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官方播客

《我们为什么生病》：生病时咳嗽、发烧竟然是好事？

你好，本期音频为你领读的书是《我们为什么生病》，我是荐读人林海。

500万年前，南方古猿开始直立行走，减少能量消耗，以适应当时的环境；200万年前，能人学会了使用工具，提高了狩猎成功率和生存率；180万年前，火第一次出现在直立人的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人类茹毛饮血的饮食方式；25万年前，一个突变的基因让智人开始用语言交流，人和人之间开始有了无形的联系纽带，原始社会的雏形初现……我们不难发现，是进化把人类一步步地推向了食物链的顶端。

但是，站在食物链的顶端，并不意味着人类能就此免于被捕食的恐惧，因为人类的背后还有一个捕食者——疾病。随着殖民者带到非洲大陆的天花病毒，让一亿左右的原住民骤减到了1000万；西班牙大流感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带走了5000多万人的生命；黑死病更是让欧洲损失了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直接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走向。

忍受疾病给我们带来的痛苦时，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进化给了人类改造世界的智慧，却没有给人类不生病的基因呢？

《我们为什么生病》要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它从基因角度解释了疾病的发生，认为疾病也许只是人类演化过程的副作用，是人体权衡利弊后的最优选。本书一经出版，就获得了生物学界的一致好评，被称作是可以和英国演化理论学者理查德·道金斯创作的科普读物《自私的基因》相媲美的演化医学“圣经”。

本书的作者之一伦道夫·M·尼斯是密锡根大学的精神病学教授，在进化心理学和达尔文医学研究领域享有盛名。另一位作者乔治·C·威廉斯是纽约州立大学的教授，因在生物科学领域做出的贡献，获得过有生物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克拉福德奖”，并在67岁时当选了美国科学院院士，被称为“美国最受尊敬的演化生物学家”之一。

接下来，就让领读者付雅从三个部分为你详细讲讲书中的主要内容。

我是领读者付雅，第一部分，我们来看看，人体拥有怎样的防御机制来防止生病，这里涉及到人体的三道免疫防线。

据统计，每个正常人每平方厘米的皮肤上都有6~8万个病菌常驻，如果放大到人类的尺寸，那么每平方厘米的细菌可以站满三个标准的足球场。听到这个比喻，你是不是觉得挺难以置信的？如果周围的环境病菌这么多，那么为什么人却不会天天生病呢？这就要感谢我们强大的免疫系统了。 

为了更好地理解人体的免疫系统，我们先来做一个比喻。假如人体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古城，病菌是城外虎视眈眈的敌军，那么免疫系统就是整座城市的防御系统。

这个防御系统分成三大块，最基础的防御措施是城墙、护城河等硬件设施，在人体上对应为覆盖在我们体表的皮肤、黏膜以及它们的分泌物；进阶版的防御手段是巡逻的士兵，对应到人体上，就是非特异性免疫系统；终极的防御手段是特种部队，对应到人体上，就是特异性免疫。

听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这个特异性免疫和非特异性免疫有什么区别呢？这个问题晚点儿再讲，我们先来了解下免疫的全过程。

正常情况下，虽然覆盖在我们体表的病菌们形态各异，致病毒力也有强有弱，但它们的目标都很一致，就是进入人体。但幸运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皮肤的阻挡，它们只能被拦在城墙外面，并不会对人体构成什么威胁。

但是，城墙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总会有意外发生，比如我们切菜切到了手指或者摔了一跤，蹭破了皮。这时，我们的皮肤屏障受损，就像是城墙破了个大洞一样，会让在外面蛰伏了好久的病菌趁虚而入。而进城后，他们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烧杀抢掠”，利用人体细胞内的物质，制造子代病菌，壮大自己的队伍。

就在病菌大张旗鼓扩充队伍时，巡逻的士兵A发现了这群入侵者，于是，他赶紧召集其他士兵A，展开第一轮攻击，这就是巨噬细胞的吞噬。虽然巨噬细胞的战斗力很强，一个细胞可以吞掉100个左右的病菌，但对于不到20分钟就能数目翻倍的病菌来说，巨噬细胞还是有些力不从心，于是，巨噬细胞们开始发信号，请求上级支援。

接着，免疫系统总部收到求救信号后，派出了坦克兵B。于是，坦克兵们开着坦克，寻着巨噬细胞发放的信号，奔赴战斗一线，这个坦克兵B就是中性粒细胞。虽然中性粒细胞的战斗力比巨噬细胞强大得多，但这种强大的战斗力既有好处、也有缺点。好处就是它能大规模地杀死病菌，而缺点就是它有时候威力太大，容易伤到人体的正常细胞。

