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自由，人们会立即反应这个词语的第一感觉：不受外在强制，同时也没有内在压抑的无拘无束。但这种感觉只反映了自由最本能和表面的意义。因为一个社会人必然会处在复杂的政治、经济、宗教、道德等多维情境中，所以他的自由绝不是一种单纯的感觉。在现代社会中，与人的自由关系最密切的领域是人的政治生活，因此人们首先关注和感受的是政治自由。密尔的《论自由》就从这里开始。

约翰·密尔的自由理念中，限制权力是保卫自由的首要任务。

问：看来《论自由》一书集中讨论政治自由。

答：是的，这里要强调一点，对自由问题的思考涉及到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比如从原罪出发，讨论意志自由，这是一个宗教问题。讨论人在社会中的活动的限制与自由，这涉及到法律问题。讨论人对善行与恶行的选择自由，这是个伦理学问题。讨论人类行为在社会形态演变中的作用，是历史学问题。密尔讨论自由，关注的是自由在人的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极其表现，关注的是如何保护人的政治生活的自由性质，所以我们可以说他讨论的问题是政治自由问题。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开宗明义指出：“这篇论文的主题不是所谓意志自由，这里所要讨论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适用于个人的权利和限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密尔简单回顾了一下人类历史中早先的权力性质。他指出，古代的统治形式，除了希腊时代的一些平民政府之外，是人民与统治者处于敌对的状态，统治者运用权力完全不顾被统治者高兴与否，那时人民所要的自由不过是对统治者的暴虐权利的防御，而统治者手握权力也不是要造福百姓，相反他们是将百姓当作自己获取利益的来源。在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中，民众只是构成基础的材料。密尔指出：“权力被看作是一种武器，统治者会试图用以对付其臣民，正不亚于用以对付外来的敌人。”

问：这种权力形式是一切专制国家的统治方式。

答：是 的 ，只要权力需要不断寻找敌人，这个权力要么就是暴政，要么就是正趋向暴政。但是在英国的政治体制下，密尔认为这个体制是人类进入了比较文明的一个阶段，有一部分人，密尔称他们为“爱国者”，意识到要对权力施以限制，“这个限制就是他们所谓的自由，”这些爱国者，也就是争取自由的人，有两种方法来限制权力，第一种方法是强迫当权者承认某些政治自由或政治权利，统治者若侵犯了这些政治权利，就应被视为背叛，臣民就可以反抗，在这种状况下造反就是正当。在英国历史上，《大宪章》的产生就是这种情况。第二种方法就是建立宪政体制，在宪法中规定，重要施政原则需得人民或其代表同意。密尔指出，这第二种方法是一切热爱自由的人的主要追求目标。密尔把英国政治结构看作文明进步的标志是有充分理由的，英国作家丹尼尔·汉南在他的著作《发明自由》中指出，“大部分自由主义的专有词汇都来源于英语，比如早在1580年，英国就有了“良心自由”这种表述，1644年又有了“公民自由”，1769年又有了“表达自由”。甚至林肯在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中所使用的“民有、民治、民享”这个表述也来自英国宗教改革家约翰·威克利夫，这是他在为英文版《圣经》所写的前言中所讲的，时在1384年，早于林肯演说480年。

问：林肯喜欢读圣经，或许他读过威克利夫所写的前言。

答：这很可能，威克利夫所表达的观念正是林肯的追求，很自然会成为他本人的政治理念。密尔认为，限制权力的第一种方法不足以保证现代社会中人的政治自由，因此，人们认识到与其限制权力，不如把权力的来源掌握在自己手里。于是，“他们看到国家的各种官府若成为他们的租户或代表，可以随他们的高兴来撤销，那就要好的多。他们看到，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享有完全的保障。使政府权力永不至被妄用到对他们不利。”这种认知的推进使宪政体制日益成熟，选举和任期制成为保障人的自由权利的宪政要旨。因为在密尔看来，“只要有效的做到使统治者对国族负责，可以及时地被国族撤换，那么国族就不怕把自己能够支配其用途的权力托付给他们。”这种对统治者的信任来源于这样一种信念，“统治者的权力实即国族自己的权力，不过是集中了，寓于一种便于运用的形式罢了。”所以我们观察和判断一个国家的性质，首先要看统治者是否确实可以做到定期更换，也就是要看最高权力的任期限制是否真实。中国政治改革最大的成果是废除了终身制，这表明中国曾经确实有过政治文明化的设想。但是随着这个成果被无情摧毁，中国重新陷入独裁专制的泥淖。我们观察当今世界暴政回潮时，首先可以看到一系列统治者，用各种方法使自己可以终身执政，连美国这种号称民主灯塔的国家，现任总统也跃跃欲试要终身执政。所以密尔《论自由》的第一要旨就是阐述统治权的定期更换。

问：统治权的定期更换就能够保障个人政治自由吗？

答：这是政治自由的先决条件，没有这种定期选举，一切都免谈。但是，随后的问题就是保护少数，这个问题要复杂和困难的多。密尔和法国政治哲学巨人托克维尔有密切的交往，他和托克维尔于1835年相遇，彼此赏识，有过许多通信讨论。密尔在他的自传中热情洋溢的讲述了托克维尔影响了他的思想变化，他说：“变化发生过程极为缓慢，最早要从我阅读或者说研究托克维尔先生的《论美国的民主》开始。这本书刚一出版，我就把它拿到了手，在这部非凡的著作中，连作者提出民主政治优越性的方式，因其更明确具体而使内容更有结论性。同时，因为民主政治在人们眼中是大多数人的统治，所以本书就困扰民主的具体危险展开了精辟的阐述和巧妙的分析。但他并非以此为由，反对作者眼中的人类进步的必然结果，即民主政治，而是指出了它的弱点，同时又提出了捍卫民主的种种方法以及必不可少的补救措施。这样可以充分保证民主的良性运行方式，同时消除或减少了它的其他倾向。”托克维尔给密尔的最大启发是对“ 多数人的暴政”的思考，这个问题是避免民主政治退化为专制政治的关键问题之一。

自由问题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如影随形，但自从人类社会跨入现代门槛，这个问题急需重新认识，因为它已成为文明进展的一个标志。一个国族中人所享有自由的深度与广度是衡量该国族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尺。法国启蒙思想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英国1640年革命时期的法学家、哲学家更直接面对了这个问题，他们仿佛不约而同地思考着什么是国家威权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界限，权力与权利的博弈如何达至平衡，何种政治制度能造就一个文明与正义的社会。

问：密尔似乎认为他所处的时代需要重新考察自由问题

答：是的，他为这个目的所作的《论自由》一书开宗明义就表达了这个意思。他说自由问题“几乎从最远的年代以来就在划分着人类，不过到了人类中比较文明的一部分现在已经进入的进步阶段，它又在新的情况下呈现出来，要求人们给予一种与以前不同而且较为根本的处理。”他所用的fundamental这个词就是根基性的意思，可见这个问题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但是密尔对这个问题的深入认识和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相关，那就是他在中年之后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早在1830年密尔就结识了海瑞特·泰勒夫人，泰勒夫人的夫家是密尔一家的世交，密尔与她的丈夫泰勒先生很熟，认为他是一位“正直、勇敢又可敬的人，也是个开明的人，非常有教养。但是和他夫人相比，智力和艺术品位还是稍逊一筹。”海瑞特·泰勒夫人是密尔极为钦佩的人，他称她为“一位女性天才”密尔对他的描述是：“在我初见她时，她就展现出了丰富而坚强的性格，她的外表美丽机智，与她接近的人都能感受到她与生俱来的超凡气质。再从内心来看，她有着深切而强烈的情感，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天生的才智，更有喜爱沉思的诗人特质。”两人相识时，密尔25岁，海瑞特23岁 。

问：可他们真正结成夫妇却是在1851年，已经是在相识相知20多年之后了。

答：是的。事实上，他们两人在精神上早已交融结合，但这种彼此爱慕却完全是柏拉图式的。这种关系中的海瑞特在密尔眼中就是雪莱。他说：“在一般的精神特性及性情和条理上，我经常把那时的她比作雪莱。”所以，我们可以想像密尔是以拜伦与雪莱的深厚情谊来看待他与海瑞特的关系的。密尔承认：“我们互相爱慕，彼此信任，虽然我们并不在意社会风俗的约束，但我们觉得也不应该因为这些而打搅了她的丈夫或影响她本人的清誉.”在他们交往的这20年中,双方都在知识与思想上彼此给予，可以说友谊促进了密尔理论探索的扩展和深入。这到正应了罗马大哲西塞罗的话：“哲学友谊经常被人忽略，这不足为怪，但却是不幸的事。自哲学诞生之初，友谊就被认为是哲学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段友谊因泰勒先生去世而发生了变化。两人在1851年4月结为伉俪。密尔对这个变化讲过一段很感人的话：“那些年，我从未希望彼此的关系还能更亲密，我本来一生都怀着对她的热盼，期待着彼此生命的完全结合。但如果是与失去我最尊敬的朋友，她最欣赏的丈夫为代价，那我们宁愿永远放弃我们的幸福。她丈夫去世后，我们从长期的精神与写作伴侣上升为生活伴侣。我们一起生活了七年半，也只有七年半，那段日子幸福的像是从天上偷来的。”不幸的是海瑞特有严重的肺病，1858年冬天，他们夫妇两人准备在法国南部过冬，结果海瑞特突发急性肺出血病，逝于阿威尼翁。密尔的心都碎了，他感觉从天堂一下子掉进了地狱。他把妻子葬在阿威尼翁的墓园中，就在墓园旁边买了一所小房子，如同守墓人一样住在那里。就在这里，密尔完成了《论自由》一书。因为这部书是他和妻子一起讨论撰写而成，其中有些章节就出自海瑞特之手，密尔宣布：“我太太和我一起写了《论自由 》。

