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评选古时最情投意合的文人夫妇，生于吴地、长于吴地、厮守于吴地的沈复夫妇自当是其中翘楚。沈复字三白，号梅逸，苏州人士。他既非学界之大儒，亦非声名喧嚣之诗客，虽画得一手好丹青，也未曾扬名于画坛。唯其所著的自传体散文《浮生六记》，让人至今阅之心醉。沈复生于乾隆二十八年，当时正值大清太平盛世，吴地苏州一片升平之景、繁华之态。沈复出身官绅之家，17岁时娶表姊[zǐ]芸娘为妻，从此后二人携手相从，不离不弃。沈复夫妇居于苏州名园沧浪亭旁，两人于美园碧水畔插花、叠石、品茗、论诗，夫善画，妻善绣，其情甚笃，其乐融融。可惜的是，芸娘先逝，遗子又夭，独留沈复一人在世间茕茕孑立。泣泪悲叹之间，他挥毫记下了昔日与爱妻的闺房之乐、闲情之趣、坎坷之愁，一管妙笔描尽夫妻二人生活于吴地的点点滴滴。而在这情深意笃的文字之中，吴俗旧影也随之映出纸上。

沈复的妻子芸娘身材瘦怯，而“眉弯目秀，顾盼神飞”，自有“一种缠绵之态”，且心性恬淡，衣着“通体素淡”。嫁与沈复之后，二人的起居服食更是遵循贫士省俭雅洁之道，想必还是一身素雅，远离奢华。

“吴俗好花”，不只素雅的芸娘喜爱戴鲜花，娇俏的吴门妇女也特别喜欢以鲜花插鬓以助艳妆，甚至爱花胜过了追求那些摇曳生辉的珠翠。清代个中生就曾在他的《吴门画舫[fǎng]续录》中赞吴地佳人“簪鬓尚鲜花，厌珠翠”。想想看，青丝如云，一朵或雅或艳的鲜花与如花的笑靥相辉映，相形之下，那些珠光宝器的装扮倒显得俗气得多了。

沈复“爱花成癖pǐ”，夫妻二人种兰、插菊、调香。此时正值两人新婚不久，芸娘的茉莉，是来自沈复亲手所植？还是购自花农的“马头篮”呢？当时的苏州，提篮叫卖的卖花人随处可见。到了虎丘游船之夜，闺中少妇尽数出游，茉莉堆鬓，更是显得粉面鬓边香沁、伊人灯影婆娑了。所以，在《浮生六记》文中，不仅温婉的芸娘，连豪爽的船家女素云亦是满鬓茉莉，婉转风流。六月十八日这天，沈复与芸娘亦荡舟太湖，并与船家女素云把酒言欢。这浓郁的酒香、花色直要溢出舟船，把个太湖薰成一湖馨汤。

花好，更需月圆。吴俗，至中秋之夜，妇女不拘大家小户，皆出结队而游，名曰“走月亮”。沈复在《浮生六记》中，当然没有错过这“走月亮”。从“不拘大家小户”、“结队而游”这些字眼中，我们不难推想出当年吴地妇女于中秋之夜结伴赏月的热闹景象：满月高悬，街巷洒满如水的清辉，伊人结伴踏月而行，若是呈现在画师笔下，必是一幅绝妙的佳人出行图。

嫁入沈家的芸娘是否也趁着这“走月亮”的机会涉足这些丝竹乱耳、歌舞喧嚣之地呢？可惜沈家“衣冠之家，堂上甚严”，媳妇芸娘出门畅游的机会实在少得可怜。洞庭君祠离沈家甚近，每逢神诞之日，百姓便举行盛会。沈复言盛会“花光灯影，宝鼎香浮”，芸娘为之心醉神迷，也不得不瞒住家中公婆，假扮男儿才能前往。她想出游太湖，也必须装作归宁回娘家，才可以在沈复的帮助下一览湖光水色，从而发出“想闺中人有终身不能见此者”的感叹。可见出门畅游，实乃深闺之中的芸娘痴心所喜、而不能肆意而为之事。这也是闺中之人共同的心事吧，也就难怪吴地的妇女们急切期盼着中秋节“走月”的到来了。可是那个中秋之夜，我们可爱的芸娘却没有借“走月亮”的机会前往虎丘、山塘那些人声鼎沸之地，而是和沈复一起来到了沈家隔壁、幽静宜人的沧浪亭。

