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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中有一条河叫“丹水”，它在“南山”地区似乎无处不在：它出于丹穴之山，又出于竹山、南山、上山、蟲（chong）尾山，其间跨度千里；它物产丰富：预兆盛世的凤凰飞于河上，神奇的人鱼在水中游荡，五色的农作物“丹木”两岸丰收，各种玉石铺满了河床。而最为神奇的是，这条《山海经》中的丹水不是传说，它就是今天的丹江。

然而在历史上，丹江还有着世人所不知的辉煌：它塑造了一个辉煌的城市—丹阳，而这座城市成就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南方第一强国—楚国。

殷商中晚期时，丹江迎来了一批新的移民—-位于关中地区的祝融部落，他们因合作伙伴鬼方部落的西迁，难以继续独立对抗商朝，祝融族的新首领季连遂率领族人进行战略转移。祝融部落原定居在楚丘，人称楚人。在丹淅一带早有祝融后裔活动，楚人来投，含有认族和互相依托的意思

不过，让楚人逆转的那个人并不是季连，而是殷商晚期的另外一个荆楚部落首领芈鬻（音：米育）熊。芈鬻熊以“芈”为姓，以“熊”为氏，自称“熊方国”。所谓方国，是经过商王朝册封的、低于王国而高于部落的、高度自治的政治实体。但是，荆楚并没有得到殷商王朝的册封，在商王朝的眼里，当时的楚人只不过是一支弱小的部落而已，但芈鬻熊坚持自己群体足够强大成为方国且不需商朝册封，故自称为“熊方国”。

殷商时期，各国诸侯为了表明自己对商王朝的忠心，都会亲自或者派自己的长子到殷都做官，其实质是做人质。芈鬻熊与商纣王处于同一个时期。为了能够缓和与商朝的关系，芈鬻熊也曾到殷都做了商纣王的臣子。但芈鬻熊认为纣王不贤殷商将倾，于是，他偷偷地逃出殷都，回到熊方国，在丹阳之地建城，开始率领族人大规模的修建城池，开拓疆土。

芈鬻熊将都城选在这里，主要有三个“水”因。一是军事防御。丹阳城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可谓是易守难攻，且一旦难守可顺丹江下汉江，向南有广阔的战略空间。二是交通便利。熊方国四周有诸多方国，各方国可以通过丹江和淅水水路到丹阳贸易。三是利于农业发展。

凭借丹淅的地理优势，建城后的楚族迅速强大了起来。此时商周大战爆发，楚人面临一次站队的选择。选商楚人可能获得梦寐以求的正式册封，摆脱“山寨”方国的地位；而选周则可能会面临无数战争，且必然打断族群的发展。当然如果周取得胜利，则可获得更多的利益。两难之下，芈鬻熊只身朝见周文王，成为“文王师”，但楚人远离商周大战，军事保持中立。这个决策为熊方国赢得了一个和平发展的机会。