问 :所以密尔极其珍视这部书。

答：是的，密尔说：“《论自由》是我们合作最多的作品，书中每一句话都经过了我们反复的思考和认真的推敲，我们小心地排查出所有思想上或表达上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论自由》可能比我的其他作品更有生命力，因为我和她思想的共同结晶让这本书成了一本阐发完美真理的哲学教材。”聂耳因此称：“《论自由》一书是我作品中的空前绝后之笔。”而且他点明：“《论自由》一书所阐述的真理，随着社会不断的变革而欲加显明。说明了性格多样化对人类和社会的需要，让人性可以向无数的，乃至相冲突的方向充分发展。”这个提示告诉我们，《论自由》一书的主旨在于论证社会的发展必定带来人性的丰富和社会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的方向并不一致，它可能互相冲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能否认识到压制多样性就是压制了人类向更高的文明前进。有趣的是，密尔在谈到《论自由》一书的思想渊源时，他列举了几位德国思想家，如冯·洪堡、歌德和费希特。因为皇权制度下的德国和宪政制度下的英国相比，知识分子在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方面更感压抑，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呼声更为强烈。比如费希特在他最著名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中，开篇所谈的就是写作与出版自由，他说：“有一种人认为，克服危险最安全的办法是不要谈论和判断眼前所见的事情，似乎对现实的倒行逆施不说就意味着看不见，看不见就意味着不存在。”这种情况恰恰是暴政之下多数人的心态 。

问：他和海瑞特的思想交流激起他的反省欲。

答：是的，他在与海瑞特的交流中也反省到边沁功利主义的工具化、数量化倾向，对于边沁的功利主义的重大缺陷，我们还可以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名著《卡拉马卓夫兄弟》中的一个问题得到启发。哥哥伊凡问笃信宗教的弟弟修士阿廖沙，“请回答，假如你自己建立一座人类命运大厦，目的是最后使人们幸福，最终给他们和平与安宁。但是为此，不可避免的要残害一个小小的生灵，比如那个用拳头捶打自己前胸的小孩，在他那没有获得报偿的眼泪之上建立这所大厦，那么你是否同意在这些条件下成为建筑师？”这实际上是对功利主义所谓“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个提法的质问。“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逻辑内涵是“少数人的痛苦”，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回答是：“我完全拒绝最高的和谐，这个和谐还比不上一个孩子的眼泪。”他的这个思路和康德一致。密尔的反省使他成为一个被柏林称为“默默脱离师门的弟子”因为他不再坚信幸福是个可以标准化，数量化的东西。或者说，他把幸福看成一种多样性的自我认可。

问：这在逻辑上也是自洽的，因为幸福感是完全个人化的内在感受。

答：这正是他在《论自由》一书中所要表明的观点。柏林总结他的这个变化，说：“他仍然宣称幸福是人生的唯一目标，但是对于构成幸福的因素，它的看法却和他那些功利主义导师十分不同。因为他现在觉得最有价值的东西既不是理性也不是满足，而是多元化，多样性，繁复而完美的人生。其中包含了个人发挥，以及个人、群体与文明的自发性及独特性。他所痛恨与惧怕的乃是狭隘的心智、齐一的标准，迫害所产生的瘫痪效果，以及权威、习俗或舆论所加诸于人的毁灭性压力。”这段总结非常重要，因为循着这个思路，我们才能明确理解在《论自由》一书中密尔所表达的自由理念。

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道德，它的任务是要探讨和建构一套人的行为准则。依照这些准则行事，就是合乎道德，否则就是非道德。它所使用的最广泛也最具体的评判标准就是善与恶。密尔所弘扬的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善恶标准就是凡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的行为就是善，给人们带来痛苦就是恶。

欧洲思想文化长廊探讨约翰·密尔的自由理念，聚焦功利主义伦理学。

问：难道善的行为必定带来快乐吗？

答：这个问题是个关键问题，功利主义并不容易回答。我们已经说过，功利是个习惯译法，并不完全准确，更准确的意思应该是功效，但是我们可以认为，一般说来，凡属善行善事它一定包含有快乐幸福，它体现出美德，而凡属恶事恶行也一定会包含痛苦不幸，它体现出邪恶。伦理学有许多流派，但大致不出两大理论体系，结果论和非结果论，也就是目的论和义务论。所谓结果论就是评判一个行为是否道德要看这个行为造成了什么结果，而非结果论则强调评判一个行为的善恶标准是看它符合不符合正义原则，是否出于善良意志。 康德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绝对命令”。举个例子，一个公司员工想要盗用公司一笔资金，他就要计算结果，第一种判断是他可以因盗用这笔资金而过上好日子，给他带来幸福。那么从目的论的角度看，他可以干这件事。这是利己功利主义的判断。第二种判断，他计算达成目的的后果，发现自己盗用这笔资金，会使公司中许多人领不到工资，从而造成大多数人的痛苦，因而依照规则功利主义的判断，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才是善，他就不能做这件事。因此从结果看，停止盗用才是善。而在义务论来，不可盗窃是绝对命令，你根本就不能行盗窃之事。这出自你内心的理性，出自善良意志。

问：我看人大多是会尊从道德律令来行事的。

答：这里有一条悖论，当我们依照功利的目的论来判断善恶时，我们会发现我们仍然使用了那些道德律令作为评判的工具。但功利主义强调的不是工具而是目的。密尔的经典论证是：“把‘功利’或‘最大幸福’原理当做道德基础的信条主张，行为的对

错与它们增进幸福和造成不幸的倾向呈正比，唯有快乐和免除痛苦是值得欲求的目的，所有值得欲求的东西之所以值得欲求，或者是因为内在于它们之中的快乐，或者是因为它们是增进快乐避免痛苦的手段。”这段话在当代功利主义的论说中已极大的扩展了幸福一词的所指，变成类似“广大民众的幸福指数”，“社会繁荣度”，“社会福利保障系统”，这些可以实际上感觉经验到的事实。它确实如边沁所说，可以计量。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个提法暗含着最少数人的不幸福。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在他的名著《正义论》中就此问到：“对一些人的损害是否能够被一种其他人享受较大的利益总额绰绰有余的抵销，或者正义是否要求一种对所有人的平等的自由，且只允许那些有利于所有人的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存在？”也就是说，如果生活中有一部分人享有了最大的利益，他们所获得的幸福总量能否抵销没有从这幸福总量中分得一杯羹的人所得到的不平等待遇？

问：这个问题其实是个正义与平等的关系问题。

答 :是的,边沁有强烈的科学主义倾向，他认为克服不平等可以用更精确的计算收益比来实现，他甚至提出一种快乐计算法，从数量、广度、持续时间、持续强度等方面来计算快乐最大值。人们常常举这样一个例子，一项药物试验需要100名儿童参与，若试验成功，则可以救一千万儿童，这个实验是正当的吗？ 在非目的论的伦理学中，比如康德，他会说这是不正义的，因为人本身就是目的，每一个体本身就是目的，所以不能拿来做让大多数人幸福的手段。可在功利主义看来，这个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目的达到了，所以它是正义的。我们可能会说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可能会选择功利主义的做法，但从原则上，康德的信条又无懈可击。密尔自己的看法则是“公正即在功利之中”因为密尔把个人权利引入了功利考虑。他认为，所谓公正就是承认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保护个人权利就是维护了公正，因为公正本质上是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因此上述问题在密尔那里可能可以这样解释：孩子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参加试验，孩子或可以代表孩子做出选择的家长在得到适当补偿的条件下，决定是否承担起这个拯救更多孩子的义务，如果他决定承担这个义务，那就实现了公正。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自由，正是在自由这一点上，功利主义似乎和义务主义有所接近，因为承担义务恰恰符合康德所论，善的行为是出自善良意志。

问：看来道德问题最难有数学一样非此即彼的确定性。

答：是的，所以边沁的科学主义倾向会被人诟病。密尔则努力纠正边沁的偏颇。以赛·柏林对边沁与密尔的区别有一段精彩的评述：“ 根据密尔的看法，不论幸福所指为何，他绝不会是边沁所指的那种东西。因为密尔认为，边沁的人生观过于狭隘，对历史、社会或个人心理都缺乏一种想象的理解。他不知道把社会维系在一起的东西，例如共同理想，忠诚，民族性格等等究竟为何物，他也没有体会到人们对荣誉，尊严自我逃避以及对美，秩序，权利，行动的喜爱，他只了解生活中的事物性（business)的一面.”柏林的这个评论准确地抓住了密尔把功利主义推向深入的关键，那就是他把幸福快乐这种感受做了层级上的区分。因为密尔认为：“人类具有的官能要高于动物的欲求，当这些官能一旦被人意识到之后，那么只要这些官能没有得到满足人就不会感到幸福”他又指出：“承认某些种类的快乐比其他种类的快乐更值得欲求，更有价值，这与功利原则是完全相容的。”密尔的名言是“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胜于做一只满足的猪，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胜于做一个满足的傻瓜。”

