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40周年，40年的改革开放到底改变了些什么？时至今日，改革是不是真的已死？改革开放到底是给中国带来希望，还是彻底扼杀了中国政治转型的希望？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杂志编辑贺兰若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中国研究院》第62次研讨会：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还是使中国更难改变？参加此次研讨会的有中共党史专家阮铭、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程晓农、独立智库学者张艾枚与新闻观察员何频，主持人《历史明镜》主持人高伐林。该节目完整文字整理稿收录在最新第75期《中国密报》杂志中。

中美矛盾升级，美国如何大力打击中共？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在《点点今天事》提到关于习近平南巡传闻、中美矛盾严重超乎想像、以及马云宣布退休，背后隐含中国富商被宰割的秘密等话题。今天《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张洛尹女士，给大家介绍《点点今天事》精华片段，该节目完整文字稿收录在最新出版的第102期《外参》杂志中。

法广：日前香港媒体发出消息，传闻习近平要彷效邓小平南巡、准备将深圳升格为直辖市，当时何频看法便与外界谣传的不同，事后也证明深圳升格一事纯属谣言，他是怎么说的？

张洛尹：前阵子不少传言说习近平要搞南巡，但何频认为习近平不需要南巡，当初邓小平之所以南巡，是因为中央没有人听他的、江泽民也不听他的，邓小平才选择亲自搭火车南下、召见了湖北省委书记并特别前往广东深圳，掀起所谓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次浪潮。但现在中国没有两个中央，如果习近平南巡，岂不是暗示有“另一个中央”，等于是在打自己脸。外界都很清楚，习近平在中国掌控了一切，若习近平搞南巡，就是对外暴露出中国内部的矛盾。

再来，深圳要升格为直辖市必须经过各个程序，不可能因为习近平突然到这里就宣布这里为直辖市。不久后，深圳方面也发文澄清，称“深圳要成为直辖市”完全是谣言。

法广：2017年10月因涉嫌代表中资华信能源公司行贿非洲政要，而在纽约被抓的前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这段时间保释申请一直被驳回，外界困惑非洲或联合国并不归美国所管，为什么美国要抓捕他？何频对此事有何点评？

张洛尹：何频指出，最近美国可能全面针对中共干涉美国内政、侵蚀美国利益、黑客攻击美国等行为进行打击。他提到美国的长臂法，分析何志平案件虽然看起来是中国与乍得之间事情，涉及国家为乌干达、塞内加尔，但由于行贿过程触犯到美国海外反腐败洗钱法，也就是他们在从事腐败行为时利用美国的金融系统，于是美国进行司法追溯，何志平恰好在担任中国华信能源基金会的秘书长期间涉嫌行贿，并运用了美国的外汇管制系统。

另外，何频先生谈到，关于美国制裁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将一事，中共对此之所以暴跳如雷，并不只是因为触及到中共官员，根本原因是一旦制裁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意味着中共全球军火贸易都会受到毁灭性打击，因为在国际军火贸易交易过程中，一旦触犯美国就只能进行地下交易，这就是让中共非常恼火的地方。

法广：肖建华、吴小晖、郭广昌、刘强东、许家印、张维功、王健林、马云这些人如果不是出生在中国，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发展？马云提前退休反映出什么？何频是怎么评论的？

张洛尹：何频认为这些中国商人若非出生在中国，而是在健全法治、自由、民主制度下的国家，应该都是优秀人才，但他们在中国就永远摆脱不了一种原罪。这种原罪就是：他们必须适应中国政治、法制和市场，几十年累积财富、发展事业的过程，跟中国权贵的往来难免产生腐败问题。中国过去的巨大商机让这些商人快速成长，却也生活在恐惧之中。

马云提早宣布退休、放弃阿里巴巴的控制权，或许反映出他的聪明与体认，但何频也质疑，放弃财富、控制权、领导权，真的能换来安全吗？习近平并没有鼓励民营企业做大做强，也没有支持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竞争或超越国有企业。因为中国政治的基本意识型态就不允许这样，民营企业不断壮大的结果就是必须被肢解、必须萎缩，甚至必须被灭掉。

