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世界

七十七年前的十月一日，中国的伟大舵手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七、八年后，他发出:在国力上,中国要"超英赶美"的口号，那么中国伟人的这一愿望如今是否实现了呢？虽然比预期的晚了三十多年，在经济上"超英"终归是实现了。至于"赶美"还尚未完成，中国目前还屈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很多人认为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不过也有专家认为，《中国永远不会超越美国》.持这一观点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加拿大九零后华裔学者王旦，也是《高速发展的中国》（La Chine à toute vitesse，Arpa出版社出版）一书的作者。在习近平访美之前，他接受了本台（RFI）的专访。在他看来，理解北京与华盛顿之间对峙局面的关键，在于对比中国的“工程师治国模式”（engineer-state）与美国的“法治国家模式”（legalist state）。那么这两大超级大国该如何避免冲突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就为您介绍这次采访。

法广：王旦，你是华裔加拿大公民。 7岁时，随父母离开中国云南，移民加拿大。后来，在2017年至2023年间，你又回到中国生活和工作，担任分析师，实地观察中国的科技发展。之后再次离开了中国。为什么？

王旦：我向往多元主义，对我来说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价值。在中国生后六年后，身处这个庞大文明中之中，那里国家对不同声音的容忍度非常低，甚至可以说，几乎只允许一种声音的存在，且只有一个人享有畅所欲言的自由。

在中国，目睹了“新冠清零”政策的最终崩溃、众多企业家的处境恶化，以及社会中大量创造力被扼杀之后，我意识到，我真正想要回归的，恰恰是那种无序和混乱，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所具有的自由。

法广：王旦，你代表了这样一批在中国和美国两种文化之间成长起来的研究人员。在你的著作《高速发展的中国》一书中，你把中国和美国分别划分为“中国的‘工程师治国模式’”和“美国的‘法治国家模式’”。您能简单解释一下吗？

王旦：我之所以把中国称为“工程师治国模式”，是因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多次出现最高层领导人几乎全部拥有工程师背景的情况。工程师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倾向于通过“建设”来解决问题。因此，他们修建水电大坝、住房、高速公路、道路和桥梁，以及核能、太阳能和风能等基础设施。他们甚至将人口本身也看作是一种可以被建设和管理的材料。

中国的问题在于，从根本上也在实施社会工程。以“独生子女政策”和“新冠清零政策”为例。这些名称本身就已经非常明确地说明了这些政策的含义：具体的数字更是直接写进了政策的名称里。

我把这种“工程师治国”模式与“法治国家”模式进行对比，是因为在美国，历届总统几乎都出身于法学院。律师的问题在于，他们更擅长保护财富，而非进行实际建设。这或许能解释美国的现状：美国可以诞生市值数万亿美元的企业，但同时，纽约却面临住房短缺、地铁系统老化等问题；而肯尼迪国际机场（JFK）那糟糕的基础设施状况，更是让所有过往旅客感到震惊。我真正希望看到的是，中国人能更多地吸收一些律师思维，而美国人则能更多地运用工程师的思维方式。

法广：您是否认为，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正在逐渐远离“法治国家”的模式，转而变成一个更加类似与“企业型国家”吗？在这种模式下，政策的制定更多的是建立在交易逻辑之上，而非建立在法治乃至国家制度本身之上？

王旦：特朗普不是律师；从性格和行事方式来看，他更像一个中国商人。不过，在他身上确实可以看到美国这个高度诉讼化社会的一些特点。他动不动就威胁要起诉几乎所有人。如果不了解特朗普职业生涯中进行的大量诉讼，就很难理解他的的发展轨迹。他曾起诉《纽约时报》和英国广播公司（BBC）。如果运气好的话，他或许也会起诉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公开指责他人，让他们接受“舆论法庭”的审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特朗普依然是那个热衷诉讼文化社会的典型产物，而不是一个彻底偏离这一体系的人。

法广：你在书中写道，中国永远不会超越美国。为什么？

王旦：几年前，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从国内生产总值（GDP）来看，中国最终会超过美国。但今天，如果去询问那些负责进行这类预测的经济学家，就会发现，对中国经济最终在整体规模上超过美国经济的这一可能性，已经表现出更加明显的怀疑态度。

如果考察中国目前的威权体系，我并不确定这一体系能延续整个21世纪。中国共产党正在老化，它往往无法有效地应对新的挑战；它对待许多社会群体的方式过于强硬，而且也没有让整个社会普遍感到幸福或满意。

我特别想到的是中国的人口状况，还有上海这座城市，我非常喜欢上海，那里环境宜人，甚至可以说，巴黎该被称为“西方的上海”。然而，尽管上海生活质量很高、空气质量不错，而且公园众多，可当地居民却不愿意生孩子。根据官方数据，上海的生育率仅为百分之0.6。整个中国的生育率则为百分之1，同样是官方数据。法国的这一数字约为百分之1.6。平均每个家庭生育1.6个孩子，与平均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因此，如果从长期角度观察中国未来的发展，无论是在经济、人口还是政治层面，我认为，这些宏观因素的重要性超过了中国目前取得的具体技术成就。

中国在电动汽车、各种工业产品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的进展都是真实存在的。但在我看来，最大的挑战是：长期来看，中国未必能超越西方，但最终却有可能让德国彻底去工业化，并摧毁德国和法国的汽车产业。这对西方来说，仍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法广：9月24日，习近平将赴白宫与特朗普会面。双方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主导权竞争。事实上，特朗普最近还声称，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于中国。你对此有何看法？

王旦：不可否认，美国在尖端人工智能模型方面领先于中国。主要指的是由OpenAI、Anthropic和Google DeepMind开发的那些最先进的模型，它们很可能领先中国的同类产品六到九个月。不过，中国拥有许多其他优势。尽管中国目前没有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但它很可能在把人工智能推广到整个经济体系方面表现出更高的效率。因为中国更加重视“具身智能”，也更认真地考虑如何把人工智能整合进机器设备和机器人技术中。

中国领导人将这项技术视为一种可以直接加以利用的工具。因此，现在断言谁最终胜出还为时过早。尽管美国目前处于领先地位，但我并不确定这种领先优势能否长期保持。

法广：让我们回到2010年代。当时中国似乎处于主导人工智能领域的有利地位。然而，正如你在书中所写的那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阻止了这一发展轨迹。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王旦：我认为，这种错误正是“工程师治国”思维模式的典型特征。2021年，我当时还在中国。我感觉自己目睹了中国自信甚至自负情绪达到顶峰的时刻。

当时，习近平看到了新冠疫情在海外造成的混乱，以及2021年1月6日美国总统权力从特朗普向拜登过渡时引发的混乱 。正是这个节点，他决定在整个经济领域推行激进改革，坚持“新冠清零”政策，并遏制包括马云在内的一批中国大型企业家的发展势头。与此同时，他还试图通过阻止大型房地产开发商继续按照过去的融资模式推进项目，让当时陷入债务危机的房地产行业陷入停滞。

在我看来，正是这三大错误构成了中国当前许多问题的根源。“新冠清零”政策削弱了公众对政治体系的信心，尤其是在上海居民当中；企业家的士气跌至谷底，因为习近平粉碎了他们的信心；而房地产行业的崩盘则让中国民众觉得自己变得比过去更穷了。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由“工程师治国”逻辑塑造的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体制。这个体制负责制定重大决策，但也有可能犯下灾难性的错误决策。这正是威权制度的一种固有特征。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期待自由民主国家拥有的自我纠错机制，从而避免犯下如此严重、如此大规模的错误。

法广：那究竟什么因素最终将决定中美博弈的结局？两国是否注定要走向战争？

王旦：第一次世界大战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夺走了数千万人的生命。我相信，人们绝不愿意看到第三次世界大战会造成怎样的破坏。在我看来，人们应该期盼的是一种类似于“冷战”的局面。诚然，很少有人会怀念“冷战”时期。但它确实有一个优点：它是“冷”的。当然，对于那些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外围地区的人来说，如阿富汗、越南或者是朝鲜，冲突实际上演变成了“热战”。

但是我们应当期盼的是，这两个充满活力和进取精神的超级大国，无需诉诸武力来解决彼此之间的竞争。我希望，它们能转而展开竞争，并向全世界证明，谁能提供更好的发展愿景。我希望它们能相互竞争，为自己的公民提供最理想的的生活模式。

 

有一个声音，对华人来说耳熟能详，就是不熟悉他的口音，也能从内容中知道声音的主人是毛泽东。五十年前的9月9日，被称颂是“伟大舵手”的他因病逝世。半个世纪过去，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的中国，由他发起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尚未完全结束，中国社会满目疮痍，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人工智能、高铁、航天等领域拥有全球影响力。但在今天的中国，毛泽东依然无处不在。安门城楼上的画像还在那里，人民币上还有他的头像，毛主席纪念堂每天仍然有人排队瞻仰。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影响已经不只是这些看得见的符号。他仍然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中，也存在于中国社会对国家、革命、平等和领袖的理解里。所以，50年后的今天，真正值得追问的问题不是毛泽东是谁，而是：一个已经去世50年的政治人物，为什么到今天还在影响中国？

毛泽东留下的，不只是一个新中国

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回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领导建立的不只是一个新的政府，更是照搬苏联的一套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体系。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中国共产党成为政治生活的核心，党组织进入城市、农村、工厂和学校。当时的中国社会，高度组织化，一个人的工作、住房、教育，甚至社会身份，都与国家和集体有着密切关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改革开放以后，这套经济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公社消失，市场经济发展，私人企业出现，外资进入，中国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但有一点没有改变：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核心地位没有改变。所以，毛泽东最重要的遗产，也许不是某一项具体政策，而是他参与建立的这套政治结构。而这套结构，一直延续至今。

毛泽东留下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

其次，毛泽东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也是后来一些重大政治灾难的重要责任者。1957年的反右运动，大量知识分子受到迫害。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造成严重饥荒，大量人口死亡。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对教育、经济、文化和社会秩序造成巨大冲击。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历史决议，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下严重错误，同时又肯定他的历史地位，认为总体功绩大于错误。这实际上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处理毛泽东问题的基本方式：错误可以承认，但毛泽东不能被彻底否定。因为彻底否定毛泽东，就不只是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它还会带来一个更大的问题：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应该如何解释？如果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从根本上是错误的，那么今天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基础又应该如何解释？所以，毛泽东的问题从来不只是历史问题。它同时也是政治问题。

邓小平的办法：经济上告别毛泽东，政治上保留毛泽东

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真正开始发生巨大变化。可以概括为：经济上告别毛泽东，政治上保留毛泽东。1981年的历史决议，就是这种处理方式的集中体现。于是，中国形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今天中国人的经济生活，已经和毛泽东时代完全不同；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历史的解释，仍然无法绕开毛泽东。

为什么毛泽东不能像斯大林一样被彻底批判？

苏联在赫鲁晓夫时代可以公开批判斯大林，同时继续肯定列宁。但在中国，却很难这么做。有人用一句很形象的话概括：“在中国，毛既是列宁，也是斯大林。”也就是说，毛泽东既代表革命的胜利，也代表革命之后出现的严重错误。所以，中国共产党必须同时坚持两个判断：毛泽东晚年犯过严重错误；但毛泽东仍然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中国可以承认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却很难把对毛泽东的批评进一步变成对整个政治制度的否定。

