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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气象卫星在百慕大附近发现风暴形成的信号。8月30日，气象预报确认本年度大西洋飓风季第5次热带风暴，取名为Ella。31日，热带风暴升级为飓风，向北卡罗莱纳海岸移动，风速10~15英里。

勒梅瑟里尔召集了一系列会议，会上花旗银行的官员问他，还有没有需要提前加固的地方。勒梅瑟里尔说，我对自己的计算有信心，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你们按照计划执行就好。勒梅瑟里尔的推测结果是，如果楼顶阻尼器能够起作用，目前情况下花旗银行大楼可以经受住200年一遇的飓风。但如果风向正好是东南风，那么大楼仍然存在倒塌的风险。

勒梅瑟里尔的责任险金额为200万美元，加上10万美元税务扣除，Rudeman的责任险保额100万美元，加上15000美元税务扣除，除此之外的赔偿都要由他们自己来承担。花旗集团开出账单，总的加固费用在410~450万美元之间，勒梅瑟里尔认为可以讲价。

1997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工程教育与实践专业问题》杂志全文转载了Morgenstern

的文章。学会赞扬说，勒梅瑟里尔表现出诚信、勇气、伦理原则和社会责任，是专业精神的典范。

罗伯森回忆说，他在设计时考虑了1945年帝国大厦受到撞击的事件，按照能够承受波音707撞击的标准设计防撞。911事件中，恐怖分子特意设计从两个相反方向撞击双子塔，希望造成整栋大数倒塌，引发混乱。很多人赞扬双子塔经受住撞击，让下层的人员有时间撤离。然而在防火方面，罗伯森说他回忆不起来做过任何测试。防火标准是建筑师的工作，不是结构工程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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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月底前往西安大略大学风洞实验室检验斜向风作用时，勒梅瑟里尔了解到一项进展。达文波特最近为另一家纽约市的建筑做风洞实验，结果发现，在统计意义上，纽约市的风速比当初为花旗银行大厦设计做实验时来得更高一些。勒梅瑟里尔看不懂这些数据，但他突然意识这为大楼加固工程提供了天然的借口，可以将加固工程解释为基于新气象数据而做出的调整。

勒梅瑟里尔给花旗集团高层设计了新的说辞。结构工程师从风洞实验室那里获得了一些新的数据，表明纽约地区的风速可能比预估高9%，导致最大风力增加25%。他主动向花旗集团报告（主动报告成为勒梅瑟里尔未来介绍这个案例的叙事核心），并建议采取加固措施。这完全是出于谨慎，而且费用并不高，预计将会在三个月内完成。新闻发布提供独立第三方专业信息来掩盖真相，这是危机沟通的一项技巧，勒梅瑟里尔不学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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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梅瑟里尔以达文波特的风洞实验数据为基础，试图计算大楼倒塌的几率。他对每一层，每一个斜撑连接进行计算。他认为最脆弱的地方是第30层，如果连接处断裂，可能导致整座大楼全部倒塌。

根据气象资料，50年一遇的风暴就足以让大楼倒塌。如果出现断电导致楼顶的调谐质量阻尼器不能使用，那么这个几率将从1/50提高到1/16，几乎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风险。现在是夏天，到了秋天，纽约将迎来大西洋飓风，他无法想像纽约市中心将发生大楼垮塌，而这栋大楼的结构是自己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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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银行大厦共计59层，高度279米。这栋大楼在建成时曾经受到许多赞誉，技术创新方面包括采用轻型结构，节省费用，缩短施工时间，首次在摩天大楼顶层设置阻尼器减轻摇晃感，大楼底部悬挑，为街区让出空间，等等。然而建成一年后，设计师发现大楼结构上存在着重大缺陷，在强风天气中可能导致整栋大楼发生坍塌。问题的原始起因来自一座与摩天大楼看上去毫无联系的建筑物，纽约圣彼得路德会教堂，就在大厦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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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经济学第三支箭称为结构性变革，从关系型资本主义（银行持股和交叉持股）转变为强调股东价值的现代公司治理。

具体到公司治理政策，首先是观念改变，企业从为员工和银行而存在，转变成为股东和社会长期价值而存在。2014年，日本通过《尽职管理法》，要求机构投资者积极行使股东权力。2015年通过《公司治理法》。2018年和2021年两次修订。要求增加女性董事人数，提供ESG报告，剥离低效资产，加强CEO和CFO问责。2023年，东京证券交易所要求低市值公司开展资产重组，要求上市公司提供英文信息披露报告。2024年，70% 的日本企业仍然缺乏明确的资本效率提升战略，东京证券交易所对资本效率指标落后的上市公司启动点名羞辱机制。日本金融厅呼吁企业减少交叉持股，将过剩的现金还给投资人。这些措施增加了证券市场对投资人的友好态度，也更加靠近国际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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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需要寻找责任人，候选名单之一是杠杆收购，国会召开名为“杠杆收购和公司债务”的听证会。第一位作证的是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他对公司债务表现出担心，但对杠杆收购本身并没有特别的批评。这只是美国经济自19世纪以来的传统，KKR的作为和当年JP摩根的金融重组手段很相似。他认为，杠杆收购对提升企业生产力是有帮助的。关于杠杆收购导致员工失业的问题，格林斯潘承认员工会遭受很大痛苦。从美国经济史来看，只要生产力提高，这些失去工作的员工会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