沈复所记下的夫妻二人的诸多生活琐事，江南才子笔下透着风雅、灵性的情爱生活，是浸在吴门的清山秀水以及吴地的花月民风中的。后世评说《浮生六记》书写的夫妻至诚真情、闺房乐事实为中国历代文学中之独到，而秀美聪慧的芸娘更被林语堂赞为“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沈复、芸娘二人的风流、率真令人迷醉，而这风流雅韵何尝不是江南吴地的一脉风情养润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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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两千年前，勇敢的荆轲行刺未成，被秦王一剑砍掉脚丫，他站不稳，就靠着柱子坐下来“倚柱而笑，箕踞以骂”。箕踞就是像簸箕一样坐着，双腿叉开，自然地向前伸出，从头到脚，呈一个从高到低的下斜线，形如一支簸箕，故此得名。这个坐姿在当时是非常失礼的，因为古代中国人穿着一条没裤裆的裙子。
实际上，中国男人，穿有裤裆的裤子，是非常晚近的事。春秋战国时期的裤子不仅不分男女，而且只有两只裤腿，穿时只套在膝盖以下的小腿部分，称“胫衣”。 这种裤子，只用于冬季，目的是给容易得“老寒腿”的小腿加层包装。
到了东汉末年，刘熙在《释名》里解释:“袴（kù），跨也。两股各跨别也。”这说明，至少在东汉，小腿穿的胫衣，已经延展到大腿了。但在这时，袴依然没能摆脱内衣的身份。
1972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的长沙王国相利苍的夫人，不仅没穿开裆裤，连裤子都没穿。可就在几十年后，汉宫中的嫔妃，却忽然齐刷刷的穿上了有裆的内裤。原来，西汉名将霍去病之弟霍光，受汉武帝遗诏，辅助年幼的汉昭帝即位，并将自己的外孙女嫁给昭帝做皇后。为了让皇后独享皇帝的床笫之欢，生下唯一的皇位继承人，他特以皇帝身体欠安为由，让宫女们都穿上有裆的“穷绔”。 霍光的奇思妙想，使有裆的裤子，第一次在上流社会广泛地流行起来。
但是，自从“穷绔”之后，裤子的发展又停滞下来。直到西晋末年，众胡人南下，胡汉杂居相处，使汉人逐渐从先前恐胡、憎胡、厌胡、鄙胡的心态中解脱出来，走向与其沟通、熟识，直至认可。这一时期的百姓多以穿裤为时尚。当时出现了一种裤管特别肥大的合裆裤，史称“广口裤”。类似于20世纪70年代红极一时的喇叭裤。很多现代人把“喇叭裤”看作舶来品，殊不知，早在一千多年前，老祖宗就已时尚一把了。
在宋代，经过长期演变之后，裤子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合裆裤又从外衣退化为内衣。而且，根据史料记载，不仅“开裆裤”复古外穿，“膝裤”复又出现。宋儒朱熹在《朱子语录》里记载，南宋奸臣秦桧在朝为相，虽然得高宗皇帝的重用，但高宗对他时有防范，在胫衣里藏着匕首。秦桧死后，高宗不免松了口气，对臣下说：“朕今日始免膝袴，置匕首矣！”
宋代以后，中式裤装趋于稳定，明清男女穿膝裤者十分普遍。明代膝裤多制成平口，上达于膝，下及于踝，有点像绑腿，穿时用带子系在小腿上。清代称膝裤为“套裤”，因为它的长度已不限于膝下，也有遮覆住大腿的。除套裤以外，合裆的长裤在明清两代仍然使用着，但是裤腰和臀部一定要罩在袍衫长裙之内。
随着近代的欧风美雨，开裆裤永远退出了成年人的衣橱。然而，一条裤子，见证了炎黄子孙探索世界的每一次华丽转身。关于裤子的话题，却远未结束。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13年第03期 作者： 朱骁华 稿件整理：喵小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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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管仲辅助齐桓公，做了诸侯的霸主，一匡天下。要没有管仲，我们都要披散头发，衣襟开向左边，成为蛮族统治下的人民了！”这段话的确是极公正的评价。以管仲和鲍叔牙为代表的春秋士人，是春秋时代中最精英的一群人，只有他们能指出这个社会的弊病，回答社会面临的问题。
新官上任前，管仲和齐桓公有一次长谈。

管仲微笑着对齐桓公说：“臣虽蒙受主公恩宠信任，但贱不能临贵，臣爵位卑下，恐难施政。”管仲这个要求，真有点匪夷所思。齐桓公转念一想，却是实情，既然国家要托付于他，他要实权就该给他。于是齐桓公答应了这第一个要求，封国相管仲为“执政之卿”，位在高、国二卿之上。