习近平时代：毛泽东重新被放进今天的历史

进入21世纪，中国早已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但到了习近平时代，对1949年以来历史连续性的强调更加明显。2013年，习近平提出“两个不能否定”，强调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也不能反过来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简单来说，就是不要把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看成两个完全割裂的中国。官方叙事强调，毛时代建立的工业、教育和国家组织基础，为后来改革开放提供了条件；改革开放则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因此，今天的中国并不是被描述成“摆脱毛泽东之后才成功”，而是1949年以来历史连续发展的结果。这样一来，毛泽东就不只是过去的人。他也被放进了今天中国的发展故事里。

毛泽东对今天最大的影响，是政治文化

如果问毛泽东今天还在影响中国什么，最明显的已经不是在经济领域了。因为今天中国的经济生活，与毛泽东时代已经完全不同。真正延续下来的，是一种政治文化。毛泽东时代形成的高度组织化社会，以及对国家、组织、纪律和政治权威的重视，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今天当然不会再出现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的群众政治运动，但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党组织和国家治理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另外，还有一个东西也没有完全消失：那就是对平等的追求。今天中国允许巨大的财富积累，也鼓励市场竞争。但当人们讨论贫富差距、住房压力、就业竞争和阶层流动的时候，毛泽东时代所强调的“平等”仍然会重新进入讨论。所以，毛泽东的影响并不是中国重新回到毛时代。而是：毛时代形成的一些政治传统和社会观念，被保留下来，然后用新的方式重新解释。

毛泽东也活在中国人的记忆里

毛泽东的影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家庭记忆。对于经历过大跃进的人来说，毛泽东可能意味着饥荒和家庭悲剧。对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来说，他可能意味着政治迫害、教育中断和社会混乱。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毛泽东又意味着1949年的国家建立、民族独立和工业化。他们会记住扫盲、基础医疗、工业建设以及国防工业的发展。所以，在中国社会里，一直存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毛泽东：一个是灾难的毛泽东，一个是国家崛起的毛泽东。这两种记忆并没有因为50年过去就消失。老一代人更多根据亲身经历评价毛泽东，年轻一代则更多通过教科书、网络和家庭故事认识他。因此，今天中国社会对毛泽东的争论，实际上也是不同历史记忆之间的碰撞。

为什么今天还有年轻人重新关注毛泽东？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些年轻人重新关注毛泽东，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真的想回到计划经济，更不意味着他们认同文化大革命。很多时候，他们关注的是毛泽东所代表的一种“平等”。今天年轻人面对住房压力、就业竞争、贫富差距和阶层流动等问题，有些人会重新思考：是不是一个社会太强调个人竞争了？是不是应该更加关注普通人的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就变成了一个社会符号。他代表的可能不是1950年代或者1960年代真实存在的中国，而是一种对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的反抗。当然，这种怀念也可能带有明显的选择性。人们容易记住那个时代强调平等的一面，却忽略当时的贫困、政治运动和个人权利受到限制等问题。所以，今天的毛泽东已经不完全等于历史上的毛泽东。他也成为不同群体根据现实需要重新解释出来的一个符号。

为什么毛泽东到今天仍然敏感？

因为谈毛泽东，很容易从历史问题谈到现实问题。可以问：大跃进为什么会造成灾难？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属于历史问题。但如果继续问：为什么一个领导人的决定能够影响整个国家？为什么当时缺少足够的制度制约？如果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应该靠什么来阻止？问题就变了。它已经不只是评价毛泽东这个人，而是在讨论：权力应该如何被限制？一个政治制度应该如何纠正领导人的错误？这就是毛泽东问题最敏感的地方。因为评价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评价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历史。

50年后，毛泽东真正留下了什么？

 

如果把毛泽东死后这50年的历史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悖论。今天中国的经济政策，已经与毛泽东时代相去甚远。中国发展私人企业，吸引外资，参与全球贸易，也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和高科技。但在政治层面，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自己的核心政治地位。所以，中国今天对毛泽东的处理方式，可以概括成：改变他的经济道路，但不否定他的历史地位；承认他的错误，但不否定他的总体功绩；告别他的经济模式，但保持历史上的政治连续性。

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50年后仍然没有真正离开中国。他不只是存在于天安门城楼上的画像、人民币和纪念堂里。他还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历史的解释里，更存在于中国社会对国家、平等、革命、权力和历史的理解里。

 

50年前，毛泽东去世，中国进入一个新的时代。5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与毛泽东时代完全不同的国家。然而，这位“伟大舵手”的身影依然没有消失。因为对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毛泽东既是历史，也是政治；既是遗产，也是负担。他不能被完全继承，也不能被彻底抛弃。而中国共产党真正担心的，也许并不只是人们如何评价毛泽东。更深层的问题是：如果人们重新追问毛泽东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么，他们是否也会进一步追问——今天的中国，为什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这或许正是毛泽东逝世50年之后，他的身影依然笼罩中国的最深层原因。

大家好，本期中华世界我们特地邀请，法国巴黎第一大学艺术史博士、台湾东华大学族群关系与文化学系副教授李招莹，作为节目嘉宾，请专研十八世纪中法艺术文化交流的她与法广听友们分享对十八世纪中法陶瓷交流缘起的最新研究成果。

法广：能否谈谈这次妳在威尼斯汉学会议发表论文的主题？

李招莹：这次2026欧洲和学第26届双年研讨会7月21-25日在威尼斯Ca Foscari┬大学举办，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及台湾国家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皆有赞助，来自15个国家的学者约1000多人发表，领域多元包括：人类学社会学、艺术与博物馆、历史、语言学、媒体与展演、宗教与思想史等。我的论文发表是在艺术与博物馆场次，这次在会议发表论文主题为「十八世纪法国赠送中国外交礼物赛弗尔瓷器研究」，也担任「欧洲转译清代瓷器的技术与知识」场次三篇论文的评论。这次EACS研讨会欧亚陶瓷交流的场次至少四场，和往年相比，此议题在汉学界显示其重要性。

这个议题延伸去年七月我的法文出版的学术专书《亨利贝尔丹与十八世纪的中法陶瓷交流》。最后一篇题为《十八世纪法国宫廷赠予乾隆皇帝的瓷器外交礼物——以亨利·贝尔丹大臣与北京宫廷耶稣会传教士的通信为例》的文章，法国向中国赠送了塞弗尔瓷器。这种政治和艺术交流最终促成了乾隆皇帝倡议建立一个新的瓷器实验室，致力于在中国发展欧洲风格的瓷器。其中一个面向尤其值得关注：贝尔丹四次向皇帝赠送塞夫尔瓷器，其内容和背后的意图，迄今为止鲜有研究。本次研讨会将着重探讨塞弗尔瓷器外交礼物的主题和价格，以及这些馈赠背后的用意。我们也将透过信件追溯这些瓷器的流转历程​​。这些塞弗尔瓷器何时呈献给皇帝？皇帝对这些瓷器的接受情况如何？其中有些现藏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馆，有些则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这些问题目前很少相关研究。这个题目也是我今年进行的国科会计划。

本文试着将礼物放在17、18世纪的全球化架构，作为欧洲跟亚洲的外交关系，找出其运送者及中介者，欧洲赠送者的企图，通过的中介组织与物质的管道，其中的权力结构，以及送到亚洲的路径，所产生的另外一个文化环境社会结构的物质转变及影响，试着去理解文本的叙事者的观点。

拟就法兰西学院中的书信资料谈及18世纪中法陶瓷交流议题及清宫活计文件的纪录，并就凡尔赛到紫禁城的图录和台北故宫文献调查寄送赛弗尔瓷器图像、器型、展示及使用的纪录，此批瓷器为法国内政大臣贝尔丹所赠送的外交礼物。因中西饮食文化不同，避开赠送塞弗尔餐桌瓷器，精选赠送清宫无法制作的花瓶、香料瓶、化妆盒及白瓷雕塑，最后一次赠送茶具包括茶盘、茶杯、糖罐，呼应乾隆皇帝喝茶的品味。比对法文档案及中文档案呈现传教士观点及清宫内部观点，呈现清宫此批赛弗尔陶瓷的不同视点评价及交叉诠释。

贝尔丹在中法文化交流关系中，扮演一个决定性的角色，担任法国东印度公司及塞弗尔陶瓷厂负责人。他希望法国以中国作为模范学习，精进法国的工厂、农业、养殖业、商业，因其掌管东印度公司，因此也开始与北京传教士书信往返，并收集法国所需的信息：一方面是农业，陶瓷及丝的制造方法，另一方面则希望响应法兰西学院正热烈讨论中国的上古历史议题。

贝尔丹（1720~1792）负责塞弗尔陶瓷厂，与中国的外交事宜，1764年12月担任内政部长，从这一年开始在皇家陶瓷厂订购许多陶瓷寄送到中国。当时贝尔丹支持在中国的耶稣会教士。有19件陶瓷在1764年12月寄到中国：包括7件花瓶、10件雕刻、2件化妆盒。价值共为4560里佛拉。

从洛尔桑特港口出发，这些陶瓷由法属东印度公司出海运送。这些装有陶瓷的箱子抵达广东后，位在广东的法国行会接收这些包裹，之后法方负责人雇用挑夫把包裹带到北京。

根据董建中〈传教士进贡与乾隆皇帝的西洋品味〉提到传教士进贡礼物有三类时机：一是透过清朝官员赠送， 二是介绍新的传教士进宫需准备及进贡礼物，三重要庆典：元旦、中秋、万寿或皇太后生日，这三类重要的庆典是送给乾隆皇帝礼物的好时机。根据董建中〈传教士进贡与乾隆皇帝的西洋品味〉提到利玛窦的传统传教策略，进贡是主要的策略之一。

法国第一次寄送塞弗尔陶瓷的时间，符合董建中在文章中提到的｢在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初四日(1768年7月17日)新到来西洋人赵进修（Francois Bourgeois亦名晁俊秀）、金济时（Louis Collas）的进贡礼物单可以找到，来自西洋人赵进修、金济时的土物单，进单外黄环套（清廷人书写)）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初四日新到来西洋人进单，系造办处接递承揽记此：

1、西洋五彩花大布 贰疋

2、西洋红花紫花小布 贰疋

3、西洋磁花罐 壹对

4、西洋磁香炉 壹个

5、西洋白磁胎人兽 参件

由上述档可对应时间符合第一次寄送赛弗尔陶瓷的时间，另外引荐两位的传教士都是新来的法国传教士晁俊秀、金济时，陶瓷内容的部分第一批寄送的陶瓷似乎分成两次赠送，内容的部分可以对应，例如：3、西洋磁花罐 壹对是指荷兰花瓶(图7)4、西洋磁香炉 壹个是指香料瓶，5、西洋白磁胎人兽 参件是指乌德利〈狩猎山猪〉及〈狩猎野狼〉等。陶瓷三项全收代表乾隆很喜爱。

这份法国的礼物清单响应全球化与在地化的关系，法国王室送到中国帝国的礼物，特别是贝尔丹送给皇帝外交的礼物包括两类西洋奇器科学仪器(望远镜、显微镜、温度器、发电器)以及艺术器物(镜子、手表、瓷器、版画、剪刀、刀子)等，瓷器全部都留下，可见乾隆皇帝的喜爱。1772、1779、1786又寄了三次。