杨振武专职吹捧习近平，《人民日报》最羞辱的时期

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在2018年9月11日的《历史明镜》第156期里，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和前《人民日报》记者、《海南日报》总编辑程凯，座谈当年改革开放前沿主政广东的一些中共高官的情况。今天《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刘欣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这场讨论。该节目文字稿收录在《外参》杂志第102期。

 

法广：同样曾经在《人民日报》待过，程凯先生对中国异见作家刘宾雁有什么印象呢？

 

刘欣：节目中，程凯先生回忆了刘宾雁对记者工作的热情，让他肃然起敬。但他也感叹地说道，刘宾雁即使到了美国，还是怀念当初在《人民日报》大声疾呼的日子，他无法跳脱出社会主义拥护者的俗套，甚至对社会主义的失败很不甘心，才会一直处於精神上的郁闷。

法广：当时的《人民日报》有什么特別之处，让刘宾雁念念不忘呢？

刘欣：程凯先生说，从邓拓开始，当时有不少知识分子怀抱着理想，加入共产党的新闻队伍。在他的时代，要加入《人民日报》，光是本科毕业还不够，起码得有硕士学位才行，所以那时候的《人民日报》整体素质很高。中共中央组织部曾经对中央机关的人员素质做过调查，《人民日报》是第一，甚至高过外交部及中央办公厅。但在六四之后，这些人大部分都被贬了。 

法广：那么，程凯先生对现在的《人民日报》评价如何呢？

刘欣：用程凯先生的话来说，现在的《人民日报》基本已经称不上是一个新闻媒体了，特別是从杨振武领导之后，更是沦入黑暗期。他细数杨振武的仕途发展，杨振武担任驻河北记者时，给当时在正定当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写了一篇报导，为习近平后来的升迁起了很大作用，习近平一路从厦门、福建升到上海之后，把杨振武调到上海，担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后来习近平再把他调回《人民日报》当总编辑、社长，一直到现在的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程凯先生批评，杨振武掌管时期的《人民日报》，简直就是给习近平办的《顺天时报》，荒唐到一整个版面满满都是习近平，一份报纸堕落至此，无疑是《人民日报》最羞辱的时期。

法广：这期节目中，还有谈到1980年代的深圳，不只人事冻结，房地产市场也是惨不忍睹。当时在中央是哪些人在运作要把深圳毁掉呢？

刘欣：程凯先生说，谷牧当时作为掌管者，希望深圳特区在自己的治理下能有很好的发展，但他也不免受陈云、李先念这些人的牵制。而王震看似支持深圳，其实也只是想享受深圳带给他的好处。

法广：针对王震这个人，程凯先生的评价如何呢？ 

 

刘欣：程凯先生对王震的印象极坏。他回忆有一次王震到深圳听市委汇报，一来就是全家人，连孙子都带去。还有一次，程凯先生到湛江第一招待所，也就是现在的湛江宾馆，听那边的宾馆经理跟他说，之前王震入住时，在大白天的下午对女服务员动手动脚，让他大肆批评王震的私德。

另外，程凯先生也提到，曾任深圳市委书记、首任海南省长的梁湘，六四之后被诬陷贪汙并受到审查，面临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的困境。当时邹尔康等人写信给王震恳求，希望他能看在之前梁湘对他尽心尽力的份上，在中央说几句好话，但王震毫不理会，显见这个人的冷漠无情。

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在2018年9月3日的《历史明镜》第155期里，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和前《人民日报》记者、《海南日报》总编辑程凯座谈当年改革开放前沿广东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当年《内参》在广东政界的地位和作用。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编辑贺兰若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这次访谈的具体内容。该节目完整文字整理稿收录在最新第105期《明镜月刊》中。

法广：在改革开放初期主政广东的中共官员中，后来赵紫阳和万里升到了中央，而许家屯、项南和任仲夷却没有升上去？这是为什么呢？

贺兰若：程凯先生在接受访谈时认为，赵紫阳和万里之所以能升上去，是因为当时政府需要他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比如赵紫阳先到四川解决了那里人的吃饭问题；而万里在安徽解决了一个农村体制问题。

至于许家屯、项南和任仲夷为何没有升上去，程凯认为，除了年龄因素外，就是来自陈云团伙的阻力。陈云当时一直在对特区进行干扰，明里暗里指责特区就是租界，并且反复派人到特区调查。因此即使当时邓小平想重用这三人，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地方上也需要许家屯他们这样的人才。

