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论坛

国际特赦组织与人权观察最新发布的2025—2026年度全球人权报告指出，美国与中国在人权议题上呈现出不同但同样引发争议的趋势：美国被批评在人权外交中存在“双重标准”，在对外立场与国内实践之间出现落差；而中国则因持续收紧公民自由、加强对少数群体及异见人士的管控，并扩大“跨境压制”，受到国际社会关注。

美国：人权外交与双重标准的矛盾 

首先，我们来看美国。国际特赦组织在最新报告中，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称为‘全球人权倒退的推手之一’。报告指出，美国在追求政治和经济主导地位时，动用压迫与暴力手段，对全球人权与国际秩序造成冲击。 

报告特别指出，美国在加沙战争中的立场备受争议。国际特赦组织批评美国及英国、欧盟等国家公开支持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和人道主义危机。报告称，‘国际保障机制已经失灵’，巴勒斯坦人正遭受‘种族灭绝、种族隔离与占领’。美国政府被批评在加沙战争中未能采取有效措施阻止暴行，反而加剧了冲突的升级。 

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双重标准。一方面，美国政府经常批评他国的人权记录；另一方面，美国在加沙战争、移民政策等问题上的表现，却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例如，美国政府推行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防止法》虽然旨在制裁中国的强迫劳动行为，但美国国内的强迫劳动问题同样严重，尤其是在农业和监狱产业中。报告指出，美国政府拒绝输入的涉及新疆强迫劳动产品总价值已达7.5亿美元，但美国国内的强迫劳动问题依然突出。 

报告还提到，美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难民和移民权利、以及维护妇女及LGBTIQ+群体权利方面，进展缓慢，甚至出现倒退。例如，多个州通过限制堕胎权的法律，引发国内外对女性权利的担忧。此外，美国政府在移民政策上采取强硬措施，导致大量寻求庇护者被拘留或驱逐，引发人道主义危机。 

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政府在技术监控和言论自由方面的表现也受到批评。报告指出，美国政府利用技术手段监控国内外异见人士，并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例如，美国政府对社交媒体平台的监管日益严格，导致部分批评政府的言论被删除或限制传播。这些行为与美国一贯标榜的‘言论自由’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跨境镇压与少数民族权利的压制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根据国际特赦组织和人权观察的最新报告，中国政府在2025年继续加强对国内外异见人士的压制，尤其是对维吾尔族、藏族、香港民主派人士，以及海外华人社运人士的跨境镇压。报告用‘掠食者’一词形容全球政治强人横行的一年，中国政府的行为被多次点名。 

报告详细列举了中国政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的更严格宗教自由限制。知识分子、艺术家和维吾尔族文化人物持续遭到起诉，藏族文化和语言的压制也在加剧。例如，2025年7月，22岁的留学生张雅笛因倡导西藏人权议题，返华探亲时被以‘煽动分裂国家罪’逮捕。她是《华语青年挺藏会》网站编辑之一，面临高达15年的刑期。这一案件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打压少数民族权利的广泛关注。 

香港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国家安全法进一步限制了公民空间，数十名民主派行动者被判处长期监禁。《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的国安罪审判持续进行，《立场新闻》两名编辑因‘煽动罪’被判刑。2025年5月，香港当局疑似封锁部分香港网络用户连接设在美国的线上杂志《如水》，进一步收紧言论自由。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政府的跨境镇压日益加剧。报告提到，香港警方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对19名海外抗争者发出通缉，并首次以国家安全罪名起诉海外异见人士在香港的家属。这意味着，即使身在海外，批评中国政府的人士及其家人也可能面临风险。例如，2025年5月，香港当局以国家安全罪名控告居住美国的香港民主派抗争者郭凤仪的父亲，创下当局以国安法起诉海外异见人士在香港家属的首例。 

此外，中国政府继续否认联合国关于新疆可能涉及危害人类罪行的报告，并称其‘不合法且无效’。然而，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并未减弱。2025年9月，以美国为首的多国核心集团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中国政府与联合国进行‘有意义沟通’，落实2022年联合国报告的建议。然而，中国政府驳斥了这些建议，并强调‘许多有问题的法律和政策’仍在照常实施。 

中美对比：人权话语与现实的差距 

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表现，反映了全球人权话语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美国政府高举‘人权外交’大旗，但在实际行动中，往往出于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考虑，选择性忽视自身或盟友的人权问题；中国政府强调‘发展优先’，认为经济增长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忽视了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的重要性。 

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表现，主要体现在对少数民族、异见人士和海外华人的压制。例如，维吾尔族、藏族和香港民主派人士的权利持续受到限制，跨境镇压日益加剧。中国政府否认联合国关于新疆可能涉及危害人类罪行的报告，并称其‘不合法且无效’。然而，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并未减弱，多国核心集团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中国政府与联合国进行‘有意义沟通’。 

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表现，则主要体现在双重标准和选择性忽视。例如，美国政府在加沙战争中公开支持以色列，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和人道主义危机。同时，美国国内的人权问题，如移民权利、种族歧视、警察暴力等，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美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难民和移民权利、以及维护妇女及LGBTIQ+群体权利方面，进展缓慢，甚至出现倒退。 

国际社会需要更加一致和有效的机制，推动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采取实质性改进。例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可以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定期审议和特别报告员机制，持续关注和施压。同时，民间社会也应加强合作，推动两国政府在人权领域的透明度和问责制。 

希望与行动：普通人的力量 

在压制与不公面前，普通人的声音和行动同样重要。报告中提到，中国的维权律师、女权人士、学生，以及香港的民主派人士，尽管面临巨大风险，仍然坚持发声。例如，女权人士李翘楚因发声抗议其伴侣兼维权伙伴许志永的监禁条件，遭判刑近4年。许志永为狱中不人道待遇进行绝食抗议。这些案例展示了普通人在极端压力下的勇气和坚持。 

在美国，民间组织和社区团体也在为移民权利、种族平等、环境正义而不懈努力。例如，美国各地的社区组织为移民提供法律援助和人道主义支持，帮助他们应对政府的强硬政策。此外，美国的环保组织和气候活动家也在推动政府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环境权利。” 

每一个人的关注和行动，都可能成为改变的力量。无论是签署请愿书、参与公益活动，还是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我们都能为推动人权进步贡献一份力量。例如，国际特赦组织和人权观察等组织发起的全球行动，呼吁各国政府尊重和保护人权，取得了显著成效。普通人的参与和支持，是推动人权进步的重要动力。 

2026年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通过了一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鉴于近年来，无论是中国藏区藏人自焚抗议事件还是新疆维吾尔人所谓“在教育营”事件都凸显出当前中国民族政策引发的种种紧张关系，这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出现引发尤其是国际人权团体的广泛关注，担心这项法案意味着北京当局正进一步收紧民族政策。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认为，中国是在借这部法律强制推动对少数民族的同化政策；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在社交平台上不仅担心同化政策法律化，会“限制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压缩宗教与文化自由的空间。”，而且相关条文可能过度限制言论、信仰与集会自由。如何理解这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意义？为什么该法案也在台湾、香港等地引发特别关注？我们电话采访了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研究员、《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专栏作家杨建利博士。他在采访中强调，这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通过意味着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通过、2001年修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可能将逐渐被取而代之，而这项法案背后的最大动机，是打造”中华民族“的宏大叙事，在此基础上实现政治上的大统一。

"民族团结法"通过意味着第二代民族政策成为官方钦定的未来方向

法广 : 今年两会期间通过了一项《民族团结促进法》。这项法案一经通过，立刻就引起了国际社会，就尤其是人权团体的关注和担忧。其实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都在新疆、西藏等地加速推进一种同化政策。在您看来，这项法案是否只是给这些具体实践提供了一个法律框架？还是说对于政策的执行或实践意味着一些方向或指导方针上的改变？它的实际意义是什么？

杨建利：“我觉得，这项法律通过，实际上它的意义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共建政以后的少数民族政策，是基于民族自治的原则。 民族地区的自治是写进中国宪法里的。这是中共从苏联那边学习的一个宪政原则。虽然中共在过去的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认真地执行过宪法规定的民族自治原则，但是他们从原则上不能够公然反对。表面上他们还是要称民族自觉，等等等等。对外也是这样宣传。习近平当政以后，这个政策有很大的变化，比较明确的（变化）就是在各民族地区采取了坚决的同化的政策，也就是说要从文化上让这些民族消失，就是完全成为汉人或者成为中国人，然后强化“中华民族”的这种叙事方式。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对少数民族的语言的打击，大家也都能感受到。就是说，这个政策还是非常坚决地在执行。”

“这项民族团结法的通过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是对这些政策的实践进行法律化，就是说从法律上做一个规范，这个方向（今后）就很难改变了。以前，人们还幻想，也许习近平下台以后，同化的政策可能会减弱，甚至发生方向性改变……但是，这个同化政策一旦被法律给确定下来，它就成为一个既定事实，再改变这个方向就很难了。”

“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人中有一种观点，把习近平（上台）之前基于民族自治原则制定的一些民族政策称为第一代少数民族政策，对习近平（上台）以后进行同化的政策称为第二代少数民族政策。民族团结法通过就意味着第二代民族政策正式启动，成为官方钦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未来方向。所以它的意义还是非常重要的。”

“将56个民族同化成为几乎带有同样文化特征的一个民族”

法广：就是说，第二代民族政策是在进一步地淡化自治……

杨建利：“对。实际上中国在80年代制定通过了一项《民族区域自治法》（于1984年通过后，于2001年2月28日修正）。比照这两项法律的话（《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民族团结促进法》），矛盾之处非常之多。那么，（前者）今后就会被抛弃了，会以现在刚刚通过的《民族团结促进法》为主要的法律依据。”

“中共制定政策或制定法律的时候，总是有它的规矩可循。就是说它不是公开地否定它以前的法律，而是通过一些新的法律。新的法律在老的法律之下实际上是非法的，但是它会按照新的法律去做，慢慢把老的法律抛弃。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是这样进行的。如果当时按照宪法还有法律的话，那些私有制还有市场化的改革都是不合法的。但是，它先从政策上进行规划，慢慢、慢慢地进行修改。对于少数民族政策也是沿用了这种方法：它先不从《宪法》上把民族自治这一条去掉，也不去修改或废除80年代通过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而是通过一个新的法律。这个新的法律就成为最重要的法律，成为这个政策的依据。在未来的可能的修宪过程中，在未来的法律的制定中，可能就会把自治的原则从《宪法》中拿掉，也慢慢地把1984年通过的民族自治法废除了。”

法广：其实在《民族团结促进法》3月中下旬通过之前，自2026年的1月1日起，2025年底通过的《通用语言文字法》修订版开始生效执行，它等于进一步强化了汉语的功能，进一步淡化了不同族群自己的民族语言的地位。这些政策联合起来，您觉得目的是什么？是想把56个民族这样一个多元存在，变成一个“同一” 现实吗？

