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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在北京南锣鼓巷的四合院里，朱家的老母亲对朱家溍等兄弟四人说：“你父亲曾经有这个诺言，我看现在已经到时候了。就用你们兄弟四人的名义，办理捐赠手续吧。”兄弟四人都同意了老母亲的提议，写了封信给文物局，将家藏的700余种碑帖无偿捐赠出去。
如今这批碑帖几乎是故宫博物院碑帖收藏的绝对主体。
朱家作为书香世家，自朱家溍的父亲朱文钧始，便与收藏结下不解之缘。朱文钧，字幼平，号翼盦，是浙江萧山人。他先在民国政府任职，后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是近代著名的古籍、碑帖和字画鉴定家。1954年捐给故宫的这700多种碑帖来自朱文钧约三十年的收藏。朱文钧的收藏很有特点，一是贯穿整个收藏史，每一个代表性的品种都有；二是品相好。这些都是收藏金石碑帖比较重要的标准。
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在碑帖方面的收藏是弱项，原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马衡先生作为故宫博物院的当家人，他觉得博物馆应该有这方面的藏品。于是马衡先生当时就和朱文钧商量，说：我可不可以和政府申请一笔专项购买资金，把你的东西买过来。当时，打算申请10万块。朱文钧觉得这钱是不少，但他说：“我还没玩够，我将来一定要送给故宫。”这就是当初那个约定。
1976年及1994年，朱家溍兄弟四人又先后将家藏大批珍贵古籍善本、明清家具等文物，无偿捐赠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和浙江省博物馆等文物单位。1994年，朱家将最后一批文物无偿捐献给浙江博物馆后，朱家溍说：“我家从此与收藏无缘。”
朱家溍生前接受媒体采访，谈到其父的收藏时说：“我父亲的时代就是收藏最好的机缘，那是民国初到二十几年，当时前清的王公将相纷纷败落，所以买什么都左右逢源，东西源源不断。”
适逢最好的收藏机缘，收藏兴趣广泛的朱文钧几乎把日常生活外的开销都用在了收藏这件事上，遇到好的藏品，难免也会捉襟见肘。譬如，为了入手一件宋拓本的《九成宫醴泉铭》，朱文钧借了高利贷筹集了4000银元才算银货两清。为了还这笔高利贷，他不得不卖掉了两幅同样非常珍贵的画，一件是沈周的《吴江图》卷，一件是文征明的《云山图》卷。
如此集一代人心血收藏而成的珍贵碑帖，一朝就无偿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现代人颇有不解。“怎么不留一手？子女怎么就能同意？”面对这种问题，朱家溍的答案简单又诙谐，在他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今天的社会背景和经济背景与上个世纪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些东西已经没有必要再由私人收藏，个人拥有反而会成为包袱。全捐了，就变成无产者了。”朱家溍的女儿朱传荣认为，收藏虽然会用很多的财力和物力，但乐趣绝不在花钱和消磨时间上，而在于对自己喜欢的东西真正能懂得，能够欣赏其中的人文之美。这700种碑帖是按照祖父自己对于书法史、石刻史、中国历史的理解收集的，因此，这700种碑帖的构成，反映了我祖父在学术上的真实观点，至今它们仍然聚在一起，就不失收藏的主旨。在收藏中得到的真知灼见也可以藉此流传下来，让更多的人能沾染到古代文化的润泽。在这个意义上，恐怕没有比博物馆更好的去处了。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杂志 2011年4月 撰文/张薇 稿件整理：喵小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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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总税务司赫德将要回国休假前，向清政府提议，由自己带几名中国官员一同赴欧，开拓一下眼界。恭亲王早有此意，即命满人斌椿率团出访，记录“山川形势，风土人情⋯⋯带回中国，以资印证”。斌椿前后游历十一国，所见所闻写成《乘槎笔记》一书。他在出国的船上，看到外国丈夫服侍妻子，与他脑子里的“三纲五常”格格不入，让他惊奇不已。张德彝是斌椿使团的翻译，对西方礼俗也很不理解，看大街上男女牵手同行、宴会时男女杂坐，都极不以为然。至于节育，张德彝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话，将节育视之为“不孝”。对西方夫妇的一些正常举动，初次出洋的中国男人尚且以为惊世骇俗，那要同外国女子谈婚论嫁，简直是想也不会想。不过偶尔的艳遇，风流的中国书生倒不会拒绝。比如近代始游西方的林钺，接触不少热情的外国女郎，林钺感叹：“底事华蕃异致，黎倩牵心；天然胡妇多情，子卿谁是？”其实，访友、赠照，夜话，在西方，只是朋友间的正常交往而已。但西方女性这种出于礼节的举动，却常让“初来乍到”的中国人想入非非。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尽管是文化误读，却无伤大雅。对于当时的中国男人来说，洋妇只是新鲜有趣的插曲而已。不过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西交往的加深，跨国婚恋却开始成为一个问题。外交官们做了中国近代跨国婚姻的“先驱”。1899年，当时在驻俄公使馆任职的陆徵祥，与比利时女子培德·博斐相识并成婚。而继驻外公使后，留学生也渐渐加入跨国婚恋一族。原本对此不闻不问的晚清政府，变得日益警惕起来。1910年，清廷出台一项法令：以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外交官与外国人结婚，必须向政府备案。清政府同时批准了学部要求限制留学生与外国人结婚的建议。清政府拨款给留学生，是希望他们在外国学习新知识，然后回国参与建设。如果一名留学生拿着官费出国，荒废学业后归国或学成而留居外国，在清政府而言，无疑都是浪费。放在台面上讲的理由，没有一点属于文化原因，都是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然而跨国婚恋带来的文化冲突，却在台下愈演愈烈。比如对于近邻日本的女人，中国人也未必能够真正理解。以武侠小说成名的平江不肖生，写过一本百万字的《留东外史》。在小说中，一群中国留学生聚众赌博、被日本警察当场抓获。警官训斥他们：“你们贵国的留学生，也太不自爱了。”一个中国学生当场反驳，说赌博是世界通例。在《留东外史》中，作者还有这样的观点：“日本是个有名的卖淫国。要说绝对不曾卖过淫的，恐怕寻遍了日本，也寻不出一个来。”一个国家的女人都是妓女？这不科学。的确，日本人崇尚自然，耽于感官享受，女子的贞操观念淡薄。但把日本女子妓女化，却是中国人传统的性心理在作祟。有时候，这还与一种变态的复仇心和“爱国心”结合起来。东洋女子如镜中之花被扭曲丑化。西洋女子同样不被中国人理解。后来的新文化先锋胡适，就曾认为在女子地位上中国高于西方。在胡适看来，西方女子追求爱情，是一种“堕女子之人格”的行为。胡适与发妻江冬秀的婚事就是由双方家长决定的。我相信，在胡适写下上述日记的第二年，也就是1914年结识美国姑娘韦莲司后，他的想法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韦莲司是胡适所在的康奈尔大学一位教授的女儿，读书多、有文化，气质出众、胸襟开阔。初相识时，韦莲司问：“你好像不喜欢和女士交际？”胡适有些拘谨地回答：“也不全是，我和中年以上的女士还是有交往的。”韦莲司在给胡适的信中，说自己“胸部扁平而又不善于持家”“是个又丑又无风韵的女人”。不过她无疑让胡适感受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们两人的关系，大约就是现代人所说的“友情以上、恋人未满”。当然在跨国婚恋中，不只有中国人才会曲解对方。外国人的误读有时更蛮横霸道。晚清士人胡继曾与海伦的爱情故事，就惊动了英国领事。四川人胡继曾旅英期间与白人女子海伦相恋成婚并育有一双儿女。而胡继曾已有妻室。一个侨居成都的西方妇女，看到自己的白人同胞竟嫁给“东亚病夫”做了“妾”，不禁大为光火，寄书英国驻成都领事，告胡某有妻另娶，犯了重婚罪，要求领事出面，让当地政府判处胡继曾与海伦离婚。领事收到信后，即给代理四川总督的王人文致函。王人文以中国法律解释胡继曾同时娶两个平等的妻子是没有问题的。这位领事没有办法，只好把事情上报给英国驻华公使，但海伦始终不为所动。大清律与西方的婚姻制度发生了冲突。然而这只是表象。当时的《大公报》则上升到国家的高度： “英领事强以国际问题牵涉，逼令胡郝氏离婚，质言之强国妇女不肯嫁于弱国人民，而弱国妇女尽可作强国人民之妻之妾之玩物！”简单的婚恋问题，竟事关国家尊严。这并非中国人太敏感。近代以来，天朝 “不断沦落”，而欧美白人的优越感却“蒸蒸日上”。具有“正统思想”的白人对同胞嫁娶黄种人百般阻扰。为了维护国家和种族的“尊严”，大英帝国对在华英侨的婚娶严格要求。一旦有白人男性“犯禁”，选择跨国婚姻，就会成为社交圈中的异类，甚至等于自毁前程。1927年上海工部局警官Parker，娶了一个被认为“双亲是有身份”的中国女子，于是“该警官从此升迁无望”。 女子在这个问题上面对的阻力更大，一个名为Tinkler的英国男子在给妹妹的信中警告说：“如果你在上海与亚裔男子有染，那你就别想在这里混下去。”英国外交部远东司曾负有一项职责，就是劝阻英国女子嫁给华人。婚恋一跨国，带来种种冲突和误解；婚恋一跨国，又牵涉着敏感的国家和种族神经。有些人成为直接受害者，比如混血儿。1892年，有一个日本人给英国大学者斯宾塞写信，请教他对跨种族婚姻的看法。斯宾塞在回信中以美国排华为例表现出其对跨种族婚姻的反感、对混血儿的歧视，这无疑是有代表性的。当时无论中西方，种族观念都很强烈，都注重种族的纯洁性。1882—1891年的《上海海关报告》中曾讨论中国人不喜欢混血儿的原因。中国人对混血儿的抵制，根源于传统。而西方人则用“进化论”的眼光来看问题。在大多数人都瞧不起混血儿的年代，打破隔离的努力却以“异想天开”的方式开始了。19世纪末，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痛感国家落后、世界不公，开始鼓吹跨种族通婚。康有为即在《大同书》中提出，要实现人类之“平等大同”，需先“人种大同”。他主张对不同人种“杂婚而化之”，如“黄、白相交而优其种”。康有为还只是设想，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李石曾则身体力行。据青年党创始人之一的李璜回忆，李石曾曾帮助一个青年华工与一个法国少女保住“世界大同的宝贝种子”，反对少女堕胎，帮助青年华工获得侨民身份，使有情人终成眷属。李石曾后来专门筹款，开设了一个混血儿托儿所，用来收养中国工人、留学生与法国女性所生的孩子。如今的混血儿非但已无人歧视，甚至还成为被羡慕的对象。在大众印象中，混血儿聪明、漂亮，某种程度印证了康有为、李石曾的“改良种族”论。不过问题并没有终结。即使在今天，只要涉及跨国、跨地区、跨群体的接触，相伴的误会与冲突仍无法消停，跨国婚恋自然也不例外。世界似乎联成了一体，人们却未必相互理解。也许理解的第一步，就是渴望去理解的善意。文章出自《中华遗产》杂志 2015年第4期 撰文/杨津涛 稿件整理：江离关注新浪微博 @中华遗产杂志 了解更多内容