法广：程凯作为原《人民日报》记者，在当时是具备写《内参》的资格，也就是说具有将地方情况“上达天听”的权力。那么请问，具有这种权力的记者们和当时的地方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贺兰若：程凯说，那个时候，自己虽然要列席地方常委会议，与地方领导人们经常碰面，但《人民日报》有规定，就是驻地方记者不能与当地领导人走得太近，防止被腐蚀，这种规定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

法广：程凯要列席地方常委会议，那肯定对地方当时的事务很了解，那当时他一般会把什么样的事情写进《内参》呢？

贺兰若：一般都是比较急迫的事情。程凯在接受采访时举了个例子，深圳的黄田机场（后称宝安机场），这个机场，时任深圳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周鼎他们本来计划是在黄田的，但是后来李颧上任后，就把机场建在了深圳大学旁边，挨着小鸟栖息地。对于这个变动，当时已经下来了的周鼎找到程凯，请他写了个《内参》，之后不久，时任总理李鹏就亲自到深圳来调查这个事情了。

另外，程凯还提到，除了记者发现问题主动写《内参》外；有时还会被要求去调查某事，如调查赵大军倒卖彩电和显像管等。

法广：《内参》写上去之后，一般什么人可以看到呢？

贺兰若：程凯介绍说，《人民日报》当时有两份《内参》，分两个级别，一个是送到政治局的，一个是送到政治局常委的。低于相应级别的人都看不到。另外，新华社有一份级别比较低的《内参》，是送到县团级的。

法广：《内参》中的文章都可信吗？我们都知道，在现在中国新闻界，拿钱写稿子的事情非常普遍。

贺兰若：程凯在接受采访时说，那时候《人民日报》的记者和现在完全不同，都是洁身自好，继承了范长江和邓拓等人的传统；再加上那个时候的社长也都是非常开明廉洁的。

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继伟到了人大之后，全力推动新闻法的修订，希望可以保障新闻自由和记者的权力。但是这个新闻法最后在陈云的阻挠下夭折了。

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在2018年8月27日的《历史明镜》第154期里，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和前《人民日报》记者、《海南日报》总编辑程凯座谈当年改革开放前沿主政广东的一些中共高官的情况。今天《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刘欣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这场讨论。该节目文字稿收录在《内幕》杂志第79期。

 

 

法广：说起改革开放，那就要首先提到广东和深圳，习仲勋、任仲夷、吴南生，甚至赵紫阳这些比较重要的人物难以回避开。嘉宾对这几个人有什么特別的印象吗？先说说习仲勋吧。

刘欣：程凯先生采访过习仲勋，跟他下过乡，也听过他的座谈会。他对习仲勋的感觉是，其实习仲勋在广东那段时间威望并不高。广东那个时候流传“习以为常”的说法，就是说他并没有太多开创性的东西。而且程凯说，这个老头“非常啰嗦”，开会大家非常害怕他，一讲讲个没完，別人也不好打断他。习仲勋在广东工作的后期，对逃港等边界问题非常关注。他后来就提出办一个出口加工区。一开始不叫特区，叫出口加工区。因此程凯认为，习仲勋毫无疑问是深圳特区最主要的的创办者。对这一点，何频先生也认同。

法广：听说当时建特区之初，还借鉴了一些台湾经验，有这么回事吗？

刘欣：习仲勋还把台湾的一些加工区的条例都拿来研究，因此后来制定的《深圳特区条例》、《经济特区条例》等都包括借鉴了台湾的一些经验。

法广：这期间，习仲勋和北京，尤其是邓小平的互动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刘欣：当时习仲勋在中央里很有份量，因此到北京向邓小平谈这个事，获得邓小平的支持。程凯认为，现在说是邓小平提出建经济特区，什么“一个老人在南海画了一个圈”，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深圳去画个圈的是习仲勋，改革开放的雏形也是他提出来的。当然，邓小平也同意了。程凯说，那时候，北京不同意也不行，中国和中共当时都没什么出路了。