杨建利：“对。中共的政策制定者以及一些他们的学者认为，民族地区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冲突，甚至带来严重的冲突，而且影响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主要原因就是所谓的自治原则：那你给了少数民族自治的这么一个空间和法律依据，当然他们就会要求更多的权利。所以，习近平上台以后就开始逐步收紧这个自治空间。他的办法就是同化。所谓同化是什么呢？就是把一个民族的一些文化特征慢慢地消除掉，让他们和多数民族也就是汉民族越来越像，最后成为几乎是带有同样的文化特征的一个民族。”

“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语言，另外一个就是宗教。宗教，我们都知道，中共对宗教的控制一直非常严格，而且最近几年强调宗教本土化、中国化，这基本上就是政策的方向。以前，对少数民族的语言还是有比较宽松的政策，虽然这些政策在执行起来，各个地区并不一致，有的地方宽松一些，有的严格一些，有的空间大一些，有的地方空间小一些……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一直延续着一个政策，就是你在接受文化课教育的时候，可以用汉语教，也可以用少数民族的语言教，比如说在藏区教数学，可以用汉语教，也同时可以用藏语教。但现在不行了，所有这些文化课都得用汉语教。藏语可以作为一个选修课目，就像我们选英语一样。就是说，藏人在学校接受数学、化学、物理、自然科学等等这些教育的时候，必须是汉语教育。包括历史、人文、经济学等等，都必须是汉语进行。同时，你也可以选修藏语作为你的一门课程。那这就是很大的改变了。就是等于把藏语变成一个第二语言了——可学可不学。”

“另外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什么呢？以前，少数民族籍的大学考生既可以考汉族的卷子，也可以考少数民族的卷子，比如说藏人在藏区参加高考的时候，他可以选择用汉语的卷子还是藏语的卷子。但现在不行了，他只能用汉语的卷子……的这些重大的变化都意味着民族语言可能慢慢的就会被消失掉了。语言消失掉了，宗教又中国化了，那你文化特征基本上就消失了。”

”构建中华民族概念及政治大统一”

法广：民族团结法让大家马上联想到的是，这是涉及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和所谓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的一项法案。但是这项法案，它不仅涉及这些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历史、不同宗教的群体，也同样提到了香港、澳门甚至是台湾。您怎么来理解这项《民族团结促进法》也提到这些地区呢？

杨建利：“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一直是对大中华区的这几个地区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在香港、台湾、澳门等这些地区，那些想争取更多的民主决策机制，争取更大的政治自由权利的这些人，都把中共对少数民族的政策看作是一个风向标。一般来讲，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严苛了，那一般就会对台湾也会在言辞上更加严厉，而且可能政策上会更加具有压迫性。对香港和澳门也是一样，这之间有一定的连贯性。因此，中共在制定少数民族政策的时候，肯定会想到这几个不是完全和中国内地一样的大中华区。这是一个原因，因为它有这种联动性。”

“第二，香港、澳门和台湾虽然从文化的意义上讲不是少数民族，它属于汉文化的一种延续，但是由于长时期的分离，在这些地区实际上已经发展出了一种亚文化，已经和在中国大陆的汉文化和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我们叫它亚文化。更严重的是这些地区的人民尤其是台湾已经发展出来一种政治文化：一个地区的文化有它的政治文化特征，那么从政治文化特征上来讲的话，台湾已经是另外一个政治文化民族，就是说它已经是非常具有特点的一个亚民族。中国政府在制定少数民族政策的时候，实际上也注意到这种现象。在制定少数民族政策的时候，背后肯定是有一个很重大的概念，就是中华民族的大统一！这个概念用在少数民族，同样也用在香港、澳门和台湾这样的大中华区。这种连贯性在这项刚刚通过的民族团结促进法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而且人们也是把这些问题连在一起思考的。”

法广：也就是说，这项“民族团结促进法“涉及的不只是不同语言的族群，它其实是有一种政治意涵。法案里面其实也明确提到，是”要筑牢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

杨建利：“对，这背后最主要的一个思路就是构建中华民族的这种叙事，而且要让这种叙事，不仅是少数民族，而且包括香港、澳门、台湾这些地区的人民要接受。这是（这项法案）背后最大的一个叙事动机。所以，法案在讲少数民族的时候，就连带着把这些地区都联系在内，因为最后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建立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以及在这个概念之上的政治上的大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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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刚刚通过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与1984年通过并在2001年修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一个显而易见的区别正是后者更强调保护各民族的自治权利，而前者则在总则中就开宗明义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宗旨。尽管2001年版《民族区域自治法》所称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执行中常常有名无实，但还是认为，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当使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用少数民族语言授课。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则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并”推动学前儿童学会普通话“。新法案不仅要求港澳特区政府开展中华民族史教育，要“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而且要“加强同海外侨胞的联系交流，支持海外侨胞弘扬中华文化”。

近期，台湾政坛最受瞩目的事件之一，莫过于前台北市长与2024总统选举候选人柯文哲所涉及的贪污与政治献金争议。这起案件不仅是一宗单纯的司法事件，更引发了一连串更深层的问题：台湾的民主制度，尤其是选举制度，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此类争议？而司法体系，又能否在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中维持其应有的公正与独立？

2026年3月26日，柯文哲因涉及“京华城案”与政治献金等四项罪名，经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7年，并褫夺公权6年，意味著他将失去2028年总统选举的参选资格。其中，他因违背职务收贿罪被判13年，另涉及公益侵占及背信等罪名。案件起于他在台北市长任内，被指控在都市开发案中图利特定企业，以及在2024年总统选举期间不当处理政治献金。尽管判决已出，案件仍可上诉，最终结果尚未确定。

然而，柯文哲一案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并不仅止于个人责任的认定，更牵动出台湾政治制度本身的结构性问题。若将视角从个案延伸至制度层面，便会发现其背后反映的是长期存在的选举与政治资金困境。

高成本选举：制度压力下的灰色地带

在制度层面，选举不只是理念的竞争，同时也是资源的竞争。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执行长张宏林指出，柯文哲及其所属的台湾民众党，曾试图将案件定调为“政治清算”，将其上升为政治对抗的一部分。然而，如果从制度与事实来看，案件中仍涉及多项可能的法律问题，包括图利、背信，甚至贪污与政治献金申报不实等。

他认为，即使退一步来看，仅仅是政治献金未诚实申报，在许多西方国家都属于严肃问题，很难单纯被解读为政治迫害。这也凸显出台湾社会当前的分歧：在高度政治动员下，民众是否仍能理性判断事件本质？

更关键的是制度本身的结构性问题。

张宏林指出，台湾选举长期存在“高成本”现象。以立法委员为例，一个任期的薪资总额约一千多万台币，但实际竞选支出却可能高达四、五千万，甚至更多。庞大的资金需求，使得政治人物在竞选与任内都面临极大压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人可能透过制度边缘操作来补足资源，例如利用助理费、政治献金，甚至更不透明的资金来源。这些行为未必一开始就触法，但却可能逐步滑向灰色甚至非法地带。

制度存在，但落实不足

台湾并非没有监管机制。现行制度已包括政治献金申报、财产揭露与相关税务规范。

然而，问题往往出在“落实”。

张宏林指出，现行制度在执行面上仍有明显不足，例如金流监管不够严密、未申报或不实申报的罚则偏低或实际查核能力有限。

此外，财产申报制度本身也存在界线问题。目前仅要求政治人物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申报财产，但在实务上，资产可能透过成年子女、兄弟姐妹甚至父母持有，形成监管漏洞。

当然，这也牵涉到隐私权与人权的平衡：是否应要求更多亲属揭露财产，一直是一项具争议的议题。

总体而言，在高成本选举、监管不足与激烈政党竞争交织之下，政治人物面临的诱因与压力，往往比外界想像得更为复杂。

司法体系：中立性、权力结构与个案争议

当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问题便不再只是制度设计，而是回到司法体系本身的运作与公信力。

真理大学法学系主任吴景钦指出，在实务上，被告是否认罪，往往会影响检察官的处理方式。若被告选择不认罪，却因此面临更长时间的羁押或更强的侦查压力，可能形成对认罪的变相逼迫，进而削弱审判制度应有的功能与意义。

他进一步质疑，在起诉之后，检辩双方理应处于对等地位，但实务上，检方仍可透过声请羁押或主张串证风险持续影响程序，使权力结构出现倾斜。这种制度与实务之间的落差，也让司法中立性在高度政治对立的环境下，更容易受到质疑。

除了制度与程序问题，本案在具体法律判断上亦引发争议。吴景钦指出，一审虽判处有期徒刑17年，低于检方求刑的28年6月，但核心收贿罪仍判13年，显示法院在一定程度上采信检方主张。然而，在证据评价上，却存在明显争点。例如，被认为关键的“1500万元”相关资料因属传闻证据而未被采纳，但法院仍以另一笔210万元政治献金建立收贿关联，其资金流向与对价关系并不明确，是否已达刑事案件所要求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备受质疑。

此外，他也指出，将政治献金违规直接上升为刑事贿赂，以及在侵占与背信罪中对“财产归属”的认定，在法理上仍存在争论。整体而言，本案在证据法则与刑事诉讼原则的适用上，仍有进一步检验的空间，预料将成为二审攻防的核心。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司法制度本身具备一定的程序保障与透明性，个案中的争议仍可能被放大，并进一步影响社会对司法公正性的信任。

民主制度的核心挑战

综合来看，柯文哲案并非单一个案，而是制度与运作问题的交会点。

一方面，台湾的选举制度仍存在高成本与监管不足的结构性问题；另一方面，司法体系虽具备一定透明度，但在政治对立加剧的环境中，仍难以完全避免公信力的质疑。

这反映出台湾民主发展中的一项核心挑战：在高度竞争与政治极化的情况下，如何同时维持制度的公平性，以及社会对制度的信任。

冷战的结束曾引发民主终于战胜了独裁的欢呼。然而此后的数十年间，民主与专制甚至极权的博弈其实从未停止。这种博弈的张力尤其体现在新闻自由空间面对的种种压力。从国际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年度报告来看，世界各地的新闻自由度正呈现令人不安的倒退迹象。如果说越来越拮据的财政资源导致不少媒体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从而在独立报道原则上让步的话，专制政体也正利用资源的诱惑，以软硬手段诱导媒体为权力服务。“无国界记者”组织在2024年针对俄罗斯启动 “宣传信息监控站”调查计划之后，又将目光转向中国，于2026年3月推出最新报告，综合多项调查以及不同地区的学者、智库、媒体从业人员等多方人士提供的资讯与分析，以多项具体的实例，剖析中国力图在海外打造媒体新秩序的努力。在今天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中，我们向大家介绍这份报告的部分内容。