这次新的数据文件记载主要是有十件人物题材的白瓷，分为两组。其中一组称为「好奇」，他又被称为奇幻灯，另外一组为「彩券」。每一个的价值为 96里佛拉，第一个是由佛克内所创作的，他在 1757 年开始在赛佛尔任职，这个主题是来自布雪画家（1736 年），画的名称叫做〈乡村市集〉。

牛的群组过去对贵族而言，与牛奶相关的纯白色非常适合当时流行的自然，玛莉皇后18世纪非常喜爱。因此他可以享受大自然，并且享有新鲜的牛奶，如同特雅农宫的草屋，路易十六在1785-1787所建造的，在离巴黎50公里的Rambouillet城堡，一个制造鲜奶的场所。皇后与他的陪伴仕女喝羊奶，并品尝新鲜的奶酪。

还有三个动物群组主要是根据乌德安的动物，第一件作品是 1750 年由夏布伊所做的狩猎山猪，其中一个样本保存在 Detroit ，第二个是狩猎野狼，也在同个时期创作，保存在赛佛尔博物馆。另外还有爱神与波西雪希腊神话雕像经由这个方式进入中国的清宫。

根据清宫法国传教士钱德明的报导，中国人对圣经及希腊罗马主题不感兴趣，比较喜欢时钟，基座，盒子。

贝尔丹期待可以展示赛佛尔陶瓷厂能够展示中国所没有的造型与颜色底色，例如 : 粉红跟绿色的底色。另外他也送给中国皇帝装饰的花瓶，有花的造型的花瓶，以及芳香瓶，贝尔丹选样的原则，主要介绍赛佛尔瓷器不同的造型。这个雕塑也代表了多元的艺术品：中国未有，主题多样，有风俗画、动物、神话。

1779年是第三次寄送陶瓷，内容包括特别的圣人雕像，这些雕像与法国国王与皇子的名字有所关连。清宫并不认识如真人般的大型雕像，因缺乏基督宗教的文化背景，不认识圣人的主题，这些圣人的主题都源自圣经与希腊罗马神话。

1779年9月4号，贝尔丹买了新的陶瓷寄送到中国。他主要是五个白瓷的人物克莱尔圣女、安东尼圣人、蒂雷斯圣人、克罗地圣人跟路易圣人，全部加起来是432里佛拉。目前没有足够的档案理解这些陶瓷是否是献给皇帝呢?或者是送给法国在北京的耶稣会士的礼物。

此次寄送的五个雕像：圣安东尼的雕像、圣克莱尔的雕像、圣蒂雷斯的雕像、圣克洛帝尔德雕像、圣路易雕像，在赛佛尔陶瓷厂非常不寻常，是贝尔丹所订购，都与法国皇室有关，在法国皇家并没有受到很大的欢迎，在中国也未受到欢迎。

1786年贝尔丹第四次寄送茶杯、茶盘、茶罐及茶壶。这些是在欧洲18世纪及中国非常流行的茶组。

台北故宫典藏五件18世纪的塞弗尔瓷器，这些瓷器保存在养心殿。糖罐是放置在一个楠木匣。 但在中国档案没有任何的描述，这些对象保存得很好，档案编号连续，并且没有分散。其余的茶杯、茶盘典藏在北京故宫。

法广：为什么会有当时中法陶瓷交流？产生的原因？

李招莹：天主教的学生杨德望（1733-1798）、高类思（1732-1790），分别于二十与二十一岁被送到法国研读神学，这两位神学生是由耶稣会所训练，在法国住了十五年，但他们很想念家乡，期望能回到中国，他们向贝尔丹恳求一张免费东印度公司的船票。然而贝尔丹要求他们在法国多停留一年，参观法国皇室的工艺厂（印刷、丝绸及染料、哥布兰壁毯、塞弗尔陶瓷厂），希望他们回中国后成为固定的通讯员，提供法国重要的信息，特别是制造陶瓷相关的信息，在杨德望、高类思参访陶瓷的报告中写下了法国艺术与中国艺术美学的比较，很遗憾中国的陶瓷未达到法国陶瓷的品味。中国陶瓷的优点在于很细致的质地及亮丽的颜色，但中国工匠尚未掌握画上人物、装饰及塑造多元造型的技术。关于坚固性，杨德望、高类思遗憾中国的陶瓷较不坚固，希望中国的陶瓷可以较为厚实，便于包装运送出口至欧洲。

贝尔丹将塞弗尔陶瓷作为外交礼物，想藉由高类思与杨德望转送献给皇帝。事实上这个举动可以增进法国与中国的商业关系。

「这位非常良善的基督阁下，对我们充满恩慈，他给我们一套很漂亮的皇家工业院的壁毯(Beauvias)、还有一套十二面镜子、皇室塞弗尔的瓷器、可移动的印刷机、一部发电机、一部望远镜、显微镜、黄金表……关于这些礼物，是法国国王经由内政部长，附有一些指示所转送给我们的。」

贝尔丹藉由中国传教士，请他们将礼物送给皇帝，这批礼物包括科学仪器，例如:可携带的发电机、望远镜、显微镜、天文望远镜，及艺术工艺类礼物例如手表、镜子以及四幅壁毯、一批塞弗尔瓷器，在他的书信中说明得很清楚，重要的器具是作为送给皇帝的外交礼物，希望中国皇帝可以经由这批礼物理解法国的高级工艺品，并产生兴趣，贝尔丹希望打开中法商业交流的市场，另一方面也希望可以在其他欧洲国际关系，法国可以在中国得到特殊外交礼遇。

法广：这项交流对法国赛弗尔陶瓷工艺在风格与技法有何影响？对清宫有何影响？

李招莹：第一点，乾隆皇帝开始研发模仿西洋磁器，例如实验研发西洋人物画的陶瓷，并使用金色。

乾隆皇帝对于西洋器物有广泛的兴趣，蒋友仁(Benoit)有记述乾隆皇帝休闲时常去的几个宫中不但有挂毯，而且还有镜子、绘画、座钟、吊灯及欧洲拥有的珍贵的饰物。西洋陶瓷特别赐座，有些赐匣保护。这些数据是通过宫中所记载贡品的视角，结合造办处的档案对此做一说明。

根据钱德明的描述，清宫对于塞弗尔陶瓷的评价非常高，中国人认为金箔的使用、塞弗尔的绘画及颜色都具原创性。至于白瓷雕塑，中国并不会制造这么大尺寸的雕塑。中国的技巧优点在于瓷土细致及质地透明发亮，至于圣经及希腊神话的主题，中国不清楚也不感兴趣。

另外有些案例，乾隆时期，清宫诸多器物装饰有西洋人物和风景。在「紫禁城与凡尔赛宫：17、18世纪的中法交往」展览展出黑漆方笔筒，所镶嵌的珐琅画片细腻描绘身着法式服饰的四位西洋仕女，珐琅画片来自法国瓷器。

另一画珐琅西洋人物图双耳高足杯，不但造型仿自欧洲的高脚杯，主题纹样也是身着洛可可风格服装的西洋人物，而且所用工艺更是康熙朝由法国传入中国的画珐琅技术。

另外一点也有达到贝尔丹的目标，乾隆皇帝也送瓷器与茶壶到法国加工订制再送回中国，因贝尔丹希望推广法国工艺，得到中国皇帝的订单。

中国瓷器对法国影响则有：初期的塞弗尔瓷器风格是Jean-Claude Duplessis设计船型，并模仿布雪中国人物想象为图画，创造出洛可可风格装饰的中国风，十八世纪法国内政大臣贝尔丹的珍奇室与在北京传教士的书信与物件双向寄送，藉由贝尔丹提供中国画作原件或陶瓷给塞弗尔陶瓷厂，促成法国路易十五及路易十六宫廷陶瓷多元新古典中国风。如同我书中第二篇论文《塞夫尔瓷器厂的中国新古典主义风格研究－论十八世纪中法工艺交流与宫廷外交》探讨了法国新古典主义中国风的起源及其发展过程中贝尔丹所扮演的角色。这种新风格及其丰富的款式和类别，与洛可可风格的中国风截然不同。透过对四种类型的研究，我阐述了法国工匠如何进行模仿，并藉助新技术硬磁发展出类似漆器的风格。贝尔丹的中国珍奇室收藏，在法国宫廷备受推崇的新古典主义品味兴起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其中一个案例讨论塞弗尔乾隆肖像画瓷与白瓷雕塑，经由清宫潘廷璋意大利画师素描稿寄送给贝尔丹，贝尔丹提供给塞弗尔陶瓷厂制作，深受法国皇室喜爱，塞弗尔乾隆肖像画瓷与白瓷雕塑也寄至中国。塞弗尔乾隆肖像画瓷与白瓷雕塑在2024年北京故宫《紫禁城与凡尔赛宫–十七、十八世纪中法文化交流》展览皆有展出。另一个案例则是讨论十八世纪法国重农政策背景下，北京传教士寄给贝尔丹《御制耕织图》画册，贝尔丹提供给塞弗尔陶瓷厂，藉由法国新技术硬瓷的发明，制作一套出模仿《御制耕织图》中国风格的法国茶具， 模仿了中国绘画中耕作的场景，并向我们展示了塞弗尔瓷器厂的艺术家路易·弗朗索瓦·莱科（Louis François Lécot ）如何运用硬质瓷土技术和受中国版画启发而来的鎏金边饰，人物轮廓有金边，色彩皆平涂，将中国叙事转化为欧洲风格。目前典藏于苏俄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

大家好，我是夏榕，台大新研所的洪贞玲和林丽云两位教授，之前与法广听友们分享了许多关于AI如何改变了媒体产业，记者会不会被取代？以及报道的真实性等等她们的看法，在本期节目中，我们请两位教授继续来谈谈由无国界记者组织制定的新闻信任计划，以推广新闻专业标准这个话题。

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洪贞玲与林丽云两位教授今年7月亲赴巴黎参访无国界记者组织（RSF），深入了解「新闻信任计划」（JTI）的运作机制，并反思台湾媒体生态的结构性困境与可能出路。以下为专访内容。

无国界记者组织与 JTI 新闻信任计划

法广： 洪老师、林老师，很高兴两位来到法广录音间参与《中华世界》专题节目。听说两位此次参访了无国界记者组织（RSF）巴黎总部，能否谈谈这次参访的重点？

洪贞玲： 我们这次非常高兴有机会联系到无国界记者组织（RSF）。他们近年来执行了一个重要计划，称为 JTI（Journalism Trust Initiative），中文译为「新闻信任计划」。

这是一个已持续约五年的计划，旨在推动一套新闻专业标准。该标准涵盖多个重要面向，并在网络上设计了高达 150 个问题，作为新闻专业审查的依据。

这套审查标准首先关注媒体组织的基本资料透明度，包括媒体名称、资金来源、所有权结构及负责人身份。其次，检视媒体在新闻内容制作过程中，是否具备自律规范与编辑独立自主的专业流程。此外，也关注媒体如何与受众维持关系，例如是否接受公众反馈与申诉等。

