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流回憶當年的農民抗爭，大家一起去日本警察局抗爭：
「張行顧慮路途遙遠，便叫老弱者先回去睡覺，留下約一百多人去麻豆包圍曾文郡役所，到麻豆已經十二點多，半夜裡突然去了那麼多下營農組的人，不但使曾文郡役所上下大為驚慌，也驚動了麻豆街上還沒睡的居民。麻豆也有農組的組員，均趕來助威，人潮越聚越多，把曾文郡役所團團圍住，結果郡守和警察只好讓步，把抓去的四人放出來；一行人等回到下營，還在廟前下營派出所門口放鞭炮。
來回走那麼遠的路，好些人腳底都起了水泡，有幾個外地農組和文化協會的人趕來聲援，他們都是斯文的留學生，穿皮鞋的腳都磨起了水泡，跛著腳走不動。有兩個女的，一位叫玉蘭，一位是葉陶，她們脫下皮鞋拎著走，而被赤腳的農夫開玩笑說：「我們種田的赤腳漢比讀書人的腳勇！」（見韓嘉玲《播種集》）
葉陶，就是當時被稱為「土匪婆」的農運女戰士。因為參加農民運動，她與另一位農民運動的年輕人楊貴談戀愛。楊貴，就是後來著名的作家楊逵。
 
回到當時時空，一個交通極端不方便，只有火車、公共汽車、自行車和徒步的時代，簡吉和農民組合的幹部，竟可以在經費困難、交通不便、日本憲警到處搜捕的條件下，籌組起全台灣農民組合的組織，全島二十七個支部，會員達到二萬四千人，這只能說明當時日本式政府的壓迫是如何全面，而簡吉和農民運動者的對抗意志力，是何等驚人！
 
根據當時參與農組的周甜梅（她與後來擔任過嘉義市長的張許世賢是同學，許世賢是台南第二高女第一屆，她是第四屆。許世賢的女兒張博雅，後來是她的媳婦，她在二○○四年受訪時，已經高齡九十五歲）回憶，當時簡吉都是騎著腳踏車，從高雄鳳山來到屏東市，再以屏東市的一處農組的辦公室為中心，到附近的農村如萬丹、萬巒一帶去演講辦活動。
當時的農民還是非常恐懼日本政府的高壓統治，除了土地被日本政府侵害才起來反抗的人之外，大部份農民不太敢出來參加演講。反而農村的年輕人比較有勇氣，願意來參加。
在屏東的日子裡，簡吉常常白天出去，晚上才回來農組辦公室休息。次日一早，又出門去了。簡吉的交通工具就一輛腳踏車，在農村的牛車路上奔走，從屏東到另一個村子，一次來回就是十幾二十公里，中間又要演講，為農民排難解紛，處理爭議，其辛苦不難想見。但簡吉卻是以此為職志，日復一日，在路上奔走！
當年屏東農組的辦公室就在周甜梅家對面，她先生和簡吉感情很好，簡吉來屏東，就住在農組辦公室裡，常常會過來喝茶聊天。有時從農村回來，累了一天，會順道過來打個招呼，喝杯水，說兩句話，再回去休息。周甜梅夫婦都欽佩簡吉，他們知道當年的老師，可以戴上象徵榮譽的官帽，還可以佩帶一把劍。在農村，那是一種地位，一種權力的象徵，簡吉卻拋下了「權力之劍」，帶上他的小提琴，在農村流浪奔走。
周甜梅記憶最深的是，有一天夜晚，周甜梅夫婦看簡吉勞忙了一天，風塵僕僕回來，直嚷著累得要死，想好好休息。不料他一回到農民組合辦事處，就傳來小提琴的樂音。她和丈夫訝異的去探望說：「你不是說累得要死了，怎麼還在那裡『鋸呀鋸的，『鋸』個不停呢？」
簡吉也笑了，說：「你們不知道呀，我要是不這樣鋸呀鋸的，才真正會死呢。」
他是一個愛音樂，愛小提琴的人，彷彿這音樂才是他心靈最大的安慰。
 
塵土飛揚的牛車路、貧困而荒涼的農村，無告的被壓榨的農民、粗礪的食物、彷彿永遠踩不完的腳踏車之路，簡吉奔波演講，組織起台灣農民第一次的反抗運動。
這是革命者的外在生活。但社會運動者的內心深處，那最細緻而幽微的人性裡，是一個人的音樂之愛。
然而，從更深層來看，這音樂之愛和對農民之愛，外在形式雖然如此不同，然而，在本質上，去卻是同一種生命氣質。它更像是鏡子的兩面，映出簡吉的內在靈魂。
革命者的情懷，就像切．革瓦拉，他的書包裡，有一本筆記本，寫著他喜歡的詩，那是他自己從詩集裡抄錄下來的。革命者 的愛，更近乎藝術家，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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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使用
Snowflakes by Agnese Valmag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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