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论坛

随着习近平就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中国政府投入大笔资金推动的对外宣传有了一个更加明确的目的：“讲好中国故事”。但是何为中国故事？日本专修大学国际沟通学部教授土屋昌明（Tsuchiya Masaaki）先生选择了以放映中国独立纪录片，来帮助学习中文的日本年轻人拨开舆论导向下的官方叙事迷雾，了解真实的中国。纪录片的本性是通过展现真实，引发人们的思考。但在中国对言论空间的控制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上个世纪90年代一度蓬勃兴起的中国纪录片创作越来越不为当局所接纳，只有少数创作者仍然坚持记录中国历史和社会的真实样貌。土屋先生9月初结束在法国高等研究应用学院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 EPHE）访问学者行程之际，接受巴黎「自由谈」沙龙邀请，介绍中国独立纪录片创作的日本渊源。如果说日本的纪录片文化对中国九十年代纪录片的兴起有颇多影响的话，这种影响也从侧面反映着自80年代起曾经一度热络的中日关系。而这种热络关系此后不断降温，甚至跌至冰点。土屋先生在巴黎「自由谈」沙龙之后，接受本台专访，介绍了他为何认为独立纪录片对了解真实中国十分重要

法广：您在日本的专业是教授中文语言文学。您为什么会选择放映中国的独立纪录片而不是故事片，来帮助学习中文的日本人了解中国的社会呢？而且您选择的是独立纪录片，在您看来，这与其它纪录片有什么不一样？ 

土屋：独立纪录片还是真实的。故事片虽然是中国人导演的，不过它是一种有脚本、有演出的舞台式的做法，而且中国的电影都要经过审查。独立纪录片可以让大家看到的真正的中国老百姓生活的样子。另外，中国国内的纪录片（非独立纪录片）都需要有龙标（中国国家电影局对审查合格影片颁发的准映凭证，俗称“龙标”——法广注），也就是要经过中国政府的审查。如果使用的话，就一定会有版权问题。而我的这些放映活动是我个人做的，如果需要很多钱，很多资金，那没办法接受的。而那些独立电影，作者都想要放映自己的作品，我们也将观众的感想反馈给他们。这样的话，作者自己也很高兴。  

法广：也就是说，这些独立纪录片其实经常在国内不能够上映。这样的话，他们通过这些国外放映，也可以获得一部分观众的反馈。  

土屋：对。而且，这不是一种商业行为，没有商业性，完全是学术上的，教育上的。 

最关键的是，独立纪录片不是商品，不是商业性的，所以，学生看了以后就感觉非常的激动。如果是从商店里买过来一些已经有日语字幕的影片，他们看了就看了，虽然是有意思，不过他们感觉，这就是拿过来的一种娱乐性（影片），没有意思。另外，普通的中国纪录片（非独立纪录片），其实在日本买不到，基本上没有卖…… 

法广：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土屋：不知道。可能那些中国国内的纪录片就是为了中国人看的。有很多背景，日本人看不太懂。比如关于故宫文物的纪录片，我可以理解（看懂），不过，一般的日本人，如果没有什么解释的话，就没办法看懂。 

法广：换句话说，其实您选择通过放映这些独立纪录片，让日本年轻人更了解中国，不仅仅是资金问题，也不是为了商业目的，而是您觉得这些独立纪录片更能够真实地反映中国的一些实际情况…… 

土屋：对。还有一个原因是，有龙标的故事片，在日本可以买来放映。但学生就会觉得：这个老师不想讲课……他们学习的动力也就减少了。但是使用独立纪录片，是我来翻译和加贴字幕，或者是我的学生在学校里翻译成日文，学生会觉得很新鲜，老师非常努力，觉得他们作为学生，也一样可以学习翻译……，这就让他们自己很有学习的动力。 

法广：这些独立纪录片也更能引发学生自己的思考…… 

土屋：对， 

法广：中国的独立纪录片通常在中国国内不能够放映。土屋先生对其中的政治原因并不陌生：  

土屋：中国国内不想放映（这些影片）的原因是，对中国政府来说，电影不是一般的文艺作品。毛泽东当年就已经写了那个文艺讲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就是，文艺作品是为了政治服务。尤其是电影，电影的感染力比较大，所以要用来做一种宣传方法，不让民间随便做。这是最大的问题。当然也是不希望对外展示某些问题。不过，我觉得，七十年代时就已经是这样子，一直到现在，没有变化，也不仅是独立电影的问题。比如，1973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就拍摄了纪录片《中国》，这让江青非常生气，就不让公开放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安东尼奥尼拍摄到当时中国农村的一些自由市场的情况。江青是左派，认为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以，农村不能有这种自由市场…… 

可是，比如来自日本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女性，他（她）心里幻想法国巴黎非常好看，什么都好。不过，他（她）来了以后发现，马路上有狗粪，非常脏。巴黎的公衆洗手间，我们都接受不了。他（她）就会很抑郁。那我作为老师，对他（她）说：你不要去巴黎，因为你去巴黎的话，一定发忧郁病……这种教育可以吗？这不行的！还是得他（她）直接去巴黎，自己亲眼看法国人怎么过日子，这样才能理解。所以，不喜欢让外国人看独立电影记录的一些现实，这种想法是有问题的。 

法广：您选择播放这些独立纪录片，是希望能够让日本的年轻人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那对于中国来说，这些独立纪录片不能够放映，其实也影响着中国人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 

土屋：对对对，独立纪录片对中国人来说也有好处，因为中国社会，城市和农村差距很大。住在城市里的比如说知识分子，都不太了解农村的情况。有些导演直接到农村采访时才知道：中国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他们认识到问题之后才能有办法解决啊。所以，纪录片非常重要。又比如说，有一个导演拍摄到煤矿的情况，就是矿工的工作情况。后来，中国发生了很多煤矿事故，很多人死了。胡锦涛任下，当时的领导人问中央电视台：你们有没有煤矿矿井里面的调查？回答是：没有——因为那里都不让记者进去的。所以他们手里没有这种记录。但那个导演拍摄到了矿井里面的情况，所以有人就找他。这个领导人看了以后，才认识到煤矿里面的情况，后来就制定了法律。有了法律以后，事故就少了。就是它有一种实际的效果，  

法广：就是说没有独立纪录片的这些报道的话，实际上不只是中国社会不同阶层之间彼此不了解彼此的生活，而且对领导层来说，他们也没有办法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 

土屋：对啊。所以，独立纪录片有这样的作用，可以说是公益电影。 

法广：从您的介绍来看，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兴起受日本的影响非常大，这和中国在90年代初接触到新的技术手段也有很大的关系。但是90年代，也是中国在1989年经历一次剧烈的政治震荡之后。那您觉得，独立纪录片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是不是也有它的必然性呢？  

土屋：我认为，这跟八十年代末的政治震荡没有关系，因为只要艺术家手里没有这种机器（便携式摄影机），他就没办法表现（他要表现的内容）。他们当然表达出一些政治思想或者外国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是有一定的影响。不过，如果他们手里没有机器的话，没有办法表现，所以还是没有关系的。1995年是一个偶然的节点。日本的机器偶然地在这个时候可以进口了。但日本机器能进口的原因，是1989年以后，日本政府支持中国政府，所以日本公司很早就进到中国国内。结果就是中国人都能接触到这种日本机器，这对中国纪录片发展产生影响。 

法广：就是在1989之后，日本政府对待中国在政策上的宽松，造成了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交流还在继续，它为独立纪录片的兴起，提供了一个物质条件。  

土屋：对。就是物质条件，不能说很便宜，不过可以买。所以，一些以前用笔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也都用摄像机，因为摄像机更有感染力。  

在土屋先生向他的日本学生介绍反映中国社会现实的独立纪录片时，也并不回避与中日两国间的战争记忆相关的话题，放映片当中也包含日军慰安妇题材的纪录片。谈到中日两国民间社会出现的彼此排斥，土屋先生注意到，中国社会虽然长期存在一种反日情绪，但许多人在真正看到日本社会以后，都改变了态度，对日本印象很好。他认为，这说明，中日双方还需要进一步彼此了解。他表示，日本国内针对中国的排外情绪主要涉及年纪较大的比较保守的人群，年轻人对中国有一定好感，但他认为必须警惕一些政党利用这些排外情绪拉选票的行为。 

在访谈中，土屋先生也特别提到了这些独立纪录片面对的保存困境。的确，这些独立影片因为不屈从于中国政府的舆论导向方针而通常无法在中国国内放映，这不仅让中国国民失去了一个彼此看见的可能性，也正让这些对历史的真实记录散落于海外。 

安琪巴黎「自由谈」沙龙纪要:日本学者土屋昌明教授谈「日本与中国的独立纪录片」

2025年10月6日星期一，法国再次陷入政治危机的漩涡。上任不足一个月的总理勒科尔尼在公布新政府名单仅15小时后，便闪电辞职。这是自1958年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政治危机：数月之内，第三位总理相继倒台。而总统马克龙自2022年连任以来，已经更换了五位总理，其中两位甚至未能撑过一年。如今，勒科尔努这位短命总理的闪电离任，凸显出政治的紊乱局面，法国似乎陷入了制度性的瘫痪。这一局势不仅引发普遍担忧，也令震惊与愤懑的本国民众深感不安。这一系列动荡是否意味着第五共和国正走向极限？为此，我们连线到旅法学者，历史学博士刘学伟先生，请他针对法国当前的政治危机局势来阐述一下他的看法。

法广：首先请谈谈您对法国当前这场政治危机的看法，这场危机的根源何在？这是否是一次制度性危机的集中爆发？

刘学伟：各位听众好，很高兴在今天和大家分享我对法国最新政治危机的一些观察。

大家都知道，这次总理勒科尔努闪电辞职，任期只有28天，震惊了法国，也震惊了欧洲。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拉长，就会发现，它并不是孤立的事件。真正的转折点，其实发生在去年。

2024年6月，马克龙总统突然宣布解散国民议会，想通过一次冒险来赢回议会多数。结果却完全事与愿违：他不仅没有得到多数，还把法国推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三体世界”。一方面是他的中间派联盟，另一方面是极右翼国民联盟，再一边是左翼联盟。三股力量互相牵制，谁也无法取得稳定多数。

这种局面就像刘慈欣小说里的“三体世界”，没有秩序，时刻动荡。自那以后，法国进入了一种政治“乱纪元”：不到一年时间，已经有三位总理相继下台。可以说，勒科尔努的辞职，并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制度和政治操作双重失误的必然结果。

制度本身并不是一无是处。戴高乐当年设计第五共和国，就是为了避免第四共和国那种一年换好几个政府的混乱。但是同样的制度，可以有得当的操作，也可以有错误的操作。马克龙这次解散议会，就可以说是愚不可及的政治豪赌。他赌输了，也把整个国家推入了瘫痪状态。

法广：您如何评判法国的总统制和议会之间的关系？

刘学伟：我们知道，第五共和国的制度设计是“强总统、弱议会”，总统掌握大权，总理是总统的执行者。这种制度，在法国历史上确实发挥过作用。例如戴高乐本人，在60年代依靠强势的总统制推动法国独立外交，让法国在冷战格局里拥有独立的声音。

但制度的前提是，总统必须在议会有多数支持。如果失去了多数，总统的权力就变成“空中楼阁”。马克龙连任后，本来就没有绝对多数，解散议会更是让局势雪上加霜。结果就是：总统权力很强，但在实际操作中没有落脚点，总理夹在总统和议会之间，成了“夹心饼干”，谁来当都很难坚持下去。

这种情况，其实也不是法国独有。我们看英国，虽然是议会制，但2019年特雷莎·梅因为脱欧议会僵局被迫辞职，鲍里斯·约翰逊上来后，也一度陷入议会反对的困境。再看美国，总统和国会经常长期对立，政府关门、法案卡死，都是类似的制度失衡。只是法国的制度更依赖总统的个人威望，一旦总统决策失误，整个机器就会停摆。

法广：法国如今的政治版图，已随着左右两极格局的瓦解，以及中间派和极右翼的崛起而得到重新划分。这样的政治版图对于传统政党意味着什么？

刘学伟：法国这几年的政治版图变化特别剧烈。过去几十年，基本是左翼社会党和右翼共和党轮流执政，这是一种“双支柱”的稳定格局。可是现在，两个支柱都倒了。

• 社会党在奥朗德时代失去民意，如今已经被边缘化；
• 共和党在萨科齐之后持续分裂，失去了号召力；
• 极右翼国民联盟，在勒庞家族的长期耕耘下，反而逐渐走向主流；
• 马克龙的中间派，本来是“横空出世”的创新力量，但因为缺乏基层根基，很快就陷入消耗。

