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春夏之交由北京高校扩展到全国各行各业的和平集会最终在6月四日凌晨在军队的实弹镇压中落幕。究竟有多少人在那一夜失去生命，有多少人因此受伤，多少人在此后为当年的一腔热血而经历牢狱之灾，难以知晓。不仅当年集会学生呼吁的政治改革远未实现，而且，八九六四从此在中国的舆论空间变成绝对禁区。尽管流亡海外的当年的亲历者，或关心中国民主运动的中外人士努力在海外维持六四记忆，但中国政府对舆论的严格控制和为当年的镇压决定的辩解不仅为维系这段震惊中外的事件的历史记忆增加了难度，也令当年的亲历者与观察者反思这次付出了血的代价的运动时的不同意见交锋变得更加敏感。5月30日，多名八九民运的亲历者和观察者组织线上讨论会：“八九民运成败谈——纪念‘六四’36周年。主持会议的洛杉矶”六四纪念馆馆长王丹先生以及独立学者王超华女士在讨论会后接受本台电话采访，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不同观点交锋的重要性，也都认为，针对中国当前形势，有必要为可能的突发事件做准备。
王丹：总结八九民运经验教训，为未来的变革做准备
目前担任洛杉矶“六四”纪念馆馆长的王丹1989年时是广场上的学生领袖之一。镇压开始后，他被政府列入21名学生通缉令，先后两次被捕入狱。1998年得以流亡美国。2017年于华盛顿创办智库”对话中国”。
法广：请首先介绍一下为什么组织这样一个讨论？会议的主题是“八九民运成败谈”。运动发生36年后，为什么有必要去回看这场运动是成功还是失败？是想回应哪些质疑？
王丹：其实这次讨论会回应的不是六四纪念问题。我们不是把它当做一个纪念活动、哀悼活动来进行的。我们看起来谈论的是过去36年前的那场运动，但实际上，我们认为，中国当下政治局势的发展越来越需要为未来的变革做好准备。这个准备当然就包括对过去的经验教训做一个总结，包括如果再有这样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应该要事先做好哪些准备，可以从过去的运动中吸取哪些教训，过去有哪些成功的地方……所以，这次讨论会实际上是针对当下中国局势，针对我们认为可能发生的变化，希望给未来中国发展，提供一些参考，这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的目的。
法广：从会上的发言来看，也有不少对当年运动过程中的一些策略的质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质疑和讨论？
王丹：我觉得这样讨论当然非常非常重要。比如，这次讨论中，大家比较围绕胡平先生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策略主张。大家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不是说我们要追究过去的问题，从那些意见中就会看得出来，对于一个社会运动怎么能够成功，确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策略、主张和看法，包括对过去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不是足够准确和全面。我觉得这些意见关照的，是在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从这次运动中学习到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有不同意见正代表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问题如果不重要，就不会有这么这么多的分歧了。
这些年来，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讨论。我刚才也讲到，我们成立了“ »六四纪念馆，未来将出版年刊，那个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成果，每一年我们都会收集相关的讨论，一步一步地把这些讨论整理成文字，公开发表。就是说这些讨论蛮多的，只是并没有全部被媒体呈现出来而已。
法广：讨论会上提到，暴力抗争当前在中国是不可行的，但非暴力抗争的空间也非常有限。在海外的民主力量可以做什么呢？
王丹：首先，我觉得，暴力或是非暴力，其实两者并不冲突。在历史上有过暴力革命成功的例子，也有过非暴力革命成功的例子。哪种方式都有可能，我不觉得这是二分法，就是一定是只能用一种方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我们现在在海外可做的事情很多，像刚才这个讨论会，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把这些经验留存下来。就像郑旭光讲的：给后代人、给年轻的一代做一些贡献，让他们多一些经验的积累。这是我们这批“八九“一代的人在海外可以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年轻人没有办法做，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当时那个现场。第三点，我觉得，中国未来什么时候会发生变化，我们不是算命的，没办法准确预测，但是中国的变化从一个较长时程来看，是一定会发生的。所以，现在海外的反对运动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做准备，也就是胡平先生讲的：这回一定要先准备好。这个准备包括提出反对运动的具体的政策主张，不能让我们的反对运动只能是喊一些空洞的口号，或民主、自由等宽泛的概念，而应该针对中国现实的社会问题，民生问题。要能够提出非常非常具体的政策、法规、条例等主张，将宪政制度的框架填满。这是我们在海外可以做的第二项工作。