“中国环球电视网有效地传播中国的信息控制模式”

自“无国界记者”组织2002年开始公布对全球近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自由度排行以来，中国在这个排行榜上的位次一直不断下滑。2002年还排在第138位，但自2010年起就已经跌至第170位以下。2024年甚至跌至第179位，仅好于排在最后一位的朝鲜。

中国的新闻自由度虽然一直受到诟病，但越来越令“无国界记者”组织担心的是政治宣传取代媒体自由的中国模式的对外输出。该组织早在2019年就推出报告，梳理中国政府试图按照自己的理念重塑世界媒体秩序的努力。2026年，“无国界记者”的“宣传信息监控站”调查计划报告显示，中国对外宣传机器的部署已经更加广泛，在不同地区重塑媒体秩序的战略推动也形式更加多样。

中国对外宣传的最重要工具可以说就是2016年集合不同官方媒体组建而成的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无国界记者”组织报告指出，十年间，这个原本只是集合了不同语言的媒体网络已经变成了一个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运作的多平台国际媒体网络。报告称它是一个提供65种不同语言广播内容的“扩音器”，是语言服务最全的广播电台。

但中国环球电视网的活动范围并不局限于广播电视，也同样广泛活跃于社交媒体。“无国界记者”组织报告引述总部设在美国的“自由之家”2020年公布的报告指出，中国环球电视网在全球社交媒体平台上拥有数以千万计的订户

报告指出，中国环球电视网看上去似乎与其它国际信息网络没有什么不同，但实际上它系统性地优先传达中国政府的指示的角度，而不是就事论事的新闻报道，会刻意掩盖某些资讯，传播官方叙事，是中共宣传机器的传声筒。“无国界记者”亚太区办公室的倡议经理白奥兰（Alexandra Bielakowska）女士指出，“中国得以借助中国环球电视网有效地传播中国的信息控制模式”。

事实上，根据2018年3月中国政府颁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由中央宣传部领导。对内保留原呼号，但对外统一呼号为“中国之声”。

利用当地媒体传播中国官方叙事

非常熟悉亚洲地缘政治议题的巴西记者伊戈尔·帕特里克（Igor Patrick）接受“无国界记者”组织采访，梳理了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媒体战略以及它对当地媒体的透明与独立原则提出的挑战。他指出，鉴于拉美地区媒体市场难以进入，中国的对外媒体战略从最初主要依靠自己掌握的国际平台与当地媒体直接竞争的战略，调整为注重与在地媒体分享内容，利用当地媒体已经拥有的听众和观众，传播想要传播的内容。多数情况下，中国国家媒体免费向当地媒体提供文字、照片、视频，或电视节目等内容。理论上双方有内容交换，但实际上，这种合作尤其对中方有利。主要目的是重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既要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也要传播与中国的战略利益一致的叙事。

而这种免费提供内容的作为在当前传统媒体都面对资金困难的背景下尤其具有吸引力。伊戈尔·帕特里克在采访中指出，传统媒体原本十分依赖广告带来的收入，但如今这些广告收入大部分都转向了数字平台。他举例指出，一家墨西哥媒体的领导层就曾因为与一些中国企业签有广告合同，而要求下属删除了一篇批评中国的文章。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商业合同必然导致对相关媒体内容的干涉，但那些规模较小的媒体或资金有困难的媒体的确面对这样的风险。

中国近年也开始投资社交媒体，投资网红，提供越来越针对当地特殊人群的内容。帕特里克介绍指出，这种情况在拉美各地都有。一般来说，这些社交媒体账户开始时，内容主要是文化，美食，生活方式等等。只是间或会涉及政治话题。这种作法使得相关内容显得与传统的政治宣传无关，也就更容易被接受。

伊戈尔·帕特里克在采访中特别强调区分公营媒体和国家媒体的重要性，指出，像英国BBC广播公司或德国之声广播公司这些公营媒体虽然都有政府拨款的公共资金支持，但这些媒体保留着编辑独立性，也经常发表批评自己政府的内容。而中国环球电视网或新华社等都更是国家媒体。他们的功能是传播与中国政府制定的重点一致的叙事。两者间的这种不同不仅决定了内容如何生成，而且也决定着这些内容如何被使用。

资金投入伴有编辑方针要求

2025年，“无国界记者”组织的年度报告特别指出，脆弱的资金形势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构成对新闻自由的一大威胁。2026年，该组织“宣传信息监控站”调查计划中关于中国外交官与太平洋岛国所罗门媒体的一些互动可以说是这种威胁的一个具体案例。

报告指出，所罗门的广告市场本就十分有限，如今又被社交媒体平台吸走了大部分广告收入，这使得当地媒体面对诸多结构性的困难。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冲击，外来资金就成为当地媒体能否存活的重要因素。美国、澳大利亚、中国在当地都有投资。但中资与其它外国资金的一大不同，是中资投入通常伴有涉及编辑方针的要求。曾在所罗门媒体工作15年、如今正在澳大利亚某大学深造的普斯特利·哈布鲁（Priestley Habru）告诉“无国界记者”组织，他从仍在当地的同事那里获知，一个中国外交使团向当地媒体《群岛太阳报》捐赠了一批电脑，该报编辑部随后就接到指示，要求停止发表关于台湾总统的文章。

需要指出的是，所罗门群岛在2019年切断了与台湾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转而与北京建交。

从“无国界记者”的报告来看，中国外交官对当地媒体的干涉并不只涉及一家媒体。除《群岛太阳报》外，当地另一份大报《索罗门星报》也曾有相似遭遇。而这两家媒体都依赖来自中国的资金。

“无国界记者”组织也引述一家国际调查报道机构Organized Crime and Corruption Reporting Project的报告指出，《所罗门星报》曾在2022年从中国获得一笔大约12万5千欧元的款项，用于报社设施的现代化，最为回报，该报承诺会为中国做宣传，称赞中国是所罗门“最慷慨也最值得信任的伙伴”。

免费提供内容+提供全包式旅游+培训项目

在这些显性的干预之外，“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报告指出，中国也在向当地媒体提议免费提供内容。已经有地方媒体与中方签订了合作协议。

中国在所罗门的媒体战略也包括向当地的媒体从业人员提供全包式免费旅游。“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报告指出，所罗门群岛媒体组织的70名记者会员中，至少有30人接受了这样的邀请，有些人还去了不只一次。这种全包式旅游也不只是针对记者。所罗门群岛媒体组织（Media Association of Solomon Islands）主席奥法尼·艾勒梅（Ofani Eremae）就向““无国界记者””表示，在他看来，自2019年以来，所罗门90%以上的公关部门负责人以及政府的媒体联络负责人都至少曾去中国一次。

组织新闻从业人员免费旅游或参加所谓的媒体培训是中国政府近年来扩大在国际媒体影响力的手段之一。一名不愿披露姓名的格林纳达记者向“无国界记者”组织表示，在他看来，可能格林纳达90%以上的在职记者都曾应邀去中国，去了解中国的新闻原则。一名圭亚那记者则向“无国界记者”组织表示，他注意到，每年都有一次或两次这样的特殊旅行，不一定只是针对记者，更多的是针对那些在国家媒体工作的人。主要针对那些与圭亚那政府关系密切的媒体。另一名圭亚那记者表示，他认为中国是想改变人们对中国政治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的看法。而这就要从媒体如何向本国人民介绍中国政策预计中国意识形态开始。

中国政府也经常在当地媒体上发表观点文章。上述圭亚那记者表示，中国政府会将文章发送给当地媒体，希望能一字不差的原文发表，而不是希望当地媒体以此作为新闻素材。

特朗普重返白宫才一年多的时间，本已动荡的国际关系格局更进入了一个快速而且不乏混乱的重新洗牌进程。全面开打的关税战冲击着国际贸易秩序，对传统盟友的极限施压进一步破坏着二战后的国际关系格局。他自诩是和平缔造者，甚至成功让多个战场实现停火，但是，2月28日，特朗普也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联手，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打击，令不久前才勉强看到停火希望的中东地区又重燃战火。特朗普政府这一年多来的表现正严重冲击着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制度的信誉。如何理解特朗普如何得以通过民主选举成为一个无视民主规则的强势总统？为何美国三权分立的民主框架难以有效发挥权力制衡作用？特朗普现象对其它民主国家有何启示？在今天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中，我们邀请中国人权律师、德国纽伦堡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滕彪先生同大家谈谈相关话题。在他看来，特朗普的两个总统任期令美国的民主制度受到多方面的侵蚀，而这些并不会因为特朗普个人的离任而自动回到正轨。

法广：首先，唐纳德-特朗普在2024年11月的大选中变成一个十分强势的总统：他不仅赢得了总统选举的胜利，而且也让共和党在参众两院都拥有微弱的多数。怎么理解现这个现象呢？ 

滕彪：实际上特朗普在2016年赢得选举之后，关于这个政治现象就一直有很多讨论，包括很多著作和学术文章。因为，这样一个没有政治经验、说话又不靠谱、也原本没有什么民调看好的人，竟然能两次当选，而且第二次当选还获得了比对手贺锦丽更多的普选票。其中原因实际上有很多方面，不可能是单一的原因导致这样一个相当奇怪的政治现象。

往大的方面说，一个是全球化产生了很多失落者。美国的中产阶级萎缩，贫富悬殊加大，制造业外移，产业空心化，造成了很多人失业、生活水平下降。这些人想要改变。其次是美国固有的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排外主义，把一些问题归罪于有色人种、外来移民，包括对边境安全的焦虑——在2024年的选举中，边境问题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再次，美国的宗教保守化、右翼化，尤其是基督教、福音派的越来越保守和右翼化，八成以上的白人福音派把票投给川普。

还有就是，对进步主义运动的一些反弹。很多投票给川普的人觉得，美国的政治正确、美国的觉醒文化，包括性别平权运动、LGBT，黑人的命也是命”（BLM）等这些进步主义身份政治和社会运动，走得太过分了，带来了保守派的反弹。 美国的政治极化当然不是从川普开始的，但是川普大大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不少人不是因为喜欢川普或支持川普而投票给他，而是因为对另一方（民主党）更厌恶或者是更害怕，这在政治学上叫“负党性投票”。

还有一些原因，比如说，全球民粹主义浪潮和右翼浪潮，在欧洲、南美洲、亚洲一些国家都有抬头的现象。比如说，美国选举制度的一些弊端，美国的城乡的分裂和教育水平的差异，民主党竞选策略的一些失误，川普的一些个人因素、金钱的影响，这些算是次要因素。但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虚假信息。社交媒体的算法大大地加剧了信息茧房的效应，网上充斥了各种假消息、阴谋论，右翼一些大的传统媒体也助长了阴谋论的传播。大量投票给川普的人，就真的相信各种假消息。

