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用网友章立凡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开篇:没有自由的社会,还是旧社会;没有民主的中国,还是旧中国。
今年的六月四号,一首在墙内朋友圈贴出但很快被屏蔽的诗文在墙外互联网广传,诗文如下:
那一夜,
他们渴望的,不过是改变,
是被倾听,
是清廉与希望,
是能在阳光中说出心声的勇气。
却换来了无尽的沉默。
火光划破夜空,
钢铁碾过街头,
没有解释,
没有回应,
只剩被声响掩盖的沉寂。
三十六年过去,
沉默成了最深的反抗。
有人学会了遗忘,
有人将记忆深埋骨里,
在不敢言说的日子里,
默默作痛。
有人试图撕去那一页,
可它早已嵌进时间的褶皱,
越掩,越清晰;
越久,越难忘。
6月4日,中华民国民选总统赖清德在脸书上发文,纪念发生在三十六年前对岸的极权中国,即“旧中国”的八九六四运动。他说:“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不只为了悼念历史,更是为了延续这段记忆。威权政府,往往对历史选择噤声与遗忘;民主社会,则是选择保存真相,拒绝遗忘那些为人权理念付出的人—以及他们所怀抱的梦想。”
三十六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仍然拒绝甚至惧怕现代政治文明,坚守百年来一党专政的旧中国执政模式,拒绝实现文明跨越。那么每年的六月四号,都将有更多的人追忆怀念与唤醒,直到中共勇敢地跨出政治转型与现代政治文明并轨的那一步。
一篇题为《当我们纪念六四时,在纪念什么》的长文这样写道:我是在九十年代末出生的,从没亲历过那个夜晚。我最早对那天有所感知,是在一部电影里。那部电影叫《蓝宇》,讲的是两位男子的爱情故事,背景是八十年代末的北京。在电影的中段,忽然出现一段极短的骚乱场景。人群奔跑,烟雾弥漫,有枪声传来。主角在街上搜寻失散的恋人,脚步慌乱、面容苍白。没有交代发生了什么,也没有留下太多镜头。就像历史本身那样,仓促出现,迅速消失。我记得那段画面让我坐直了身体。我感觉到某种东西被划开了。
那不是我第一次听说「六四」。小时候,父母偶尔会提起——轻描淡写地说起「那时候也上过街」或「你姑姑没回来」,像是说天气冷了,要添件衣。那时候我还不太理解,直到有一天,我在家中翻到一张泛黄的照片,上面是一个年轻女孩,头发扎起来,眼神有些倔强。我问母亲那是谁。她沉默了片刻,然后只说:「你姑姑,木樨地,子弹。」
之后我试著去理解那天。看纪录片、读文章、搜寻被反复删除的帖子。有时候我会梦见陌生的场景——坦克驶过空荡的街道,有人在喊,有人在跑,我在追著某个人的背影。
这些梦境和「六四」的记忆融合在一起,无法分开。有时候我搞不清楚,自己梦见的到底是哪一年、哪一座城市,是北京,是上海,是乌鲁木齐,还是一种想像出来的中国。
我开始明白,那些记忆之所以被压缩,不只是因为它们被压制,更因为它们难以承载。我们无法在广场上为死者立碑,只能在社群平台的暗语中彼此认出;我们不能公开纪念,只能用数字、诗句、符号传递情感。记忆原本应该是自由的。但在极权体制下,它变成了一种需要被「规划」的东西。在我们的语境中,记忆并不是自然而然地流动,而是经过设计与审查。记忆不再是一种个人选择,而是一种政治结果,被一层一层包裹起来,像是被政府标签与归档的文件夹。
香港曾经是一个例外。那里曾是唯一可以公开悼念六四的城市。每年六月,维园草地上会点起数万支烛光。广播里播放著《自由花》,人群低声合唱,那些歌词不像口号,更像祈祷。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六四可以公开悼念」,就是透过香港。但这样的夜晚已经没有了。自2020年后,维园再也没有点烛光。支联会被取缔,悼念馆被查封,主办人被逮捕。政府不再用「疫情防控」做借口,而是直接援引《国安法》。悼念变成了一种犯罪。
极权对记忆的管理,不只是删除一个年份、一个词条、一张照片——它删除的是人与人之间可以共享情感与记忆的空间。在极权社会里,遗忘是政策,而记得则成为一种风险。你不能随意提起一个时间点——「1989年6月4日」;不能明言一个地点——「北京四通桥」;也不能完整说出一个人的名字——那位高举布条、被迅速带走的男子。他们不是不存在,而是被有意从记忆的语言系统中删除。
六四不是一个孤立的点,而是一道长长的阴影,从1989年伸向我们当下的日常:审查、封控、抓捕、流放,还有那些我们尚未能命名的创伤。
有时我会问自己,如果记得那么痛,那为什么不干脆忘了呢?忘记的确比较容易,但我始终做不到。我无法看著那段历史从地图与语言里被抹去。记忆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尊严。它让我们知道:有些事发生过,即使没有纪念碑;有些人曾站出来,即使名字从未被念出;有些梦仍在,即使风雨不断。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记忆还肩负著另一个任务:对抗分裂。我们正处在一种难以言说的疲惫与不信任之中。很多人都在逃离:有人逃离祖国,有人逃离现实,有人逃离彼此。
但这种互不信任的状态,不是我们的错。它是极权长年制造的结果——当一个政权把言语变成武器,把真诚变成风险,把团结变成犯罪,人们便学会了自保,也习惯了孤立。
在这样的时代里,纪念六四仍然让我们短暂地、真实地相遇。它不是一场政治表态的演出,而是一种集体的凝视。当我们在纪念六四时,其实是在说:我们不是彼此的敌人。我们有敌人——一个让人们噤声、制造恐惧、鼓励背叛的体制;一个让真相变成谣言、让正义变成「寻衅滋事」的制度。但我们的敌人从来不是身边这些与我们一样,也在学著如何活著、如何记得的人。因为只要我们还记得,我们就还在对抗那个企图让我们彼此隔绝、彼此怀疑的世界。因为只要我们还能彼此认出,我们就还能彼此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