为了避免过多的自身组织在中性粒细胞的攻击中身亡，人体把中性粒细胞的默认寿命值设计得很短，通常它们会在攻击后和敌人同归于尽。所以，战争结束后，战场上剩下的会是中性粒细胞和病菌两方的尸体，这两种物质在我们的肉眼看来，就是脓。

前面提到的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以及其他非特异性免疫物质，一起构成的，就是人体的第二道防线——非特异性免疫。

但是，有时候即使非特异性免疫火力全开，也抵挡不止病菌的入侵，这时，巨噬细胞只能再次向上级求助，但这次他不是通过发信号，而是把自己吞噬的病菌俘虏一起带回总部。

这时，人体就进入了特异性免疫的阶段，特种部队，也就是人体的T细胞开始登场。T细胞们看到巨噬细胞带回来的俘虏后，照着俘虏的样子画了无数张通缉令，人手一张，然后，兵分两路，一部分T细胞拿着通缉令，目标精准地杀伤那些被病菌侵占的正常细胞，然后叫巨噬细胞来收拾残局。另一部分T细胞则负责把通缉令存档，标明这种病菌的攻击力较强，靠非特异性免疫无法清除，下次再发现，直接启动特异性免疫。

好了，这就是人体免疫的大致过程。讲完这个，我们就要回答前面所提出的问题了，什么是非特异性免疫？什么是特异性免疫？它们二者的区别主要在哪儿？

和特异性免疫反应相比，非特异性免疫就像是人体免疫系统的下意识反应，这种反应很迅速，而且往往能及时阻止外界病菌的入侵。但它也有一个缺点，就是会对外来病菌发起无差别的攻击。而特异性免疫则不同，还记得我们提到的通缉令吗？那就是特异性免疫的厉害之处。它能拿着通缉令，找到那些被通缉的细胞，目标明确地逐个清除。

除了这三道免疫防线，我们的免疫系统还有一套绝活，就是制造恶劣环境。而对于病菌来说，最常见的恶劣环境就是发烧和咳嗽。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说：“啊？咳嗽和发烧不是病吗？怎么还成了免疫系统的绝活呢？”

这就是我们对咳嗽和发烧的误解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先说咳嗽。

大气中的尘埃、病菌、微粒物质会随着呼吸和氧气一起进入我们的气道，而气道就像一个能分泌黏液的毛刷子，它会一边放走空气，一边拦住这些外来颗粒，但气管的净化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当异物越积越多时，神经系统就会发出指令，“把这些异物咳出去。”这时，气道的纤毛就会逆向摆动，把异物推出气管。所以，咳嗽其实是一种排出异物的生理反射，是一种保护机制，大多数轻症的咳嗽对人体来说都是有益的。如果过分镇咳，反而会让异物无法及时排出，给人体造成负担。

至于发烧，就是更高级的杀菌机制了，因为病菌一般都不耐热，所以温度的升高能很大程度地抑制病菌的繁殖。如果你觉得不好理解，那我们看看蝙蝠这个生物界的“百毒之王”就知道了。蝙蝠身上会携带各种各样的病毒，包括埃博拉病毒，SARS、冠状病毒等，但蝙蝠却不会患病，这是为什么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蝙蝠常年保持着40度的体温，也就是说，蝙蝠一直处于“发烧”的状态，这种高热的状态能杀死很多病菌，所以蝙蝠才会百毒不侵。

但对人类来说，发热杀菌的方式只在特定范围内适用。如果人烧到38.5°C以上，不仅病菌会被杀死，我们人体的细胞也会受到不可逆的损伤，比如脑细胞发生脱水、人发生惊厥，这样反而得不偿失。但只要体温在38.5°C以下，发热对人来说都是一件利大于弊的事情。

当然，可能还是有人会对发热有益这个结论保持怀疑，所以，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我们来讲一个用发热治病的具体案例，它也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二个重点: 生病有时候并非是坏事，它可能是人体在权衡利弊后做出的选择。

19世纪初的神经病院里有一群特殊的患者，那就是病情发展到晚期、梅毒螺旋体侵袭到患者中枢神经系统中的神经性梅毒患者。由于对病情难以启齿，这些患者往往会延误病情治疗的最佳时期，最终发展为癫痫等神经系统的症状。

