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尔认为代议制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但一个好政府的首要条件却并不是它的行政能力，治国方略，而是它注重并且能够培育被统治者的美德。就政府的治理与教育这两个功能而论，密尔认为教育出好公民更为重要。它是能否有一个好政府的先决条件。

问：我们谈论善政，总是先评估政府的施政能力，密尔似乎不这样看。

答：密尔当然对政府的各项职能有相当高的要求，但他反复批评那种认为善政就是维护社会秩序和进步的观点。因为秩序可能意味着压迫，而进步可能会以牺牲某些人为代价。这些外在的标准只能是善政的结果却不是善政的前提。密尔明确指出：“如果我们试行自问，好政府在其所有的意义，从最低微的到最高尚的意义上，究竟依靠什么原因和条件，我们就会发现其中主要的，超越其他一切的，是组成作为统治对象的社会的那些人的品质”。他甚至认为，“人们的美德和智慧”是“好政府的第一要素，”因为“对任何政治制度来说，首要问题就是在任何程度上他们有助于培养社会成员的各种可想望的品质，道德和智力的，在这方面做的最好的政府就很可能在其他一切方面是最好的，因为政府的实际工作中一切可能的优点正是有赖于这些品质。”

问：密尔这个说法似乎就是现代公民社会的先声。

答：是的，密尔的想法是你可以有一套好的制度设计，比如代议制政体所赋予人民的选举权，但是参与选举的人“都只是无知的，愚昧的和具有可悲的偏见的群众，则任何政府管理都将搞不好”。从这个角度看，密尔绝对是个精英主义者。但事实如此，每一次民众做出的错误选择都会带来灾难，要修复这些灾难，代价极为高昂。而且谁知道这些灾难能否补救？ 密尔描述了缺乏道德感，只关心个人私利的乌合之众对善政的破坏。他说：“如果人民的道德情况坏到证人普遍说谎，法官和其下属受贿的地步，秩序规则在保障审判目的上又有什么效用呢？再有，如果人民对市政漠不关心，不能诱使忠实而有才能的人出来管理，把职务交给那些为谋取私利的人去担任，制度又怎能提供一个好的市政管理呢？如果选民不关心选择最好的议会成员，而是选择为了当选而愿花最多钱的人，最广泛普及的代议制度又有什么用处呢？”密尔对这些状况的描述在当今世界上并不罕见，他最令人沮丧的断言是：“每当人民普遍倾向于只注重个人私利而不考虑或关心他在总的利益中的一份时，在这样的状况下，有一个好的政府是不可能的。”但问题在于，选举时的抉择动机大多都是出于个人私利的得失。物价的升高让美国民众选择川普这样一个和美国的基本价值背道而驰的人上台就是证明。

问：这岂不是形成了一个闭环，让代议制政治永远处在危险中吗？

答：密尔指出了这种状况，但他依然认为代议制政府形式是最好的政府形式。因为他相信人对常识和美德的天然接受，也就是说，不必人人皆圣人，只要能保持为人的基本准则，选择的钟摆就会摆向较好的一边。这个基本道德准则在民众中至少会以“一部分”的形式存在。他说：“一切旨在成为好政府的政府，都是由存在于社会各个成员中的一部分好的品质为管理集体事物而组成的，代议制政体就是这样一种手段，它使社会中现有的一般水平的智力和诚实，以及社会中最有智慧的成员的个人的才智和美德，更直接的对政府施加影响。”接受民众的常识认识和一般美德的选择，代议制政府就可能成为一个好政府。反过来，它又会扩大和深化美德，影响民众的普遍道德水准。因此密尔断言：“评价一个政府的好坏，应该根据它对人民的行动，根据它怎样训练公民以及它如何对待公民。根据它倾向于促使人民进步或是使人民堕落，以及他为人民和依靠人民所作工作的好坏。”

问：密尔是否认为只有代议制政府能够增强民众的道德感？

答：他坚信这一点，因为他评判一个政府好坏的首要标准是，这个政府能否训练人民依争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个功利原则行事，从而使一个社会总体上向善而行。这样的政府自然就是一个行善政的政府。在这个标准上，密尔断言：“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是代议制政府。”为了论证这一点，他反驳了那种认为只要有个明君，君主制就是最好的政府形式的看法。因为这种政府形式的实质是“一个具有超人的精神活力的人管理着精神上消极被动的人民的全部事务。”换句话说，君主之下没有个人自由，从而也没有独立自主的创造精神。这是一种一马独鸣，万马齐喑的社会。因为民众的消极被动“暗含在绝对权力这个观念本身中”。密尔指出：“整个民族以及组成民族的每个人，对他们自己的命运没有任何潜在的发言权，关于他们的集体利益他们不运用自己的意志，一切都由并非他们自己意志的意志为他们做决定。”用我们熟悉的表述就是“听党的话，跟党走”，尽管这个党除了给民族带来灾难之外就无事可做。这样的统治方式必将造成个人心智能力，道德责任的退化。密尔引一句民谚说“专制国家最多只有一个爱国者，就是专制君主自己。”这话推下去的结论就是，专制国家只照顾专制暴君的利益，其后果是民众“受到的妨害不仅是在知识方面，他们的道德能力也同样受到妨碍。凡是人们的行动范围受到人为限制的地方，他们感情也就相应的变得狭隘和不健全。”

问：密尔的这个判断倒是有大量事实为证，暴政不培育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只培育奴才和刁民。

答：所以暴政下出现的反抗人士才格外可贵。密尔断言：“有一个改革弊政的专制君主，就有九十九个只知道制造弊政的专制君王”。所以，指望明君降世，拯救民众的人，“从好政府

的观念中漏掉了其最主要的成分，即人民本身的改进。”从而密尔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好的专制政治比坏的专制政治更为有害，因为它更加松懈和消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精力”。密尔对专制制度的批判极为有力，这表明他坚信民主政体无论有多少缺点，仍然是人们在世间渴求的最好制度。因为主权在民，所以最高权力属于社会全体，公民定期选举，最大可能的给了社会一个纠错机制。在政治生活的日常运作中，由于没有可能人人参与决策，那么推举自己的代表代替自己参与决策就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密尔对实施代议制的具体方法和条件做了极为详细的论证。他讨论了在何种条件下不能采用代议制，代议团体的职能，代议制的弊病，真正与虚假的民主制，扩大选举权，两阶段选举，投票方法，议会限期等等问题，都有切实可行的答案。 现代民主国家的政治运作大多依照了密尔的设计。密尔倾其一生，为人的自由和幸福殚精竭虑，他留给人类的精神财富是无可限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