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北岛，舒婷，王克平，阿城等人，我们会不由自主想到中国最早的一批先锋派文艺人士。他们之中有一位曾因和法国外交官恋爱恋爱遭受牢狱之灾，并因此轰动整个中国。后来她来到法国开启第二段人生，2007年，她的画作在拍卖会上位列全球艺术家第350名，但她却选择在事业的巅峰默默隐退。如今，她住在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边缘的一个小村庄，摆脱了世俗期待的束缚，终日平静地画画和写作。她就是李爽。李爽是中国⽂⾰后最早觉醒、并且享有国际声誉的艺术家，也是中国现代艺术创世纪事件“星星美展”创始⼈中唯⼀的⼀位⼥性艺术家。
1981年24岁的 李爽由于在组织星星画会期间结识了法国外交官员并且相爱，却以“有损国家尊严”等罪名被逮捕⼊狱，由此引发了震惊中外的“李爽事件”。
法国总统密特朗在1983年访华期间提及此事，邓⼩平亲⾃批⽰释放了李爽。自她以后，中国修改了法规，民政部要求各地放宽对涉外婚姻的禁锢。《纽约时报》称她为“中国最早的行为艺术家之一，也是最勇敢的艺术家，愿意为艺术和自由做任何事”。
本期文化艺术专栏节目，我们和李爽一起聊聊她的艺术，她过往的传奇经历，以及现在的她如何理解自己的生命。
RFI：我们先从你的绘画谈起吧。《欲望之井》这件作品被蓬皮杜艺术中心永久收藏。
李爽：如果说到《欲望之井》，我觉得这幅作品的诞生本身就带有一种超自然的意味。它是在我被抓之前三天完成的，当时完全是在一种不明不白的状态下画出来的。在被捕之前，我脑中已经先出现了这个题目，叫“欲望之井”。很多年里，大概有十年吧，我其实都没有真正理解这幅作品。
当时我一共画了三幅画，一幅叫《孤独》，一幅叫《欲望之井》，还有一幅叫《黄昏的审视》。其中《黄昏的审视》非常明显地表达了我即将面对的命运——一种被监禁、被审视、被评判的状态。画面中有一扇小小的黑门开着，一个女人坐在太师椅上，面对着一群模糊的人影。我画的时候，只是非常自然地把它画了出来。
后来我花了十年的时间，才真正明白自己画了什么。我们的脑中其实存在着很多并非由人类意识、或者所谓“思想意识”所完全理解的东西。思想意识本质上是一种生存工具，而当你超越了这种生存层面的运作，大脑在意识层面仍然有它的作用，那是一种人类语言难以触及、也难以表达的领域。
RFI：那天我读完了你的那本《爽》，也就是你的传记。读完之后，再回头看你的画，尤其是看到你1982年在中国监狱里创作的那些作品时，我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因为在书中，你描述那段经历时，给人的感觉是非常艰难、辛苦的，但你的绘画所传达出的感受却恰恰相反，画面里有一种特别蓬勃的生命力，好像有一种力量怎么也压抑不住。所以我想知道，当你现在再回头看那段经历时，你是什么样的感受？
李爽：那是一段非常有张力的经历。我在监狱里画画的时候，其实并不觉得时间在逼迫我，我反而完全沉浸在绘画之中。绘画和语言不一样，语言需要措辞，需要用高度抽象的词汇去描述内心极其丰富、复杂、多元的生命状态，而生命状态本身又是与生理状态紧密相连的。
今天回头去看那段时期，我也听到过很多记者、朋友有和你类似的感受：在生命被极端压迫的状态下，为什么还能画出如此鲜艳的色彩、如此灵动的画面？
我自己的理解是，当一个生命被剥夺了所有所谓的文化层面、思考层面，以及身体自由，在那种极端压迫之中，生命本身会被触及到一种爆发式的、如同礼花般的能量。
这种生命能量是最原始的，也可以说是最明亮的一种存在方式。所以当时我在画画的时候，其实处在一种——我甚至很难用词语来形容的状态。我不能说是乐观，但那是一种极乐的、极度清晰的状态。我感到很开心，因为我还能画画，在那样一种甚至不知道是生是死的处境中，我竟然还能画画。
生命最有可能发光的地方，通过艺术闪现出来了。我们越是靠近死亡，生命中那种最原始、最明亮的力量，反而越能够照亮你。在这样的状态下，肉体的痛苦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RFI：那我们接着聊你之后的经历吧。后来你来到法国，我注意到2000年之后，你的绘画似乎进入了另一种风格阶段。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你画了很多同一个女性形象。画中的女性无论是神态还是眉眼，都让我联想到佛像。再到最近的一些作品，你开始使用拼贴的方式，而且其中可以看到非常强烈的宗教痕迹。所以我想请你作为一位创作者，跟我们讲讲你来到法国之后的创作经历，以及你的艺术风格是如何发生转变的？
李爽：从八十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完全是一个自学的艺术家。我始终是根据自己的生命状态，用艺术的方式去表达内在的世界。我的创作从来不是从技术或体系出发，而是从生命经验出发。
2000年之后，尤其是在2002年，我经历了一次心脏骤停，可以说是一段濒死经验。在那之前，我已经画了很多女性的面孔。我始终觉得，我所有的绘画都和自己的内心世界、生活经历紧密相关，是在不断生活、不断经历、不断呈现之中形成的，这始终是我创作的主线。
