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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上巳”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代初年，据《韩诗外传》所载：早在《诗经》时代，在溱水与洧水流域，三月水中泛着桃花的时候，众士女手执兰草，举行祓除仪式。在郑国的习俗里，三月上巳这天，人们在这两条河上招魂，以祓除不祥。所谓“祓除”，是古人一种袪灾求福的仪式，就是把那些被认为是陈旧污秽的东西从自己身边带走，使自己变得清新吉祥。祓除仪式其实是一种象征性的“大扫除”，人们一般会选择在季节变化的时间，举行一些象征性的清洗仪式，把自己身上的秽气驱逐干净。

再说说上巳节选日的问题。上巳原指夏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为什么选巳日而不选子丑寅卯日，也是众说纷纭。有说“上巳”通“除巳”、“上除”，即破除之意，化凶为吉的破除之法即是祓禊；有说“巳”与“子”原为一字之异体，又通“嗣”，上巳的本意即在求子，可惜的是，谁也拿不出确凿的文献依据，所有说法都只能是猜测。

有人说上巳节就是“三月三”，是不是这样的呢？上巳节的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这些都与中国古代的历法系统有关。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实际上是一种太阳历，而中国最早使用的夏历，则是以月亮历为基础的。上巳节的名字来源于“巳日”，这是干支记时的结果，因此，三月的第一个巳日在夏历中是个不固定的日子。自魏晋以后，大部分地区为了方便才把上巳的日期固定在三月三日，但也没有完全统一，在元代杂剧《墙头马上》就提到：“今日乃三月初八日，上巳节令”。由此可见，上巳节是一个迎接春天的日子，由于它的源头古远，反而更加增添了它传承的复杂性。

《周礼》中曾有一段被历代无数文人墨客征引过的记载：“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

“三月三”是个特殊的日子，青年男女正应该主动制造机会或积极接纳爱情。至今许多少数民族还时兴过“三月三”，青年男女游春、对歌，打情骂俏，正是这个节日的题中本义。

自古以来，人们就用“春”字来表达男女之间的情欲萌动，诸如《诗经》所云“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又有《淮南子》曰：“春女感阳气而思男，秋士感阴气而思女，是其物化”；《西厢记》里也讲到“我则怕漏泄春光与乃堂，夫人怕女孩儿春心荡”

当春发之时，青年男女来到河边，洗手濯足，曲水流觞，成为春嬉中的一大要事。

到南北朝时，曲水流觞已经成为“三月三”最重要的春戏之一。《荆楚岁时记》说：“三月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此外，踏百草、斗百草、荡秋千、蹴鞠之戏也日益兴盛起来。沐浴着风和日丽的大好春光，人们总是会想出各种理由来认真地享受大自然的惠予。人若不通此理，无异暴殄天物。

和上巳节日期相近的节日有两个，一个是清明，另一个是寒食。也许是因为它们的日期挨得实在太近了，在西晋的时候，诗人就常常把这三个节日不加区分地混在一起。

王维在《寒食城东即事》中描述道：“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少年分日作遨游，不用清明兼上巳。”诗题告诉我们，这是寒食节，可是，诗中却说，节日的种种活动，分明与清明和上巳无异。

我们知道，文化节日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迁的，可清明节气恰恰不是文化节日，它是由太阳运行和数学分割而产生的时间符号，是一种逻辑的产物，因而是不可变的，可变的文化节日不幸遇上了不可变的节气符号，结果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了，可变的文化节日必然让位给不可变的时间符号。

大概在唐之后，汉族地区的上巳节（三月三）和寒食节基本上都被清明节给兼并了，上巳节渐渐成了一个有名无实但异常美丽的文化记忆，尽管许多文人仍然喜欢以“上巳”之名入诗，抒发春日的喜悦或惆怅，但也仅仅是一种风雅的追忆。南宋范成大《观禊帖有感三绝》曾叹道：“三日天气新，禊饮传自古。今人不好事，佳节弃如土。”上巳节随着时代的前进，逐渐淡出了主流话语。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杂志2008年第三期 撰文/施爱东 稿件整理：阿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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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户巴寿 - 风のとおり道
岩代太郎 - 初恋抄

介绍： 飘着白雾的青山，给人的感觉可以是清幽和宁静，也可以是神秘与紧张。处于中缅边境的云南普洱佤族自治县，隐在横断山纵谷当中，便具有这样的双重底色。

佤族聚居的村落被称为佤寨，传统中每座佤寨必有一间木鼓房，以木为柱，覆以青竹茅草，颇似亭子。亭中摆放至少一对粗壮的“木桩”——木鼓。

上世纪前，有一种伴有隆重仪式的砍首行动——“猎头”，每值谷物播种、收割之际，以及重大的疫病、洪水来临的时候，即需猎杀敌寨或者仇人的头颅带回村寨，寨人会载歌载舞迎接，并宰杀动物为祭品。经过木鼓房的祭奠，再移入“鬼林”人头桩，便升格为全寨的保护神。与人头鲜血混合的草木灰，被分给寨子里的每一家，待播种时和种子一道撒入土地……他们迷恋人头的动机何在？

很早以前，地里谷子长不好，人、牲畜也死得多，用狗、猴子的头献祭也不转好，砍人头来祭就好了。人头对佤族人而言，极富神力，极为宝贵，他们认为人的头颅上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可以传递给谷种。

然而，以猎头来膜拜亡者的力量，也存在着某种缺陷，头颅包含的力量，只作为一个客体被供奉，终究难以有效地利用。那么能否找到一种办法，可以把躲藏在头颅里的精灵，直接置于人的控制之下，将它独占的生命之泉，源源不断地输入到自己身上？

办法当然会有的。

远古人常在狩猎和仪式活动中，将动物或人的头骨套在自己头上，以扮作鸟兽或神灵的模样。这不是偶然的游戏，它说明人类情不自禁想把自身与超自然力融为一体。以为戴上什么，相应的神力就会来到。当这种想象不断延伸时，象征头颅的面具就诞生了。

在陕西城固地区挖出的殷商铜面具中，有23件为人形脸壳：目眶深凹、眼球外突、悬鼻突起、透雕獠牙，突出了面容凶煞的特点。四川广汉三星堆的面具又不相同，宽颐广额、长眉直鼻，五官拟人又显夸张变形，充满神之气息。