第二位作证的是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詹森，他对杠杆收购做了正面评价。一家只有三四十人的企业收购能够筹集250亿美元收购RJR纳贝斯克，说明这家大企业在原来管理层领导下浪费了大量少资源。杠杆杠杆收购的结果表明，企业价值至少被低估了一半。这是管理层的责任，野蛮人不在门外，就在企业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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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马斯克的万亿美元薪酬方案在股东大会上以75%的赞成票数通过。这是全球企业史上规模最大的高管薪酬计划。2024年北京市公布的GDP是4.9万亿人民币。大约7000亿美元，创造这一价值的是2300万人。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CEO平均年收入为2000万美元，500家公司CEO一共也只有100亿美元。很多人对这样高的薪酬表示不理解，包括教皇列奥十四世。他在接受天主教新闻网站Crux采访时表示，马斯克的薪酬方案折射出工薪阶层与富豪群体日益扩大的鸿沟。根据公司的一份证券申报文件，2024年特斯拉员工的薪酬中位数约为5.7万美元。

特斯拉董事会公司治理顾问Goodwin的解释围绕着三项内容，如何体现股东利益优先，如何寻找个性化的（对马斯克本人最有效果的）激励点，以及本次薪酬方案要实现的特殊使命，回应特斯拉当前面对的巨大挑战。篇幅非常短，但表达清晰而又力量，很值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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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认为，要素市场竞争可以解决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的问题，詹森指出，这样的过程太慢，加速的方法则是建立企业控制权市场，用外部力量为促进企业提高效率。这就是现代公司金融的两大基本主张，反对执迷于增长，反对多元化的大企业，主张拆分，同时通过杠杆收购提供产能退市的快速通道。

美国风险投资市场的成功和杠杆收购所实现的高收益适用同样的公司金融原理，它们采用的都是股权和控制权集中的公司治理模式。由此出发，杠杆收购和风险投资逐渐合并为私募股权投资。一个提供公司瘦身和退出机制，节省资本（依赖债务，依赖成熟的经营预测），另一个向高增长企业提供低成本资金（依赖股权，依赖大胆的现金流预测）。一边拆除旧企业，一边资助增长企业，这就是熊彼特-詹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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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5月11日，芝加哥大学教授默顿·米勒在日本东京发表演讲，演讲对象是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Keidanren)。默顿·米勒演讲的题目是“美国公司治理是否存在致命缺陷？”在演讲中，他引用了芝加哥大学同事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上市公司的社会使命是为股东增加长期利润和公司价值。他称之为公司价值原则。绝大多数情况下，增长公司长期价值的努力和其他利益相关人没有冲突，包括顾客员工供应商和本地社区。企业追求利润的结果会让所有各方受益。经济下行时，为了保持利润，企业会裁员。但是，这并非永久性的。当经济形势转好，投资人对未来公司利润的预期反映在股票价格上，刺激更多的企业投资，进而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就业岗位的增加不是因为政府的命令和社区的愿望，而是因为投资人预期利润率将会回升，从而通过股票市场刺激和鼓励投资行为。

关于流行的美国企业短视行为批评，默顿指出，企业根据股票价格变动做出决策并不是短行为，相反，如果企业根据每股收益波动做出选择，这才是短视行为。因为股票价格不只反映当前的收益，也反映市场对未来收益的预期。他总结说，美国管理者比日本管理者更关注股票价格，这不是缺点，而是美国经济的一项主要力量来源。短视只是管理者可能犯的错误之一，在股东的压力下，美国管理者也许投资不足，但日本管理者同样有问题，他们显然投资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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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后，《门口的野蛮人》出版了纪念版，作者布赖恩·伯勒和约翰·希利亚尔利用这次机会访问了当年的采访对象，撰写了一篇后记，内容相当丰富。基本上书中提到的人物都接受了他们的采访，包括声誉受到最严重损害的RJR纳贝斯克CEO约翰逊和KKR两位创始人亨利克拉维斯和乔治·罗伯茨。尽管这本书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但野蛮人这个说法毕竟不是作者伯勒和希利亚尔发明的，而是另一位参与竞争的投资银行家首先说的。另外，经过20年时间，他们的一些判断得到市场证明，还形成了一套自我辩护的说辞，也希望有机会利用再版的机会传递出来。

克拉维斯说，他们在竞购前已经考虑到参与竞标目标很大，有可能影响个人生活，但这次收购对他们私人生活的影响还是走出了他们的想像。特别是《门口的野蛮人》这本书出版后，媒体、政治家和商学院都用他们作为反面的例子，称他们为野蛮人。这让他们的业务变得复杂，每当他们接触一家企业，都要反复声明，我们有资源，也有想法，我们不是野蛮人。企业高管能够理解他们，但只是到此为止，这个称号仍然伴随着KK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