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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暴政的突出表现形式是舆论一律,大众认同某些观念、价值,甚至信奉某种意识形态或宗教,形成社会的公意,造成主导舆论氛围。无论这个公意是否正确,若以此为由,压制不符合公意的少数言论,则造就暴政的土壤。
问:密尔似乎特别在意少数人的权利。
答:是的,因为少数是社会中的弱者,而人天生有慕强倾向。因为个体无论面对自然还是面对权势,都是弱者,而慕强是一种心理保护。甚至在政治层面上已经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仍难以克服慕强心理,这是乌合之众易于被人操纵的心理基础。在这种状况下,少数有独立见解的特立独行之士会成为社会的攻击目标和压制对象。而且,对少数的压制往往以维护大多数人的认知的名义,由政府以法令形式推行。密尔特别反对这种以合理合法形式出现的压制。他指出:“且让我们假定政府是与人民完全合一的,它使用压制权力是符合人民心声的,但是我所拒绝承认的却正是人民运用这种压制的权利,不论是由他们自己来运用或者是由他们的政府来运用。应合公众的意见来使用它比违反公众的意见来使用它,同样有害,甚至更加有害。”密尔把他的逻辑贯彻到底,在他看来全人类让一个人闭嘴和一个人让全人类闭嘴都是不合法的。当然,这个法是给人类提供基本价值的自然法。密尔并未向洛克那样名言自然法奠定人类自由,但他所借以反对压制个人言论自由的法令的法只能是永恒之自然法。
问:确实如此,因为人类实订法并不一定体现保证人类终极价值的永恒之法。
答:是的,密尔极而言之:“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乃在于它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对后代和对现存的一代都是一样。对不同意那个意见的人比对抱持那个意见的人甚至更甚。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是失掉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 。”这是言论自由不可或缺的理由之一,因为密尔深信,没有任何一个结论,一条定理是可以事先判定绝对可信的,而压制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的人却在逻辑上事先相信了某些定理是不可错的。他说:“若因他们确信一个意见为谬误而拒绝倾听那个意见,这是假定他们的确定性与绝对的确定性是一回事。凡压制并使讨论沉默的行为都是假定了不可能错误性。”这种态度当然是专断与僭妄的,因为这种自认的绝对确定性丝毫没有事实根据,也未经经验检验。最易具有这种心态的人大多是暴君或专制君王,所以密尔特别指出:“一些专制的君主或者其他习惯于受到无限度服从的人们,几乎在一切题目上对于自己的意见都感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已见识过中共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近来又领教了川普团伙制造出的“川普做什么都是对的”的喧嚣,不能不感叹密尔百多年前的判断是何等真确。而且,密尔指出,这种态度唯一的结果是拒绝聪明,制造愚蠢。
问:历史事实显而易见,凡没有言论自由,鼓吹盲从的国家必是制造和激励愚民的温床。
答:是的,所以密尔精辟的指出:“不是单单为着或者主要为着形成伟大思想家才需要思想自由,相反,为的使一般人都能获至他们所能达到的精神体量,思想自由是同样甚至更加必不可少。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只要争论避开了那些重大且足以燃起热情的题目,人民的心灵就永不会从根本上被搅动起来,其推动力也永远不能提高具有普通智力的人们,使他们具有思想动物的尊严.”我们要特别注意,这句话中包含着密尔对人类的期许,人应是有尊严的思想动物.环视四周,人类离密尔这个期许仍是多么遥远啊。但是密尔却始终坚信只要人们有讨论一切社会重大问题的自由,人就可能达到这个高度。
问:总体看来密尔是个乐观主义者。