后来我开始画女性与花。在濒死经验之前，我画中的女性大多面色憔悴，画面里常常出现一些红色的供桌，上面摆放着花朵、水果，以及生活中常见的一些物品。现在回过头去看，2002年濒死之前和之后的作品，和我自己的生命状态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共鸣。
在濒死之后，我不再需要刻意去装饰画面，因为我已经进入了一个生命中最神秘、也可以说最震撼的领域。那之后，我是在重新学习如何去爱。我突然意识到，我从来没有真正好好地活过。当你真正触及死亡时，就会开始反思：我活着的质量究竟如何？我是在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还是一直被社会、被世界所左右？
RFI：就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李爽：对，你可以这么说，是一种重生之感。当一个人的经历被挤压到极端状态，无论是被暴力，还是被权力所逼迫，当你被推到墙角、不得不做出选择的那一刻，其实你会发现，那堵墙并不是现实的墙，而是人类意识的墙。
在那个时刻，你只有几种选择：要么被挤在墙角哭泣，永远成为受害者；要么转而成为暴君，去殴打、压榨那些在哭泣的人，把他们所拥有的、哪怕是最少的东西也夺走。人类往往就是这样。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你被逼到尽头时，如果你不肯穿越那堵墙，就只能在这几种角色中循环。
而当我重新学习“爱”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需要把这个世界重新看成一个仍然可以被爱、可以被温柔对待的地方。就在那一刻，你眼前的世界会发生改变。
所以后来我画中那些看起来像佛一样的女性形象，并不是宗教人物。她们更像是人类内在的一种共性，是我们共同命运中所存在的东西：那就是慈悲与庄严。
RFI：中国可以说是一个曾经让你受过苦的地方，但你离开中国之后，并没有成为一位“流亡艺术家”。我的意思是说，你并没有继续和这个国家、或者和其中的很多东西较劲。恰恰相反，你好像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之中。所以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李爽：我觉得这几年我的创作，并不属于反抗，也不是一种修复，它更像是一种回归。因为我每一次画画，看上去好像是在回应某个事件，比如我画过一幅叫《黄昏之影》的作品，后来有很多美术馆想要收藏，甚至当时的抨击中心也希望收藏，但我不想。我的直觉很清楚地告诉我，我不想给他们。也许在我内心深处，我更希望这幅作品回到中国。
有人会问我为什么。我说，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在中国的经历看成是一次“受苦”。当时当然是苦的，但那种苦本身是一种反抗——我不愿意落入那样的境地，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坏人，为什么我要承受这样不公的对待和折磨？那时我确实有强烈的反抗情绪。
但当我拿起画笔的时候，我并不想把某种“特权”赋予所谓的苦难。我觉得苦难只是一个过程，它只是一个过程而已。今天再回头看自己的经历，我几乎可以说，我感谢自己有过这样的命运。如果有第二个人想和我交换，我是不会换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当一个人被挤到铜墙铁壁的边缘，要么你被压成肉泥，要么你选择穿越。也许我真的完成了某种穿越，当然我不敢这样夸口，但我确实觉得，从我后来每一个阶段的作品中，你都能看到一种安静，一种渴望，一种温柔地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
政治可以说是一种权力层面的博弈，说得不好听一点，它就是一种游戏。艺术则完全不同。艺术是一种关于人类灵魂与意识的工作。如果我一生都要去和政治对抗，即便我“得奖”了，那也意味着我的生命仍然被它所定义。
现在我不想批评某一个国家，也不想批评任何人。
我心中真正的愿望，是让人类重新和自己的内心建立连接。这种意识层面的工作，比任何政治都要深刻。
政治能控制什么呢？它最多只能控制身体，控制你不说话。但控制本身带来的，是恐惧。如果你相信政治这套游戏，不把它当成游戏，而是把它当成一个关乎生存、甚至可以左右你生命的问题，那么它就真的会用恐惧把你的灵魂控制住。
而艺术，为什么我始终要回到艺术？因为艺术是人类的未来。艺术所做的工作正好相反，它能够解放灵魂，并且赋予灵魂力量。
RFI：说到这个，其实我想再问你一个词——自由。很多人会觉得，自由往往存在于反抗之中，比如反抗政治等等。但听你刚才讲了这么多，你所理解的自由，似乎并不是很多人以为的那种自由。那么你现在是如何理解“自由”这个词的呢？
李爽：没有坐过监狱的人，其实是很难真正理解自由的。当然，他们可以试着想象一下：如果把你关在一个黑屋子里24个小时，你会作何反应？这样他们或许就能稍微靠近一点那种感受。什么叫被禁锢？那就是完全被禁锢。