问：“这恐怕就是伦理学的实践性问题了。

答：是的，伦理学探讨的一切原理都指向人的行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是善，为什么那样做是恶，康德探索道德原则的书是《实践理性批判》，所以道德问题必然是一个实践问题。但是谈到实践，谈到行为就必然面对一个选择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自由选择问题。柏林也是从这个角度阐述密尔的功利主义的特性。他指出，密尔扩展幸福的领域乃是因为他相信人类的选择能力，人类是骑师而不是马匹，人类追求的目标无限丰富，人的选择的方式越多，人生越丰富，越幸福。同时密尔也认识到功利主义在正义问题上的软弱之处，他的辩护是说：“一切正义的问题也都是利益问题，正义仍然是代表一些社会功利的恰当名称，这些社会功利作为一个整体要比任何其他社会功利重要的多，正义的情感显然具有更加确定的命令性和更加严格的约束力。

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继续探讨约翰·密尔的自由理念，今天聚焦走上理论探索之途。密尔少年时，在父亲的监督和指导下完成了精神建设的基础工程。在此基础之上，他开始关注眼前的各种社会理论和哲学流派。在他父亲老密尔身边聚集着一个文人圈子，其中有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人物，在和他们的接触中，密尔开始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杰里米·边沁，功利主义最重要的思想家。

问：功利主义是不是也被称之为功效主义？

答：是的，这个学派的英文原名是utilitarianism,它的词根utili就是有用,有效的意思,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功效主义。在中国，长久以来人们就把它翻译成功利主义，但这不是一个特别准确的译法。因为中文的功利这个词有强烈的贬义。我们日常谈到某些试图损人利己的人，会说这人“特功利”。但所谓功利主义却完全不含这种意思。边沁只是强调“当某项行为所具有的增大共同幸福的倾向大于其减少共同体幸福的任何倾向时，该行为符合功利原则”也就是说，人的行为，社会政策，政府施政的好坏标准，是看它们是否增加了人们的幸福，减少了人的痛苦。所以称它为“功效主义”更为准确。但我们还是依照习惯称它为功利主义，以免引起混乱。杰里米·边沁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的重要著述大多和法学理论相关。但他却是伦理学各学派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功利主义理论代表了伦理学中结果论也就是目的论的一派。这一派认为，如果一个行为有助于带来合乎需要的或有益的结果，那么这个行为就是合乎道德的。这和以康德为代表的义务论一派完全不同。康德一派评价行为善恶的标准是看它是否出自善良意志，而不管得到了什么结果。而善良意志的依据是“绝对律令”。边沁是老密尔的朋友，所以小密尔也和他很熟，他们曾一同远足，游览牛津、巴斯、普利茅茨等地。1813年，老密尔在伦敦的住所就是向边沁租的。小密尔在巴黎时就住在边沁兄弟的家中。我们可以从密尔的自述中看到边沁对他的影响 。他说：“从某种意义上我之前所受的教育就是功利主义教育，我一直被教导着去应用‘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标准。翻开边沁作品的前几页，充满新奇力量的文字映入眼帘，我不由得眼前一亮。他评价道德和立法中的一般推理那一段让我印象尤为深刻。”他说的这部著作就是边沁的《道德与立法的原则》，密尔甚至说：“当我放下《立法论》最后一卷时，我已经脱胎换骨。”

问：可见边沁对米尔的影响有多深。

答：是的，不过后来密尔写了《功利主义》一书，他认识到边沁思想的缺陷并且给出了他自己的思考结果。他当时设想：“我希望一边认可，吸收边沁所有具有永恒价值的理论，一边又能允许另一种比边沁更好，更完善的激进主义哲学存在”密尔心目中的所谓激进主义哲学就是他一直秉持的民主社会主义立场。他在担任英国下议院议员时，不断提出保护弱势群体，扩大平等权力，扩张个人自由的法案。这种哲学立场深受法国圣西门一派的影响，他和孔德保持了多年的通信，是他把孔德的实证主义介绍到了英国。密尔基本的自由主义政治立场从未发生动摇，他深刻认识到一个民主社会必须警惕金钱侵入政治领域，因为金钱会带来特权，使政治决策倾向于寡头的私人利益。只是那时还没有像当前出现的破坏民主制度的科技寡头，密尔的批判茅头是指向特权阶层的。

问：英国宪政制度已有几百年的发展历史，密尔仍对它不放心。

答：是的，我们看密尔最著名的一段论述：“我认为在英国宪法中，贵族阶级，贵族的特权是应当不遗余力去摒除的。特权引起的不是税金或任何类似的小麻烦，而是足以腐化整个国家的巨大力量，说它腐化，首先是因为它把私人利益置于国家公共利益之上，滥用立法权力为统治阶级谋利益，从而使政府行为变成低级的公共道德行为缺失的样本。其次，在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之下，大众对国家的崇敬却与权力捆绑在一起。在英国制度下，无论是世袭的抑或是后天赚得的财富，都会大大影响当事人的政治影响力，财富以及财富的标志几乎成了唯一受人尊敬的东西，也是人们努力追求的主要目标，我想只要上流社会和富有阶级掌握政府权力，教育民众和改善他们的生活就与其私利相背，因为这样容易使人们有力量摆脱压迫 。”

问：这话讲的一针见血，而且极有现实意义。

答：是的，所以各种统计数字都说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社会阶层更容易以自己的自由换取强人统治，至于那些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人，却去恭维和支持具有暴政人格的统治者就只能说是自甘下流，用班达的定义，属于“知识人的背叛”了。所以密尔专心致力于阐述自由的理念和推动民主制度的巩固深入，说到密尔的自由主义立场，我们可

以先来看看他对功利主义的阐发。英国功利主义的思想早有萌芽，特别是在休謨的名著《道德原则研究》中就已经明确说：“效用、功利这个因素在所有主题中都是称赞和赞许的源泉，它是与其他社会美德，如人道、慷慨。博爱、和蔼、宽大、怜悯和自我克制不可分离的。”边沁吸收了休谟的观点，但是将它系统化、集中化、定性化了。边沁阐述了功利主义的全部诉求，但有一点不可忘记，休谟和边沁都受法国启蒙哲学家极深的影响，边沁的著作中能看到爱尔维修、拉美特利等启蒙哲人的影子。边沁在他最重要的著作《论道德与立法的原则》第一章中就明确了什么是功利，确立了功利原则是谈论道德的出发点。他说：“大自然将人类置于两位君王，快乐和痛苦的宰制之下，唯有他们才能指明我们所应为，决定我们所将为，是与非的判断标准，因与果的演化系列，无不取决于这两位君王，” 既然快乐与痛苦是判断是非的标准，那么给人快乐的幸福就成了伦理学中的一个绝对诉求，能增加幸福指数的行为就是善的，增加痛苦指数的行为就是恶的。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限定，那就是这个幸福并不单止个人，而是指由个人组成的共同体。

问：这个限定极重要，否则就成了利己主义。

答：是的，所以边沁明确指出符合功利原则的条件是：“当某项行为所具有的增大共同体幸福的倾向大于其减少共同体幸福的任何倾向时，该行为便可以说是符合功利原则的。或简而言之，是符合功利的。”但是边沁走向极端，认为人类追求的快乐和效用的多少大小均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计算，这就走向了唯科学主义，把具有无限丰富情感、知觉、感受的人等同于可计算的物。这一点极大地损害了边沁理论的深刻性，因为走向极端的功利计算抹杀了自由与正义的无法计算性，也无法评估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的许多伦理困境，甚至使许多决策忽视少数人的权利，造成不公正。在美国进步主义所推动的DEI政策中，我们就看到这种困境。美国以假保守主义面目出现的极右翼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蛊惑人心，扇动仇恨。所以功利主义的理论仍值得深入研究。密尔所著《功利主义》一书正是这种努力最成功的范例。

密尔学识渊博，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逻辑学、法学领域都有重要著述，并产生了广泛影响。如果我们把进入学校，由人授课当作受教育的定义的话，约翰·密尔在严格的意义上说，一天学都没有上过。夸张点儿说，他从未受过正规教育，他的学术思想成就完全来自于他独特的学习经历。

问：约翰·密有独特的学习经历.我们还很少见到一个完全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大思想家。

答：是的，我们讲过的那些大思想家，大诗人，如洛克、霍布斯、休謨、弥尔顿、拜伦都曾在牛津或剑桥接受教育，打下了坚实的知识根基。但密尔却完全是在家里完成了自己的知识积累。因为他的父亲詹姆斯·密尔是英国著名的学者，在历史学、经济学、哲学上都有卓越的贡献。密尔自己说：“我拥有别人难以比拟的优势，有一位能教导我并且也愿意花费必要的心思和时间来教导我的父亲。如果我懂得比别人多，那并不算什么，我要懂得比别人少，那才是奇耻大辱。”密尔通过自己的学习过程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实施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和有效性。他认为：“早期教育是能教给小孩子东西的，而且效果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好的多。而用惯常的教诲方式教育孩子，几乎浪费了孩子的童年时代。”小密尔的父亲詹姆斯·密尔是《英属印度史》的作者，同时，他又是一位报刊专栏作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仅靠稿费收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这在当时的英国是很不寻常的。但他仍投入很大精力来教育小密尔，指导他学习。密尔说：“他在我身上倾注了超常的精力，关爱和耐心。按他的构想，努力给孩子最高层次的智力教育”。