所以，如何治疗神经性梅毒，或者说如何治疗梅毒从而缓解患者神经系统的症状就成了神经病医生需要面对的问题。贾雷格就是当时众多为梅毒感到困扰的神经病医生之一。

有一天，一个发热患者的出现让贾雷格看到了希望。他发现，在发热时，患者神经系统的症状会得到很大缓解，但体温一降下来，患者就会回到原来的状态。

那么，怎样才能让患者持续发热呢？一个想法从贾雷格脑中一闪而过——疟疾。虽然疟疾会导致患者持续发热，但轻症的疟疾可以用奎尼丁来治疗，所以，两害取其轻，贾雷格决定试一试。

他采集了疟疾患者的血样，把它们注射到了9名晚期梅毒患者的体内，这些患者随即出现了疟疾感染的高热症状。在持续发热的情况下，9个试验者中有6个人的症状得到了明显改善，2人没有明显反应，1人在实验途中去世。

虽然不是百分百的成功，但这对于走投无路的梅毒患者来说，也算看到了希望。于是，贾雷格扩大了实验范围，开始给更多的梅毒患者注射疟疾血清。到1921年底，他给200名左右的神经性梅毒患者成功地接种了疟疾，其中有50名患者完全康复，回归到了正常生活中。

1927年，贾雷格凭借这一发现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此后，这种方法被神经病医生广泛应用。直到1943年青霉素出现，疟疾治疗晚期梅毒的时代才告一段落。

除了这种人为的以病攻病的治疗方法，在自然界，有些疾病生来就是其他疾病的克星，比如疟疾的天敌——镰刀型贫血病。

提到贫血，大家可能都不陌生，但是镰刀型贫血病是什么呢？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红细胞携带着氧气通过毛细血管时，会一边把氧气释放给组织细胞，一边把组织细胞产生的二氧化碳回收回去。为了让红细胞携带的氧气充分释放，我们的毛细血管被设计成了窄窄的单行道，只能允许红细胞排成一排、挨个通过。但是，即使是单行，对于毛细血管这条狭窄的管道来说，红细胞的个头还是有点大，所以红细胞需要把自己蜷成一团，弯着腰才能通过。

对于正常的红细胞来说，蜷成一团并不是件难事，因为它们本身长得就像是两面中心向内凹陷的圆饼。但是，对于结构异常的红细胞，比如这种长得像镰刀的红细胞来说，它不仅携带氧气的能力低，蜷成一团这个动作也很困难，于是镰刀状的红细胞就会被卡在毛细血管里，进进不去，出出不来。

这时前面的巡逻士兵A又上场了，他一看，这个红细胞和我认识的红细胞长得不太一样啊，保险起见，还是消灭掉吧，于是镰刀型红细胞就这样被吞噬了，而红细胞变少，自然会导致贫血。

这种贫血病属于一种遗传病，刚出生时不太明显，但随着患者长大，症状就会逐渐加重。一开始的表现可能是头晕、乏力，然后就是机体代偿造血导致的肝脾肿大，如果不及时治疗，患者可能会因为血液积蓄在肿大的肝脾导致休克。

虽然镰刀型贫血病在中国不太常见，但它在疟疾多发的非洲地区却十分普遍，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是疟疾的克星。

导致疟疾的疟原虫通常会寄生在我们的红细胞中靠着红细胞里的氧气生存，而镰刀型贫血病的患者的红细胞由于结构异常，常年缺氧，疟原虫在里面一般活不了多久，自然也产生不了子代细胞、引起疟疾的症状。

由于镰刀型贫血病的患者感染疟疾的概率要比正常人低得多，而且镰刀型贫血病也比疟疾好治得多，人体在权衡利弊后，才会在疟疾和镰刀型贫血病之间选择后者。

好了，讲完疾病的发生有时是机体权衡利弊后作出的选择后，我们接着说最后一个部分：生病了一定要吃药吗？药到真的能病除吗？

每当季节更替，人们出现感冒、发烧、流鼻涕的症状时，“吃感冒药了吗？”都会变成标准的问候语。但是感冒药真的治感冒吗？其实未必。

就拿感冒的这几个症状来说——发烧、咳嗽、流鼻涕，按照我们前面的讲述，这些都是人体的防御机制在起作用。那这时感冒药的作用又是什么呢？简单来说，感冒药的作用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缓解这些症状，二是镇静，就是让我们多睡觉，通过睡觉让机体得到充分的休息，让免疫系统在睡眠时发挥作用。