因此，JTI 建立了一套非常详细的准则，目前正推广至全球各地，邀请公共媒体、商业媒体乃至网络媒体皆可申请参与。

媒体申请时，需自行建立账号，依据 JTI 所设定的标准进行自我评估。若符合相应要求，即通过该阶段认证，其名单将刊登于 JTI 网站。媒体亦可通过社群宣传自身获得 JTI 认证。

简言之，JTI 相当于一个「白名单」机制。若读者希望从网络获取的信息来自可信度较高的媒体，JTI 认证可成为重要参考依据。

台湾新闻自由与信任度的悖论

法广： 无国界记者组织每年发布世界新闻自由度排名，台湾在亚洲名列前茅，有时甚至位居第一。然而，台湾新闻环境目前面临哪些挑战？

林丽云： 台湾新闻自由度虽在亚洲名列前茅，但存在一个明显悖论：新闻信任度相当低。

我参与纽约大学路透研究所《数字新闻报告》，该报告调查 48 个市场，我负责台湾部分撰写。在 48 个市场中，台湾通常排名约第 46 位，即倒数第四左右。

法广： 信任度如此低？

林丽云： 是的，仅有 28% 的民众信任新闻，换言之，超过七成民众不信任台湾新闻。

法广： 原因何在？

林丽云： 这是个好问题。今年一项调查数字颇具启示：63% 的台湾民众希望新闻公正、客观、不偏不倚。这意味着，民众普遍认知台湾新闻存在偏向，且政党倾向严重。

问题根源在于政治影响力与商业影响力并存。一方面，政治力量介入媒体；另一方面，资本与老板的力量影响巨大。民众对此已有相当认知。

法广： 因此，媒体背后的金主身份至关重要？

林丽云： 确实如此。民众知道媒体背后有老板、有政商关系，因此信任度偏低。

正因存在此悖论，无论是 JTI 推动的计划，或台湾本地推动的新闻信任计划，我个人都非常支持。这些计划可促使更多媒体了解如何改进自身、提升信任度。

当多数民众渴望获得可信赖的信息时，他们需要知道应从何处获取新闻。若网络上有白名单或相应标志，让民众知晓哪些媒体遵守事实查证、公平原则与透明度等规范，例如公开股权结构与负责人身份，民众至少能了解新闻背后的金主是谁，如同了解食品成分一般。

若有此类计划，愿意参与的媒体可依据指导原则改进运作，同时让民众知晓哪些媒体值得信任，如此整个媒体生态或可改善。

此外，平台角色亦至关重要。此次参访中，RSF 也强调平台的重要性。欧洲在此方面相当进步，希望未来通过立法，让可信赖媒体在平台流量分配中获得显著地位。

换言之，平台不应完全以流量为导向。除流量数量外，应另设指标，让可信赖媒体在整体流量排序中获得显著位置。如此，新闻生态方能更加健全。

台湾媒体的政治色彩与社会分裂

法广： 台湾媒体生态在政治色彩上如此鲜明，显然与台湾的国际处境有关。对此，两位有何解决之道？

洪贞玲： 媒体报道方向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社会现状。正如主持人所言，这与台湾的国际处境密切相关。

台湾有一个庞大的邻居，该邻居常宣称台湾为其一部分，近年更扬言对台动武。台湾内部亦反映为分裂社会：民众对国家认同、台湾在国际社会应扮演的角色、应与谁结盟等问题，存在不同看法。

在民主社会中，我们尊重不同观点。然而，在此背景下，台湾媒体，尤其是商业媒体，高度发达。说得委婉些，是市场竞争激烈；说得直接些，则略显可惜。

台湾人口约 2,300 万，却有高达 189 家 24 小时新闻台，形成过度竞争的市场。

法广： 过度竞争会导致何种后果？

洪贞玲： 收入被瓜分，媒体趋向极端，以争取特定市场。

在此情况下，媒体更倾向选边站。因为对媒体而言，其目标并非获得所有观众支持，而是锁定特定观众，使其持续收看。

我认为，这正是台湾新闻媒体高度党派化的原因之一。

台湾社会常以「蓝营」或「绿营」标示意识形态。媒体亦被民众高度标签化：观察其报道方向，是否对民进党说好话、对国民党说坏话；或报道中国时是否一味赞美；当台湾发生问题时，是否摆出唱衰姿态。

这些情况每日在台湾媒体上演。

作为传播学者，我们大致了解此现象成因。至于解决之道，我个人认为有数点方向。

首先，我曾于台湾媒体主管机关任职，因此认为，即使是民主国家，高度尊重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但新闻对民众获取信息、影响民主决策至关重要，仍需维持基本监管。

新闻不可造假，不可因老板利益而发布违背台湾利益或现实的内容。因此，监管仍须发挥基本功能。

其次，媒体资金透明化尤为重要。

从事传播行业者大致了解其中情况。我在台湾大学开设媒体素养课程，对象为无新闻传播专业背景的本科生。

当我问学生：「你知道TVBS负责人是谁吗？你知道东森新闻台老板是谁吗？」随后告知他们，东森新闻老板即台大附近冠德建设建案的老板，学生皆感惊讶。

因为他们不知晓新闻台背后的资金来源与负责人身份，因此无法理解为何某些新闻台宛如房地产广告商。

此问题仍至关重要。此外，对一般民众而言，媒体素养亦为关键信息。若无法看穿媒体背后结构，便难以理解媒体为何提供特定信息。

媒体所有权监管与平台责任

林丽云： 洪老师已从市场角度分析透彻。台湾广告市场萎缩，尤其在平台时代，数字广告收入下滑，新闻业难以获得充足广告，电视媒体广告收入亦持续下降。

然而，仍有众多大老板欲进入媒体市场，此乃经济与市场悖论。他们为何仍愿进入？因为这些媒体变得易于购买。

广告减少，原有媒体集团因不赚钱而欲出售，于是大亨进入市场收购，即前述媒体大亨现象。

此外，台湾在监管上相当宽松，尤其对所有权与股权交易缺乏严格管理。

过去过度开放与自由化，未进行足够监管与审查。在无审查情况下，外资乃至中资进入相对容易，往往事后才发现问题。

基于此，我认为台湾整体政策思考应逐渐转向欧洲模式。

过去台湾受美国影响较大，采取美国模式，强调言论自由，尽量减少干预。

然而，在我们于 NCC（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任职期间，我认为台湾应更多参考欧洲模式。

特别是欧洲《媒体自由法》，近期通过修正，对我们颇具启示。

此次参访欧洲，我们也访问了爱尔兰监管机构，学到许多经验。对我而言，最重要启示是台湾应向欧洲学习，朝《媒体自由法》方向发展。

第一，保障言论自由。

第二，股权透明。

股权透明意味着媒体至少应在网站说明股权结构，而非将所有权层层隐藏于某公司上层，令人不知股东身份。

有时，所有权甚至隐藏于某国家、某欧洲岛屿或维京群岛公司结构中，外界难以查清。

第三，独立公共广播。

此亦至关重要。政治人物或政党不应干预公共广播，亦不应随时以预算限制其发展。

独立公共广播为重要制度保障。

第四，可信赖新闻。

应要求平台业者将可信赖新闻置于显著位置。唯有如此，认真制作新闻、提供可信赖新闻的媒体方能持续发展。

这些是我们此次在欧洲所学。我认为台湾政策应朝此方向努力。

当然，此不一定能立即成功，因台湾媒体发展长期处于过度放任状态，形成畸形发展，难以立即调整。

此涉及整体文化与历史因素，并非易事。然而，政策方向应逐步纠正：从过度发展、过度放任，调整至至少拥有稳健公共媒体、负责任商业媒体，并要求平台承担更多责任。这些是目前可思考的方向。

法广： 非常感谢洪老师、林老师参与本节目，并分享精辟见解。谢谢。

台湾媒体生态的困境，既源于内部市场过度竞争与所有权结构不透明，也受外部地缘政治与社会分裂影响。洪贞玲与林丽云两位学者从 JTI 新闻信任计划出发，提出以股权透明、独立公共广播、平台责任与媒体素养为核心的改革方向，并呼吁台湾政策制定者参考欧洲《媒体自由法》经验，逐步矫正长期过度放任的媒体环境。唯有如此，台湾新闻业方能在自由与信任之间找到平衡，重建民众对媒体的信心。

大家好，生成式的 AI 正在为各个产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典范转移，也使得传统新闻产制流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上一期的中华世界，台大新闻研究所洪贞玲与林丽云两位教授作为节目特邀嘉宾，谈到她们对AI对媒体产业的冲击的看法。本在期节目中，洪贞玲与林丽云两位教授继续和听友们分享台大新闻研究所在这方面的应对之策，以及中国刚通过的《民族团结促进法》会不会对台湾媒体产生影响等话题。

AI对新闻教育的影响

法广：在两位老师教授的学生当中，他们对于人工智能与新闻业的未来，目前最担心哪些问题？有没有主动向两位老师反映？

林丽云：目前好像还没有特别集中地反映这类担忧。不过，在研究和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我们确实观察到，学生普遍知道人工智能可以使用，而且在某些方面非常有用。把人工智能当作工具，或者当作研究助理，是可以的；但我们不认为它可以直接代替学生完成论文。

第一个原因，是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可能导致个人能力逐渐退化。比如，有学生会使用人工智能把英文翻译成中文，但他们也意识到，如果长期依赖这种翻译方式，自己的英文能力可能会下降。有些学生因此会主动告诉我们，他们不希望完全依靠人工智能翻译，而是希望通过阅读和翻译训练，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

第二个问题，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语言和语境并不一定符合华文使用者的实际需求。有些学生尝试用人工智能撰写论文或研究内容，但最后发现，生成的文字常常不够理想。特别是在中文语境、台湾语境以及具体的学术表达方面，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往往需要反复修改。

研究写作尤其重视准确性、精确性和论证逻辑。如果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需要花费大量时间重新校正，那么使用它并不一定能够节省工作量，有时反而会增加修改和核对的负担。这是我们和学生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共同观察到的情况。

新闻教育与就业前景

法广：两位老师所在的新闻研究所主要以新闻理论和研究为主。那么，学生毕业之后进入媒体行业的比例高吗？

洪贞玲：如果问的是我们的毕业生，进入新闻媒体行业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台大新闻所的创所目标相当独特。在台湾其他新闻传播相关研究所中，我们比较强调培养高层次的新闻专业人才，并把这一目标落实在课程设计上。

除了新闻理论和研究课程，我们也安排了许多实务训练，包括基础的新闻采访与写作、影像新闻报道，甚至新闻摄影等课程。授课教师当中，也有不少是在台湾重要媒体工作的资深记者或主管。这样的课程安排，与其他传播研究所相比，是比较不同的地方。

因此，我们会吸引一些确实希望进入新闻业、发挥新闻专业能力的年轻人。总体来说，毕业生当中大约有一半，甚至超过一半的人，会选择进入新闻界工作，尝试在媒体行业中发展。

不过，近几年新闻业面临的挑战越来越明显。即使在人工智能大规模进入新闻业之前，网络和社交媒体已经对传统新闻产业造成了非常剧烈的冲击。新闻媒体的营收下降，新闻业在民主社会中的信任度也持续受到挑战，这些现象在台湾同样存在。