法广：程凯对习仲勋还有什么印象？

刘欣：程凯觉得习仲勋是比较厚道的一个老头，思想不保守，但要说有什么开创性也谈不上。

法广：那广东的领导人里面，赵紫阳呢？

法广：说起改革开放，那就要首先提到广东和深圳，习仲勋、任仲夷、吴南生，甚至赵紫阳这些比较重要的人物难以回避开。嘉宾对这几个人有什么特別的印象吗？先说说习仲勋吧。

刘欣：赵紫阳那个时候调到四川去了。赵紫阳在广东那个时候，整个大气候在那儿，他也没办法开明。但是赵紫阳有一个特点，他非常深入农民。比如说广东省开三级干部会议，讨论农村的一些政策问题，有时候就争执不下了，或者是就是谈不下去了，赵紫阳就是藉会议期间，跑到附近的南海、番禺、顺德，他在那些地方的农村有点儿、有关系户，他去找农民商量。听他们的意见，他回来后就在三级会议上传达、贯彻。所以程凯先生认为所有的省委书记里边，对农村，对农村工作是最熟悉的，交农民朋友是最多的就是赵紫阳。当然，他的有些政策，也未必是说就那么对，当时整个大的气候在那里决定。赵紫阳当时能为农民解决很多问题，已经是很不简单了。

法广：杨尚昆呢？

刘欣：程凯先生说，杨尚昆被贬到广州基本不工作，所以不清楚他的情况。

法广：程凯对任仲夷印象如何？

刘欣：程凯认为任仲夷非常开明。应该说，任仲夷是接了习仲勋的班，他出任广东省委书记。他把习仲勋当时构画的一个构想，第一个落实，第二个发展。他认为，经济特区真正是在任仲夷手里形成的，而不是在习仲勋。程凯还提到，当时任仲夷面临著上头的阻力比习仲勋要大得多！因为习仲勋不管怎么样，他当副总理，资格老，很多想责难他的人，还跟他比还差挺远。但是任仲夷不同，他毕竟只是个省委书记。他面对的上面的责难就更多，他能坚持改革开放就显得很可贵了。

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特朗普日前扬言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箭在弦上，可能即将生效，但至今仍未有动作。在《明镜编辑部》第309期节目当中，明镜集团执行总编陈小平与嘉宾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龚小夏，针对2000亿加税计划为何尚未落定、特朗普是否对中国放软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今天《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张洛尹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这场讨论。该节目完整文字稿收录在最新出版的第81期《内幕》杂志中。

索菲：为什么2000亿加税计划迟迟没有落定？特朗普对中国是否放软？

张洛尹：龚小夏博士认为，2000亿加税计划之所以尚未落定，主要是特朗普受华盛顿集团和华尔街集团制约。至于是不是放软，龚小夏认为没有，从贸易政策到整个对华战略，特朗普都日益强硬，美国历届政府，包含六四后的克林顿政府或老布什政府，都没有像特朗普今天对中国这般强硬。可见美国确实感受到中国威胁的压力，特朗普上台这两年对华方向明显转舵，未来可能继续走强硬路线。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谈判和历届政府的不同点，就是特朗普提出的谈判数额都非常大，大到中国难以承受，最终也会影响到美国一般民众的生活，到底2000亿加税会不会落实？怎么落实？都需要从美国贸易政策的最终目的看起。

法广：那么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张洛尹：龚小夏分析，特朗普贸易政策的目的是要让美国再工业化，从世界各地把工作机会找回来，让蓝领阶级得以就业，也就是重建美国工业、重建美国社区，重建美国精神。再工业化是为了防止美国社区解体，而社区正是美国精神的基础。因此，从最终目的来看，特朗普在战略上几乎没有后退的可能性，但战术上是可能后退的。

法广：龚小夏提到特朗普想要从世界把工作机会要回来，那么低端、劳力密集的工作要得回来吗？美国人愿意接受蓝领工作岗位吗？

张洛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设想是会有很多美国人愿意从事体力劳动，所以他们愿意将大部分劳动工作移回美国；根据一些智库调查，不少铁鏽州的工人表示不愿意从事白领工作，反而愿意从事体力活。

法广：如果透过中美贸易战、增加关税，把许多企业逼离中国，原本预想是把工作带回美国，若真的离开中国，最后却也没返回美国，而是转移到其他国家，那该怎么办？

张洛尹：龚小夏和倾向特朗普政策的专家探讨过，美国其实是鼓励将工作机会移往自由国家，他们认为像中国这样专制国家，可能调动国家力量来偷窃企业机密或强迫企业技术转让，自由国家会比中国更遵守国际规范。中国企业这些年在政府保护下已成庞然怪物，美国对付中国会较为困难。