听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但每次喝完感冒药后，我都感觉感冒好得快多了，这又该怎么解释呢？”这时候就需要用数据说话了。研究人员为了确定感冒药的真实效果，选了一批身体素质差不多的、健康的志愿者，然后把这些志愿者随机分成了两组，先让这些患者主动感冒，再给他们服用药物。只不过，在实验中，一组志愿者服用的是真的感冒药、另一组志愿者服用的是和感冒药长得一样的安慰剂，就是不含药物的淀粉片。

结果发现，服用感冒药的那一组患者，他们的鼻塞和咳嗽确实得到了缓解，但感冒持续的时间却更长，平均下来要比没有服用感冒药的患者长2~3天。也就是说，不吃感冒药的患者反倒好得快。

而且，随便服用感冒药、滥用抗生素，不仅会延长自愈的时间，还会带来潜在的威胁——耐药性的超级细菌。

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什么是抗生素、什么是耐药性，以及耐药性细菌对人类的危害。

抗生素是指由细菌、真菌等微生物或高等动植物产生的、能干扰其他细菌发育的化学物质，它可以阻止细菌生长、干扰子代细菌合成。但是，会有极个别的细菌因为基因突变产生耐药性，可以抵抗抗生素的药效。

这里，我们拿青霉素来举例。青霉素发现之初，几百个单位的青霉素就能拯救无数伤员的性命；但到了现在，几百万个单位的青霉素都救不了一个人的性命。这就是因为我们频繁使用抗生素，让一大波不怕抗生素的细菌被筛选了出来，成了各种抗菌药物都杀不死的“超级细菌”。这相当于让我们又回到了抗生素发明之前，任何一个小小的感染都可能让我们丧命。

除了滥用抗生素，我们再来看一个错误用药的例子。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德国的一家药企研发了一种叫“反应停”的药物。因为能有效缓解妊娠反应带来的痛苦，“反应停”一经投放，就获得了孕妇们的追捧，并迅速流向了欧洲其他国家。

但是，就在“反应停”在市场大面积流通时，另一件事情发生了。产科医生们发现，最近几年，畸形儿的出生率和前几年相比大幅上升，而且这些婴儿的畸形表现还十分类似，都是没有手臂和腿。他们的手臂和腿直接连在躯干上，形似海豹，所以也被叫做“海豹儿”。

有医生提出，是反应停的使用导致了海豹儿的出现，接着，又有病理学家证实，反应停所包含的化学物质——沙利度胺对灵长类动物确实有很强的致畸性。于是，在舆论的重压下，厂家宣布召回所有药物，但这时已经是反应停面世的第六年。世界范围内，因为服用反应停，已经有一万多名海豹儿诞生。

这是药物监管不严导致的悲剧，在这儿我们就不赘述了。最后我们再来聊聊孕吐，这种让孕妇宁愿吃药也不愿忍受的妊娠反应究竟是不是一件坏事呢？

一般来说，孕吐通常发生在妊娠早期，也就是头三个月。这时候，有些准妈妈们会出现“看啥啥不香，吃啥啥想吐”的状态。对准妈妈来说这很痛苦，但对于幼小的胚胎来说，这其实是一种保护机制。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妈妈吃什么直接决定了胚胎接受的营养物质是什么，而许多成人习以为常的食物对小胚胎来说都有潜在的威胁，所以，为了减少自己和这些物质接触的机会，胚胎才决定让妈妈少吃一点儿。

而对婴儿有潜在威胁的食物，简单点儿说就是蔬菜，尤其是气味重的蔬菜，比如洋葱和大蒜。这其实也和我们的进化有关，因为植物不能像动物一样通过移动来躲避捕食者的追击，所以植物才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产生毒素。气味越大，就意味着它可能存在的毒素越多，这一点我们从大蒜杀菌的功效中就能看出来了。

为了安全，我们的祖先把这种对于植物的恐惧刻在了基因中。所以，别说是胚胎时期，就是上了幼儿园的小朋友，也还是不喜欢吃蔬菜，而这种不喜欢其实没有什么原因，只是一种进化导致的与生俱来的直觉罢了。

所以，孕吐其实是胚胎给妈妈的暗号，它在告诉妈妈：“这个可能对我有害，你不许吃！”忽略信号背后的意义，一味制止，甚至盲目吃药，就会对腹中的胎儿造成不利影响。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主体内容，最后，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