这些变化会影响年轻人对新闻职业的想象。如果一个职业在社会上不再受到足够尊重，收入又不算高，年轻人自然会开始思考：自己是否还要选择这条道路？这几年，我们确实会听到学生提出这样的疑问，甚至直接问老师，毕业之后是否真的应该进入新闻行业。

但我们仍然希望给学生比较积极的想象。虽然新闻产业目前处于低潮，但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仍然需要真实、可靠、经过查证的信息，而这是专业新闻业不可替代的功能。自媒体可以提供个人观点，人工智能也可以整理大量数据，但这些工具无法自动承担新闻采访、事实查证、公共监督和社会责任。

从长期来看，我们仍然认为，新闻产业对于民主社会具有核心的重要性。

AI生成影像与新闻真实

另一方面，我们也非常关注台湾新闻业目前大量使用人工智能生成新闻影像的现象。

传统新闻专业训练强调，如果要报道一个现场，就应该尽可能到现场进行采访和拍摄。摄影当然涉及许多理论问题，例如影像是否真正等同于现实、摄影是否具有主观性等，但至少，现场影像是对事件发生情况的一种记录。

问题是，当新闻工作者没有到达现场时，应该怎么办？目前有些媒体会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示意图”。因此，我们在新闻版面上经常可以看到人工智能制作的新闻图片。然而，人工智能示意图与真实事件的情境之间，可能存在非常大的差距。

所谓人工智能示意图，首先必须由新闻工作者下达指令。可是，这个指令从何而来？如果报道的是一起社会新闻，新闻工作者可能根据警方、检方或调查资料中的若干信息，想象并模拟事件发生的场景，再将这些信息转化为人工智能生成图像。

但问题在于，真实情况绝不可能完全等同于新闻工作者下达指令时的想象。尤其是在案件事实尚未完全厘清的情况下，人工智能生成的画面很容易让观众误以为那就是真实现场。这与新闻专业强调的真实性原则之间，存在明显冲突。

现在，甚至有一些涉及犯罪或暴力的新闻，也会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示意图。可是，真实事件不可能仅仅依靠几句指令就被准确重现。若媒体大量使用这种方式，新闻画面就可能从“记录现实”变成“制造一种关于现实的想象”。

这对新闻专业和新闻真实性原则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

法广：这其实形成了一个悖论。

两位教授均表示：是的。这也是新闻业必须警惕和反思的地方。媒体如果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的画面来重现新闻现场，就必须清楚说明其性质和局限，不能让观众把示意图误认为真实记录。否则，人工智能生成画面与新闻事实之间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

新闻自由与台湾的媒体环境

法广：这也涉及新闻真实性、新闻来源、新闻自由以及言论自由的边界。在一个标榜民主的社会中，当社会又面临外部渗透的风险时，这些问题尤其重要。中国近期通过了所谓的“民主团结促进法”，该法自7月1日起生效。两位认为，这项法律是否会对台湾媒体造成影响？

洪贞玲：这项法律生效之后，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说法，甚至有人认为，台湾人持有台湾护照都可能被认定为违反相关法律。无论这些说法具体如何理解，它反映的都是台湾所处的特殊国际环境。

中国一直试图把台湾视为中国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中国对台湾并不拥有治理权。台湾是一个高度民主、自由的社会，人民通过选举产生总统。因此，对台湾人来说，很难接受一个没有给予人民充分自由选举权利的政权，单方面把台湾与其视为同一个政治实体。

中国修改自己的国内法，并试图将其管辖范围延伸到台湾，这是台湾社会无法接受的事情。

当然，台湾人在台湾境内生活时，受到台湾政府的保护，也享有相对充分的自由。但当台湾人前往国外，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台湾的正式邦交国数量有限，台湾人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和权益保障，也因此面临现实困难。

过去就曾发生过台湾高级政治人物出访欧洲时遭到不当跟踪、恐吓等事件。近期，台湾一名媒体人也曾遭到公开的暴力威胁，相关案件很快查出，实施暴力者据称是中国籍人士，并且是从香港前往台湾。这些事件让人看到，来自境外的政治压力，有时会以具体的威胁和暴力形式出现。

从过去中国修改相关法律，到在国际上压缩台湾的政治生存空间，再到影响台湾人在海外的行动和自由，这些做法都构成了持续性的压力。甚至在台湾境内，台湾人也可能面对暴力威胁或遭泼漆等情况。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促使台湾社会不断思考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台湾需要与民主、自由国家的人民站在一起。中国单方面采取的法律和政治行动，不应该改变台湾人民真实拥有的自由与民主地位。

两岸议题与媒体言论空间

法广：那么，在媒体层面，尤其是在批评两岸关系的声音方面，两位老师认为未来的言论尺度会不会受到影响？

我们认为，台湾媒体的基本立场应该不会因此发生根本改变。

台湾媒体本来就具有明显的党派化和立场化特征。相对亲中的媒体，应该不会因为这项法律而突然改变自身立场；而比较强调台湾主体性、支持台湾自主发展的媒体，也不太可能仅仅因为中国的压力，就改变报道方向，或者在涉及中国的议题上主动妥协。

因此，我们不认为中国通过相关法律，就能够直接改变台湾媒体的整体立场。

洪贞玲：台湾媒体内部确实存在不同的政治倾向，有些媒体比较接近泛蓝立场，有些媒体比较接近泛绿立场。一方面，有些媒体可能会附和中国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有媒体会把中国视为敌对外部势力。

但台湾真正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进行理性讨论的公共领域。社会应该认真分析中国的做法、台湾可能采取的策略，以及未来应该如何回应，而不是让所有讨论都停留在对立和情绪化表达上。

公共媒体尤其应该承担这样的责任。以公共媒体集团中的华视为例，有些节目已经在比较理性地讨论两岸关系、台湾的应对策略以及相关政治问题。只是，这种理性的声音还需要更多，而不能让媒体空间只剩下政治对立。

林丽云：对于年轻一代来说，民主和自由已经像空气和水一样，是日常生活中非常自然的一部分。如果要把中国的国内法延伸并适用于台湾，台湾社会的反应可能会非常强烈。

这种反应首先会表现为担心，之后可能发展为恐惧和抵抗。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就显示出，台湾年轻人已经把民主和自由视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任何干预或改变这种生活方式的做法，都可能引起非常强烈的社会抵抗。

中国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曾经提出“一国两制”，并承诺香港可以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但近年来，香港的治理变化已经让许多人认为，香港原有的生活方式受到破坏。如果未来中国试图把类似法律延伸到台湾，台湾社会的抵抗也可能会非常剧烈。

访谈总结：对于台湾媒体来说，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单纯地选择“支持”或“反对”，而是能否建立一个理性的公共讨论空间，准确分析事实，辨别不同政治行动的影响，并让公众充分理解台湾所处的国际环境。

大家好，生成式的 AI 正在为各个产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典范转移，也使得传统新闻产制流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期中华世界，我们特地邀请台大新闻研究所洪贞玲与林丽云两位教授作为法广的录音间嘉宾，和法广的听友们分享她们的经验与看法。

媒体永续与 AI 对生产模式的影响

法广： 两位老师先是去爱尔兰参加关于媒体研究的学术会议，请介绍这次的主题是什么？

林丽云： 这次的主题是永续发展，因为媒体也面对很多的挑战，包括平台时代的媒体如何经营下去，那也包括 AI，那 AI 这个科技改变了我们整个的生产模式，所以各国的学者都很关心这个议题，所以主要的主轴是这个。

记者 storytelling 的能力难以被 AI 取代

法广： 谈到 AI 确实它对新闻媒体的挑战很多，甚至觉得说 AI 有可能取代记者这个工作，两位老师的看法呢？

洪贞玲：自从生成式人工智能像 ChatGPT 的这一些 AI 的工具出来之后，其实改变了我们的工作的模式跟生活的方式，现在好像变成大家凡事都问 AI，我想，过去这几年我们也常常听到一种预测，就是未来会消失的十大行业，在这十大行业里面呢，新闻工作好像也常常在这个 list 上面。

可是我们认为，就是新闻工作它有很重要很重要的特质是，你要到现场，那记者很重要的能力是说，你要在一个现场观察、分析、提出一些评价，然后你要能够做 storytelling，而这些能力其实很多都是 AI 无法取代的。那 AI 就是说这种语言训练模型，它是从网络上的这个大数据里面慢慢沉淀出来，可是一个人在各种的历史的现场里面去见证，观察到那个人类的社会行为怎么样的剧烈转变，这个其实并不是 AI 有办法做的。

当然现在我们大家讲，这个 AI 教父等等，就是说未来的整个 AI 的科技产业，那当然一个很重要就是 NVIDIA 的 CEO 黄仁勋，他也一再讲到说其实在 AI 时代里面，有一些基本的人的能力是无法被取代的。他讲的很重要的能力，就是 storytelling 的能力是无法被取代的。这个其实就是新闻人、媒体人最重要的基本能力了，所以我个人并没有那么悲观，而是在于说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 AI 时代，不管是记者个人或者是媒体产业，大家要知道怎么样用 AI 让我们工作可以更有效率，可是并不是让 AI 来取代我们。

平台和 AI 对新闻商业模式的冲击

法广： 那林老师您是一样的看法吗？

林丽云：对，基本上就是说故事的能力，或者是脉络化的理解，对一个世界，对世界或者对一个社会，对一个事件，提供脉络化的理解，或者是第一手的观察，这个是要人类来做，提供有意义的分析。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新闻工作者或者是文化工作者，其实这个角色更更为重要。但是，我个人比较担心的是，平台这些科技以及 AI 破坏了我们新闻产业的 business model。

就是我们过去有一套 business model，例如说我们的公广，那是由于国家来支持，人民来支持。如果是商业媒体的话，就是有广告来支持，那我们就是借由订阅，或者是浏览，那广告分润，广告来支持，有这样子的模式。但是平台或者是 AI 就破坏了这个模式，过去是平台拿走了新闻的内容，也拿走了广告，但是未必分润给媒体，给商业媒体，所以这个 business model 很难维生，那在 AI 的时代更是如此。

在 AI 的时代一般人就用 AI 来搜寻新闻，来搜寻事件的背景，但是 AI 怎么会知道呢？其实 AI 也是用新闻的内容啊，AI 大量的学习或阅读，然后以这个新闻的内容为基础，这个之后，它就开始能够 generate contents，就可以生成内容出来，但是它并没有付给新闻媒体钱，新闻媒体还是制作新的新闻出来，这样子的话，就会有那个商业模式不平衡的问题出来。

谁来做好的新闻内容？新闻媒体它又没有广告，没有得到分润，又没有流量，因为未来的流量大家都会往 AI 转，所以怎么样让使用新闻媒体的公司，科技公司，平台也好，或者是 AI 公司也好，为新闻付费，如何避免整个 business model 被破坏，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议题。

AI 幻觉、假讯息、教学与国家资料库

法广：就个人新闻的从业的经验来看，比较担心的是，所谓的 AI 生成的新闻内容这部分，这个部分其实是很需要去警惕的，也就是说它有一部分根本就不是真实的新闻，那两位老师的看法呢？

洪贞玲：对，其实像我们现在在用 AI 这个工具的时候，我们就会说 AI 会有幻觉，它自己会造假，所以我们如果不查，就太轻易相信 AI 它给我们的答案的时候，它可能真的就是错的，然后人类也会被误导。