答:恐怕只能在特定义上这样判断,因为密尔坚信,人的本能是趋利避害,人要追求幸福,所以他们会做向善的选择,因为只有善才是和幸福相关的价值。 但善良的人对邪恶永远缺乏想象力。密尔身后的世界愈发邪恶。纳粹暴政与共产暴政携手共进,造成人间地狱,这些密尔是不可能预见的。他在讨论言论自由的必要性时,甚至断言文明社会已经不需要以出版自由来反对腐败暴虐的政府,似乎弥尔顿向斯图亚特王朝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已经大功告成。他不可能预见到100多年之后,还会有国家以”不许妄议“当作治国理政的根本原则。最后密尔把他对思想自由与讨论自由的基本看法总结为四个要点:其一,压制讨论自由就是预设了绝对正确性,妄信自己不可能犯错误,这当然会断绝人的精神自由的道路。其二,只有在自由讨论中才可能把双方争论中各自可能具有的部分真理整合起来,也就是说,自由讨论才可能寻找到完整的真理。其三,即便争辩一方真理在握,也必须从辩论中获取真理性。其四,传统教义哪怕具有真理性,也会成为陈词滥调,不再具有引人向善的功能,它会妨碍人们以新的感受去开拓更广泛的认识领域。
问:密尔这些观点倒引出一个问题,即所谓“绅士辩论”,那似乎不只是说绅士风度。
答:这是英国议院辩论时的要求,因为英国议会的辩论是不同政治派别的政治辩论,有时辩论的主题事关生死,所以那种辩论极为激烈,少不了攻击、谩骂、威胁,这和希腊哲人特别是柏拉图记载下来的那些思想辩论不一样。在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总是辩论的一方。密尔所论的讨论自由大多是苏格拉底式的讨论。《论自由》一书中谈及辩论自由时,密尔确实举苏格拉底为例,称其为“一个在人类中或许值得称为空前最好的人”密尔把他当做压制自由讨论的受害者。所以密尔强调要反对“无节制讨论”,他说:“所谓无节制讨论的意思是指谩骂,讥讽,人身攻击以及诸如此类之事而言。”密尔指出,无节制讨论多是由占多数的意见所发动,也就是仗势欺人。密尔说:“在这一类触犯当中,论战者所作的最坏之事乃是把持相反意见的人诋毁为坏人和不道德的人。在这样一种诽谤面前,特别突出易受攻击的乃是抱持着不通行的意见的人们,因为他们一般总是少数,又没有势力。”这和密尔特别关注多数的暴政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在论及思想自由与讨论自由的篇章中他特意指出这一点。以期人们予以特别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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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暴政的突出表现形式是舆论一律,大众认同某些观念、价值,甚至信奉某种意识形态或宗教,形成社会的公意,造成主导舆论氛围。无论这个公意是否正确,若以此为由,压制不符合公意的少数言论,则造就暴政的土壤。
问:密尔似乎特别在意少数人的权利。
答:是的,因为少数是社会中的弱者,而人天生有慕强倾向。因为个体无论面对自然还是面对权势,都是弱者,而慕强是一种心理保护。甚至在政治层面上已经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仍难以克服慕强心理,这是乌合之众易于被人操纵的心理基础。在这种状况下,少数有独立见解的特立独行之士会成为社会的攻击目标和压制对象。而且,对少数的压制往往以维护大多数人的认知的名义,由政府以法令形式推行。密尔特别反对这种以合理合法形式出现的压制。他指出:“且让我们假定政府是与人民完全合一的,它使用压制权力是符合人民心声的,但是我所拒绝承认的却正是人民运用这种压制的权利,不论是由他们自己来运用或者是由他们的政府来运用。应合公众的意见来使用它比违反公众的意见来使用它,同样有害,甚至更加有害。”密尔把他的逻辑贯彻到底,在他看来全人类让一个人闭嘴和一个人让全人类闭嘴都是不合法的。当然,这个法是给人类提供基本价值的自然法。密尔并未向洛克那样名言自然法奠定人类自由,但他所借以反对压制个人言论自由的法令的法只能是永恒之自然法。
问:确实如此,因为人类实订法并不一定体现保证人类终极价值的永恒之法。