第一部分我们讲到，为了抵挡外界病菌的入侵，我们的机体布置了三道免疫防线，分别是皮肤黏膜的屏障作用，非特异性免疫和特异性免疫。

第二部分我们讲了生病不一定是件坏事，有些疾病其实是机体权衡利弊后的最优选择。

第三部分我们讲了药到不一定会病除，合理用药、适量用药才能让药物发挥最大的作用。

在我们的观念中，进化是物种的更替，是猿人变成人，离我们很遥远，但事实并非如此。每一个基因的突变、每一种有益基因的迭代产生，其实都是进化过程中的一部分。

正如作者所言：“没有演化之光，医学的一切问题都无法得到理解。”了解进化对我们的意义，从演化角度去思考临床医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人体设计上的固有问题、了解疾病发生的过程，还能帮我们寻找疾病更深层次的原因。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对患者进行更精准的治疗，才有可能去追求更完美的健康。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音频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希望你能有所收获。

很多时候，沉默不是“金”，而是压垮一段感情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些杀不死你的，终将使你更强大。

有悲有喜，有阴有晴，才是人生。

《瘟疫与人》：杀人比军队还多，传染性疾病是如何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

你好，本期音频为你领读的书是威廉·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我是荐读人程雷。

2020年开年，由于新冠肺炎的肆虐，瘟疫这个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几乎引发了全民恐慌。而除了新冠肺炎，你所熟知的非典SARS、埃博拉病毒以及流感都属于瘟疫。其实瘟疫所包含的急性传染病自从人类诞生起就一直伴随着人类，时不时就要爆发一次，即便在卫生条件和医疗水平空前发达的今天，瘟疫也仍然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

为什么人类始终摆脱不了瘟疫呢？这就要从环境说起。外部的自然环境与内部的人体环境共同决定了人类与疾病必然共存，而且其中很多是传染病。但是，这些病在以往的历史书中很少被确切地记录下来，甚至许多学者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瘟疫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

在过去的一些观念中，人们一般都把瘟疫当做纯粹自然的现象，与人类社会和历史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实际上，传染病在人类的历史中绝非默默无闻，而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今天我们要解读的《瘟疫与人》这本书结合了历史学与病理学，会带你重新审视和阐释人类历史，看看瘟疫是怎样在人类历史上扮演关键角色的。

这本书的作者威廉·麦克尼尔，是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世界历史学科的“现代开创者”，被誉为“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开辟了一个西方世界史学的新时代。

在书中，他从疫病史的角度，以编年的手法，从史前时代写至20世纪前半叶，详实探讨了传染病如何肆虐欧洲、亚洲、非洲等文明发源地，又是如何塑造了不同文明的特色。他率先将历史学与病理学结合，重新解释人类的行为，并将传染病置于历史的重心，给了它应有的地位。可以说《瘟疫与人》就是从瘟疫出发的一部全球史，它将生态、人口与政治、文化整合起来，讲述了3000年来传染病塑造人类与社会的历史进程。

接下来，就让领读者夏木从三个部分为你讲讲这本书的主体内容。

（领读者夏木：北京语言大学古代文学博士在读，知乎万粉答主，B站万粉UP主，微博十万粉博主，具有多年科普写作经验。）

我是领读者夏木，第一部分，我要先用一个澳大利亚野兔的故事带你走进传染病的世界，讲讲为什么瘟疫始终与人类共存。

澳大利亚原本是澳大利亚土著的居住地，17世纪，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殖民者曾先后到达这里，后在1788年，英国的“第一舰队”来到了这儿，打败了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的军队，开始了自己的殖民生涯。

而传染病的故事也由此开始。1859年，一个叫托马斯的人从英国带来了24只野兔，但刚到澳大利亚，这些野兔就连夜打洞逃跑了，而澳大利亚大陆上，除了袋鼠就是树袋熊，很少有吃肉维生的野生动物，也就是说，这些逃走的兔子们几乎没有天敌。于是它们迅速繁殖，泛滥成灾，到了19世纪末，兔子的数量已经从24只变成了100亿只，几乎占领了整个大陆。

更可怕的是，它们还吃掉了本应属于绵羊的草，导致澳大利亚的羊毛产量锐减，无数牧场主的收益也跟着缩水。人类试了很多方法，想杀死这些兔子，但都没成功。直到1950年，多发性黏液瘤的病毒被植入澳大利亚的野兔群，这种局面才发生改变。