风水设计的美好愿景，让徽州人信心倍增，他们对拥有上天的眷顾和祖先的庇佑深信不疑。按照“临水而建，双龙戏珠，倒水葫芦”的基本风水形势布局的许村，历史上出了48个进士，成为名副其实的“进士村”。有“理学渊源”之称的理坑，在数百年间先后出了尚书、司马、知府等36名官员、16名进士、文人学士92人。
徽州人虽然经商居多，但读书取仕依旧是首选。因此徽州人希望通过整治风水改变气运，通过风水从精神层面为学子祈福。许多村落建有文武庙，在乾位建魁星楼，巽位建文昌阁，在社庙中供奉文曲星，在水口筑文峰塔。建筑上也大作文章，马头墙、山墙、大门改成官帽状，门顶或屋顶置官帽状飞檐，大门仿照衙门修成“八”字，在住宅或整个村落前后左右开挖沟渠，以形成“环绕宅之四面如腰带水”，大门正对的圆锥形山峰，就将其更名为笔尖峰，如果是“山”字形山峰，就命名为笔架山……通过美好的寓意给予学子强有力的心理暗示。其体现的功能不仅仅是讨彩的作用，更有主人的理想和诉求。
徽州大多数村落都有族谱，无一例外地记载了“务耕读”的家规。所谓“耕读”，是农耕文明与儒道文化的结合。耕，是立命之本；读，为修身之策。“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乃是当地教育发达的深刻写照，读书成为他们的自觉行为。他们建造的豪宅也如一部修身立世的教科书，无论是大处的门楼、影壁、天井、地面，还是小处的门楣、牛腿、雀替、神龛，均有人物神像、传说故事、花鸟虫草、琴棋书画等图案，让儒家文化的微言大义渗透到建筑的每个细节中。雄厚财力是造就名人辈出的后盾，宗族子弟通过科举入仕得以光宗耀祖，反之又影响和带动了更多的族人，环环相扣，名人历史经久不衰。
通过风水对精神的支持，通过学子自身的刻苦攻读，千年来，徽州“儒风独盛甲东南”，诞生了29个文武状元、2100多个文武进士和数千举人，积淀了深厚的人文底蕴。“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同胞翰林，父子尚书，兄弟丞相，四世一品”被传为佳话。在这样经久不息的良性循环中，徽州成为中国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为古典中国提供了耕读传家的范本。
今天的徽州，随着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一些原本玄幻莫测的风水秘密已经揭开，风水丧失了强大的向心力和制约力，先人经过上千年的实践、依靠风水建立起的牢不可破的铁律，遭到了摒弃和践踏。许多徽州人已经抛弃了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祖宗的崇拜，随意破坏和改变先人精心构筑的水系、道路、村落的格局，任意地拆除历代祖先一砖一瓦搭建起来的家园，大批徽州三雕、民居被盗卖或者出售，甚至漂洋过海。风水徽州是否只剩下了一则远古的神话，跳跃在我们温暖的舌尖之上？散处在徽州山区的各色徽州村落和传统的民俗，在现代文明的冲袭下，命运将走向何方？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15年第05期 作者： 鲁晓敏
稿件整理：喵小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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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声音，在一起