法广：2000亿加税计划若真的实施，可能影响中期选举吗？有人建议把加税计划放到中期选举后，才能确保赢得中期选举。

张洛尹：龚小夏认为国际贸易的问题本来就很複杂，贸易政策对谁产生影响并非外界说得那么确切。在贸易政策上，国会对白宫的影响力并不是那么大。若将参院与众院分开来看，特朗普更在乎的其实是参院，因为参院有提名、听证的权力。就目前态势看来，民主党若想在中期选举夺回参院，恐怕不太容易；但众院态势现在有点混乱，传统共和党选区可能有危机。不过，如果说共和党中期选举要是丢了众院，贸易政策就可能翻盘，这个说法是靠不住的；外贸领域基本上是由白宫方面来主导政策，即便中期选举有变数，对贸易谈判影响并不大。

中美贸易新一轮的谈判结束，双方空手而回，未达成任何共识，为何如此？在《明镜编辑部》第300期的节目内容当中，请到《财经全观察》主讲人全军为观众分析中美贸易磋商的问题，并延伸讨论中国强推一带一路的战略野心。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刘欣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这场讨论。该节目完整文字稿收录在最新出版的第101期《外参》杂志中。

索菲：这次中国派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赴美谈判，官员等级相对于以往较低，这其中有何考量？

 

刘欣：全军先生分析，中国从前几次的谈判经验看出美国的态度强硬，导致北京越高层的官员越不敢贸然出场，否则一旦谈判失败，很有可能会在国内受到攻击。在这种局面下，低级别的官员出场也就相对顺理成章。另一方面，全军先生也不排除北京指派王受文向美国传递某种信号，希望借由一个稍微中立的人来打开一条通道。

索菲：在这一连串的中美贸易谈判当中，北京一直给人坐过山车的感觉，这是因为中国还没有看懂美国吗？

刘欣：是的，全军先生认为，中国确实尚未完全看懂美国。他说，美国有两大诉求：短期来看，美国要的是利益，也就是一些贸易上的甜头，包括採购美国的石油、页岩气、大豆、飞机等，给美国带来一些短期方面的收益。

长期来说，美国要的是安全，这就涉及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写的国家资本主义问题，而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正好就是这种型态。但全军先生认为，安全问题相当难解，因为无论放弃或是不放弃国家资本主义，任何选项都涉及中国国内的政治走向以及国家整体的发展。他强调，有些事情即使中国元首答应了，也未必能做到。但可以肯定的是，若中国不针对安全问题给美国一个答复，华府永远都会防着北京。

索菲：不光是在贸易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曾经表示，他很不喜欢中国积极推进的一带一路，这是否意味着一带一路也成了中美在经济、政治以及安全问题上对峙的另一个节点？

刘欣：对此，全军先生认为，从中国的角度看，一带一路过去确实旨在输出过剩产能；但从美国的角度看，这却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问题。虽然中国给参与国家送的是贷款，其中却也挟带着一种“中国模式”，也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一旦这个国家资本主义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扩散，将对美国造成威胁。如果不动用国家力量去抵制，那么自由资本主义将会失败，这就是特朗普总统最担心的地方。

索菲：採访主持人陈小平在节目中提到，近来习近平对军队的动作频频，有人预测一旦中美经济争端进入深水区，北京可能会採取统制经济和社会军管双轨并行。全军先生对此有何看法？

刘欣：全军先生分析，中美贸易战若真的打到中国经济熄火，中产阶级血流成河，那么北京当局必定严格管制外贸外汇，经济进入军管，社会管制也将随之跟进，因为统制经济最终出路就是军管。事实上，他认为目前中国已经有很多领域进入半军管状态。

此外，全军也进一步解释，军管之下，计划经济佔优势，社会将进行平均主义，财富均贫富，企业也可能公私合营；在社会管理上，则将落实网络管理，封网禁言。也就是说，到时候整个中国将退回到50年代。

