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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简介：

罗整庵认为：“物”和“意”、“心”之间的一个明显差别，即一个是人心之外的存在，一个是人心之内的存在。都认为外在之物和人的内在意识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两个事物。但阳明心学显然不是这样看待世界的。

阳明先生强调“物”、“知”、“意”、“心”、“性”皆来自于“理”，“理”在阳明心学的体系中，一旦被提及，就必然涵盖如下意义：理是本然如此的自然之则在人心的如实投射。这种投射，是“人”所独具的。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方面的性质的。

本讲原文：

来教谓：“如必以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以为务，则正心诚意四字亦何不尽之有，何必于入门之际，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诚然诚然！若语其要，则“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诚意”？“诚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详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为“精一”之学，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夫谓学必资于外求，是以己性为有外也，是“义外”也，“用智”者也。谓反观内省为求之于内，是以己性为有内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无内外也。故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学矣。“格物”者，《大学》之实下手处，彻首彻尾，自始学至圣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门之际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日可见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故就物而言谓之格，就知而言谓之致，就意而言谓之诚，就心而言谓之正。正者，正此也；诚者，诚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谓穷理以尽性也。天下无性外之理，无性外之物。学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认理为外，认物为外，而不知义外之说，孟子盖尝辟之。乃至袭陷其内而不觉，岂非亦有似是而难明者欤？不可以不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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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简介：

这讲是阳明先生对自己恢复《大学》旧本的辩解，以不容置疑而又极其严密的论述驳斥了朱熹乱改《大学》之非。

本讲原文：

来教谓某《大学》古本之复，以人之为学但当求之于内，而程、朱格物之说不免求之于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补之传。非敢然也。学岂有内外乎？《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失在于过信孔子则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传也。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且旧本之传数千载矣，今读其文词，即明白而可通，论其工夫，又易简而可入。亦何所按据而断其此段之必在于彼，彼段之必在于此，与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补？而遂改正补缉之，无乃重于背朱而轻于叛孔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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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简介：

有些人稍微读了点圣贤书，懂了点训诂之学，就沾沾自喜，实际上还差得远呢。而阳明则认为世界上没有可以先看见而后加以体验的“道”，“道”如果体验不到，你所看到的也只是“道”的浮光掠影，而不是“道”的实体。

　　真正修身的学问是身心之学，必须拿出自己的全部身心，做到天人合一，和自己接触到的事事物物有一个毫无私欲遮蔽的交流，并且将这种交流的思维方式固化为自己的习惯，才可能体验到真正的“道”。这个世上太多口耳之学者，自认为能博闻经典，学富五车，似乎已经懂得“道”了，其实无非两脚书橱而已。

本讲原文：

某顿首启：

　　昨承教及《大学》，发舟匆匆，未能奉答。晓来江行稍暇，复取手教而读之。恐至赣后人事复纷沓，先具其略以请。来教云：“见道固难，而体道尤难。道诚未易明，而学诚不可不讲。恐未可安于听见而遂以为极则也。”幸甚幸甚！何以得闻斯言乎？其敢自以为极则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道以讲明之耳。而数年以来，闻其说而非笑之者有矣，诟訾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较量辨议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复晓喻，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则天下之爱我者，固莫有如执事之心深且至矣，感激当何如哉！夫“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孔子以为忧。而世之学者稍能传习训诂，即皆自以为知学，不复有所谓讲学之求，可悲矣！夫道必体而后见，非已见道而后加体道之功也。道必学而后明，非外讲学而复有所谓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讲学者有二，有讲之以身心者，有讲之以口耳者。讲之以口耳，揣摸测度，求之影响者也。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者也。知此，则知孔门之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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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简介：

君子不自欺，良知就没有虚假而能真诚，良知真诚就能光明。君子自信，良知没有迷惑而能光明，良知光明就能真诚。光明和真诚彼此促进，因此良知能常觉、常照。常觉、常照就仿佛明镜高悬，任何东西在明镜前都不能遮掩其美丑。

