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大选已经进入倒计时。2月23日，选民将投票选举新一届联邦议会，以便组建新的执政联盟，取代2024年11月解体的红绿灯联盟。2021年9月议会选举后诞生的由社会民主党、联盟90/绿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的红绿灯联盟联合执政三年即告解体，不得不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如果说极右翼政党“选择党”（也称选项党）在近期的民意调查中一直稳居第二的局面引发欧洲各国关注的话，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试图加速解决乌克兰危机给欧洲带来的压力，以及特朗普政府要员对欧洲、对德国极右翼政党毫不掩饰的支持似乎也令这次投票活动的意义远超出了传统的本国政治力量的竞选攻防，其影响也将不限于德国内政。自由记者史明常年旅居德国。他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他对这次德国大选的观察与分析。在他看来，在极右翼政党突起提出的挑战之外，德国如何在当前的国际以及欧洲局势下重新自我定位是各方有必要密切关注的议题。

此次大选三个划时代的不同

法广：这次德国大选似乎吸引了比以往更大的关注。在您看来，这次选举和以往的历次选举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它的核心议题只是极右翼政党的崛起吗？ 

史明：我认为有这么三个问题是跟以前不一样的。第一，这次大选是在德国政府破裂的背景下进行的。之前在德国整个历史上，政府因为不信任投票而破裂只经过过一次。 那次是在冷战的高峰期。 这一次，正好是俄乌战争进入最关键的转折期发生了政府破裂，而且是在特朗普赢得大选之后一个星期之内就破裂了。这个背景非同寻常，这说明其实德国政界对于欧美关系面临巨大挑战是有思想准备的，要不然不会在一个星期之内，那边美国大选刚结束，这边政府就破裂。第二点是，目前，由于整个欧洲局势，特别是乌克兰战争局势不清楚，德国在欧洲当中的地位也不清楚，这也是这次大选面临的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话题。虽然这在摆上桌面的大选话题中显得并不那么突出，但是实际上在德国民间，反美已经成为整个精英的一致步调，甚至极右翼也反对，比如选择党主席魏德尔就坚决要求欧洲必须独立。那么在独立当中，德国要起什么作用？德国现任总统施泰因迈尔就美国代表团的傲慢态度发表强烈的抗议和愤怒，这也是非同寻常的。 第三点当然就是极右翼。极右翼最开始只是（关注）难民-移民问题。现在它已经包括到了整个德国和欧洲独立的问题。在这样广泛的有争论的议题上，极右翼的突起，这也是前所未有的。我想，如果一定要说这次大选跟以往有什么划时代的不同，可能是这三个内容。 

面对特朗普政府，德美两国是否仍有在价值观上的依赖关系？ 

法广：那为什么这次特朗普在2024年11月的总统选举中获胜，会对德国的政治局势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呢？ 

史明：很显然，因为德美关系和法美、英美关系有一个根本的不同。 英美和法美都是胜利国的身份，只是是大胜利国还是小胜利国的区分，也就是二战当中西方三巨头，英法美。而德国是战败国，德美关系是建立在解放者和被解放者这个基础之上。德国人在过去整个冷战期间都说是美国人不仅解放了欧洲，也从纳粹阴影下解放了德国。所以，德美关系的基础在思想和意识形态、在价值观上的基础上，跟英美、法美有根本的不同。 这也造成了德美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基本上是一个依靠和被依靠的关系。就是德国人依靠美国，不仅是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价值观上也是。 所以这一次特朗普上台，特朗普代表着美国极右翼势力，就给德国的整个精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还存在这样一个价值观上的依赖关系？现任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已经明确表示：这种关系已经荡然无存，已经没有了。以后德国人怎么样确定自己的独立价值观？这就是个问题，而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他可以不可以说：我们有一个整体的欧洲价值观？现在说是这么说，但是将来做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做？因为德国人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基本上把价值观、把政治上的领导权让给法国，因为说法国是战胜国。但是现在这样的关系不存在了，那下面应该怎么办，这就是个大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恐怕不是一次大选能够解决的。要经过整个德国社会不断的酝酿，形成新的共同价值观，让德国在新的价值观的领导下出现在世界面前，这才有说服力。 否则的话，德国就只不过像日本一样，是美国小跟班，美国说什么它就得说什么；或者像澳大利亚一样，干脆不是美国说什么，而是美国做什么，它就必须做什么。 那现在这个情况不是这样了。这也决定了这次大选是不是极右翼上台引起这么大的关注的关键。如果（极）右翼上台，右翼领袖魏德尔已经说了：美国当年不是在解放欧洲，美国是侵入了欧洲！这是公开在翻二次大战反法西斯战争的案。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所以未来这一段时间，包括大选以后，德国政局的走向都会引起整个欧洲的非常大的关注，因为德国人毕竟是侵略了整个欧洲，而不是侵略了一个国家，是差不多所有欧洲国家，除了英国它没占领以外，都曾在它的铁蹄之下。要翻案，就不仅要得罪美国人，也是得罪整个欧洲。 

德国总结纳粹历史后形成三道防火墙 

法广：特朗普政府团队的成员，无论是马斯克还是副总统万斯，都对德国的极右翼力量给予了很明确的支持。德国现总理朔尔茨几天前在推特反驳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言，他提到说，德国的民主党派在经历过国家社会主义之后，形成了一个“防火墙共识”。而万斯恰恰是在呼吁德国，呼吁欧洲放弃这道防火墙。您能不能介绍一下他所说的是怎么样一个防火墙？它只是一个防止极右翼政治力量做大的防火墙？它和二战时的纳粹德国的精神有什么相关之处？ 

史明：关系非常密切。首先，德国人在总结自己被纳粹统治12年之久的历史时得出的一个最大的教训，就是在德国宪法上加上了一条不可更改的规则：人的尊严不可侵犯。这里说的是人的尊严，不是人的权利，是人的尊严，它比权利更广泛。 也就是说，德国无论政治上做什么决定，都必须以这条红线作为底线。这可以说是这道防火墙在精神价值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具体到国际政治上来说，就是侵略是在无视人的尊严的基础上的侵略，不仅是侵略了别人的领土，而且是在侵略别人领土、不尊重人家的国家主权的基础上，无视别人的尊严。这一条我觉得不仅是德国，而且是整个欧洲，在形成自己欧洲共同体的基础上的一个共识。法国比德国更坚决，英国就更不用说了。 

第二条，德国在体制上做了一系列的调整，比如说，以前所有的小党都可以参加大选，而且都算数。现在则规定了（得票率）5%以下的党根本进入不了德国议会。这次大选之前的民调也反映了这个问题。现在大选局势比较清楚了，选择党虽然可以拿到将近20%的选票，但是由于其他小党没有机会，甚至包括比较大的自由民主党现在看起来进入联邦议会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造成了一个基本的政治共识，就是进入联邦议会的大党，包括民主派大党，有足够的力量去防止类似像奥地利出现的情况：一旦（极）右翼成为最大党，而其他的小党没有力量组合起来对抗右翼。这种情况现在看起来至少这一次不会在德国重演。 这是在体制上做了一个防御。 

第三点就是欧洲形成一体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现在已经进入到非常实质性的阶段，也就是说，从法律上来说，德国的所有民法裁决当中的80%（依据的）都是欧洲法律，不是德国法律。德国人在执行自己民法规则的时候，是执行了80%的 欧洲法律。也就是说，德国法院在判这样那样的案子的时候，必须以欧洲法律作为基础。 换句话说，就是这个防火墙是以欧洲形成一个非常稳定的法律和价值体系为前提的。 

这三道防火线里面第一个被突破的当然就是（得票率需高于）5%。 现在欧洲很多国家，比如说荷兰，奥地利，更不用说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这样的国家，（这道防线已经被突破）。但是防火墙的其它内容还没有受到最根本的冲击。之所以美国右翼上台会有这么大的冲击，就是因为它在基本价值观上推翻了所有以前的规则。 万斯这次在慕尼黑会议上也是在翻二战的案。他说，美国人打仗不是为了公正。那是为了什么，他没说。但是他这番说辞其实在美国国内也引起激烈的反对。那毫无疑问，整个欧洲都跟他翻脸，因为除了在乌克兰问题上，特朗普政府要出卖欧洲的利益，而且干脆推翻了原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基本的共同利益。 

我们现在还看不清楚德国这次大选（的结果）。如果基民盟胜利，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中左翼联盟，（无论它是与社民党联盟还是与绿党联盟都是中左翼，也就是保守势力和左翼（势力）形成联合政府），它会怎么样去定义、重新恢复整个欧洲共同价值基础，在共同价值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共同防御基础？这要看这个防火墙到底有多坚实，是不是会被美国的这种极端的民粹主义，甚至带有法西斯主义色彩的浪潮冲垮。这一点还需要观察。 

这次选举带有涉及西方价值观的划时代意义 

法广：您刚才提到德国的选择党有很强的反美情绪，倾向于要求欧洲独立。但是整体来说，欧洲的极右翼政党很多情况下都是反欧洲政策的。 怎么解释德国极右翼这样的立场？ 

史明：比如说意大利的后法斯主义政府，它是坚决支持乌克兰对抗俄国的。这很难解释。 按理说，这个政府的价值观跟特朗普政府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德国的选择党之所以能做大，是因为新纳粹势力的做大，而新纳粹势力要做大，就必须推翻美国解放欧洲这项认同。而要推翻美国解放欧洲这个话题，就要把美国从老大哥的那个宝座上掀到地狱里面才行。 这也就决定了其实欧洲很多的极右翼，包括德国的选择党在根本上并不是亲俄。 他之所以亲俄是因为俄国人现在站在了反美最前线。现在俄美接触，极右翼非常尴尬：要不要继继续反美？美国人跟俄国人站在一起了，你要不要反俄？ 这都是问题。 

这一次其实也显示了美国特朗普右翼政府的失算。 他原来是想利用德国的或者欧洲的极右翼去分裂整个欧洲政坛。但是目前在德国来看，他正好达到了相反的效果：他把左派和右派都合在一起去了。原来只是左派反美，现在连右派也一块儿反美。 我相信，这种情绪——也就是：美国人对我不公——在欧洲是普遍存在的。法国就不用说了。二战的时候，戴高乐对美国人简直恨之入骨，差不多就要跟美国人掀桌子。我觉得，整个欧洲政治精英的这种精神状态，也有可能形成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过去，反美主义者打的是公正和和平的旗号，也就是因为美国是帝国主义，美国破坏了整个世界和平……现在的反美情绪中又加入了一种非常危险的成分，就是欧洲的极右翼思潮根本就是美国民主联盟的死敌。 希特勒当时只不过是力不从心，他当时如果在欧洲得手，下一步就是要攻击美国。（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之所以下决心介入整个欧洲战场先于介入太平洋战场，把美军的绝大部分主力和精锐都放在欧洲对付希特勒，而不是对付日本，那也是因为当时美国精英的绝大多数已经认清了法西斯主义对美国的威胁。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再去看德国这场大选就显得带有一种起码是涉及整个西方的价值观的划时代的意义。 

德国如何在欧洲重新定位是这次大选最大看点 

法广：极右翼势力在德国做大，对德国的欧洲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史明：这还需要观察。因为现在极右翼只是打出了一个口号：反美。 但在欧洲政策上基本上拿不出什么自己的主张。比如建立欧洲的自主防御体系这个问题上，选择党基本上失声，说不出来应该怎么办。它也说不出来这样的扩军将在整个欧洲军事领导体系里会形成什么样的格局？ 是否德国一家做大？还是德国在德法和解基础上再与英国联手形成三巨头甚至四巨头这样的一个局面？还是说欧洲会形成一个多中心的共同防御体系？比如说北欧，北欧现在在抗俄立场已经赶上东欧了。如果东欧-北欧形成了一个新的领导核心，就会对德国形成压力。德国若不想不仅在世界上而且在欧洲都沦为小弟，那就必须站出来说：那我来领导……事实上，德国在援乌议题上已经是老二，付出仅次于美国，已经超过了法国。 如果是这样的话，法国和英国会怎么看重新崛起的欧洲当中德国人的作用？这些都是未来我们要关注的话题，是这次大选之后，德国政坛必须面对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这次大选之后，要决定德国外交政策的基本走向。我们需要关注的不仅是德国的大选，最核心的问题是德国在整个欧洲的重新定位，因为这个问题曾经使得整个欧洲坐立不安，所有国家都害怕德国人重新做大。我们还记得东西德国统一的时候，（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坚决不同意。德国统一后把首都搬到柏林也引起了整个欧洲人的极大反抗，包括法国人在内。现在反美浪潮如此甚嚣尘上，形成整个政治精英认同。左派和中派虽然都不认同选择党的立场，但是他们坚决反美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大选之后的新的政府如何在整个欧洲定位德国人、德国的作用？我觉得是这次大选最大的看点。 