书斋案头的精致
说到文房用品，最先想到的自然是笔墨纸砚四大类，所谓的“文房四宝”，它们是旧时文人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

文房用具代表着一种生活品位，也是对优雅和精致生活的追求，不同于一般古董的是，它们不但有着艺术观赏价值和装饰作用，其每一样东西又都有着很强的实用性，置于书斋案头，随时都能派上用场，或者说它们是笔墨纸砚的附属品，用以共同完成某一个连贯的程序，既方便，又实用。因此在一百年前，这些东西多未列入古董之类，只是作为实用器物。而时至当今，人们才注意到它们的价值，渐渐成为收藏家追逐的文玩杂项。

书房文具大多与笔墨纸砚相关，用途之广泛，器物之繁多，可谓远胜于古代欧洲了。另一方面，这些器物同时还是艺术的载体，或烧、或铸、或书、或画、或镂、或刻，无不精美异常，成为旷世奇珍。

笔洗、笔格与笔觇
有人误会笔洗是最后涮笔的器皿，其实不然，应该说，笔洗的最大作用是在书画过程中随时浸润笔尖，不使胶涸并能调节墨色浓淡。传说有王羲之曾在鹅池中洗笔，使得池水尽黑的故事，虽然夸大其辞，也由此可见洗笔浸笔在书画中的作用。宋代哥窑的笔洗最为著名，器形有葵花洗、荷花洗、卷口洗等，宋代龙泉窑也有双鱼洗、菊花洗、百褶洗等，传至今天，已经是价值连城的文物.