这种病毒效果出人意料地好，它从一只兔子到传染遍全澳洲，只用了3个月，第一年，感染这种病毒的野兔的死亡率甚至高达99.8%，于是，这场兔子造成的灾害在病毒的作用下终于结束了。看起来事情已经完美地解决了对不对？没那么简单。到了第二年，感染病毒的野兔的死亡率就降低到了90%；而到了第7年，死亡率已经下降到了25%。

为什么野兔的死亡率会逐年下降呢？也许你会说，初中生物都学过啊，这是自然选择的一种，对病毒没有抵抗力的兔子死了，而对病毒产生抗体的兔子活了下来，于是它们的抗体就遗传给了后代，越来越多能抵御病毒的后代就逐渐存活了下来。

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说出来你可能要大吃一惊，那就是科学家们从野兔身上采集了病毒样本，结果发现病毒的毒性竟然在逐年降低。也就是说，病毒也在做自己的自然选择，只有那些毒不死兔子的病毒才生存了下来。

在书中，作者以前面的兔子与病毒的例子为代表，阐释了可以患上传染病的生物与导致传染病的生物之间的关系。作者把人、兔子这种可以患病的生物称为宿主，把病毒、细菌之类的导致瘟疫的生物称为寄生物，他认为，澳大利亚的兔子与病毒的斗争呈现了宿主和寄生物之间的调适过程，是生物平衡形成的“波浪状动荡”。

你想象一下波浪的样子，有起有伏，有高有低，这种生物平衡的变化也是这样。也许最初这种动荡可能非常剧烈，就像1950年的澳大利亚野兔那样，但在很多情况下，由于寄生物向新宿主的转移太过剧烈，瘟疫并无法长久持续。而只要新的传染病能够无限期地生存，自然会出现动态的平衡，频繁的感染期与瘟疫衰弱的时期会交替出现，一直循环。

说简单点，有的时候是宿主强，瘟疫弱，有的时候是瘟疫强，宿主弱。这也就是我在开头提到的，传染病一直伴随在人类左右，时常爆发，有时消失。书中还有一个新奇的观点说，一旦野兔的数量减少到了某种程度，多发性黏液瘤就将不再流行，因为病毒的流行需要宿主数量爆炸、聚集的宿主足够多，才能形成一个快速感染的外部环境。

麦克尼尔以此为基础，得出结论说：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各种病毒性和细菌性的寄生物最终总会成功地传染给人类，并与人类建立长期关系。人类作为一种宿主，和寄生物的大量死亡可能交替发生，直到新宿主发展出的免疫力和寄生物达到的适应性完全匹配。换句话说，人类逃不过瘟疫的影响，甚至可能会慢慢适应某些瘟疫。

说完了瘟疫与人类共存的情况，接下来的第二部分，我就要更具体地为你讲讲瘟疫与人类文明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最古老的人类起源于非洲，现存最早的人类有意识制造的工具正是在非洲东部的大裂谷中发现的。那是一块有明显的砍砸加工痕迹的石头，能够与手型完全贴合，把这块石头拿在手里握紧，在虎口的位置会有一个非常锋利的刀刃儿一样的边儿。经过专家的鉴定，这块石头大概制造于两百万年前。也就是说，200万年前的非洲，已经有智慧人类诞生了。

但是，为什么两百万年过去了，世界上最发达的地方不是非洲呢？再说的具体一点，人类有四大古文明，分别是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中国文明。其中古埃及文明属于非洲，但并不在人类诞生的东非，而在北非。为什么人类最早的诞生地东非没有产生文明？又为什么直到今天，非洲的很多地区仍然一片荒蛮呢？

麦克尼尔认为，这要归因于东非丰富的寄生者。非洲的传染病有独特的丰富性和侵害性，虽然寄生物的毒性会下降，但由于非洲寄生物的种类实在太多，它对人类的侵害会随着人类数量的增长而日益加剧。

更可怕的是，非洲的寄生者不仅是细菌和病毒，还有数量众多的寄生蠕虫和原虫。对人体来说，它们最让人头痛的就是它的入侵不会引起身体免疫反应，也就是说，它们的入侵并不会像其他病毒入侵后激发血液中抗体的形成，这对人类来说，是个大麻烦。