“谢主公恩赏。臣虽已贵为上卿，然贫不能使富。”原来是要钱，管仲还真是“贪得无厌”啊。

“临淄各市，有司所得税赋十分之三归国相所有，国相富可敌国了。”齐桓公说，然后得意地看着管仲。

“臣蒙主公赐以富、贵，然疏不能治亲。”管仲谢恩后又提出了第三个难题。

齐桓公一听，愣住了。齐国姜姓，高、国二氏及其他大夫，要么出自公族，要么有联姻之亲，虽齐国任人用政不像鲁国那般强调亲贵，但以管仲贫寒士族出身，族中又无近亲与权贵联姻——在宗法关系尚存的时代，起用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外人来主管事务，周围这些沾亲带故的大臣们会怎么想？

齐桓公沉吟一下，突然想到齐国开国之君太公姜尚的故事，当年太公为周文王师，后又辅佐武王。一个外姓人，后来被武王尊称为“尚父”，可依此例吧。“这样吧，寡人改称国相为‘仲父’，寡人执晚辈子侄之礼，命国人不得称国相之名，皆称字，国相以为如何？”

霎时间，一股从心底最深处涌动的热血，在管仲胸膈之间开阖鼓荡，以至言语艰难：“昔日罪臣，辱蒙主公托付国事，逾格恩宠，粉身难报。”

当时间过去两百多年后，孔子如此评价这个历史片段：“管仲之贤而不得此三权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伯。”——即便如管仲之贤，如果不能得到这三大权力，就不能使齐国面南称霸。

称霸是前无古人之事，当用非常手段。管仲这么想，可以理解。齐桓公能答应这三个“离谱”的要求，就很令人深思了。不仅是他个人性格使然，也与东周天子衰微礼崩乐坏有关，在宗法制度受到巨大冲击的情形下，齐桓公才敢于开先河，做前人从未做过之事。历史上，齐国曾是一个多灾的国度，齐襄公乱政更使齐国几近崩溃的边缘。当齐桓公登上了高高的君主宝座，照理讲他应该感到高兴才对，然而恰恰相反，直面齐襄公留下来的一片残山剩水，齐桓公产生了深深的忧患意识。对此，《管子·小匡》载齐桓公语：“昔先君襄公，高台广池，湛乐饮酒，不听国政。……是以国家不日益，不月长。”正是这种忧患意识，赋予了齐桓公敢为天下先的气势。

多少政治人物梦想拥有的施展拳脚的权力和平台，管仲奇迹般地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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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最古老的单簧气鸣乐器，今天所见关于羌笛较早的文献记载出现在东汉。马融在《长笛赋》里说：“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故本四孔加以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何旺全认为，羌族最古老的羌笛源自老鹰的腿骨。而在羌笛龚派传人龚代仁的口中，羌笛的诞生却有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

远古时期，天神派了一男一女来到人间，男名杨宝，女名歌布，他们一个在河西，一个在河东。河水湍急难渡，住在河西的杨宝便发明了羌笛，而河东的歌布则吹着口弦，两人笛弦相和，以寄思念。后来二人溯流而上，终于相会。

今天可以断定，岷江上游的羌笛，是由先秦时期迁徙至此的羌人带来，在此之前，羌笛是羌人在大西北地区使用的一种乐器。

1959年前后，在青海省柴达木盆地南部，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距今约3000年的“诺木洪文化”遗址，其中，出土了大量的4音孔骨笛。

“诺木洪文化”是公认的羌系民族先祖创造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骨笛或许就是羌笛的雏形。然而，一节不会说话的骨头，毕竟不能向世人展示更多的历史细节。诺木洪、河姆渡及河南舞阳贾湖村新石器遗址出土的这些原始骨笛，其结构与现在的羌笛完全不同。那么，羌笛究竟是不是由骨笛进化而成？中间的过程又是怎样？学者们一直在试图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但直到今天，依然存在诸多谜团。

音乐学家宋西平教授曾发表过一篇颠覆传统的羌笛进化观点的论文。他将羌笛和一种名为“Zummara”的诞生于近东与西亚一带的远古笛子进行对比。据他分析，虽然华夏笛子种类很多，但均为顺簧，只有羌笛是逆簧，这是羌笛区别于其他笛子的唯一特征，是羌笛的“DNA”。而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可能起源于古埃及的“Zummara”也为逆簧，连外形都与羌笛一模一样。他将“Zummara”奏出的充满伊斯兰风格的音乐片断，与流行于四川茂县、理县地区的传统羌笛音乐作对比，发现这两种特征完全不同的旋律，在去掉装饰音后，竟有着惊人的相似。如果再把它们放在同一调性下，便不难发现，这是同一段旋律，只是穿上了不同的“衣服”。