答:是的,密尔极而言之:“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乃在于它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对后代和对现存的一代都是一样。对不同意那个意见的人比对抱持那个意见的人甚至更甚。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是失掉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 。”这是言论自由不可或缺的理由之一,因为密尔深信,没有任何一个结论,一条定理是可以事先判定绝对可信的,而压制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的人却在逻辑上事先相信了某些定理是不可错的。他说:“若因他们确信一个意见为谬误而拒绝倾听那个意见,这是假定他们的确定性与绝对的确定性是一回事。凡压制并使讨论沉默的行为都是假定了不可能错误性。”这种态度当然是专断与僭妄的,因为这种自认的绝对确定性丝毫没有事实根据,也未经经验检验。最易具有这种心态的人大多是暴君或专制君王,所以密尔特别指出:“一些专制的君主或者其他习惯于受到无限度服从的人们,几乎在一切题目上对于自己的意见都感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已见识过中共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近来又领教了川普团伙制造出的“川普做什么都是对的”的喧嚣,不能不感叹密尔百多年前的判断是何等真确。而且,密尔指出,这种态度唯一的结果是拒绝聪明,制造愚蠢。
问:历史事实显而易见,凡没有言论自由,鼓吹盲从的国家必是制造和激励愚民的温床。
答:是的,所以密尔精辟的指出:“不是单单为着或者主要为着形成伟大思想家才需要思想自由,相反,为的使一般人都能获至他们所能达到的精神体量,思想自由是同样甚至更加必不可少。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只要争论避开了那些重大且足以燃起热情的题目,人民的心灵就永不会从根本上被搅动起来,其推动力也永远不能提高具有普通智力的人们,使他们具有思想动物的尊严.”我们要特别注意,这句话中包含着密尔对人类的期许,人应是有尊严的思想动物.环视四周,人类离密尔这个期许仍是多么遥远啊。但是密尔却始终坚信只要人们有讨论一切社会重大问题的自由,人就可能达到这个高度。
问:总体看来密尔是个乐观主义者。
答:恐怕只能在特定义上这样判断,因为密尔坚信,人的本能是趋利避害,人要追求幸福,所以他们会做向善的选择,因为只有善才是和幸福相关的价值。 但善良的人对邪恶永远缺乏想象力。密尔身后的世界愈发邪恶。纳粹暴政与共产暴政携手共进,造成人间地狱,这些密尔是不可能预见的。他在讨论言论自由的必要性时,甚至断言文明社会已经不需要以出版自由来反对腐败暴虐的政府,似乎弥尔顿向斯图亚特王朝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已经大功告成。他不可能预见到100多年之后,还会有国家以”不许妄议“当作治国理政的根本原则。最后密尔把他对思想自由与讨论自由的基本看法总结为四个要点:其一,压制讨论自由就是预设了绝对正确性,妄信自己不可能犯错误,这当然会断绝人的精神自由的道路。其二,只有在自由讨论中才可能把双方争论中各自可能具有的部分真理整合起来,也就是说,自由讨论才可能寻找到完整的真理。其三,即便争辩一方真理在握,也必须从辩论中获取真理性。其四,传统教义哪怕具有真理性,也会成为陈词滥调,不再具有引人向善的功能,它会妨碍人们以新的感受去开拓更广泛的认识领域。
问:密尔这些观点倒引出一个问题,即所谓“绅士辩论”,那似乎不只是说绅士风度。
答:这是英国议院辩论时的要求,因为英国议会的辩论是不同政治派别的政治辩论,有时辩论的主题事关生死,所以那种辩论极为激烈,少不了攻击、谩骂、威胁,这和希腊哲人特别是柏拉图记载下来的那些思想辩论不一样。在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总是辩论的一方。密尔所论的讨论自由大多是苏格拉底式的讨论。《论自由》一书中谈及辩论自由时,密尔确实举苏格拉底为例,称其为“一个在人类中或许值得称为空前最好的人”密尔把他当做压制自由讨论的受害者。所以密尔强调要反对“无节制讨论”,他说:“所谓无节制讨论的意思是指谩骂,讥讽,人身攻击以及诸如此类之事而言。”密尔指出,无节制讨论多是由占多数的意见所发动,也就是仗势欺人。密尔说:“在这一类触犯当中,论战者所作的最坏之事乃是把持相反意见的人诋毁为坏人和不道德的人。在这样一种诽谤面前,特别突出易受攻击的乃是抱持着不通行的意见的人们,因为他们一般总是少数,又没有势力。”这和密尔特别关注多数的暴政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在论及思想自由与讨论自由的篇章中他特意指出这一点。以期人们予以特别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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