问：看来小密尔是家学深厚。

答：是的，不过这个家学并不是指老密尔向小密尔灌输他自己的一套观念，事实上，小密尔在成年之后对老密尔的许多思想是不赞成的，老密尔指导小密尔的诀窍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让他去研读经典，当然是从希腊古典开始。在小密尔三岁时，他就开始学习希腊文，从背诵老密尔给他做的希腊单词卡片开始。在掌握了足够多的词汇之后立即开始阅读。这个阅读的独特之处在于要求他边读边翻译，在阅读的过程中把希腊原文翻译成英文。这个方法非常有效。小密尔读的第一部希腊古典著作就是《伊索寓言》。出生于1806年的约翰·密尔在1813年，也就是年仅7岁，就已经读了六大卷的柏拉图原著，其中包括《由叙佛伦》、《泰阿泰德》等相当艰深的哲学著作，这实在令人难以想象。老密尔让儿子和他在同一张桌子上学习，父亲写作，儿子背希腊原著，这个情景很让人感叹。我们看看小密尔自己列出的阅读清单：希罗多德的全部作品，色诺芬的《远征记》、《居鲁士的教育》、《回忆苏格拉底》、琉善的大部分作品，柏拉图6卷著作集，休謨和吉本的历史著作，沃森的《菲力二世》，胡克的《罗马史》，这个书单要一一举出会长的惊人。小密尔从8岁开始学习拉丁文，又是从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开始阅读，对罗马诗人维吉尔和奥维德、贺拉斯的诗作，西塞罗的《演讲集》修昔底德的历史作品烂熟于心。

问：这些都是在他十几岁时阅读的吗？

答：是的，我列出的这些书目还只是他阅读量的一小部分，这已经让人惊叹，但是不要忘记，阅读只是学习的一部分，如果只读不思，那就会成为书呆子，只有知识而没有思想。老密尔同时让他学习数学和一些试验科学，在阅读古代经典的同时也关注现代科学的发展。在12岁的时候，他开始进行系统的思维训练，这个训练从逻辑思维开始。父亲让他去钻研经院哲学中的逻辑论述，也研读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培养他理解思维的工具，范畴、分析、解释、论辨的定义与方法。这些思维训练对密尔一生的理论探索帮助极大。他甚至认为在现代教育中如果经院派逻辑应用得当，就可以培养出逻辑缜密的思想家，这一点是任何训练手段都无可比拟的。老密尔还使用一种方法，那就是朗读学习法。他让小密尔朗读一些重要的希腊先哲的演讲，注意语言转折，文词韵律，声调起伏，在朗读停顿时加以点评。这个方法早已被人忘却，其实这是一个学习人文科学的极好的方法，我们古人就讲究朗朗上口，孩子开蒙时一定要求诵读。所以才有书声朗朗这种形容学校学习气氛的表达。小密尔自己认为他的知识基础在14到16岁期间已经奠定，而且他认为这并不因为他天资过人，相反“他的天份低于标准而非高于标准”。他说：“我能做到的事要是换一个能力一般，体格健康的男孩和女孩也一样能做到，如果说我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话，在诸多推动因素中，父亲的早期训练功不可没。与同龄人相比，我的优势在于我比他们提早起步了25年。”

问：看来密尔很谦虚啊。

答：这也是老密尔非常警惕的事，他认为许多人自毁前程的原因就是自满。小密尔从来没有感觉自己优越，相反，他总觉得自己学业落后，赶不上父亲的期望。在小密尔的学习过程中有一点特别突出，就是当你掌握了许多知识后会分不清哪些概念是你真正理解了的，而会随口用一些词汇来解释说明一些想法，而这些词汇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你却并不清楚理解。比如有一次，他用了观点这个词，老密尔就让他解释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结果他发现自己并不能清楚地解释这个词。所以，密尔的著作特别清晰明确，那是因为他从小就学会了不用自己说不清含义的词汇来表达思想。但是很显然这种教育方法也会有些副作用，那就是密尔缺少与同龄孩子的交往，也缺乏普通人处理事物的能力，他承认：“很长时间以来，我都不擅长做任何需要灵活动作的事情，我的大脑以及双手一碰到具体的事情，或者说该用到它们时就没了效率。父亲给我的教育本质上更适合于训练我的思考能力而非动手能力。

问：小密尔对他父亲的教育方式还是有所反思的。

答：是的，但对于密尔这种一生事业都在精神领域的人来说，缺乏动手能力倒不会引发什么恶劣的后果，他碰到的危机其实也是精神上的危机。1826年秋天，他一度陷入沮丧忧郁，用他自己的说法：“我整个人都变得木木的，感受不到快乐和兴奋。他问自己：“假如一生中所有的目标都实现了，你就会觉得满足了吗？你就会快乐吗？”他反复思考，终于认识到他从小所受的训练集中于理论推理，分析观念之间的联系，这种思维模式走到极端就会脱离人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其实这就是人脱离了和生命的联系。正如歌德所说，理论总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他意识到：“分析习惯对于审慎的思考和敏锐的洞察力来说是助长剂，但对于激情和美德来说却是根基处的一只害虫。”在密尔那里，问题不在于不知道，而在于不感觉。他自己深刻反省到这一点，他说：“怜悯苍生而后欢喜油然而生，以他人乃至全人类之大幸福谋取为己任，为幸福最伟大最可靠之源泉。但是知道某种感觉会让我幸福并不代表这种感觉真能给我带来幸福感”。他克服这种抑郁的方法是让自己投入到诗歌，音乐以激发人的感性激情，他重新感受到湖畔诗人的诗作和大自然之间美妙的契合，他的心灵从理性的禁锢中苏醒了。从华兹华斯的诗中，他找到了内心的喜悦和充满想象的快乐。

约翰·密尔是19世纪最重要的民主理念的阐释者、宣传者。实践者，谈及西方自由主义理念，他是被最多引述的思想家之一。同时，他还是一位经济学家和信奉改良主义的社会学家，在逻辑学上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人最早接受西方民主思想，就是从密尔的著作开始。

问：密尔的自由理念可以说是中国知识人接受西方民主宪政原则的关键起点。

答：是的，严复先生在20世纪初就翻译了密尔的两部著作，《群己权界论》和《穆勒名学》，也就是密尔的《论自由》和《逻辑学体系》。当时严复先生把密尔翻做穆勒，这两部书刊行与1903年和1905年，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极大。当时严复先生把《论自由》译为《群己权界论》，这是他细读此书之后决定的。因为密尔的这部书就是仔细讨论了个人和社会、国家各自行为的界限，它阐明国家对个人的干涉限度和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该如何限定和受到保护。严复先生译Liberty这个词时用了一个古奥的字“繇”，这个字有两个读音，一读yao，是徭役的徭字的异体字，一读you，就是自由的由字的通假字。严复先生说：“‘繇’‘由’两字，古相通假，今此译遇‘自繇’字皆做‘自繇’不做‘自由’。”

问：但不论他用哪个字，他译出的书都为西方自由主义传入中国开了先河。

答：是的，在介绍密尔的自由理念之前，我要先强调一下什么是自由主义和它为什么如此重要，特别是在当今世界上民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之际。自由主义的内涵是在近代被许多重要思想家不断丰富的，但它的源头可上溯至古代希腊罗马。以其名言“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著名于世的阿克顿勋爵在其另一部名著《自由史论》中说 :“自由不是为了达到更高政治目的的工具,它本身就是最高的政治目的。”我们看到自启蒙时代以来，这个最高的政治目的已扩展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经济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性别自由主义等等，但没有政治自由其他自由只是空想。正如美国思想家沃特金斯所言：“现代自由主义绝非归属于某一个社会集团，其追随者亦不限于拥护任何一种经济体制。它乃是西方政治一切具代表性的传统之现代表现。若是自由主义无法生存下去，毋宁说西方政治传统也便宣告终结。”照此看来，自由主义的光谱是相当广泛的。沃特金斯指出：“所谓自由主义者，囊括了所有信奉立宪民主体制的理想与制度的人。这些团体在社会与经济的目标上固然差异极大，然而却能够一致接受某些政治原则。现代自由主义相信法律之下的自由是人类所应享受的生存环境，这一种自由依赖政府官员对独立舆论机构的尊重来维系。”。所以在五光十色的自由主义光谱中，其原色就是个人在法律之下的自由。英国剑桥学派的斯金纳教授总结说：“作为公民联合体的一个成员的自由，就是指在运用你的能力去追求你所希望的目的时完全不受妨碍，国家的职责之一就是阻止任何人去侵害他的同胞所具有的行动权利，它通过把法律的强制力量平等的放置在每一个公民之上而实现这一目的。”