2024年川普再次赢得总统和前面说的这些都有关系。这背后的原因是多层次的、复杂和深刻的，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法广：可是它毕竟是一个民主体制，它有一个国会本应当发挥的制衡作用。当然，共和党在2024年的选举后，基本上把控了参众两院，虽然只是微弱的多数。只是因为这种数字上的微弱多数，制衡的作用就完全消失了吗？ 

滕彪：美国的政治制度引以为傲的就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国会的制衡作用应该体现在它的立法权（总统不能单方面立法，国会可以否决总统的一些行政令），它的财政权、监督权、一些高级官员的批准权、弹劾权等等。国会本应发挥它的制衡作用。但是从川普上台后，国会的作用已经被大大弱化了。川普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绑架了共和党，就是几乎所有的共和党议员，都要看川普的态度，他们不敢投与川普的意见相反的票……

法广：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呢？因为最近国会也在讨论是不是要限制总统发起战争的权利，并有过一次投票。但是，因为共和党拥有多数议员，法案没有通过。怎么理解特朗普能够绑架共和党议员？ 

滕彪：这个就和前面提到的美国的政治发展状况有关，比如政治极化。 美国是两党制，不像一些法、英、日、台湾那样是多党制。美国虽然也有小党，但是小党极难进入国会，更不可能赢得总统选举。而且，美国总统的权利——他的行政权也在逐渐的扩大，总统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在几十年来美国政治极化的背景下，如果某一个共和党议员反对川普，川普就会对选民说不要再选他/她了…… Elon Musk这个全球首富也公然利用他的金钱施加影响：如果你不支持川普的话，我们就会支持另外的候选人……这是挺容易的事情。在2025年之前有两个著名的议员，一个是丽兹-切尼，就是前副总统的女儿，另外一个是Adam Kinzinger。他们都是因为反川普而做不成议员了。这些就导致了国会的制衡力量被大大的弱化。川普的很多政策绕开国会，他超越总统权力的时候，国会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有投票的话，基本上也是对川普有利。

“美国如今成了民主倒退的一个最大例子”

法广：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是不是还可以说美国是民主灯塔呢？如果一个人的立场可以决定其他民选代表是否能够继续当选，这是不是也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呢？ 

滕彪：首先，美国是民主灯塔这个说法是不太可靠、不严谨的。当前美国的民主已经受到这么多的侵蚀，很多人仍然把美国当做民主灯塔。但实际上美国从来不是民主的灯塔，它刚刚独立的时候，还有奴隶制，黑人也没有投票权，种族隔离制度到1964年才算废除，实在算不上是民主灯塔。

如果我们看具体的民主排名和分数：全球有很多权威的智库、权威机构对各个国家的民主情况进行打分。我们知道，排在前五名基本都是北欧国家——丹麦、挪威、冰岛、瑞典、芬兰等，新西兰也可以排在前十名。而美国几乎没有排到过前十名，它的民主质量、自由度比不上很多欧洲国家。美国被当做民主灯塔，是因为它是全球经济、科技和军事最强大的国家，它被当做全球民主自由秩序的一个保护者。

现在，从2017年川普上台后，美国的民主制度在很多方面已经受到了侵蚀。 对全球各国民主制度进行评估的权威机构（比如V-Dem，自由之家）已经把美国列为部分民主国家。它已经不再是完全民主国家，它的民主质量在大大地下滑。所以，美国的民主灯塔已经不复存在。如果说原来还算的话，那现在美国不但不算民主灯塔，它连完全的民主国家都不算了，它在很多方面都在滑向威权，成了民主倒退的一个最大的例子。

法广：司法独立是民主体制至关重要的一个支柱。 如果说共和党议员的选举可能和特朗普在选民中的号召力会有一些关联的话，司法独立是不是应该是独立于个人意志之外呢？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司法体制是不是对执政机关形成了一种制衡？ 

滕彪：司法独立是一个民主制度非常重要的因素或者是一个重要的支柱。川普上台之后，尤其是第二次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严重伤害司法独立原则，破坏司法独立的传统。比如说直接介入一些高度敏感的案件，要求司法部重新审查一些政治案件；比如说他批评一些不听他话的检察官，或者是撤换检察官。 这就导致了司法部门的“再政治化”。虽然在美国历史上，像小罗斯福总统（在任）的时候，也有司法部门政治化的现象。但是，那和川普正在做的事情不可同日而语。川普把本应独立于行政权力、总统权力的司法体系政治化，武器化，对政治对手，比如说像拜登或者希拉里等这样的政治人物进行司法调查，或者是以起诉相威胁。

目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六个大法官属于保守派，其中三个是川普任命的，这对川普是极为有利的。最恶劣的一个判例就是2024年最高法院裁定，总统在履行核心宪法职能的时候，享有绝对的刑事豁免权，总统的官方行为至少享有推定豁免权，只有纯私人的行为才能被刑事起诉。这个判例实际上是给总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刑事豁免范围，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尤其是川普当总统的时候，它为川普破坏美国宪政民主制度开了绿灯，这是极其可怕的。

总的来说，最高法院的表现以及整个司法体系的独立性在大大弱化，不再像以前那样独立于总统权力。司法被高度地党派化、政治化，甚至个人化，这削弱了公众对司法系统的信任。这个影响会非常恶劣。

法广：过去这一年多的这个时间里，一个很令人不解的现象，是民间的某种恐惧。在伊隆-马斯克主持政府裁员计划的时候，有很多人突然失去工作。民间虽然也有抗议活动，但是抗议活动中很多人都戴上了口罩，好像不能够很自由地去抗议。当然最近，因为移民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发生暴力执法的现象，在明尼阿波利斯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怎么理解民间也对自发表达意见有一种恐惧？

滕彪：我记得美国知名学者Timothy Snyder说：如何判断民主还在不在、一个社会还是不是正常，就是看你在批评政府的时候有没有恐惧。川普之前的美国任何一个人在批评政府的时候，（这种恐惧）是没有的。言论自由受到极高的保护。但是川普上台之后，很多人开始忌惮，不再敢公开批评川普、批评政府。甚至在查理-克尔克被杀之后，川普政府发出威胁，而且事实上也对社交媒体进行审查，有的人因为批评查理-克尔克而丢掉工作，甚至有更大的麻烦…… 这些现象都是表明，美国的政治极化，已经导致了民主自由水平的迅速下降。美国的公众舆论也在两极化。在移民的问题上，双方争论非常激烈，尤其在明尼苏达、加州、德州这些地方，都凸显了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在法律层面、政治层面的冲突。

在针对移民执法局（ICE）的一些抗议活动中，出现了美国社会很长时间没有出现过的一些现象，比如今年一月份，先后有两位美国公民被移民执法人员打死。这引发了非常激烈的抗议，也让更多的人加入到反ICE的运动当中来。这会对中期选举、会对今后美国的民间社会有更长远的影响。 

法广：从特朗普过去一年多的执政表现和在美国社会引发的各种紧张关系来看，您觉得这个现象对欧洲的民主国家可以有什么启示呢？因为很多国家极右翼的民粹势力都有抬头。您觉得美国民主体制现在面对的问题，会对其他国家有什么启示？ 

滕彪：实际上，川普这股政治势力和它的意识形态已经对全球、对其他的民主国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和全球的极右翼势力，比如说像德国的AFD等等，遥相呼应。川普两次当选美国总统也大大的激励了全球的右翼、极右翼的运动。移民是其中一个共同的议题。移民带来的问题以及反移民情绪也使得欧洲很多国家的极右翼抬头。如果说它给欧洲国家什么样的教训，前面说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全球化问题、移民问题、民粹主义等等，这些是欧洲国家和美国国家共同面临的，需要认真对待。

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在美国，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川普的极大的危害性。他们觉得美国有非常长久的、稳固的民主传统，有制衡，有活跃的民间力量，而且还有独立的媒体，所以，川普再怎么折腾，也不会摧毁美国的民主制度，他想把美国变成一个专制独裁国家是不可能的……我觉得这种想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种心态是非常危险的。民主制度并不是一下子被摧毁的，它是一点一点的被蚕食。在野心家成为独裁者的过程中，如果人们在开始的时候不去奋力抵抗，那等到他做了很多事情逐渐侵蚀宪政民主以后，再想反抗恐怕就来不及了。很多担忧美国民主崩溃的人，把希望寄托在其他民主国家尤其是欧洲传统的民主国家身上。像法国、德国、英国等等，要更加警惕川普这样的人物出现，警惕这样的人物攫取权力。德国1930年代发生的事情是极其惨痛的历史教训。美国今天很像德国1930年代，多数人那时没有预料到希特勒上台之后的那些可怕的后果。 

备受冲击的美国民主制度不会因特朗普离去而自动回归正轨

法广：是不是也就是说，美国民主制度受到这种冲击并不会因为特朗普比方说三年之后不再担任总统而自动回到正轨……

滕彪：这是不可能的！指望到2028年选举美国换一个总统，然后一切都恢复原状，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对美国民主的伤害就是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之后三年还会变本加厉，这些伤害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也许10年、20年，也许更长。这是一点。

第二点，就是川普已经多次表示，而且认真地表示，他要参与2028年选举。虽然（宪法）限制总统只能当两届，但是川普公开说要再次参选。而且，今年11月份美国要进行非常重要的中期选举。三分之一参议员，全部众议员要重选，还有很多州一级的选举。川普他已经讲了很多、做了很多事情，要侵蚀这场选举。按照目前的民调，共和党输掉众议院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而且也有相当的可能性输掉参议院。川普很有可能就不认账。他已经做很多安排，比如说要派联邦执法人员去投票现场，比如说要对投票进行更多的限制，比如说他宣称要把总统选举联邦化（nationalize elections）……。这些措施听起来似乎对两党、对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选民是一样的效果，但实际上很不一样。这些措施实际上限制的就是少数族裔等大部分投票给民主党的人。这是第二点，川普对民主的威胁是确确实实存在的，而且变本加厉。

第三点，对于美国民众来说，对于不想看到美国变成专制国家的所有人来说，要进行抵抗，不能等着美国的宪政民主制度自动修复，绝不能认为等着熬过这三年，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现在就要进行抵抗。无论是议员、法官还是律师、媒体、学者、普通民众、社会组织，等等，都要不断地进行抵抗，在日常生活中，在地方选举中，在学校里，在各种事情上，要对川普说不。我们也看到很多抵抗，比如说几次大规模的“不要国王”抗议运动，比如说在明尼苏达等地方发生的抗议ICE的运动，包括一些联邦法官叫停川普的一些违宪的做法，一些记者也在非常勇敢地坚持反抗。 但是在我看来，这些反抗还远远不够，不足以阻止川普摧毁美国民主制度。 