这种局面，不只是法国的问题。几乎整个西方世界，都出现了传统大党崩塌的现象。比如在德国，基民盟和社民党的得票率越来越低，绿党和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不断抬头；在意大利，更是由右翼民粹政党长期执政；在西班牙，社会党和人民党也要依靠地区势力来凑多数。

这说明，西方社会的分裂和多元化，使得传统政党体系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提供稳定的大多数。法国只是更早、更剧烈地表现了这一趋势。

法广：您如何预测法国将怎样摆脱这场危机？

刘学伟：法国怎么办？可能有几条路：

第一，重新解散议会。这是马克龙手里还剩下的一张牌，但风险极大。新选举很可能让国民联盟成为第一大党，法国可能迎来极右翼执政。这对法国社会来说是一次地震，对欧洲也是。

第二，组建跨党派大联盟。德国就靠这种模式维持了几十年：基民盟和社民党组成“大联合政府”，虽然争吵不断，但保持了稳定。问题是，法国的政治文化不同。戴高乐传统强调总统权威，不擅长妥协。法国政党之间的互相敌视，也让大联盟难以长期维持。

第三，制度性改革。法国历史上，每一次共和国更替，都是因为旧制度无法解决现实危机。现在已经有人提出“第六共和国”，要么削弱总统权力，加强议会，要么引入比例代表制，鼓励联盟政治。但这需要高度的政治共识，而现在的“三体世界”里，几乎不可能实现。

第四，根据8号晚上看守总理的讲话，总统有可能任命一位社会党的总理。这样就会出现第五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共治。但与前两次不同。现在的社会党即使加上梅朗雄的不屈党的支持，也是远不够半数。“三体世界乱纪元”的实质毫无改变。中右派一旦和极右联手，左派政府也是分分钟会倒台。能不能接受左派最主要的要求，就是废除马克龙的唯一立法成就，退休制度改革，会是最严峻的考验。

所以我个人的判断是：法国未来几年将处在一种“低度治理”的状态。政府会继续更迭，但很难推出有力的改革。法国将陷入长期的制度疲软。

法广：最后请谈谈，法国本次政治危机将对外部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

刘学伟：法国作为欧盟的核心国家，一旦陷入瘫痪，影响是全方位的。

首先是欧洲。欧盟正在面对乌克兰战争、能源危机、经济衰退等一系列挑战。德国自身也在衰退，意大利、西班牙影响力有限。结果就是，法国的不稳定，导致整个欧洲缺乏领导力。

其次是对美国和中国。马克龙曾经试图在美中之间走一条独立路线，比如提出“欧洲战略自主”。但现在他自己在国内焦头烂额，已经没有足够的政治资本来推动独立外交。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将被大大削弱。

最后，法国的危机也会影响西方民主的形象。人们会发现，所谓“成熟民主国家”同样陷入治理困境。其实，美国的政治对立、英国的脱欧乱局、意大利的长期政党轮替，都是同样的问题：制度并不能自动保证稳定，如果缺乏共识、缺乏责任政治，就会陷入反复的瘫痪。法国这次，只是把这一危机表现得更加集中和戏剧化。

总结来说，法国这场政治危机既有制度的结构性矛盾，也有领导人操作失误的成分。马克龙去年解散议会，是整个局面的转折点，可以说是愚不可及的决定。结果就是把法国带入了“三体世界”的乱纪元，总理频繁更替，制度优势转为制度困境。

法国是否会走向第六共和国，是否会迎来极右翼执政，现在还没有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第五共和国正在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对法国，对欧洲，乃至对整个西方民主，这都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法国是否会走向第六共和国，是否会迎来极右翼执政，现在还没有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第五共和国正在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对法国，对欧洲，乃至对整个西方民主，这都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中国早在2004年就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此后二十多年间，一直将此一理念作为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然而，随着社会的巨大变迁，结构性危机不断，导致民众不满情绪持续增加，大规模群众抗议的“群体事件”时有发生，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性。今年8月，发生在四川江油的校园霸凌事件最终演变成一场社会危机和政治事件，恰恰折射出中国社会在多个层面面临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如何评判江油事件引发的民众抗争？中国在迈向“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面临着怎样的挑战？我们请中国学者和人权律师、纽伦堡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滕彪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

法广：首先请您谈谈，一起校园霸凌案为什么会引发数千民众上街抗争？

滕彪：这起江油校园霸凌案经过了一个过程，7月22号，他（受到霸凌同学）的父母就报了警，反映情况，但校方、警方都迟迟没有处理。到了8月4号警方才有通报，这中间有校方和政府不作为；而且警方通报的处理比较轻。霸凌视频传到网上引发群众愤慨，面对抗议，政府首先想到的就是镇压、抓人，而且用运猪车把抗议者带走，这就又激起更大规模的抗议。

这些只是事件的一些诱发因素。至于警方的处理是不是妥当，处罚是不是太轻，其实并不重要；打人者是不是官二代、有背景，也不重要。（后来政府辟谣说，打人者没有官方背景。）重要的是民众认为官方不公正，民众的怨愤已经积累到一点就着的程度。这就和整个中国的体制、社会结构、社会心理有关了：中国的腐败、官民矛盾非常普遍、非常严重，普遍存在着巨大的不公正；贫富悬殊、阶层固化，在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时候，底层民众还有上升的空间、改变命运的空间，现在上升的渠道基本上被堵死。几十年的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民众往往敢怒不敢言，当局维稳至上，采取严密监控和暴力压制手段；中国缺少最基本的言论、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缺少“紧急出口”；而且，经济下滑，失业严重，民众对经济前景越来越不看好，很多人选择躺平、或逃离中国。这种形势下，一个突发事件、可能是一个小事情、甚至是一个谣言，都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民众抗议。

中国现在像是一个火药桶，群体性事件随时随地可能爆发，官方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把这些抗议、不满给压下去。但是它并不能够解决问题，社会矛盾会越来越积累，随时产生比较大规模的群众抗议。 

法广：实际上，校园霸凌事件并非只存在于中国，但反应的社会问题却不尽相同。您如何看待发生在中国校园的霸凌事件？

滕彪：校园霸凌的确在世界各国、包括发达民主国家都有。中国的校园霸凌相当普遍，相当严重。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比较新的报告，有53.5%的学生都曾遭受过校园霸凌，包括被同学欺负，也包括被老师体罚等等。霸凌在中国有一些自己的特点。比如说，中国的霸凌经常和家庭背景连在一起，根据这个调查报告，有1/3的被霸凌者，是来自单亲家庭或者是留守儿童的家庭，如果再加上弱势群体、低收入家庭，这个比例就非常非常高。中国的霸凌现象和长期的社会问题、体制性问题相关。留守儿童现象，恐怕是中国独有的。中国有6693万留守儿童，他们往往得不到很好的关爱、照顾，也受到歧视、受到欺负。留守儿童现象，更宏观一点讲，又和中国的户籍制度连在一起。这种户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比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和印度的种姓制度更糟糕。

几岁、十几岁的孩子，他们的霸凌行为是从社会学习到的。中国的校园之外，社会上也有很多霸凌，强者欺负弱者，官员欺负百姓，警察、城管、协警滥用职权、暴力执法的事情比比皆是。这些都会被孩子们看到、学到。一些学者用“社会溃败”来描述这种状态，道德冷漠，缺少信任，整个社会充满暴戾之气，政治上、生活中流行弱肉强食的文化。

还有，中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也有很大的问题。 比如考试成绩至上，其他的东西都不重要，以一种非常功利、狭隘的角度来推行教育。家庭和学校都不重视孩子的心理健康，不重视公共精神、社会责任和人际交往。生命、尊严、平等、博爱、宽容的价值，怎么做一个人格独立的、精神自足的人，这些方面的教育都是缺位的。很多孩子在家里不但没有得到关爱，而且受到家暴。（在中国，家暴也是非常普遍的、严重的现象。） 他们在学校受到同学和老师的霸凌，回家还要被父母家暴。另外一些家长过度溺爱孩子，而溺爱不是真正的爱，而是另一种伤害，也会导致很多问题。在学校欺负别人、霸凌其他孩子的那些学生，他们的家庭往往也是不健全的，也有很多留守儿童，或来自单亲家庭、问题家庭等等。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民间组织对于解决校园霸凌的问题起到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中国缺少健全的、独立的民间组织，因为当局一直在限制、打压公民社会，习近平上台之后，对民间组织的打压就变本加厉。总之在中国，不但立法落后、政策落后、管理不善、教育弊端重重，而且社会风气恶劣，民间组织难以发挥作用。

法广：在中国，群体抗争事件时有发生，一般的抗争是如何收场的？民众的诉求是否通常可以得到满足？

滕彪：中国政府（多数情况下是地方政府）对待群体性事件，往往是多种方式同时采用，包括镇压、封锁、封网，也包括和民众进行谈判、给予补偿、进行安抚。有时候，当时给予一些补偿或承诺，但事后又对组织者、积极参与者进行秋后算账。多管齐下。

首先就是镇压和封锁，所谓“稳定压倒一切”。极少数的民众抗议能够得到妥善的处理，因为民众的抗议而导致政策调整的就更少。所以政府的处理，治标不治本，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没有真正地从源头上解决问题。要想真正解决群体性事件的问题，需要最基本的司法公正，基本的民主选举、信息透明的制度，需要新闻自由、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让政治有制度性的对话，让社会有一个出气阀。像中国现在这样一味地去隐瞒、封锁、镇压，有时甚至大规模抓人，处以非常重的刑罚，“不解决人民提出的问题，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民”，这只能让矛盾加剧、让民众的怨气越积越深。

法广：本次江油校园霸凌事件引发的抗议活动，原本是为了伸张正义，民众却喊出了“要民主”的口号，您对此作何评判？

滕彪：从对中国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来看，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针对的是地方政府、地方官员。诉求也是非常具体的，绝大多数是非政治性的诉求，涉及经济利益，涉及拆迁、征地、劳资纠纷、环境问题等等。而且抗议的规模一般限制在本地，很少是跨地域的。因此，群体性事件中喊出“还我民主”这样的口号，是不普遍的。

过去也曾经有一些民众抗议，涉及到选举权、涉及到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甚至涉及到政治改革。比如南方周末抗议事件、乌坎事件、福建三网民事件，比较典型的是2022年白纸运动，喊出很多政治色彩很强的口号。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个别的拆迁、环境或校园霸凌，问题的根本不是个别官员或地方政府，而在整个体制。在没有喊出政治口号的那些抗议里，可能不是因为人们不想要民主，不想要政治改革，而是因为喊这样的口号风险太大，可能会被抓，被判刑；人们更担心，如果喊出敏感的政治口号，可能会影响具体诉求的解决。在群众抗议、社会运动中，只要有一个人喊出这样的口号，就会迅速得到大家的共鸣。像上海的万圣节抗议或是白纸运动当中，只要有人喊出“习近平下台”或者是要“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这样的口号，大家心里都是支持的，很多人会跟着喊。在群情激愤的气氛之下，喊一些有风险的口号是完全可能的。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积累，民怨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需要一个根本的政治改革，所以在未来的抗议中，很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要民主、要自由”这样的口号。 

法广：中国在迈向“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面临着怎样的挑战？

滕彪：中国这样的体制下，它的社会一定是不和谐的。胡锦涛时代提出“和谐社会”的口号，也说明了这个社会是相当的不和谐。中共提出“稳定压倒一切”，这个“稳定”首先是政权的稳定，它把政权稳定当做最大的目标。所以就看到，严密审查言论，限制民众聚集，网格化管理、高科技监控、暴力维稳。但是暴力之下的和谐，不是真正的和谐；专制之下的稳定，也不是真正的稳定。

一个社会必然会有冲突、有抗议。民主法治国家也会经常有抗议、有社会运动。在开放的、民主的体制下，这些社会运动和抗议往往是促进法律进步、推动政策完善的契机。这些抗议一般能在司法或代议政治的框架下得到处理，这与社会的和谐是不矛盾的，它恰恰是社会和谐的一个部分。

但中国这样的政治体制，无法实现和谐社会。僵化的专制体制，畸形的发展模式，导致了很多问题，比如民众的基本自由被剥夺、权利被侵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贫富分化；社会也越来越压抑，缺少向心力，道德下滑，民众充满恐惧和愤懑。整个社会越来越虚伪、分裂，官方天天宣传虚假的东西，甚至故意制造仇美仇日、仇恨少数民族的情绪。中国在国际上基本上没有什么朋友，整个的发展方向和自由民主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这些都是中国要建设“和谐社会”所面临的综合性的、制度性的挑战。一个基本和谐的、基本正义的社会，必须要有民主宪政，有自由和人权保障，而且要努力去促进社会的平等，实现基本的福利保障。而中国目前正在走的方向，与此完全相反。