本讲原文：

盖良知之在人心，亘万古、塞宇宙而无不同。“不虑而知”，“恒易以知险”，“不学而能”，“恒简以知阻”， “先天而天不违，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夫谓背觉合诈者，是虽不逆人，而或未能无自欺也。虽不億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是或常有先觉之心，而未能常自觉也。常有求先觉之心，即已流于逆、億，而足以自蔽其良知矣。此背觉合诈之所以未免也。君子学以为己，未尝虞人之欺己也，恒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则良知无所伪而诚，诚则明矣。自信则良知无所惑而明，明则诚矣。明、诚相生，是故良知常觉、常照。常觉、常照则如明镜之悬，而物之来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诚，则无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觉矣。自信而明，则无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觉矣。是谓“易以知险”，“简以知阻”，子思所谓“至诚如神，可以前知”者也。然子思谓“如神”，谓“可以前知”，犹二而言之，是盖推言思诚者之功效，是犹为不能先觉者说也。若就至诚而言，则至诚之妙用，即谓之“神”，不必言“如神”。至诚则无知而无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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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简介：

能够不事先怀疑别人欺诈，不无故臆想别人不诚信，而又可以未卜先知，才是真的智慧。所谓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已具。但是良知的先觉和“逆诈”、“臆不信”之间的差别十分细微，如何把握呢？

本讲原文：

【170】来书又有云：“人情机诈百出，御之以不疑，往往为所欺。觉则自入于逆、億。夫逆诈，即诈也。億不信，即非信也。为人欺，又非觉也。不逆不億，而常先觉，其惟良知莹彻乎。然而出入毫忽之间，背觉合诈者多矣。” 

　　不逆不億而先觉，此孔子因当时人专以逆诈、億不信为心，而自陷于诈与不信。又有不逆、不億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而往往又为人所欺诈，故有是言。非教人以是存心，而专欲先觉人之诈与不信也。以是存心，即是后世猜忌险薄者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不逆、不億而为人所欺者，尚亦不失为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觉者之尤为贤耳。崇一谓其惟良知莹彻者，盖已得其旨矣。然亦颖悟所及，恐未实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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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简介：

先有了一个功利心，去计较其中成败利钝，尔后再在其中作出私意上的爱憎取舍。这个时候处理事情和培养本源就成两件事了，就不是致良知以求问心无愧的功夫了。这个时候的自我激励，强打精神坚持下去，处理完事情后必然会疲惫不堪

本讲原文：

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为致良知。而凡“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云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计较成败利钝而爱憎取舍于其间，是以将了事自作一事，而培养又别作一事，此便有是内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义外，便有“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

所云鼓舞支持，毕事则困惫已甚，又云迫于事势，困于精力，皆是把作两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学问之功，一则诚，二则伪。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诚一真切之故。《大学》言“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曾见有恶恶臭，好好色，而须鼓舞支持者乎？曾见毕事则困惫已甚者乎？曾有迫于事势，困于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从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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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简介：

阳明的“舍生取义”的内涵：并不是我吝惜生命，而是热爱生命，不到最后的关头，决不轻言战斗，忍无可忍的时候，我会挺身而出，我挺身而出的时候，我会依从良知的判断找到最佳途径。不仅仅是勇气与血性，而是勇气和智慧的双重化身，这就是良知。

本讲原文：

【169】来书又云：“师云：‘为学终身只是一事，不论有事无事，只是这一件。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分为两事也。’窃意觉精力衰弱，不足以终事者，良知也。宁不了事，且加休养，致知也。如何却为两事？若事变之来，有事势不容不了，而精力虽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则持志以帅气可矣。然言动终无气力，毕事则困惫已甚，不几于暴其气已乎？此其轻重缓急，良知固未尝不知，然或迫于事势，安能顾精力？或困于精力，安能顾事势？如之何则可？” 