因为我这几年相当关注假讯息这件事情，这几年我们都在做假讯息的研究，然后每年我们也在台湾执行一个假消息的调查，那这两年我们就把 AI 的题目也新增加进去，问台湾民众说，你日常生活中会不会用 AI ？那你认为 AI 是不是一个中立的、客观的、正确的、可信的？发现台湾民众对于 AI 的评价是蛮高的，这其实让我们蛮担心的，因为我们自己知道那个 AI 的幻觉，然后它其实会造假。

这个不止在新闻上，我们在学术研究也发现，在过去，有些台湾的学者就发现说，他去口试一个研究生，那个研究生的 reference 出现了这个老师的著作，但问题是这个是无中生有的。

那你看，一个研究生他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就用 AI 来帮他做事，可是他自己没有办法去查证 AI 给的资讯的真假，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要非常非常谨慎的议题，更何况可能还有一点是说，很多人也会刻意的用 AI 的工具来造假。

法广：尤其是图像的部分，现在在图像的部分，就我们电台来讲，如果你的配图是示意图，即合成或生成图片，必须要标注。不晓得在台大新闻研究所关于 AI 的部分，怎么在教学内容当中去做一些规划？

林丽云：在教学跟在研究上都有，就是说研究上我们就会关心到如何让 AI 是可靠，然后是可以被使用的。

所以，在国家政策上的推动就会希望说 AI 的资料库，资料库本身必须是可以被检验的，但这是非常难的，因为都是以几个国家几个大公司的 AI 的 data 为主，例如说 OpenAI 或者是 Google，那些都是美国公司为主的，资料库里中文的部分就比较少。

因此在政策上，就会期待说国家要有国家的资料库，例如说必须要有没有歧视的内容，就有国家的观点，国家的文化脉络，以及多元文化的内容，包括对我们原住民、多元的文化，必须要有一定的尊重跟理解。期待说应该要建立本国的资料库。

再来在教学上或者对于媒体组织，就会期待说，AI 可以使用，但是必须经过一定的守门，要有人，人类，不是人工，是要有 human，要有人类来审查，检查所有的讯息是否正确，是否有偏见，所以说，人类的角色还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层级是媒体，就是阅听人的层级，阅听人要有一定的媒体素养，来判读说你从 AI 得到的讯息是不是可靠，那必须经过相关的查证，例如说特别是医疗的新闻，AI 可以直接讲出一大堆，说根据你的症状，然后应该怎么样使用药啊等等，但是不可以也就是说不能以它为唯一的来源，阅听人也必须要有素养，能够去做查证。这些不同层面，我们都会一再在研究上或教学上提醒同学。

法广：就建立所谓的国家资料库，曾经请问过国科会的主委，提到是有这样的计划，鉴于生成式 AI 输出的东西其实就是看你喂给它什么，那目前台湾对于建立国家资料库的规划是怎么样的？

林丽云：台湾目前的规划就是在我们做一个 AI 十大建设，台湾原本就是以科技硬体为主，例如说我们半导体在 AI 层的产业链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对于资料库的部分，在那个计划里面，的确是有内容讲到这里。

但是国家的目前的做法就是希望广征，广征所有的 data，希望大家来 donate 这样，广征各种内容，但效果有限，因为，大家会觉得说那我的内容有著作权保障啊，为什么我要主动去提供？

我访问了一些人，最近也写了一篇文章，基本的观点是期待说国家能够有一些做法，把一些好的 contents，有一部分它可以有著作权的方式给予著作权人一定的补偿，然后纳到资料库里面来，之后大家可以使用，一些公益组织也可以使用。

目前很多的 NGO 其实也需要 AI 来提供跟他们的社群做对话，例如说我们媒体观察基金会未来也可能有这样的 AI 来回答观众的会员的一些问题。所以，如果一些媒体一些 NGO 非商业性的使用，公益目的的使用，就不应该不用付费，另外有一些原来它只是新创公司，那也不用付费，但它如果一旦进入商转商业模式，例如说 AI 公司，它说使用我们的内容，本国的内容，它就必须有一定的比例回馈到那个整个资料库里面来，这是目前访问了一些人的一些想法，还算不上完整就只是抛砖引玉给大家思考。

不过，目前我看到有的国家的确有这样做，像挪威，它就会有公共图书馆的角色，然后把新闻的内容典藏放到资料，他们一直都有典藏，那只是说建立本国的资料库，特别是对他们的少数民族的内容，他们的媒体等等的，也典藏到这个资料库里面来，然后提供给大家公益使用。

所以他们的公司里面用的 AI 的资料库就会是他们国家媒体的资料库，那如果我们可能的话就是把媒体的一些优质的内容先放进来，或者是得奖的或者是国家补助过的内容先放进来，那其他的商业媒体他们愿意纳进来，那就把它纳进来这样，这个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的一些倡议，只是个人的想法而已，台湾目前政府做的只是说邀请大家来放到资料库里面来，比较没有一定的诱因这样。

访谈结语：AI 不仅是效率工具，更动摇了新闻业的核心底线。媒体如果无法转型为可信的信息验证和提供者，将面临被时代许多，例如边缘化就是其中之一的危机。本期中华世界的主题是生成式 AI 冲击新闻产业，感谢洪贞玲与林丽云两位教授接受我们的专访与分享心得。

二十五年前的今天，2001年7月16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共同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是冷战结束后，中俄之间签署的第一份长期有效的政治条约，也是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后，两国关系最重要的一次制度性重建。

今天，这份条约已经走过二十五年。而在这二十五年间，国际秩序发生深刻变化。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也将战略重心转向印太，俄罗斯则因乌克兰战争与西方全面对立。

回望这一条约，不仅可以看到中俄关系的发展轨迹，也看到世界力量格局不断重组的历史。

要理解2001年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首先要回顾更早之前的历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新中国几乎在各个方面，完全依赖苏联。1950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然而，这一同盟维持的时间并没有太久。

随着斯大林去世，围绕意识形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以及国家利益，北京和莫斯科之间产生了越来越深的分歧。友好关系逐步转冷，1960年，苏联更是撤走了全部专家。1969年，两国一度兵戎相见，双方在珍宝岛爆发武装冲突。此后的二十年间，中苏关系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直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两国关系才逐渐恢复正常。

苏联解体之后，新的俄罗斯需要稳定东方边境，中国则希望获得和平的发展环境。双方的国家利益再次汇合。

1996年，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一年之后的1997年，两国共同提出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而真正赋予这种合作法律基础的，就是2001年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条约并不是军事同盟。当时，无论普京还是江泽民，都反复强调，这份条约"不针对第三国"。

双方显然都没有忘记1950年中苏同盟最终破裂的历史。因此，与共同防御义务相比，两国更希望建立一种以共同利益为基础、更加灵活的长期战略伙伴关系。

条约规定，双方承诺和平解决争端，不以武力相威胁，加强经济合作和军事技术合作，并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而贯穿整部条约的核心理念，就是"推动世界多极化"。事实上，2001年的国际背景，也让这份条约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就在签约前，美国刚刚完成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试验，并准备修改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俄罗斯和中国一致认为，美国推动导弹防御系统，将打破冷战结束后的战略平衡。所以，在签约当天，两国领导人表示共同反对美国单方面改变国际安全架构，并重申了维护战略稳定的重要性。

那个时候，美国正处于冷战结束后的单极时代。俄罗斯和中国，则开始共同倡导建立一个"多极世界"。这一理念，后来几乎成为中俄所有联合声明中的固定表述。

如果说，二十五年前，中俄共同面对的是美国单极优势，那么今天，两国关系最大的变化，则来自双方力量对比的改变。

二十一世纪初，中俄贸易额只有一百多亿美元。根据双方公布的数据，到2024年，双边贸易额已经超过2450亿美元。中国连续多年成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石油、天然气、煤炭、木材和粮食，中国则向俄罗斯出口汽车、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以及各种工业制成品。尤其是在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受到西方的经济制裁，俄罗斯经济进一步向亚洲转移，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不断上升。

不过，在双方关系不断深化的同时，力量对比也悄然发生了根本变化。

法国前驻华大使、欧亚问题专家皮埃尔·安德里厄（Pierre Andrieu），半年多前在接受法国《世界报》专访时指出，如今的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的"次要伙伴"（junior partner），。一些观察人士甚至认为，俄罗斯越来越像中国的"附庸"。

安德里厄指出，这与1950年代形成鲜明对照。那个时代，是中国完全依赖苏联。今天，俄罗斯经济总量仅约为中国的十分之一。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俄罗斯越来越依赖中国的市场出口能源，也越来越依赖中国提供的工业产品和技术设备。在双方不断强调"平等合作"的同时，经济上的天平实际上已经明显向北京倾斜。

不过，安德里厄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失去了战略自主性。在他看来，中俄之间依然不是军事同盟，而是一种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需要俄罗斯提供的能源、安全纵深以及外交支持；俄罗斯则需要中国提供市场、资本和国际空间。双方合作密切，但彼此始终保持一定距离。

乌克兰战争，更加凸显了这种复杂关系。中国始终没有公开谴责俄罗斯，也没有承认俄罗斯吞并了乌克兰的领土。北京一方面强调政治解决危机和尊重各国主权，另一方面继续扩大与俄罗斯的经贸合作。

对此，安德里厄将中国的政策概括为一种"亲俄的中立"。他认为，北京最大的担忧，并不是俄罗斯是否能够取胜，而是怕俄罗斯出现严重动荡甚至国家解体。因为对于中国而言，一个稳定的俄罗斯，更有利于维护北方的战略安全，也有利于继续把主要精力放在印太地区。

与此同时，乌克兰战争也使美国和欧洲长期投入欧洲战场，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国在亚太问题上面临的战略压力。

尽管如此，中俄对于未来国际秩序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俄罗斯更多依靠军事力量和传统地缘政治，希望恢复大国的势力范围。

中国则更依赖经济实力、科技创新以及全球贸易网络扩大国际影响。从"一带一路"倡议，到数字丝绸之路，再到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产业，中国更加注重利用经济和技术塑造国际影响力。

安德里厄认为，中国并不准备推翻现有的国际体系，而是希望建立一个更加符合中国利益的国际秩序；相比之下，俄罗斯则更倾向于直接挑战甚至打破现有秩序。这也是双方合作中始终存在的重要差异。

就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二十五周年之前，为了第二次顺利续期五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来到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这是普京执政后第二十五次访问中国。而习近平上台十三年来，两位领导人已经举行近四十次面对面会谈。

双方再次强调，中俄关系是当今世界"最稳定、最成熟、最具有战略价值的大国关系之一"，并重申共同推动世界多极化。

法国媒体注意到，这次会晤发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结束的访华行程之后。有分析人士认为，普京此行同样希望确认，北京改善与华盛顿关系，不会以牺牲俄罗斯利益为代价。

双方讨论的议题，包括乌克兰战争、中东局势、国际秩序以及能源合作。其中，俄罗斯期待已久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再次成为焦点。对于俄罗斯而言，随着欧洲市场萎缩，中国已经成为最重要的能源出口方向。不过，该项目至今仍迟迟没有正式启动。分析人士认为，北京虽然希望获得更多俄罗斯能源，却仍然坚持供应来源多元化，不愿形成新的能源依赖。这一点，同样体现出今天中俄关系中的现实考量。

