后只愿意生1.54 个孩子，00后只愿意生1.48个孩子…… 就是说，生育意愿比日本、台湾、韩国的还要低，所以今后能够稳定在0.7的生育率都很难。第二个问题是，他们甚至不愿意结婚。中国结婚数已经从2013年的1347万对减少到2024年的611万对。第三个原因就是说养不起。中国所有的经济结构都是建立在主流家庭有一个小孩的基础上的。比如说中国房价很贵，一家三口要买房子钱够了，但是你要买一个更大的房子，多一个小孩的话，房价会很贵，根本养不起。另外就是说家庭的收入只占GDP的44%，正常国家是60%到70%， 44%的收入养一个孩子可以，但是要养三个小孩养不起。还有就是生不了。1984年代妇女二十岁出头就开始结婚了，还有生育能力。现在的结婚年龄已经接近三十岁，很多人结婚时候已经丧失生育能力了，或者是生了一个孩子之后已经三十五了，想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已经生不了了。然后中国不孕率在1970年代后期只有1%到3%，现在到2020年已经超过18%了。男子的生育能力也下降了，精子数量也减少了。

有不愿意生，养不起，生不了这三大难题。

中国政府目前能够做的是在养不起方面做一点小文章，提供的补贴，免费的分娩，教育方面费用下降……但是即便再养不起上，中国政府能够做的也非常有限，因为中国是 未富先老，中国政府想做的，日本政府都做了，成本很高,  但效果并不好，生育率从2005年的1.26提高到2015年的1.45，但是2025年大概只有1.13了。

中国是未富先老，地方政府面临债务危机，根本没有足够的经费用来鼓励生育。所以我对中国的经济前景、人口前景比较悲观 。如果中国目前生育率大概在0.9左右，还会下降，上海只有0.6了，东北也只有0.6了，香港跟澳门是0.7，中国今后很有可能连0.7都稳不住，如果能够稳定在 0.8的话，那么中国在2050年人口就下降到10亿，2100年下降到3.2亿左右。

目前官方认为是14.1亿人，我认为是不到12.8亿，然后到2050年是10亿，2100年只有3亿。

法广：如果只看中国有3亿，到时候全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数据的话 ……

易富贤：那么全世界其他国家比中国要好一些，中国有 0.9的生育率，美国还有1.6，人口问题也很严重的俄罗斯的生育率还有1.4，然后非洲有很多国家生育率还有5，6个孩子。中国人口长期占世界的3/1，中国1950年占22% ，1980年也是占22%，但是现在中国的总人口只占世界的16%，中国的出生的人口只占世界的6%。那么到2050年中国能够是百分世界的11%，2100年将占世界的3%。所以这个占世界总人口1/3的大民族，到2100年就会成为占3%人口的一个小民族，并且老年化极其严重。

法广：就是如果从这个数据看的话，那的确会引起很大的这个地缘政治的改观，因为非洲的人口还急剧的上升，有些国家生育率超过六。中国政府只能束手无策吗？

易富贤：这个局面目前很难改变。那你要改变的话，对中国政府的政治模式、政治经济体制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比如说你要让居民可支配的收入，从目前GDP的44%提高到正常的60%和70%的话，中国政府没有钱，中国政府它愿意这么做吗？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高铁各方面很强，就是因为政府掌握了太多财富，老百姓没有钱，如果你要把钱用来养小孩的话，那么中国政府的权力就会下降，财力和物力都会减少。老百姓就有话语权，政府就要向老百姓妥协，中国政治格局就会发生改变。所以中国政府它肯定不愿意这么做。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这么大，中国政府不敢让房地产泡沫破裂，因为一旦破裂就会导致金融危机，但不破裂的话养不起孩子。所以中国政府都面临着两难。这种政治体制才可能导致计划生育。印度在1975年英甘地总理实行计划生育，但是他2年之后被选民选下台了，计划生育就废止，一个错误政策被老百姓纠正了。中国有这个政策之后，中国政府说了算，老百姓没有话语权。一个错误的政策迟迟没有纠正。

易富贤先生在他的“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结束十年后”一文中指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背后的逻辑始终令人质疑。即便在政策失败已成定局之后，仍依赖篡改的数据来维系其正当性。

长达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充分暴露了中国决策体系中的致命缺陷，而中国社会与经济正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非常感谢易富贤先生接受法广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