笔格，是古人书画时，在构思和暂息间藉以置笔，以免笔杆周转污损他物的器具。笔格的质地最为广泛，玉、石、金、铜、瓷、木皆可制成。中古时期的笔格多为玉石制成，形制较大，多用白玉、寿山、鸡血石。哥窑也有瓷制笔格，多分为三山五山不同形式的大小。笔格的形式除了一般的山形之外，还有诸如仙人睡卧、虫兽花鸟等等。

笔觇，俗称笔掭，是觇笔之器。古人运笔除了可在砚上掭笔外，更备有掭笔之物，谓之笔觇。笔觇近代已不常用，因此许多人对这一名词已觉生疏。今年春节之际，黄苗子先生的高足王亚雄先生来访，他赠我一亲手制作的笔觇，是用一朵灵芝制成，光滑如镜，甚为可爱，诚为笔觇中之另类也。

镇纸与压尺
镇纸是书房中压纸、压书之物。为了使纸张和书籍舒展或打开放平，镇纸多采用较重的物质制成，如玉石、铜、水晶、玛瑙等，形式多样，如兔、牛、羊、虎、蟾蜍、子母螭等，体积可大可小。据《清异录》载，镇纸在宋代还有如“小连城”、“套子龟”、“千钧史”等别称，在形制上也是多种多样。如张镃就曾记陆游赠他镇纸一事：“三山放翁实赠我，镇纸恰称金犀牛”。

压尺的作用大致与镇纸相同，但分量却要轻许多，一般用于展平较轻的纸或长卷。压尺大多为铜制或木制，又多为成对的形式。也有镌刻嵌金银丝者，如清代末年济南田（菊畦）与兄皎（晓山）俱善嵌银工艺，所制紫檀、乌木压尺以嵌金银丝构成山水、花鸟、人物，光绪年间曾以嵌丝压尺等工艺品参加巴拿马赛会获金奖，其创作堪称绝品。

臂搁与墨盒、笔匣
臂搁也称为臂隔、臂阁或秘阁，是书写时枕臂之物，它的作用一是用来支持臂腕而不致为桌面所掣肘，一是在炎夏之际不使手臂的汗水与纸张粘连。最珍贵的为长形古玉制，一般多为漆器、紫檀、乌木、象牙、竹等，上面或擦漆描金，或用平刻，山水花鸟皆备。

墨盒并不是盛放墨锭的器物，而是产生时间最晚的铜制文具。所谓铜墨盒，就是将研好的墨汁置于墨盒中的丝绵之上，可经久不涸，使用方便又易于携带。有了铜墨盒，也就有了镌刻铜墨盒的艺术。琉璃厂的同古堂老板张樾丞父子精于此道，他们刻铜墨盒的技艺极高，山水花卉、人物花鸟都能刻于墨盒之上。线条流畅，图案精美，并贴出“笔单”，可根据顾客要求定制，一时名噪京城。

笔匣是保存名贵毛笔的器物，这种笔匣大多为红木、紫檀霍金漆螺钿制作。五十年代中期，吴泽炎先生（原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辞源》主编）中午休息时与先君常常去逛琉璃厂古玩店。某日走入一家店中，不慎将一个紫檀木笔盒碰下柜台，跌在地上，那盒盖顿时开裂，不消说是要赔的，其结果就是吴先生照价买下了这个笔盒。当时这紫檀笔盒标价仅15元，吴先生觉得无用，就将它转送给我父亲，后来经“小器作”修理完好如初，成为难得的纪念。

静静的书斋，案头杂陈精致的文具，令人虽置身于喧嚣的红尘中，总多少能保持一点平静和悠闲的心境罢。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08年第08期作者：赵珩 稿件整理：@牧亦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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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批山西盐商向扬州聚拢的同时，徽州古城也掀起了一场风暴。

嗅觉敏锐的徽州人从盐业政策的变化中迅速发现商机，他们果断利用地利，抢先控制了两淮主要盐场，开始成批进入盐业经营的行列。惺庵居士以一首《望江南百调》道尽了扬州徽商的几代浮华：“扬州好，侨寓半官场，购买园亭宾亦主，经营盐典仕而商，富贵不归乡。”

无所顾忌的巨额消费，大概是人在一夜暴富后的本能显现，几百年前的盐商亦是如此。虽说各地皆然，但淮扬一带奢靡攀比之风尤甚。清末徐珂编撰了一部汇辑有清一代朝野遗闻的小册子《清稗类钞》，里面提到一个扬州盐商想要一次花掉万两黄金，于是便让手下人把金子全买成了金箔，然后带到金山塔上，向风一扬，顷刻间化为乌有。另有一豪富花三千两黄金买不倒翁，就为了放在水里看它们飘走，结果把河都堵了。

不过，金子散出去容易收回来难，这个道理常人还是明白的，对大多数勤恳经营的盐商来说，即便炫富，恐怕也不会做此等匪夷所思的傻事。那么，“炫富”又能从哪里“炫”起呢？首先便是“吃”。

在中国古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始终很低，唐代就严令禁止商人做官，甚至规定从商者不可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从商者日众，这些圈住商贾的条条框框，也渐渐失去了往昔的效力，尽管如此，商人在日常用度上的自由也还是有限的，“吃”成了扬州富商可供选择的为数不多的一个斗富的机会。

