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和日本殖民政府鬥爭，台灣農民不能只關起門來自己反抗，而是要學習其它地方的農民運動經驗，和其它國家的殖民地反抗理論與實務。對台灣農民來說，他們生活太貧困，知識能力太少，更沒有機會讀書學習。此時，唯有靠簡吉、趙港這樣知識份子，才能打開知識之窗，開啟下一個階段社會運動的道路。
在農民運動的抗爭經驗裡，「台灣農民組合」的成立，只是完成了初步的組織工作，對簡吉來說，下一個階段如何繼續下去，讓農民運動延續生命力，才是一個最困難的課題。
擺在眼前的課題是：如果農民的反抗，永遠沒有結果；如果日本殖民政府的壓迫，永遠有效；如果農民人微力弱，反抗只會帶來更嚴重的鎮壓；如果農民組合不能帶領農民反抗，並在反抗中得到一部份的勝利，為農民爭得權益，則農民組合會逐漸冰消土崩，一步步被殖民地政府瓦解掉。
但如果要繼續抗爭，台灣農民首先必須打破現在的孤立處境。因為，台灣總督府對農民的鎮壓，是採取「關起門來打狗」的方式，讓他們有苦無處說。農民組合，要打出一道缺口。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日，簡吉和趙港決定，直接到帝都東京去，一起赴東京，參加了日本農民組合第六回大會。他們直接拜訪首相、農相、議員等人，向帝國議會請願。但沒有人接受。只有議員清瀨一郎於三月十二日向眾議院提出請願書。
雖因政府官員不出席，未獲得任何結果。然而，這一次日本行，不僅目睹了日本風起雲湧的農民運動，同時拜訪日本農組與勞農黨，與日本左翼團體建立結盟關係。日本社會運動健將十三人包括布施辰治、古屋貞雄等人，都允諾擔任台灣農民組合的顧問。
 
簡吉和趙港的日本行，打破了台灣農民組合的孤立，和日本農民組合變成革命同盟軍，為下一個階段農民革命，奠定良好的外部支持基礎。
 
謝春木在《台灣人的要求》一書中指出：台灣農民組合受日本農組影響不小，尤其簡吉、趙港在日本，學習到不少日本的鬥爭手法，如：排除使用陳情請願這種溫和手段，而採取直接與地主交涉談判，拒繳租金，隱藏已收割的稻作，竊回被扣押的物品，設立假債權等等。簡吉與趙港到處演講《日本農民運動》、《日本農民組合》等為題提供日本鬥爭經驗，讓1927至1928年的農民運動，邁向新的高峰。
這一趟行程，也讓簡吉認識了日本律師古屋貞雄。
 
古屋貞雄也是一個農民的孩子，他是如何開始成為日本「自由法曹團」的律師呢？由於他對台灣農民運動貢獻，他的故事值得被好好介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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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使用
Snowflakes by Agnese Valmag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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