联系到古代羌族曾从西亚向华夏东迁的历史，或许产生于西亚的“Zummara”就是今天羌笛的祖先，当然，也存在另一种的可能，即“Zummara”就是羌笛。而“Zummara”是它的本名。今天羌族人自称“日麦”或“日玛”，其本意可能原本指称的就是“Zummara”，意为“吹笛子的人”。从殷商甲骨文上与娱乐活动有关的文字来判断，当时商人的正统乐器以钟、鼓为主，甲骨文专家徐进雄教授就将龟甲上出现的“殷”字解释为“一手拿着棒槌，敲打钟鼓一类的乐器状”，可见商人的乐器仍以击打的鼓乐为重。而羌人吹的羌笛，与之存在鲜明的反差。因此，羌人就用“Zummara”自称，以便和其他族群相区别。

文章出自 《中华遗产》2011年05月 作者：焦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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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2000多万的常住人口中，留居半年以上的非京籍人口已将近四成。2013年某网站推出的针对中国居民的口味调查显示，全国最能吃辣、最爱喝酒、最爱吃甜、最能吃苦的十大城市中，北京均位居其列，这一现象当然有外来人口的功劳。不惟当下，历史上的北京也同样滋味丰富。

人来京想吃土产，我大多推荐豆汁。豆汁是陈味，又不同于腊肉梅菜腐乳一类的陈中有鲜，它似腐非腐，不是简单的酸甜，风评有说似泔水，甚者也有说像孟婆汤的，从寻常审味的角度评价，大体可用两个字概括——难喝。不过，本地土著却独好这口。

然而北京所谓的“土著”，其实并不纯粹。自商汤以降，鬼方、赤狄、山戎诸民族在这块土地上隳突来去。之后，在近三千年间，各地各国人流在此地络绎不绝，饮食上便杂糅了无数外来因素。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这当世最堪称京味的——豆汁。豆汁初见于辽，《燕京风俗志/录》称其以绿豆制成，颜色灰暗，味甜酸。可惜此书早已散佚，今人多以为其著于清朝。五代时期，契丹主耶律阿保机征服奚族，在公元916年建立辽国，后以今北京为五京之一，称南京析津府或燕京。契丹族御使奚、汉、渤海等民族，所部兼有农耕、游牧和渔猎，饮食方面也俱各方所长。辽人食肉量大，烹肉有濡肉（煮肉）、炙肉、腊肉、肉糜（肉粥）等多种制法，且几无忌口，谷食中又偏爱加入奶及油脂。如此食性，恐怕连北方少数民族也不易妥当消化。虽然饮茶或许可以化解油腻之感，但一来茶叶贸易易受中原限制，一旦双方交恶便会马上断档，二来，茶叶里的鞣酸与日常所食的羊肉相克，容易引起便秘。豆汁，于是就在这种背景下顺理成章地诞生了。

旧京卖豆汁有行商也有坐商，行商是从坐商处买来成品，再担去街巷叫卖，坐商就是粉房，等于销售副产品。豆汁可以生饮，酸味更明确。若再冰镇一下，因发酵过的绿豆淀粉没有沉淀，口中颗粒感强，会更加利口。旧时北京人拿它当水喝，浸在冰里，咽喉肿胀的，一碗就能消除。
作为粉皮的副产品，豆汁以下又一层的副产品是发酵过的绿豆豆渣，俚称“麻豆腐”，世人对它的接受度与豆汁不分伯仲，多是北京本地人才有兴趣。

麻豆腐口感面又微沙，酸更有甚，助消化自不必说。为降住这怪味，需撒上小把葱花和青黄豆嘴（稍发芽的青豆黄豆），加雪里蕻增加咸香，再着意以羊油炒制。羊油不是普通提炼出来的皮下脂肪，是河北产的小尾寒羊去皮后的尾巴油，此处肥鲜甚于常品，兼有些许腥膻，正与麻豆腐味相得。吃时再淋上炸辣椒油，配碗米饭，五色五味虽不算正，一观一品也还琳琅。

乡井间的北京人口味大多偏厚，烹饪方法也沿袭了鲁菜。鲁菜调味分有先后，先调称“焌”，后调称“炝”，如今常混称，北京尤其将“焌”作“炝”，多称“炝锅”，少称“焌锅”。炝锅相对清巧一些，是以热水或油先治主料，后下葱、姜、酱醋调味，适于烹饪细致的菜。北京人也有简便的做法，即把葱、姜、蒜诸味调好后，用热水一沏，可下面可做汤，开胃理气，俚称“倒炝锅”。