德国将在本月23日迎来大选，该国反对极右派崛起的抗议活动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进入二月以来，大批德国民众已连续两个周末在柏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示威民众大声疾呼“民主需要你”，并向各派政党发出呼吁，要求各党拒绝与德国选择党（AFD）合作，足以显现民众对极右翼势力的崛起表现极大担忧。面对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普遍抬头，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整个欧洲面临一场新的艰巨挑战。如何看待即将举行的德国大选？该国极右翼势力不断壮大的前景是否已成定局？欧洲极右翼势力普遍抬头的根本原因何在？对此，欧洲之声主编潘永忠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观点。

法广：首先请您简要地介绍一下目前德国的政治局势，您对本次大选结果作何预测？

潘永忠：德国国情危机始料不及，令国际惊愕。德国是欧洲老大，现如今政情危机动荡，媒体是这么评论的：德国「火车头」熄火，《经济学人》评价德国是「欧洲病人」，均指向「德国经济『病』了」。

其实，政经是一体两面。2021年12月8月德国「红绿灯」政府组阁，至2024年11月6日内阁解体，执政三年缺一个月提前下课，也就是说一国的政治灵魂发生了严重危机。政经危机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1、治国理政体现在「抓纲治国」，欧盟全球战略主旨是「安全政策」，确保欧洲战略安全，一是均势战略，二是地缘政治战略，这是德国半个世纪严谨执政之风范，欧洲的和平与稳定，是欧洲经济快速发展的保障。

2、俄乌战争爆发，德国和整个欧洲被战争拖累。德国是乌克兰战争的后援主体，援乌总价值仅次于美国，在欧洲国家位居第一。前几日朔尔茨与梅尔茨竞选辩论时，提供了一个数据：「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已向其提供了总额近 440 亿欧元的援助。」德国曾历时60年为「二战」赔款640亿欧元。而时下的现实是：德国不战几乎又输一次「战争」。

3、严重的能源危机。俄乌战争后，德国的能源成本呈「爆炸式增长」，德国终止了进口俄罗斯廉价能源，欧洲天然气成本跃升至美国的八倍。能源是企业生产与百姓生活的基础，油价猛增，影响到企业生产成本、食品加工成本、交通运输费用、百姓的出行成本、住家供暖照明等，这些直接影响到稳定有序的德国社会大环境。再则货币贬值拉升通胀，物价蹿升令百姓叫苦连天。

4、近年来，德国的制造业部分已关闭产能，部分搬迁去了美国和中国、北欧等。在这样的环境下，德国经济直线下降是可预见的，去年德国沦为「全球唯一负增长的发达经济体」，2023年德国GDP增长率进入负值，为-0.3%。2024年德国GDP比上年继续下降0.2%，连续第二年萎缩、负增长。

下一届德国正常的选举日期，应该在2025年8月31日到10月26日之间的一个星期日。「交通灯政府」熄火，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宣布解散联邦议院，德国大选提前到2月23日（本月下旬）举行。

针对德国的未来展望，我坚信民主制度的「历史终结」论，而时下的全球「变局」，只是阶段性反复、曲折与螺旋式进步的过程，民主制度本身具备修正、完善与补充的功能。还有全民投票选举，本身是表达民情民意，体现了「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简言之：即达到人民富足，物产丰饶，人才荟萃，这才是国家的人间正道。通过选举产生新一届政府，是一种政治体制与管理机制的调整、修复、补充。

 法广：移民问题近来在德国受到极大质疑，甚至有媒体将矛头直接指向前总理默克尔。而相关议题似乎也是困扰欧洲各国的一大难题。这一问题是否助长了极右翼势力的抬头？

潘永忠：新近德国的一些媒体，将德国沉沦追朔到梅克尔执政时的「难民政策」，指责梅克尔使德国成为移民国家，成为国运的「转捩点」。这些媒体渲染，难民问题甚至比气候问题、能源问题、国防薄弱等还要严重，说是因「梅克尔时代失血过多而亡」。

其实，德国的难民政策是个复杂话题，基于两个理由：一是当年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使德意志民族背负着沉重的民族罪孽感；二是源于西方传统优秀宗教文化基因，所以「二战」后德国政府制定了政治避难政策。

主要文件依据：一是政治避难条款，在科尔总理任内修正通过：「第16条经过修改，受政治迫害的人只有来自非安全原籍国才有权获得庇护。」二是「都柏林法规」：最初于1990年6月15日在都柏林签署，它指定了难民在日内瓦公约下寻求政治避难的申请流程。

「难民问题」对德国、欧洲来说，确实是问题。但是收留难民，德国财政能够承担，再则德国各层次的劳动力市场有很大空缺，德国各州的交通工程、老城建设等大工程，一拖就是十年、二十年，正是由于劳动力严重短缺。关键是这样的重体力工作岗位，并未占用德国自己的劳动力岗位。「难民问题」并没有影响经济、影响劳动力市场，问题在于如何管理与培训。

极右翼势力抬头与「难民问题」当然有关系，但不是主要原因，只是民粹党利用此话题点燃了底层民众的排外情绪，获得更广泛的支持。

法广：您如何解读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的普遍崛起？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德国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潘永忠：德国选择党（AfD）是一个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以反对移民、反对援乌、反对欧元、退出欧盟，而赢得不少百姓的积极响应与拥护。选择党前身是2013年成立的「反欧元团体」，谁也没有想到，仅仅11年后，该党会发展得如此壮大。从一些数据中折射出几个警示点：

1、当年希特勒是在民主体制下诞生的，德国社会普遍担忧这一幕重演，好在选择党支持率只是21.5%，远离执政所需要的50%，且联盟党、社会党、绿党都明确表示拒绝与选择党合作，换句话说：选择党距离出任德国总理尚欠火候，但它将会在联邦议院中作为在野大党发挥影响力，不容小觑。

2、本届美国大选最大问题是媒体的倾向性，选前媒体报道贺锦丽支持率一路略高于川普，而选举结果却大相径庭，川普与贺锦丽的得票相距甚远，说明媒体提供的信息严重失真。德国媒体的倾向性很明显，尤其《图片报》是「亲绿」的。令世人忧虑的是：时下德国选情是否会重演美国大选旧剧？是否选择党的支持率被低估了？德国投票选举后是否会爆出令人惊愕的严重后果？而且目前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选民仍然举棋不定。

3、赢面领先的联盟党，也许有可能与社民党组成黑红执政联盟，这也是德国历史上较为传统的执政体系。问题是联盟党和社民党表现疲软无力，从朔尔茨与梅尔茨竞选辩论中可见一斑，「难民问题」、支持乌克兰战争等，仍被视为未来执政重点，显然是抽刀断水，无济于事。欧洲和平与解决能源危机，是恢复社会稳定、发展经济生产的基础。倘若新一届政府在一、二年内治理国家依然不力，不赢则退、不改变就会被百姓唾弃。届时不排除可能出现希特勒时代复活。

法广：近年来，欧洲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并不尽如人意，曾在过去数十年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法德轴心早已涣散。。。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和法国极右翼国民联盟党领袖勒庞为首的欧洲极右翼党团代表人物对新上任的美国总统马首是瞻，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将如何（以及是否有能力）应对特朗普的美国带来的重重挑战？

潘永忠：川普执政，开启了要扩大美国版图的计划，川普提出：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提出要「收回」巴拿马运河；还提出：要得到格陵兰岛，无论用什么方法方式，美国志在必得；他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等等。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及事物的各要素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统。极右势力同样在欧洲蔓延，变天不仅仅是在德国，几乎整个欧洲都在向极右翼势力靠近，奥地利、匈牙利、荷兰、法国、意大利等，都已被极右势力占据统治地位，德国的变局趋势是否已难以阻挡不可预测。

日前消息传出，「二普」通话，商定了俄乌战争停战的条件，双方满意。这件事大大伤害了乌克兰和欧盟国家的颜面和利益，川普总统越过战争受害的乌克兰，忽略了地缘政治主轴、置全力支持乌国的北约、欧盟不顾，直接与普京商谈并「敲定」「终战」计划，完全违反了正常的国际间约定俗成的规矩。此举为欧洲国家敲了警钟，今天在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上，议程有所调整，将原来东道主施泰因迈尔致开幕词后，原来第二位发言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往后挪，而由欧盟理事会主席冯德莱恩取代，以此表明欧盟才是欧洲安全的主角。如今欧洲各国不论右翼、左翼都明白了，欧洲必须团结一致才能面对来自专制国家和来自美国川普所带来的霸道与挑战。

总之，民主制度是「历史终结」的过程，相信人类社会不会重返「成者为王败者寇」的丛林世界。

2025年初，短影音分享平台Tiktok 面临在美国被禁止运营引发的广泛关注 ，迅速随中国深圳一家初创公司推出的DeepSeek“深度求索”人工智能语言模型在全球引发的轰动所冲淡。但最初几天的震撼之后，刚刚问世的“深度求索”就遭遇了与抖音海外版Tiktok 相似的命运。意大利率先对“深度求索”展开调查，台湾中华民国紧随其后，宣布禁止当地公务机关与关键基础设施使用该软件；几天后，韩国政府下令国防部以及贸易部禁止在公务电脑上下载和使用“深度求索”，认为这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过量收集使用者资讯.....如果说“深度求索”语言模型的功能展示令人惊叹中国科技进步的速度的话，它又为何以远快于Tiktok 的速度在多个国家引起警惕？这两者之间是否有某种共性？站在中国认知作战前线的台湾为什么没有全面禁止抖音或抖音海外版的使用？台湾文化大学新闻学系副教授陈慧蓉女士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她的观察与分析。她特别强调，无论是Tiktok,还是“深度求索”，都事关民主国家的国家安全。台湾政府正是从Tiktok在台湾的使用和传播中得到了教训，很快对“深度求索”人工智能模型制定了范围更大的使用限制。

Tiktok 是一个非常软性的文化渗透的影音平台

法广：2025年初，在美国政府权力交接前后，短影音分享平台Tiktok是“卖”还是“停”的问题引发很大关注。几天之后，中国一家初创公司推出的深度求索人工智能模型引发另一场风暴。无论Tiktok，还是“深度求索”，都是在大数据应用背景下开发的软件。这前后两次舆论关注之间是否有什么共同之处 ?

陈慧蓉：我记得AI在刚出来的时候，2024诺贝尔物理奖的其中一位得奖者Joffrey Hinton其实就是以前Google的人工智慧开发的执行长。他获奖之后发表声明提醒我们：AI的开发不能够再只是一群科学家闷着头，好像这个社会跟他们没有关系一样，他们只要开发出他们想要开发出来的东西就好了。而是必须要有社会上很多的利害关系人开始去介入。这些利害关系人可以是公民团体或者是任何会日后受到AI开发影响的人类社会的分子，尤其是民主社会里面的的这些人，包括民主机制在内。他有一个我认为很重要的提醒：AI开发的一个危险之处在于，在民主国家，人民可以依靠立法或者通过公民团体或者利害关系人等结构去参与、监视AI的开发。 但是他如果是在rogue nation（流氓国家——法广注），也就是那些完全不受控的，尤其是威权体制的国家，他们的科技发展，很可能开发出我们日后没有办法控制、会伤害人类社会的人工智能。

Tiktok和DeepSeek都是中国这个非常限制资讯流动（的国家）的资料库所喂养出来的不管是人工智慧还是资讯平台。它的资料库其实是会有所筛选，以便附和共产党的需要。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有相关性的话，它们都来自这样的一个威权国家，一个对于资讯的管控非常严格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尤其是在传播科技方面。

再者， Tiktok的平台也有资讯的筛选，比如说含有哪些关键字的内容它就不会有，或者是让你看到它的机率会很低。但是，某一些我们觉得根本就是中国大外宣的资料、影音，却会不断地在这个平台上面出现。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软性的文化渗透的影音平台。

那相较DeepSeek这个平台，它就完全相反了，因为发展AI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的资料库。但在中国这个环境下，它没有办法拿到它要的资料。所以，另外一个隐忧就是当DeepSeek开始出现在APP Store上面，让我们可以去下载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帮他养DeepSeek：它用收集我们个人资料或者是文化资料的方式来去喂养自己的AI。这中间也涉及到跟Tiktok相同的问题，就是隐私。还有文化的特殊性：我们自己的文化自主或者是文化主权会不会因为DeepSeek的一个操作的方式而受到影响？

民主体制下的国家安全是对国民权利的保护

陈慧蓉：极权政府对於大数据的操控很严重。美国最高法院最后还是维持了对于TiK ToK的禁令，就是如果你不让它落地变成美国的公司，那就禁止。这其中很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数据后来都跑到中国政府那里去，就是说，中国政府可以去控制所有的这些，不管是社群平台，或者是AI所收集到的这些资料，都可以变成中国政府用来去作为他们自己国家对外战略的一个工具。所以事实上它对民主国家产生一种国家安全的威胁。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在讨论言论自由，而是国家安全。