2019年将是“六四”30周年，对于“六四”的回顾和讨论再次成为热议话题。加上中美贸易战导致本已举步维艰的中国经济更加难以维系，中国社会弥漫着不安与躁动的氛围，关于中国是否会再次发生一场“六四”的预言也在坊间流传。29前的“六四”究竟是一场自发的追求民主的运动，还是邓小平策划的意图推翻赵紫阳的政变？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编辑贺兰若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由亲历“六四”，21名通缉学生名单中第14名的王超华女士的文章《回应鲍彤“六四政变说”》，该文章收录在最新出版的第104期《明镜月刊》中。

 

法广：在“六四”29周年前夕，《纽约时报》用中文连载了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女儿李南央对赵紫阳秘书鲍彤的访谈，在访谈中，鲍彤提出“六四”实质上是一场政变？

贺兰若：是的。鲍彤认为，“六四”是邓小平公然违反党纪国法，针对赵紫阳发动的一场政变。鲍彤说“六四”是邓小平为了他自己的利益，由他个人决定，由他个人发动的一次以群众为对象的军事行动。”他认为：“判断‘六四’的问题，关键是要明确一点：就是自始至终，主动的是邓小平一个人，其他别的、所有的人都是被动的。杨尚昆也是被动的，北京市委是被动的，学生也是被动的。”

法广：王超华为什么不同意鲍彤认为“六四”是政变的说法？

贺兰若：王超华在《回应鲍彤“六四政变说”》中分析说，鲍彤的陈述存在很多问题，包括事实错误，逻辑含混和重大疏漏。

以事实错误为例，鲍彤重复赵紫阳《改革历程》书中的说法，认为胡耀邦追悼会后学潮趋于缓和，一部分学生已经主张复课，所以赵紫阳做了平息学潮的指示以后，就按照原定计划访问朝鲜去了。

可事实恰恰相反，当时学潮毫无缓和迹象，反倒被追悼会时的经历  如聚集广场悼念的10万学生不知道也没看到灵柩离去、学生代表下跪请愿、谣传李鹏出来接见却始终没出来，等等事情给激化了。

法广：鲍彤都有什么证据支持他的“六四政变说”？王超华又是如何进行反驳的呢？

贺兰若：鲍彤的“六四政变说”一共有四个线索支持，赵紫阳“不能不允许学生悼念”引发邓小平警觉；邓小平撤销新华社准备刊发的辟谣胡耀邦病情抢救的文章，否决了赵紫阳提议的在悼词中称胡耀邦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撤销了原定的“十万人向胡耀邦遗体告别”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是第一和第二个线索。

对于第一个线索，王超华分析认为，赵紫阳在4月18日提出“不能不允许学生悼念”，其实这在当时的中共高官中，根本谈不上独特。毕竟，民众悼胡已经连续进行了三四天，并没有受到任何官方阻碍，反倒声势见长。因此说赵的提议引起了邓小平的警觉，有些过于牵强了。

对于第二个线索，这篇关于胡耀邦病情抢救的文章是新华社4月16日为平息谣传和安抚民情，在得到当时分管宣传的中央常委胡启立和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同意后，两天内完成的；4月18日当晚已获包括赵紫阳在内的主要领导签发，但午夜时分却传来撤稿命令。

按照鲍彤说法，邓决定撤稿是因为判断学生会坚持说胡耀邦是“开会时被气死的”，并因此会情绪更加激烈地为胡耀邦争取公道，借此激化学生行动，以便让赵紫阳承担责任，然后就可以指责赵本人是“自由派”并实现将其撤职的政变目标。

王超华分析认为，学生运动态势在4月18日前已经发展迅猛，辟谣胡耀邦是否是被气死的重要性已经明显减弱。后来的事实证明，撤稿这篇文章，对学潮发展基本没有发生什么作用，更谈不上“激化”。

对于第三个线索和第四个线索；鲍彤说，称胡耀邦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组织“十万人向胡耀邦遗体告别”都是赵紫阳提出后，被邓小平否决了。王超华通过对鲍彤在“六四”时被捕时间和与李南央的交谈进行分析后认为，鲍彤对于这两件事情或者有所隐瞒，或者自己也不完全清楚。

关于王超华对此四个线索的具体详尽分析，请参看收录在最新出版的第104期《明镜月刊》中的《回应鲍彤“六四政变说”》一文。

法广：为什么王超华在文章中认为，现在中国的社会气氛与1988年年底到1989年年初的社会气氛非常相似？

贺兰若：王超华认为，1988年夏末通货膨胀导致的抢购恐慌，政府经济政策开始紧缩，可是社会商品化趋势并未稍懈，1989年上半年的通货膨胀率实际上还远远超出了1988年夏。