第三个工作也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全球化的时代，尤其中美之间的各种复杂的关系，更需要的一点就是让西方国家，让自由世界，对于中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以及如何能够用合适的方式推动中国融入文明世界的大家庭。 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些在海外的华人正好可以起一个桥梁的作用，帮助西方国家更准确地认识中国，或者是代表中国中国的这边的力量去表达出我们的呼声。当然第四个事情，就是最基本的人道救援，包括国内的一些好像彭立发啊等等这些。如果我们有机会，应该给他们更多的支持，比如为在狱中的丁家喜等人呼吁。所以，我想，以上至少有这四项工作都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也都是只有在海外能够做的事情，在中国国内反倒做不了。所以海外反对运动其实有非常沉重的使命。
法广：您刚才提到为未来的发展做好准备，提出一些政策、主张， 但这些又如何可以对中国国内的形势发挥影响呢？
王丹：现在是网络世界，虽然中国的言论审查非常严格，但是，不管是从推特，还是从油管都看得出来，中国还是有相当多的人知道怎么翻墙来看国外的内容。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海外的发言或发声完全传不回国内，那是不可能的。相当程度上还是可以影响到国内。那么我们提出的一些主张，比如说农村土地的私有化至少应该列入考量。我想这样的主张如果传回国内，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有一种维权的意义，那么，他们就会更多地愿意从这方面去思考。所以，我觉得，在网络这个基础上做这种沟通，应该说是比以前条件更好了。第二，我们现在在海外为中国未来设计的蓝图，我们当然也不期待当下在中国就能实现，因为毕竟还是共产党执政。但是，我觉得一旦中国转型发生，我个人认为它一定是突发性的，就是说，他们不会给你很长的时间再去做这种新制度的建设。 所以，即使我们现在提出的一些政策主张，并不能完全切合到当下中国的现实，但只要它对未来有用的话，我认为也仍然是非常有价值的。
王超华：“六四”已变成政治象征符号，隐藏了的记忆会重新萌芽
王超华也是1989年民主运动中的一名学生领袖。镇压开始后，她也被政府列入21名学生通缉令。
王超华：“八九民运成败”这个主题在今年特别重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网络上，在社交媒体上，出现了特别多的所谓1989年时的激进学生领袖和中共党内以及政府内的保守派要共同承担责任的说法，认为80年代的政治改革的大好形势就是在党内保守派和激进学生领袖的共同作用下被葬送了。
我们各方其实也有过各种各样的评论。我在2001年写了一篇文章，评论王丹提出的“政府有罪，学生有错”立场。
当年的运动是一种政治性的运动。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特别是现代社会，特别是中国政府还自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政治抗议行动都应该政治解决。但政府动用了国防军来对付政治抗议的群众.这本身就是越权，是政府的罪过，而且它在这个过程中让它的公民付出了极大的生命代价。所以，这是政府有罪。学生有错，但无论错到什么程度，都不到说要动用以人民税收供养的国防军来实弹弹压的这个程度。所以，在这件事上学生不承担责任，不论学生在策略上或战术上有什么错误，学生都没有责任。
政府在力图把6月4日这个日期正常化
法广：中国政府在“六四”之后一直坚持的做法，一是严禁提及“六四”，二是为政府的镇压行为辩解，说如果政府当年没有那样做，就不会有后来中国经济的快速起飞。“六四”之后的中国的确实现了经济快速起飞。这是否也让普罗大众更容易接受政府的这种说法呢？
王超华：对，这对于民众的信息接收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三十多年间，可以说已经有一两代人成长起来了。很多当时没有出生，比如说新世纪才出生成长的这些人，或者是九十年代出生的人，由于镇压，他们的父母会尽量避免让自己的子女卷入和政治相关的事件。他们随着经济增长带来的快速变化，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和父母、和祖父母时代的生活有这么大的不同的时候，他们是会接受政府的这种说法的。
