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6日近日，中國B站UP主“聊會兒電影吧”發布了三期對電影芳華的解讀視頻，八年前上映的電影《芳華》（馮小剛執導，改編自嚴歌苓同名小說）原本是一部以文革尾聲、文工團生活、中越戰爭和改革開放初期為背景的青春懷舊片，但B站主播，一位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23級博士研究生，以中國Z世代熟知的穿越風格，將《芳華》從“青春懷舊片”重新解讀為一部揭示階級固化、社會不公、底層善良被碾壓的“階級壓迫現形記”。視頻迅速爆紅，總播放量突破3700萬，評論區充斥“劉峰就是我”“人民萬歲”等情緒化表達，並迅速蔓延到微博、抖音、小紅書等平台，形成現象級“芳華解讀熱”。一篇題為舊制度與大革命：當《芳華》視頻的3000萬觀眾遇到ai的網文這樣寫道：為何政府面對b站上《芳華》解說視頻觀眾洶湧的情緒潮水顯得如此進退維谷？答案埋藏在七十五年前的建政敘事中，埋藏在那場從未被徹底清算的十年歷史中，埋藏在一筆至今仍在利滾利生息的歷史債務里。偉大黨的執政合法性，建立在一個精巧而脆弱的敘事結構之上。這個結構要求它同時完成兩項相互矛盾的任務：一方面，必須肯定革命領袖，因為這是政權的來源——沒有領袖，便沒有共和國，便沒有黨的領導地位；另一方面，又必須否定領袖在文革中的具體做法，因為那十年幾乎摧毀了國民經濟，而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切成就，都建立在對文革路線的撥亂反正之上。這是一個邏輯上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你如何能在歌頌火焰的同時詛咒火種？如何能在肯定革命有理的同時否定造反無罪？如何能讓民眾相信那位發動文革的領袖是偉大的，而文革本身卻是錯誤的？在改革開放的蜜月期，這個悖論被一個天才的政治發明所擱置： “不爭論”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本質上是一張延期的期票。它承諾：我們先不討論這些棘手的歷史問題，先把經濟搞上去，等日子好了，一切都會迎刃而解。可惜這是一筆"政治負債"——為了短期效率而繞過根本性問題。小平同志相信“後人的智慧”能解決這筆負債，但後人未必有智慧。現在，這筆債務連本帶利地回來了。由於文革從未被徹底"去魅"——它的錯誤被歸結為領袖晚年的"失誤"和四人幫的"禍害"，而非政治邏輯本身的必然走向——文革時代的話語和思維方式便得以幽靈般地存活下來。當三十年後的今天，新一代底層青年面對貧富懸殊、階層固化這些赤裸裸的資本主義病症時，他們環顧四周，能找到的唯一"合法的思想武器"，竟然是那個理應被埋葬的文革話語——"打倒走資派"、"造反有理"、"砸爛舊世界"。這是他們在歷史結構的囚籠中，唯一的選擇。當民主被定性為"境外勢力"、法制被視為"西方糟粕"、支持自由被等同於"反動"時，唯一剩下的、具有官方背書的反抗話語，便只有那個從未被清算的極左遺產。這便是"政治負債"的可怕之處：不是不報，時候未到。當我們談論當代中國的"左派"時，我們實際上在談論兩個面目迥異、訴求對立的群體：其一是"體制內左派"，或可稱之為"統治階級"。主要由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者構成——那些在現行秩序中佔據有利位置的官員、學者、媒體人。他們高舉的旗幟是秩序、權威、穩定，他們強調的是黨的領導、國家能力、集中力量辦大事。他們之所以"左"，是因為"左"意味着更強的國家控制力，而更強的控制力恰恰保護了他們的既得利益。他們的根本訴求是"維穩"——維持現狀，因為現狀於他們有利。其二是"民間左派"，或稱為"民粹主義者"。這個群體的構成則完全不同：失意的下崗工人、被困在底層的年輕人、在996中燃燒青春卻看不到未來的打工者、被房價和彩禮壓垮的小鎮青年。他們同樣高舉"左"的旗幟，但他們的"左"與體制的內左截然相反：平均主義、打土豪分田地、造反有理、革命無罪。他們的根本訴求是"顛覆"——打破現狀，因為現狀於他們不利。這兩個群體之間的關係，構成了當代中國政治最詭異的信仰共同體：民間左翼正在借用體制內左翼所供奉的神像——那位被官方定義為"功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領袖——來攻擊體制本身。於是統治階級就被困在一個死局之中：它不敢否定民間左翼，因為否定他們的話語就是否定自己的根基；但它同樣無法滿足他們的平均主義訴求，因為那將意味着對整個改革開放路線的徹底否定，意味着對所有既得利益集團的宣戰。四十年前，中國社會曾達成過一項不成文的隱形契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個契約是改革開放得以平穩推進的社會心理基礎。它讓民眾能夠忍受血汗工廠、忍受城鄉剪刀差、忍受觸目驚心的貧富分化，因為他們相信這一切都是暫時的，相信自己或自己的孩子終將分享發展的果實。但現在，這個契約已被撕毀。經濟增速的持續下行，讓"把蛋糕做大"的許諾越來越像一張空頭支票；階層固化的日益嚴峻，讓"向上流動"的通道越來越窄直至幾乎封閉；房價、教育、醫療三座大山的重壓，讓普通家庭的積累被反覆收割；而那些"先富起來"的人——或通過權力尋租，或通過資本運作，或通過制度套利——非但沒有"帶動後富"，反而在操控國家，讓財富和特權制度化。於是民眾的情緒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他們的仇富不再是單純的"羨慕嫉妒恨"，而是基於"違約"的道德憤怒。正當這個社會契約瀕臨破裂之際，一場更深刻的變革正在降臨：人工智能革命。在以往的技術革命中，被替代的主要是藍領工人—社會底層，他們的聲音微弱，抗爭容易被壓制。但AI革命不同，它瞄準的是中產腦力勞動者，曾經的社會穩定壓艙石，曾經相信知識可以改變命運，面對ai革命，不是降薪或加班，而是被拋棄 。這是一個尤瓦爾·赫拉利所預言的"無用階級"正在形成的時刻。但更要命的是這個新“無用階級”的特性，他們不是目不識丁、逆來順受的傳統農民。這是一群受過高等教育、熟練使用互聯網、具有表達能力和組織能力的 »知識無產階級"。他們曾經相信"讀書改變命運"的承諾，現在發現自己被騙了。被騙的讀書人，自古以來就是最危險的革命者，不管是舉人黃巢，醫學院高材生孫中山，還是師範生毛澤東。歷史為我們提供了兩個經典參照系：1688年的英國光榮革命，與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前者是一場"天鵝絨般"的權力轉移——漸進地完成制度演化；後者則是一場翻天覆地的暴風驟雨——舊制度被徹底砸爛，無數人頭落地，精英四散逃亡，而革命的車輪一旦滾動起來便無法停止，最終吞噬革命者自己。1，這是執政黨自身在深刻反省文革十年浩劫的回避態度的一次歷史虛無主義的反噬。2，這是現實生活中對文革的性質無法準確把握之後的一次逆行行為3，這是中國Z世代對現實極度不滿的一次情緒性宣洩。4，階層固化，以及對權貴階層從來就是既得利益獲得者的憤懣不平5，你不搞光榮革命，你就必須迎接法國大革命的腥風血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