 

二十五年前，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时，没有人能够预料，仅两个月之后，美国将遭遇"9·11"恐怖袭击，世界进入反恐时代。更没有人能够预料，二十五年后的今天，中俄关系会因为乌克兰战争、中美战略竞争以及国际秩序重组，而达到冷战结束以来最紧密的阶段。

然而，历史同样告诉人们，中俄关系从来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之上，而更多是建立在国家利益基础之上的。

从1950年的中苏同盟，到2001年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再到今天双方所称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变化的是国际环境，不变的是国家利益。

今天，中俄共同倡导的"多极世界"，正在逐渐成为现实的一部分。但与此同时，两国实力对比不断变化，合作与竞争、互相依赖与彼此防范，也将继续塑造这一关系的未来。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走过二十五年，它记录的不仅是一段双边关系，更是一部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秩序演变的历史。

令中国学术界闻风丧胆的打假博主“耿同学”，最近又再揭露学术界的造假个案，甚至登上了美国《华尔街日报》。7月1日，据该报报道，33岁研究生辍学生耿洪伟通过短视频揭发中国学术造假。本周二（7月7日）香港《明报》又指出，“耿同学”最新的打假矛头指向曾在美国大学任职的“海归”医学教授，据悉已有浙江大学学者因此离职。另据衡量对全球顶尖科学期刊贡献度的《自然指数》 (Nature Index) 显示，在全球健康科学领域排名前十的机构中，有七家位于中国。本期的中华世界，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热门话题。

“耿同学”打假矛头转向“海归”学者

香港《明报》在报道中表示，“耿同学”3日再发影片，点名多名曾在美国大学任职、但有严重科研诚信争议的华人学者，这些学者近期已回到中国并进入顶尖大学任教。

报道表示，被点名的“海归”学者之中，包括浙江大学医学院求是讲席教授卢雄斌；“耿同学”在视频中并未公开点名卢雄斌，但各方都指向他，事后其个人主页已经关闭，有接近校方的消息人士透露，卢雄斌已离职。

据报道，2024年5月，浙大对外公布卢雄斌担任该校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求是讲席教授（最高学术头衔），并介绍卢雄斌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Vera Bradley前讲席教授、医学和分子遗传系终身教授、美国医学生物工程学院院士、肿瘤研究和生物医学工程领域国际知名专家。

今年4月，据撤稿观察（Retraction Watch）报道说，卢雄斌团队一篇关于三阴性乳腺癌免疫治疗的论文被期刊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撤稿，原因涉及图像伪造。据指出，这已是相关团队不到一年内至少第3篇撤稿。

据报道，“耿同学”在视频中声称，“在美国学术造假被抓了，突然爱国，转身回国入职顶尖高校（大学）担任讲习教授”，“对不起，我们不是美国垃圾桶！”

他还提到，在卢雄斌的问题论文中，另一名何姓的长期合作者也在美国3校联合调查范围内，何姓学者今年已进入北京清华大学。

打假第一炮效应出乎意料

今年4月，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被“耿同学”指在顶级学术期刊《自然》（Nature）上的一篇研究论文造假，打响打假风暴第一枪。王平被校方火速免职降级。 

此后，“耿同学”连续出击，点名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佺、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副主任康铁邦和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邝栋明，以及上海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院长苏佳灿等四人。另有华东师范大学、湖南大学以及中南大学湘雅学院的重量级学者也卷入其中。

“耿同学”也因此在中国声名大噪，但他近日却突然表示自己的抖音账号已被限流，他也宣布暂时停更，称因为压力太大，也保护家人安全。

有分析认为，限流平台或担心打假风暴愈演愈烈，引发更大争议后被指责未尽主体责任；但平台应给“耿同学”一个明确原因，做到依法限流。

登上华尔街日报：国际关注中国学术打假

值得一提的是，“耿同学”如今“享誉国际”，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也报道了其新闻，标题是“退学博士生『 耿同学』如何掀起一场中国学术打假风暴”，内文并提及，“与美国大学迟缓拖沓的调查步调相比，中国的惩治决定堪称快刀斩乱麻”。

随着一连串牵涉中国顶尖学者和知名科学期刊的造假事件曝光，“耿同学”在国内声名鹊起，甚至可能已成为中国医学学术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只需一段五分钟的视频，这名33岁的研究生院退学生就能让一位学术明星的职业生涯戛然而止。

“耿同学”接受采访时说，校方行动这么快，可能跟他粉丝比较多，造成舆论影响比较大有关系。

6月21日，“耿同学”再度发布最新视频，将矛头对准了世界顶级科学期刊《自然》上的一篇2025年论文。该论文部分作者所在的大学迅速宣布展开调查，《自然》期刊上周也表示正对该论文进行核查。这篇论文描述了一种有望向内脏器官输送药物的贴片。论文作者表示正在配合调查，此外不予置评。

中国的高校过去在前沿医学研究领域籍籍无名，如今已跻身全球最具影响力行列，中国研发的药物也越来越多地进入美国人的药箱。正因如此，耿同学关于顶尖学者学术不端行为泛滥的指控，已不仅仅只关乎中国。

事件前期，中国官方媒体也在力挺“耿同学”，并对国家声誉可能受损表达了担忧。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在一篇关于耿同学曝光事件的评论中指出：“如果连顶尖的学者团队都不能确保研究过程的真实可靠，我们又如何期望在全社会筑牢科研诚信的基石？”

随着揭露出的疑似造假案例越来越多，“耿同学”的言辞也愈发犀利。他将这些造假行为归咎于两点：一是初级研究人员为求晋升急功近利，二是资深教授为了给自己的履历贴金而对学术不端听之任之。

“耿同学”在最近的一段视频中说，必须向这些大权在握的学术带头人发出严厉警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已经不再是安全的选择，必须对实验室的原始数据严格负责，如果拒绝监督，就是在亲手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埋下一颗定时炸弹。

美媒报道指出，他的视频主要针对顶级科学出版商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发表的论文。在遭到“耿同学”批评后，《自然》旗下期刊上至少有六篇论文添加了编辑说明，表示正在进行调查，其中两篇发表在《自然》旗舰期刊上。目前这些论文均未被撤回。不过，《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上周撤回了另一篇由中国研究人员牵头撰写的癌症治疗论文，该论文此前并未被耿同学点名。

“耿同学”谈到有关美国漫长调查过程的问题时表示，造假行为通常显而易见。他说，处理速度的差异完全取决于他们的重视程度。从技术上讲，实际的调查工作量并不大。

他举例说，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伪造数据的手法极其恶劣。

几年前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内容时，据华日报道说，“耿同学”正在攻读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学位。后来他发现，做自媒体的收入已经比较高了，对博士学位的渴望也越来越低，于是他去年选择了退学。

“耿同学”还说，他咨询了自己的朋友和同行圈子，并调查了上百篇论文。他说，他们最终选择曝光的案例都是性质非常恶劣的，那些论文存在极其严重且明显的学术不端行为。

报道援引衡量对全球顶尖科学期刊贡献度的《自然指数》 (Nature Index) 显示，在全球健康科学领域排名前十的机构中，有七家位于中国。

因调查问题论文而闻名的荷兰裔美国微生物学家伊丽莎白·比克（Elisabeth Bik）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中国给医生和科学家施加了巨大的论文发表压力。“不切实际的规定正逼着人们弄虚作假”，她说。她赞扬了“耿同学”的努力，但也提醒说，未来的造假行为可能不会再这么容易被察觉。

这位生物学家还表示：“这是一场猫鼠游戏，而造假者总是领先我们一步。”

如何终结造假？“耿同学”给出的解方

“耿同学”表示比克的工作帮助了自己。他认为，杜绝学术造假的一个解决办法是三次重复实验由不同的人进行。他说，三次实验由同一个人完成，那么这一个人造假空间就变大了。如果研究人员知道同行下周就会复现他们的实验，他们就根本不敢造假。

从揭发同济大学论文造假的第一枪，到如今将矛头指向“镀金归国”的学者，“耿同学”用短视频撕开了中国学术圈长期存在的诚信裂痕。他的走红，既折射出公众对科研公信力的渴求，也暴露出学术评价体系中“唯论文”导向所催生的结构性压力。然而，随着账号被限流、个人处境日趋敏感，这场由民间发起的打假运动能走多远，仍是未知数。

学术造假从来不是一国独有的问题，但当中国的科研成果日益深度嵌入全球医药与科技体系，“耿同学”揭露的每一起个案，都不再只是内部治理问题，而关乎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制造”科研成果的信任基础。真正的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制度性的监督机制能否跟上民间打假的热度，将决定这场风暴最终是昙花一现，还是推动一场迟来的学术诚信改革。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世界专题节目，法国《十字架报》与《费加罗报》近期分别登出有关中国于梵蒂冈于2018年就主教任命问题签署的“秘密”协议的调查报道，以及对在中国秘密传道者的苦难的深入报道。这两篇报道共同的背景，是2026年4月人权观察发布的最新报告和5月24日“为中国受迫害基督徒祈祷日”。本期的中华世界，我们从这两篇报道取材，并以十问十答的方式介绍中国天主教界与教徒的真实情况。

1. 这项中梵协议到底是什么？

2018年9月，梵蒂冈与北京就中国天主教主教的任命问题，签署了一份临时协议。协议此后在2020年、2022年、2024年三次续签，但双方始终拒绝公开完整文本——这种保密本身，就是六年来争议不断的根源之一。简单地说，协议想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谁有权决定中国主教的人选——是教廷，还是中国政府？

2. 为什么这份协议最近又被重新提起？

2026年4月15日，人权观察（HRW）发布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新报告，指责协议客观上助长了对中国天主教徒的压迫。报告基于九位流亡中国天主教徒的证词整理而成，其中一位2024年才离开中国的地下教会成员形容，这份协议被中共当局当成了“瓦解地下教会最聪明的武器”；有被捕的神父甚至被告知“梵蒂冈命令你们加入爱国会”。这份报告把一个长期存在但常被搁置的问题，重新推到了台面上。

3. 批评者的核心论点是什么？

人权观察亚洲部副主任王松莲（Maya Wang）的分析是：这项协议非但没能保护中国天主教徒，反而消解了地下教会赖以生存的“模糊地带”——过去几十年里，地下教会正是靠着这种不被官方完全承认、也不被完全消灭的灰色状态存活下来的。一旦梵蒂冈与北京建立起官方层面的合作机制，这层象征性的“保护伞”也就跟着消失了。王梅雅还指出，中国当局采取的是一种综合性的施压手法：不只是公开的暴力镇压，更包括改变一个人周遭的环境与结构，让人不得不顺从。

4. 支持协议一方又是怎么看的？

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在2022年8月的表态很能代表这一立场：“如果没有协议，中国可能再也没有天主教会了。”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协议不是对中共的让步或投降，而是在一个极端不利的环境下，争取到的一个极其有限、但确实存在的“行动空间”。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中国天主教研究专家米歇尔·尚邦的判断是：协议八年来的效果“相对积极”，因为它毕竟是在一个充满敌意、偏执的中国政治环境中运作的。他还提到一个微妙的变化——二十年前北京眼中的“问题群体”是天主教徒（因为他们效忠教宗这个“外国君主”），如今情况几乎反过来，天主教反倒不再是首要打击对象。不过，即便如此，按照GCatholic.org和Catholic-hierarchy.org这两机构的统计，中国教区主教职位仍有约一半处于空缺状态。

5. 协议签订前后，中国的宗教政策发生了什么结构性变化？

这才是理解争议的关键背景。习近平上台后，“宗教中国化”成为巩固政权的支柱之一——但在中共的语境里，“中国化”不是文化意义上的本土化或爱国情感，而是要求宗教彻底服从党的管控。2018年3月，恰好就在中梵协议签署前几个月，中国修改了宪法序言，写入“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与此同时，国内的宗教事务监管权，从原本相对中性的行政机构国家宗教事务局，被直接划归中共的统一战线工作部管理。

6. 统战部接管宗教事务，意味着什么？

统战部从来不是一个普通的行政部门，它的任务是团结、管控或压制一切可能脱离党控制的社会力量——知识分子、民营企业家、少数民族、海外侨民,如今加上宗教团体。据相关研究披露，统战部下设12个局，其中第12局专门负责宗教事务。自此，“中国化”不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上升为国家政策,有分析甚至认为它正朝着“强制同化进主流文化”的方向发展,手段包括大规模拘禁。也正是在这套体系下，主教任命、神学生培养、日常讲道,都被纳入了管控范围：十字架被拆，圣像被习近平画像取代，弥撒前要唱国歌，教理被重写，圣经文本也被删改。

7. 协议的真实条款到底写了什么，为什么没人能完全确认?