有人认为，面具在古代祭礼中扮演的角色，不过是装模作样的行头，或者欺世的道具。一旦弄清先人对生死神鬼的特殊情感，深入面具中构筑的奇异圣殿，答案又会不同。

自商周以来，除了元、清以外，中国历代君王都要定期举行驱逐疫鬼的祭典。商周人把强死鬼称为“禓”和“厉”，驱赶禓、厉的仪式叫做“傩”。

傩舞的舞姿笨拙而简陋，让人想到远古。而在这场如戏如真的禳除仪式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面具。古傩仪里的面具总要突出一个凶字。也许是为了增强对鬼疫的恐吓性和攻击作用，使面具能与任何入侵之敌相匹敌，人们理所应当要把它们刻画得和鬼怪一样可怕，一样凶恶。

这不禁使人纠结一个问题，他们到底是鬼还是神？
有句古话叫神鬼不分家。其实，在“鬼”的观念诞生后很久，鬼与神的界限都不甚清晰，最著名的打鬼之神钟馗的身世就很能说明问题。

钟馗是怎样当上捉鬼之神的？

且看《唐逸史》里的“八卦”：一天唐玄宗病倒昏睡，忽然梦见牛鼻赤脚的小鬼——虚耗来滋扰，大为震怒，正要由武士来驱鬼，又见一个大鬼奔进殿来，长得蓬发虬髯，面目可怖，头系角带，身穿蓝袍，伸出袒臂抓住小鬼，剜下眼珠后一口吞了下去。玄宗吓得魂不附体，喝问大鬼的身份，对方深深施礼道：臣是终南山的钟馗。高祖武德年间，因赴长安应武举不第，羞归故里，触殿前阶石而死。幸蒙高祖赐绿袍葬臣，臣感德不尽，遂誓替大唐除尽天下虚耗妖魅，从此钟馗就成了中国驱鬼人的代表。

这还不是孤例。另有两位捉鬼的“官差”黑白无常，相传二人生前本是结义兄弟，一次两人过桥时白无常要回家拿伞，黑无常就在桥上等候，结果河水暴涨，不愿失约的黑无常溺水而死。回转的白无常见状伤心欲绝，也在河边自缢身亡。阎王感念二人情深意重，命他们在城隍座下捉拿不法之徒。

跨出汉族的文化圈，在少数民族的语言里，鬼、神、灵、魂更是混同一处。某些少数民族将各类祭祀活动统称为“祭鬼”。在他们心目中，神与鬼很难泾渭分明。

傩祭本是很神秘、庄严的事情，但在乡傩的舞者中，还可以看到另一类面具。——面如重枣，蚕眉长髯，双眼微睁，俨然是戏台上的关公；慈眉善目，憨笑不止，这又是庙中的和尚。此外还有滑稽的歪嘴灵童，怪诞的阴阳人。当它们起舞的时候，人们感受的已经不是驱除鬼疫的惊怕，而是由衷的喜悦。

也许你会觉得这是傩由戏来，事实恰恰相反，戏其实是从傩而起。这还要追溯到唐宋。时人认为要讨得神的欢心，让神尽心捉鬼，应该把祭仪变成娱乐神的表演。唐代大傩已全然是盛大乐舞的场面之作，到了两宋，舞蹈又转变成了杂戏。这个戏，不仅涵盖狭义的戏剧，也包括各种艺术表演在内的“百戏”，集戏剧、歌舞、说唱和杂耍为一体，堪称那个时代的“春晚”。

在那夸张而又神气的巨大面具下方，粗陋的土布衣服往往会露出马脚，让你想去追踪面具后的傩舞者的真相，但你无法做到。

用傩班八伯的话说：戴上脸子（傩面）是神，摘下脸子是人。他们真的相信，自己那一刻化成了打鬼之神。先人奇思妙想出的面具，让人神巫鬼可合可分，也让平庸与神力凭它而转化。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杂志2015年4月刊《鬼文化》
撰文/郭净
整稿：@澹台容月

介绍： “影影绰绰如青玉，玲珑剔透如水晶”这是高丽诗人李奎报赞美高丽青瓷的诗句。高丽青瓷自朝鲜的土地生根、绽放及至凋零，前后历经470余年。而这470年，也是高丽青瓷从纯粹模仿，到逐步独立的过程。

9世纪末至10世纪前半叶，是高丽青瓷的产生及成长期。这时的青瓷，在器形设计、纹样、釉色、匣钵窑具及装烧技术上，都与越窑极为相似，是直接模仿越窑的结果。胎、釉配方，则开始利用本地的瓷石质原料和石灰质釉料。产品以碗、盘、盅等日用器为主。

在10世纪末至12世纪初，高丽青瓷开始吸收和借鉴景德镇窑、汝窑、耀州窑和磁州窑的特点及生产技术。

12世纪前叶，高丽瓷技术已经走向了巅峰，其釉色逐渐变亮，接近翡色。器型沉静端庄，已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并应用广泛。据朝鲜初年编纂成的《高丽史》记载：高丽毅宗王十一年四月朔日，“阙东离宫成”；“又毁民家五十余区作太平亭，亭南凿池作观阑亭，其北构养怡亭，盖以青瓷。”这是韩国古代史籍中关于以青瓷作瓦的一条重要记载。事实上，当时高丽王宫廷中的青瓷瓦顶建筑，可能并不只养怡亭一处，在高丽王都——京畿道开城的满月台遗址中，也发现过残存的青瓷瓦件。

12世纪后半期，一种具有崭新风格的镶嵌瓷，成为高丽青瓷的主流产品，所谓镶嵌瓷是指在青瓷的胎上精心刻出纹样，然后用赭土或白土填平刻纹，再刮去堆填化妆土时溢出刻、划阴地纹以外的部分,再入窑素烧，其后施釉再次烧成。从而呈现的黑白相映的花纹图案，既素雅端庄，又不失趣味。

镶嵌瓷的出现，是青瓷装饰的一次创新，从镶嵌青瓷的图案和画风看，在构图技法与图案布局上明显和朝鲜的传统绘画——朝鲜绘有关，高丽以原来的纹样为基础，制成独特的纹样。从此，中朝两国的纹样有了明显的差异。