香港各大学的学生会曾经是政治激进活动的中心，也在2019年掀起的大规模民主抗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2016年2月5日，香港学生联合会又称香港学联宣布正式解散。该组织成立于1958年，有将近70年的历史，曾在动员香港学生社群积极参与社会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期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学联的负责人Isaac Lai，他向我们讲述了香港学联的解散如何代表了一段历史的落幕。Isaac 就像是一面镜子，他代表了香港社会中许多年轻人的态度。这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从他的讲述中理解香港社会，尤其是当下年轻人的想法，以及最重要的或者说是困扰着所有香港人的问题：在激烈的对抗之外，我们又能为香港做些什么？我们应该感到乐观或悲观吗？到底应该如何理性看待香港公民社会的未来？

RFI：那么你觉得（香港社会）周围你接触的人，他们的想法和他们的状态在过去和现在的改变是什么呢？

Isaac: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香港人、或者说香港市民心目中，现在弥漫着一股无力的感觉。大家觉得自己无论做什么，都已经没办法去改变社会，没办法为政府带来一些改变。

大家心中弥漫着一股无力感，于是就不想再参与了，不想再“玩”了。那就只去做自己的事情，去吃喝玩乐、去消费、去让自己开心，而不再理会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因为既然自己没办法改变，也已经无能为力，那还能做什么呢？没有了，那就不去理了。

RFI：现在能够在香港持续存在的社会组织，大多数都是关于性别议题的。我看到很多00年之后出生的年轻人，他们或多或少还是有想改变社会的诉求，但现在好像能够允许他们发声的空间，主要就是性别议题，或者还有其他一些议题？我也不太确定，所以想知道你怎么看。

Isaac: 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性别议题相对来说是一个没有那么政治性的议题，因此在香港比较容易生存下来，也比较容易避免触碰到那条红线。所以现在大家主要做的，多半是性别议题、环保议题，或者一些比较民生性的议题。这三类是目前比较还能继续做、也还能做到一点事情的议题。

例如有一个本土研究社，是一个关注香港社区或规划议题的民间研究组织。他们在2019年以及国安法实施之后，仍然继续运作，在香港的法律框架内尽力做研究，也尽力就一些议题发表意见。

另外，性别议题本身也是整个社会、整个世界的一个大趋势。

香港一直都有一群很热心的人士，例如LGBT同性社群，一直在争取权益，持续提出司法复核案件，一点一点、一寸一寸地为同性社群争取空间，去做一点点事情。

例如在去年的冬天，也就是2025年的冬天，香港仍然有一些同志团体在铜锣湾的行人专用区举办一年一度的活动，好像是名为“一点粉红”的同志活动。他们继续举办活动，继续关注同性或性别议题。

所以现在在香港，还可以做的，多是一些相对没有那么政治性的议题。也仍然有人继续围绕这些议题发声，因为这些是目前还能够做的、也是唯一能够做的事情。

RFI：我明白，就是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尽可能去做能够做的事情。你刚才也说了，年轻人是社会很重要的一股力量。像学联这个组织也解散了，我想知道，你怎么看待年轻一代在未来香港社会中的位置和作用？

Isaac:我觉得，年轻一代永远、永远在任何社会里面，不论是在香港、中国，或者是全世界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是社会未来的栋梁。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政府可以说要放弃这一代年轻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会老，也会离开，所以年轻人永远是所有人、所有政府都应该聆听的声音，因为他们是整个社会未来的主人。

我觉得香港的年轻人应该继续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发声，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坚持自己的理念。

虽然近期香港有学生会、学联，以及一系列不同的公民组织先后解散，好像出现了一股解散的趋势，但我认为组织的解散，并不代表学生运动或社会运动就会死亡、就会完结，也不是说永远都不会再存在。

只是当没有一个主要的平台时，作为普通人，要去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当然会比较困难，因为没有一个平台让你去认识理念相同的人。不过，我觉得大家依然可以运用自己的力量，在其他地方发表意见。

现在科技非常发达，例如你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一篇帖文，如果你的论点有事实、有论据，是合理的，也得到大家认同，自然会引起回响，会有其他人关注，甚至有记者跟进。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因为近期很多组织解散，就感到非常哀伤，什么都不做，甚至觉得要放弃社会、放弃香港，千万不要这样。

我认为大家仍然要保持期望，保持内心的信念，坚持下去。总有一天，大家会有办法的。我觉得事情总有一天会变好的。

RFI：我们刚刚提到香港学联有将近七十年的历史，而你是最后一任主席。在你任内它解散了，你有什么感受吗？

Isaac: 作为最后一任学联主席，我当然觉得很悲伤，这是一个很沉重的决定。要告别一个在香港社会拥有这么长久历史的组织，真的很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所有成员在商量过后、仔细思考之后，都觉得在当下解散，对大家的安全来说是一个最好的决定，是对所有人最好的选择。

因为我们都觉得、也都知道，已经没有办法在香港继续走下去，再继续下去，对大家都不会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们是在一种无可奈何、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才作出这样的决定。只能这样走下去。对，真的没有办法。

RFI：你刚才说你是2022年加入学联的，对吧？你当时加入学联的初衷是什么呢？

Isaac: 我的初衷，是希望继续支撑这个组织。正如你刚才说的，整个社会的状况是在往下走，而学联也越来越难找到愿意投入的同学来参与和承担这样的责任。但我觉得，无论在社会的任何阶段，都需要有人去做这样的事情，都需要有人继续推动香港的社会运动，对社会上一些群体和一些发生的事情去发声。

所以我的初衷，当然是为了同学服务，也希望社会上仍然有人可以代表年轻人、代表大学生的声音去发声，去讲一些应该讲的话。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想说一些应该说的，让大家应该听到的声音能够被听见。

RFI：那我最后一个问题。看到学联解散的新闻时，真的有一种一段历史谢幕的感觉。作为学联的最后一任主席，如果要你对那些身处这段历史、知道学联解散的人说一句话或几句话，你最想说什么？

Isaac: 我觉得，大家真的不要对学联的解散感到太过悲伤、太过哀伤。我认为学联的解散，并不代表香港社会运动或者学生运动的终结。

虽然组织解散了，但人还在，思想还在，理念还在。只要还有一口气，只要还点着一盏灯，有灯就会有人。只要大家仍然还有一口气，我们仍然可以做一些事情，尽力为社会带来改变，令社会进步。

所以希望大家继续坚持自己的理念，坚持那些自己认为正确的想法。不要因为学联的解散而气馁，不要放弃，要继续努力，为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去奋斗。

在上次节目中，我们邀请法国记者、作家兼纪录片制作人，《三合会：中国黑帮走向世界》一书的作者Antoine Vitkine 向大家介绍了他对帮会团体在当代中国与政权错综复杂的关系的观察。Antoine Vitkine在这本书著的引言中指出，他之所以对研究与有组织犯罪密切相关的帮会组织产生兴趣，是因为在十多年专注观察独裁政权的过程中，他注意到，独裁体制周边总会有很多黑帮组织，这些团体在独裁体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多年调查研究之后，他认为，这些有组织犯罪团体在专制体制下尤其可以发展壮大。但是从他的调查来看，当年从大陆随国民党转往台湾的三合会组织虽然渐渐式微，但新的帮会团体也在台湾出现，这些团体既有要掩人耳目的一面，却也公开存在，而且两大政党也都与一些帮会团体有着或明或暗、或近或远的关系。如何理解这些黑帮团体在台湾民主体制下的存在？欢迎您收听对Antoine Vitkine先生的采访的第二部分内容。

三合会在台湾保留了公开存在的特质

在这次采访的第一部分中，Antoine Vitkine向大家介绍了中国三合会由伴随反清复明运动的民间秘密社团发展而来的历史。这些团体往往借助特定的政治环境赋予自身某种社会合法性。这些团体因此既是从事犯罪活动的隐秘组织，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公开存在。

Antoine Vitkine：“我认为这确实是三合会的核心本质。三合会不仅仅是犯罪组织，类似于黑手党。黑手党这个词源于意大利。与意大利黑手党一样，三合会等帮会团体不仅仅是犯罪组织，也是具有一定社会和政治基础的团体。这就是为什么它们既有完全秘密的活动，也就是犯罪活动，比如毒品贩运、武器贩运，以及各种更现代的金融犯罪等。与此同时，它们还有一个比较可见的政治外表。这些政治外表的具体情况取决于帮会所在地点。我认为在这里有必要区分台湾和香港、澳门。”

“香港和澳门是三合会组织的一个后方基地。那里的情况更为复杂。直到1997年，在香港，英国警方禁止公开声称自己是三合会成员的行为。因此，这些团体被迫变得更加隐秘，但仍然保有一定的公开性。比如，三合会的首领通常是众所周知的。但他们很聪明，非常注意与犯罪活动之间设置一道防火墙，尽量避免被司法当局抓住参与犯罪活动的把柄。”

“在台湾，由于历史原因，三合会是在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在大陆失利败走台湾时，随着国民政府进入台湾的。这些团体在台湾继续扮演着此前在大陆时扮演的角色，变成了蒋介石政权和国民党的一支武装力量。这为它们提供了一种外在的存在形式。一个非常著名的三合会叫“青帮”，如今仍然存在，但几乎已不再具备什么影响力。这样的帮会因此既有从事犯罪活动的一面，又有一种与政治相关的外表。可能有点像一种“共济会”，也就是具有一种仪式性，有些深不可测，带有些宗教和政治的特征。 ”

“此外，自1950年代起，台湾出现了一些新成立的三合会团体。这些团体保留了这种公开性。例如，在今天的台湾，自称是某个三合会的成员并不违法。还例如，一个大型三合会的重要领导人去世时，帮会成员可以在台北的街道上组织数十辆车的庞大灵车队，甚至展示武器。当然，这些武器是假的，否则就会被禁止。死者的武器放在棺材旁边。所有这一切当然有警察拍照和监视，但除此以外，警方并不能有所作为。这充分体现了这些帮会组织公开存在的一面。”

“立法委员王定宇（民进党籍——法广注）在和我交谈时，将三合会描述为一种宗教极端主义运动。这形象地说明了三合会如何运作，如何利用其历史和宗教的合法性，获得一种公开的存在。”

“和香港的情况一样，台湾的三合会团体也控制着一些庙宇，人们可以来这里祈祷。这是这些团体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公开场所。意大利黑手党的情况也是一样。意大利黑手党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西西里岛等地，与当地市长、教会和牧师等紧密联系。这使得打击这些组织变得更加困难。”

