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艺术家创造出他们心中所爱所恶的形象。当他们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从事创作时,他们是自由的。但是,心灵表达的自由却同政治自由密切相关,暴政之下无表达自由。以何种方法可以造就让心灵自由存在的自由环境?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的结合如何助力心灵自由并最终造就完整的人性?席勒深思这些问题直到生命的结束。
问:席勒后期的思考重点似乎始终围绕美与自由的关系。
答:是的。他在这方面留下的成果之丰硕丝毫不亚于他的文学创作。1793年,生活一直不算宽裕的席勒受到丹麦奥古斯滕堡公爵的关照,为他提供慷慨的生活经费。席勒答应给公爵一个系列通信,专门讨论美学问题,它就是以27封信组成的《审美教育书简》。1794年2月,公爵的克里斯蒂安堡发生火灾,烧毁了这组信件的前十封信,幸亏席勒留有副本,让他可以据此重新复原这些信件。这组信件出版后引起德国思想界的关注,歌德声称他从未想到过有人“以这样一种相互关联和高贵的方式将我部分经历过的,或希望经历的事情表达出来。”席勒出版这27封信冠名为《审美教育书简》(张佳珏先生的译本为《人的美学教育书简》),所以席勒想谈的不是单纯美学问题,而是美育问题,也就是人的审美行为如何起教育作用,而教育则是民族进步,社会个体品性优良化的唯一手段。席勒对古希腊文化顶礼膜拜,把它当作人类发展的样板,而正是希腊人创造了教育的观念并实践之。古典学大家韦尔纳·耶格尔在他的名著《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一书中指出:”教育不是一种只关乎个体的行为,它本质上是共同体的一种功能。因此,在任何一种人类共同体中,教育都是对该共同体的标准的主导意识的直接表达。”
问:蔡元培先生在初建北大时似乎就借鉴了席勒的美育思想。
答:是的。蔡先生对美育有极强烈的感受和推举。他曾发表《以美育代宗教说》一文,大谈“崇闳之美”和“都丽之美”这正是康德与席勒所论的崇高与优美。蔡先生指出:“而附丽于崇闳之悲剧,附丽于都丽之滑稽,皆足以破人我之见,去利害得失之计较,则其所以陶冶性灵,使之日进于高尚者,故已足矣。”这完全是康德、席勒一派的思想。蔡先生早年留学德国,在莱比锡大学读哲学,亲炙德国古典哲学和浪漫主义之风,受康德、席勒影响是题中应有之意。但由于当时中国普遍智识能力低下,蔡先生对美育也仅关注其陶冶性情,培育文明之一途,对席勒美育思想背后的自由理念阐发不足。其实,在席勒的审美教育思想中,通过美育陶冶性情,培育文明这一层并非重点,席勒是以美育为突破口,谋求改造功利、强力主导的社会,建立一个文明昌盛,政治开放,个人自由的新德意志。他说:“时代的状况迫切地要求哲学精神探讨所有艺术作品中最完美的作品,即研究如何建立真正的政治自由。在这种情况下为审美世界寻找一部法典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呢?”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最终梦想是要建立一个美的社会,美在这里的含义远远超过鲍姆嘉通等一众美学家对美这个概念的阐述。真正的政治自由被他看作是最完美的艺术作品。
问:看来美不仅是席勒的艺术理想,更是他的社会理想。
答:是的。我们来看席勒的观察视野:“时代的需要和风尚看来不利于艺术,事态的运行给时代的天才一个方向,迫使他越来越远离理想的艺术。因为艺术是自由的女儿,她只能从精神的必然而不能从物质的最低需求中接受规条。可是,如今是需要支配一切,沉沦的人类都降服于它那强暴的轭下。有用是这个时代崇拜的大偶像,一切力量都要侍奉它,一切才智都要 尊崇它,在这架粗糙的天平上,艺术的精神功绩没有分量,艺术失去了任何鼓舞的力量,在这个时代的喧嚣市场上,艺术正在消失。”席勒把握住他所处时代的脉搏,实力与功利主宰世界,而这种主宰是不合理的。它不会造就自由,而只会造就争权夺利的奴隶,因为在此框架内,君主也是奴隶。席勒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让美优先于自由”,这可不是一个过时的古老提法,当代有重要哲学家继续使用这个武器来剖析和批判现代消费与逐利社会对人心的摧残。法兰克福学派就是其中最著名者,其第一代人物马尔库塞,第二代人物哈贝马斯都从席勒美育思想中汲取养料。席勒分析美育的关键是从人性的复杂性入手。在席勒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自然国家”到“伦理国家”,所谓“自然国家”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初民社会,就是霍布斯所说的“人对人是狼”。而“伦理国家”则是社会依靠法律和道德规则运行。但是,人的动物性是自然属性,是人的生命力的自然表现,所以,“自然国家”运行于感性物质之上。而“伦理国家”则是理性的要求,它必然要求抑制人的自然性。 这就如同自然的性欲冲动必须以婚姻的形式加以规范,而升华于这两者之上的是爱情。
问:这似乎是在说人的自然性与道德性之间还有中介的力量。
答:是的。席勒说:“为了保证道德社会在观念中形成的同时,物质社会也能运行,就必须找到一根支柱。这根支柱既不在人的自然性格之中,也不在人的道德性格之中。它同两者都有关系又不同于它们,是第三种性格。它为从自然国家到伦理国家的过渡开辟了道路。”这第三种性格就是人的审美能力或称为审美性格。但问题来了,所有的审美经验都是个体的,独特的,哪怕引入康德所说的共通感,那首先的感受依然必须是独特的。因此,从自然王国向理性王国的过渡必须警惕理性的统一一致的要求,因为它无疑会泯灭个性从而泯灭人的自然冲动,而自然冲动是审美能力的基础。席勒就此提出“活生生的感觉也有一份发言权”,因为“理性要求一体性而自然要求多样性,人铭记理性的法则是由于有不受诱惑的意识,人铭记自然的法则是由于有不可磨灭的情感,因此倘若伦理性格只靠牺牲自然性格来保持自己的地位,那就证明还缺乏教化,倘若一部国家宪法只有通过泯灭多样性才能促成一体性,那样的宪法就仍然是非常不完善的。国家不应只尊重个体中那些客观的和类属的性格,还应尊重它们主观的和特殊的性格,国家在扩大目不能见的伦理王国的同时不应使现象王国变得荒无人迹。”我们要特别注意席勒在展开审美教育的论述之前,先阐明了国家与个体在本性上的冲突,他强调审美教育对文明国家本身也是教化的过程。席勒断言:“只有在有能力和有资格把强制国家变成自由国家的民族里,才能找到性格的完整性。” 那么我们要问,什么是人的性格的完整性? 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可曾见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