　　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之意，且与初学如此说亦不为无益。但作两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则君子之学终身只是“集义”一事。义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谓义。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故集义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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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简介：

欧阳崇一指出学者的两种弊病，其一是“沉空守寂”，其二是“思索安排”，那么如何避免堕入这两个弊病呢？如果你能观照气机实相，做到廓然大公，自然就能做到发心动念都是出自良知，没有任何贪嗔好恶的攀附。

阳明心学最核心的思想是“致良知”三个字，将“良知”所判断为是善的东西，通过人的实践行动（该实践行动在阳明心学里既包含了“意识”，又包含了“行动”，且二者是一体同源）落实出来，就是一个“致”的过程，“致”的本意是“送，到”，既然又是“送”，又是“到”，那就是从这里到那里，由此及彼之意。“良知（阳明良知）”人人具有，但是很少有人能时时保证此“良知”能被“送至”，能被“送到”，所以“致”才是阳明心学全部功夫所在。

本讲原文：

【168】来书云：“师云：‘《系》言何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心之本体即是天理，有何可思虑得？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体，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学者之蔽，大率非沉空守寂，则安排思索。德辛壬之岁著前一病，近又著后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发用，其与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别？恐认贼作子，惑而不知也。”

　　“思曰睿，睿作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思其可少乎？沉空守寂，与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为丧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若是良知发用之思，则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纷纭劳扰，良知亦自会分别得。盖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所以认贼作子，正为致知之学不明，不知在良知上体认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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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简介：

阳明心学不是唯心主义，更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心物一体。今天学术界以“物质”和“意识”来区分出两大哲学流派的观点，完全可以认为是闲得蛋疼的搞法。阳明心学是“心物一体”，谈“心”必然有“物”，谈“物”必然有“心”，这种哲学观从来不把“心”和“物”到底谁是第一位的问题放在心上。唯心唯物的分法本身就是一种很低级的分法。

日常生活中，见闻应酬千头万绪，却都是良知的作用与流行。入世践行无非人情事变，离开了人情事变，良知也就失去了载体。从这个角度而言，良知与见闻实际是一件事。惟精惟一的宗旨亦是如此。“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可见良知还是在其中起了作用的，只是在多闻多见上选择、认识，要抓住要领，不能失去良知的核心主导地位。

本讲原文：

【167】崇一来书云：“师云：‘德性之良知，非由于闻见，若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则是专求之见闻之末，而已落在第二义。’窃意良知虽不由见闻而有，然学者之知，未尝不由见闻而发。滞于见闻固非，而见闻亦良知之用也。今曰落在第二义，恐为专以见闻为学者而言，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似亦知行合一之功矣。如何？” 

　　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孔子云：“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今云专求之见闻之末，则是失却头脑，而已落在第二义矣。近时同志中，盖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说，然其工夫尚多鹘突者，正是欠此一问。大抵学问功夫只要主意头脑是当。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

　　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则语意之间未免为二。此与专求之见闻之末者虽稍不同，其为未得精一之旨，则一而已。“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既云“择”，又云“识”，其良知亦未尝不行于其间。但其用意乃专在多闻多见上去择识，则已失却头脑矣。崇一于此等语见得当已分晓，今日之问，正为发明此学，于同志中极有益。但处意未莹，则毫厘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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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简介：

答陆原静这部分内容，陆澄问得淋漓，老师答得酣畅，对同道修身帮助比较大。阳明先生说：“陆澄所有的疑问，都是没有完全在良知上下功夫的原因，学贵在返身自求，不能仅仅从知解上去掌握。

本讲原文：

答原静书出，读者皆喜澄善问，师善答，皆得闻所未闻。师曰：“原静所问只是知解上转，不得已与之逐节分疏。若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工，虽千经万典无不吻合，异端曲学一勘尽破矣，何必如此节节分解？佛家有扑人逐块之喻，见块扑人，则得人矣，见块逐块，于块奚得哉？”在座诸友闻之，惕然皆有惺悟。此学贵反求，非知解可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