如今也是这样，中国经济本已经危机四伏，再加上中美贸易战，可谓是处处掣肘。金融、房产、股市和“割韭菜”的现实导致中国社会安全感严重缺失，恐慌悄然蔓延。

在2018年8月17日的《中国研究院》第56次研讨会裡，明镜集团执总裁何频和有军事专业背景的、前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的司机刘建国、民间学者原乡居士、王军涛博士、中东事务观察家马聚、南美问题观察家孙延讨论了中国国内政局的走向。今天《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张洛尹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这场讨论。该节目文字稿收录在《明镜月刊》杂志第104期。

法广：前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的司机刘建国有军事专业背景，又经历过六四，他怎麽看待中国国内现在的政局呢？

张洛尹：刘建国先生认为，国内现在已经到了人民无法再承受下去的局面。中国肯定要变，但要发生大变，目前还缺少些东西。他以六四为例说，八九那麽多的部队进了北京，赵紫阳本来有机会，但他的思维定在那儿了，有局限性，无法有突破。而现在如果再发生这种情况，最缺少的是赵紫阳这种政治人物或者是政治团体！这是在中国是最可怕的。有渠道或者有联络员，或者他自己手裡有一个团队的政治家现在还没出现。

法广：原乡居士怎麽看呢？

张洛尹：原乡居士认为，中国发生大变的所有的条件，都已经具备了，但为什麽没有发生呢？第一个原因，是中共高度发达的维稳机製，叫防变机製。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麽，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情，像炸药包一样的，炸药包谁来点？它需要一个组织，不是某一个人。它需要组织，有一个领袖。任何一个政变，政变也是一个技术问题，它从筹算，它从预谋到计划，到联係、筹备。比如说，准备物资，进行安全的通讯，到筹备人力，到製定政变计划，政变之后怎麽办，怎麽联手政变，防政变是一个技术活，政变更是一个技术活！在这个技术活呢，它唯一需要有个组织。这样的组织，在中国，当然在中共这种长期的维稳体制下，它早早就打掉这样的组织，打掉这样的潜在领袖。

但原乡居士认为，中共今天所有的统治支柱正一个一个支被撤掉，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它的经济危机，它的粮食危机，所有的都在爆发，但是老百姓的怒火，也正在增加，这就是一个剪刀差。他认为，社会的大变就是一场大地震一样，它可能不能预报，但是它还是有很多细节和信心，可以给有些人，给他们提供他们决策或者行动的信心。

法广：马聚先生怎麽说呢？

张洛尹：马先生认为，如果是真正的民变的话，相对政体在过渡之后，社会会相对比较平稳。如果是军变或者外部势力导致的变化，那这个国家的动荡是老百姓需要去承受和面对的。他认为，如果是激进的变革或者是暴力的变革，也许会製造出一个更邪恶的旋涡。

法广：孙延先生是怎麽说的？

张洛尹：孙延预期，在2025年以前，中共未必能倒台。他对共产党从来没有乐观过，更对共产党一点信心都没有。

法广：王军涛博士是怎麽说的？

张洛尹：王军涛认为，判断国内这个变局，要讲四个因素。第一个就是变有三个。一，问题。问题现在空前地大，包括我们知道，中美现在在开战。过去中美关係不错，现在中美之间发生很多问题。中国和周边国家也有很多问题。而且金融啊，经济啊，很多问题都要出来了，这都是过去没有的。二，就是这个导致了各个阶层的不满。第三个，就是这些不满的情绪和问题，已经导致了体制裡头这样的一个分裂。这个分裂，就是有很多的出于自己的利益，还有出于一个对社会公正、反独裁、反政治倒退的想法，对习是很不满意。

那还有一个就是对核心的这个维稳、这个防变，共产党早就有一套东西。特别是管自己的队伍，自己的高级干部队伍，它早就有一套东西。所以共产党这个兵变不多，特别是大的这种军事兵变不多。但是这些因素还在继续较量。