随着人类数量的增加，人们受感染的概率也会增加；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大，寄生物获得新宿主的机会也会增加。当这种量变积累成质变，感染就会一发而不可收，严重地阻碍人类的正常活动。像疲惫、腹部疼痛这些慢性病征，如果它们开始蔓延，会严重地妨害人类进食、怀孕以及抚养孩子，而这反过来又会削减人口，直到当地的人口密度下降到过度感染的门槛以下。

接着，病症会慢慢消退，人类的精力开始恢复，进食和其他活动也趋于正常，直到下一次别的传染病大行其道或者人口密度再次超越过度感染的门槛，而这直接导致了东非的人口的有限性。这就是我在第一部分中讲到过的循环。

但是，一个文明的出现，最重要的就在于人口的增加。这些人要多到能够实现社会分工，能够供养得起君主、祭祀，还得能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修建一些大型工程，这时，才有时间去发展文明。而瘟疫一定程度限制了东非人口的发展，所以东非在漫长的历史中没有出现文明。

在这样的环境下，人类必须要走出非洲，走到一个寄生者没那么多的地方，才能繁衍后代，哺育婴孩，诞生文明。而那些病菌、寄生虫少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现在都知道了，正是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以及中国的黄河流域，四大文明的诞生地。

除了推动人类走出非洲、促进文明的诞生，瘟疫还扮演过什么角色呢？第三部分，我将为你讲述瘟疫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虽然有点不可思议，但传染病却真的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在遥远的中美洲上，印第安人曾经塑造过灿烂的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就是其中之一。公元1276年左右，美洲印第安人阿兹特克族进入了墨西哥谷地，约50年后，他们迁居并建立了都城——特诺奇提特兰，阿兹特克帝国由此初步建立。此后两百年，帝国的统治范围不断扩大，边境一直从墨西哥推进到了现今的危地马拉一带，

阿兹特克文明与玛雅文明一起成了当时中美洲最辉煌的两大文明，帝国人口一度达到1500万。然而，这样庞大的帝国却毁在了几百个西班牙人手中。

1519年4月，西班牙人科尔特斯率领约600名步兵和200名印第安人分乘11艘船入侵阿兹特克帝国，他们携带了10门大炮和16匹战马，以及一些带着天花病毒的毛毯。要知道，天花是死亡率最高的传染病之一，繁殖速度快，而且传播速度惊人，感染后会表现为病毒血症。因为患者在痊愈后脸上会留有麻子，所以中文有了“天花”这个名字。

现在通过疫苗接种，天花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被消灭了，但在那个时代这根本无药可救。西班牙人把毛毯送给阿兹特克的居民后，这种疾病开始传播开来，毫无抵抗病菌能力的阿兹特克人迅速染上了这种不治之症，而西班牙人因为已经得过天花，身体中有抗体，不会再次感染上天花。

古代人并不知道什么是病毒和细菌，更不知道怎样面对未知的疾病，感染了天花病毒还以为是自己受到了神灵的惩罚。于是，瘟疫肆虐的城市里死尸成堆、人心惶惶。1521年8月13日，阿兹特克帝国的末代皇帝库奥特莫克向500多个西班牙殖民者缴械投降。西班牙殖民者攻入阿兹特克首都内，大肆破坏、烧杀抢掠，毁了这座著名的印第安城市。

根据粗略统计，西班牙人带来的天花、百日咳等疾病在短时间内给印第安人造成了极大的损伤，死亡人数高达1200万。可以说，阿兹特克帝国的灭亡，既是由武力，更是由病菌完成的。

几乎同样的历史在千年前的希腊也上演过一次。公元前430年，处于巅峰时期的希腊城邦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内战，交战双方是雅典与斯巴达。正当战争胶着的时候，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瘟疫降临到了雅典人身上。

当时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恰好住在雅典，不幸地感染上了瘟疫，这一年他才25岁。幸运的是，修昔底德活了下来，还记录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感，为后人研究这次瘟疫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瘟疫的爆发给雅典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和巨大的恐慌，因为一旦感染上瘟疫，任何人工技术都没有效果。面对瘟疫，医生们也束手无策，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正确的治疗方法。

据修昔底德的记述，瘟疫降临时，很多身体完全健康的人突然开始头部发烧，眼睛变红，发炎；口内从喉中和舌头上出血，呼吸不自然，不舒服。其次的病症就是打喷嚏，嗓子变哑。抚摸病人时，可以感觉到他们的体表温度并不高，但是他们的身体内部却有着很强的灼烧感。