两淮八大盐商之首黄均太，一碗蛋炒饭要耗银五十两，如果不是《清稗类钞》明确有记，我们恐怕很难想象。当然，扬州富商一掷千金，给淮扬的餐桌带来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富”字，还有一个“精”字。在扬州，徽商主办的诗文酒会曾经风行一时。清代文人李斗在《扬州画舫录》里写道：“每会，酒肴俱极珍美”。主随客便，文化人风雅，盐商的宴席也就跟着风雅起来。“至会期，于园中各设一案，上置笔二、墨一、端砚一、水注一、笺纸四、诗韵一、茶壶一、碗一、果盒茶食盒各一”，光有摆设显然还不够，怎么吃才称得上风雅呢？
首先食材要鲜。淮扬一带水网密布，动植物及水鲜尤为丰饶。其次，食材鲜活，就要求加工时最大程度地保留原料的本味，在此基础上，更强调细腻和繁复的工艺，将寻常食材精雕细琢，以华丽而雅致的姿态登场。《扬州画舫录》记载了一道“文思豆腐”，此菜并不在于食材有多昂贵，它的杀手锏是鲜美的口感和惊人的刀工。一块豆腐，借着一把刀，在温热的掌心中幻化成青丝万缕，配以高汤和同样细如发丝的金针、木耳、冬菇、竹笋，滋味浓郁而不油腻，清鲜而不淡薄，被时人推崇为“堪称天下之雅”。大概，也只有在扬州，一块简单的豆腐也能吃得这么风雅了。

当然，盐商们带给扬州的，可不仅仅是奢侈、风雅，更多的还有“包容”。

东邻运河、南面大江的区域地理位置和两淮盐运司的所在，决定了扬州城的繁荣富庶。南来北往的异乡人无论是徽商，还是晋商，无论是贩卖货物，还是找寻商机，他们将脚印留在这座城市的同时，也把家乡菜带到了这里。这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来的口味，在古老的扬州城汇聚、交融，继而孕育出淮扬人对食物的特殊偏好。
朱自清写《扬州的夏日》时回忆：“法海寺著名的自然是这个塔；但还有一桩，你们猜不着，是红烧猪头。”法海寺中曾有一僧人擅长烹调，寺里常以他亲手烹制的扒烧猪头，款待前来进香的官吏、盐商和文人。食客们觉得此菜肥嫩香甜“美不可言”，更有人将之誉为“味压江南”，于是这法海寺竟因为扒烧猪头而名动扬州城。至于清静之地本不该品食荤腥的戒律，也被一并包容了下来。
其实，要问什么是淮扬的味道，富春茶社的一壶“魁龙珠”大概就是了，浙江的龙井、安徽的魁针、本地的珠兰，一壶之中，品尽苏、浙、皖三省名茶。品的不仅仅是一壶扬子江水煮沸沏成的淡雅、芬芳，还有包容万千的胸襟和海纳百川的气势。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2015年第1期 撰文／顾晓绿 稿件整理：阿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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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人民大会堂二楼宴会厅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国宴，淮扬菜又一次被选为国宴用餐的基准。有人说，土菜精做、文化底蕴深厚是淮扬菜占领国宴餐桌的重要原因。而回顾历史，这些特点的形成竟源于明王朝的一场盐业变革……

在如今的江苏，生活节奏越来越快，那“日上三竿时，方才起来梳洗，踱步去茶社”的日子早已不见。虽然在扬、泰、通、海地区还有吃早茶的习惯，但多是老者、饕客，以及那些慕名而来的游客们。一杯茶水，一笼点心，一碟烫干丝，品味的不仅仅是一份安逸、慵懒，还有那流淌于唇齿之间的淮扬味儿。
淮扬的味道，是什么味道？

扬州城，自古就是淮扬地带的中心所在。自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后，昔之广陵，今之扬州，便渐成“盐漕两运、物资集散的水陆交通枢纽”。江南水乡的地理优势造就了当地人特色鲜明的饮食文化。后经西晋末年衣冠南渡，北宋靖康之变，中原经济文化转移到江南，地利加上人和，这片区域便日益繁荣富庶，至明清，当古老的扬州城富庶一时之际，淮扬菜已是名冠全国了。

其实翻开历史来看，尽管唐、宋以来淮扬菜已崭露头角，但真正推动其发展并影响了整个淮扬地区口味的，却是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年）的那场“盐业变革”。

晋南，位于中条山北麓下的运城郊外有一片湖泊，因为这盐湖在古代为解县和解州所属，故又名“解池”，也称“河东盐池”。

“解池”出产一种无须加工即可食用的自然结晶盐。日本东洋史学家宫崎市定在《历史和盐》一书中考证，被称作“解盐”、“潞盐”的“河东盐”，成就了山西最早的一批商人，同时也成就了中国第一批盐商。

从第一批商人开始贩卖“河东盐”的那天起，盐商这个词，便与中国历史紧紧地绑在了一起。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特别注意对盐的控制。西汉时期采用政府“专卖”制度，这一制度虽然使盐商活动受到严格的限制，却也因为官营盐商效率低下，官员腐败无能，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再加上私盐走私严重，故而在宋太宗雍熙三年，被新的盐业管理制度——“折中制”所取代。