大家可能会认为，国家安全对于极权国家或者是民主国家来说都是一样的。其实不一样。因为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民主体系都是在国家之内被维持的，就是说由国家立法，或者一个比较大的集体立法，比如说欧盟。欧盟有数位服务法，今年二月开始实施。它在维护的，就是欧盟境内所有国家的公民的数据资料，保证他们上网的数据资料可以不被大型的无论是平台公司还是电商公司追踪，让他们有选择。欧盟立法要求这些公司在数据收集上面，在如何使用演算法上面更加透明。欧盟境内的公民开始享受这样的保护了。就是说，只要在一个民主的范围里面，所讲的国家安全，事实上是对国民权利的保护。

台湾的危机是把抖音当成一般平台

法广：美国最高法院在提到国安考量的时候，说它背后的威权政府可能借此来操弄美国的舆论。这就牵扯到一个认知作战的话题。台湾可以说是身处认知作战最前沿，受到的压力最大。TiK ToK在台湾的应用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陈慧蓉：2019年，行政院公布把抖音和抖音国际版TiK ToK列为危害国家资通安全的产品，禁止公部门使用。公部门的系统不能够下载也不能够使用这个软件，但是并没有禁止民间使用。民主国家要禁止一个软体其实非常难。但不禁止，带来的问题就蛮大的。因为由此而来的渗透并不是只有比如说网络资讯或日常生活。台湾的新闻报道中也常可以感受到。我们有时会在怀疑：为什么有些报道的方式和用词的方式，跟中国官方的名词或者是说法完全相同。参加研讨会的时候，我也曾发现有些老师在做诸如抖音的数位行销这类的题目。就是说他们把抖音当成是一般平台，教导大家如何在抖音上面做行销，把它当成是跟其他的，比如说Instagram 或YouTube等一样的平台，就是把它一般化了，日常化了。台湾的危机在这里。

TWNIC，就是台湾网路资讯中心关于2023台湾网路报告可以看出，台湾人在使用社群媒体的时候，大概有22%的人在用TiKToK，使用的数量其实是蛮高的，仅次于脸书和Instagram，是台湾人使用的第三大社群平台。

Tiktok只有一个喂养式的串流的顺序

法广：欧盟此前在讨论TiKToK热的影响的时候，有人提出，不仅那些短视频非常容易让人上瘾，而且会让青年一代沉迷于一些非常简单粗陋的内容。台湾方面有没有这样的忧虑呢？

陈慧蓉：台湾目前这样的研究还非常少，其实在美国的一些研究多多少少都出现了。为什么会有“抖音脑”的说法呢？“抖音脑”很重要一个特点就是我连选都不知道选，或者说我连自己在意志上想看什么不想看什么，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抖音上的影片非常的短。影片短意味着它收集资讯就快。收集到大量数据后，它就可以更替用户量身定做：我觉得你什么要看你什么不要看……就这样喂养式的不断去猜想你喜欢什么，然后取悦你，让你到最后你都懒得把它停掉，或者自己去找这些资料，或者忘记自己到底想要看什么。这样的方式对于青少年的身心确实有极大的影响，因为青少年到25岁以前，他的前皮质其实都还没有发育完成，他还需要学习思考。这就为什么高等教育意在培养独立思考，练习辩证，学习跟社会相处。但是，这个平台以一种不能说情感勒索，但是是一种讨好的态度，去吸引你上瘾。所以确实他会对青少年造成影响。

另外，我们都以为这是一个影音串流平台，或者是一个社群媒体平台。但事实上它不是。因为它只有一个频道，它不会像Netflix一样，有很多频道供你选，你可以选开始和结束。但Tiktok只有一个串流的顺序而已，你只能够不要看或者是要看，这些影音就不断地在你的手机上面播放。它是一条线，你连不看的东西你都会不小心看到。

法广：这是不是也正是Tiktok 与其它社群平台，比如Instagram或脸书就是Facebook等之间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呢？

陈慧蓉：对。（这是它们之间）很大的一个差异性。因为无论你想不想看，你都会看到。中国——尤其是ByteDance后台的工程师，可以很容易去操控想要你看什么。他们会在演算法里面插几个他们要你看的东西。这就是一种文化渗透的方式。

美国禁令不是因为内容而是因为数据收集

法广：陈慧蓉女士特别强调，美国最高法院1月初维持国会关于Tiktok“不卖就禁”的法案的裁决并不涉及这个平台上传播的具体内容，并不触及美国宪法中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

陈慧蓉：其实这次美国最高法院维持禁令，完全没有伤害到宪法第一条的言论自由这个法规。很重要的是裁决并没有去针对抖音上面的任何内容：（维持禁令）不是因为内容，而是因为它收集数据，会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会提供给中国作为情报资讯。

我们讲到言论自由。其实，对言论自由的干涉无所不在。美国宪法它保障的是政府不得干涉言论自由，意思是国会不可以透过立法来命令新闻媒体，国会不可以通过任何出版法去监视内容，规定什么内容可以出版，什么内容不可以出版。台湾的历史就蛮糟糕。台湾在70年代推出的第五次出版法修正案一直用到1999年，那时台湾已经解严了。出版法很严重的事情就是事前审查。所以美国国会保障的言论自由指的是不可以用出版法的事前审查，去审查媒体的言论自由。

法广：近些年，社交平台上大量假新闻传播已经对民主体制构成威胁。这些平台也因此都设立了自动的内容管理规范机制。但这样的内容管理机制与一些国家，比如中国政府对网络言论的审查与删除作为有什么区别呢？

陈慧蓉：台湾的脸书网管机制设在上海，所以我们在台湾常常会说：你被阻了吗？意思就是：你被上海做言论审查了吗?

YouTube或者是Instagram采用的是社群告发机制。就是说有人发现这个内容不OK，就去告发。这是一种community base的方式，很像是美国的社会责任论。它是用社群的方式。告发之后，平台会有一个单位去看是不是真的如你所说。如果不是，平台就会放行，如果是，就会把它屏蔽，然后告诉当事人违反什么法规……而且，当事人可以去申诉，把被屏蔽的影音要回来，重新上架。但如果是在中国，那些内容可能就直接不见了，或者你整个账号都不见了。中国是威权体制，就是说管理是体制说了算，体制就是法规，其实是没有写下来的法规的，这才是更神奇的一件事。

特朗普重返政治前台引发全球不安。上台伊始，特朗普就大手笔地颁布上百项政令，高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和巴黎气候协定，还不顾一切地向近邻和盟友发出威胁。特朗普继续强化他曾在八年前就推出的“美国优先”战略，不仅扬言要对所有中国进口产品加征10%的关税，还将矛头瞄向欧洲，为美欧关系增加了诸多变数。长期以来，美欧关系有起有落，特朗普的再次上台将对这种微妙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欧洲将如何应对这场新的挑战？我们请旅法学者、历史学博士刘学伟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

法广：八年前，特朗普第一次上任后的表现，让欧洲饱受惊恐。四年前，拜登上台，欧洲人似乎过了四年比较舒坦的日子。现在特朗普回归，再次引发欧洲人恐慌。特朗普重新上台，是否意味着欧盟必然会成为受到攻击的目标-至少是目标-之一？意味着双方关系必将再次跌入低谷？

刘学伟：许多人曾认为，特朗普八年前的当选只是历史的“意外”，而美国最终会回归所谓的“正常”轨道。然而，现实却可能相反。特朗普这次带着更大的优势回归，西方政坛的右倾趋势则似乎难以逆转。德国的极右翼政党选项党（AfD）支持率大幅上升，勒庞的国民联盟早已成为法国的第一大政治势力，意大利、荷兰、匈牙利、奥地利的极右翼势力也在崛起。

特朗普高举“美国第一”的大旗上台执政，仗着自己是第一强国，自然会向所有的外部势力索要利益。世界的强大经济势力，就分三大块，北美、欧洲和东亚。在特朗普眼里，似乎没有意识形态。想必他还是掂量，这些盟友，比起俄国、中国那样的硬茬，还是更好拿捏一些。

本人的确不太理解，为什么特朗普对意识形态显然不同的俄国、中国甚至朝鲜的领袖说话，甚至迄今的举止，如此客气，而对他们同根生长的盟友，包括亲密得不能再亲密的邻居加拿大如此不假辞色。从今天开始，他已经开始对加拿大，墨西哥征25%的关税；对中国征10%。他 甚至公然打起鲸吞欧盟成员国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骇人主意。还有特朗普（刚才）宣布要征收台湾芯片100%的关税，除非他们迁厂到美国。

美欧关系会恶化，似乎是定数难逃。但由于他们无论如何还是一奶同胞，这个恶化应该能控制到一定范围内。

法广： 近年来，欧洲各国的发展不尽如人意，过去曾形成的“三驾马车”局面早已不再。俄乌战争爆发后，各国经济更遭遇巨大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将如何应对特朗普发出的各种威胁？

刘学伟：欧洲的唯一出路当然是团结一致，通过欧盟的集体力量与美国博弈。然而，欧盟并非一个统一国家，而是由多个主权国家组成的邦联，达成共识并非易事。这使得美国、中国甚至俄罗斯都能利用欧盟内部分歧，力争各个击破，谋取利益。

法广：特朗普上台，将对俄乌战争产生怎样的影响？

刘学伟：这个影响，将会是决定性的。据说特朗普下令暂缓拜登政府已经决定提供，并且都已运到欧洲的援乌军事物资。停止军援，显然是特朗普政府逼迫乌克兰就范的最主要武器。而美国一旦抽身，欧洲显然难以长期支撑俄乌战事，遑论取胜。

特朗普的第二手自然是逼迫俄罗斯妥协。这件事，没准还更容易。因为据传的他可能答应的条件，与俄罗斯的要价已是不远。最关键的两条是：俄国可以保有已经占有的土地。乌克兰近期不会加入北约。更多的细节现在还不清楚。这件事情，现在还处在瞬息万变之进行时。我只能凭直觉估量，这个暂时停火，乃至正式停战，无论还会有多少曲折，终究还是可以达成的。因为仗打到今天，明眼人都已看清楚，哪一方都太难赢得决定性的胜利。毕竟俄罗斯是一个核大国，不可能彻底战败。如果战争还将长期持续，本人只能深表遗憾。

而且无论是战争长期持续下去，还是在大体上述条件下临时停火或正式停战，欧洲好像都会损失最大。但两途相较，还是打住止损更合适啦。至少特朗普已是这么看了。欧洲人至今好像还是咽不下这口气。因为讲到正义，俄罗斯当然理亏。只是世事无情，太多的时候，还是实力说最后一句话。

法广：你如何看待大西洋联盟的发展前景？如果美国退出北约，欧洲将何去何从？

刘学伟：西方是一个伟大的文明，500年来，独领这个世界的风骚。现在依然在太多的方面处于人类文明的巅峰。西方的衰落，肯定是一个漫长过程。中间完全可能还有若干转机。比如，特朗普改革，若能成功。虽然我越看其机会越小。

欧洲与美国同根同源，是一个共同的文明，打断骨头连着筋，怎么也不可能完全决裂。G7还会长期存在的。这点大可放心。北约完全瓦解？我想也远不至于。在这之前，还有很多步棋可以走。比如，首先要看俄乌在怎样的条件下停火。然后要看，战后欧洲，将与俄罗斯以什么方式共处。特朗普的美国会非常可能减少对欧洲的军事支持。欧洲要加强自己的军备，应当是难逃的义务。但北约完全散伙，至少现在看还是概率太小。

法广：欧洲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刘学伟：欧洲面临的直接的最大挑战是政治版图的极右化。一旦法国或德国的政府由极右派主导，欧洲的政局就会发生一个质变。欧盟，大西洋联盟，或北约的性质也就会逐步发生质变。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联盟，和我们自二战以来已经习惯了八十年的会很不一样了。这会让欧洲、西方得到拯救还是加速衰落，现在还不好断言。接下来几年，对美国和欧洲都很关键。这些极右掌权的欧洲国家领袖，会不会和匈牙利的欧尔班那样，与特朗普结盟？然后又会在欧洲搞出什么样的故事，现在都还难以逆料，但已经是必须严肃认真考虑的现实问题了。

遍及整个西方的向右倾斜的最大背景是移民危机。这个移民潮的主体，在美国是来自拉美的西班牙语裔。在欧洲则是来自大中东和非洲的穆斯林。显然欧洲面临的压力更大，因为其中隐含有着明显大得多的文化冲突。