问：密尔的《论自由》就是从这样的角度阐述他的自由理念的。

答：是的，从上面我们所引述的哲人所论，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沃特金斯认为现代自由主义是西方文明的世俗形式，而阿克顿泽认定自由本身就是最高的政治目的。因为人们想生活于其中的文明社会必须是个人拥有追求自己幸福的绝对权利，而这个绝对权利的限制不是官府的意志而是法律的规定。这个追求已在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中表达的非常清楚了。可以说这些文件都是自由主义学说的具体体现。同时，为了达到政治自由这个保证个人自由的最高目标，我们几乎只有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形式，一种政治安排可资使用，那就是民主宪政体制。只有这种体制下的政府才依靠民众同意取得权力而不是依靠暴力压制取得权力。正如沃特金斯所言：“正是靠了议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各社会阶级逐渐意识到其政治义务，西方世界逐步创立了有组织的公民社会，这正与中世纪时有组织的教会社会一样，获得了足够的道德权威，因之得以控制许多国家的运作。此一结果来源于各种运动，而它们的历史也便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历史。世俗形式的议会民主制替代了日渐式微的教会政治权威，正是靠了这种发展，法律之下的自由概念重新恢复了其传统地位，变成了西方文明的指导原则”。所以密尔的自由学说和民主政体紧密相关。他专门写了《代议制政府》一书，详细阐述了代议制政府的运作规则及其理论基础。

问：看来密尔的自由学说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

答：是的，他在《论自由》一书开宗明义就告诉人们：“这篇论文的主题不是所谓意志自由，这里所要讨论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探讨社会所能合法适用

于个人的权利的性质和限度。”这当然是政治领域的自由。而密尔写作《论自由》这部书的缘由恰恰是他担心英国宪政体制的缺陷会引发对个人自由的侵蚀，他担心政府权力会不知不觉扩张，以至渐渐压制了个人自由选择的空间。也就是说，在英国民主制度日趋成熟和稳定之时，他已经开始担心自由在悄悄流失，因为他认为：“社会平等和代表公众舆论的政府将不可避免会出现，这会把整齐划一的言论和行动的枷锁套在人类头上”。此外，我们应该知道沃特金斯的著作《西方政治传统》成书于纳粹势力在欧洲大陆气焰万丈之时。沃特金斯正是要通过对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的研究来重申西方文明的基本价值：自由。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今天也面临着相似的局面。世界各地出现的极右翼政治势力正在互相配合，试图让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他们号称自己遵循的是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其实骨子里是大国沙文主义，种族主义，民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混合。更为危险的是，这股极右势力有意配合已经垂死的共产势力，向西方民主制度发起攻击。俄国的普京、德国的选项党。法国的国民阵线。罗马尼亚的乔治斯库，他们要么自己就是专制暴君，要么就是暴君的好友或走狗，所以我们要再次强调沃特金斯当年所说的话，“若是自由主义无法生存下去，毋宁说西方政治传统便要宣告终结。以此观之，则当代危机的意义实在无法等闲视之。”这个警告因美国川普上台后采取的一系列破坏美国宪政体制的行为而愈显意义重大。密尔和沃特金斯都在表达同一个担忧，人的自由并不是一朝到手便可高枕无忧的天然权利，哪怕是在民主宪政制度下，自由仍可能被那些政治恶棍所剥夺。早在1832年，托克维尔就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极为睿智地指出，宪政制度是为了保障人的自由而设立，但人若不珍视自由本身，则制度便会被破坏，摧毁，形同虚设。危机就在眼前，人类命运的钟摆将摆向何方，全靠真心热爱自由的人的行动来决定

「提要」1948年是《1984》出版的那一年。人们对科技发展与人的自由之间关系的反思刚刚开始，但奥威尔却已经设想了暴政会利用科技手段来最大限度地控制人的自由。他的描述是具体而直接的，尽管这种描述只是出于天才的想象。但现在看，它们都是准确的预言。

问：奥威尔是第一位描绘科技手段服务于暴政的人吗？

答：我想是的，不过要稍微做一点说明。现在人们公认的三大反乌托邦小说是俄国白银时代的小说家扎米亚京的《我们》，英国作家赫胥黎的《美妙新世界》和奥威尔的《1984》。这三部小说的共同特点是都想象了科技发展对人类未来的影响，但角度各不相同。扎米亚京的《我们》完成于1920年，这是一部科学幻想小说，用反讽的手法描述人在科学化的世界中如何生存。赫胥黎的《美妙新世界》出版于1932年，是一部详细描写科学如何改变了人类的科幻小说。而奥威尔的《1984》却是一部严肃的批判性的政治寓言。扎米亚京和赫胥黎的小说出版时，法西斯暴政的恶果尚未完全显现，而《1984》年出版时，纳粹和苏俄暴政的现实影响已经造成了世界的大灾难。奥威尔是痛定思痛，所以他的著作是纯政治性的。他的设想是科技直接成为暴政的工具。这个思路无形中对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思路。这两位哲学家在1947年出版了《启蒙的辩证法》一书，这部书深入探讨了科学的工具化是如何助长了纳粹意识形态的发展。他们关注“科学遗忘自我和工具化”的过程，并且警告“技术造就的大众时刻准备献身于任何一种暴政”，并指出“由于权力集团成为社会主体，他们便制造了世界范围内的法西斯恐怖，进步变成了退步”。1947年正是奥威尔写作《1984》的同一年。

问：看来科学技术发展的后果究竟如何，一直是个大问题。

答：是的，我甚至认为它是当下最值得关注的问题。科技发展的结果在奥威尔那里是简单明确的，那就是它必然服务于权力集团，会被用来剥夺人的自由 。首先，它具有的监视功能使人不可能再有什么隐私，因此人必然是受到控制的，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自由。温斯顿工作的真理部门口就是一条大横幅“老大哥在看着你”（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他的办公室“左墙面上镶着一个长方形的金属板，从那里发出声音，可以调小音量却无法关闭，这就是电幕（telescreen)”。这是奥威尔造的一个词，这个监视屏现在是随处可见，配上摄像头，人的所有活动一目了然。在民主国家，它用来监控公共秩序，保护公众安全。在专制国家，它主要的功能当然是为了监视民众。但谁能担保民主国家的政府不会把它转用为监视民众呢？监视和监控一字之差，性质大不相同，摄像头最多的国家自由最少，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温斯顿办公室的外面，一架直升飞机在屋顶徘徊，这是警察巡逻队的侦察机，正在窥视各家窗户。温斯顿想，“巡逻队倒无所谓，思想警察才真让人头疼啊”。“温斯顿背后的电幕兼有收发的功用，温斯顿偶尔发出任何声音，只要比耳语稍高些，就会被电幕收进去，而且在金属板视线内，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但可怕的不是被监视，而是“你不可能知道你是否被监视，你只能想象思想警察随时都在监视着你，他们认为有必要时随时可以进入你的电幕内。因此你得想着你所发出的声音都已被窃听，你的每一举动都被人窥视着。”

问：其实我们现在使用的智能手机也有这种功能。

答：是的，实际上人手一部的智能手机就造成一种可能，人人随身携带一个小监视器。在中国疫情三年封控期间，你走到哪里都被大数据跟踪，你跨越省界时，红码可能就亮了，你只能找地方隔离。所以人们说三年封控是全国无死角监视的大演习。其实，你在手机上浏览时也被监视着，社交平台通过算法就知道你的兴趣爱好，政治倾向，然后向你推送。今天推送的可能是一只肖邦的夜曲，明天可能就有警察找上门来。从表面上看，我们是自由浏览，但实质上你是自由地交出了自己的自由。特别是在暴政国家，当局通过平台，过滤掉所有敏感词和它不喜欢的信息，只向你传输它想让你知道的信息，实际上它已把你置于一个信息牢笼中，只是你不察觉你已身陷囹圄。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暴政国家，在民主国家中也同样会发生。比如x平台的老板是位专制领袖的仰慕者，他们就可以通过改变算法，让平台上的信息有利于具有专制人格的候选人。不过，在民主国家中还可以选择其他平台，所以包揽天下信息还一时做不到，但这种危险前景已是迫在眼前。在《1984》中，奥威尔已经设想了利用科技手段消灭真实信息的场景。“办公室墙上分别有三个洞，录话机右边的一只气力传输管专供传送文件，左边大一些的一个专供传送报纸。温斯顿举手就可触及的侧边墙上有一个用铁丝网盖着的大洞，这是扔弃废纸用的，这种洞在整栋大厦中有成千上百个，就连过道上都均匀分布，人们替这些废纸洞起了一个绰号“回忆洞”。当任何人知道某些文件应当销毁，就会自动把它丢进“回忆洞”，让暖气流把它卷到大厦某处的大火炉中烧毁。“毁灭真实记录之后，立即有党所需要的信息被编造出来。这就是真理部的功用，它会制造出一种“新的幸福生活。”

问：这种幸福生活也是科幻的幸福童话。

答:是的，在党的意识形态中，科技的唯一功能是有控制大众，剥夺自由。《戈斯坦书》中写道：“今天的大洋国，科学一词名存实亡，《新语词典》中找不到这个字。过去，所有科学上的成就都是经验主义思考模式的结晶，而这种模式是与英社信条格格不入的。大洋国继续在科技上有些进展，其目的也是为了削减人类的自由，在实用技术方面，如果不是大开倒车就是迟滞不前。种田用牛马，写作用机器。但任何对执政党有利的事情，如战争或警察查人隐私的科技，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还是受到鼓励的。党的两大目标是征服整个地球和永远扑灭所有自由思想，因此党面临的两大问题是：怎样去发现一个人的思想和怎样在数秒内，事先不加警告地消灭数百万人民。这是目前科学研究的要旨。”看看现代暴政国家科技进展的走向，奥威尔当年的预测是何等准确。党对利用高科技手段控制社会以实现自己的上述两大目标，认知极为清晰。在他们看来，连有宗教裁判所的中世纪都是宽宏大量的，因为他们缺乏可资利用的科技手段。《戈斯坦书》中坦承，“以前的政府没有力量去经常监视其人民，但印刷术发明后操纵舆论变得容易，电影和无线电的发明使之更进一步，电视和电视技术的发展，可以同时进行收发，人民的私生活便宣告结束，每个公民，至少是每个值得监视的公民 ，一天24小时受到警察的电视监视，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这种可能，既不仅能使群众的意志服从国家，并且使群众的意见全体一致。”