王军涛认为，中国已经在大变前夕，只是这个变还没发生。

法广：何频总裁的看法是什麽？

张洛尹：何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权力交接的历史，就是政变的历史。无论是在50年代的高岗事件，60年代的刘少奇事件，70年代的林彪事件，80年代的华国锋、胡耀邦事件，还有天安门事件、赵紫阳事件，到后来的江泽民和胡锦涛，表面上是进行了和平的权力交接，但实际上，后面也是政权的暗箱操作。到了习近平时代，实际上也是进行了一场没有看见的政变。衹要政治文明机製不建立起来，这个政权远远达不到一种稳定，达不到一种安全。所以其实中国会不会在大变前夕，我们今天可以这样说，30年以前也这麽说，60年以前也这麽说，可能30年以后也这麽说，但是有一点肯定的，只要中国任何一天不达到一种文明的机製，政变、军变、民变和官变，哪一种变都有可能会发生。

北戴河会议期间，最高领导人在公开媒体上消失、北京政治流言四起，意味着什么？习近平又面临什么政治危机？《明镜编辑部》第293期节目里，明镜集团执行总编陈小平博士和王军涛博士探讨了这一问题。今天《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明镜电视编辑张洛尹女士给大家介绍。该节目文字稿收录在《内幕》第80期杂志。

法广：有人认为北戴河会议是一个党内可以借机串联力量对付习近平的大好机会，每年北戴河会议中国政治都可能面临洗牌。今年的北戴河会议也是如此吗？

张洛尹：王军涛博士提到，其实北戴河会议不是一个严格的说法，中共中央并没有北戴河会议这样一个传统，很多重大决策并不在北戴河完成，甚至有些高层人士未必会到北戴河，他们是借由代理人或白手套来交换意见。王博士认为，北戴河其实更大意义是一个隐喻，指的是整个中国如此广大的时空范围，重点在于交换的看法份量有多重，在北戴河之外能操作什么事件，有多大的势力分布，要如何去做一场权力博弈。

法广：中国似走到政治变局的关头，今年北戴河背后的政治意义是什么？为何有人认为习近平面临垮台危机？

张洛尹：过去外界以为习近平上台会依循父亲的政治基因，走向渐进式改革思路，但他上台后却采取强势政治运作，导致国家各方面重新洗牌。王军涛博士分析，习近平改变政治局势、进行红色江山重组，反腐扫黑导致他和诸多利益团体对立。在经济面，他设法恢复国家所有制的社会主义，让国家控制甚至接管重要经济领域，得罪经济集团；在文化面，他搞独裁、控制言论，与知识分子激烈冲突。

这就是为什么今年北戴河会议格外引人注目，因为冲突刚好到了一个对习近平最不利的时机；再加上中美贸易战开打、南海主权问题和台湾海峡局势，周遭环境急遽恶化。习近平的强制独裁、重整江山，导致他和整个国家各个精英集团的矛盾趋於激化，使得各方希望在北戴河会议上有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想照顾自己派系家族利益的人，可能会跟他摊牌。

法广：权力斗争势必形成一些政治力量，而真正要推翻习近平的力量有哪些？

张洛尹：王军涛博士分析，现在有五路人马在汇聚攻击习近平。第一是共产党高层的家族势力；第二是有产阶级，从改革开放孕育的年轻企业家；第三是知识份子，具现代意识和思想的一群人；第四是青年人，未来是上街抗议和搭上政治风潮的主力；第五是海外自由民主世界。中共之所以能走到现在、渡过89年危机，靠的是内部铁三角  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  外部则靠国际给予全球化的空间，但现在习近平内忧外患，外界开始议论他能否继续执政。

法广：今年北戴河气氛紧张，前面也提到几个可能推翻习近平的力量，那么习近平可能面临的结局可能是什么？

张洛尹：王博士分析了六种结局，第一是习近平克服种种反抗阻力，用独裁完成红色江山重组。第二是习近平在小规模政变中被虚置，好比当年的华国锋、胡耀邦。第三是让习近平黯然退场，如前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第四是习近平被终身软禁，赵紫阳便是如此。第五是习近平被公审、判刑，四人帮集团就是这样。第六种则是死于非命。

王军涛博士虽然列出六种习近平可能的下场，但只有一种是好的，其他五种都是习近平下台。习近平独裁，重整红色江山，导致国家大洗牌引发今日的冲突，加上海内外不稳局面，习近平被掀翻的机率可能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