到了南宋时期，高丽青瓷已然名震天下。南宋太平老人作《袖中锦》，将当时所习见的端砚、徽墨、蜀锦、契丹刀、西夏剑等评为“天下第一”，而“高丽秘色”亦赫然在册，而且还特别指出“他处虽效之，终不及”。由此可见，高丽青瓷在当时已取得了天下第一的美誉。

高丽青瓷之于高丽的地位，就如同越窑青瓷之于唐宋，恐怕还要更甚。北宋使臣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称其与“越州秘色大概相类”。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把高丽青瓷与中国历史上水平最高的秘色比称。能得到当时陶瓷业极其发达的宋国使者如此的赞美，反映了高丽青瓷的魅力。

盛世之时，没人想过这美丽的青瓷会随着时局的纷乱而陨落。可放诸万事万物发展的规律，高丽青瓷的衰落仅仅是令人叹惋的必然结局。当时光走到13世纪的元朝，高丽青瓷遇到了与宋完全不同的蒙古人，他们对青瓷的态度，打乱了青瓷发展的节奏。

《高丽史·赵仁规传》记载了这么一件事：高丽忠烈王时，其重臣赵仁规朝见元世祖忽必烈，他献上了当时时尚的画金磁器。世祖问：画金是为了坚固吗？不是，只是施彩罢了。赵仁规说。世祖又问：那么上面的金子可以重复使用吗？磁器易破，金亦随毁，哪能再用。于是世祖下了一道诏令：“自今磁器毋画金、勿进献。”

可以推测，高丽人在12世纪前半期开始创造的画金青瓷，在13世纪后期可能已经不再大量生产，甚至不再生产了。伴随而来的是，高丽青瓷的曲线美，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紊乱，而它的形态也逐步笨拙，纹样粗糙简略乃至成了令人绝望的互相断绝的线条。

韩国学者郑良谟先生对此有过总结：自13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蒙古军入侵而导致的数十年的社会动荡和经济混乱，打乱了如此精粹的高丽青瓷风格，衰退的阴影遍及青瓷的器形、胎土和釉、烧制方法以及装饰意匠等各个方面，这种下降曲线有如日薄西山，再也无法挽回。

撰文／迦陵千叶 资料/沈琼华
文章出自 中华遗产2015年12月刊《尘封的儒家田园》
稿件整理：喵小喵

介绍： 北宋宣和五年的春天，一队人自都城汴梁出发，历时近两月，终于在夏至这天抵达明州。略略整顿几日后，繁华的明州港口，集结了一组船队，一行200余人扬帆起航，横渡黄海。他们的目的地是高丽的都城——松都。
这一行人，是宋徽宗派遣出使高丽的国信使，奉议郎徐兢随行。抵达松都后，国信使一行停留一月，待到返回明州已是寒露时节。

从春至秋，徐兢忙坏了。他记录了在高丽的所见所闻，并于次年向皇帝进献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十卷，以助天子“深居高拱于九重，而察四方万里之远如指诸掌”。这一宝贵的资料中共有300余条目，其中两条十分引人注意：

“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近年以来制作工巧，色泽尤佳……复能作碗、碟、杯、瓯、花瓶、汤盏，皆窃仿定器制度。”

“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为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惟此物最精绝。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

徐兢所写，明明白白透露出了两个重要信息：其一，高丽人的这一‘翡色’瓷器沿袭了我国定窑瓷器的制度，也与越窑、汝窑有着莫大的渊源；其二，能被瓷之大国的北宋使臣随员赞为“精绝”，“制作工巧，色泽尤佳”可见不同凡响。

高丽青瓷，大概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它脱胎于中国唐末、五代的瓷器烧造技术，渊源深厚；它色彩素雅清新、光泽柔和。又在数百年间形成了自己的鲜明风格，以摄人心魄的曲线与釉色，誉满天下，宋人谓之“天下第一”。

折射着安静优雅光芒的高丽青瓷，与越窑、汝窑既有渊源，又有差别，它究竟有怎样的故事？这要从青瓷缘何走入朝鲜说起。

韩国南部忠清南道公州郡公州市，曾经是朝鲜历史上三国时代中百济王朝的都城“熊津”。地处公州西北的宋山里，风光旖旎，这片丘陵地带分布着众多百济时代的古墓。1971年的初夏，为了解决已经发掘古墓的渗水问题，韩国文物局管理局决定在山坡上挖掘一条排水沟。可没想到的是，工人却在施工时意外发现了一处王陵，那就是百济第二十五代国王武宁王陵。陵墓中出土了9件中国南朝时期的陶瓷，其中的2件青瓷六耳罐与南京发现的六耳壶造型极为相似，学界推断应为梁朝期间的浙江越窑烧制。

梁朝的瓷器是如何出现在遥远的熊津呢？

原来，这个武宁王，也就是我国文献中记载的百济王余隆。他和南朝梁武帝萧衍相差两岁，在位时间也大体相同。据《梁书》所载，普通二年的11月，百济王余隆派遣使者呈奉表章，说“累破句骊，今始与通好”。也就是说，百济又成了强国。于是12月，梁武帝萧衍嘉许百济王余隆守籓海外，又不远万里送来贡品，于是封他为百济王。

这时的梁帝萧衍，已经不再是当年初登帝位勤于政务的他了。或许是他真的老了，这个暮年的皇帝笃信佛教，动辄任性出家。因而南朝佛法兴盛，乃至“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更有了后人杜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感慨。因百济与梁朝交往十分密切，对萧梁政权的推崇，以至于在百济当时的国都熊津为萧衍建造了一座名叫“大通寺”的佛寺，并在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多次遣使呈贡当地特产，且请求赐给他们《涅盘经》等经义，《毛诗》博士，还有工匠、画师等，萧衍都一一满足。虽未见于文献记载，但可以推测，这对青瓷六耳罐也是梁朝回赐百济的礼品。

太清三年的十二月，百济派遣的使臣抵达梁朝。可百济人不知道的是，时值侯景之乱，梁武帝萧衍已于五月驾崩。当风尘仆仆的百济使臣看到曾经繁华的城邑已沦为废墟，忍不住在端门外失声痛哭。以上种种，可见当时的百济政权奉萧梁为正朔。