问：但是这种状态的前提是全体人民都没有记忆。

答：对，这是关键一点。真理部每天的工作就是为达到这个目标。而且党相信只要它握有暴力，就能控制现在，而控制了现在，过去可以伪造，未来可以欺骗。奥布林在仁爱部的审讯室中问温斯顿“过去存在在哪里呢？”温斯顿回答“在头脑中，在人类记忆中”。“在记忆中，好吧，我们党控制所有记录，控制所有记忆，这等于我们控制了过去，是吗”？“但你怎么去阻止别人的记忆呢？这是本能，你无法控制我们的记忆。”对话到此，奥布林不再说话，只是不断升高刑具的压力，当压力升至60度时，无法忍受的疼痛让温斯顿只得放弃自己的记忆，随着奥布林的要求胡言乱语，最终温斯顿投降了。他用发给他的石笔胡乱写下“自由即奴役”，“二加二等于五”。他相信记忆是不可靠的。《1984》一书以温斯顿学会了爱老大哥结束。但我们知道暴政统治远未结束。不管你是不是爱老大哥。可绝望不能让世界逃离暴政。当人们说“人民日报不能看合定本”时就已经宣告了历史事实是存在的，人的记忆是存在的。奥威尔在《1984》中虽然给了我们一个绝望的结局，但历史本身是不可磨灭的。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提莫西·史奈德教授写了《暴政》一书，他满怀希望的告诫美国青年：“在缔造历史之前，美国的年轻人必须先了解历史，这个时代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尽管我们身处后1984时代，自由的旗帜仍在前方隐现。

「提要」一般说来，一个精神正常的人需要一套一贯的逻辑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思想和行动的逻辑一致才能保持人格的完整。而逻辑混乱，言行不一，思维混乱是人格分裂的表现。一个有道德感的人知道不应该杀人、盗窃，但暴政却要人行所不该行之事，并给你理由，让你的知与行逻辑自洽。你不可以杀害幼童，但你可以杀害阶级敌人的狗崽子，你不可抢劫，但你可以没收和瓜分阶级敌人的财产。

问：两种相反的行为如何统一于一个观念呢？

答：一个观念被用来指称与其自身内涵相反的行为，这就是双重思想，奥威尔造了一个词doublethink来支撑这种思维模式。例如大洋国的核心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主语与用来定义其性质的谓语相冲突，性质相反。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既要.....又要....的思维和表达模式,这种模式的真实本质就是欺骗。当一个暴君蓄意挑起战争时，他总会说他的目的是保卫和平，俄国侵略乌克兰，普京却说他追求的目的是和平，所以对他而言，和平即战争。这与希特勒吞并苏台德地区时，对世界所表白的和平愿望完全一样，他们都是既要当战争贩子，又要作和平天使。所以双重思想的通俗表达就是“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奥威尔对此给予了明确的阐述：“知与不知，明知要诚实却在说谎，同时怀有两种相互抵消的意见，明知两者互相矛盾而兼信，用逻辑反驳逻辑，声称崇尚道德却又否定道德，既认定民主不可实现，又相信党是民主捍卫者。忘记一切应该忘记的事物，在必要时又想起来，接着又马上忘记它。归根到底是力求一致，有意识地归于无意识，自我催眠而不自觉。甚至要使用双重思想才能明白双重思想的含义。”在《1984》一书中，奥威尔插入了一个特殊章节《寡头政治集体领导的理论与实践》，这是一个对暴政统治原则的系统说明。大洋国英社党的每一个党员都被要求具有伸缩性的处理问题的能力，为此他必须用黑白论武装起来。 因为“像许多新语里的新词一样，有两个互相矛盾的意义。适用于对手，这意味着有硬把黑称为白的习惯，适用于党员，意味着在党的纪律需要时有把黑说成白的效忠态度。但这也意味着相信黑既是白的能力，更确切地说，知道黑即是白，同时忘记会有人有相反的想法，这就需要经常不断改变过去，这就是新语中所谓的双重思想。”

问：看来除了既是....又是....之外,双重思想还需要不断改变历史.

答 : 这是双重思想的第二层意思。奥威尔指出：“党的口号是‘谁控制过去谁就能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能控制过去’。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只消不断克制记忆就行了。他们把这种手法叫做‘控制现实’。”要注意，控制过去和控制未来的枢纽是控制现在，这就是说，过去是可抹杀的，未来是可编造的。只要你现在手握强权，控制着一切思想流通的渠道。不得不说，奥威尔的想象和预言就是当下活生生的现实。温斯顿在真理部的工作就是核实今天说的话和往年的话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就修改从前的话，让过去与今天一致。他记得今年2月财政部承诺年内不会减少巧克力的配给量，但实际上自本周起，巧克力配给将由30克减为20克。没关系，他只需加一句话，提醒大家注意巧克力要减少配给，而删掉2月份财政部的承诺即可。这个改正不仅限于报纸，所有与之有关的书籍、杂志、影片、照片、传单、录音必须通通销毁。这种修改一天接一天，从不间断，使党所做的每一项预言都滴水不漏。温斯顿从良心上认为这不仅是伪造而且是拿一个谎言代替另一个谎言。但他能有这种想法，就证明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党员，老大哥会教育他，让他彻底泯灭残存的一点良知。温斯顿从《戈斯坦书》中读到：“改变过去最主要的理由是需要证明党一贯正确，这不仅限于把演说、统计和各种记录改的适合现状，以证明党的语言从没错过，同时需要改的让人看不出党的主义和政策会有改变，因为改变自己的思想和承认自己的改变等于坦白承认自己有缺点。如果说法与事实不符，那必须去改变那个事实。过去就是记录和记忆的东西，由于党控制所有的记录和所有党员的思想，便造成党认为过去是怎样的，过去就是怎样的。”

问：戈斯坦最懂党的核心理念。

答：是的，奥威尔所说的内党就是党的操控者。《戈斯坦书》就是内党的圣经。其中明白谈到，“双重思想是英国社会主义的精华，它的主要目的是故意欺骗，故意抱着坚定的意志认为自己是诚实的，故意说自己也信以为真的谎话，故意忘记不适当的事实，如果需要，再把遗忘这件事忘掉，故意忘记客观事实的存在，故意把不存在的说成是事实。靠着双重思想，党能够左右历史，奠定党的万世根基。”所以斯大林才会伪造一部《联共（布）党史》，让自己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创造者，而延安整风时，这部伪史是党人必读文件。从前在温斯顿的良知中，他还相信“真实的世界是存在的，它的法则永不改变，石硬水湿，地心有引力。”他甚至坚信有自由在，“自由就是能够自由的说二加二等于四。”但是在仁爱部的严刑拷打和奥布林的诱导之下，这个信念动摇了。奥布林要他重复那句咒语“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然后问他“过去真存在吗？”温斯顿坚持过去存在于人的记忆，奥布林回答“好吧，我们党控制所有记录，控制所有记忆，这等于我们控制了过去。”其实，这所谓党控制着现在就是党控制着权力,从而控制着暴力手段。奥布林动用刑具，让温斯顿痛不欲生，以致他不管奥布林伸出的是四只手指还是五只手指。随便，只要他能够停止施刑。所以我们要牢记，党控制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手段只是暴力，因为党的理论是荒谬绝伦，不堪一击的，只要能够讲理，就没有党的真理。党所以号称自己掌握着真理，只因为它掌握着暴力。

问：权力和暴力在党那里是一回事。

答：是的，奥布林问温斯顿，“现在告诉我，我们要抓住权力的原因是什么？”温斯顿怕再次受刑便回答“你们是为了我们本身的好处而统治我们”。奥布林打断他，“蠢话，党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缘故而取得权力，我们对别人的死活没有兴趣。权力不是一种手段，它是目的。没有人为了捍卫革命而建立专政，迫害的目的就是迫害，酷刑的目的就是酷刑，权力的目的就是权力。”他进一步解释说，“权力是指统治人类的权力，统治人类身体，特别是思想的权力。我们之所以能够控制物质，因为我们已控制了思想，现实存在于思想之中。”奥布林挑衅地问温斯顿，“一个人怎么能用权力来控制别人？”然后他告诉温斯顿，“权力就是加诸痛苦和耻辱，权力就是把人类的思想撕的粉碎，再用你自己选择的方法组成新的思想。”所以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独裁政党最重视的一件事就是“思想建设”。通过它，历史被篡改和虚无化，未来被许诺和虚幻化，现实被固定和合理化。当温斯顿争辩说“生命会打败你们”时，奥布林告诉他，“个人的死亡不是灭亡，党是永垂不朽的，党会征服人性，使人性就是党性。今后除了对党的忠诚没有其他的忠诚，除了对老大哥的爱没有其他的爱，除了对敌人的失败和自己凯旋的欢笑，没有其他欢笑。当我们达到万能之时，不再需要科学，美丑之间将没有区别，以后将没有好奇心，没有生活的任何享受，所有快乐将被粉碎。”但是难道党就不需要享受？奥布林得意洋洋的告诉温斯顿，“请别忘记一点，权力的沉醉是永远的，而且程度经常增加，变得更强烈，永远有胜利的欢呼，蹂躏软弱敌人的快乐。如果你想预见将来的远景，你可以想象一只脚踏在一个人脸上，永远踏在上面。”