什么是“折中制”呢？假如你是北宋的一个盐商，应官府的招募，要输送粮草到边塞，这在当时被称作“入中”，官府需根据你路程的远近给予价钱，并派发文券，你拿着文券，就可以到京师领钱，或到盐场兑盐贩卖。这个制度就是“折中制”。后来，明代在盐税制度上仿效宋制制订了“开中制”，有所不同的是，官府要登记你运往边塞的粮食数量和应支付给你的盐斤数量，发给你“盐引”，而你只能拿着它到指定的两淮盐场领盐，再到指定地区行销。到明代中期以后，“开中制”也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孝宗弘治五年，户部尚书叶淇再一次实施盐业变法，以“折色制”取代“开中制”。简单的说，就是将商人换取盐引的方式由原来到边塞纳粮变成了直接交钱。

盐业政策的变化势必影响到从事盐业买卖的盐商。在当时，盐商被分为“边商”与“内商”两类。“边商”以山西、陕西的商人为主，他们占据临近边疆地区的地理优势，纳粮换盐引“地近而费力少”，很是方便。相较之下，“内商”则颇为艰难。从内地输粟到边境，需长途跋涉，相比于晋、陕商人，每一趟“纳粮开中”的开销都要高出许多。为降低成本，很多“内商”不得不转而购买“边商”手中的盐引，久而久之，“边商”逐渐在盐业贸易中占据主要份额，最终完全控制了两淮的盐业。

而在“叶淇变法”后，朝廷同意将原来的“输粟边境、换取盐引”改为“纳银有司以领取盐引”，这样一来，要换盐引的“内商”再也不必千里迢迢去北部边疆地区纳粮，在内地就可以直接前往盐运司交钱换盐引，可谓“价多而得易办之利”。“边商”的地理优势即刻不复存在，自此之后“内商”逐渐崛起，而“边商”的主体——那些世代住在解池边、显赫一时的山西盐商，则失去了“开中制”带给他们的地域之便。在这种情况下，晋商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漕运、盐运的枢纽之地——扬州。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2015年第1期 撰文／顾晓绿 稿件整理：阿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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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自古号称“八分半山一分水，半分农田和庄园”。一条名叫新安江的河流从它的腹地奔涌出来，东北倾注钱塘江。西边的黄山又叫黟山；东边有白际山；北边为鄣山，主峰清凉峰；南边是牯牛降。它们合成一幅壮丽神奇的天造画境。“黟山”之“黑”，白际山之“白”，生发出一簇簇街贯巷连、粉墙黛瓦的人居空间，成为人们的追梦之地。

这里就是徽州。位于今天安徽省的南部，是皖南的重要组成部分。徽州，最初是一个行政建置的名字，西周以前，这里属于扬州。始皇帝统一六国后，分全国为三十六郡，这一带设置了黟（yī）、歙（shè）二县，属会稽郡管辖。汉献帝建安年间，孙权消灭了歙地的“山贼” （由对抗孙权的山越、水越和汉人组成），将歙地一分为五，加上黟，一共六县，从原属丹阳郡析出，直接建立了一个新都郡。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歙州改称新安郡。不久，歙县登源人汪华起兵，自立为王，称“吴王”。唐高祖武德四年（612年），汪华归唐，被唐皇封为越国公，并授予歙州刺史，以歙州为总管府。这个汪华，就是今天徽州汪姓人心目中给予至高敬拜的汪家始迁之祖。

北宋年间，漆园主方腊在歙州率众起义，朝廷派兵镇压，收复了歙州，改名为“徽州”。为什么要用“徽”来代替“歙”呢？历史学家有过三种解释，其中一种说法认为，从方腊义军覆灭之初的实际情况看，朝廷对歙州的认识是“歙邑山九而田一，丰亦不足食”，这是一个刁民出入、食品紧缺、需要救济的地方，批阅《说文》，终于发现了一个“徽”字，它有一层解释：“一曰三纠绳也”，三股线合成的绳索——那就把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人，用粗大的绳索捆缚起来，从此不再有刁民和战乱吧。以“徽”代“歙”的这一说头，得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认可。

北宋灭亡后，举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重心都向南迁徙，徽州成为首都临安重要的物资来源。从此，“徽州”逐步以一个稳定的政治文化经济实体的身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它统领六县：歙、休宁、绩溪、黟、祁门、婺源，治所在歙，归属于江南东路。南宋延续。元时称为徽州路，归属江浙行省。明朝设徽州府，仍维持一府六县的格局。

民国起，如日中天的徽商经济受到国内战乱、政权更迭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严重冲击，进入了衰亡阶段。徽州的命运，再次陷入与政治格局密切相关的无奈之中。1934年，蒋介石为“剿共”，决定将婺源划归江西。这在徽州掀起轩然大波，“婺源归皖”运动拉开了序幕，徽州各界人士组织发动民众参与呼吁，与国民政府沟通。但是，特殊的战争局势，使徽州人初战未果。抗战胜利结束后，婺源问题又提上日程。这次声势更为浩大，强烈的民意使国民政府压力倍增，1947年，经过十三年的力争，婺源终于回归徽州的怀抱。