近千年后，世人皆知北京产二锅头，有两个品牌行销全国。此酒创于清康熙年间，前门外的源升号酒坊，为优化烧酒普遍存在的低沸点杂液问题，将蒸馏冷却器中第一锅冷却的酒头和第三锅冷却的酒尾提出，保留第二锅冷却的酒腰，即二锅之酒头，新酒遂名。二锅头是北京罕有的原创且大行于后世的商品，究其产生原因，一方面是当时国家初定，粮食产量提高，对酒的口味就有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从北方南下的满清政权渐渐稳固，进一步学习中原文明，但对北方少数民族而言，中原人习惯喝的黄酒毕竟一时不易接受，曲酒也不免药味偏重，杂质较多的烧酒酒精度低又易伤身，这就需要在满清皇室贵胄扎堆的北京，创造出一种口味熟悉而品质又有所提升的新酒。

如今物流渐盛，各地烧酒汇聚北京都不困难，但毕竟多年浸染，又兼有对乡产的自珍，即使有上品酒可供选择，本地人独饮宴客时也还是更愿意摆上几杯二锅头。北京人重视这个酒，席上不会接受对它的批评，可以被侮辱酒量，但不能被侮辱酒味，即便内心对它的层次有着清醒的认识。广告常说，二锅头是咱北京人的酒，但三千年存亡绝续沧海桑田，谁又是真真正正的北京人呢？帝都的口味，来自八方。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15年第01期作者：知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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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八月，京城某私人宅园里，一场戏剧晚会正在进行。这是一个非常私密性的晚会，但绝对算得上是全京城档次最高的晚会。上演的戏剧是当时最流行的《长生殿》。

《长生殿》是出大戏，操办起来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耗资巨大，非一般人家可以承受。而且本次演出阵营阵容强大，并不是什么私人的“家伶”或草台班子，登台演出的是本剧首演的原班人马——京城最负盛名的内聚班。这场演出，是为了一个人的寿宴。这个人就是《长生殿》的原创作者、大清帝国戏剧界大腕级的作家、“北孔南洪”中的“南洪”——洪昇。这无疑是帝国文艺界的一次盛会，除了文艺界人士、社会名流，很多政界高级领导也亮相于狂欢的人群中。

月上东山，檀板凝风，清歌遏云。

当舞台上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进入高潮时，一队官兵包围了洪家宅园。为首的军官出示了来自上层的手谕：国丧期间，张乐聚会，大不敬，奉旨封禁。全部在场人员，一律拘押。这次有计划的大缉捕行动，很快就传遍了京城。有传言说，这是由于某个政界重要人物发了话，才引发的严打。而后，果然有给事中黄六鸿以国恤张乐为大不敬之罪名，上章弹劾。理由是孝懿皇后佟氏于前一月病逝，此时犹未除服。“谓是日系国忌，设宴张乐，为大不敬，请按律治罪。”

接下来，皇帝的谕旨很快下到了刑部。五十多个被卷入其中的人均被议处罚。包括侍读学士朱典、赞善赵执信、台湾知府翁世庸等人，都被革职。而本场悲剧的主人——那位在帝国国学（国子监）中挂了近30年空名的洪昇，在被国子监除名后，投入刑部大狱。

真可谓是“可怜一夜《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

洪昇（1645-1704），字昉思，号稗畦，另号稗村、南屏樵者，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生长在一个“累叶清华”的书香世家。外祖父黄机，擅长翰墨，博学多才，康熙时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洪昇自幼从名师攻读经史，后来渐渐显露出文学方面的天才。20岁那年，完婚后的洪昇入南屏寺僧舍苦读制艺，准备走仕途之路。

康熙七年（1668年），洪终于获得了机会，前往北京的国子监就读。而这个文艺青年入京后才发现，仕途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容易。一年后，他情绪低落地返回了南方。之后，经过一阵的反思，洪昇开始尝试另一种生活——一种诗人的生活。于是他仗剑轻裘，再次北上，游荡于直隶、河南一带。凭吊古迹，探幽访贤。回乡不久，又出游严州（今浙江建德）、绍兴。这种浪子的生活，自然不能受容于书香世宦之家。父母不满他的行为，与他断绝了关系。从此，仕途无望、失欢于双亲的年轻文艺爱好者洪，再次离家北游，此后，便像个孤魂一样飘然于当涂、芜湖、江宁（今南京）、开封之间。