移民危机之外，第二大的压力就是来自东方的经济竞争。这件事情，也非常难于有一个好的解局。因为欧洲人在期待每周工作四天，而中国人还在9-9-6。中国的工业过于强大。除了早已有之的各种低档和中档的制成品，现在中国已开始猛攻高档，核心制造业比如汽车。这已经让欧洲人完全退无可退。

第三大压力就是人工智能了。这个前景，是世界性的。但美国和东方在这个新变局中，显然处于有利地位。而欧洲则似乎处于毫无招架之功的状态。你看那个现在风靡世界的AI语言大模型，大体上哈，头部五家属于美国，接下来的十五家都属于中国。除此之外，在欧洲、日本、韩国、居然一家像样的都没有。更遑论整个的第三世界。

面对美国的特朗普压力，欧洲显然还有一张最重要的牌可以打，就是和美国拉开一些距离，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若善用这张牌，就可以撑起一个三国之势。作为第三大势力，欧盟就可以在中美之间，纵横捭阖，努力谋取自身的最大利益。现在中国和欧洲同时受到特朗普打压，似乎就可以多一点共同语言了。

比如，和四年前一样，巴黎气候协定，本有三根支柱。现在美国又撤了。欧洲和中国自然只能携手支撑。否则，整个巴黎协定就会轰然倒塌了。

欧盟当然还可以加强与东亚其它国家，尤其是日本、韩国、印度的合作，以尽可能平衡美中影响力。

这个世界依然以实力唯尊，真正的玩家，还是只有上面提到的几家。既然如此，限于篇幅，欧洲和世界其余部分的关系这里就都略去了。

随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宣誓就职，在美国一度被迫停转数小时的短视频即时通信软件Tiktok获得了75天的喘息机会，但仍然面对“不卖就禁”的压力。中美两国当前的战略竞争令这款在美国拥有近一亿七千万用户的软件的命运吸引了更为广泛关注，但这款软件其实在全球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世界各地遭遇越来越多的质疑与制裁。在美国围绕它对国家安全的威胁的争议之外，欧盟委员会、英国议会等机构都已下令禁止工作人员在工作手机上下载该软件。欧盟2024年底宣布启动调查，怀疑Tiktok在罗马尼亚总统选举中可能充当了政治干预的工具。阿尔巴尼亚则在一起校园斗殴事件之后，宣布自2025年起暂停使用这款深受青少年喜爱的软件。委内瑞拉在去年年底指控Tiktok 对平台上传播内容失察，宣布罚款一千亿美元。印度自2020年起就下达了禁令；尼泊尔则曾以破坏“社会和谐”为由，在2023年11月至2024年8月间禁止使用该软件……如何理解Tiktok引发的国家安全忧虑？它与言论自由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与其它社交媒体软件相比，Tiktok有何特殊之处？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教授郑宇君女士接受本台电话采访，介绍了她的观察与分析。 

Tiktok在何种程度上可能威胁国家安全？

法广：Tiktok在美国被禁，目前禁令暂时延缓75天执行。最高法院1月17日决定维持此前国会的禁令的时候，理由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性高于言论自由。但是，怎么理解这种对于国家安全的担忧呢？在什么程度上Tiktok构成了一种国家安全意义上的威胁？ 

郑宇君：过去二十年以来，随着网际网路跟各种社交媒体的普及，人们得以在各个社交平台上，在公共空间，践行言论表达自由。但是，这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这样一个网路的公共领域的空间，它的基础建设都是来自於各个社交平台，而且这些社交平台都属于私人公司。但这些私人公司的维运，就会考量到它的商业利益和其他的目的，并不是一个国家所能够控制或者是控管。 不管是TiK ToK或Facebook都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这里虽然每个人都有表达意见的自由，可是你表达的意见不见得能够公平地被其他人所看到，各个平台会用它的演算法去控管有哪些言论可以被看见。如果是在西方民主社会，这些私有平台的公司，比如Facebook或者是X（就是以前的Twitter），它仍然必须要面对比如欧盟或美国的法律要求，譬如说要有一定程度的揭露（公开）演算法，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作为某一种国家介入的监督。但Tiktok平台，如果它背后的所有公司，假设今天被一个所谓譬如说是美国的敌对国家所掌握，那我们就不太能够确认，这个演算法是不是在必要的时候会限制、屏蔽某些言论的流通，从而干扰这些资讯（的传播）。所以我觉得，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说，政府必须要考量的，是这个平台上的言论流通是不是透明，是不是可被监管、可受法律控制，还是说它可能会被其他的势力所干预。 

法广：美国担心这个平台会影响美国的舆论。这种担忧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它的受众非常庞大？ 

郑宇君：是。不只它的受众非常庞大，而且特别是这些受众过去的使用习惯行为的记录都被这个平台所掌握。一旦它想要刻意地散播某些讯息给特定的人士，这个演算法因为掌握用户的这些使用资料，它确实是可以推送特定讯息给特定的受众。这确实有可能在，譬如国家处于一种敌对状态、或者灾难危害、战争等状态的时候，影响到讯息的发送和限制。 

法广：美国从国会到政府，到最高法院，对美国用户的资讯安全非常重视。但是，面对Tiktok可能会被禁止，很多的美国用户转向了“小红书”。而这个“小红书”其实也完全是中国公司开发的软件。 而且，Tiktok至少有一个海外版和一个国内版。“小红书”只有一款版本。这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显示，政府对于个人资讯安全的重视与民间用户对这个议题的关注之间有落差？ 

郑宇君：我觉得，民间用户比较会考量他个人的，譬如说他过去的使用习惯，或者是他透过TiKToK可以产生自己的营收被看见，然后可以转换为实际的金钱的利益，或者是其他方式。我们看到有（用户）在短暂的时间转移到“小红书”这样的一个潮流，但是（这个潮流）长远看是不是稳定，我觉得仍然有待观察。因为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忽然间大量涌入的美国用户会对中国的“小红书”（用户）或者说所谓的中国墙内的言论产生一些冲击。 过去，中国一直使用网路长城，就是要区隔国内跟国外的舆论。现在突然有很多国外的用户涌进，对于中国“小红书”可能也会产生一些矛盾跟冲突，这个影响我觉得仍然需要观察。长久来说，我觉得，如果这个平台没有在（美国）境内落户的话，它对用户来说并不会是一个很方便的体验。所以我会觉得这是短暂的现象，不会是长久稳定的所有用户都能无痛转移到小红书，因为小红书里面很大部分都是中国用户。我相信，过不久就会有小红书的中国境内与境外版本的区隔。 

法广：中国国内的抖音和海外版的抖音彼此在何种程度上它可以相通呢？ 

郑宇君：在技术上是（彼此）隔绝的。他们后台的资讯掌握可能相通，但对一般用户来说是隔绝的，普通的用户基本上不会看到（另一个平台上的内容）。但是，平台上有一种被称作搬运工的用户，他们可能把一个平台的内容搬到另外一个平台去。 

TikTok和其它社群媒体有何不同？

法广：TiK ToK和其他同类的社交平台相比具体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款软件发展非常迅速，短短几年间已经世界各地都拥有无数用户。但它同时也越来越多地遇到麻烦，或是需要赔偿，或是受到批评。其中的原因各种各样。最新的一例是（2024年底）罗马尼亚总统选举，Tiktok被怀疑有政治干预行为。还有一些指责是来自对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关怀，尤其是网络上一些暴力内容视频，还有一些展示危险尝试的视频的传播。有人提出，这些视频对一些青少年的自杀行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怎么看这款社交媒体？它为什么会集中了这么多的批评？ 

郑宇君：其他的社群媒体比如Facebook（脸书），主要是以社交网络，也就是所谓的朋友圈为主。但是TiK ToK相对来说并不是以朋友圈为主。它基本上完全按照演算法，也就是用户停留的时间越久，它就会给你推送越多类似的内容，所以它会让用户沉浸在其中，或者说上瘾的程度会越高。特别对于青少年来说，如果自己不加节制地使用，确实会一直看到重复类型的内容，没有办法停止。这是我觉得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一个比较大的担忧。

第二点在于内容。我们会看到抖音上有很多challenge（挑战游戏），譬如说一些极端危险的动作的影片，就会吸引更多青少年观看。这在某种程度上会鼓励更多青少年去做这些危险的动作。所以，我觉得Tiktok对于青少年的影响确实是蛮大。关键在于它让青少年沉浸在其中而没有办法离开，而这种短语音方式又缺乏反思性。所以我觉得，青少年观看这些确实比较危险。

另外一点，正是因为是短语音方式，所以基本上让人很难区分其中讯息的真假程度。特别是在AI（人工智能）介入影像生成之后，那些短时间内容，其实很多可能都是AI生成的影像。而青少年更缺乏区别能力，很容易误以为里面的内容是真实的，那就会产生更多的负面效果。 

禁止TikTok是否破坏言论自由？

法广：回到言论自由问题。支持和反对Tiktok的人，理由之一都是言论自由。Tiktok，还有其他同类社交媒体如今是不是也提出了一个如何看待言论自由的边界的问题呢？ 

郑宇君：我觉得，在所有社交媒体上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是言论自由，没问题。但是，平台能不能让你的意见被看见，这是一个问题。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平台，人们当然希望自己表达的意见被看见。如果这个平台有权力透过演算法或其他各种机制，让你的表达其实没有被看见，你的言论自由其实是被平台所控制的，它并不保证你表达的意见被看见。所以我觉得，最大的矛盾点在于，言论自由表意的空间却是被私人公司所掌控。怎么样透过法律或是其他公民团体的倡议，让每一个人的言论表意都可以被公平地看见，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私有平台决定一个意见能不能被看见时，当然很多时候是受限于譬如商业利益：你的言论被看见，可以为平台带来更多的利益。比如，要争取更多人观看（某些内容），你可以投放广告，让你的言论被看见。如果没有花钱投放广告，你的言论可能就没有被看见……所以，比较理想的方式是，有一个非盈利的社交平台作为公共表意的空间出现。最近我们看到一些新的社交媒体软件，比如 Mastodon ，这比较是一个替代性的社交平台。虽然（目前）使用它的人数相对来说较少，而且是分散式的，但是长久来说，这些矛盾依然存在：虽是公共言论自由表意的空间，可却都是被私人公司所掌控。 

法广：Tiktok之所以引发这么多关注，是不是也在某种程度上因为它背后的运营公司的私人属性本身不是太明确…… 

郑宇君：对。有一些人认为，TiKToK虽然表面上是私人公司，可是可能有中国的国家资本介入。因为它具有不透明性，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中国政府介入TiK ToK有多深，是不是有可能去干预TiK ToK平台的演算，不只是让你的言论表意没有被看见，甚至是会刻意地让一些假讯息被放大投放给特定的用户。这就可能造成我们所说的认知战，也就是让一些用户看到过多的、譬如说对特定政府不利的假讯息。 

法广：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个概念，叫“信息正义”。您对这个概念怎么理解？ 

郑宇君：我倒是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个概念。但我觉得大概都是根源于：过去二十年，出现社交平台之后，让每个人都有表达意见的机会。但是当太多意见被表达后，筛选的机制却是演算法。而演算法不仅在某种程度上是被一个公司掌控，而且在公司掌控之外，它还有一种不透明性：你完全无法知道它播放了什么内容，而且每个人看到内容不一样。 相较于大众媒体时代，虽然很多媒体也是私人公司，但是，譬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线电视的内容后，可以去检验它是不是平等，或者是否有问题。而现在，社交平台给每个人的都是个别化的内容，真的很难知道别人看了什么，跟你看的有什么不一样。目前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看到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政治极化现象。政治极化对于平台本身来说确实会是有利的，它会一直去推送那些符合政治极化、符合意识形态的内容给特定的人，其实某种程度上反而是阻碍了不同立场的人沟通。信息正义，我想大概也是类似这样的概念。所以我们应当思考：如何创造一个新的品牌，可以让不同立场的意见可以被公平地看到，然后去做好的交流。

美国刚刚为2024年12月29日去世的前总统吉米-卡特举行了隆重国葬。中国官方“高度评价”他无论是在担任总统期间还是在卸任之后为中美关系作出的贡献，但这位在百岁之年离世的民主党领导人担任总统的时间只有四年（1977年-1981年）。国际舆论在评论卡特在这四年间的重要外交成就时，通常首先想到的是以色列与埃及1979年达成的和平条约，或1977年与巴拿马就巴拿马运河控制权达成协议，而不是1979年1月1日的中美建交。如何看卡特在这项标志着中美关系新时代的举措中发挥的作用？虽然重视人权是卡特外交政策的一大特色，但在与中国建交的决定中，地缘政治考量显然远远高于人权理想。卡特在卸任后虽然也曾通过他1982年在亚特兰大成立的非盈利组织——卡特中心支持中国的基层民主建设，但该中心支持创办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12年即在中国遭到屏蔽，标志着这项努力的失败。46年后的今天，中美两国已进入全面战略竞争，当年的接触政策的正当性引发质疑。如何看这位美国前总统对华政策的遗产？卡特中心的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先生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他的观察与分析。