然而，婺源归皖未能持续太久。1949年，婺源获得解放。解放部队为了军事管理的方便，把婺源划归江西省管辖。从此，婺源彻底脱离了徽州的版图。解放后的徽州隶属又经历了多番变动。1987年，设黄山市取代徽州地区。新设立的黄山市辖屯溪区、黄山区、徽州区，以及歙县、休宁、黟县、祁门四县。绩溪划入了宣城。“徽州”一夜之间变成黄山。

那么，我们现在到哪里寻徽州？什么是徽州？

徽州，是否就是徽商文化？是否就是宏村的镜花水月？或者是“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还有徽菜、徽剧、徽派金石？它们纵然足以让每一个初来此地的异乡人由衷地惊讶和赞美，可若无今天徽州人的有血有肉的生活点亮灵魂，先人的馈赠就像没有星光的夜空一般黯然。正是那传承千年乡土生活的点点滴滴，如基因一般早已渗透到每一个徽州人的血脉深处，才让从古至今的徽州人对财富、对文化、对生活都自有一番态度。于是徽州的每一个古村落，每一个物件，都如布满苍穹的星辰，散发出独特的光芒。

这就是徽州。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15年第05期 作者： 张亦弛 陈也 稿件整理：C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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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方面由于居室环境的改善，一方面基于收藏热的升温，作为室内装饰器物的屏风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屏风起初不过是起到一种遮挡和屏蔽的作用，也许最早是为了挡风，后来则逐渐成为一种装饰厅堂和隔离空间的器具。屏者，障也，为的是不至于一览无余。《红楼梦》中描述大观园建成之后，在园门内堆起一片太湖石，也就是被宝玉题为“曲径通幽”的所在，其作用是遮挡园中景物，不致尽收一览之下。黄山有玉屏峰，是渐入佳景的起步之处，也是同样的道理。

居室内的屏风似乎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其装饰作用远远超出了实用性。古时厅堂居室的空间很大，以屏风为间隔，形成了虚实互补的效果。《史记》曾记载“天子当屏而立”，也就是说屏风当在帝王的身后，屏风后面是什么？给人以莫测的感觉。
屏风的出现据说是在西周之时，称之为“邸”。春秋战国时孟尝君在和客人谈话时，屏风后置一小桌，侍史官就在桌边随时记下孟尝君与客人的谈话内容，就像今天的录音一样。屏风内外间隔成两个部分，主客之间也就没有什么拘束了。

屏风渐渐地传入民间并被广泛利用，遂逐渐成为居室中不可或缺的摆设。民间使用屏风的例证可以从敦煌壁画中找到，在许多描述百姓、官吏日常起居内容的壁画中，都能看到已经十分接近中古形式的屏风，甚至在描绘极乐世界和佛经故事的壁画中，俗世的器物如桌椅、屏风也在想象之中被搬到天上，可见屏风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

汉唐以来，屏风的制作工艺五花八门，除了竹木丝绢之外，还有水晶、琉璃、云母之类的材料，更兼镶嵌了象牙、宝石、珐琅、翡翠、金银等贵重的物品，可谓极尽奢华。《盐铁论》中记载的汉代极尽豪奢的帝王之家所用的屏风，竟达万人之工。而在绢帛之上作画，裱贴于屏风之上的更是极其普遍。五代顾闳中的名作《韩熙载夜宴图》上，主人韩熙载的坐榻对面就有一架绘画屏风，上绘山水。后来有人根据屏风上的绘画提出鉴定上的疑问，认为屏风上的山水画是宋代马远的风格，由此推断这幅名作不是五代时的作品。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姑妄听之罢了。不过这种装裱于屏风之上的大幅绘画确是在唐宋时已经非常普及。鉴于屏风的日渐踵事增华，白居易曾作《素屏谣》：“素屏素屏,胡为乎不文不饰,不丹不青? 当世岂无李阳冰之篆字，张旭之笔迹？边鸾之花鸟，张藻之松石？吾不令加一点一画于其上，欲尔保真而全白。”表明了他崇尚素屏的审美情趣。其实，素屏之好源于魏晋士大夫的倡导，表示一种崇洁乐素的清雅之风。

屏风上的书画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古人也常将格言警句书于屏风之上，据说唐太宗就曾将治国之道书之屏风，以为警示。后世将修身齐家的格言或书写或镌刻于屏风上的更不鲜见。
中古以前的屏风多为独当一面的大立屏，上有髹漆彩画，如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高1.8米、长达3米的大漆屏就是汉代精美的屏风。即使是素屏，也体积硕大，不便移动。中世纪以后，逐渐出现多扇组合的屏风，每扇之间以合页或插销相连，方便开合，易于安置。以后陈陈相因，屏风大多采用这种形制了。
在中国古代的诗词中，屏的使用频率与帐、帏、幔、帘等差不多，诗词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当属唐代李商隐的“云母屏风烛影深”和宋人秦观的“银烛秋光冷画屏”了，这两句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屏风在夜晚时所产生的意境，都说到了烛光与屏风的相互映衬。
我们可以想象，一架素屏或画屏，透过熠熠的烛光，幽暗中渗透出一隅光明，在秋夜里平添了一分温馨。
时过境迁，屏风在今天的生活中已经不会再有它往日的风采。陈器物可以复制，但生活氛围却无法再生，一套装修豪华的公寓，置上几架工艺屏风，总会让人有种作秀的感觉。也许今天的人，注重的只是它多少带点仿古的形式，至于内容为何，已经看不懂也无所谓了。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08年第12期 作者： 赵珩 稿件整理：阿瞳