对与中国的关系讳莫如深

法广：这些台湾的帮会组织虽然因其历史发展与中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在当代社会，它们对自身与中国的关系却讳莫如深。

Antoine Vitkine：“简而言之，在台湾，帮会组织现象因为其悠久的历史，而有着深厚根基。确实，台湾两个主要政党都有附属黑帮组织。比如比较接近国民党的“竹联帮”和“四海帮”。还有我提到的“天道盟”。这个帮会组织成立的时间相对较短，它可能更接近于台湾当前的执政党。” 

“‘天道盟’盟主‘铁霸’在与我的访谈中非常开放。但有一个问题我被特别禁止提出。当然，正如我在书中所记录的那样，我还是问了。那就是关于中国，关于他们与中国的关系。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实际上，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其他地方，黑帮团体都与中国有非常重要的经济利益。中国当局允许这些团体在中国大陆投资，甚至允许他们继续犯罪活动。这种关系当然非常隐秘而且复杂。当局还为黑手党提供进入中国海外投资市场的机会，尤其是为了保护著名的丝绸之路及其沿线的基础设施。因此，对于这些帮会组织来说，中国问题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你无法与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翻脸。 ”

“另一方面，这些团体为中国做些什么呢？涉及到台湾，这确实非常复杂，也很令人担忧，令台湾当局十分忧虑。人们怀疑这些帮会团体或某些帮会团体可能帮助中国当局进行破坏、渗透，并可能在军事入侵时参加行动。例如，台湾当局在一起谋杀案调查中就发现有武器库，从而意识到这些黑帮团体能够走私各种东西，这包括毒品、人口，甚至武器。可以想象，在一个面临威胁的小岛台湾，这会带来很大的问题。 ”

“三合会团体在台湾的活动有各种可能的政治影响。倘若中国入侵台湾，这些影响就可能是战略性的。台湾当局非常担心一些帮会组织会拿起武器，为中国方面服务。”

帮会组织在独裁统治下总是更加繁荣

法广：Antoine Vitkine先生提到，他之所以开始关注帮会团体这个主题是因为他注意到，一个独裁体制下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黑帮团体在其中发挥作用。但台湾已经是一个民主政体，如何理解这些帮会组织依然能在政治及社会生活中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呢？这些黑帮组织是否可以与民主体制共存？

Antoine Vitkine：“回答这个问题前首先需要指出，台湾的民主实际上还相当年轻，并没有太长的历史。我们可以通过了解台湾历史，更好的理解三合会在台湾的影响。台湾历史上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是‘白色恐怖’时期。也就是蒋介石来到台湾并对当地居民实施其独裁统治的时期。当时的台湾人并不都是国民党的支持者，蒋介石以极其暴力的方式施加了他的独裁统治。一些三合会团体也参与了这些暴力行动。例如早在上海时就以从事肮脏工作闻名的‘青帮’（晚清时期三大帮会之一）。”

“台湾在民主转型近二十年后，才有大批历史学家开始关注帮会现象，并将事情摆上台面。这并不是说之前禁止研究这个问题。虽然随着蒋氏政权的崩溃，台湾成为了一个民主国家。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进展也有些缓慢。这些帮会在台湾社会已经有很坚固的根基，因为它有很长的历史。这种历史影响力使得情况变得非常复杂。我认为这是台湾民主在对抗这些帮会组织时面临困难的第一个原因。” 

“回到您提出的问题：民主与黑帮的关系。这几乎是一个理论性的问题：面对帮会团体，哪种体制更有效？独裁还是民主？同样，三合会和黑手党通常在哪种体制下感觉更好？是在独裁体制下还是在民主体制下？这是一个相当根本的问题，尤其是在当今世界，面对威权模式与自由或民主模式犹豫不决的时刻。”

“可以肯定的是，我在观察三合会这些帮会组织的历史及发展时注意到：这些帮会组织在独裁统治下总是更加繁荣，因为在独裁体制下，他们能够进行贿赂，而贿赂是这些团体生存和施加影响的重要手段。在一个民主体制下，意味着会有独立的法官可以在不收受贿赂的情况下对这些团体进行审判，尤其是会有媒体揭露它们的罪行，这显然对这些团体的影响更大。 ”

“台湾经历了多年的独裁统治后，才进入民主时代。比如，当年，蒋介石之子曾通过他的情报头目向三合会支付贿赂，雇用这些团体在美国刺杀一位反对派人士（法广注：江南案。1984年10月，三名“竹联帮”成员赴美，在加州刺杀了笔名为‘江南’的美籍华裔作家刘宜良。此事一度引发台美关系紧张，也对蒋家政权产生巨大冲击。三名刺杀行动参与者，一人逃亡后遇刺身亡，两人在台湾被判刑入狱。）后来我还遇到了这位三合会成员。”

“台湾在2000年前后进入的民主转型期。虽然进展非常缓慢，但也为台湾当局提供了更多的工具来对抗三合会。如今，台湾当局显然想尽其所能，打击犯罪组织和三合会团体，严厉打击他们的犯罪活动、贩运和勒索。但是，我们前面已经讲到，打击这些同时带着政治和宗教面纱的组织并非易事。”

“我必须说，让我感到相当惊讶的是，至今为止，我都没有听到台湾有关于禁止三合会组织活动的讨论。在香港则不同，在香港，人们不能公开声明自己是某个三合会的成员，否则可能会面临监禁。”

“那为什么台湾当局不能做到这一点？我认为这与台湾微妙的政治平衡有关。尤其是在中国的压力下，三合会也代表着某种形式的政治力量。因此，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并不容易。有些人希望如此，比如我提到的王定宇（法广注释：王定宇，台湾民进党籍立法委员），他在这个问题上就很有攻击性和勇气。他对这个问题非常了解，因为他在大约二十年前曾遭到一个黑帮绑架。但我相信，这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成为在台湾逐渐升温的辩论话题。” 

Antoine Vitkine先生认为，这些与中共主权关系错综复杂的帮会团体构成的威胁并非远在天边某个地区。这些可塑性极强团体也对西方民主体制构成直接、广泛并且持久的威胁。只有民主体制以及三权分立可以避免这样的毒瘤扩散。

近年来，东南亚一带活跃的网络诈骗活动以规模之大、受害群体之多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网络诈骗中心的受害人大多数都是华人，尤其是中国人，这些中心的操盘者也常常是与中国关系错综复杂的华人。近日刚刚落网并被引渡回中国的所谓柬埔寨籍商人陈志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但这些个人背后也是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将触角伸往世界各地的有组织犯罪团体。法国记者、作家兼纪录片制作人Antoine Vitkine 2023年将多年针对中国黑社会团体的调查制作成纪录片在法德公共电视台ARTE 播出，又在2025年将这些调查汇集成册，出版书著《三合会：中国黑帮走向世界》。他在该书引言中指出，中国黑帮社会因其规模之大，以及与中国政权关系和对经济体系的渗透而影响力居全球之首。根据欧洲刑警组织的分析，欧洲三分之一的有组织犯罪活动都与这些三合会团体有关。而这些中国黑帮的活动已经成为21世纪不可忽视的挑战。Antoine Vitkine在巴黎接受法广采访时，特别强调了这些中国黑帮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他们与中国政权或明或暗、难以切割的复杂关系。

黑帮团伙与中国政府相互利用的默契

法广：Antoine Vitkine在采访中首先介绍了这些类似黑手党的三合会在中国的历史渊源。这些帮派团体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7世纪伴随“反清复明”运动出现的民间秘密社团。随着皇权统治日渐衰弱，中国社会进入更加动荡和混乱的年代，这些社团也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虽然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从事犯罪活动，但也在他们得以出现并发展的特定政治环境下，借助保护弱者、伸张正义的旗号，获得一定的社会基础。他们通常也带有某种宗教色彩，以便他们更容易对参与其中的人员实施心灵控制。

1949年起，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这种有着长远历史背景、又有相当社会基础的秘密社团大部分都前往香港、澳门、台湾等地。但此后又重新在中国内地出现。近期人们常常听到的关于缅甸、柬埔寨等地的网络诈骗中心背后似乎都有黑帮团伙的影子。如何看待中共政权与这些黑帮网络之间的联系呢？

Antoine Vitkine：“其实在80年代以前，这些黑帮团伙与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完全处于隔离状态。两者间重新产生联系是在80年代的香港。那时，北京正准备收回对香港和澳门的控制权。这些黑帮团伙对于中共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北京当局意识到这些团伙非常有实力，与这些团伙作对于自身不利。于是，双方形成了一种几乎明确的默契，也就是：你们不要干扰香港主权移交，不要捣乱。那么作为交换条件，可以允许你们来中国大陆投资，也可以更隐蔽地在各地继续原来的犯罪活动……”

“这不是在给与这些团体一种合法性，而完全是一种默契，我在书中特别阐述了这一点。这是一种不明说的默契。当时的内政部长甚至与香港一个黑帮团伙联手开了一家夜总会。中共以及中共领导下的中国的权钱交易由此可见一斑。”

“中共开始接近这些黑帮团伙就是在那个年代开始的。不过，此后，这些三合会没有遵守此前的默契，在中国内地也开始从事犯罪活动。”

黑帮团体与“一带一路”项目

Antoine Vitkine先生继续说道：“但这种相互利用、你来我往的关系一直在继续。只是，要知道，这些黑帮团伙只为自己的利益行事。他们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钱。这些团伙要捞钱，要壮大自身，他们没有任何意识形态。但是，既然与一个像中共这样的执政党有默契，所以它们也会为意识形态卖力。此后的发展有很多阶段。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2019年香港的‘返送中’民主运动。其实，很多年来，这些团伙就一直与北京当局站在一起，参加打压民主运动的行动。这显然附和中共的利益。我不知道是否有中国特工直接参与其中，但我通过比较直接的消息得知，中国特工曾要求一个黑帮团伙参加了将几名香港书商绑架到内地的行动。也就是说，这些团体为中共所用，也由此换来一些利益。”

“如今，北京当局间接的利用这些黑帮团伙来保证‘一带一路’项目的安全。我觉得，北京当局尤其希望通过他们来控制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社团。这通常是一些类似三合会的团体，比如洪门会。洪门会与三合会非常相似，他们被怀疑参与了向北美地区走私芬太尼的活动。美国政府一直指责中国政府对芬太尼走私活动听之任之，意在削弱美国。不过，关于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很多确凿资料，情况不甚明了。但总之，这些团伙向北京当局提供一些服务。这种关系并没有组织架构。双方各有所求。我的研究目前看到的也只是冰山一角。我认为，中国政府对这些团伙心存戒备，这些团伙也经常因为他们从事的犯罪活动受到追杀。 那些显而易见的犯罪活动当然会遭到北京当局和香港当局的打压，甚至是严厉打压，这一点毫无疑问。”