但是同时，中国经济已经有将近十年的停滞，并且现在开始下滑。在这种情况下，新一代的年轻人，甚至包括他们的父母辈，也都会慢慢意识到，他们完全没有政治权力。因为政府在“六四”之后的三十多年间，不断地强化维稳机制，投资维稳的经费几乎和政府逐年增长的军费相比拟。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发现他们没有政治保护，没有政治言说的渠道。这时候隐藏起来的“六四”记忆，就会重新用萌芽。所以，在2022年底爆发白纸抗议的时候，哪怕是年轻人，也都会重新想起来：我们有天安门抗议的这个共同记忆。当时的人都能出去争政治权利，我们现在怎么什么权利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当今社会和广大民众对于（1989年）天安门抗争的记忆究竟是怎样的，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集体记忆的问题，并不是说政府的言说就完全奏效了。最近几年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在力图把6月4日这个日期正常化，要把天安门广场这个词汇正常化。在1989年后的最初二十年里，只要提到天安门这个词，在西方，在英语世界，人们的第一反应都会是天安门镇压、天安门抗议。提到“六四”，在汉语环境里，人们的第一反应也都是六四镇压、六四抗暴。但是现在呢？经过了这么长时间，最近两年，人们就会在网络上发现一些短视频，展示所谓1988年时的生活是这样，1989年时的生活是那样，等等，完全不提当时的政治情况，特别是描述1989年的生活时，完全不提当年发生的抗议活动。就是说，他们正试图把1989年、天安门广场和6月4日这三个关键词重新灌输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记忆当中，使它没有那种敏感性。可是，每年的六四的时候，政府还是需要控制。为什么？就是因为经济在下滑。它如果不控制，如果有人有这样的记忆，而且趁机发出什么信息的话，仍然有可能在社会上引起反响，引起政治上的不安躁动。这是他们最害怕的。所以，政府的这种“脱敏”工程恐怕还要继续很长很长时间，就是因为“六四”对于我们当年的当事人来说，还是一个可以讨论很多细节的话题。但是对于中国国内的年轻人，三十岁四十岁那一代人来说，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象征性的符号。很多人对此一无所知，也有很多人隐隐约约地知道一点。一旦有些社会不满被激发出来的时候，这个政治象征符号就会跳到他们的脑海的前沿，提醒他们，中国人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
法广：讨论过程中，大家都提到八九六四是一次突发事件，海外的民运力量应当努力为未来可能再发生的突发事件做准备。但“突发”和“准备”是否有些矛盾呢？
王超华：许成钢教授考察东欧各国的转变事例后认为，只有波兰（发生的巨变）是有事先组织的，而这个“组织”的原因，是因为波兰有非常长久的基督教传统，那里的教会组织，就是宗教institution教会团体那样的基础，是没有办法在共产党统治下全部被消除的。可是呢，我们看到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当中，从东欧到中亚、到北非，都有很多国家的民众在突发事件当中迫使政府采取改革措施，或者迫使政府垮台，建立新的统治机制，哪怕说那个新的机制可能很快失效了，比如在埃及。在这当中，东欧的很多国家都完成了民主转型。所以许成钢教授认为，在中共这个体制因素制约下，很可能未来的情况只能是突发。
突发事件是随时可能的，它一定会有自己的脉络，一定很难做到像胡平先生讲的那样，依赖高度组织性，完善组织，然后推出有号召力的领袖，实现见好就收。
突发事件这种大规模的抗争，实际上是无组织的。在这样的要求民主的浪潮当中，民众能够响应能够听的、愿意服从的一种号召就是民主。你能够端出实际的民主的措施来，民众会议马上去响应的。你如果说：政府同意选举，我们马上安排一个临时政府，那民众就会从广场撤离。这是很多国家第三波民主潮当中发生的事例。在香港发生的就是，有区议会选举这个机制，民众就倾巢而出，去支持他们的民主派候选人。
法广：既然是突发事件，又如何做准备呢？
王超华：我觉得，第一，在突发事件之前，在中国国内目前究竟有没有进步的力量在做一些事情？有没有公民社会仍然在底层小范围的活动？虽然许成钢教授讲到，中共的控制这么严格，只可能有小规模的公民社会活动。这样的活动一旦发展到会挑战到中共的统治权的时候，他就会打压。可是我觉得，在没有挑战到统治权的时候，这样小规模的公民社会的活动仍然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城市化这么发达，年轻人教育程度大幅提高，中产阶级收入水平的人数也在大幅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居民，尤其是年轻人口需要发展自己的、更符合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的交往方式和社会活动方式。各种各样的小活动，小展览，小的文艺活动，读书活动、俱乐部、电影放映、帮助弱势群体、残疾人权利伸张声张、女性权利伸张、反对家暴，等等，所有这类议题都是在培养人们的基本权利意识。这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在为突发事件做准备。在突发事件爆发的时候，它可以为参与者提供一个以权利为基础的、提出各种口号的机会。白纸运动就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人们提出的具体要求，都是以权利为基础的。这就是做准备的重要性。
然后在权利基础之上，能够在突发事件当中让它有可能有一定的可控性的话。 就要提供一个可能通过民主渠道解决冲突的机会，让人们向往这么一个可能性。当这种机会真正摆在桌面上的时候，就有可能让这个突发事件至少是暂时地平息下去。所以，第一是日常准备建立在培养权利意识上。在突发事件当中，人们就会以权利为基础提出他们的要求。第二，是在突发事件发生之后，致力于提供可以民主解决的小窗口和渠道。这样就有可能让突发事件当中的爆发性情绪暂时平息下来。这是我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