1979年中美建交：没有勇气和远见就难以做出的决定

法广：的确，在当时东西方对立的冷战格局背景下，中美关系的破冰之人更是1971年夏秘密访问北京的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以及1972年2月访问中国的美国时任共和党籍总统尼克松。自此以后，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已经是大势所趋。1977年1月才就任总统的吉米-卡特签署中美建交公报之举是否更是水到渠成之际的摘桃之举呢？ 

刘亚伟：应该不能说是摘桃派。要是大势所趋的话，为什么（建交）耽搁了将近七年的时间？«上海公报»是1972年2月份签署。«建交公报»签署是1978年12月15日，建交是1979年1月1日。当然，尼克松本人后来卷入“水门事件”，内外交困，最后没有精力继续推动。尼克松辞职后，副总统福特接任。福特虽然在任下访问中国，但是他可能觉得自己没有获得“授权”（mandate)，可能想在选举以后再说。我觉得,对于卡特来说，当时的压力还是很大.一方面台湾的院外活动集团实力很强，另一方面，民主党任何要与中国改善关系或者稳定关系的举动都会被共和党、被美国的保守派看作是向共产阵营投降。特别是尼克松，他的政治生涯本来就是建立在反共反华的作为上。所以，当他说要到中国去，大家觉得那是为了国家安全。如果是民主党人（就会不一样）。杜鲁门总统任下就被指控说是“丢了中国”（the loss of China）。肯尼迪和约翰逊当时也都想跟中国接触，但是考虑到整个美国的政治生态，也都没有迈出关键的这一步。也有人对卡特说过，如果他当时跟中国建交，他有可能在1980年的选举中落选，最好等到连选连任之后，在第二届任期没有后顾之忧的时候再去做这件事……所以，我不觉得卡特任下的建交之举是摘桃子。

而且谈判的整个过程也很艰巨。我觉得，（共和党人）尼克松和（民主党人）卡特在与中国建交问题上有共识，那就是要最后打败苏联。但要让苏联在冷战中失败，就需要撬动中苏关系，让中国不仅跟苏联离心离德，还要让中国跟美国是一股道上跑的车。他们两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问题，只不过因为台湾当时有院外活动集团，台湾在那个时候也不是什么民主国家：实际上（华盛顿与北京）建交促进了台湾进一步的民主化，因为离开美国以后，台湾如果想继续让美国为自己提供保护伞，就首先要实现民主化。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中国的面积、体积，中国未来可能产生的经济当量，那都是台湾不可比拟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低估中国在这个时候有一位领导人，同样有远见，同样英明，能够和卡特在这个时候共同做出一个没有勇气和远见就做不出来的决定。

法广：人权外交在卡特政治生涯中一个重要的特点，但是他在与北京建交与台北断交这项决定中，其实人权问题也不是最重要的一环……

刘亚伟：卡特做总统的时候把人权作为外交的一个基石，我觉得，他做的可能比任何一个前任总统都做得更多。虽然在中国问题上，我们觉得他没有盯住中国的人权政治，实际上那个时候，不管是尼克松还是还是卡特，与中国谈外交时，瞄准的目标当然都是莫斯科。在冷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卡特就提出来美国的外交活动不能忽视人权，这已经是比他的前任往前迈出了一步。当然，归根结底，美国的外交决策是根据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做出的。人权是一个重要的部分，但不是最重要的部分。今天，大家也能看出来，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在跟以色列打交道时，人权、人道主义又变得更像是一个符号。 

中国若继续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美关系仍会起伏不定

法广：最近三四十年的变化中，台湾一步一步走上民主化的道路，中国则是在一度开放之后，一步一步又开始关上大门。卡特对于中国后来的这些发展是否有关注？他有没有注意到，他当年想以与中国接触来推动中国走上民主道路的设想，实际上失败了呢？ 

刘亚伟：卡特中心在中国的活动从90年代初与中国残联合作，到90年代末期与民政部和全国人大合作， 2012年之后与中国的智库、大学、专家等合作，首先都是要促进中美两国老百姓、中美的精英对对方有更好的了解。之前所做的是慈善事业，主要是残联假肢生产线和聋哑学校老师的特种教育培训。后来是推动中国的基层民主，因为民主是卡特中心一个重要的项目。所以我们和国内的民政部以及全国人大合作推进基层民主，而且同中国的学者、官员一道，探讨基层民主选举如何可以一步一步地向上走，最终启动中国必不可少的政治改革。2012年之后，双边关系发生了变化，国内政治也发生了变化。所以卡特中心做得更多的是中美之间要互相理解，通过更好的理解对方避免出错。我们最担心的是中美两个国家发生武装冲突。卡特中心，包括卡特本人，最关注的也是最重要的，甚至超过民主、超过人权的理念，是和平。如果没有和平，一切都是空谈。

法广：卡特中心帮助在中国建立了“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中国的基层选举现在已经是即便有选举，也是形式上的选举。“选举与治理网”网站已经被中国关闭……

刘亚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12年被中国政府屏蔽之后，我们不停地更换域名，后来将网站先是挂在亚马逊，后来挂在微软的云上。实际上，（被中国政府屏蔽之后）网站还一直在更新，直到2023年3月份。因为网站是由国内的网络公司设计，卡特中心担心（网站）有后门。为了保证这个网站的使用者的隐私和安全，最后是我们自己（将网站）下线。但是我们现在还在同有关方面探讨怎么能够重新启动这个“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选举与治理网2002年4月1号正式上线，2023年3月卡特中心将它下线。对我们来讲，中美关系从长远的角度讲，两国如果真的要变成一种可持续的、双赢的关系，也要取决于中国最后的体制走向。如果中国还是继续沿着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往下走，中美关系在今后若干年应该还是会起伏不定，动荡不已的。

中美需要制定一个新的和平共处框架

法广：自中美建交以来，国际形势格局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中美关系如今如此对立的形势下，如何看卡特当年的外交政策尤其在中国和台湾议题上的主张？他留下什么样的遗产？还是说他当时对形势的分析已经时过境迁，过时了？

刘亚伟：卡特的遗体刚从卡特中心移至国会山供美国民众瞻仰的那一天，美国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众议院议长、副总统哈里斯（也称贺锦丽）等都做了演讲。哈里斯在她的悼词里说，卡特最重大的外交成绩是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实际上，从卡特12月29号去世以后，不管是学者还是其他的政府部门的人在谈卡特的政治遗产和成就的时候，在看他在哪一个方面做出了与众不同的贡献的时候，很少有人提到他做出了与中国建交的决定。我觉得，与中国建交以及接触政策（engagement policy）最重要的成就是，在经常有战事的东亚（之前首先有二战中的日本，之后有韩战，后来又有越战），1979年之后，那里一直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地方。因为有和平，所以就有了繁荣，（那里）现在成了世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发动机。

美国如今有很多人质疑当时的对华接触政策是不是给中国制造了机会，是不是让中国得以对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的意识形态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我觉得说这样说可能也没错。但是，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对世界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儿。现在没有人去想：如果当初不与中国建交，让中国继续沿着改革开放之前的路往下走，那今天的中国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如果中国乱起来的话，现在一个巴勒斯坦的乱，就已经让美国狼狈不堪，中国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因为落后，因为老百姓不满，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出现动乱的话，那给整个世界会造成什么样的局面？所以，我觉得，要缅怀卡特的外交政策和卡特的政治遗产，就是中美一定是要保持沟通。而且中美一定要彼此都认识到，我们的确是有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历史、不同的价值观，但是我们可以找到合作的领域。而且，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保持沟通，要管控危机，保证两国不会发生任何武装冲突。我觉得这可能是他最重要的（遗产）。

在2018年12月31日，也就是在中美建交四十周年的前一天，卡特给«华盛顿邮报»写了一篇社论。他强调，中美一定要防止进入新的冷战。我们今天在卡特中心做的所有工作都是按照他的意愿，从中美不再发生冲突的角度，做任何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卡特爱说的一句话是：当年跟中国谈判建交的时候，中美的不同要比今天大得多得多！所以，还是要取决于两国领导人的远见和勇气，以及他们说服身边团队的能力。在美国，三权分立的国会、行政部门还有司法部门要能够协调，最后制定一个新的中美关系的框架。«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最近曾去中国，回来以后写了几篇文章，其中第二篇文章就提出：中美实际上需要一个新的«上海公报»，也就是中美关系现在需要第四个公报，要保证中美在即将进入21世纪30年的时候，找到和平共处的新框架。

法广：但是中美两大国寻找和平共处的新框架的过程中，是不是台湾又会成为一个被抛弃的棋子？ 

刘亚伟：我觉得台湾的问题已经不是中美问题了，台湾问题也是一个国际问题，因为从（1972年2月签署）«上海公报»开始，到后来（1978年12月）的«建交公报»，再到后来（1982年8月）的«八一七公报»，就是所谓的中美三个公报。加上美国国会（1979年4月）的«台湾关系法»，台湾已经牢牢靠靠地进入了美国的国内政治。如果美国不改变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后期到拜登这四年在台湾议题上的做法，也就是中国政府所说的“台湾政策空心化”，那台海变成火海的可能性应该还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应该更清楚地阐明自己的立场，并且明确地表示：台海问题是两岸华人的问题，（美国）乐见两岸华人通过和平的手段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我觉得这是美国至少要做到的。对大陆来说，则要有一定的承诺，在没有违反中国制定的«反国家分裂法»的情况下，大陆不会对台湾使用武力，而且应该尽量减少甚至停止所有对台湾的这种灰色地带威胁和破坏，然后，再通过互相的走动，互相的贸易，互相的沟通，最后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两岸可以走到一起的方式。这样就会避免让台湾变成牺牲品，避免让台湾成为美中两国竞争的战场。如果不是这样，那对2300万台湾人民来说是莫大的悲剧，对整个中华民族也是一个莫大的悲剧。

2025年1月7日，美国为刚刚去世的前总统吉米-卡特举行了隆重国葬。这位在百岁之年离世的民主党领导人担任总统的时间只有四年（1977年-1981年），但这四年间的几项重要的外交成就的影响却持续至今。其中之一就是1979年中美建交。吉米-卡特虽然并不是中美关系的破冰之人，但在他任下签署的《建交公报》却是中美关系进入新时代的起点。当然，如果说在中国大陆“高度评价“他为中美友好关系做出的贡献的话，近年来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地位不断提升的台湾对卡特逝世反应则颇为冷淡。1979年中美建交意味着美国与台湾中华民国断交，已经在1971年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功加入而退出联合国的台湾，因此又在国际舞台失去了一个至关重要盟邦，其它邦交国也迅速跟风转向，让台湾中华民国陷入外交困境。46年后的今天，不少台湾人对此仍然难以释怀。但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严震生教授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台湾由此陷入的困境对台湾此后的民主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法广：严教授您好，美国刚刚为前总统卡特先生举行了国葬。卡特先生在任内，在1978年底宣布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建交公报1979年1月1日生效。 与此同时，美国与在台北的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对台海两岸来说，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对台湾人来说，这尤其是令台湾人非常失望非常震惊的消息。但是美国与北京政权的关系的改善其实从1971-1972年就已经开始。是否可以说在1972年到1979年这段期间，中美建交已经是大势所趋？在这期间台美关系处于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严震生：我觉得，在1971年美国无法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台湾退出联合国之后，国际社会许多国家大概都感觉到风向在变。1971年夏，（美国时任国务卿）基辛格去访问北京。两个多月后，我们台湾就被逼，退出联合国。接下来就看到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与（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上海发表“上海公报”。1972年9月，日本就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国际社会其实从1972年尼克松访问之后，大概就已经看到势在必行了，只是因为尼克松后来遭遇“水门事件”，（建交）延迟了。 但在此期间，尤其是1970年代中期，台湾在欧洲的邦交国，比如西班牙等都提出与台北断交，在亚太地区，澳大利亚等国家也都断交。就是因为知道美国已经转变方向，所以很多国家也跟着转。拉丁美洲慢慢在1970年代-1980年代初期也开始转向，在台美断交以后，（断交）速度就更快了。所以，台湾其实对此应该是有心理准备的。 可是当卡特宣布的时候，还是让大家比较震惊，因为毕竟已经拖了那么久了，感觉上好像可能不会那么快，不一定会行。其实，自尼克松时代开始，许多谈判就在进行中，美国在北京成立联络办事处，只是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好的安排。美国国会后来也通过了“台湾关系法”，对台湾的安全保障还是有。 

