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准确地说是关于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期，是确定中国近代史学科对象的重要问题。换言之，究竟是以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线，还是以194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线？数十年来，这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一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对于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没有明确区分，也就是说没有形成有关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明确概念。那时候的学者基本上认为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是同一个含义。这种状况明显地说明了那时候中国近代史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

新中国成立以后，胡绳1954年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引起了近代史学者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1957年，《历史研究》编辑部汇集了3年来学者们的讨论文章予以出版。这次讨论，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唯物史观、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线索等问题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这次讨论的主题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所谓中国近代史，胡绳的文章非常明确地限定在1840—1919年之间。这一主张在这次讨论中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从这时开始，中国历史学界出现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明确分界，分界线就是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此后，学术界往往把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称作中国现代史，而把1919年上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这段历史称作中国近代史。换句话说，是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称作中国近代史，而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称作中国现代史。

当时学术界虽然有这样的认识，但也有许多学者明确表达过不同意见。范文澜、刘大年、荣孟源、李新、林敦奎等学者提出按照社会性质来划分历史时期。根据这种观点，1840—1949年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史应该包含1840—1949年的整个时期。范文澜是这一主张的最初提出者。他于1947年在华北新华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前言和目录，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划作近代中国的历史时期。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无论是教学、研究或者撰著中国近代历史，都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的。这是那时的时代条件使然。

二

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又一次出现了关于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坚持1919年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分界线的学者，主要以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为根据。他们为了突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性，坚持主张中国近代史结束于1919年。但是，这种主张忽视了以社会性质作为区别历史分期标志的意见，忽视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无论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民主革命的性质，都是反帝反封建，区别只是领导力量的不同、革命前途的不同。因此，主张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1840—1949年为中国近代史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赓续20世纪50年代的主张，再次明确宣布以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作为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对象。李侃、陈旭麓、胡绳、张海鹏等先后发表文章，阐述了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分期的认识，并逐步形成共识。

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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