如果说1971年联合国2758号决议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当时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话，对这项决议案的诠释近年来却日益成为两岸关于台湾国际地位的攻防焦点。而且不仅美国国会，还有英国议会、欧洲议会等近年都曾先后通过相似的决议，强调联合国2758号决议，并未确定台湾的国际地位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联合国大会第80届年会在纽约开幕之际，美国在台协会9月12日回复台湾媒体查询时强调，北京当局引以为据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报”等二战文件“从未决定台湾的最终地位”。此番表述更将“台湾地位未定论”重新推上两岸争辩的核心。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9月18日对此做出回应，称“历史不容篡改，台湾属于中国地位已定。”这项半个多世纪前诞生的决议为何重新成为争议焦点？中美台三角关系在特朗普任下微妙互动之际，如何理解美国政府关于台湾地位未定的表述？台湾朝野各自的立场又有何不同？台湾国立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國策研究院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王宏仁先生接受本台电话采访，介绍了他的观察与分析 

法广：最近，联合国2758号决议又成了一个热点话题。这个决议其实是在1971年的时候通过的。为什么半个多世纪以后这项决议突然又成为争议热点呢？ 

王宏仁：2021年是这个2758号决议的50周年，可以说是一个有象征性的时间点。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北京当局很多在国际上的攻势，就是透过北京自己对2758号决议的解读，去要求联合国体系，无论是它的周边组织或者是联合国本身，不能让台湾人，包括记者，用他们的识别证等证件入场，有点是限制或者是说阻挠台湾的国际参与。 所以在那个时间点，台北也连同当时自己的友邦，发起了一场对联合国2758号决议拆解迷思的努力，拆解中国方面的解读，也用重新诠释的方式，在世界各地与北京当局打宣传战。也就是说，双方围绕这个话题的互动在2021年就已经开始。 

除此之外，我觉得，美方过去这几届政府，虽然是不同政党，从拜登到川普，其实他们也相当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比如，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也有通过一些法案，去支持台湾的友邦协助台北方面来争取国际参与。最近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25年的时候，（美国）国务院的网站也把“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这样的措辞删掉了。 

最后，其实美国方面也有一些改变，导致于说这些情况就晋升到了中美双方围绕台湾的国际参与的一个角力。大概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就会知道，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联合国2758号决议又变成了国际论述战里面的一个焦点。 

法广：从两岸各自对2758号决议的解读来看，双方关键的争议焦点是什么呢？ 

王宏仁：中国方面在解读2758号的决议的时候，将它与“一中原则”绑在一起的，把这样一个国际文件解读成证据，去证明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这些国际组织就不能让持有台湾护照的或者相关证件的人进入这些场所，除非中国同意。也就是中国在借由这项决议，去要挟其他国家这样做。我们认为这是过度解读。过度之处是2758号决议的原始文件里面，讲到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政权的唯一代表。这一点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这份决议并没有提到台湾…… 

法广：但是提到将蒋介石政权的代表驱逐出在联合国的席位…… 

王宏仁：对，就只有这个。但是中国方面认为，这意味着国际社会当时承认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但这是中方的解读。 

台北的解读与美国的解读相近，或者说跟美欧国家支持的立场比较一致。也就是认为2758号决议只解决了当时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归属问题。决议中提到的是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取代了蒋介石政权在联合国的席位，涉及的是它在联合国权力的代表性，并没有涉及到台湾主权或代表权这个部分。那就不能过度解读说，之后，联合国的各种活动因为有这个文件就不能让台湾参加。 因为决议里面没有这样说。如果把一个文件过度解读，国际社会会认为这对台湾当然是不公平的。 

法广：但是当时1971年这项决议解除蒋介石政府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并将它排除出联合国之后，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也就否认了对台湾中华民国的国际承认呢？ 

王宏仁：我觉得这就是现在北京希望大家这样过度解读的部分。可是，如果就法论法，从法律意义的层次来讲，这个文件上面没有提到的内容，我们能不能把它衍生某个意涵？不同的法律专家对此当然有不同的想法。就看你是要用局限的方式来解释还是用扩张的方式来解释这个部分。北京和台北的立场当然完完全全相反。北京方面要扩张解释。可是，从台北观点来看，决议当然只提到由中华人民共和取代蒋介石政权的代表席位，并没有具体去讲，在取代之后，怎么样处理台湾的国际参与。决议对此并没有过度延伸。我觉得，站在台北的立场，会认为这其中其实还有一些解读的空间，而不是像现在北京所说的，它代表确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法广：中国官方现在非常强调几个国际历史文件，一个是《开罗宣言》(1943年11月)，一个是《波茨坦公告》(1945年7月)。在这之后，跟台湾有关系的就是《旧金山和约》(1951年9月)。这三份历史文件是在不同时期。中方承认头两个文件：《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但是否认《旧金山和约》的内容，但这三个文件并没有规定台湾的国际地位…… 

王宏仁：第一个问题是，我觉得现在台北方面的立场就是不管是《开罗宣言》还是《波茨坦公告》，都比较属于一种宣示，并没有法律效益。与treaty不同，不是条约。真正能够去确认国际共识的文件是《旧金山和约》部分。当时中华民国并没有参与签订《和约》，它是在1952年4月在台北，与日本另外签订《中日和约》。我自己去读《旧金山和约》的时候，想法是，《和约》全文只在第二条提到台湾，在第十条提到中国。理论上讲，我觉得有一个解读问题，对于当时的《旧金山和约》签署方来讲，在第二条和第十条分别提及台湾和中国，代表当时的日方在与其他国家在签订《和约》的时候，刻意分开处理，在第二条提及台湾（文件上面写着Formos和澎湖），在第十条是写的是China，也没有明确是People's Republic pf China或是Republic of China。如此分开处理的时候，就让人不得不推论说，这是把台湾与所谓China当作两个不同的东西来对待。 更何况，蒋介石政权后来他也已经没有办法代表整个中国大陆地区，因为他实际占领的地区当时就只有台、澎、金、马等部分。

法广：美国在台协会（AIT）9月12号有一段很明确的评述，特别强调《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并没有确定台湾的国际地位。在中美台三方关系当前状态之下，您觉得美方为什么要做这样明确的表态呢？ 

王宏仁：我觉得美方很多举动其实也是被动而为。就是说他在做很多动作之前，会去观察两岸在国际社会上面互动的情况。如果你从近期来看，中共在九三大阅兵之前，包括王毅外长， 在8月的时候，在很多不同的场合，已经开始大肆宣传九三阅兵。但这次九三阅兵不只是阅兵，它更是将中国官方的二战史观重新做立场的声明和解读，这其中当然就包括了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这种地位。但它不只是政治宣传，而是也在利用国际文件，去强化其他国家对于台湾与中国关系的认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美方也认为有必要在历史文件的解读上，让叙事角度更公平，不能让国际社会只听中国的一面之词。当然，台湾也加强了国际宣传，只是毕竟我们的友邦国家数目现在也只有12个。在中国透过它的友邦国家做宣传的时候，美方可能还是会比较愿意站在一个公允的角度，来替台湾来发声，为台湾多争取一些国际空间。我觉得可能是美方的主要出发点。 

法广：台湾朝野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不同之处何在？ 

王宏仁：我觉得民进党的主张是蛮清楚的。第一，它当然反对中国方面扭曲2758号决议的作法。而且民进党立场认为， 2758号决议没有处理到所谓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或者说没有明确表明，联合国应该禁止台湾加入联合国和联合国的周边组织。何况，民进党立场是不承认中华民国在联合国有任何的代表声音，因为它已经被中共驱逐了（2758号决议）。 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唯一代表中国，所以，从民进党的立场来讲，我们不是用中华民国的名称来去重新诉诸和加入联合国体系的组织，而是应该用台湾的名称加入，因为从2758号来看，蒋介石政权和他所谓的中华民国已经是被排除了。假如再去跟对岸去争执这个部分没有意义。这是民进党的立场。

国民党的立场当然会侧重我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在内战时的状况，ROC这个中华民国自始至终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也是主权国家。所以，虽然国民党和民进党一样，也反对中国扭曲2758号决议，可是国民党主张用ROC（中华民国）这个名义去争取国际空间，而不是用台湾名称。这是民进党与国民党之间一个比较大的差别。

至于民众党，我觉得，民众党看起来是比较支持用台湾名称争取国际参与。但是，因为它现在要同国民党在国会合作，所以，它早先支持使用台湾名称的立场，我感觉它现在也比较犹疑了，会认为，还是可以用中华民国的这个名称来加入（联合国及其周边组织）。我觉得它的立场是比较模糊的。 

法广：台湾民间经常有争取台湾入联的团体和活动，在每年联大会议期间，他们都会去组织一些集会活动。他们所要求的“入联”是以什么名义入联呢？而且假设加入联合国，那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宣布台湾的独立呢？

王宏仁：这些每年到联合国，到纽约游行，或者其它各种活动的团体，他们当然还是希望用台湾的名称，因为，第一个，台湾名称，现在全世界，国际社会都知道；第二，这样比较不会混淆，因为如果用Republic of China，与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做论述对抗的时候，有时候国际友人就会混淆，他会觉得好像对他来讲都一样，只是多一个People's字眼，不清楚，这到底是不是指同一个东西。所以，那些入联的支持者还是会认为，要用台湾的名义。

那这是不是就是台独呢？我觉得，就看你怎么去定义“台独”。如果按照现在台北方面的说法，那当然没有“台独”的问题，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有军队、人民、土地，它也在国际上行使主权。 即便由于国际打压，受到中国的威胁，我们好像只有12个正式的外交关系友邦，可是问题是这12个友邦之外，还有很多支持我们台湾的、这些我们叫做partner的国家，他们和我们都形成一个很强的partnership（伙伴关系）。这当然包括美国、日本，以及一些欧洲国家。我觉得就这个状况来讲，之所以现在去不断地呼吁，要加入国际组织，是因为受到中共打压，很多在国际上应该享有的联合国权益和权利，我们都没有享受到。这其实非常不公平，也是不对的。 当然，有些人会认为我们应当修宪等等，类似向世界宣称独立等等。但是也有一些人会比较务实，不认为我们必须要特别宣布独立，反而现在比较务实地，只是去争取我们在国际上作为一个国家应该要有的权益。

的确，在台海两岸的政治舆论攻防战之外，台湾岛内人民的国家认同也不断与两岸关系历史遗留的争议相互纠缠。而由于对岸不断施加的各种压力尤其是军事压力，王宏仁教授认为，其实岛内民众缺少一个能够从容思考自身身份认同与国际名义的时间与空间。

台海两岸围绕台湾的国际地位问题争辩之际，联合国大会第80届年会上，巴勒斯坦国正以加沙走廊几乎被以色列军队夷为平地的代价，争来新一波国际承认。这些迟来的承认是否能让战火停息尚不得而知，但一名学者评述指出：国际承认不能建立起国家，没有国际承认也并不阻挡一个国家的存在。

9月初，中国以举办上海合作组织「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峰会」以及随后举行的盛大阅兵式展开魅力外交，吸引了全球的目光。这两件大事不仅彰显了中国在全球南方和多级世界的中心地位，也展现了中国不断现代化的庞大军力，以及习近平打造独立于西方的新秩序，同时强化对全球、尤其对欧洲的经济和战略影响力的决心。除了令人瞩目的武器库，在北京盛大的阅兵式上，中俄朝三国领导人罕见并肩现身，谈笑风生的画面更令人印象深刻，凸显了「反西方轴心」的形成，并勇于挑战美国主导的西方秩序。北京的盛大阅兵式传递了怎样的信息？如何看待中俄朝三国领导人重新一起公开亮相？我们带着诸多问题，连线到欧洲之声主编潘永忠先生，请他就与北京大阅兵相关的话题来阐述一下他的观点。

法广： 首先请谈谈，您在观看北京大阅兵视频时的感受。

潘永忠：通常来说，多数男士钟爱观看足球赛，也热衷观摩阅兵，其中道理很简单：1、两者均呈现了眩目的仪式感，足球赛通过满场的热烈、狂欢、充满期待的临门一脚；阅兵通过各兵种队列的气宇轩昂、整齐划一，及耀眼的各兵种先进装备，展示了庄重、严肃、神圣的整体气势。2、两者均追求「卓绝」与「顶级」水平。足球赛讲究的是技术水平和战术素养，智慧而勇猛，细腻而激烈，比赛中充满着变数和悬念，足球场上的博弈与驰骋，令人极度激越与亢奋，魅力无穷；阅兵是观赏绝对纪律、意志和训练所能达到的井然有序、分毫不差的极致，及装备的升级换代，展示了集体力量的巅峰时刻。