陈郡谢氏崛起于东晋后期，时值内忧外患，国运维艰，以谢安为首的谢氏家族外掌方镇，内执政柄，挫桓温篡逆之谋，退前秦百万之兵，挽狂澜于既倒。权重而不逼主，功高而不邀赏，激流勇退，处贵遗权。江山稳固，天下晏安，功在谢氏。其后冠冕蝉联，簪缨不替，文采风流，代代相传，大谢引领山水诗风气于先，小谢开启唐诗风韵于后。第一华丽家族，其惟谢氏乎！

“报！”

一声高呼打破了静谧的棋局。闻得声音，他抬起头，伸手接过来信，略看一眼便漫不经心地搁到了床上，请客人继续行棋落子。直到一局终了，客人等待不及，探问道：“刚才传来的可是战报？”只见他将袖袍轻轻挥了一下，说：“小儿辈，大破贼了。”口气仿佛比赢了这盘棋局还平淡。

这位人物就是东晋丞相谢安。不过这封信报的重量非比寻常，乃是他的弟弟谢石、侄子谢玄的报捷信。当时，前秦王苻坚率领大军正与东晋军队鏖战，这场扬名军史的“淝水大战”挽司马氏政权于既倒，乃六朝时期最惊心动魄的一场大战。

家族的走向总是时代的缩影。正像魏晋玄学自儒学过渡一样，谢氏的祖先也出身儒家。尤其二世祖谢衡，乃是一位正经的“硕儒”。谢衡这位循规蹈矩的“硕儒”无力改变时代的大势所趋——在清谈成风的时代里，谢氏家风也由儒学进入玄学。转变的关键人物就是谢衡之子，谢鲲。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竹林七贤”中的阮籍经常光顾邻家的酒店，醉了就卧在女店主旁睡觉，虽然放任不羁，却毫无不轨的举动。谢鲲也是一样。一次，他与邻家织布的漂亮姑娘打趣，被织布的飞梭打下两颗门牙。这件事被士林传做笑谈，谢鲲却不在意，悠然道：“折齿算什么，又不妨碍我啸歌！”

富有名士风度的谢鲲，终要凭功名取得家族的精进。数年之后，谢鲲因跟随王敦征讨巴蜀的杜之乱，被升为大将军长史，封为咸亭侯。

谢鲲深得晋明帝司马绍的欢心。谢鲲死后，晋明帝“痛未绝于口”。他为家族的崛起打开了一条通途，真正让谢氏家族登上顶峰的是本文开篇那位“淡定”丞相谢安。

谢安自幼便与众不同。魏晋时，品评人物注重“风神”。谢安还是个4岁的小童时，便有名士赞赏他“风神秀彻”。长大以后，他通诗文、好音乐，善于弹琴，被评论为“神识沉敏，风雨条畅”。据说，“潇洒”这个词便是王献之首先发明的，用来形容谢安雅畅的风貌。

按说，谢安初具声望，完全可以与兄弟们一样，在仕途上大放荣光。但他并不这么想。20岁左右，谢安被各路要人征召，但他或者声称自己体弱多病，或者敷衍拒绝，矢志隐遁不仕。

悠游东山，教导子弟，谢安这一隐，就隐了20年。人们爱慕他的倜傥风流，处处模仿他的举止。谢安原籍在河南陈郡，又有鼻炎，说话带有一股重浊的乡音。但人们爱屋及乌，认为这个奇怪的声调风韵优雅，称作“洛下书生咏”，纷纷捏着鼻子模仿起来，竟然也成为风尚。

谢安不仕，东晋的士人中传出了这样的流行语：“谢安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不过，谢安终究是要出来的。公元359年，谢万北伐前燕失败，被废为庶人，加之前两年谢尚、谢奕相继而亡，弟弟谢石、谢铁权位尚低，难有作为。好不容易兴旺起来的谢氏，濒临衰败的悬崖，一切风流即将变成谈笑的过往。

关系到家族的荣辱之变，谢安不得已出山了。当年是东晋穆帝升平四年，谢安40岁。

公元383年，与东晋南北对峙的前秦王苻坚欲一统中国，率领近百万军兵向南扑来。宰相谢安果断做出如下的安排：以尚书仆射谢石为征讨大都督，也就是总司令；任命兖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谢琰为辅国将军，率兵8万，北上迎敌。

这支部队中，最高长官几乎尽为谢氏占有，人们非议众多。不过，谢安这样安排，并非完全为私，而是知人善任，就像谢玄所说“大丈夫率大军，入死地，不过是为国家社稷而已，岂为个人功名！”

果然，“谢家军”足智多谋，浴血拼杀，创下了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淝水”一战，苻坚军队伤之七八，侥幸逃脱的士兵听到风声响、鹤长唳，便以为追兵赶到，惊慌逃窜。苻坚本人也身中流矢，回去后不久，前秦帝国即四分五裂。

这一战，不仅是谢安，而是谢氏家族保住了东晋的半壁江山。由此战功，谢安进封庐陵郡公，谢石封南康县公，谢玄封康乐县公，谢琰封望蔡县公。一门四公，对外镇守方镇，对内执掌朝权。可以说，东晋后期的江山安定，乃谢氏家族一手维持。当年的“王与马，共天下”，已昂然转换为——谢与马，共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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