大约从康熙十三年（1674年）开始，洪的影子出现在了北京的街头。这时，他不过是一个囊空羞涩，衣食无着的穷艺术家而已，如同所有“北漂”所经历过的一样，洪不得不四处奔走，投诗于宦门，寻找机会。还好，内阁学士、经筵讲官李天馥读到了他的诗，十分欣赏他的文才，于是将他留在府中授馆。“出则后车载，食则四簋具”。两人常一起切磋诗词、讨论歌赋，有时一谈就是到深夜。

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诏举博学鸿儒。洪携家眷至京，原想有所收获。可惜没找到合适的推荐人，没能搭上仕途的顺风车。

后来，一位著名的学者型干部——户部侍郎王士祯读到了洪昇的诗集，十分赏识，收他作了门生。从此，洪昇慢慢在京城文坛站住了脚跟。北京毕竟是首善之都，人文荟萃。洪好交游，性格又谦逊，文学底子也差强人意，加之在北京有一大堆文艺界的朋友，包括施闰章、孙枝蔚、陈维崧这样出身于博学鸿儒科的大家。可想可知，游学其中的洪在学问上当然会有精进。

由于坎坷的生活经历，洪昇用戏曲来抒发情感的创作冲动越来越强烈。康熙十八年（1679年），洪昇动笔修改了反映唐明皇与杨贵妃爱情故事的旧作《沉香亭》，更名《舞霓裳》，并取得了演出的成功。从此，他的创作偏重于戏曲，而生活也随着创作的转型愈加戏剧化。

《舞 霓裳》写成不久，洪昇的父亲失宠被革职谪戌，洪昇闻讯后，号泣南奔，欲尽人子之孝。到了杭州后不久，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大约十二月间，康熙皇帝因太和殿遭遇 火灾，颁诏天下，施行大赦。洪昇之父因而获释。洪昇不觉感慨万分，叹人生悲喜变幻无常。回京后，他以更大热情投入到戏曲创作中。

为了事业，洪昇不 得不求助于政治文人的庇护。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他南游苏州，结识了江宁巡抚余国柱。这个人后来成为明珠一党的核心人物。在苏州期间，洪昇甚至用余 国柱馈赠之金娶了苏州歌妓邓氏为妾。后来，步步高升的余国柱调到中央，当上了户部尚书（相当于现代的财政部长），之后又升为武英殿大学士，与明珠联手擅 权，人称“余秦桧”。

“国丧演剧”事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人们的热门话题。

后来，渐渐有人揭开了更深的内幕。

此 前一年，朝中的徐乾学、高士奇嗾使郭琇公开弹劾内阁权臣明珠，导致明珠被逐出了内阁。但明珠依然得“交领侍卫内大臣酌量任用”，势未全圮。由于洪昇与徐乾 学、高士奇等人关系密切，而《长生殿》所写兴亡之恨，在明清之际是个敏感问题，于是明珠等人便抓住了这个机会，借洪昇在国丧期间演剧来打击政敌。人们相信， 这一事件不过是徐、高之流打击明珠一党行动的攻势余波。洪昇不过是此次党争的牺牲品。

“国丧演剧”事件虽然断送了洪昇的仕途，却在某种程度上使《长生殿》名气越来越大。

洪昇突遭劫难，在京中备受白眼揶揄，带着妻子跑到西山躲了一阵，但终于由于压力太大，不得已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离开了定居近17年的北京，返回故乡杭州。回乡后，他疏狂如故，放浪西湖之上，写诗、填词、作曲，全然一发副艺术家的风范了。

渐渐地，朝廷政策也开始宽松起来。

事发6年之后，《长生殿》付刻，由洪昇的老友毛奇龄作序，序中说：“予敢序哉？虽然，在圣明固宥之矣。”明确指出：康熙帝已不再追究这部剧本了。

康 熙三十六年（1697年），一个以文臣自居、同时又好做艺术家经纪人的朝廷省级官员江苏巡抚宋荦命人安排演出《长生殿》。戏台设在开阔的河岸边，水陆观者 如蚁，极一时之盛。洪昇作为资深的老艺术家，这一次得到了最高极别的招待。在宴席上，他“狂态复发，解衣箕踞，纵饮如故”……