今年7月14日我们在巴黎，这天是法国国庆日也举行了阅兵式，我全过程观看了法国阅兵，特别欣赏法国骑兵马队，欧洲马体格高大、强壮有力、体型优美、气质优雅，据说法国的佩尔什马，兼具阿拉伯和安达卢西亚种马的血统，马队整齐有序地行进，可说是气势宏大，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

「9•3阅兵」开始，是欧洲凌晨3点，我起床观摩，实话实说，确实令人眼前一亮，可对于大部分装备，我却一知半解，它们认识我，我却不知道它们。因为阅兵前有各种信息散播，估计中国可能在军事装备上已步入世界前列，为中共专制政府的炫武与霸凌提供了力量，这不是好事。

法广： 中国在阅兵式上大力展示包括核三位一体、远程导弹、无人机、激光武器等新型装备，意欲何为？

潘永忠：所谓的核三位一体（陆基、海基、空基核打击力量）、高超音速导弹、无人作战系统等，对内意图是：1、增强民族凝聚力与爱国主义情绪，阅兵对百姓来说是政治动员宣传，展示先进武器可以激发民族自豪感，特别是在经济下行或国际环境不利时，通过军事成就凝聚人心。2、展示军事成果，近年来习近平对军队进行系列改革，如军种重组、精简裁军、联合作战能力提升。展示新型装备表明军改已见成效，是对「党指挥枪、能打胜仗」的一种背书。3、展示先进装备，表达强大威慑，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避免真正陷入战争。不战与避战是中共长期备战的终极目的。

现代军事行动不再依靠单一的军机或军舰执行任务，而是需要将陆、海、空、天、网等多种力量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协同作战的整体，以实现更高的作战效率。这种「体系建设」的理念强调联合作战能力，将不同军兵种的装备和力量融为一体，共同应对复杂的军事挑战。

前一阵的印巴空战，就证明了「一机独秀（法国的阵风）」与「三位一体」（有人、无人、信息感知）的转变，展示了体系建设的趋势，即力量的多元化和能力的整合化。证明了单一力量作战难以应对战局。

令人忧虑的是：全球新一轮军备竞赛已全面展开，这是人类的不幸与悲剧。

法广：中俄朝三国领导人十分罕见地一同出现在北京的阅兵式上，是否意味着特朗普在外交上的失利？

潘永忠：北京「9•3阅兵」上，中俄朝三国领导人罕见「同框」，在当前国际局势高度紧张的大背景下，绝不仅仅是一场仪式，它展示了全球战略格局的重大改变。三国在安全观、反美立场、主权观念等关键议题上，展现了高度一致性。这一组合，或者称回归，恰好强化了「非西方阵营」极权国家的战略集结趋势，三国最高领导人同时出席阅兵式，释放了「政治共同体」的强烈特征。从根本上来说，习近平执政以来一直在恢复与重建毛时代「三个世界」划分的国际大战略。中国一度曾「联美制苏」，「中韩合作」（偏重于韩国经济）等。俄罗斯曾希望回归美欧怀抱，投入西方民主阵营，几十年来均告失败，中俄朝重新拥抱，以三国地缘政治利益作依据与考量。习近平在毛泽东「第三世界」理论基础上，推行「一代一路」政策，进一步深耕、深化了阵营体系。时下这个政治军事联盟，正向亚太、台海、南海进行军事延伸与扩张，必定令全球警觉与重视。

至于问题川普是否在外交上有失利？或者失误？我认为是显然的，主要是削弱了盟友体系与合作，川普执政主动退出多边组织（巴黎气候协定、TPP、WHO等），放弃全球领导力，一味批评与指责同盟的北约和欧盟，川普政府的关税措施对大西洋联盟国一视同仁，导致欧洲、日韩、东盟等盟友对美国可靠性产生怀疑。其次美国忽视了地缘政治现实，放弃了战略平衡策略。中美冲突加剧时，拜登政府继续挑战俄罗斯，川普总统「离间中俄」之策失败。再则川普针对伊朗的「极限施压」，在朝鲜核问题上，左右摇摆，令金正恩最终认定美国「不可信」，及川普的「极限施压外交」，促使各国抱团自保，同时推动了「中俄朝伊」的联盟加固，造成了南美国家、东盟国家等弃美投入到上海和金砖联盟，中俄则趁机填补了真空。

西方有谚语：「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美中冲突与对峙是系统性与持续性的，奥巴马执政时期已开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已促使中俄加快安全合作步伐。克里米亚危机后，美欧制裁俄罗斯，莫斯科主动靠拢北京。伊朗反美是根深蒂固的，伊核协议只是暂时缓和态势，川普退出协议确实激化美伊矛盾，但伊朗本身早就有向中俄靠拢的需求。中国崛起导致的系统性冲突不可避免，无论哪位美国总统，在面对中国挑战时都会采取强硬路线。拜登执政时，同样也延续了对华「科技脱钩+印太围堵」政策。

法广： 在9月3日的北京盛大阅兵式上，主要欧洲大国领导人均未到场。您对此作何解读？这是否表明“西方阵营”的外交失败？

潘永忠：有很多说法，比如俄罗斯因乌克兰战争被全面制裁，欧洲几乎与俄「断交」，欧洲民主国家首脑不愿意在有普京出席的场合出现；再比如，朝鲜因其核试验、导弹试射与人权问题等，使欧洲多国对其采取敌视立场。笔者并不觉得这些是重要的理由与依据。

关键还是美欧国家与中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与复杂。中美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系统化的冲突与博弈不断，川普不参加「93阅兵」也是预料之中、可想而知的；中欧关系近年来，从「脱钩」到「去风险」持续不歇，中国被民主国家定义为「系统性竞争者」，具体来说，中欧在经贸、价值观、人权等问题上的分歧明显加剧。面对北京「93阅兵」的高调摆谱与仪式，欧洲国家显然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但「93阅兵」所呈现的中国式政治经济军事宣言，已引起西方民主国家普遍警觉：《南德意志报》评论：「这是一次与西方价值观背道而驰的大国崛起」。《新苏黎世报》文章认为，「习近平的阅兵式向川普发出了讯号：中国不再需要西方，但西方却需要中国」。

确实有人说是：欧洲缺席，从舆论引导权和外交影响力来看，是中国的阶段性收获，而西方则是被动回避，是外交上的失败。可我不这么认为，中欧是互为需求，应建立在双方谅解与合作的基础之上。所以，倘若说欧洲的外交失败，并不表明中国的外交成功。再则美欧国家的同步同进，相反佐证了大西洋联盟政策与决定的一致性。

法广：最后请谈谈，您认为，这次北京大阅兵将对全球战略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

潘永忠：「93阅兵」，是一次「政治军事双重宣言」，中国不仅是发展中国家，也是全球强军。

普京、金正恩高调出席，是乌克兰危机后首次「联袂亮相」全球舞台，以此表达了与美欧西方国家的泾渭分明，刻意展示了中俄加强战略协作，以此阅兵是中俄战略协调由「后场配合」走向「前台联动」的拐点，为今天的中俄战略联合打下了舆论与政治基础。

「93阅兵」，也是展示了中国军队「正走向现代化与专业化」，大幅提升外界对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的认知，中国阅兵成为「软实力+硬力量」复合外交工具，成为战略姿态公开化、话语权夺回化、军事现代化转折点的重大事件。

「9•3阅兵」，加速了印太、南海、台海等周边区域局势的紧张及高风险，也展示了强化中共对「统一」的军事准备与信心，同时朝鲜可能借助于中俄力量，增强「战略纵深感」，进一步加强对美日韩的核威慑升级。

全球动荡与变局一直在持续，「9•3阅兵」催化了这一变局，比如：「多极秩序」取代「单极主导」向现实迈进了一步。中国通过硬实力展示，及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联盟，构建了可供他国「选择加入」的新体系，全球化进入「阵营化区域化」阶段，技术、产业链、金融规则不再全球统一，而是按「地缘信任圈」划分与组合。

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走出文革桎梏的步伐也曾伴随着各种宗教信仰的回归与兴起。但信众群体人数随社会的快速巨变而迅速扩张的同时，政府的控制与打压其实从未真正停止。2018年曾经隶属国务院的宗教事务局改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标志着在习近平任下，推进“宗教中国化”的政策正被纳入党的意识形态控制。这项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导”的宗教本土化努力不仅成为信仰自由的紧箍咒，而且也被看做是中国政府通过宗教本土化推行更严厉的民族政策，加速族群同化政策的手段，尤其与中国政府近年在新疆和西藏等不同信仰居民聚居地区的打压政策相伴而行。在这些民族群体看来，宗教本土化其实意在进一步消融不同民族的文化认同。法国民间社团Lhakar8月底9月初在巴黎十二区举办的藏文化宣传周特别组织了一场关于宗教本土化议题的讨论会，邀请法国藏文化专家Katia Buffetrille、在巴黎中央理工-高等电力学院任教的法国中国问题专家Alain Wang， 以及在法国获得政治庇护的藏传佛教僧侣Tashi Dakpa Gyatso共同介绍他们对这项宗教中国化政策的观察和体验。

Alain Wang 早年曾专注研究中国的宗教问题。他在讨论会上梳理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夺取政权后对不同宗教信仰的政策措施以及这些政策的发展。他特别强调，当前中国政府推行的宗教本土化政策与宗教信仰在与不同社会文化碰撞时所必须的适应和调整完全不同。  

Alain Wang：“这绝不是文化适应措施，而是名副其实的试图将不同宗教信仰纳入一个特定框架的努力。在当下，这个框架就是政治框架，是所谓习近平思想下的中国特色。在此之前，毛泽东时代推崇马克思列宁思想，宗教信仰被看作是人民的“社会鸦片”，并以此为名而加以镇压，而且镇压十分残酷。这种镇压尤其针对那些来自西方的宗教，比如基督教信仰，尤其是新教信仰。”  

“1978年以后，中国进入邓小平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对外开放的年代。此时的中国希望吸引西方投资，吸引西方知识，来发展经济。这种开放意愿也体现在宪法条文中。教堂、寺庙等开始重建，海湾国家资助的清真寺也不断沿传统的丝绸之路建成。但这种开放与宽容也还是在政府的监控之下。因此，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不愿意完全归顺政府的政治导向的神职人员或信徒被捕的消息，对这些人的镇压依然在继续。”  

“但随着习近平2012年底-2013年初上台，形势完全不同了。在我看来，邓小平当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已经成为过去，此前的相对开放也结束了。我们能感觉到政府立场变得更加强硬，更加独断专行，并全面收紧控制。中国开始进入习近平和他的智囊王沪宁想象的宗教文明框架，试图将习近平思想，将所谓的中国特色融入各个宗教信仰。”

Alain Wang 强调，虽然当前的宗教中国化政策针对所有宗教信仰，并不特别针对伊斯兰教或藏传佛教，但是对于藏人和维吾尔人来说却有着极为不同的意义：

Alain Wang："因为针对维吾尔人和藏人的政策更是一项汉化政策，也就是一种殖民政策，是一种种族屠杀政策。对这两个族群来说，他们的文化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政府对这些地区的信仰打压也因此更加强硬。"

法广：如果说基督教信仰因为来自西方而尤其成为中共政权上台后打压的目标的话，更加本土化的佛教信仰似乎一度有相对多的存在空间。刚刚掌握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为联合亚非拉国家的支持，以便走出国际孤立，曾顾及佛教信徒众多的周边国家的压力而对国内的佛教信仰做出网开一面的姿态。而如今中国政府也与许多穆斯林国家有着日益重要的政治与经济合作，这些国家是否还能对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的政策有所影响呢？Alain Wang 的回答是否定的: 

Alain Wang：“不能。因为时代完全不同了。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现在正处于一种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在东南亚地区尤其明显。而且在伊斯兰教信仰众多派别中，维吾尔人的信仰更接近苏菲派，而伊朗或巴基斯坦等穆斯林国家信奉的是更严格的教派，与苏菲派相反。中国政府如今当然就会利用这些不同教派间的分歧。”