“另一个促使北京当局接近这些黑帮团伙的领域是台湾。对于中共来说，台湾问题当然至关重要，而在这个领域，黑帮团伙可以为中共提供服务。”

相互利用但未必平衡的微妙关系

法广：Antoine Vitkine在调查中注意到，在改革开放中打开国门的中国内地在接触到港澳台三地的黑帮团体的同时，也开始出现一些本土化的黑帮团体，比如2010年7月被执行死刑的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文强的弟媳谢才萍当时借助文强在重庆政法机关的地位和关系，狐假虎威，成为当地颇有影响力的黑帮老大。另外，内地的一些犯罪团伙也从港澳台黑帮团体中得到启发，模仿建立起本土的黑帮组织。

芬太尼走私问题近年成为美中关系的一大难点。美方指责中国政府的打击行动不力。中国政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同这些黑帮组织有互利互惠的关联，但是否真有能力完全掌控这些在国境之外活动又与政权关系不甚明确的团伙呢？

Antoine Vitkine：“一个很好的例证就是这些团伙在泰柬边境或者中缅边境的活动。中国‘一带一路’项目自在这些地区启动之初，就与这些团伙在当地的活动相伴而行。在那些工业园区投资的商人都有中共撑腰，有些人本身就是党员。有些人本来就是不法分子。他们在这里主要投资赌场或线上赌博。线上赌博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间快速发展。慢慢地，这些工业园区就变成了一种法外之地，卖淫、毒品贩运、合成毒品如冰毒的制造等活动非常普遍。还有就是我们最近常常提到的网络诈骗中心。”

“控制这些中心的犯罪集团也经常从事绑架活动，尤其是绑架中国人，强迫他们在这些中心工作，进行诈骗等活动。中国各地都有被骗到这些中心工作的人。这种情况在东南亚和台湾等地也有。这些活动不在中国境内。 当中国当局意识到问题变得过于明显、过于严重的时候，特别是美国点名道姓指出一些投资于这些地区的中国运营商和商人后，中国当局就会采取措施。有些时候，中国的行动声势很大， 遣返其公民，以结束这些诈骗活动。 ”

“我想说的是，情况不是那么简单。中共有些利益显然自相矛盾。它的首要利益当然是打击贩运和犯罪，尤其是当这些情况在外部显露出来的时候，尤其是当美国开始利用这些情况来指责它支持犯罪活动的时候。但与此同时，这种灰色地带也有利可图，因为中国可以借此向所在国政府施加压力和进行贿赂，比如，这些团伙可以对像缅甸的卡伦民兵这样的团体施加影响。这些运作显然能带来大量资金。另外，这些有组织的犯罪集团也有能力保护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 

“所以我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但说实话，我觉得这种关系有些不平衡，似乎更是这些有组织犯罪集团——无论是三合会还是其他类型的团体，在利用中国政府，而不是相反。是政府真正需要他们。这是我所感受到的，但确实存在某种关系。”

“我特别关注了一个如今在东南亚颇有名气的人物。他的绰号是‘崩牙驹’。他曾是澳门一个名为‘14K’的三合会的成员。他在当地投资了一些安保公司，向中国工业投资者提供保护。他也投资基础设施，包括在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些工业园区。他的活动非常明目张胆，以至于美国不得不出面制裁他，指控他是犯罪分子，走私毒品，走私人口，指控他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崩牙驹’则辩称自己并不是中共党员。然而，人们最近一次看到他是在中国大陆，显然他是自由的，好像是在参加一个颁奖典礼，表彰他对中国商业在全球发展做出的贡献……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中国政权与犯罪团体之间这种复杂而矛盾的关系。 ”

美国和以色列联手于2月28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不仅令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在行动首日就遇袭身亡，而且，根据美国总统的说法，伊朗政权高层四十多名领导人也都被击毙。伊朗革命卫队总部以及重要政府部门的建筑均受到重创。军事行动如今还在继续。长期与美国关系紧张的伊朗是中国近年来中东战略布局的一个重要支点。2021年，中国与伊朗签署一项为期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2023年，伊朗正式成为中俄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同一年，伊朗与宿敌沙特阿拉伯在北京握手言欢，恢复两国中断七年的外交关系。此举被看作是中国中东政策的重要推进。如今伊朗政权的存亡在美国和以色列的炮火之下岌岌可危。这对中国的中东政策有何影响？中国官方声明言辞凿凿地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发出谴责，这对美国总统预计三月底四月初去中国访问的安排是否会有影响？中国政治生活中每年一度的两会此时恰好登场，伊朗遭遇的政局动荡是否也会在中国激起一些涟漪？法国塞尔吉-巴黎大学张伦教授接受本台采访时认为，伊朗神权政府当前陷入的危机对中国应当会有重要影响，但是，北京当局更希望特朗普的访华行程顺利，伊朗问题应该不会成为在中美之间引发新的紧张的因素。

伊朗是中东最重要的一个反美平衡力量

法广：伊朗是中俄近些年来试图打造的反西方阵线的一个重要的元素。中国和俄罗斯推动伊朗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伊朗也是中国中东政策的一个重要的支点。这次伊朗受挫，您觉得对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布局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张伦：“我想，肯定会有比较重大的影响。正如您刚才所说，伊朗是中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一个战略支点。尽管不能说严格意义上的盟友，但是，从莫斯科到德黑兰到北京这个三角之间，还是有一种相当重要的默契，一种非同一般的、不是仅仅局限于外交关系的关联。它事实上是有一些对抗西方阵线的合作意涵在里边。所以，如果伊朗政局发生变化，那对中国肯定是会有重要的影响，因为伊朗是中东地区一个区域性的大国。而且，其他的一些国家，比如海湾国家，基本上都亲美，倚重美国的市场、技术或安全保护等等。所以，伊朗恐怕是该地区最重要的一个反美平衡的力量。更何况还有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是伊朗的石油仍然是中国现在石油进口最重要的来源之一。 如果伊朗的石油输出被新的格局所影响，不能确保北京在能源方面的需求，在这一点上，我想，对中国一定会有很重要的影响吧。” 

军事打击行动要更迭伊朗政权的意涵指向清晰

法广：2025年的6月，美国和以色列同时发动的所谓“12日战争”，空袭了伊朗的核设施。 在那次冲突中，中方反应好像不是非常强烈，虽然有官方的谴责，但是好像也没有做什么。这一次的中方反应的语气是不是比半年之前要强硬得多呢？ 

张伦：“是。去年那次冲突，北京反应相对节制，俄罗斯也是这样。我想，一方面，是因为那场打击行动并没有持续很久，另一方面，当时行动的目标似乎也不在于所谓的政权更迭，只是想限制伊朗的核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击能力。当然，那场战争只执行了12天，就被特朗普叫停了。以色列人迄今对此还感觉很有些沮丧。这次（美以两国）似乎想要一劳永逸，希望把事情彻底解决。用以色列人的话说，就是彻底消除伊朗对以色列构成的生存威胁。这次打击行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尽管没有明确、完整地陈述出来，但是更迭伊朗政权的这个意涵指向是比较清晰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北京现在有更强烈的反应，我想是能够理解的，也在意料之中。 ” 

“3月1日，我们看到中国外长王毅和俄国外交部长通话，语气非常强硬。但是，鉴于特朗普访问中国在即，北京在这些问题上可能还是会要留有余地，不会把事情搞到双方都下不来台的程度。北京还是希望能够让特朗普的访中行程能够顺利进行。 我想，这是它最首要的一个考量。在（美以打击伊朗）这个问题上，中方会根据形势做一些调整，但是不会有冲到第一线去表达反对等这类作为。” 

“当然，在我看来，中方的一些谴责话语也有问题。比如，说中方谴责对伊朗主权和安全的严重侵犯、践踏联合国宪章原则、违反国际惯例等等。 跟俄国外交部长去讲这种话，我觉得有一点荒诞，因为俄国就在侵略乌克兰，为什么你不先去谴责俄国呢？谴责美国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也先要谴责俄国，对不对？！所以，这就让北京的这些说辞在效能上打了一些折扣。本想针对美国做一些舆论上的反击，但这个反击的论据，我觉得并不是那么完整，那么有力。” 

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重要背景与中美博弈有关

法广：特朗普政府现在动辄对极权政府采取斩首行动，先有委内瑞拉，现在又有伊朗。您觉得，尤其是那些同美国关系高度紧张的国家，比如说中国，是不是也会对特朗普的这种作为有某种忌惮呢？而且特朗普三月底的访华行程如果落实的话，中方在面对特朗普的时候，回旋的空间是不是也相对缩小呢？ 

张伦：“首先，特朗普政府对委内瑞拉和对伊朗采取的这些动作，除了有一些意识形态上的考虑，比如说对伊斯兰极端力量的打击，对委内瑞拉这样在拉美地区对抗美国的所谓的左翼政权的打击，可能后续还会有对古巴的遏制，但另一方面，从全球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其实背后一个很重要的背景，还是与中美之间的这种大博弈有关。特朗普的政策思路，恐怕跟他是一个从比较传统的时代出来的人有关。他对石油的重要性一直非常重视，希望控制这些具有重要的石油产出的国家，而这些国家恰恰可能也都是北京作为战略资源布局的目标。说美国这次军事打击伊朗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避免将来中国对战略石油资源的攫取、对石油来源的控制，我很难认同。但是，这是不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长期的战略性考量呢？我想，恐怕确是原因之一。” 

“北京对此肯定也是心知肚明。我们刚才讲到的中方的反应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如果北京方面没法采取直接抗衡美国的行动，恐怕就只能动员国际舆论，同时寻找各种各样的应对方案，比如说能源渠道的多样化，通过非洲特别是东南亚等国家来冲淡一些这方面的安全忧虑。但是总体来说，北京肯定还是希望能够保持和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在某种意义上的稳定：该斗会斗，但总还是要稳定，因为从整体来说，这是符合北京的利益的。” 

“我们可能需要观察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特朗普访华时在台湾问题上会做什么样的表态。这可能也是北京方面最重要的考量之一。所以，北京可能打掉牙也还是要往肚里吞，现在还是要与美方保持一种相对的稳定格局。我想，其它问题可能不会从根本上让北京跳脚。直接跟美国因伊朗问题或委内瑞拉问题发生紧张关系，我想暂时应该是不会的。” 

中国希望稳定外交局势以便应对内部问题

法广：政协人大两会又要召开了。对于习近平政权来说，一方面国内经济现在困难重重，权力斗争好像也在加剧，如果在外交政策上，近年打造的国际阵线也在不断受到挫折，这是不是也会让他面对两会处境比较被动呢？ 