无独有偶，迄今在百济故地出土的百余件中国陶瓷，主要为青釉瓷和德清窑黑釉瓷，从时间上来看，百济与中国在两晋时期已有交流。南朝时期，青釉瓷器已经普遍，而这一时期的朝鲜仍只能生产陶器。

当我们梳理青瓷在中国的发展时会发现，大约在夏末商初的太湖流域已经成功烧造了原始青瓷，汉代成熟青瓷已经出现。经历了六朝的发展，至晚唐、五代，已经有了工艺水平极高的青瓷，其中以浙江越窑的精美青瓷——秘色瓷最富盛名。从原始青瓷至其日臻完美，经历了漫长的千年岁月。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朝鲜半岛，不禁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疑惑——朝鲜半岛虽有着悠久的制陶历史，可究竟是什么原因，仅仅在9世纪初期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从陶器时代向青瓷时代的惊人转变呢？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重要人物：张保皋。

张保皋是何许人呢？此人出生于统一新罗时代，也正是中国的唐代。据杜牧的《樊川文集》所载，唐宪宗年间，30岁的张保皋和好友郑年入唐，在秋风瑟瑟的9月加入了武宁军。此二人英勇善战，杜牧称“俱善斗战，骑而挥枪，其本国与徐州无有能敌者。”后来，张保皋在大和年间回到新罗以后，拜见国王说：“整个中国都把新罗人当奴隶，请让我镇守清海要塞，让那些海盗再不能掳掠新罗人到西边去！”

其实，丧尽天良的人口买卖古已有之。劫掠买卖新罗百姓为奴隶在历史上也确有其事，且唐朝政府也十分重视，据《唐会要》记载，长庆元年（821年）三月，唐朝的押新罗、渤海两蕃使薛平上奏朝廷说:“海盗劫掠新罗百姓平民，将其卖到登州、莱州等地为奴。新罗虽是外夷，但奉我大唐为正朔，并朝贡不断，和内地没什么区别。他们的百姓被海盗掠卖实在于理难容。因此特请训诫，今后沿海劫卖新罗百姓的一律禁止，并严加捉拿这些违反者！”唐穆宗批准了他的上奏。

唐代法律规定，只要办理了相关手续，奴隶买卖就是合法的。当时的异国奴婢非常畅销，除了在战争中被俘，或者因灾荒入唐谋生的奴婢外，就是被海盗劫卖的了。
张保皋镇守清海镇后，掠卖现象消失。由于清海镇为新罗国与唐朝的海上交通的要道，利用这一有利的地理位置，张保皋在镇守的同时也就顺理成章的做起了航海贸易。唐时，越窑青瓷已经步入了繁荣、兴旺阶段。 越窑瓷器的大量输出，以及越窑瓷器在朝鲜半岛长期以来的影响，不受限制地获取更大量的瓷器，无疑会成为当时半岛统治者和商业集团的渴求。再加上朝鲜半岛在当时东北亚国际交往与贸易线路上所处的中转地位，也决定了如果能在半岛生产瓷器或垄断三彩器，便能从对日本列岛的贸易中获取大量的商业利润。也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多种的原因，终于促使盘踞济州岛且垄断当时海上贸易的张宝皋集团，就此开始了获取越窑瓷器生产技术的努力。
撰文／迦陵千叶 资料／沈琼华
文章出自 中华遗产2015年12月刊《尘封的儒家田园》
稿件整理：喵小喵

介绍：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是剧作家汤显祖人生的悲戚之年。这一年，他的母亲吴氏病故，仅仅相隔20天，父亲汤尚贤也随之离去。然后，心力交瘁的汤显祖，也走到了人生的尾声。
弥留之际，汤显祖曾写下《诀世语》七首交代后事：祈免哭，免僧度，免牲，免冥钱，免奠章，免崖木，免久露。这个一生仕途坎坷，写下瑰丽爱情传奇《牡丹亭》的剧作家，在最后的时刻，似乎洞彻了人生，走得洒脱，有如光风霁月。
郁郁不得志的读书人，自古从来不少，如果说汤显祖算是其中的文艺青年，那么他同时代的胡廷试绝对就是个另类青年了。他的另类在临终之际，得到了最大的彰显。
有一次，同县以书法出名的许光祚，向胡先生求取书法作品，胡廷试说：“我的书法很拙劣，您为什么要它呢？”许光祚说：“字凭借写的人而贵重，写得工巧或拙劣是次要的。”胡廷试说：“我所看重的，就是不想让我写的字流落到尘世罢了。”临终时，胡廷试让家人放鞭炮，整夜不停，方才瞑目。放在如今，这不知算不算是行为艺术的一种。
经史学家黄宗羲对此分析说，阳刚之气被重大的阴气所禁锢，郁结不能消解，就需爆裂震动来释放它，于是有雷电、怒涛。胡廷试满腹锦绣文章，不为朝廷所用，难免胸中块垒郁结。假若不能通过“放炮”得以发泄，那么死后“必啸于梁，触于人而为怪物”。
人们向来以为，明代是个保守压抑的时代，此话不错，但也分阶段。明代中期时，城市商业经济日趋繁荣，束缚人性、天性的程朱理学地位，渐趋松动，取而代之的是王阳明的“心学”。再加上此时盛行于世的狂禅之风，明朝士大夫便宛如魏晋名流一般，个性张扬，愤世嫉jí俗，我行我素。于是中国民间传统的“讳言死亡”的风俗，就成为明代士大夫一个绝好的嘲弄对象。
而在这一类士大夫群体中，明代文学家康海也堪称典范。李渔的《闲情偶寄》里，记录了康海轶事。
康海在北邙山麓构建了一座园亭，洛阳北邙山不仅是军事要地，也是绝佳的风水宝地，自汉朝起，许多王公将相都选择最后在此安息，唐朝就有诗云：“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故在北邙山麓建亭子，眼前所见尽是一些“丘陇”，也就是坟墓。有客人问：“日对此景，令人何以为乐？”不料康海却答：“日对此景，乃令人不敢不乐。”这一行为与妙绝的回答，被明末清初著名的文人李渔击节赞赏，称为“达哉斯言”，甚至将此言借为自己的座右铭。
按照惯例，士大夫死后，死者子孙需请一些当朝显宦或文坛名家作祭文，这类祭文大多无法真实评价死者的一生。有个性的明朝士大夫们，当然不能从俗，便生前自作祭文、吊文，虽未盖棺，却对自己作一论断，无疑更能反映自己的个性和心声，所以，自草墓志在明代也相当风行。
面对死亡时，人们大多是以反思自己一生的生命历程为基础的，故虽是面对死亡，但堪称生死态度。而从明代士大夫上述的言行，可见的是明代士大夫自我意识之高涨，堪称自魏晋以后的又一高潮。
《阳明年谱》中记载：1528年阴历十一月二十八日夜，自知不久于世的王阳明，让人帮他更换了衣冠，然后坐了起来。临终前，他请人把弟子周积叫来，说：“我走了。”周积问：“老师有何遗言？”船里静得只听得见王阳明艰难的呼吸声。先生微笑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从王阳明的临终状态不难看出，他是坦然、安详地接受死亡，对死抱着释然的心态。这正是他光明磊落的一生、知行合一的主张的写照。
王阳明影响了明代文人勇于追求表达自我的意识，另一方面，明代的皇帝也起到了相同的作用。
在明朝，士大夫前仆后继，不畏强权，敢于同帝王抗争的精神，人格独立的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曾是绝无仅有的独特风景，堪称奇观。
在明代，皇帝向大臣认错道歉的事情，并非个别现象，朱元璋做过，建文帝做过，明仁宗做过，明朝许多皇帝都向臣下认错道歉甚至哀求过，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相当罕见的。
明代信奉程朱理学的思想家吕坤的一句话有相当的代表性：“天地间惟理与势最尊，理又尊之尊者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可见，他们在张扬个性的同时，也以天下为己任。这也可谓是一种“达”。
对此，西南大学历史文学院教授陈宝良也有相同的评价：“明代士大夫在高扬自我意识的同时，仍然很好地保留了社会责任感。”所以明藏书家郎瑛说：“夫至死之际，而犹能自作挽词，亦伟矣！”