官方文本从未公开,这正是争议持续发酵的原因之一。在百度文库等中国大陆平台上，流传着几份被标注为“完整版”的简体中文文本，据《十字架报》采访的两位梵蒂冈消息人士认为这些文本“可信”，但他们拒绝正式确认其真实性。这些流出版本传递的信息大致一致：中方主张“中国有权管理在中国的天主教活动”而梵蒂冈“未经中方同意不得干涉”；主教候选人须满足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宗教要求”，做到“爱国爱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稳定”。同时，也有版本提到，罗马可能通过一个“联合委员会”参与主教人选的协商，这意味着教会的辨别权并未完全让渡。换句话说，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协议是把天主教纳入统战部主导的治理体系的一种机制；就梵蒂冈的角度而言，这是一种生存策略——用最低限度的联系，换取宗座继承的延续性。

8. 对普通神父来说，协议落地后实际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两难?

这是问题最痛的地方。北京方面要求神职人员进行“民事登记”，核心是签署一份被称为“宪章”的文件，神父需在文件中承诺尊重中国教会“独立、自治、自律”三原则，以及党的领导。据一些受访神父透露，中共长期散布的说法是协议“要求登记”，这种说法本身就促使不少地下教会神父选择妥协。梵蒂冈方面，其实在2019年6月发布过牧灵指导，允许神父在签署时附加书面或口头声明，表明自己不放弃教义忠诚，也明确表示不签署同样应被尊重。不过，一位与地下教会关系密切的法国神父的评价却相当尖锐：这种安排实际上等于说“既然教宗似乎站在他们那边，那就没理由再抵抗了”，签字与否最终都被卷入了一种道德两难——继续地下生活近乎窒息，登记又像是某种程度的投降。

9. 有哪些具体的镇压事例?

2025年是打击力度明显加强的一年。据《费加罗报》调查报道，浙江一位知名家庭教会黄姓牧师，因“非法经营”在住所外被捕——十年前他就曾因官方以城市规划名义拆除1500到2000个十字架的运动而入狱。同年7月，警方在东部地区出动300到400人对70余名基督徒展开联合行动；10月，一场全国性行动针对近30名锡安教会相关人员，两天内在11个城市完成抓捕。资深牧师之女格蕾丝·金·德雷克塞尔向媒体描述，她患重病的父亲被拘留期间不准服药,只能睡地铺，还遭受长时间审讯和剥夺睡眠；代理案件的律师在被约谈“喝茶”后纷纷放弃案件，部分律师执照被吊销。2025年12月圣诞节前，浙江雅阳的锡安教会（长期拒绝拆十字架、挂国旗、装监控、禁止未成年人示拜）遭上千名警力包围，超过200名信徒被捕。福建闽东教区主教郭文昌的境遇也颇具代表性——2018年根据协议安排，他放弃“地下”主教身份转任辅理主教，此后牧职持续受阻，被迫流落街头，2020年辞职，目前被软禁在家。

10. 官方教会内部和信众之间因为协议出现了什么样的撕裂?

这恰恰是协议最难评估的一面——它造成的分裂不只是“教会vs政权”，更是教会内部“登记vs不登记”的相互怀疑：登记在册的神父被怀疑背叛信仰，坚持地下活动的神父及其所在堂区则面临被报复的风险。这种分歧还带有世代差别色彩，经历过上世纪五十年代迫害、文革浩劫的老一代信徒，对“屈服”二字格外敏感,而年轻一代面对的现实压力——特工反复约谈、护照被没收（2025年12月起所有神职人员的护照及往来港澳台的旅行证件均被收缴，出境需提前至少一个月书面申请并附详细行程，回国后七天内还要提交任务报告）——也让选择变得更加艰难。受访者中一位牧师的总结颇具代表性：“如果换作是我,我不知道自己会怎么做。”

总而言之，这两份调查报道共同指向一个无法简单下判断的现实——那就是，中梵协议既不是天主教在中国的救命稻草，也不完全是对中共的屈膝投降。它更像是在统战部主导、“宗教中国化”全面收紧的大背景下，梵蒂冈用极其有限的外交空间,换来的一种脆弱的、充满代价的延续策略。而这份协议是否值得续签、如何续签，直到今天，依然是教会内部和外部观察者激烈争论的问题。

第二十八届上海电影节日前拉开帷幕，迎来全球各地第七艺术的从业人士。创办于1993年的这一亚洲电影节，刚开始是两年举办一次，自2001年后，改为一年一度，每年六月举办，为期九天。这一日期的选择可谓是紧随五月中下旬举办的、世界三大影节之一的法国戛纳电影节之后，上海影节的组织者希望将影节打造为亚洲重要的电影节之一，作为展示世界优秀电影作品重要平台的同时，还是促进国际影视产业交流合作的重要窗口，希望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机构、制片公司和电影节代表齐聚上海，共同探讨电影产业发展的新机遇。

 

在开幕式上，影节第二次将华语电影杰出贡献奖颁发给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著名华裔女演员卢燕获得终身成就奖，年近百岁的她坐着轮椅上台领奖。

据中国媒体的报导，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A类电影节，入选主竞赛单元角逐金爵奖的影片和入围纪录片单元的影片，在本次影节上，首次实现百分百全球首映、“中国首发”。影节期间，将展映420余部中外影片，放映场次超过1600场，其中12部影片入围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影节主办方还特别策划了“大好河山”单元，展映《开天辟地》《红色娘子军》等经典作品。此外，金爵论坛、电影大师班、“一带一路”电影周等也将陆续推出。

不过因欧洲和中东的战事，全球经济明显低迷。难免不影响国际电影市场。月前在采访戛纳影节期间，就明显感觉电影市场的人流少于往年。当时，在采访埃及馆负责人，开罗影节电影产业日项目总监穆罕默德·赛义德·阿卜杜勒·拉希姆时，面对戛纳影节电影市场的这一现状，他表示：“现在这种情况很常见。今年尤其如此。从参观的人群就能看出来。来电影市场的人不多。在戛纳公交站等车、或是去展馆的人也不多，只有参加招待会、大型活动之类人才会多。我认为全球的经济形势，当然还有导致经济恶化的战争，让很多人今年没来戛纳。他们负担不起戛纳的住宿费用，因为今年戛纳影节的费用比往年贵很多。而且，也许还因为，今年入选的好莱坞影片不多。今年没有一部好莱坞的大片。虽然有一些美国电影。但没有好莱坞大公司出品的电影。不过，我希望明年的情况会好一些，因为人越多，流量越大，生意才能越旺。这对整个行业来说，都有好处，不仅限于法国，也不仅限于像日本这样的主宾国。不，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

在采访中，赛义德主动提及自己将飞赴上海，参加在那里举办的上海电影节。他表示：“今年已经是我们连续第二年设立埃及展馆了。与去年相比，今年展馆的规模大了很多，面积扩大了一倍。我们会举办更多活动、更多的座谈会、更多的招待会，同时也会更多地参与电影市场中的各类项目，包括Fantastic Seven、网络合作拍摄，以及其他多个国际合作项目。我们希望埃及能够成为阿拉伯世界、非洲和亚洲之间的重要枢纽。我们希望把开罗建设成为连接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重要平台。”

提起埃及，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金字塔、尼罗河和悠久灿烂的文明历史。事实上，埃及也是阿拉伯地区最重要的电影生产中心之一。拥有百余年的电影发展历史，被誉为“中东的好莱坞”。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开罗便成为阿拉伯电影工业的核心城市。出品的大量经典影片不仅影响了中东和北非地区，也成为世界电影版图中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埃及文化交流不断加深，两国电影界的合作也日益频繁。赛义德表示： “我们与上海国际电影节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不仅有上海国际电影节，还有北京国际电影节。下个月我们将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相关活动意义重大，因为我们还将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相关活动。因为这一项目涵盖埃及。在上海期间，我们将参加多项活动，包括影片观摩、城市参访、考察影视基地，并与来自企业、机构乃至政府部门的代表进行交流。我们希望推动两国开展更多的合作。我认为，埃及和中国两国领导层都非常重视这种合作关系。

大约三年前，我们与中国媒体集团达成了合作协议。我们邀请了很多来自中国的嘉宾参加开罗国际电影节。去年我们接待了一个庞大的中国代表团。在2024年也是如此，有22位来自上海和北京的代表来到开罗，他们和埃及的制片人、发行商进行了大量交流，希望推动中国电影进入埃及市场，同时也希望将埃及电影引入中国市场。我认为需要这样的合作，而且应该不断加强。”

埃及影片其实时很早就进入了中国观众的视野。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央视就播放了长影译制的五十年代埃及黑白影片《忠诚》，七十年代末拍摄的《走向深渊》一片上映后不久，也很快引进中国，并由上影译制片厂译制。近十几年，埃及影片陆续参加中国电影节的展映，如获得国际影坛广泛关注的作品《678路公交车》，这部影片聚焦社会现实主义题材，深刻关注埃及女性的处境；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亚西提岛》一片，则以一个偏远小岛上的故事展现了埃及社会的复杂面貌；而《开罗时间》《开罗机密》等作品，也让世界观众从不同角度了解现代埃及的社会与文化。所有这些影片都让人记忆犹新。

那么在未来，中国观众能看到更多的埃及电影吗？目前是否已经有新的埃及影片进入中国市场呢？赛义德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是的，上海方面邀请我们推荐一些埃及电影在影节上放映，我们推荐了几部作品。其中有一部影片《投诉（Complaint）》，它在去年的开罗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编剧奖。我希望这些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放映的埃及电影能够被更多中国观众看到，让他们进一步了解埃及文化。正如我们埃及人，尤其是埃及的影迷们，也都非常喜爱中国电影。我们希望未来能够看到更多中国电影到埃及来，也希望更多埃及电影能够到中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