问：党对权力似乎有种虐待狂的享受。

答：是的，这是党成功的唯一标志。记得文化大革命中的情景吧，被当局鼓动起来的造反派不仅要打倒党内的阶级敌人，还要在他们的脸上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奥威尔的文学想象力被中国红卫兵变成了现实。

「提要」现代暴政的两大代表，纳粹德国和共产苏俄，有过勾结之后的翻脸厮杀，但他们政权的实质和统治手法几乎毫无区别。奥威尔既以实际发生的事件为考察对象，梳理总结了暴政统治的基本手法，又以天才的想象力预见到了这些手法未来的发展。这些预言一一成为现实，甚至比奥威尔预想的更为残酷。可怕的是绝大部分民众很快适应了这种状况，甚至以科技创新为名陶然其中。 

问：《1984》整部书似乎都在讲个体的反抗和驯服。

答：是的，奥威尔正是在个体的挣扎中揭示出暴政消灭所有反抗能力的手段。这第一步就是腐蚀人内心良善的道德感，要做到这一点，最有效的办法是制造仇恨，因为只要内心充满仇恨，一切同情、怜悯、宽容、友爱的情感就会被压制乃至消失。尤其是当这种仇恨出自一个政治共同体时，它就具有了正当性。最易被煽起的是阶级仇恨和种族仇恨。艾里希·弗罗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专门分析了德国中下阶层如何成为纳粹的群众基础。他引用希特勒《我的奋斗》中的话：“他们想要的是强者的胜利，弱者的死亡或无条件的投降。”这个希望的达成必须有仇恨作为心理条件。在《1984》中，老大哥代表的统治大洋国的党同样以煽动仇恨为首要任务。每天举行的两分钟仇恨时间，人们对出现在屏幕上的人民公敌戈斯登发疯地咒骂，人的情绪被煽动至迷狂。因为树立一个可见的敌人形象是制造仇恨的必需原料。所以在苏俄，有托洛斯基反党集团，在中国，有叛徒、内奸、公贼刘少奇。甚至在美国2024年大选中也出现了“内部敌人”的提法。所以民主制度并非固若金汤，只要煽动起足够的仇恨，它也一样面临危险。奥威尔描述例行仇恨周的第六天，“对欧亚国的仇恨已沸腾至疯狂程度，要是由群众去处理两千个欧亚国的战犯，他们一定会将他们撕得粉碎。”

问：可仇恨是需要时间来培养的。

答：是的，《1984》中大洋国的仇恨是从娃娃抓起的。 温斯顿在真理部的同事巴尔逊有一个九岁的男孩一个七岁的女孩，当温斯顿去他家修理堵塞的水管时，“他们从桌后跳出来，手里拿着一只自动手枪对准温斯顿，他们俩都穿着抓奸谍的制服，兰短裤，灰衬衣，红领巾。'你是叛徒’，那个男孩大声叫道,‘你是思想犯，你是欧亚国的间谍，我要枪毙你，消灭你，把你送去开盐矿’。”几天后，巴尔逊骄傲的告诉温斯顿，他的女儿长时间跟踪一个可疑的人，并最终告发他，把他送进监狱。这种从娃娃抓起的仇恨灌输，终于演变成孩子揭发父亲在梦中喊“打倒老大哥”，而把父亲送进监狱。可在监狱中，巴尔逊还自豪的告诉温斯顿：“她在锁孔里听到，就去偷偷报警，她真是个聪明的七岁小探子，我对她毫无怨恨。事实上，我为她自豪，这说明我培养她上了正路。”    

问：我们知道在苏联曾有过活生生的案例。

答：是的，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苏联树立的少年英雄帕克利夫·莫洛佐夫，他因诬告其父向富农出卖文件而出名。这个诬告把他父亲送进集中营，最后被枪毙。奇怪的是小莫罗佐夫也被人杀了。格伯乌，这是克格勃的前身，说是他的爷爷和叔叔联手杀了他。爷爷，叔叔被立即枪决。小伯夫利克被奉为全苏英雄，人们为他写了诗歌，戏剧，歌剧，在苏联各地都树立起他的雕像。这种宣传在苏联掀起一股告密风，孩子告发长辈，师长，让他们叮当入狱。后来的调查证明，这不过是一场家庭冲突，因为伯克利夫的妈妈嫌丈夫对她不好，便唆使儿子去诬告父亲，原意是想教训教训他，谁知弄假成真，丈夫竟被枪决。而小伯克利夫是被谁所杀，至今未有明确结论。但许多人认为是苏联当局为了宣传和掀起清理阶级敌人的浪潮，让秘密警察杀了他。就像斯大林指派人暗杀了基洛夫，借此掀起大清洗的血腥浪潮一样。在文革中这类事情多得不胜枚举。所以培养仇恨势必败坏人性。毒化社会，这种被毒化的环境最适于暴政的统治。

问 ：《1984》中的大洋国有三个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答：对，这可以说是大洋国的核心价值。奥威尔通过分析这三个看起来指黑为白的口号，揭示了暴政的统治逻辑。在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中，有“能指”（signifier) 和“所指”（signified) 这样一对范畴。它表示语言符号和语言符号所要表达的内容。而大洋国的口号恰恰是“能指”与“所指”相背离。他要告诉人们，“黑就是白”。奥威尔造了一个词新语 (newspeak)来阐发他对暴政语言的研究。这个研究极为重要。奥威尔在《1984》一书的后面有一个附录《新语的原则》。他的定义是，“新语是大洋国的正式语言，其设计是为了满足英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需要。新语的目的不仅是为英社拥护者提供一种表达世界观和思想习惯的合适的手段，而且也是为了使得其他思想方式不可能再存在。这样在大家采用了新语，忘掉了旧语（oldspeak）之后，异端的思想，也就是违背英社原则的思想，就根本无法思想，只要思想是依靠字句来完成的。”所以新语第一要务是删减词汇，减少表达方式，从而使思想贫乏，简陋以至沙漠化。温斯顿的同事赛姆是新语字典的编纂者，他告诉温斯顿：“我敢说你一定以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创造新字，但其实不是，我们正在毁掉旧字眼，每天几十，上百不等。”看温斯顿不解，他说：“你难道不明白新语的目的就是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我们将使思想罪永远不会发生，因为将不再会有表达思想罪的字眼。”他又说：“当自由的概念已被取消时，你怎么还会有自由即奴役的标语呢？将来不会再有思想的存在，正统的思想就是不思想。”这段表白揭开了暴政必有的思想控制的入口。在语言流通的领域设置尽可能多的敏感词，这些词一出现在交流中，立即删除。它所想表达的思想便消失了。所以维克多·克来普勒教授在研究第三帝国的语言时指出：“第三帝国的语言一贫如洗，它的贫瘠是根本性的。”何以至此？因为语言的丰富是和人性的丰富相连的，狂风暴雨与一蕊灯花的感受完全不同，要表达这些感受必须有无比丰富的语言。

问：纳粹的语言不是为了表达人性而是为了宣传。

答：这就是根本区别之所在。克莱普勒指出，纳粹语言的唯一表达方式是演讲。希特勒和戈培尔只演讲，所以他们的语言风格就是喊叫、宣泄。每日在这种语言环境下生存，人们条件反射般地模仿戈培尔式的表达，从而，“唯一的戈培尔左右着语言的通行证”。我们特别要注意戈培尔式的言语方式，可以说他是暴政语言的集大成者。我相信奥威尔在1948年写作《1984》时一定仔细阅读了戈培尔的那些演讲。戈培尔反复告诉他手下的官员：“我们的宣传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所以宣传的论点必须粗犷，简单，清晰有力。”我们可以看到在竞选中，如果一个党派善于使用简单清晰的语言表达诉求，例如移民、物价、通货膨胀、犯罪等等，这些简单语汇的重复会对选民起催眠作用，因为心里暗示是个人行动的直接推动力，它就会在竞选中占优势。而那些妇女权利、保卫民主、捍卫自由、美国理想、法律尊严等等复杂的诉求则很难唤起大众的直觉反应。戈培尔的名言是：“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这种语言方式奏效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埃里克·霍弗的著作《群众运动的本性之思》中找到。他说：“我们都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在自身之外寻找解释自身命运的理由，成功和失败无可避免会左右我们对周围世界的看法，正因为如此，有成就感的人会把世界看成一个友好的世界，并乐意看到它照原样保持下去，但失意者却乐于看到世界极剧改变。”