撰文／迦陵千叶、王文照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杂志 2015年4月刊《鬼文化》

整稿：阿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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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临川才子多仕儒，北宋的晏殊晏几道父子、李觏、王安石、曾巩，南宋的陆九渊，元代的吴澄、虞集……这是临川文化——仕儒耕商——所致，但唯有汤显祖却以情长。
生活在一个以耕读传家，以科举出仕的土壤里的人，如何走出了一条截然相反之路？
早年的汤显祖其实并不另类。
汤家不是名门大族，却是书香世家，家有藏书四万余卷。在这样的氛围里，汤显祖从小就显示了聪明才华。他5岁学会对对子，12岁开始写诗，13岁学习古文词，14岁中秀才，21岁以全省第8名的成绩中举，26岁时，他的第一部诗文集《红泉逸草》刊行问世……汤显祖的科举之路，似乎遥遥在望。
汤显祖22岁和25岁，两次春试不第；28岁和31岁时，在全国性的进士科考中一再落榜。
汤显祖落第后未被击倒，反而到处饮酒作诗。前来探望他的人，竟然比探望新科状元的还要多。回乡后，汤显祖每日依然潜心读书，作文交友，谈天说地，并开始提笔写戏。写出了他的戏曲处女作《紫萧记》，写了34出后，寻思改进，暂时歇笔。
直到汤显祖第五次上京春试，终得以跻身进士行列。做了掌管礼乐祭祀的太常寺博士，虽在政治上难有作为。但这反而使汤显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发奋读书，钻研戏曲，广泛交游。在南京的日子里，他进一步修改《紫萧记》。
留都的平静生活未能持续太久。汤显祖向皇帝进言，撰写了《论辅臣科臣疏》，弹劾皇上身边的辅臣科臣。列举了朝廷重臣申时行和杨文举的种种劣迹，末了甚至指斥昏庸的朝政，终于把神宗激怒了，被贬往广东徐闻县做一名小小的典史。
汤显祖在大庚驿站小住期间，听说南安府衙后花园不错。于是前往，但见林园精致，曲径通幽，小桥流水，花红柳绿。牡丹亭、舒啸阁、芍药栏、绿荫亭、梅花观错落其间。正在流连忘返，只见墙角一棵梅树在“叮叮当当”的砍伐声中轰然倒下。汤显祖好不纳闷：这梅树多么难得，为何要砍？询问之后，听来一段离奇的故事：
原来，这里的前任杜太守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长到情窦初开的年龄，遇见了一位多情的公子。二人在这花园私会，遭父亲怒责拆散，遂忧郁成疾，不幸而亡。她生前将自己的美丽容貌描画下来，藏在紫檀匣内，埋于梅树下。后来太守亦将爱女葬在这棵树下。从此，每当月黑风高时，这梅树便会发出索索之声，有时还会发出“还我魂来！还我魂来！”的呼唤。现任太守不堪梦魇之苦，不得已只好雇工伐树。
汤显祖听完这则离奇故事，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以此为题材写一部传奇剧的构想，就在他心中生了根。
汤显祖贬谪广东徐闻半年后，调任浙江遂昌知县。他在遂昌施行仁政，政绩可圈可点。但同时，他对吏治的腐败体察得更深，最终下决心弃官归隐，回到了故乡临川。自此，汤显祖终于摆脱了祖辈对他博取功名的期望的压力，寻求心灵之路。
汤显祖想起了庚岭的牡丹亭和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记》。他猛然醒悟，翻身提笔。仅仅数月时间，汤显祖以《还魂记》为蓝本改编创作的戏曲《牡丹亭》就问世了。这部歌颂婚恋自主、爱情至上的戏剧，围绕“梦”展开，梦境与现实、生与死、离与合穿插演绎，表演场景如梦如幻、惊心动魄，词与曲幽艳绝尘、婉转多姿，一面世便惊世骇俗，获得迅速而广泛的流布，最终成为中国古代爱情戏中继《西厢记》以来影响最大、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杰作。
《牡丹亭》很快风行一时，省城南昌等地到处上演。他的居所玉茗堂也成为宜伶戏班活动的舞台。从此以后，以茧翁自号的汤翁，很少再外出，他到过的地方，以省城南昌为最远。也许他意识到，今生只剩下一件事必须抓紧去做，那就是戏曲创作。《牡丹亭》完成后，他写出了《南柯记》，《邯郸记》。还撰写了《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记述了戏曲编演的技术要领。他所有的戏曲，故事的核心都是“情”，他把“情”演绎到极致，而这正是他自己生命个性的写照。
此生所有的追念和缅怀，尚存的梦想和追寻，全部都寄寓在戏里了。汤显祖六十五岁时，决定效仿慧远大师，在庐山结栖贤莲社，求生净土，然而这一结社试图最终未果。两年后，公元1616年7月29日，汤显祖在临川玉茗堂逝世。而这一天，也是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离世的日子。
文章出自 《中华遗产》杂志2015年12月刊《尘封的儒家田园》