张伦：“我想，两会上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等，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些反应，比如通过各种各样的代表来说说狠话等等，这样的情况可能会出现。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两会其实就是一个橡皮图章式的机构，不会决定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走向。所以，我想，这些问题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刚才提到的经济上的、或政权内部的一些问题，倒是一些因素。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说，中国肯定是很希望和美方保持稳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稳定外交的局势，尽管出现一些不利的因素，但是它还是会希望稳定这样一个局面，然后腾出精力，来应对内部的尤其经济上的一些问题。这是它不希望跟美国撕破脸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但是，即便是通过这种外交方式，来努力稳定局面，国内的这些问题会不会很好地改善，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因为这牵扯到中国经济和政治上的一些内部因素。我不觉得这些外交上的挫折会在内部造成什么更大的问题。可能经济上会有一些影响，特别是在能源问题上。这些跟北京关系相对比较好的、带有点盟友色彩的国家出了问题，这当然是北京的外交损失，但是，由于特朗普执行的孤立主义不分青红皂白地打贸易战，或对传统盟友利益的损伤，这也在另一方面给了北京、给了习政权相当大的一个外交回旋空间。 所以，从整体外交来看，我不觉得北京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大的困难时期。疫情之后北京面对的那种巨大的孤立情境（因为疫情的清零政策造成的许许多多的问题，包括外界形象的恶化等），恰恰因为这一年多特朗普的出现令美国在世界的声誉受到了极大的损伤，如今有了更大的回旋的空间。” 

“总的来说，我并不觉得委内瑞拉政局的反转根本地影响了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存在。因为美国对委内瑞拉的行动反而造成了一些拉美国家对美国的更深的敌意或不信任，让这些国家跟中国的关系似乎又贴近了一点。伊朗问题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大。但是除此之外，最近一年多来，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可能恰恰给北京提供了一些新的外交资源。 所以，综合来看，恐怕我们还要等事态进一步发展，才能做一个更清晰的判断。 

美国近期在波斯湾大军压境的态势最终在2月28日演变成了针对伊朗伊斯兰政权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行动。美国与以色列联手，在首日行动中，就将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一击毙命。四十多名伊朗高官也一并送命。伊朗民间社会近年与神权政府的镇压机器的较量反反复复，如今似乎终于看到了一线政权更迭，改朝换代的可能。但是，哈梅内伊之死是否意味着伊朗神权政府的垮台？伊朗一直是中东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中一个不可忽视国家，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番联手发起的军事行动会否由此引发连锁反应，将本已动荡的中东带入一场地区性战火？如何看欧洲国家对美国与以色列联合军事行动的反应？法国塞尔吉-巴黎大学张伦教授接受本台采访时，谈了他的观察与分析。他在采访中特别指出，哈梅内伊等一众伊朗高官之所以被美军快刀斩乱麻似的成功斩首证明这个神权政府气数已尽，而这些极权体制的领导人盲目自信也使得这种结局成为必然。张伦教授认为，确实有整个中东地区都会席卷进冲突的可能性，但伊朗当局连日来的混乱战略有可能让自身陷入更加孤立的困境。 

美军斩首行动成功重要背景之一：极权体制的过度自信 

法广：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起的军事行动中遇袭身亡。哈梅内伊把持伊朗神权政府最高权柄已经近40年，他的倒台是否意味着伊朗这个神权政府的垮台呢？ 

张伦：“我首先要说一句，我不是这些地区国家问题的研究者，这里只是简单谈一点自己的观察和看法。就您这个问题来讲，我想，对伊朗这样一个神权政权，最高精神领袖同时也是政治领袖的死亡，肯定对这个政权有极大的影响，因为这样的政权，往往它的最高领导人和政权的稳定运作都是息息相关的。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样一个最高领导人死亡会从根本上改变伊朗现政权的运作和结构。这个政权的存亡与否恐怕还要等今后这些天的一些发展才能做更进一步的、更清晰的结论。但至少现在他的死亡对这个政权是造成很大的打击，这是确定无疑的。” 

“哈梅内伊以及伊朗一众高官被美以联手突袭击毙事件本身，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证明了伊朗这个政权现在已经走到末路了。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样一种宗教极权政权的傲慢和盲目自信。前不久，这个政权不惜血本代价，为镇压国内的民间抗议而杀了几万人，暂时稳定政权。这也更强化了这个政权的盲目自信。 我们可以在前一段哈梅内伊的一些讲话里看出这种傲慢的流露。我这里要说的是，他们为什么会在美国即将可能发动袭击的这么一个已经是显见的背景下，还会召开这样的会议，却又不做适当的安全的防卫，好像觉得白天开会应该问题不大，因为以往的攻击行动都是在夜间发动的……我想，这背后所体现的这种权力的过度傲慢和自信，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极权政权往往对自己的能力，对自己的安全，有一种病态的作为：一方面敏感，另一方面，又有一种过度的自信。我想，这是他们这次被一击而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伊朗不分青红皂白的“混乱战略”与冲突扩大风险 

法广：伊朗和美国军事对峙已经有一段时间。国际社会在观察的时候都很担心，一旦发生交火有可能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尤其是在本已经动荡不定的中东地区引发冲突的扩大和蔓延，变成一场地区域性的冲突，您怎么看现在的形势？美以军事打击行动开始以后，伊朗的反击行动涉及到周边多个国家，阿联酋、沙特、巴林等国都未能幸免。而且，3月2号这一天，以色列的轰炸行动又袭击了黎巴嫩，将黎巴嫩也拉入了这场战争。您怎么看现在的中东形势？战争会不会扩大？ 

张伦：“各方面的专家包括战略家决策者，在考虑对伊朗采取行动的时候，从来都会把中东这地区可能发生的变化、它的连带性和后续的相互影响作为考虑的重要的变量。 这次美以对伊朗发动打击前，我想，他们事先也是对这些事情是有过一定的评估，但是评估到什么程度，现在我们也不太了解。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周边）国家事实上与伊朗的关系一直都不是很好。可能卡塔尔与伊朗的关系稍微好一些。 但是，这些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维护该地区的稳定，特别是波斯湾石油的运输等等，一直在用各种各样的外交手段，希望美国总统特朗普放弃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 这中间有很多折衷，有很多的往复，但是，最终美国特朗普出于他的考虑，大概也有以色列的非常重要的推动，这场打击还是发生了”。 

“那发生之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伊朗在不惜一切手段，——我称之为所谓的‘混乱战略’，就是他对所有这些国家不分青红皂白地发动攻击，包括安曼。其实安曼是跟伊朗关系比较好的一个国家，一直试图保持中立。前一段美伊的谈判也是应伊朗要求，在安曼进行的。但即便如此，伊朗如今对安曼也发动了攻击，对所有海湾国家都发动了攻击。尽管有些国家有美军的基地，这成为攻击的借口，但比如说它现在打到迪拜，这也没有这种关系的啊……我想，从伊朗的角度，这可能是它的一个策略，就是把整个中东地区全部拉入烽火当中，搅乱整个地区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影响整个国际的能源供给和经济态势。最终是不是想通过这些国家反过来进一步来劝川普停止打击？但是，我想这种策略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是可能会产生这方面的一些效果，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把这些试图保持相对中立的国家最后推到自己的反面上去，让伊朗将来进一步的孤立，而且没有回旋余地了。我们知道，比如说迪拜。迪拜机场大概是全世界第二大的机场，是中东最重要的一个金融中心。其实，伊朗很多高官，包括革命卫队的一些重要资金，无论是走私所得也好，贪腐钱财也好，都是在迪拜。但是，现在伊朗也不分青红皂白的打击造成的对伊朗的这种反感，将来或许是在伊朗后续——除非这个体制彻底崩解，否则将来他们面对这些国家的时候，处理这些问题恐怕也有很大的困难。” 

“所以，现在确实有整个地区都会席卷进冲突的这种可能性，但可能我们还要进一步继续观察。因为这里边牵扯到其他的一些要素，比如说技术上讲，伊朗是不是有足够的弹药储备，来支撑这种‘混乱战略’：不管怎样，伊朗的弹药储备是有限的。再加上伊朗现在许多最高层政治和军事领导人都被美军定点清除，它能不能很好地下一步协调自己的这种战略，让其更有具有理性、具有明晰的目标，这些可能都需要继续观察。”

法广：美以军事行动启动后的第一时间，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这次军事行动，法方并没有被提前告知，法方也没有参与。但是战事开始以后，英法德三国在3月1日都表示， 要做好采取‘防御行动’的准备，希望摧毁伊朗的一些军事能力（导弹发射能力）。那么，在当前的美欧跨大西洋联盟受到很大的冲击的背景下，特朗普这次军事行动既没有与北约协调，也没有经过联合国授权，您怎么理解美国的欧洲盟友的立场？ 

张伦：“我想是这样。法国没有被第一时间告知，可能有一些逻辑上的必然。不仅是法国，好像其他的几个欧洲国家，比如德国，也都没有被告知。英国会不会事先被告知，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但我想，鉴于这些国家可能不会赞同川普这样的贸然的打击行动，所以，没有事先通知，至少在我个人看也不意外。” 

“至于英法德3月1日表示要准备参与一些‘防御行动’，我觉得这也是逻辑的必然。因为伊朗这两天的攻击已经涉及到像法国或英国的一些目标。比如法国在阿联酋的军事基地就发生（伊朗）无人机（坠落起火），尽管没有伤亡；英国在塞浦路斯的军事基地好像也被伊朗发射的无人机集中，造成一些破损。在这种情况下，做适当的反击是必然的。这是第一。” 

“第二，比如，法国因为出售战斗机以及战略的考量（法国在阿联酋的军事基地，大概是战后法国唯一一个在海外设立的，在非洲之外的基地，是有它的整个战略考量）。同时，法国也跟这些国有一些共同防御协定的。这好像是2009年签署的。那么，这些国家如果有要求的话，法国从协约的角度讲，也是一定要参与的。” 

“您刚才提到摧毁伊朗导弹发射能力，我想，这不会是进攻性的作为，恐怕具体反映是在拦截上。法国和英国都参与了伊朗前年（2024年）对以色列的导弹攻击的拦截行动，也就是通过战斗机升空，在空中击毁来袭的导弹或重要的无人机等等。如果伊朗继续攻击行动，这种作为我觉得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

“至于您提到的这次冲突对跨大西洋联盟的这种测试，我想，因为北大西洋公约的定义针对的成员国受到攻击的情况。现在是美国先期动手打击伊朗，其它成员国是不是会因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军事设施、舰只等受到攻击，就会做反应，我想应该不会的。但其中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伊朗对英国在塞浦路斯的基地的攻击升级，造成更大的损失，这可能会牵扯到北大西洋公约联盟的某些相关条款，因为英国并不是主动攻击伊朗的国家，而且塞浦路斯是欧盟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