之后，《长生 殿》在吴山、松江等地相继上演，大获成功。康熙四十三年（1704），应江南提督张云翼的邀请，年已六旬的洪昇乘兴游松江。再次受到热情款待，被安排坐上宾 之席，会见当地名流，享受美酒佳肴，观看艺人扮演《长升殿》；三军将士，都以能结交洪昇为荣。江宁织造曹寅闻讯，也派人将洪昇请到江宁，集南北名流为盛会，独 让洪昇居上座，演出全本《长生殿》，历三昼夜始毕。

盛极之后，洪昇自江宁返杭州，过乌镇时却不幸因酒醉失足落水，一代杰出的剧作家竟这样离去了。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08年第06期 作者： 胡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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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这是李清照在她人生的最后一个元宵节时的感旧之作，它引发了后人无穷无尽的同情之泪。临安城内张灯结彩，歌舞升平，词人不由回想起昔日汴梁元宵节的盛况，而如今自己流落异乡，憔悴不堪。

当时的临安正有许多的北方移民有着同李清照一样的切切思乡之情。他们在风俗传统上不忘旧日，在日常的穿戴、语言上也尽量保持着原来的习惯。他们依然说着令人亲切的汴梁话，甚至形成了一个“汴梁方言区”。汴梁话成为朝廷官话，也成为临安的强势语言。临安的土著为了与这批处于统治地位的汴梁人打交道，也只能学说汴梁话。久而久之，杂合了当地特点的“临安汴梁话”也就成为了临安一带的方言，甚至完全取代了原来的方言。

在临安占据强势地位的不仅仅是东京的语言，还有许许多多首都的风土人情，也尽可能多地被搬到了新都城中来。比如故都汴梁的金明池故事，居然也在西湖里全盘上演起来。

苏堤春晓、曲苑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形成于南宋时期的西湖十景至今仍是游人如织的所在。而不为人知的是，“游西湖”这项风俗的形成，却是因为临安人对遥远的北方、夕日首都另一处繁华胜地金明池的怀念。

赵匡胤得天下后，常去观习“水战”，宋太宗临朝，凿金明池，春夏之际，水军们在此操习水战兵法。在开凿金明池近20年后，太宗又一次来到池边，随手将银瓯扔到水里，命令军卒潜水去取银瓯，表演“竞渡之戏”，开创了金明池用于娱乐的先河。宋真宗时期，水战已经演变成了“争标”。人们在水面插一根缠着彩色锦缎的长竿，称为“锦标”，竞渡的船只以首先夺取锦标者为胜。

到了临安，龙舟竞赛在硕大的西湖中发生了变化，六条龙舟分成两队，向立在湖心的一根挂着锦彩、银碗、纸币的“标竿”划去，条条龙舟像离弦的箭一样，直奔“标竿”。岸上，成千上万的市民们，以喧天锣鼓声和欢呼声给湖内“争标”的龙舟鼓劲，热闹程度比在金明池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到了二三月春暖花开之时，西湖几乎天天举行划船比赛，加上周边景点的吸引，四时节庆的风景，临安几乎人人都到湖边拈花游玩。

杭州丝绸、小笼包、御用青瓷……就连白娘子传奇，这些个在我们现代人想来具有鲜明江南色彩的杭州名片，看来都在八百年前与古老的汴梁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大量北宋精英带来的时尚与品位，真真切切地改变了这座城市原本的样貌。桩桩往事，诉不尽有宋一朝的纠结心情，也让杭州成为美丽汴梁的翻版……

文章来自中华遗产杂志2008年第10期，作者：汪圣锋，整稿：僵尸古微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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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在临安如故乡

南迁名吃有很多。东京饮食占领了临安市场，并不断发展。今天尽人皆知的开封灌汤包子，相传是来自当年东京汴梁 “玉楼”的“山洞梅花包子”。而追踪到临安的美食谱中，当时的“灌汤馒头”与“山洞梅花包子”同出一源——宋代的包子有时就被称为“馒头”。

问起今日的杭州人，在他们的印象中与北地息息相关的饮食就是牛、羊肉。有道老杭州菜叫“盐蘸羊肉”，就是将上好的羊肉白煮，然后切成薄片，蘸着盐水作料来吃。这种简单和风味怎么都与崇尚糯、甜的南派吃食不同。因此也疑似来自北方。

饮食为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是最重要的物质文明。而饮食是有地域特点的，依据一定的地理环境各地都会形成不同风格的口味，同时也随着时代和生活的不断变化接受外来新异或高级的饮食文化。