法广：藏学家Katia Buffetrille 几乎每年都会前往中国境内的藏区小住。可以说亲身体验到了汉化进程的推进对藏文化的蚕食。

Katia Buffetrille: "实际上，藏区的汉化现象比比皆是。这甚至表现在景观上，首先是有很多标语。其次，去年我在康区看到一些我以前无法想象的景象，那就是藏人的房屋通常都是平顶，但现在他们被要求改成带有龙雕的中国式屋顶，而藏文化传统的五色风马旗不见了。伴随这些景观的汉化改变的，是宗教象征的民俗化。你可以看到佛塔被用作环形交叉路口的核心。你甚至可能在完全想象不到的地方，比如甘丹寺的火车站，看到祈祷用的五彩经幡。这完全是在将宗教符号民俗化和去神圣化。最令我震惊的，是藏区不计其数的大小寺庙。我甚至无法分辨出那是些重建的寺庙还是新建的寺庙。我想不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寺庙建筑。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曾在一个山谷看到三座寺庙。我知道，有时候，这些寺庙被用作旅游景点。但我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一方面有这么多的寺庙，另一方面又有这么多反对宗教的规定。"

法广：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冲击其实刺激了民间对宗教信仰的需求。民间社会也曾兴起一波对藏文化的好奇与热情。

Katia Buffetrille: “确实有这样一种现象，就是一些汉人对藏族文化有着极大的热情。在拉萨，甘丹寺，在我很多很多地方，都能遇到许许多多的汉人，尤其是年轻汉人，他们打扮成藏人的样子旅行。他们有着我无法理解的对藏族习俗的想象，比如，他们会在眼部下面涂抹东西，好像藏人有刺青一样。可我从未见过有刺青的藏人。他们会穿着藏服去寺庙，但有时候需要提醒他们摘下帽子，因为他们对最基本的礼仪规则不太了解。但确实有一股潮流，许多中国人真正成为藏传佛教的信徒，并且有自己的喇嘛。他们通常更喜欢密宗。因为密宗有很多神秘的仪式，这对他们有很大的吸引力。在色达喇荣寺五明佛学院和亚青寺等大型的藏传佛教修行地，确实可以看到很多汉人。这也让中国政府感到恐慌，因为确实有许多中国人真正成为藏传佛教的虔诚信徒。” 

法广：近年来，旅游业正成为对藏区经济的一大助力。但在Katia Buffetrille 看来，旅游业的过度开发正在毁灭藏族文化： 

Katia Buffetrille: “我个人认为，这种大规模旅游更是一种对文化和宗教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当然也是对整个藏族文化的毁灭性武器。西藏依然保持着这种神秘的魅力，看起来很有异国情调，那里空气纯净，山高水长。但你在甘丹寺这样的城市看到的景象，拉萨的情况也是这样，一切都是假的，就像迪士尼乐园。那里很像我们在迪士尼乐园里看到的那种房子。一切都是为了游客准备的。这简直令人恐怖。说它是一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实不为过。” 

“在寺庙里，我们会看到很多装扮成藏人的汉人。这种文化服饰的占有已经非常让人感到不安，看起来很有些殖民色彩。而且，面对这些打扮成藏人的游客，你会感到不适，因为他们行为不当，他们不了解也不在乎最基本的礼仪习俗。这样的旅游业确实是一种以保护文化为名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且，说是要保护文化，但你会看到，人们把五彩经幡、转经筒等物件放在尤其不该放置的地方，而同时，藏人却被阻止去对他们来说有特别意义的地方，进行绕行祈祷活动，等等。”

法广：中国的官方言说强调，种种政策的目的，都是推动藏区走向现代化，是为了改善藏人的生活，但Katia Buffetrille 不这么认为：

Katia Buffetrille: “大家都知道，中国政府在西藏推行的是一种殖民式的统治。西藏地下的所有资源都被运往内地。水资源将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最近读到一篇分析雅鲁藏布江下游兴建大坝计划的文章。文章指出，有些专家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建造这么大的水坝，因为当地没有如此大的电力需求，但是，如果没有这座大坝工程，中国可能会失去与非洲某国争夺“世界最大水坝”称号的机会。这种说法当然需要验证，但如果确实如此，我不会感到意外。” 

“这座专家看来没有必要修建的大坝还有很多潜在的危险。它的规模将是三峡大坝的三倍还多。又是在一个地质环境非常脆弱的地方，使用从未使用过的技术。何况，大坝还容易诱发地震。另外，这座 大坝修建计划也意味着中国将有可能控制下游国家，也就是印度和孟加拉国的水资源。事实上，印度已经多次提出抗议，印度非常清楚这项计划可能给他们带来的风险。”

尽管中国政府2018年公布的《宗教事务条例》并没有明文规定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不得信教，但在具体执行中，一些地区禁止未成年人参加宗教活动。在西藏，一些寺院不再接受未成年人为僧侣，一些已经进入寺院学习少年僧侣也被迫离开。2016年抵达法国的Tashi Dakpa Gyatso在讲座中，特别就此指出，18岁以前正是基础教育的黄金时代，如果未来僧侣只能在18岁以后信教，就意味着他们缺少正规的藏传佛教基础教育。与此同时，政府还限制寺庙中的僧侣人数。而由于很多僧人逃离出境，西藏已经面对僧侣队伍青黄不接的窘境。这些限制措施叠加也将影响藏传佛教在西藏的传承。

2025年7月，中国“709大抓捕”十周年之际，正在狱中服刑的中国著名人权律师许志永的第二本书《美好中国》正式出版。这本书描述了作者的成长经历以及中国社会的变迁，梳理了他在法学院读书期间不断汲取人权民主思想，最终投身中国法治和自由事业的不凡人生。在法治意识尚十分模糊的年代，许志永便与另外几位法律学者创办了公盟，开始公益维权活动，为司法不公的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从而成为最活跃的人权律师和公民维权的领军人物。他们曾不遗余力地为公民社会呐喊，建议完善中国宪法人权保护条款，建立完整的人权保护体系，并不顾个人安危，对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和法律保障问题展开调查研究。。。许志永多次身陷囹圄。2023年，他受到“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指控，获刑14年。

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连线到曾与许志永共同发起新公民运动的著名法律学者、人权律师、现旅居美国并在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任客座教授的滕彪先生，请他就许志永所著《美好中国》一书来谈谈他的感受。

法广：您曾与许志永等人权律师一道积极投身于公益维权活动。作为当年的热血青年，你们在中国法律改革的过程中，运用法律武器捍卫公平正义。如今却命运各异，当您读到许志永的这部《美好中国》一书时，有着怎样的感触？

滕彪：我有参与许志永这本《美好中国》的编辑和出版，所以感触非常多。从2003年开始，我和许志永还有其他很多维权律师、维权人士一起，推动和见证了中国维权运动的发展。中国维权运动从无到有，经历了一个相当坎坷的过程。一般认为，维权运动，或者叫公民维权运动，是从2003年兴起的，孙志刚案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公盟在维权运动中扮演了一个非常突出的角色，许志永也在整个运动中，在整个维权团体当中，起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作用，可以说是一个领导者的角色。

从2003年之后的几年内，中国的维权人士普遍有着非常乐观的情绪。我们觉得用维权的方式，拿起法律武器来捍卫宪法、法律赋予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这是一个能够推动中国走向法治、进而走向民主的一个绝佳的途径。我们把宪政、人权、法治、民主、理想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切身的基本利益——尤其是一些经济利益——结合起来，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维权运动也在那个时候——基本上是胡锦涛、温家宝主政的10年——有了比较快的发展。按照我的梳理，在习近平上台前，中国的维权运动呈现了政治化、街头化、组织化和国际化的趋势。可以说，在共产党专制体制下，公民维权运动能够有这样的发展、这样的成果，还是有点出人意料，虽然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国际环境的大背景下去分析的话，也有一定的必然性。也正是因为民间自由力量的发展势头迅猛，让中国政府感到了威胁。在他们看来，民间维权运动，或叫公民社会、自由派或民权运动也好，已经威胁到了现有政治体制、威胁到了共产党的统治。所以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就逐步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当然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对民间的骚扰、打压一直都没有停止，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的镇压，从规模、力度、彻底程度都很不一样，可以说是一种清洗。

从维权运动登上舞台的2003年开始——当然许志永个人参与维权更早一些，从1990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到现在，22年过去了，中国的法制在大踏步地倒退，许志永和其他很多维权人士、很多良心犯现在还在监狱中受难。中国现在和22年前相比，离自由民主更远，政权对民间的监控、对社会的监控更加严密，这是让人非常失望的。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因为有那十几年的人权运动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中国还是有希望的。或者说，今天的中国社会和毛时代的中国社会是很不一样的。虽然习近平的很多做法、想法与毛有相近、相似的地方，甚至有超越的地方（比如高科技的运用），但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不同就是：民间社会的觉醒和自组织能力，民众的法治意识、人权意识和社会的连接，以及维权运动、非政府组织、层出不穷的群体抗议活动所带来的民间的历练。民间社会的自由精神、自我管理、自我组织，这是和毛时代非常深刻的不同。

当然国际环境也不一样了。中国共产党经常说东升西降，中国的专制力量在上升，而西方的民主力量在下降，甚至在蜕变。全球的自由民主指数在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志永这样的良心人士、民主人士仍然在坐牢，为他们的呼吁得到的国际回应也越来越少。这是很令人感慨的。

法广：许志永在《美好中国》一书中，使用“十年”这样一个词，详细地描述了你们在2003至2013年间，为建立自由平等社会、捍卫自由公义、推动民主法治；为建设公民社会、为中华宪政文明转型，“努力了十年、战斗了十年、执着前行了十年”。您能不能谈谈，您认为你们在十年间不遗余力地推动的“新公民运动”在中国社会留下了哪些印迹？

滕彪：从2003年到2013年这十年多的时间，是中国公民运动、维权运动发展比较快的时期。当然许志永为推动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的努力不止十年，从2000年之前就开始，到现在已经超过了1/4的世纪。就那十年来说，许志永、我们的公盟群体，做了很多事，参与了很多公共的、有影响的事件。孙志刚事件中，我们的努力、包括民众的强烈呼声，让一个明显违宪、明显侵犯人权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那之后，我们就成立了公盟。我们经常开会，经常借助一些有影响的个案，提出一些倡议，开展一些行动。比如要求废除劳教、废除户籍制度。我们在2004年的时候，联名呼吁完善宪法的人权保护条款。我们综合记录中国的人权状况，出版了一些人权发展报告。我们发起讨论会，发出公开信，呼吁中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

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我们征集受害者信息，把他们组织起来，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帮助他们谈判，争取到更多的赔偿，这里面我们做了大量的琐细的工作。我们还鼓励公民利用政府信息公开法，要求中央和地方一些政府部门公布与民生、与民众权利、公共利益相关的政府信息，推动公民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与区、县一级人大代表选举，许志永自己也两次当选海淀区人大代表。后来有更多的公民去积极参选区、县人大代表，虽然由于政府的限制和操控，能够成功当选的很少，但是这个运动对于民众提高权利意识，对于民众了解中国选举的状况，是非常有意义的。 2008年推动北京律协直选也是一个重要的活动，公盟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和很多律师一起推动律师协会的民主选举。

关于上访制度，许志永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经常扮成访民，在各个访民集中的地点去采访他们、了解情况、帮他们维权。有好多次，他被当作访民被殴打、被抓起来。 我们介入临沂暴力计生案和陈光诚案、邓玉娇案，介入大量的冤案，错案。江西乐平的案件、承德陈国清案件（四名出租车司机被冤判死刑），贵州的杨明案、何胜凯案、辽宁的冷国权案、广东的甘锦华案等等。我们长期关注了很多起死刑冤案错案，在维权律师的不懈努力之下，一些被冤枉的公民被平反、获得自由。

再后来公盟发起了“公民承诺“，这也是新公民运动的前身，2012年正式启动了新公民运动。它主要有三项活动，一个是教育平权运动，一个是要求官员公开财产，一个是推动公民同城聚餐。教育平权运动的目标是消除中国在教育资源分配上的极度不公平，我们要求保障城市里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正常运营，取消大城市中考和高考的户籍限制，等等。教育部迫于压力在2012年8月出台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随后除北京和上海之外所有省市都开放或者承诺开放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公民同城聚餐也很有意思。我们发动各个城市有共同信念的、最关心公共事务、关心中国法治人权的人，以聚餐的名义，大家一起来聚会，不是简单地吃吃喝喝，而是按照罗伯特议事规则来讨论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做法，从民间、从最底层做起，去参与公共讨论，去实践民主。

公盟在那个年代留下了很多历史印记。公盟可以说是那时候中国唯一一家敢于触碰大量敏感问题的民间机构，反腐、酷刑、拆迁、上访、计划生育、户籍制、选举、言论自由、西藏问题，等等。

法广：20多年来，许志永一直坚持不懈地在为中国的法治和民主而奋斗。即使在狱中也没有放弃信仰。您认为，在许志永追求的《美好中国》与当今的极权模式之间，中国未来前景将会是怎样的？