但在我画画的过程中，我慢慢触及到了“自由”。一开始我以为，自由就是我可以出去、可以走动、可以随便做事。我在书里也写过。
比如有一次，是用汽车把我拉出去的路上，我在三个月的禁闭之后，突然看到了北京的街道。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快到冬天的傍晚，大概六七点钟，街上有人在叫卖馄饨，连馄饨的味道我现在都还能想起来。
那一刻我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突然觉得特别委屈。我突然想到：为什么我不能自由自在地去买一碗馄饨？我又不是一个罪犯。那时候，这种念头让我变得非常脆弱。
但后来，当我开始重新拿起画笔的时候，我才一点一点意识到，自由并不是“我可以做什么”，而是真正去探问：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我为什么活着？
如果一个人不能活出真实的自己，那么即使他生活在一个非常民主、像天堂一样的国家，拥有许多表面上的自由，他的意识仍然是不自由的，那他依然是被囚禁的。
如果你的意识不自由，你仍然是一个囚犯，完全不自由。所以回头看，我年轻时所做的一切，并不一定是为了反抗某一个人、某一个政权，或者某一个地方。
我只是想活得更像自己一点。
而就像我写的：“我恰恰把自己内心最柔软的部分，暴露在了这个世界上最坚硬的系统面前。”
当你生活在一个试图把所有人都整治成同一种人的系统里，你的真实本身就是具有爆破性的，它就像一颗炸弹。
所以当年我被抓，和“星星”这些反抗者、创始成员们的勇气，以及他们渴望成为自己、渴望自由的心态一样，对当时的社会而言，都是一个爆破点。
也就是说，在一个完全不希望真实存在的系统中，真实本身就会被视为一种伤害。那个系统会认为你在伤害它。所以我被打压，并不是因为我激进，而是因为我不肯说谎。
RFI：所以说，如果你不真实，其实就没有“我”，也就没有所谓的自由。
李爽：真正的真实，是你对自己不说谎。而真实本身，它是很隐秘的东西，它是你和上苍的关系。
RFI：你在传记里也写过，你人生的一切都是从欲望而生。所以我想问，你认为欲望对一个人的生命意味着什么？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它占据怎样的位置？
李爽：我想从两种角度来看欲望。第一，如果我们只看表面，会说欲望就是贪婪、性、占有或者金钱。但如果我们仔细思考，并把欲望的正面还给它，我们会看到：欲望其实是生命想成为它自己的动力。
真正的欲望，并不是追求更多或者更好，因为“更多”“更好”都是相对的。真正的欲望，是生命想变得更真实，更贴近自己。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种欲望——对自己更真实，活得更自在。
比如，一个孩子想画画，一个年轻人想去相爱，一个科学家想探索世界。我不会把这些看成是贪婪，而会把它们看作生命在不同角度、不同方式下自然散发出的光，是生命本身的呼吸。
RFI：我不知道您是否关注时事。实际上，现在世界很多地方经济不景气，大家渴望稳定的生活，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和恐惧，也不想冒险。但在您的采访里，我看到您一直在强调，要用一种“临在”的状态来生活，用敞开的姿态去接受生命中发生的一切。那么我想问：为什么拥抱这种不确定性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说如此重要？
李爽：你提了一个很好问题。大家都在追求稳定性，这也是我刚才提到的，人们害怕死亡。人们总是不敢去看硬币的另一面，但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死亡不仅仅是生命停止呼吸的那一刻，它存在于你生命的每一天。
当你试图稳稳地抓住生命、寻找存在感时，你往往会做一切事来博得他人的赞美和认同。当别人说你错了，你会竭尽全力去辩护，争取证明自己是对的。在这种情况下，你根本无法真正看到生命的生与死。
生，从某种角度看，它就是生；从另一角度看，当你离开时，它就是死。我们越害怕死亡，就越会害怕生活中的任何变化。经济萧条、战争、人类心态的不稳定，这些都不是今天才出现的。历史上一直存在风暴和饥荒，现在也是如此，甚至几千年、几万年前也是一样。
如果你一直被这种恐惧控制，只追求确定性，那么你就在拒绝生命本身的本质。生命本身就是不可预测的，这就是东方人说的“无常”。我们看到的世界不稳定性，一直存在，它不只是现在才有。当人类用眼睛和大脑去聚焦这种恐惧时，它就会被放大，变得更强大。
所以真正的敞开，并不是天真无知，而是对生命的一种信任。这才是真正的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绝不是来自外界，而是来自你和自己之间的关系。
本期节目感谢Julie和Souringa的技术合作。以下是李爽个人网站链接：https://www.lishuangart.com/ 您可以访问了解更多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