迁移到外地的居民，总是在相当时期内保持着原有的饮食习俗。南宋时期随着北方移民的大批迁入并成为当地人口的主体部分，饮食结构和爱好发生了重大改变。

被从汴京带到临安的当然不仅仅是满足口腹之欲的食肆酒家，还有满足休闲生活的勾栏瓦舍。

勾栏瓦舍是什么呢？在“瓦舍”这种占地规模很可观的院子里，有很多大小不同的勾栏提供各种娱乐演出活动，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和兴趣爱好，进了瓦舍，必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一款。

我们经常想象，没有电脑、手机、网络的古代业余生活是多么无聊枯燥，其实这完全是误解。他们可看可玩可赏的娱乐活动太多了。单就在瓦舍中进行的演出一类，在北宋就有二十余种，而到南宋则发展为五十余种：有小说、讲史、诸宫调、合生、武艺、杂技、傀儡戏、影戏、讲笑话、猜谜语、舞蹈、滑稽表演，还有双人足球表演的“踢球”，男女相扑、马球、高跷、戏法幻术……可以说是百戏杂陈，包容万象。

“说书”在当时也十分流行。说书又称为说话，与鼓子词、赚词和诸宫调等表演属同种类型。临安城的瓦舍里说话天天开场。说书的内容分为四种：小说、说铁骑几儿、说经和讲史。其中讲史最有名的是北瓦。北瓦内有两座勾栏专为讲史而设，他们说的既有刘项争霸、三国故事、黄巢起义等“古书”，又有说新话的，讲南宋抗金的故事。

这些人数众多的宋代说话人还互相联络，成立行会，组织书会。书会中有专门为说话人编写底本的才人。有的艺人把自己讲唱的故事记录下来，或请才人帮助整理成“话本”，成为流传至今的不少小说的来源。

文章来自中华遗产杂志2008年第10期，作者：汪圣锋，整稿：僵尸古微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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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和杭州，一个是北宋首都，一个是南宋都城。没有前者的毁灭，就没有后者的新生。八百七十年前，因为宋都的旷世大南迁，杭州地位不仅由此得到提升，城市也被全面换血。江南湿润的空间里，弥漫着北方的粗犷与豪放。溯根寻源，“人间天堂”杭州，其实是开封？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南宋词人林升痛惜王朝的偏安之慨，不禁让我们要追问一个隐藏在历史深处的问题：曾经的吴越之都杭州，在千年前那场翻天覆地的巨变中，是否可能真的被北宋都城汴梁的 “南渡之潮” 完全改变？江南杭州，竟浸透着开封的点点滴滴？

临安，南渡人的归航灯塔。

李唐，河阳三城人，自幼饱读诗书酷爱绘画，赴东京汴梁参加皇家画院考试，试题是《竹锁桥边卖酒家》。应试者绞尽脑汁在“酒家”上做文章，惟有李唐在画中没有刻意表现酒家，只在桥头竹林外挂一酒帘，将一个“锁”字表达得淋漓尽致。成为魁首。

但宁静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北宋遭到了灭顶之灾，李唐也未能幸免。后一心投奔高宗的李唐来到了临安，以街头卖画为生，后来李唐一封投名帖上报朝廷，皇帝闻奏立即诏李唐复入画院，奉为待诏，并赐金带。此时的李唐已是八十岁左右的老人了。

高宗器重李唐，但是时代毕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连李唐自己也觉得再难回到过去。他时常望着自己在北方所画的《万壑松风图》深深叹息。李唐感觉自己胸中再无丘壑，也没有精心布局的大手笔，只能画《清溪渔隐图》这样充满隐逸、简略味道的作品了。

这不是李唐个人的命运，而是一个时代的写照。

高宗赵构在军事上不思收复失地，遭后人批评，但在文化教育上他却颇多建树。高宗扶持文教事业的政策吸引了大量文人墨客云集临安。故而“弦诵之声，往往相闻”。

就像二战时，知识分子纷纷逃亡美国从而振兴了美国的文化和科技事业一样，“靖康之难”发生后，大量涌入临安的知识分子，使得这座城市成为了中国新的文化中心。南宋一百五十余年间，最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都曾在这里安家落户。

南宋赵异在《朝野类要》中提及当时有这样一种称呼——“归正人”。何为“归正人”？中原沦 陷以后，当时随同宗室南渡的北方士人众多，但是像李唐那样在沦陷区辗转逗留过的也很多，他们在南宋基本定鼎后逃归南宋，于是被称为“归正人”或者“归明人”。除了官宦、文人、国家工匠，归正人中还有大量的军士和普通百姓，他们到达的临安，已经是一座南人北人混杂的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奇特的一座城市……

文章来自中华遗产杂志2008年第10期，作者：汪圣锋，整稿：僵尸古微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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