 所以，台湾当然是对卡特非常不谅解，但是始作俑者其实还是尼克松，是国际关系格局中“打中国牌”来对抗前苏联的两大集团之间的一场竞争。这是台湾再怎么样也无法扭转的一个国际现实。 

法广：美国与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与台湾的中华民国断交，对于台湾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是否也有一个巨大的冲击呢？当然，蒋介石那时已经过世，台湾已经进入了蒋经国时代。 

严震生：我觉得当然有。如果我们今天回头去看，台湾在民主化之前对美国最大的利益考量大概就有两个：一个是台湾是所谓反共阵营的一部分，是美国要围堵共产主义扩散蛮重要的一个阵营。第二就是台湾的战略地位，它处在第一岛链，是“不沉的航空母舰“。就是说，台湾的战略意义和意识形态与美国（利益）完全吻合。 

还有一点是，在1960年代以后，台湾对美国的一个蛮大的资产，是台湾的经济开始慢慢起飞，整体发展很不错，造成了台湾的经济奇迹。就像当时的南韩，也就是现在韩国一样，这是美国可以拿来向其他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在非洲也好，拉丁美洲也好——那些不愿意拥抱美国力挺的这种开放性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路线的国家炫耀，在全世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里头，将台湾作为最好的模范生。 

但是，1970年代末期之后，首先，尼克松打中国牌后，台湾的战略地位就显得不是这么重要了，因为美国要跟中国共同对抗前苏联。其次，在意识形态方面，美国好像也愿意稍微放弃一些（坚持），去与中国打交道。而且，建交之后，中国大陆也刚好就在那个时间点，大概就在卡特宣布跟北京建交（1978年12月15日）三天之后，中共三中全会就通过了改革开放的决议（1978年12月18日），中国的经济也开始起来了，它的战略地位也在（提升）。 

对台湾来讲，我们被迫要再找到另外一个可以彼此区隔两岸的（方法），就慢慢开始走向开放民主。 今天在美国最重要的全球大战略中，我们是它的民主伙伴，是民主阵营的一部分。这一点，我个人认为，卡特有帮台湾找到一条新路：在某种程度上，台湾被迫要与对岸区隔，于是进行了民主化，这对台湾社会整体是好的。另外，台湾其实在1980年代也面临着经济升级的瓶颈。我们的劳工成本高了，我们的环保意识也高了，所以很多重工业、石化能源工业等都受到了环保团体的挑战。再加上我们的土地成本也高了，然后美金兑台币的汇率被逼从1:4，一路升到1:25。过去台湾常常透过台币贬值来增加我们的出口竞争力，现在汇率已经升到这么高的时候，其实竞争力已经差了。而且，美国跟中国大陆接触之后，我们随即也有机会跟大陆有对话的可能，可以把台商转移到大陆市场。我觉得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 美国跟北京建交之后，很多在美国或者其他地方的华人到中国大陆去，其中很多是台湾人。很多台湾的商人或者台湾人会觉得：为什么国外的台湾人可以进去大陆，而我们的不行？所以蒋经国后来也与对岸开放，首先是探亲，然后慢慢开始有台商的活动，投资、市场生产等等。这让台湾在1990年代的经济持续强化升级。因此我个人会给卡特一些加分。当然，我知道在台湾，卡特因为是跟北京建交的总统，所以总是被认定是对台湾不利的总统。但从后续的一些发展来看，其实卡特还是做了一个对台湾发展比较有利的决定。 

法广：美国与北京正式建交几个月之后，美国的国会也通过了“台湾关系法”。卡特当时对这个台湾关系法的最终版本起到了怎么样的作用？有些评论曾提出：其实卡特最初的台湾关系法版本非常简单，对台湾并没有实质的保护…… 

严震生：是。没有错。我们知道国会里有一些对台湾友好的议员，我们当时称他们是“中国游说团”（China lobby） ——这里的“中国”是中华民国、自由中国。这些比较偏保守的参议员与台湾关系非常好。他们觉得，首先，建交/断交作为对台湾来讲其实还是蛮粗鲁的。虽然我们知道，任何外交转移都是最后一分钟通知，但当年美国在台湾的驻华大使安克志是半夜把蒋经国叫醒，通知他这样一个决定。大家都觉得这样做非常不礼貌。所以卡特也知道有一些理亏。 当这些国会议员要推动一个比较真正关注到台湾安全的、能够提供台湾防御性武器的“台湾关系法”的时候，我想，尼克松大概心里头也觉得，既然（与北京）建交目的已经达到了，现在有这么多对台湾友好的议员提出需要，他也就顺水推舟接受了他们的提议，这才有了现在的台湾关系法。我觉得，当时对台湾友好的议员在国会里仗义执言，推动通过这个法律，确实让台湾，不只是在武器问题上可以持续军购，最重要是在心理上面觉得有一个美国国内法关注台湾的安全。虽然没有说一定会出兵保卫台湾，但至少是希望能够提供台湾有足够防卫性的武器，确保台湾的安全，美国与台湾之间的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的互动也会持续。我觉得这个对当时安抚台湾的人心还是有些帮助。 

法广：1999年，已经离任总统的卡特接受邀请访问台湾，与台湾第一位经全民投票选出的总统李登辉会面。台湾朝野当时对卡特还是颇有怨言。您怎么理解李登辉当初邀请卡特前往访问的作为呢？ 

严震生：我想，李登辉总统自诩为台湾的“民主先生”，他一定会希望让卡特看到：他当初做的决定的结果让我们台湾成为一个民主的典范。卡特来台湾后也讲， 他不会后悔1979年的决定。尽管1989年中国发生六四天安门事件，很多人觉得，中国大陆的威权体制没有改变。尤其是现在，很多人都会认为，当年美国与大陆建交的时候，是希望能够出现类似韩国或台湾的发展，也就是在都市化、中产阶级兴起、教育水准提高之后，慢慢走向比较多元民主的社会。但是大陆现在没有走向民主，美国对“和平演变”的期待没有发生。大家于是抱怨当初建交的期待没有达到。可是对台湾来讲，就像我刚才讲的，李登辉可能心里头有数：当初把我们逼上完全被放逐的、被放弃的（处境），有点像国际社会的孤儿一样的感觉变成我们要自立自强的一个新的民主风貌的动力。我认为李登辉当时是有这样的意思，想让他看看，现在台湾已经总统都直选了，国会全面改选了，也完全自由了……我觉得这也是卡特乐见的。而且，李登辉大概也不那么在意当时的断交，所以，邀请卡特在他任下来完成访问，可能比较容易一些。 

法广：近几年台海两岸关系急速紧张。当然此时卡特年事已高，不知道他对台海两岸的关系，是否也有过关注呢？ 

严震生：如果没有记错，他好像只有提到希望两岸和平解决问题，他没有在特别的在细节上面多关注啊，就是我看到的部分，那这一次我们看到他过世之后啊。 你看大家提他的国际外交上面贡献大概第一个就是以色列跟埃及和解的dai戴维营协议。第二个可能就是巴拿马协议。至于他与大陆建交，大家可能觉得这主要是尼克松任下的成绩，只是在卡特任下刚好完成而已。所以台湾人现在对他的评价，年轻的完全不认得他，我们这一代中很多人非常有情绪，到一直会记得到现在。当时我正在美国读书。可是我是学政治学的，学国际关系的，纵观全局来看，我觉得卡特其实帮台湾找了一条生路。 

法广：特朗普政府很快就要上台，中美的战略竞争关系已经全面铺开，台海两岸的关系近年非常紧张。在特朗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台湾会不会担心再出现“打中国牌”的可能性，从而再一次被边缘化？ 

严震生：我觉得这的确会让台湾担心，最主要是因为川普这个人不谈所谓的民主价值，没有什么民主阵营，他都是单边主义，而且喜欢与习近平单独打交道。 他执行的又是一种交易式外交，这确实会让我们担心。川普在他之前担任总统的时候，曾把台湾比喻成他桌上的一个笔尖而已。后来又说台湾既要美国的保护伞，但又不想交保费；说我们的国防预算太低，更糟糕的是他把我们指控成晶片的”小偷“。 这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不利的说法。换句话说，他已经把我们妖魔化了。如果今天再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有可能说服美国人不需要来援助台湾。 这是我比较担心的部分。特别是他不喜欢与别人一道推动一种比较有共识的美国外交，而是他迷信他个人的魅力，觉得他跟习近平可以达成任何的协议。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1月20日，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正式就职，开启其时隔4年后的第二个任期。特朗普曾在第一个总统任期中，于2018年发起中美贸易战，导致两国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在本次竞选期间，特朗普又承诺，一旦重返白宫，将对中国产品加征60%的关税。如今，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中国将如何应对？两国关系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对此，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

法广：特朗普即将再次上任美国总统，中国党媒党报发表习近平的内部讲话，表示要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让外界解读为是对川普的表白，您是否认同这种说法？

陈破空：中共的党媒、党报在川普上任前夕发表这篇文章，是习近平10月份-就是两个多月前-在中共内部的一个讲话。讲的意思就是要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要高标准的对接国际标准等等。看上去好像习近平要回到改革开放路线。我认为这个他对川普-如果他是表白的话-，这个表白是无效的。因为川普政府并不指望中共回到过去那种改革开放路线。因为这种改革开放路线似乎是对美国的竞争或者挑战，甚至-按照川普国务卿候选人卢比奥的说法-是中共通过了欺骗、盗窃等手段取得了超级大国地位。所以川普并不指望中共回到那样的路线。所以这样的表态并无效。

另外，习近平方面来说，习近平做这样的表态，恐怕是在党内压力下做出的，更多是中国国内政治的体现。因为三中全会传出习近平出事-因病出事-似乎政治老人、中共高层对习近平有批评，包括个人崇拜、倒行逆施、放弃改革开放路线，所以习近平现在的处境有点像1992年江泽民的处境，受到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批评、敲打，被迫回到改革开放路线。习近平也是受到了党内的批评、政治老人的压力，被迫表示要回到改革开放路线。但是恐怕为时已晚，因为时过境迁。再有，习近平-鉴于他的认知障碍-他恐怕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改革开放，况且现在时间和空间都在发生变化。要应付川普时代，仅仅表态为要回到改革开放，恐怕并不可取，或者根本无法打动川普。而川普自己有他的日程，至于中国奉行什么路线，对川普来说已经无关紧要。

法广：特朗普成为候任总统后，据传其阵营曾与习近平亲信蔡奇联络，其中意味着什么？

陈破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为蔡奇在中共党内是臭名昭著，作为习近平的首席亲信。另外习近平在七月份三中全会也遭遇了一次权利挫败。这个时候，川普通过联络蔡奇来联络习近平，给人的感觉，客观上可能会加强、巩固习近平在党内的地位，使习近平重新获得权利；同时也恐怕会间接地巩固蔡奇的地位。

从另一种角度来讲，似乎川普对中共内部的情况不了解-但是也许他了解，但是故意而为之-那就是因为川普的梦想、他的日程是美国再次强大。美国再次强大，就要削弱对手，而美国最大的对手就是共产中国。那怎样削弱共产中国呢？最好是有内应。这个内应-不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存在的。美国从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到拜登任期，到现在川普再次上任，他们都很清楚，事实上是习近平在位，拉垮了中国、特别拉垮了中国经济。就像拜登所说的，说他上任前，都在说中国会超过美国。但是经过这四年的执政，中国不可能超过美国了，那是因为习近平在位，并不是拜登的政策。另外拜登在卸任前，再次表示说：中国经济永远不会超过美国。这都可以说拜习近平所赐。因为习近平的政策就是为了个人的权利，他给自己的人员反复讲，给习家军的人员讲，不要算经济账，不要算民生账，要算政治账，也就是习家军要夺权，要一派独大，而习近平要一人独大，所以不惜砸毁香港、砸毁上海。砸毁香港、砸毁上海，那都是砸毁了中国经济真正的火车头。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这边的基本判断：只要习近平在位，中国就会被拉垮。就跟普京在位，俄罗斯会被拉垮一样。所以川普可能故意通过跟蔡奇的联络，强化跟习近平之间的私人关系，间接巩固习近平在中共党内摇摇欲坠的地位，这样有利于美国再次强大。用一个客观的存在，就是无形之间客观而言，习近平、蔡奇倒行逆施，反而成了一个帮手，就是继续拉垮中国，所以恐怕在客观上有利于川普让美国再次强大的目标。

法广：特朗普当选后曾表示，上任后要对中国商品增加60%的关税，包括从加拿大和墨西哥转进的商品，还包括从秘鲁港口转进的商品，这是否会成真？

陈破空：我认为多半会成真，不管是一步到位、还是循序渐进地到位。中美之间可能会经过谈判，中方可能会做出一些让步，希望避免这个60%或者更高的关税。但是川普放话之后，墨西哥和加拿大都很紧张。墨西哥和加拿大本身对中国商品已经采取了措施，要增加关税。