撰文／杨安邦

整稿：@澹台容月

介绍： 暗者，不明也。暗器即那些不显露于外的兵器。由于能在战斗中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暗器也在武侠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尽管暗器随着时代变迁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我们对于暗器的发展历史却知之甚少。只能以金庸所著小说为参考，梳理一番暗器的发展。
飞花摘叶均可伤人
暗器虽远比普通兵器轻便，但随身携带也要消耗体力。为了增加便携性，使用者只能减少暗器的总数或暗器的重量。但这却降低了暗器的威力。有人说武至极境后飞花摘叶均可伤人，哪怕一片纸也能致敌于死地。倘若如此，那世间便处处都是大杀器了。不过，有如此至高武艺的人毕竟是少数，因此暗器依旧不可或缺。
后世的暗器大师们依然从“飞花摘叶均可伤人”中提炼出了新的理论依据：如果一件暗器极易获得，那么就不必随身携带。暗器使用者只要在需要时随手找到这些暗器即可。比如江湖上属于入门级暗器的飞蝗石，就是随处可见的鹅卵石。而另一些暗器大师则认为，倘若暗器还有武器之外的用途，那无疑更增加了隐秘性和便携性。此类暗器的代表当 属金钱镖。谁能想到，随身携带的金钱居然能起到武器的作用呢？
要说到将便携性和威力均做到极致的暗器，那不得不提北宋时逍遥派的独门暗器——生死符了。在《天龙八部》中，生死符可用任何含水的液体制成，所需的不过是阴柔的内力，生死符专打人的穴道，发作时奇痛难忍，且周而复始，永无休止。要解生死符唯有学习逍遥派的天山六阳掌，但又谈何容易呢？至此，暗器终于打破了必须随身携带的桎梏，突破了造成外伤的局限，达到了随时制作，对人造成精神打击的新高度。这种暗器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冷兵器时代的暗器之王。
谈之色变的神针
到了南宋，暗器以一种截然不同的面目出现在了我们面前，粗略可称之为“针”。这类暗器的代表为古墓派的“金银二针”，即玉蜂针和冰魄银针。《神雕侠侣》中提到玉蜂针六成黄金四成精钢，沾有玉蜂的毒液。一旦扎破皮肤就能迅速生效。冰魄银针也有着类似的结构，不同的是毒性更强，赤炼仙子李莫愁虽未经传授玉蜂针的使用方法，但依然依靠冰魄银针成名于江湖。
选择针作为暗器的形态无疑是成功的，也可以说是暗器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既便携又因为针尖的毒液而威力大增。
这次变革的影响极其深远，我们在几百年后的明代依然能看到针作为一种主流暗器活跃在江湖。
具有针形态的暗器有着一些衍生的变化。在《碧血剑》中，金蛇郎君的金蛇锥就是对针的一种改良。从本质上而言，金蛇锥所起到的作用和针一样。将针型改成锥型，或许是为了提高暗器的命中率。这种改良极大地增加了暗器的体积，金蛇郎君也因此一共只有二十四枚金蛇锥了。
从冷兵器到热兵器
等到热兵器在暗器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已经是元末明初了。《倚天屠龙记》中，峨嵋派曾在屠狮大会上使出了“霹雳雷火弹”，并当场炸死了若干名武林人士，使得与会人员非常忌惮。但在这一役之后，霹雳雷火弹并没有在江湖上继续出现。
但霹雳雷火弹毕竟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到了明末清初，江湖越发式微。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暗器更像是一种工具，并不需要使用者有多少的武学修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五毒教的何铁手赠予韦小宝的含沙射影。真真是让人感叹属于武学的那个纯粹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同样在韦小宝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暗器乃至于武侠的末路。热兵器的出现使得这位从未认真修习过武术的少年，拥有了击杀一流武学高手的能力，他使用的则是广义上的暗器——火枪。在热兵器的时代，火枪巨大的杀伤力对传统的武林产生了巨大威胁，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武侠世界的迅速衰退。暗器固然是武林的一个重要部分，武林却又因为暗器而走向死亡，这无疑有着一种吊诡的美感。就火枪本身而言并不是美的，工业化的火枪与江湖化的暗器，是那么地格格不入。但是用暗器杀人是杀人，用火器杀人自然也是杀人，两者又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了。这么说来，暗器的发展终结于火器，或许也正是一种宿命。当一个更为强大的自身存在时，暗器的生命其实并没有结束，而是获得了延续和定型。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杂志2015年第十一期《侠义江湖》 撰文／冷月如霜
稿件整理：江离

介绍： 江南的苏绣、缂丝、云锦 ；华中的夏布、花带 ； 西南的蜡染、侗锦……每一种织物都是别样风景。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织物的差异，也如风土人情一般风格迥异，而所有这些绚丽的织物，都是用梭子牵引着纬线，一根一根织成。

在杭州有位织女郑芬兰，穷12年之力，收集了7000把世界各地的梭子。她有个土布馆，叫小巷三寻。那些还坚守着最传统丝织方法的织女，要么住在偏远的山村，要么住在幽深 的巷陌。而小巷三寻却处于车水马龙的闹市。

郑芬兰坐在一架老式织机前，身着一袭复古的青布长衫，既像民国电影中着男装的女先生，又有点像贵州山村着民族便装的姑娘。

旧时大户人家母亲给女儿的嫁妆是金银细软，传的是财宝 ；但在他们那，母亲传给女儿的陪嫁却是梭子，传的是技能！

在郑芬兰的印象中，母亲总是在她睡觉时织布。午睡时，就着从窗户中 射进来的阳光织 ；晚睡时，就在织机上点一盏煤油灯。母亲脚踩踏板和手引 飞梭发出的“吱嘎吱嘎”的声响，就是 她最好的催眠曲，梦中，织布声也是最常见的伴奏。