问：但是面对词语的明显自相矛盾，不合实际，不合逻辑，人们又如何会跟着走呢？

答：奥威尔自己创造了一个词来解释这一点，这个词就是“双重思想”（double think）下面我们再仔细分析这个概念。

「提要」《1984》是奥威尔毕生心血与思考的结晶，这部书揭示了极权暴政的统治手法，预言这些手法将和高科技结合，成为人们无法逃避的噩梦。书出版于1948年，却精准地描写了人类当下的存在状况。他以令人惊叹的想象力描绘了活在暴政之下的民众的痛苦，他悲观的认为，暴政一旦成功便无法逃脱，所有的挣扎将归于驯服与顺从。他要告诉人们暴政是如何运作的，并且鼓励人们保持“即使被打败，也要面对”的勇气。

问：人们普遍认为《1984》是一部令人绝望的书。

答：从某些角度看，确实如此。但同时，绝望的状况被如此精准的揭示出来，如同在人们心中点起了一盏灯，让我们看清暴政的黑暗，在暴政尚未得逞时制止它，在暴政开始动摇时推翻它。至少人们要从理智上明白，永远不要附和它，不要自愿受它奴役。希腊政治家梭伦曾说过：“在暴政尚未丰满时摧毁它要容易的多，而一旦暴政羽翼丰满，则需花费更大的牺牲。”我先简略叙述一下这部书的故事梗概。书中主要的人物只有三位，温斯顿·史密斯，大洋国真理部的官员，对以老大哥为首的党心怀不满。朱丽叶，一位26岁，青春洋溢，美丽性感的女子，她渴望追求自身的快乐，相信人性高于党性，对党的意识形态若即若离。奥布林，党的思想警察首脑，党的意识形态的化身。故事发生在大洋国，一个虚构的英美联合体，它的敌人或是欧亚国或是东亚国，和谁作战要看老大哥的意愿。世界就是由这三大国组成。大洋国的核心部门有三个，真理部，相当于中宣部，主要任务就是销毁纪录历史的文件，抹灭历史真相，编造数据并且随时修改，而且还负责创造新语（newspeak)。和平部,相当于战争部,负责不停地发动对外战争。仁爱部,既秘密警察 ,负责监视抓捕一切对老大哥不忠的人。大洋国的基本信条是：“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在大洋国，每间屋子都有电屏（telescreen），时刻监视你的一举一动，但你看不到谁在监视你。电屏会定时播放新闻，并出现敌人的头像，供仇恨时间使用。每天上班有两分钟仇恨时间，电屏上显示出人民的敌人戈斯登的头像。奥威尔是这样描写的：“仇恨时间时，人们达到狂乱的程度，大家在座位上暴跳，并且不停的大喊大叫。一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满脸通红，像离开水的鱼，嘴一张一合。一个黑发少女随手捡起一本厚厚的新语字典朝电屏投掷过去，击中电屏上戈斯登的鼻子。短短30秒内，不需任何掩饰，恐惧和复仇的心理如电流般通过电屏前的观众，人丧失意志，成为乱叫乱跳的疯子。”

问：这种场面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都经历过呀。

答：是的，所以《1984》这部著作虽然是奥威尔七十多年前的想象，可确实就如同描写当下世界。温斯顿脑有反骨，但他只能躲在屋中一个角落，他以为是电屏监视不到的地方，偷偷记日记，写下一连串的“打倒老大哥”。在真理部门口挂着一条巨大的标语：“老大哥在看着你”（brother is watching you）。他以为在这个角落能避开老大哥的注视。温斯顿在食堂吃饭时注意到一位姑娘，一头浓密的黑发，长满雀斑的脸，狭窄的外套显出臀部丰满，围着一条猩红色腰带，这腰带是青少年反性同盟的标记。那女孩也似乎注意到他，后来两人再次相遇时，女孩故意摔了一跤，在温斯顿去扶他时，两手相交，女子塞给他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爱你”。温斯顿兴奋得五迷三道，在处处秘密警察和电屏监视的地方，还能有人说“我爱你”。终于两人开始了秘密约会。姑娘就是朱丽叶，她的工作是在真理部小说组，用制稿机制作淫秽书籍。所谓制稿机也是高科技产品，只需把一些印有字句的纸放进去一摇，就会造出一篇小说，简直不输当今正红的AI。她并没有明确的政治态度，只是相信爱就意味着享受，而党却总要剥夺你的快乐。所以她用最下流的话骂党。温斯顿是有妻室的人，但他的妻子是一个枯燥乏味的党棍，她强迫温斯顿和他过夫妻生活，目的是要为党生育下一代。这实在让人无法忍受，最终两人分手。朱丽叶开放自由的性要求让温斯顿惊喜，他相信 “动物本能式的单纯欲望就会将党捣的粉碎”。温斯顿曾做过一个梦，那是一片美丽的金色原野，清风拂煦，百鸟鸣唱，绿树婆娑。他称之为“黄金乡”。如今真和朱丽叶相偎在绿草丛中，听画眉鸟婉转啼鸣，是何等陶醉。

问：这是奥威尔冷酷笔下难得的一抹光彩，一丝温暖。

答：是的，奥威尔相信生命的活力是暴政无法完全消灭的。刻骨铭心的爱和对黄金乡的向往，让温斯顿有了一个愚蠢的念头，他要去找奥布林，那个内党（interparty）的核心，因为他知道大洋国的权力掌握在内党的少数几个人手中，他在几次和奥布林接触中，感觉他不爱老大哥，他甚至认为奥布林是反老大哥的秘密组织兄弟会的成员，但他错了。两人见面后，奥布林说将通过一个秘密途径给他送去一部书，让他仔细阅读，书名叫《寡头集体领导的理论与实践》据说是反党头目戈斯登所作，所以人称《戈斯登书》，我们稍后再分析。温斯顿和朱丽叶回到他们的爱巢，这是杂货店老板查林顿老头租给他们的。正当温斯顿舒适的把脚翘在壁炉上准备读这本书时，墙上挂着的画面突然传来冷酷的声音：“你们都已经死了，不许动”。这是那个老头查林顿的声音，只是此刻的他已完全改装，不再是那个步履蹒跚的老头，而是一条精壮汉子。温斯顿明白这是他见到的真正的思想警察。其实，是奥布林在操纵着这一切。他们放飞自我之时，正是被最严密的监控之时。墙上的画就是监控电屏。温斯顿和朱丽叶双双被捕，被押送到了仁爱部的监狱，在牢里，温斯顿见到了几个同事，一位是诗人安普尔弗斯，他的罪是修改吉普林的诗时，留下了“上帝”这个词，因为他找不到合韵脚的词。再一位是巴尔逊，他是因为梦中说了“打倒老大哥”，被七岁的女儿举报而被捕。当温斯顿再见到奥布林时，他专门为对付他而来，带着一位彪形大汉。现在温斯顿要真正尝到秘密警察的厉害了。

问：奥威尔在西班牙见过秘密警察是如何用刑的。

答：是的，他的指挥官科普就被拷打致残，这些招数是秘密警察惯用的，疲劳轰炸式的连续审问，木棍、铁棍齐下，皮靴照要害部位踢。他被打得受不了了，开始胡乱招供，最后奥布林使上一种新刑具，这次他说要救治温斯顿，因为他患有记忆症，也就是说他相信某些事情确实发生过而不相信真理部的编造。奥布林把刑具的拉力调到60，让温斯顿痛不欲生，奥布林轻声问他：“你是否记得你在日己中写过，自由就是能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然后他伸出四只手指，问：“我伸出几只手指？”，“四只”，“如果党说这是五只而不是四只。那么你说是多少只” ？“四只”。奥布林加大刑具的拉伸力度，在温斯顿极度疼痛中再问：“多少只”？“四只”，刑具继续加大力度。无法忍受的温斯顿终于开始胡说：“五只，四只，随便你说多少只。”奥布林教导他：“三只，四只，五只，这要看情况，党需要几只就是几只。”奥布林还贴心的告诉温斯顿，抓他并不是要惩罚他，而是为了医治他，改造他，“因为党对反党的表面行为并不关心，最关心的是人们的思想，我们不单是要消灭敌人，我们要改造他们。”

问：难道奥威尔了解延安整风？

答：确实，延安整风的口号就是“惩前毙后，治病救人”，而且也是表面上学习交代，背后严刑拷打。温斯顿问起朱丽叶，奥布林笑了笑说：“她出卖了你，温斯顿，毫无保留地把你出卖了。”遭受了无数折磨的温斯顿已不想反抗，2加2等于五，管他呢，但他依旧憎恨党，憎恨老大哥，理智控制不了情感。奥柏林不能容忍：“你必须爱老大哥，单单服从是不够的，你必须爱他”。他明白“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他有杀手锏，那是温斯顿的真正软肋，他怕老鼠，当那只装满老鼠的笼子放在温斯顿耳边，他听到老鼠啮咬的吱吱声时，他彻底崩溃了，他出卖了朱丽叶。他大喊：“你们去对付朱丽叶吧，你们怎么对付他我都不在乎。”爱屈服于拿捏了自己软肋的强权。温斯顿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最后堡垒。被党彻底征服的温斯顿被释放了，他走在街上，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欢呼享受老大哥制造的谎言“大洋国胜利了”。“温斯顿长时间看着那巨大的老大哥的头像，四十年来，他终于知道在那浓黑的胡子背后藏匿的是怎样的笑容，残忍，不必要的误会，顽固，从爱人怀中自我放逐，两滴有杜松子酒味的眼泪滴落。但这一切都结束了，他已经战胜了自己，他爱老大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