滕彪：在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我和孔杰荣教授合写了一篇文章《许志永VS习近平》作为序言。他们两个人代表了中国两种政治前景、法制前景。一个是许志永所呼吁、所践行的法治、民主的中国，用许志永和公民运动的话，叫 “自由、公义和爱的美好中国”。习近平所代表的是一个极权专制的、党控制一切的中国。法律被当作镇压民众的工具，是韩非、商鞅他们所理解的那种法家的法，和许志永所推动的rule of law这种法治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当今中国是一种高科技极权主义，有人管这个叫 “市场列宁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等等，总之它是和奥威尔的《1984》非常类似的，甚至在很多层面上已经超过了《1984》的想象，是一个数字歹托邦（“digital dystopia”）。我在一些访谈里提出，中国目前的体制几乎符合法西斯主义的全部特征。

很显然，习近平所推行的这种中国模式，正在压倒许志永所呼吁的、设想的中国模式。现在对言论思想的审查越来越严，洗脑也是越来越有效，很多中国人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美丽新世界，一个比民主国家更好的体制。所以我曾写到，“最可怕的专制，不是人们的抵抗被不断镇压的专制，而是让人们觉得没有必要进行抵抗，甚至让人们自动捍卫的那种专制。” 在可见的十年、甚至二十年内，我觉得这种趋势很难改变。

我曾经和黎安友教授开一门课“中国会不会民主化？”我们讨论了影响中国政治转型的十大因素，包括党国体制、党内竞争、经济因素、民族因素、民间的抵抗、科技因素、国际关系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和历史因素等等。要想更深的去理解中国的政治前景，应该仔细考察这些不同的因素。不过从更长远的历史角度，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我觉得中国必然是会民主化的，中国人也一定会享有基本的尊严、实现自由民主。目前中国政治的也越来越充满不确定性。我一直有个说法，如果中国政治再过20年还没变，或者过3个月就发生了巨变，都不应该感到震惊。

法广：在阅读这部书籍的整个过程中，不难感觉到：作者始终充满乐观情绪，无论是在描述维权的过程，还是在讲述种种遭遇，他没有怨天尤人，始终充满信心。他还在书中提出对未来中国法律和政治的构想，您对此作何评判？

滕彪：嗯，我觉得行动者一般都是乐观主义者。如果对未来没有希望，可能早就放弃行动了。许志永的乐观精神是非常突出的，无论是2003年前后那种气氛、民间空间比较宽松的时候，还是后来非常严厉地镇压、清洗的时候，他都没有放弃乐观的期待。他写到：中国的黎明将至。因为他看到的是经济全面危机、政治全面倒退、文化全面凋残、外交全面失败、共产党的全面地失去人心。许志永和很多令人尊敬的中国行动者一样，所接触到的人，大都是行动者、反抗者、支持者，至少是同情者和觉醒者。这给了他极大的鼓舞。

不过，冷静客观地分析的话，过度乐观恐怕会带来判断上的偏差。因为他所接触到的基本上是同温层，他看到的90%以上的人都是要改变现状的反抗者，是民间的健康力量。但是这些人实际上是中国的少数，只占中国人口的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14亿的万分之一，是14万。中国如果能有14万勇敢而清醒的反抗者，也相当不错了。而绝大多数民众对这些事情完全不了解或者漠不关心，他们远远谈不上是觉醒者或者同情者。所以我觉得这种乐观，一方面给了他巨大的力量，让他一直没有放弃行动，这是令人非常钦佩的；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可能会造成行动的一些偏差；甚至有些人觉得，我现在可以去做一些极其危险的事情，哪怕判我二十年、三十年入狱也无所谓，因为共产党撑不过三、五年了。这种判断恐怕是相当危险的。

我觉得有时候绝望也会有力量，并不是犬儒主义、投降主义那种绝望，而是对现实并不抱有期望，但是仍然坚持理想、坚持原则、努力行动。也就是说，不管理想的目标能不能在有生之年实现，我都为为此奋斗。这样的话，也许一方面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另一方面也许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不必要的牺牲、避免对形势的误判。

许志永对中国未来的政治模式有很多思考，有不少文章讨论如何实现政治变革。行动者的思考和思想者的行动，都一样珍贵。在他看来，通过公民联合、公民行动的方式，恐怕是最理想的转型模式。它是一种不流血的和平革命。通过公民社会的成长，迫使当局接受谈判。也许有一个圆桌会议，然后共产党被迫去让出一部分权力，被迫去开始选举。然后呢，中国可以非常顺利地实现民主化。像台湾、韩国、捷克、波兰等等很多前专制政权实现了民主转型，没有流血、或者没有太多流血、没有社会的剧烈动荡，这当然是最好的。

不过在我看来，中国恐怕已经丧失了和平转型的机会，这种和平民主化的窗口期恐怕已经结束。比如说1989年天安门运动和六四屠杀，中国错失了实现民主的一个绝佳的机会。那之后江泽民-胡锦涛时代，随着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出现了维权运动、公民社会的发展；就像许志永设想的那样，让民间社会逐步壮大，然后迫使当局来接受民主转型。但恐怕这个机会已经过去了。

1989年在天安门，中国共产党已经清晰地作出了决定：他们不允许民主化，不会接受多党制。习近平上台之后，恐怕这种选择也更加清晰、更加坚决了。许志永和一些中国的行动者、一些知识分子所设想的那种平行社会、平行文化，像哈维尔、米奇尼克他们所设想和践行的平行社会的这个方式，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很难在中国发展。虽然我觉得这种努力仍然是值得倡导的，但是共产党不会允许民间力量继续成长壮大，从而威胁到专制体制。许志永的入狱就是一个明证。共产党开始搞“七不讲”，加强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清除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等等。所谓的“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所谓的“党政军民学、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些方面共产党都已经做出了非常明确的选择。

我当然希望中国能按照许志永所设想的方式去实现民主化。但是现实地来讲，这个可能性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也很难不为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担忧。不过，退一万步说，我们还是应该为这样的可能性努力，即使只有一丝的和平革命的希望，我们也应该继续为此去努力。

台湾2024年初的总统选举和立法委选举产生的朝小野大局面经过一年多的朝野尖锐对立，也经过2025年7月26日和8月23日两次立委罢免投票的动荡之后，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两波罢免投票中31位受到挑战的国民党立委都顺利过关，保住了席位，立法院的政治版图丝毫没有改变。但是，尽管这次罢免国民党籍立委的运动首先由民间团体发起，执政的民进党也因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而受到重挫。民进党秘书长已经换人，行政院长卓荣泰领导的内阁团队也将改组。如何看这次一度风生水起的大罢免运动以失败收场？它对此后的朝野关系会有怎样的影响？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张峻豪先生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他认为导致两次罢免投票失败收场的四大原因。在他看来，执政的民进党虽然受挫，但也很难说国民党取得一次胜利。而民进党的“抗中保台”策略也因为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种种不确定性而失去着力点。

大罢免投票失败四大因素

法广：台湾7月26日和8月23日举行了两次立法委员罢免投票，针对的都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但是罢免案两次都没有通过。如何解释这样的一种结局呢？ 

张峻豪：我想这两次罢免案最后造成民进党被玩崩的结果，其实真的是有许多的原因。我觉得首要的第一项原因当然是在2024年的选举结束之后，这样的一个政治议程很快就被带到了所谓大罢免上面。这个会让许多的选民会认为，民进党有一种很想要去翻盘，或者是不去承认在国会选举里面失败的状况。这样的想翻盘的想法很快就带入到大罢免的一层，让更多的选民会认为，民进党好像把焦点都放在想要去翻盘，而没有去顾虑到民生经济上面的问题。 我想，这是让许多选民最后投下了不同意罢免票的首要原因。 

第二项原因，当然也就是在这整段的过程里面，其实搭配上美国推出的一系列关税措施，它让很多的选民会认为，民进党打着所谓抗中保台的旗号，可是跟美国这边却没有更进一步有更多友好的关系，甚至带来了在经济上面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所以，当民进党在打这场选战，而要用抗中保台的牌来号召选民，号召力相对也就比较低。这个也是造成在大罢免投票中遭遇这样的失败的一个原因。 

那么第三个原因，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就是其实两次罢免案涉及的基本上都是属于蓝营相对优势的选区，也就是在上次选赢的时候，除了几个选区是属于比较紧张的所谓五五波的局面，但是许多的选区，比如说傅崐萁的选区，都是在上一次（国民党）赢得非常的多的选区，在这一次8-23投票涉及的七个选区里面，也都是赢很多的选区。那么在原本就是蓝大于绿的结构里面，本来打罢免就是相当不容易。我想这是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原因。 

最后一项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原因在于，国民党在这一次的罢免投票动员中的操作确实奏效。也就是它去打一个危机牌，在地方上面，喊出哪一些的立委可能比较危险，这激起了在地选民的一种危机意识，所以蓝营的选民愿意出来投票，最后造成了在整个动员上面很有效的情况之下，击败了民进党。 

法广：这次大罢免行动由民间发起，民进党本身和这个罢免运动的关系似乎不是特别的明确。而国民党打的是一场立委保卫战，由政党出动去动员，是不是对选举结果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张峻豪：对，除了刚刚谈到国民党的竞选策略奏效外，您这个问题提到公民社会或者一些公民团体因素。在罢免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许多公民团体张峻豪：对，除了刚刚谈到国民党的竞选策略奏效外，您这个问题提到公民社会或者一些公民团体因素。在罢免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许多公民团体发动。这些公民团体包括一些年轻人，包括一些拍直播的直播主或者是在地方上教书的老师等，这些都是比较素人型的。但是，后续的发展中，民进党看着这个声势，也逐渐跟进，可是跟进之后，与这些公民团体保持的是一种比较暧昧的态度。 也就是说，民进党直到今天，都还是说这是一场社会运动，是一场公民运动。可是对这些公民团体而言，民进党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实相当程度上在后期越来越积极。但民进党在后续的动员中，并没有能够真正让整个政党机器投入其中。我觉得，在原本属于比较素人型的公民团体动员能力比较差的情况之下，民进党又没有完全倾政党之力，同他们完全站在一起，也造成了最后在整体动员不够的情况之下，一消一长之间，当然就输给了国民党。 

重启核三公投失败，但“非核家园”主张并未真正进入民心 

法广：这次8-23投票不只有立委的罢免投票，还有关于核三重启公投。这项公投也没有通过。对于一直主张“非核家园”的民进党来说，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在罢免失败的情况下，也稍微挽回一点面子呢？ 

张峻豪：我想这要分成两个部分来看。第一个是这次的核三重启公投主要是由民众党发起。也就是由黄国昌以及整个民众党来推动。这跟黄国昌可能有比较直接的相关性，也就是说黄国昌在整个动员上面，他更加动员出了一些仇视民进党的，或者本来就是一个白营的支持者，出来投票。我们看到重启核三最后拿到430多万张的同意票，这远远高过于在2021年的重启核四公投得到的支持，那次重启核四公投拿到380万张同意票。这样的数字其实对于民众党来讲，真的也算是一剂强心剂。我觉得这是这次重启核三公投中，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一个政治讯号。 

第二点是，其实民进党的所谓“非核家园”，也像“抗中保台”牌一样开始生锈了。也就是说，从不同意票非常少的结果中，可以看得出来，民进党整体的“非核家园”相关政策配套，其实是没有进入到选民心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拒绝核能，我们有什么替代方案？在大家都比较感觉缺电的情况之下，民众会想：民进党如果要非核家园，可是又没有给我替代选项。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催票成功。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势必要在这样的政策上，更清楚地对选民说明和交代，可能才会在这个议题上有更大的号召力。 

民进党受挫，国民党也没赢？

法广：两次罢免投票以无一过关的结果结束。至少从表面上看，国民党是两次罢免投票的赢家，但是国民党是不是真的由此得势了呢？国民党很快要开始党主席改选，但好像目前没有人接棒。怎么解释这种局面呢？ 

张峻豪：我刚才特别强调，这次罢免投票其实都是在蓝营处于相对优势的选区。 所以，在原本国民党就比较占优势的情况之下，说这是国民党的胜利，恐怕也是比较过头的推论。毕竟原本国民党就占有优势，那胜选的机会当然比较大。所以我个人会解读，这一次恐怕不能说是国民党一个大的胜利，而是说许多的选民对民进党在当下做出了不信任的投票。而且，这些投票呈现出来的是立委的选举，比较偏向于地方性的格局。而这种地方性的格局，面对不管是接下来的2026（九合一选举）或2028（总统和立法院选举），可能会更加增加一些两岸、国防、外交等议题的时候，国民党是否还能够稳操胜券？我觉得这是国民党内部未来一定很快也会面对到的问题。  