郑芬兰的母亲郑小花是土布纺织技艺的传承人，于是她也女承母业，变成了杭州最年轻的土布传承人。在郑芬兰看来，织布，不仅仅是一种劳动技能，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文明的传承方式。

在凤凰古城，有织花带的苗女，对苗女来说，花带是贯穿一辈子的美丽证物：幼时，织花带是人生必修课，母女传承，姐妹相授 ；情窦初开时，有了心上人，将亲手所织花带赠之，花带 就变成了爱情信物 ；为人母后，花带又变成了背孩子的背带……而每一只织花带的梭子，都是有灵性的，会随着苗女的成长而蜕变，见证苗女的美丽与哀愁。

从缠在腰上的编织器，到巨无霸的现代织布机，梭子的进化飞跃向前。 郑芬兰却转身开始拣拾那些快被人遗忘的老梭子，它们在她身边越聚越多， 而它们原本的命运，或被当作柴火烧毁，或置之阁楼渐渐腐化。

郑芬兰的 7000 把梭子，若摆在地上，就是一个丰富的世界。每一把， 都有自己的故事。12年前，她与一帮驴友徒步至贵州深山中的一个小村庄。在一位老奶奶家院子里扎了营。晚上被“吱嘎吱嘎”的声音吵醒，她睁开眼睛，看见老奶奶坐在窗户前的织机前，脚踩踏板，手上飞梭，一 盏忽明忽暗的煤油灯发出的光线，让眼前的一切宛如梦镜。郑芬兰仿佛回到了童年老家的小木屋中，看见妈妈用织机声给自己唱催眠曲。

那时，她已经从家里出来很久了， 老家织土布的传统也断了。眼前的场景 一下子把她带回小时候。 郑芬兰为第一次收梭的念头激动不已， 但是老奶奶坚决不卖。老奶奶说梭子 是祖传的，是母亲给的嫁妆。

郑芬兰软磨硬泡，但老奶奶却油盐不进。于是她开始曲线救国，给老奶 奶洗衣做饭唠家常，整整三天后才离 开。当她依依不舍地走到村口时，猛然回头，竟然看到老奶奶在挥手召唤她。当她真的从怀里掏出梭子时，她一下子哭了出来。 老奶奶说，之所以把梭给她，是因为看到郑芬兰是真的爱梭，可以把这梭子好好保存。”次年，当郑芬兰再次与老奶奶联系，她却已经离开了人世。

有了第一把梭后，搜梭的欲望就一发不可收拾了。郑芬兰驴行有个特点，就是只去那些游客少、贫困而偏远的地方。而这些地方，最能出梭。因为山高路远， 市场化程度低，有的地方还像老奶奶家那样，保持着手工织布的习惯。

驴行多年，郑芬兰有遍布全国甚至全世界的驴友做线人，可以不断地打探到梭子的情报。后来，她收出了名气，又有人主动送梭上门。

郑芬兰双脚盘坐在地上。以她为圆心，各种各样的梭子呈辐射状排开，就如同一幅世界地图。郑芬兰用手一 个个指点着，仿佛运筹帷幄的穆桂英， 沙场秋点兵。
从一把梭子的形状，能看出它的出处：船形梭，中间空两头尖，就像水乡停泊的小船，它来自江南；饺子梭， 梭子状若包好的饺子，它来自中原……

从一把梭子的材质，能看出当地物候 ：西北草原民族，会用牛角羊角制梭 ；西南苗族，制梭会用纯铜 ；苏州缂丝人家用的梭，则会用上好的红木……

从一把梭的构造，能看出当地的 生产力水平 ：郑芬兰在浙江山区收了一 只“风火轮飞梭”，这梭子带有两个小滚轮，轮子使梭更快地运作，织布速度也明显加快。
每一把梭子，都是一个化石，它是一个区域、一个民族、一段历史的见 证。材质、形状、用途、产地、结构 等属性，是一把梭子的 DNA 密码。7000 把梭，一梭一世界。郑芬兰 抓住了 7000 把梭子，它们因此不会 消失于无形，但这并不是事情的终点。 郑芬兰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它们，进化出能为自己所“用”之梭，编织出古老而温暖的民间记忆之布。

文章出自 《中华遗产杂志》2016年第三期《老工具 造物之美》撰文／雷虎
整稿：澹台容月

介绍： 陆游诗云“：况当霜后得团脐。”螃蟹经霜之后才肥。在江南吴越间， 一年到头能在水浜中捉到蟹，但真正讲究吃螃蟹，要在旧历九十月间 经霜之后，团脐（母蟹）才有满黄，再晚尖脐（公蟹）才有后膏。江南晚稻要在农历九月中下旬才开镰，蟹才肥，所以俗话有“九团十尖"的说法。

吃螃蟹在《红楼梦》中也是一大关目，第三十七回中，写宝钗为湘云打算道：“这个我已经有主意了。我们当铺里有伙计，他们地里出的好螃蟹，前儿送了几个来；现在这里的人，从老太太起，连上屋里的人， 有多一半都是爱吃螃蟹的，前日姨娘还说：‘要请老太太在园里赏桂花 吃螃蟹。’因为有事，还没有请。……我和我哥哥说，要他几篓极肥极大的螃蟹来……”

按说螃蟹出产在水里，吃螃蟹、赏菊花，所谓“持螯对菊”，应该是常识了，而这里却说“地里出的”，不“赏菊花”而是“赏桂花”，这 又是什么原因呢？简单说，这是说的当时北京人吃的螃蟹。北京天气凉，霜期早，大田的庄稼登场早，所以在旧历七月底、 八月初就吃螃蟹了。

宝钗说螃蟹出在“地里”，这也是很大的特征。这正是北京、天津一带的习 惯说法。北京最讲究吃胜芳的螃蟹。胜芳是个镇，在京南武清县。这 一带连着白洋淀，地势低洼，海河入海不畅，常常造成秋日田中大片的 积潦，螃蟹沿海河上溯，到秋天高粱红的时候，爬在高粱地里吃高粱， 人们大量地捕捉。

