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的分佈趨於兩極化的日據時代，抗日運動無疑地有著極為良好的土壤。但欲要在這土壤上茂盛且連結地開花，則需要客觀環境的助益，另一方面更需要主觀的推動者。
客觀環境上之助益，依據葉榮鐘在《台灣民族運動史》的論述有如下數點：
第一是辛亥革命的影響：在辛亥革命前，日本人辱罵台灣留學生的口頭禪是「清國奴」，而清朝內政外交的失敗，也使得台胞深感祖國無法保護自己，反更增恥辱之感。但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得留學生重新燃起希望，對台灣的重獲自由漸生信心，當時更有被視為「祖國派」的學生，認為應該回到大陸去為祖國奮鬥效力，使之強盛，台灣的解救才有希望。
第二是民族自決主義之影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大勢已定時，美國總統威爾遜發表十四條和平條件的原則，高倡民族自決，民族本身有決定自身命運的權利。無論任何人均無法也不應剝奪一民族的生活、教育、道德、習慣和語言等的權利。此一「民族自決」理論曾讓當時的朝鮮與台灣人為之振奮，並視之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統治的理論基礎，遂有「台灣非成為台灣人之台灣不可」的論調，期能喚醒台胞的自尊，追求自由與尊嚴。
第三是日本「民本主義」運動的影響：東京帝大教授吉野作造曾在一九一六年著《談憲政本質並論其成功之途》的論文，提倡「民本主義」（Demoracy，即民主主義）並與帝大經濟學福田德三教授組織黎明會，展開如火如荼的運動，一時蔚為思想界巨流。台灣留學生久處殖民地，從未有主權在民之理念，吉野對他們啓發頗大。
第四是朝鮮獨立運動的刺激：一九一九年三月，朝鮮發生民族獨立的大暴動（又稱萬歲事件），世稱「三．一運動」。此一運動雖歸失敗，但予台灣留學生刺激最大。因為台灣於一八九五年成為日本殖民地，朝鮮則在一九一○年始遭吞併，二者同為日本殖民地，照說台灣早十五年應為「先輩」，但在政治、經濟、財政、教育等方面，卻比朝鮮還不如。因此台人常引朝鮮為例，攻擊日人之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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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wflakes by Agnese Valmag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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