当然，在国民党主席接班人这件事情上面，我想，对于卢秀燕来讲，她当然是要更加稳固她在地方上面的地位，而不要这么快得卷入到涉及两岸、国防、外交，甚至是亲中等问题中，因为她如果要作为未来的总统候选人，一定也要去面对这些问题。所以她会采取一个比较保守的态度。这是非常合理的。 

投票结果显示：民众认可立法院的政党制衡格局

法广：在赖清德上任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朝小野大，政府提案在立法院通过十分困难。这次两次罢免投票结果对朝野在立法院的对立情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尤其是政府刚刚提出了一个新的年度预算案，有意提高国防支出。 

张峻豪： 我想，这两次的罢免已经很清楚得传达出来，民众对于现代行政跟立法由不同政党来掌握的现状是肯定的。 就是说，民众传达出的讯息是：他们认为，国民党现在牵制民进党的执政，是一个合乎常理的状况。接下来重新回到立法院，我认为朝野之间的攻防当然会更加激烈，甚至因为在罢免行动中衍生出来的一些仇恨，国民党籍立委监督制衡民进党的力道一定会更强。在这种情况之下，民进党也要同步去面对，因为接下来这种少数执政的状况会延伸到这一届立法院的结束。所以民进党会不会拿出更多的诚意，来跟国民党进行协商和妥协，甚至透过内阁的改组去纳入更多蓝白营的人士，我觉得这些都是要让赖清德伤脑筋的地方。因为预算的问题，或者是美国对于台湾的信任，可能都会因为这次罢免结束之后，让民进党面对更多的不信任，让赖清德面对更多的不信任以及难以预测性。所以，民进党受迫于外在的压力，他要不要去做更多的调整，我想这是民进党接下来要面对的。 

后续如何改善朝野协商不足？

法广：是否可以说，赖清德政府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做出的让步不够、朝野协商的努力有些欠缺？ 

张峻豪：当然是相对比较欠缺。我想还有另外一项很重要的关键因素，是国会里面的民进党所总召，或者我们讲的“党鞭”，也就是柯建铭。柯建铭一直主张要推动大罢免。我想这样的角色对于朝野协商和沟通真的是非常不利的一项因素，尤其他的形象。 赖清德后续本已经直接进入到大罢免运动中去，再加上（民进党）立法院的总召是一个比较鹰派的人物，而且他一度也相信大罢免会成功，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过去的朝野协商沟通真的是相对比较缺乏的。 

法广：执政的民进党已经更换了秘书长，内阁好像也要有新的调整。赖清德提出“四项调整”……他可以在哪些方面确实做出调整，来改善当前的这种困局？ 

张峻豪：关于内阁调整，其实在整个罢免结束之后，总统召开了记者会。但我想，赖清德可能谈得还不够具体。他大概提到了要做队形上面的调整，要调整行政跟立法关系，可是具体要怎么做呢？到底要怎么去协商？比如说是不是能够去召开所谓的国是会议？比如说，是不是要开启所谓的联合内阁？ 或者说要在哪一些法案上，同蓝白营有更多沟通协调？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可以考虑的。可是民进党到底会怎么做，怎么调整，我们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到具体的说法，民进党是不是后续可以跟民众有更多的说明，我们也是在观察当中。 

“抗中保台”牌为何失效？

法广：如何理解民进党“抗中保台”立场受挫呢？ 

张峻豪：当然，在这两次的罢免案里面，我们看到“抗中保台”派确实是相对程度上生锈了。我我想，除了这两次的罢免还是比较属于地方性的选举之外，我觉得很重要的一项因素是我刚才提到的：民进党要提“抗中保台”，就要跟美国走得比较近。可是川普领导下的美国有如此高的不可预测性，甚至他对于台湾的重视程度也没有那么高，再加上关税对人民带来很多的疑虑。所以当你美国事情没有办法处理好的时候，“抗中保台”就失去了着力点。那这样的一个消长之间，要打“抗中保台”这张牌，我觉得确实比较不容易。 

2025年5月29日至6月2日在巴黎法国电影资料馆举行的中国女性导演作品展映周也许并非第一次中国女性电影作品亮相巴黎，但在短短几天内，如此全面地通过不同时代、不同代际、不同地区的中国女性导演的作品，向法国观众讲述不同年龄段中国女性的生命故事，却可以说是首次。11部影片中，既有被看作是“中国第一部女性电影”的由已故导演黄蜀芹1987年创作的影片《人鬼情》，也有香港导演许鞍华在1982年创作的《投奔怒海》，还有滕丛丛导演的《送我上青云》、白雪导演的《过春天》、刘伽茵导演的《不虚此行》等年轻一代导演的作品。影片涉及的主题既有《出走的决心》中人过中年的主人公决心为自己的内心渴望而活的故事，也有呈现当今社会婚姻现实中成长的青春期少女的情感萌动与迷茫的《小白船》。影展的策展人，也是上海汉唐文化ART SHANGHAI欧洲国家珍藏展女性作品特别单元项目学术主席戴锦华教授接受本台在影展期间接受本台专访，介绍了她对这些影片中的女性故事所反映的中国女性自我意识的观察。

法广：戴老师您好。您这次来巴黎，带来好几部中国的女性电影。介绍这次巴黎影展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是“Elles se construisent en créant”。如果直译，可以是女性在创作中建设自己，我们也可以理解成：女性在创造中成长，或者是实现自我。 您如何理解这个立意？

戴锦华：我们去年在上海的（影展）活动的主标题也是“创造中的她”。我自己会觉得有非常认同的一面。因为我是觉得女性的自我书写，同时也就意味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有形的无形的男性主导的这些规范，所以在对冲这种规范或者冲破这种规范的过程当中，一定会经历成长。但是另外一面是，我也觉得为什么我们总把成长跟女性联系在一起，好像有个假设性的前提，就是女性需要成长。所以有时候我又不是100%的认同。我更喜欢“创造中的她”。我觉得，她们只是会赢得更多的空间来表达她们自己，然后她们也是一个相互的召唤。

法广：这个题目会让人联想到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就是女性的性别认知其实是社会后来赋予的，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您觉得这个观点和影展的这个题目有怎么样的关系吗？

戴锦华：对我来说，西蒙-波伏娃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位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家，而且到现在为止，她的反性别本质主义的观念也仍然是我的基础观念。我觉得，女性不是生而为女人，而是被教养为女人。那么当然，所有对我来说关于女性的文化议题，都和这样一个主题有关。好像矛盾的议题在于，我们说这是女性电影，是女人讲女人的故事，是女人来展现自我。但是这并不是再次成为女人，而是刚好让世界看到女人是何等的千差万别。她不是一个所谓有共性的社会群体。

法广：女性电影涵盖的是女性创作的影片或者是女性主题的影片。近些年，尤其是像比方说戛纳电影节或者奥斯卡这些国际电影节，都开始尽可能地推动女性的作品，就是为女性的创作提供一个舞台。电影作为一个面向大众的文化产品，为什么女性的电影需要特别扶持？具体到中国的女性电影工作者，她们在创作的过程中，是否有和别人不同的自己的一些发展障碍和困难？

戴锦华：这与电影的历史有关。电影在130年前被发明出来，然后就在这个历史的时刻，或者在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明确的男性主导的格局。这个格局既是产业格局，也是生产流程，也是叙事逻辑和价值，甚至是电影的视听语言的构成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就是大家经常说的“男性看，女性被看”，“男性行动，女性成为男性行动的客体”……这是主流电影的一个共通的基本逻辑。 因此，女性要在这个场域当中赢得她们的位置，真的是很艰难，因为游戏的规则是男性的，也是男性制定的。包括叙事的方式和叙事的主题，都是带有明确的性别导向的。所以，我们就特别需要倡导女性加入到这个产业当中来。 这是第一步。然后才是因为她们的介入所发生的改变。应该说近十年来这个变化是相当明显的。我们注意到，比如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比如好莱坞奥斯卡等都开始打破惯例，出现女性赢得大奖的一个趋势。同时，在电影的各个行当当中，女性电影人也开始被显影出来。我觉得这个趋势还是明显的。但是说我们就已经改变了那个格局吗？恐怕还没有。

法广：社会对于女性主题的关注度，对它的认知度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对女性主题的影片的传播有所影响？

戴锦华：对这个问题我大概是两种回答。第一个回答，就是电影是一个公共性艺术，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公共艺术，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经常有人认为好像女性的主题和电影的公共性是矛盾的。 我自己觉得（这种观点）非常滑稽，因为女性是人类的一半。 所以女性的议题怎么可能不是公共性的议题，或者说任何一个公共性的议题怎么可能与女性无关？

第二个回答是，我们又不得不正视一件事，就是一旦我们标明这是女性的议题的时候，社会就潜在地判断，它是一个特殊命题，而不是一个共同命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状态。同时，大概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变化是，大概是从世纪之交到21世纪，我觉得女性的文化消费愿望和女性的文化消费力是文化市场上最引人瞩目的现象。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女性为女性而拍片本身不损害它的公共性和它的市场。呃，所以我觉得大概从这么不同的侧面看，呃，我想那个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使大家意识到。

“我们都是花木兰”

法广：这次影展的开幕影片是黄蜀芹导演的《人·鬼·情》。这是1987年拍摄的一部影片。您在这开幕式上对这部影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您说您当年看的时候就已经很受感动，四十年之后再看这部影片，仍然很感动。可否解释一下，您为什么会对于这部影片有这么特别的评价？

戴锦华：对我来说，这部影片是不光中国电影，也是世界电影中为数不多的一部作品，它特别深的触动了那些我们说“不为外人知，亦不足为外人道”的那些生命经验。比如说这个故事当中的秋芸。在秋芸的教养当中，她原本是接受男性社会给予她的价值观的，她会希望有男性的保护者，男性的拯救者。而且我觉得我们东方女性好像更多地不是梦想白马王子，更多的是梦想一个像父兄一样去呵护你，去保护你，去帮助你的这样一个男性形象。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故事中的秋芸在她生命开始的时候就遭到了所有的挫伤，所有的挫败，以至于她要去扮演一个理想的男性。在电影当中，她扮演了一位父兄一般的男性，一位有爱有给予有保护的男性。那她就不能同时作为一个被保护的女性而享有这种保护。然后就引出了我在开幕式上讲到过的让我感兴趣的第二个主题，就是扮演，形而下的就是我们戏曲舞台上的性别反串。很有意思，在这个故事当中，女人只能去扮演她生命中的那个美好的强悍的男性。

第三个层面，这种扮演，从更广义的角度看，我们会发现今天的社会各个领域还是男性的形式，男性的价值在主导。我们其实很难完全地不去顺应。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说，我想到法国的理论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法广注：Julia Kristeva保加利亚裔法国精神分析专家和文艺理论家。1974年访问中国后著有“中国妇女”一书 ) 最早在她访问中国和讨论中国的时候提出的：我们其实都是花木兰，都是男装从军，然后按照男性的逻辑去建功立业——”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然后才能够“开我东阁门，坐我东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装”，回归女性。那是花木兰的生涯，但是好像又是分裂的，就是花将军和木兰。我觉得，这是这部电影当中那个也让我很痛也很感动的东西。现在的年轻人会对这部电影有很多的不满足。比如他们会说，在这个电影当中好像还是男女两性的这种想象，还是这样的一种女性的梦想，一种异性恋婚姻制度的梦想……我同意这种批评。但是，我认为，事实上，社会中的多数人，在社会真的获得一个巨大的解放和改变之前，我们仍然处在这样的一个遭遇当中。所以我觉得，黄蜀芹这部影片所讲的裴艳玲的故事，对绝大多数的女性仍然是有意义的。（法广注：影片《人·鬼·情》以中国著名河北梆子演员裴艳玲的个人生活经历为蓝本，并由其亲自出演。）

法广：我的感觉《人·鬼·情》这部影片强调更多的是女性面对的社会环境的一种成长。（2019年滕丛丛导演的）《送我上青云》和（2024年邵艺辉导演的）《好东西》这两部影片，好像它更侧重强调女性的自我意识，女性对自己身体，对性的这种把控……