修昔底德写道：“他们大部分人喜欢跳进冷水中来消除不可抑制的干渴，因为他们无论喝多少水总是一样，于是他们长期患着失眠症，不能安静下来。”最后，他们多半因为内部高热而死亡。

修昔底德认为，最严重的是，“由于瘟疫的缘故，雅典开始有了空前的违法乱纪的情况。有些富有的人突然死亡，有些过去一文不名的人继承了他们的财富之后，因为缺乏安全感，就开始骄奢淫逸，决心花光所有的钱。”瘟疫发展到高峰时，雅典死亡的人数多到人们都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掩埋死者，只能设立焚烧点。焚烧炉“阴森可怖的浓烟和臭不可闻的气味遮住了城市的上空，熏黑了建筑上洁白的大理石”。

据后世历史学家估计，当时雅典总人口的三分之一都在瘟疫中丧生了。于是，几年后，雅典毫无悬念地战败，只能向斯巴达投降，从此消失在历史中。

有了这些惨痛的教训，后来的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发展医疗的重要性。比如拿破仑当政时，所有的法国军队都要给新兵接种预防天花，这样的做法也传遍了整个欧洲。直到1815年后，法国没把预防措施做下去，结果在1870年到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天花消耗了2万名法国士兵的战斗力，而他们的普鲁士敌人却因为接种疫苗而免遭厄运，并获得了完全的胜利。

再举个例子，20世纪之前，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只看伤亡人数，疾病要比战争厉害得多。比如1854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死于痢疾的英国士兵是死于俄罗斯炮火人数的10倍；1899年的布尔战争中，官方统计的英军因病死亡人数是阵亡人数的5倍。然而，在 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中，由于系统的注射和严密的卫生监测，日本死于疾病的人数还不及战死者的1/4。

通过这些数字的对比不难发现，对于瘟疫，提前预防起到的效果是很显著的。每个国家、每个个体面对瘟疫，都应该加强警戒，防患于未然。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主体内容，最后，我来为你做个小结。

第一部分，我们通过澳大利亚大陆上野蛮生长的野兔与多发性黏液瘤病毒的故事，了解了宿主与寄生者的概念，并知道了二者之间会形成动态的平衡：频繁感染期与瘟疫衰弱的时期会交替出现。

第二部分，我们通过第一部分的知识结合东非特殊的地理环境，讲了瘟疫对文明的影响。东非地区特殊且繁杂的寄生者，阻碍了人类数量的增加和人类文明的诞生。

第三部分，我们通过一些史实讲了瘟疫在战争中的影响，知道了瘟疫对人类历史的推动作用以及预防疾病的重要性。

在《瘟疫与人》一书出现之前，讲述人类历史的书籍有很多，但将疾病当做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的书籍，从未出现，而这也正是《瘟疫与人》的特殊贡献所在。威廉•麦克尼尔以流畅的笔调和文明史中为人熟知的个案，重新描绘了人类历史的转折与疫病间的关系，颠覆了人们过往对瘟疫的认知。不过，受限于历史研究的材料，书中作者的论述常夹杂着假设和旁证，有时还包括某些想象的成分，但这并不足以影响本书的重要价值。

麦克尼尔认为，瘟疫不仅是造成人类死亡的原因，也是改变人类历史走向的动因。人类主观上的聪明才智不是创造历史的唯一要素，作为生物界的一员，人类在过去数千万年以来的点点滴滴，亦受制于最基本的生存法则：疾病与死亡。技能、知识和组织都会改变，但人类面对疫病的脆弱是不可改变的，传染病将始终与人类同在，并一如既往地影响人类的历史。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音频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希望你能有所收获。

《瘟疫与人》金句精选

1、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各种病毒性和细菌性的寄生物最终总会成功地传染给人类，并与人类建立长期关系。

2、人类必须要走出非洲，走到一个寄生者没那么多的地方，才能繁衍后代，哺育婴孩，诞生文明。

3、阿兹特克帝国的灭亡，既是由武力，更是由病菌完成的。

4、对于瘟疫，提前预防起到的效果是很显著的。每个国家、每个个体面对瘟疫，都应该加强警戒，防患于未然。

5、技能、知识和组织都会改变，但人类面对疫病的脆弱是不可改变的，传染病将始终与人类同在，并一如既往地影响人类的历史。

一切无心插柳，其实都是水到渠成。

三观不同的圈子，不必强融。

一个人如果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欲望和恐惧，那他就胜过国王。

三观不同的圈子，不必强融。

疫情下的爱情，看似破碎，实则却更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