另外，中共在秘鲁建立了一个大港口叫做钱凯港，要通过那里大量地输出中国商品，但是川普还没有上任，就已经警告说，对从秘鲁钱凯港进口的中国商品都一律加征60%的关税。这对秘鲁企图通过中国的一带一路来发展商品，占美国的便宜，可以说提出了警告。所以从宏观来讲，川普上任之后，中美爆发贸易战、爆发关税战，这几乎是大概率事件。就看中方做何应对，或者双方的谈判能否避免这一劫。但是，看上去如箭在弦、势在必行。恐怕60%的关税，这是一个普通的说法，有些领域可怕会增加到100%、甚至200%的关税，特别是高科技领域。

法广：拜登执政期间曾对中国企业采取限制措施，不允许中方获取美国的芯片，半导体，和人工智能技术 ，您预计特朗普上台后，是否会延续这些政策？

陈破空：限制芯片和半导体技术这个措施，在川普第一个任期就已经开始，只是当时做得不够完整。比如说当时中间有一次，习近平向川普求情，说这个中兴公司受到了制裁，使80,000人失业，包括他自己的侄子，这个齐明也在其中。个人求情，川普有所松动。但是，拜登上来之后，对芯片、半导体-后来扩大到人工智能-全面的限制中国企业、特别是在卸任前，又把37家中国企业放上了制裁名单。而且由于中共企业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所以拜登政府把很多跟支持俄罗斯的这些中国企业放到了制裁名单，还有把在新疆建立集中营、破坏人权的中国相关企业也放入了制裁名单。

我想川普上任之后，这样的绳索可能只会越勒越紧，至于习近平会不会通过个人关系向川普求情，使个别的企业得到豁免，这是外界紧张关注的一件事情。

但是由于芯片、半导体、人工智能事关中美竞争的-可以说-生死大战。我想川普有一个目标就是：让美国再次强大，不能让中共有机可乘。那么在这方面，川普政府-或者川普的团队-会更加谨慎，也就是说拜登的政策会继续，拜登延续了川普的政策，川普也会延续拜登的政策。而相关的政策，在宏观上来说，应该会更为收紧，就是更为限制高科技产品，尤其用于军事尖端科技的产品输向中国。

法广：特朗普提名的内阁名单，多数都是针对中国的鹰派人物，如国务卿人选卢比奥，防长人选海格塞斯，国家安全顾问人选沃尔兹等，是否塑造了川普的对中政策，您认为特朗普上任后，美中关系将向何处去？

陈破空：川普在这个方面体现了他的商人性格和交易性格。因为川普好像对中国说了很多的好话，对习近平说了很多好听的话。在竞选期间说，习近平是我的朋友，我们的关系相处的不错，只是大瘟疫爆发之后再怎么怎么样，对他很失望。但是总的来说好像就是跟习近平私交不错，能够在中美之间解决很多问题。说如果中国跟美国合作的话，可以解决世界上大部分的问题。但是川普这是说的动听，手段却很强硬，安排的内阁人选-这些提名人或者候选人-都是对共产中国非常强势的人物。比如说国务卿人选卢比奥，在他任参议员期间，一直是猛烈的抨击中国；在大瘟疫方面，他又说中国是泄露-他说他自己有自己特殊的报告-认为新冠病毒来自于中国、来自于武汉实验室的泄露，认为中共对此要负责。因为卢比奥是古巴难民的后代，他对共产制度深恶痛绝，所以对中共一直有猛烈的抨击。在国会中提出很多有关的人权案例，包括新疆的人权案例，都是卢比奥带头提出的。对台湾、对香港的同情，也是卢比奥的日程。卢比奥这次在1月15号在参院的提名过程中，也猛烈的抨击了中共，认为中共是通过欺骗、盗窃、蒙蔽等手段，骗取了超级大国的地位。他认为美国是转变政策的时候了，认为过去几十年不是美国改变了中国，不是资本主义改变了中国，而是中国改变了资本主义，现在成了美国最大的威胁。所以显然他奉行的外交政策就是对中共最大的压力。

而中共曾经把卢比奥在参议员期间放在制裁名单上，现在非常狼狈。卢比奥一旦成为国务卿，要出访各国包括中国，那么中国如果不取消他的制裁名单的话，卢比奥无法到中国，中美关系就无法解冻。这对中共是将了一军，是川普主动将了习近平一军。

另外，川普提供的其他人选像国防部长、以前的福克斯新闻的主持人海格塞斯，他也是主张中共是最大的威胁，认为美国的军力一切都要为这个方向努力，遏制中共在亚太地区的扩张霸权。还有就是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他的要点就是中共是最大威胁。美国应该从对俄罗斯、乌克兰这个方向转移视线，转移到应付最大的威胁，就是共产中国。认为俄罗斯并不是最大的威胁，乌克兰战争并不是美国最迫切的日程，而真正的迫切日程，怎么解决中国威胁，说中国威胁才是最全面、最深刻、对美国构成最实质性的挑战。还有很多的鹰派人物，在川普的内阁中可以看到：川普是说的很好听，我说的非常好听，但是我要出重拳。好话说尽，但是重拳要出尽。对共产中国来说，我可以给你讲很好听的话，我可以跟你谈判，但是川普是绝不相信习近平跟中共方面的谈判诚意。如果你没有谈判诚意或者不履行承诺的话，我的这个实质性的动作就是重拳一个接一个，都在后面。所以中共号称：这就有软的一手硬的一手，川普早就准备好了硬的一手和软的一手，这反映了川普的商人性格：我可以把话说得很动听，但是我的手段一点都不客气。这就塑造了未来中美关系的格局：可以谈判，桌面上可以友好的互动，但是台下，美国绝对不会对中国或者习近平报任何的幻想，那就是用实质性的动作使出你的强硬的措施来防范中共，羁绊共产中国让美国再次强大。

2025年1月7日，是法国讽刺周刊《查理周刊》遇袭十周年纪念日。十年前的这一天，伊斯兰圣战分子对该周刊发动血腥袭击，导致数十人伤亡。此一事件不仅震惊了法国社会，也震撼了整个西方世界。随后，法国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勇敢地挥舞着“我是查理”的标语牌，坚定地表示对言论自由、多元文化等普世价值观的支持，坚决反对恐怖主义。十年后的今天，反思此一事件，人们能够得出怎样的感悟和启迪？旅法学者、历史学博士刘学伟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

法广：查理周刊遇袭事件已整整十个年头，首先请您谈谈此一事件的缘由背景。

刘学伟：主持人好，大家好！

弹指一挥，已经过去十年。其实，这个死了12个人的事件只是在2015-2016年间在法国连续发生的多起大规模恐怖事件中的第一起。在同年11月13号发生于巴黎巴塔克兰剧院的无差别杀死130人的事件，才是最高潮。之后的2016年国庆日，在尼斯发生的卡车冲击民众案，死亡84人，则是第二个高潮。

追溯恐怖主义的根源是一件庞大而艰巨的工作，而且面临着许多感情因素，远不是一次访谈可以或可能说清的。这里只能就事论事地大致挖掘一下。

最远的根源就是二战以后，以色列被嵌入地中海东岸的黎凡特地区。以后的太多的事情都没有处理好，导致以色列过于强势而周边的阿拉伯国家过于弱势，给国际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埋下了最深的根。

近一点的根则是伊斯兰国。它曾经的领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交接之处。它显然是利用当时这两个国家陷入内外战争而导致的无政府状态而发展起来的。

伊拉克陷入混乱始自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萨达姆的政府虽然很容易地就被推翻，但该国就此陷入了长期的半无政府状态。叙利亚内战则起于2011年开始的该国政府对反政府抗议活动的武力镇压。之后，西方多国介入该国反对派武力推翻政府的运动。这个国家很快陷入烽火连天的状态。

而那个一度还占据有相当大一片土地实体的世界上至少迄今规模最大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就在这两个被打烂的国家的结合部诞生。而且它可不是仅仅满足于在中东那片漫漫黄沙之上攻城略地，而是大规模地从全世界，尤其是欧洲招兵买马，然后在全世界尤其是欧洲的范围内发动恐怖袭击。据维基百科统计，他们巅峰时期的3万名战士中，至少3千人来自西方国家的圣战自愿者，其中很多人还是欧洲白种人。其他的圣战士也绝大多数来源于地中海周边的许多国家。这场运动，绝不仅仅是一个局限于黎凡特地区的运动。

西方人对中东地区的大量武装干涉，没有导致那里更多的和平进步而是更多的混乱和生灵涂炭，实在对伊斯兰国的崛起负有着相当一部分的无可推卸的责任。当然这绝不会是他们的刻意。但至多也只是可以为他们辩解为“好心办了坏事”吧。

我们今天要谈到的法国在2015-2016年间发生的三起大规模和更多起较小规模的恐怖活动，都有明确的伊斯兰国的背景，而随着这个伊斯兰国在国际的全力围剿下，日渐式微，直至2019年以后，基本不再拥有明确的可控制地盘，在欧洲的这种类型的大规模恐怖袭击就不再发生了。

法广：近年来，随着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不断发展，“宗教”与“激进”的概念往往被联系在了一起，您如何解读此一现象？

刘学伟：宗教始终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它于激进的联系就更是敏感。这里的确只能非常谨慎地略加论述。

宗教是人类文明早期对世界未知的东西太多需求解释和救助的产物。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文明的早期，都有重要的宗教创立，所谓“开局一个神，故事全靠编”。只有中华民族是例外啦。那里也有神，但自有国家以来，从未获得超越人间政治权威的地位。

众所周知，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一神教共同起源于犹太教。他们和大多数其他宗教比如佛教，都有一种独特的超越性，即它们的神祗的地位远在人间最高权威，当时就是帝王之上。但凡是宗教，都会谈到来世，会超越生死。教徒们对来世、天堂、地狱、末日审判，永远有比比如无神论的中国人多得多的想象。这方面以伊斯兰教最为突出。中国人历史上屈指可数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人物比如荆轲，文天祥、谭嗣同，皆可流芳百世。可是伊斯兰教的死士大概在人间“流芳”七日即可。因为天主还会给他们更厚的赏赐。

这里有一个更极端的例子，2018年在印尼，一家六口，父母、两个青少年的儿子，再加两个分别是9岁和12岁的女儿，共同发动一起恐怖袭击，至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死者包括发动袭击的母亲和两个女儿。伊斯兰国官宣对此承责。这实在是丧尽天良啊！

而无神论者，怎么可能那么“悲壮”地参加类似的恐怖活动？没有天主会给他们身后的奖赏啊！

佛教徒也不会干这等事，因为佛祖严格教诲他的所有信徒，不可杀生，遑论杀人，更遑论杀无辜的人。

但是近些年的相关发展也说明，极端恐怖主义也不是完全的不治之症。在消灭中东的伊斯兰国实体之外，在欧洲实施的种种复杂的无法详述的综合努力还是有成效的。你看现在的欧洲，不是已经比那些年安静多了吗？假设哈，虽然很难，如果以色列最终还是能与巴勒斯坦人和周边的穆斯林国家达成可长可久的和平共存协议，个人以为，这个伊斯兰恐怖主义，也不是不可以画上句号的。当然如果不能如愿以偿，在欧洲的伊斯兰恐怖主义行为，即使不会再大炽，也完全可能不绝如缕呀！

法广：在如今这样一个媒体信息充塞社会的时代，几张漫画因何能够惹出如此震惊天下的举措？

刘学伟：这是一种明显的文化冲突现象。欧洲人总是说，我可以嘲讽耶稣，就可以嘲讽穆罕默德。怎么能够举个例子，让欧洲人明白，别人的想法可能与你大不一样。你不能强迫别人和你想法一样。必要的时候，你还是得尊重别人的风俗。尤其是在这种尊重其实并没有损害到你自己的核心利益的时候。比如，欧洲人可以叫自己父母的名字，你到属于其他文明的朋友家拜访时，可以去叫你的朋友的父母的名讳而不称伯父伯母吗？你还是知道应该尊重别人的风俗的嘛。不然，你们之间的朋友关系是不是就会马上没得做了？须知宗教具有超越性或称神圣性，你侮辱他们的先知，会比侮辱他们的父母更让他们无法忍受。当然为几张漫画就那么野蛮地杀掉那么多人，本人绝不认同。在讽刺杂志上刊登漫画丑化其他宗教先知的那些做法，个人以为，是错误的，但并不是死罪呀！不过这起屠杀和比如接下来那两起无差别大规模杀人案还是略有不同。因为这次杀的人并不是完全不相干的剧院观众或庆祝节日的人群。他们本是可以不做这种不尊重别人宗教信仰的事情，或者事后表示歉意的。何况，事前还有相关的严肃的，但没有结果的诉讼发生。西方人若对这类争议早有更恰当一些的反应，这起恐怖案，还有一些只是没有死人或死那么多人的类似的冲突，还是有可能避免发生的。不要太傲慢，只是去检查别人的错误，这样才有助于消弭不必要的文明冲突。