戴锦华：大家都知道，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出台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然后，有过一段所谓“男女都一样”的时代。对这个时代的批评是有意义的，但是同时，毫无疑问，那个时代其实整体地改变了中国女性的社会状态，其实也很深地很内在地改变了她们的意识状态。我觉得，到了《送我上青云》或者《好东西》这个代际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一方面，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之下，其实出现一个很有趣的情形，如果表达为问题的话，就是：37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代际的男孩和女孩的性别教育其实很混乱：既望子成龙，又希望儿子是妈妈的贴心宝贝；然后既要望女成龙，又要教女儿如何做女人。但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我觉得，不止一个代际的中国女性是在一个必须和男性平等，或者在不平等的情况下还要竞争并且胜出的这样的教育下长大的。所以，我觉得她们的主体感，她们的自我意识，又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被强化。所以，我觉得这两部电影的有趣之处，是在讲述今天的女性的日常生活。而日常生活当中必然包含了关于身体，比如说性爱等因素在其中。她们如何主导它？ 她们如何面对，如何去处理两性的关系？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理性思考性的，而是一个更在日常经验在自我主导的这样的意义上，在展现这样的一个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状况。

尊重差异：千差万别的男人，千差万别的女人

法广：您刚才提到文革中的一句话，“世界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这个口号在一个时代有意识地模糊了男女两性的性别身份不同。当今社会在性别议题上的争论，是不是也在试图淡化这种不同呢？还是说它更是在打破一种社会强加于女性的一种特质，一种特别的身份？在您看来，当代女性是不是应该有她特定的特点？

戴锦华：首先，回答一定是否定。我觉得没有什么应该。而且，我一向认为，千差万别的人，千差万别的男人，千差万别的女人。对我来说，一个平等的和一个解放的理念就在于尊重差异。就是说我们让阴柔的男性可以自如地生存，我们让阳刚的强悍的女性得到尊重。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所以，我不觉得我们要倡导什么，不是要倡导什么，而是今天实际上就是在不论是在话语场域当中，还是在社会生活社会实践场域当中，其实我觉得声音也非常的多元，是一个多声齐鸣，众声喧哗的一个状态。同样，我说我是feminist。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可能每个人实际上想表达的东西也有所不同。 比如说，是争取做女人的权利，还是要求平等的权利，还是倡导性别战争的，我觉得大家都非常不同。我很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对自我的真实的渴望，拥有实践它的权利，也有某一种安享。因为我觉得特别大的问题在于，女性可能经历更多的内耗和自我怀疑。说起来好像很土，就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认识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是谁，你到底要什么，而不是别人告诉你，你应该得到的。我觉得这个既对成功学有效，也对性别规范有效。

法广：在当今社会，其实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无论性别，都是需要首先要学会做自己……：

戴锦华：整体观察，在世界范围之内，有一个挺可怕也挺奇怪的流行病叫忧郁症。 遭到忧郁症袭击的可不止是女性。所以我觉得就是，呃，实际上是跟我自己的。当然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哈。然后做一个比较简单粗暴的判断呢，我觉得跟今天的世界的价值太单一有关，就是衡量世界的标准其实只有成功失败。 那又何为成功呢？就更简单，就是几乎是可以折合成你所能赚到的金钱数。我们不去讨论金钱是不是万能这样的问题，我只是说，这样意义的成功是不是能够满足所有的人？我们有没有机会停下来想一想：什么东西给我快乐？我一直喜欢说一句话，就是怎么去称量一个发自内心的微笑？它值多少钱？或者说多少钱能够买到你一个发自内心的微笑？可能有的人真的是为了追求这种社会性的成功，不惜一切代价。 但是可能对另外一些人来说，那种安宁或者满足或者成就感会来自于另一些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说，这真的不是一个单纯地在性别议题的维度上可能回答的一件事。只不过就是当我们每个个体都陷于困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亲密关系，包含两性关系在内的亲密关系，包含同性之爱的关系在内，都好像变得更艰难，以至于使我们难于在这样的一个彼此携手，彼此牵手的当中来获得温暖，获得爱，获得救赎的难度也大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同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够真的找到自己的价值，找到自己的渴望，找到自己之所愿。

“保卫电影就是保卫社会”

戴锦华：大概三四十年了一直有一个话题：Film is dying。关于这句话可以翻译成很多东西，比如，这个工业本身在衰落，或者说它自身的公共性在丧失，比如说观众被新媒体分流……但是，我觉得，到今天为止我仍然认为，电影是今天世界上最重要仍然是最重要的公共艺术。而且，它是影院的艺术：影院使我们相遇，影院使我们聚在一起。我说得有点夸张的一句话叫做：保卫电影就是保卫社会。所以，还是希望大家爱电影，然后因电影而相遇，因电影而发现。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发起的贸易战进入新的阶段。随着美欧达成的贸易框架协议，以及美中决定继续延长今年5月在日内瓦达成的为期90天的关税休战协议，美国似乎明显取得了阶段性的优势，尤其在政治上。特朗普发起贸易战，既有其老谋深算的政治动机，也有着明确的战略目标。这场远未结束的贸易战大大地改变了全球的经济逻辑，使各国意识到应将国家安全、产业安全置于比效率更优先的地位。从目前来看，美国在这场贸易战中占据了优势，却削弱了盟友间的合作，并导致各国间长期信任基础受损。这场贸易战今后将如何冲击全球的经济？其他各国将如何应对？美国会否成为长期的赢家？对此，旅居法国的中国学者、历史学博士刘学伟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见解。

法广：首先请您谈谈，从现阶段看，您认为特朗普是否实现了他发起贸易战的初衷？

刘学伟：实在无法否认，特朗普的贸易战已经大有斩获。一直到7月以前，除了英国，特朗普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然后从7月2号的越南到下旬的印尼、菲律宾等。这些国家都小，大家还没有当一回事。7月25号，特朗普攻下日本，而且条件相当地苛刻。大家才开始意识到，城池要破了。最后是7月27号，欧盟也签下了比日本还狼狈的城下之盟，世人才真正意识到城池已破。剩下的据点都不可能挡住早晚陷落了。比如30号又有韩国签了。

8月1号，美国单方面宣布了对一系列还未完成谈判的国家的更高关税。不听话的加拿大、巴西和印度分别领受35%和50%和25%。台湾、瑞士和南非则分别是20%、39%和30%。这六个国家和地区的高关税，明显都有贸易逆差以外的其它考量。

现在的阶段性成功说明，倚仗美国的实力优势，特朗普用进退莫测，反复制造不确定性，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凭空造筹码，然后交换真金白银的狡黠商人手法，居然得逞不少。现在除了英国的10%，世界各国至少都领得15%的美国关税，但经常要交换己方的零关税。这些国家似乎已经心安理得，觉得比之前威胁要收或真的已经在收的30-50%甚至更高的关税，还是“赢”回了不少让步。

美国还是有霸权呀！除了中国，就没有一个国家真的硬抗过。中国硬抗时，换来其它所有国家缓征，但也没有几个国家和中国表示同仇敌忾。统一战线没有形成。而特朗普四面出击居然至少三面都能成功。看来，一些人还是小瞧了特朗普把握局面的能力。现在已无法说，他是“四面楚歌”了。简单地说，除了中国，他的关税战，已经基本打服天下，虽然谁也不会心甘情愿。

法广：美欧达成的贸易框架协议，引发欧洲各国不同反响，多国在感受到挤压的同时，却也为避免了一场巨大的贸易冲突而庆幸。更有观点认为，这一协议更多是从政治层面削弱了欧洲。您对此作何评判？

刘学伟：：美国与欧盟在7月27日达成的“关税框架协议”。根据协议，欧盟对美出口商品将统一适用15%的较低关税税率，避免了原定最高达30%的惩罚性关税。而作为交换，美国商品进欧洲的原则关税居然是0%！欧盟还承诺在未来三年内向美国采购约7500亿美元能源产品，并在美直接投资6000亿美元。查资料，在2018年前，美国对欧盟商品的平均关税约为2.4%，而欧盟对美国商品约为5.1%。

据查，欧盟每年进口能源约3759亿美元。2024年，上述协议的数额，占比足有2/3，是现在欧洲从美国的能源进口额的3.5倍。而且这个数额，也远超2024年美国能源出口总额1658亿。这明显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欧洲人可能想，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那个30%降到15%再说。因为新税率8月1号就要生效。而那7500亿，说的是三年，且可以慢慢拖，完不成，再讨价还价。

上一届的特朗普与中国就签过类似的不可能完成的采购条款。现在特朗普与欧盟、日本、韩国又签下一系列这种有类似的不可能完成条款，让旁观者真的是莫名惊诧，西方的政客的智商真的就至于如此低下了吗？

冯德莱恩明显被美方的气势压倒。在8月1号的最后期限之前弃械投降。之前欧盟已经投票准备好的总额达930亿的反制清单，没有吓住特朗普。反而是特朗普口嗨的30%，吓住了欧洲人。问题是，特朗普除了放弃了凭空捏出的30%的关税筹码，还交换给了欧洲什么利益吗？我好像真是没有看见。

怎么会这样？本人以为原因大体如下：

尽管欧盟整体经济体量与技术实力堪比美国，远超英国和日本，但在近年来的全球博弈中，尤其是面对中美对抗、俄乌战争及特朗普再起的大国角力，欧盟的表现被广泛视为“输得最难看”。

问题的核心在于：欧盟虽强，因为是一个邦联，缺乏有效行动的整合能力。27个成员国在对中、对美、对俄政策上严重分歧。欧盟体制臃肿，机制迟缓。与美国、中国、日本、英国这些中央政府主导的体制相比，欧盟重大决策需成员国协商一致，实在难以快速应对突发挑战。

欧洲最明显的短板是军事，俄乌战争还在进行时。欧洲不能孤军，必须拉住美国。欧洲早已为此处处受制。比如新近已经答应了在未来十年军费开支加倍。

法广：再来看看美中谈判。美中第三轮贸易谈判周二（29日）告一段落，双方代表达成共识，将推动谈判期限展延，从原定的8月12日再延长90天。

刘学伟：中国显然是美国贸易战中最难啃的硬骨头。美国要赢，必须拿下中国。但中国是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还控制着大量关键供应链，尤其是稀土。美国短期内无法轻易解决这些供应链问题。

第三轮谈判中，中国提出的具体让步尚不明朗，双方同意维持现状、不制造更多摩擦。但美国近日又宣布计划取消对小包裹的免税待遇。中国进美国的综合关税仍超50%，是全球最高。中国在某些细节上被特朗普的“交易艺术”困住，比如未能对“芬太尼关税”及时做对等回应。

延长90天既是谈判策略，也给双方时间评估形势。中国需争取战略回旋余地，美国则在等待其他国家相继妥协后进一步孤立中国。

法广：美国是否会成为这场贸易战中的永久赢家？

刘学伟：这个问题必须区分“短期得失”与“长期格局”。

短期看，美国凭借其市场体量、技术优势和美元霸权，确实拥有巨大施压能力。特朗普把“关税”从经济工具转化为政治武器，用来迫使其他国家做出让步。这种“惩罚式谈判”虽然粗暴，却往往奏效。

而且从数据看，美国现在的经济态势当属不差。这成了特朗普向美国人推销他的政策的主要证据。

但长期看，特朗普这种单边主义策略极大破坏了全球信任体系。各国被迫意识到，过去所依赖的“美国依规则主导”的世界市场正在被美国政府主动抛弃。于是，全球都在被迫谋求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更重要的是，贸易战的目的，眼前是消灭逆差，长期是让“产业回归”。前者用损人利己，急功近利的办法，的确可以有效果。但后者就困难太多。美国早已没有廉价而又勤勉的大批劳动力。无数的产业，在美国早已整个消失无踪，尚存的产业，供应链也到处都是缺口。美国想要想重建自己曾经有过或中国今天正有的全产业链，怎么可能？比如造船，现在产能差300倍呀！

“赢家”的定义若只是短期让对方让步，美国当然赢了。但如果衡量的是“构建一个可以让美国哪怕是独自繁荣的，但可持续的全球经济体系”，美国是否真的得分，还实在十分可疑。

法广： 您如何看待今后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

刘学伟：这场贸易战标志着几十年全球化低关税自由贸易时代的结束。

各国开始重新权衡“效率优先”是否合理，安全、韧性、自主成为新关键词。供应链区域化、去依赖化趋势明显。中国加强本土产业链整合，欧盟寻求“战略自主”，印度推自立，拉美强化内需，美国推本土制造。

全球经济正从一个互联的大海，断裂成多个互通有限的陆地板块。政治版图也自然并行地加速阵营化。这样的格局必然带来更多摩擦。大规模国际贸易这块“压舱石”的分量将变得越来越轻，世界和平必将面临新挑战。

美国在不断的“退群”中放弃国际责任，其全球领导力将被削弱。群龙无首，乱世难免。中国历史上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正是权力分裂乱象的典型例子，这并不是我们可以期待的理想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