螃蟹除去蒸了掰着蘸姜醋吃而外，还讲究剔出蟹黄、蟹肉来作菜吃，如烧蟹黄、蟹黄豆腐等等，也讲究作馅包包子、饺子、烧麦等。《红楼梦》第四十一回写贾母用点心，两个小捧盒内，两样蒸食、两样炸的。 一样“一寸来大的小饺儿”，贾母问是什么馅子？婆子们回答“是螃蟹的"。这正是应时当令的佳品。

贾府固然有不少贵族筵宴和肴馔，但也绝非日日山珍海味，天天饕餮狂欢。它的富贵气息更多 地表现为即便是寻常普通的食品饮料，也能经过厨 师巧工斟酌成为色香味形俱佳的艺术品。周作人提 倡一种把生活当作艺术的态度，说：“喝不求解渴的 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 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练愈好。”把这番话放 在红楼中人身上看，荣宁二府的饮馔，都写得委曲宛转，表现出贵族家庭独有的一种艺术、精致、有生趣的生活方式。

而地里田间的野物一旦摆上小姐奶奶的餐桌，那气质也就立刻不同了。贾府中的人，都是“鱼肉 吃腻了肠子的”，他们转而追求清淡鲜洁的东西，如 禽肉、豆腐、面筋。他们点的菜，也都是些糟鹌鹑、 凉酸无油腻的素菜之类。刘姥姥送来刚下来的南瓜、 野菜、茄子干，在他们儿那成了“上上下下人人爱吃”的稀奇东西。

据说曹雪芹自己，之所以取号雪芹，是他家有芹圃，他少年时特爱吃“雪底芹芽”这道菜，其做法是用雪下芹菜的嫩芽配以斑鸠肉丝炒熟，清淡味 美，香气诱人。曹雪芹在书稿上以此为名，可见其奇。

曹家被抄家后，家境天翻地覆，茅椽蓬牖，绳床瓦灶，三餐不继，此时曹雪芹撰写红楼，举目云天， 遥思往事，忆及从前的繁华富贵、分韵课诗，还有那些美食，存殁之间，不能不藕断丝连。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杂志2016年第二期《文人的私房菜》 撰文／侯宇燕
整稿／喵小喵

雍正六年，曹家因亏空获罪被 抄家，到乾隆三年彻底败落。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靠卖字画和朋友救济为生，举家食粥，三 餐不继。在《红楼梦》开宗明义第一章，曹雪芹就意味深长地说过“：陋室 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人生真是变幻莫测。云 烟散去，事后回首皆相思。荣宁两府的公子王孙，当年何其骄奢淫逸， 仅小戏子芳官日常所食，就是“一碗虾丸鸡皮汤、一碗酒酿清蒸鸭子、 一碟腌的鹅脯、一碟奶油松瓤卷酥，还有一碗热腾腾碧莹莹的绿畦香 稻粳米饭”。

曹雪芹家是汉军旗，久居江南一等富庶繁华之地，直到获罪抄家 后，才迁居天子脚下。反映在《红楼梦》的饮食上，就是以南味为主 体。单单贾府用的各种米，书中提及的就达11种：乌头庄缴租进献的 账单中，有御田胭脂米、碧糯、白糯、粉粳、下用常米五种；另外， 还有凤姐送给刘姥姥带回的、平儿称之为“熬粥难得”的御用粳米。 贾府常吃碧粳粥、腊八粥、香薷粥、燕窝粥、鸭子肉粥、枣儿粳米粥、 绿畦香稻粳米饭、绿稻米粥、江米粥，却很少吃面食，只吃过一次银丝挂面。芳官的一顿饭，包含虾丸、清蒸鸭子、胭 脂鹅脯，居然都是水产。薛姨妈招待宝玉吃酒，铺 陈出的也是“上好的糟鹅掌鸭信”。简直把秦淮河 整个搬到了大观园。

《红楼梦》有很浓的南方味儿，却也处处表现 出满族的骑射、服饰、饮食、生育和祭祀习俗。但 也并非绝对是满族的习俗，定义为北方的习俗可能 会更准确些。

在满族人的食谱里，来自大自然的野 味占有很大比重。《红楼梦》第五十三回里，庄头乌 进孝进供给贾府的庞大年货中就有“野鸡、兔子各 二百对”。这个单子所呈之物，基本上都是东北地区 的土特产，并具有渔猎民族的特征。

《红楼梦》第四十九回，天 下大雪，大观园诸芳起诗社联 诗，老嬷嬷却大惊小怪地跑来 说，怎么那样清秀的两个哥儿姐 儿，却在那里商量着要吃生鹿肉 呢？这哥儿姐儿，指的就是贾宝 玉和史湘云。他们吃的鹿肉，也 是来自庄头乌进孝给贾府进供的 关外特产，系在礼单上第一项 “大鹿三十只”。这正应了清人竹 枝词所云：“关东货始到京城，各 处全开狍鹿棚。鹿尾鳇鱼风味 别，发祥水土想陪京。” 清代入 关之后，把东北的一些风俗，如 吃鹿肉、吃野鸡、吃鲟鳇鱼等 习惯带到北京；当时上自皇帝贡 品，中间王公贵戚的庄园交租， 下至商旅贩卖，大批的关东土特 产品在冬天运到北京，由皇宫内 苑，王侯第宅到寒门小户，都要 接触这些“关东货”。

乌进孝的年礼单子上还出现了很多关外的羊。相较之下，贾府人吃羊肉的频率并 不高。但贾母往往于冬天饭前先吃一味牛乳蒸羊 羔。她并非为刻意保留满族的饮食习俗，而是为养 生。贾母曾说：“这是我们有年纪的人的药，没见天 日的东西，可惜你们小孩子们吃不得。”而元妃特意赐给弟弟宝玉的糖蒸酥酪，顶着宫廷美食的名 头，其内容也不过是贾母吃的牛乳。在《红楼梦》 里特意提及一笔，其深层内涵还是曹雪芹在家破人 亡之后，以此纪念手足之情，取“事后回首皆相思” 之痛悔意也。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杂志2016年第2期《文人的私房菜》 撰文／侯宇燕
整稿／喵小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