法广：在法国这样一个以言论自由为立国底线的国度，用幽默对待宗教是否超越了这条底线？

刘学伟：个人以为，如此过分幽默，是越过了底线的，而且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近些年来，欧洲的报纸刊物或者广播电视里，没有再次出现这样故意惹怒别人，或可称为制造事端的“幽默”事态，说明他们还是吸取了教训。这就很好嘛。

欧洲的政府，相信他们也不希望那些媒体故意去冒犯其它宗教。因为一旦出事，就必须捍卫言论自由，同时还需维护社会稳定。这也真是让他们左右为难。不过，针对比如犹太人的言论自由，欧洲政府应对起来，就又有另一套逻辑了。这里的言论，还是有许多不允超越的，甚至是过分的底线的。这种双标现象，在西方已是年深日久，习而不觉了。当然我也知道，欧洲发生过二战时的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历史事件。他们对此深感痛悔和戒惧也是理所当然。但是中东的长年战乱，死伤无算，加上难民大批流入欧洲，还有我们刻下正在讨论的大规模恐怖事件，难道还不足以让欧洲人印象深刻吗？

不过，如果法广能播出我的这番言论，也证明，在欧洲，还有着比其它许多地方多得多的言论自由，可以接受一些比较深入的批评。本人对此深表欣赏。

刚刚结束的2024年被看作是超级选举年。全球60多个国家，理论上总计半数以上的全球适龄选民都要在这一年面对投票箱做出自己选择。如果说公开、自由的投票活动是民主体制的标志性要素之一的话，过去一年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的选举活动尤其暴露出民主化进程遭遇的挑战和所处的困境，无论是在传统民主国家，还是在新兴民主国家。瑞典哥德堡大学“多元民主中心”每年都对全球民主化形势做出评估。 该中心”创办人及现任负责人史泰凡•林德伯格（Staffan Lindberg）2024年年底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认为，全球正经历第三波专制化浪潮，民主化形势处于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最糟糕的情况，而且看不到短期内好转的迹象。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就来同大家一起简单梳理一下世界各地民主政体在过去一年遭遇的挫折与挑战。

政治对立日益激化，妥协日益难寻

民主体制被公认为是通过对话寻求妥协的机制，但如今即使是在那些民主体制相当成熟的西方国家，政治对立也越来越激化。在美国，2020年11月，连任失败的卸任总统特朗普对选举结果的质疑，尤其是其支持者2021年1月6日冲击国会山事件重创美国民主机制，也体现出美国社会日益紧张的对立关系。四年之后，2024年11月，捍卫美国民主的呼声并没能阻止始终不承认上次选举失败又在过去四年里官司缠身的特朗普在新的选举活动中获胜。特朗普在大选前两次遭遇刺杀未遂事件显示竞选活动中的暴力升级，而特朗普重返白宫也广泛引发对美国民主体制面对的威胁的担忧。针对他干预2020年总统选举程序的刑事调查因此叫停，2023年5月纽约州法院对特朗普在一桩封口费案中的有罪判决也因此延迟宣判具体刑期。这位首位面对刑法诉讼的前总统不仅可能至少在未来四年可以逃脱为其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而且也对那些曾发表对他不利的内容的媒体发起攻击。美国民主议题研究员拉里-戴蒙Larry Diamond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文章预言：倘若特朗普将他的各项主张付诸实践，美国的权力制衡机制以及公民自由将面对在和平时期可能遭遇的最猛烈的冲击。

西欧的传统民主国家也不例外。今年6月初的欧洲议会选举见证了极右翼政党势力在欧洲的壮大，在法国情况尤其如此。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以超过31%的得票率成为法国在欧洲议会的第一大党。总统马克龙在投票结束的当晚出乎所有人预料地宣布解散国民议会，提前组织立法选举。结果是第二轮投票之后，势头正旺的国民联盟虽然没能在新的国民议会中成为第一大党，但国民议会也陷入三大政治力量分庭抗礼的割据局面，执政党在以极左翼政党法兰西不屈服为核心的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和拥有百余名议员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之间艰难周旋。立法选举结束近两个月后才组建成的巴尼耶政府三个月后就被推翻，取而代之的贝鲁新政府能够支撑多久还是未知数。这些政治动荡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法国社会对民主机制运作的信心减弱。法国智库让·饶勒斯基金会（Fondation Jean Jaurès）11月发布的2024法国社会分裂情况年度调查与分析报告显示，78%的民众认为民主机制运作不佳。74%的受访者认为法国的民主机制最近五年来运作情况变坏。

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成员的民主转型过程也面对多重压力。且不说深陷战争泥潭已经近三年的乌克兰不得不推迟了本应在今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前苏联结盟共和国格鲁吉亚也自10月底起陷入政治动荡。多项选前投票意向调查显示亲欧派反对党联盟有望在立法选举中获胜，投票日的出口民调似乎也证实了这些预测，但官方宣布的10月27日的投票结果却是更倾向俄罗斯的执政党“格鲁吉亚之梦”再次胜出。备有争议的选举结果进一步激化了国内亲欧派与亲俄派之间的矛盾，抗议集会活动接连不断。……

印太地缘政治角力中的台湾与韩国

在中美两大国全方位战略博弈的亚洲，台湾1月13日的总统选举和立法院选举是2024年这个超级选举年第一个重要的选举活动。这一年也在韩国总统尹锡悦的戒严令未遂事件引发的政治动荡中落幕。

台湾在持续面对来自海峡对岸的文攻武吓压力的情况下依然得以顺利完成民主转型以来的第四次权力交接，凸显这个尚且年轻的民主体制的成熟。但民进党领导人赖清德只以远低于半数的得票率当选总统以及执政党与在野党在立法院议席几乎平分秋色的局面也为台湾未来四年的政治纷争埋下伏笔。新当选立法院刚刚上任就陷入朝野两党围绕国会改革法案的针锋相对，也由此引发公民社会的强烈反弹。而本可以是国会关键少数的第三政党民众党则因为其领导人柯文哲涉嫌政治献金违规以及涉嫌违法图谋利益等罪名指控而信誉大打折扣。

曾是拜登政府倡议发起的第三届民主峰会主办国的韩国2024年底则陷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宪政危机。2024年4月的国会选举之后， 2022年5月宣誓就职总统的尹锡悦政府面对的朝小野大的局面更加严重，政府的政策推行与落实困难重重。12月3日晚间，民意持续低迷的尹锡悦突然下达全国紧急戒严令，并派出全副武装的军队冲闯国会大厦。尽管在议员们的全力抵制以及民众在街头的自发动员压力之下，这次冻结民主机制运作的尝试只持续了六个小时就不得不宣布解除，但这次危机引发的政治动荡仍未结束，尤其令人担心韩国政治动荡对拜登政府过去四年苦心组建的印太战略联盟可能的影响。

2024年4月至6月，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再度在大选中获胜，莫迪获得第三个总理任期。人口众多的印度印度因其选举规模之大而被看作是民主大国，但在莫迪过去十年的领导之下，其民主机制越来越流于选举形式，不同政治主张的团体及个人不断受到打压。在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言说推动下，印度教与其它教派，尤其是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

香港与澳门：有名无实的“一国两制”

在曾有自由港之称的香港，民间争民主运动早已在2020年6月30日北京推出的港版“国安法”的压力之下被噤声，2024年则更面对以法律为工具的强势惩治。2024年11月19日，包括前学生运动领袖、法学人士、记者、前立法会议员等在内45名民主派活动人士因自行组织初选活动而被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刑，入狱刑期从四年两个月到十年不等。港府还在圣诞节前夜第三次对流亡海外的民主活动人士发出悬赏通缉令，令因涉嫌违反国安法而被悬红百万元通缉的海外港人增至十九人。

2024年是澳门主权移交北京25周年。自1999年起就担任澳门终审法院院长的岑浩辉在10月当选为最近25年来首位在中国内地出生、并没有商业背景的澳门特首。这次第六届澳门特首选举也如自2004年以来的历届选举一样，只有一位候选人。与香港不同，澳门可以说是令北京十分满意的“一国两制”的好学生。2014年在台湾太阳花运动以及香港雨伞运动带动下，澳门街头也曾出现近两万人的争普选集会，但这场运动昙花一现，很快就失去了表达的平台，多名民主派活动人士更在2021年的选举中被指责对“基本法”不够忠心而失去参选资格。

第三波民主浪潮后专制化回潮？

一人一票虽然是民主机制的重要标志，但是投票形式相伴而行的不仅有公开与自由选择的原则，更有社会多元、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制度的保证。哥德堡大学“多元民主中心”创办人和现任负责人史泰凡•林德伯格12月底在与«世界报»的访谈中表示，2024年60个有选举活动的国家中，31个国家更是专制体制。他认为，全球正经历一个世纪以来的第三次专制化浪潮。一些领导人通过相对开放的选举程序获得政权，但推行的更是一种反对多元社会的纲领，打压新闻工作者，钳制言论自由，限制公民社会有组织的活动，并逐步插手本应独立的司法制度。这种专制化的过程并非一夜一时间完成，很多时候这些国家的选民甚至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转变。他举例指出，欧洲议会直到2022年才宣布既是欧盟成员也是北约组织成员的匈牙利不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而是一种选举活动与专制特色的混合体。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以及1991年苏联解体宣告着二战后形成的东西方冷战格局瓦解，随之而来的东欧国家民主转型曾令一些西方学者欢呼自由民主体制的胜利。不过，伴随民主转型的向西方自由经济过渡虽然给这些国家确实带来了经济起飞，但由此而来的社会冲击也令这些国家的人民对自由民主体制产生怀疑，对强人政治萌生某种幻想。地缘政治格局重组更对民主转型努力形成压力。普京对俄罗斯的铁腕控制以及要恢复俄罗斯曾经的帝国辉煌的雄心不仅令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民主化进程举步维艰，而且也对东欧国家尚在转型中的民主化努力构成威胁。2024年11月24日的罗马尼亚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极右翼亲俄派候选人意外高票胜出就被怀疑有俄罗斯力量的操纵。同时，在经济全球化冲击中深化的社会不平等使得社会内部的紧张关系升级，也对主张国民优先的民粹主义思潮推波助澜。

伴随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而盛行的假新闻与阴谋论传播也对民主体制的正常运作构成严重威胁。2020年美国大选前后，社交媒体对不实资讯和阴谋论的传播的放大效应曾引发如何才是尊重言论自由的争论。2024年，已经将推特平台收归旗下的特斯拉集团创始人以及全球首富伊隆-马斯克已经将这个平台变成为其个人政治观点以及经济利益摇旗呐喊的工具，导致一些传统媒体纷纷开始宣布退出。中国互联网企业字节跳动开发的短视频即时通讯软件抖音的海外版在令全球无数青少年痴迷的同时，也因听任各种不实资讯恣意传播而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而不实资讯或阴谋论传播往往也得益于专制政权的幕后推动。欧洲联盟12月7日宣布对抖音海外版展开调查，怀疑这个在欧洲拥有一亿七千八百万用户的社交平台为俄罗斯干预罗马尼亚选举提供了便利渠道。远在亚洲的台湾则早已经成为北京当局通过媒体渗透以及假新闻操作干扰民主运作的试验场。

不过，民主体制运作艰难之际，专制独裁体制也并非春风得意。普京2024年在全面把控国内舆论空间的基础上再次通过选票获得新一届总统任期，但持续近三年未果的乌克兰战争也持续消耗着本已不振的俄罗斯经济。打破领导人任期限制成功获得第三个国家主席任期的习近平政权也因新冠疫情及封城防疫措施冲击下的经济低迷而危机四伏。韩国总统尹锡悦突然下达的全国戒严令虽然暴露出民主体制的脆弱，但戒严令迅速解除、试图中断民主运作的尹锡悦遭到国会弹劾，并可能因此面对叛乱诉讼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民主体制的韧性。接二连三的军事政变虽然阻断了非洲多国的民主进程，但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后的近三十年间一直掌握政权的政党非国大在2024年的大选中受到重挫，不得不组建执政联盟。博茨瓦纳选民则成功将掌控政权半个多世纪的民主党赶下台……

2024超级选举年虽然凸显自由民主体制遭遇的挫折与面对的挑战，但正如冷战结束曾被过早地看作是自由民主体制的终极胜利，现在预言专制体制回潮重新战胜自由民主体制也为时过早。民主与专制的博弈相信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