周王灭商后，周成王封芈鬻熊重孙熊绎为子爵，自此，熊方国更名为楚国，并且正式在周王朝中有了诸侯国的地位。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14年第11期 作者： 田野 稿件整理：喵小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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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机关”，你的脑海里首先会浮现什么？是某种接近于暗器的装置，还是一种社会组织？又或者是“机关算尽太聪明”里的人的心思？
《列子.汤问篇》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远在三千年前的西周，一个叫偃师的工匠给周穆王献上一具人偶。起初穆王以为是偃师的随从，不以为意。在得知这是偃师用木头造的之后，非常惊讶，把自己的宠姬也叫来一起观看。只见那偶人前进、后退、前俯、后仰，动作和真人无一不像。表演结束后，那偶人还向王的宠姬抛了抛媚眼。这一抛令周穆王勃然大怒，认定眼前的人偶一定是个真人，要将偃师当场处决。偃师急中生智，立刻上前将偶人拆开来给周穆王看。经过仔细“检测”，周穆王发现：它终究不过是一堆由木头和皮革组成、涂以胶漆和颜料的“死物”而已，偃师这才躲过一场杀身之祸。
在这个故事里，有意思的是周穆王检验它的方法：“王试废其心，则口不能言；废其肝，则目不能视；废其肾，则足不能步。”这实际是一种标准的科学方法：将伶人视为一个“黑盒子”系统，借由不同的“输入”与“输出”，推敲各种器官所主宰的功能。得出的结论是：伶人的心、肝和肾，分别在语言、视觉与步行这三项功能中扮演关键角色——从中我们已能约略窥见古人通过在假人里设置机关、以内脏控制肢体的秘密。
如果说西周因年代过于久远而更具神话般的色彩，那么从春秋战国直至汉魏，史载中的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开始可信了。三国时魏国的马钧被人称为“木圣”。他复原了众多过去只闻其名、未见其物的机关发明。史载，一个藩国向魏明帝进贡一种杂耍，名为“百戏”，明帝叫人把它装设在洛阳宫里，可安装完成后，众多木偶人却呆若木鸡，动不起来。明帝问马钧：“你能使这些木偶活动吗？”马钧肯定地回答道：“能！”明帝遂命马钧加以改造。马钧叫人购买了上等的木料，叫工人依照他设计好的图样，雕成许多整齐排列的木齿轮，同时建起一座大蓄水池，以水力驱动控制木偶的机关。当魏明帝前来观看时，只见木偶们有的击鼓，有的吹萧，有的跳舞，有的耍剑，有的骑马，有的在绳上倒立，还有百官行署，真是变化无穷。其巧妙程度比原来的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中国历史上，隋炀帝杨广是一个颇遭非议的皇帝。除了大兴土木和荒淫无度之外，“玩物”也是其喜好之一。据说他因喜爱一个会讲故事的柳姓秘书到了极点，令人做了一个和柳一模一样的木制玩偶，摆在床头。这个木人的腹部装有机关，能够站起来、坐下去，并能行跪拜礼。每当在后宫夜饮，他就叫宫人把柳的木像放在桌上，供他玩耍。
据专给皇家修史的人说，这个奢华的隋炀帝，曾下令给自己修了座私人图书馆，叫观文殿，仅书房就盖了十二间。最特别的是门。它上挂锦幔，门后藏两个“飞仙”，在门口的地面埋设有机关。每当杨广驾临，就有宫人捧着香炉在前开路，在距离馆门一丈远的地方停下来，一踩暗钮，便触动机关——飞仙就降下来，手捧锦幔卷起，窗户立即打开，室内的书橱也同时开启。当皇帝的车驾返回宫殿时，门窗又都自动关闭，恢复正常。这所有的动作都是一个机关在控制。
机关之术发展到唐朝，估计已颇为普及，且花样繁多。比如郴州刺史王琚，用木头雕刻成一只木獭，将它沉到水里就能自动捕鱼，捕到鱼后便会伸着头颈浮出水面。唐朝武则天如意年间，海州向朝廷进献了一位匠人，能制造十二时辰车，其特别之处在于：当车辕转到正南时，午门便自动开放，有驾车的马与人从门里探身出来，比指南车更为先进。
以上总总，都提示了一个关键的进步。即：此时的木制机械，已经不只是按下开关后依照预先设计好的顺序自动运转了，而是能“分辨”外界的反应以进行自动调节。可以说，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智能”，这种智能有时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
在事物的运动变化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很细微的东西，它的状态的改变，影响并决定着整个事物的运动变化。这种东西就是“机”。《韵会》说：“机，要也，会也，密也。”在古代随处可见的机关装置里，正隐含着“机”的要义：是要害，是枢纽，是事物里秘而不宣的那部分。
“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无处不在，但最终还是存在于人的自身。人不仅可以创造出“机”，而且可以通过它，影响乃至驾驭自然。可以说，“机发”思想正是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上一项重大成果，它阐明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原理：“见微可以知著，用小可以制大。”这样，就从“几”的“见微知著”，发展到“机”的“以微制著”。
清朝末年，状元实业家张謇在家乡南通兴办新式工厂，光绪的老师翁同龢差人送去一副对联，上联书：“机枢之发，动乎天地”。这八个字极为精妙传神地传达了一个信号：中国儒生精英的观念正在发生自汉代以来最重大的转变——跳出个人内心，开始撬动外部世界。这一转变的触发点，正是“机”。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杂志 2009年第04期 作者： 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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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夏天，西汉初年长沙国第一代侯利苍的夫人——辛追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出土时辛追面容姣好，身上还穿着纹饰精美的丝质衣服，浑身透出一种雍容华贵的气质。她在底下沉睡已逾千年，包裹在她身上的丝织物都已黏连在一起。专家们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为辛追褪去那穿戴了两千多年的衣裳，足足二十层的丝绸。
中国是世界上最先发明丝绸的国家。 根据考古发现表明，距今六七千年以前，中国就开始饲养家蚕和织造丝绸了。在此后四五千年时间内，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唯一能够织造轻柔美丽的丝绸的国家，到了汉代，更是打通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向世界各国大量输出丝绸，因而被古代世界各国称之为“丝国”。
“春草鸡翘凫翁濯，郁金半见湘白（yuè）”，这是《急就篇》中对织物颜色的描绘。马王堆的丝绸花样繁多，这说明今天纺织业运用的绝大多数技法，西汉古人就已经掌握。而且，掌握的程度精湛得不可思议。这一点可以在出土的一架古瑟上得到证实。
马王堆汉墓里面出了一件乐器，叫瑟，是中国一种很古老的弹拨乐器，主要流行在春秋战国时期。此为25弦瑟，保存异常完整，一根弦都没断。可是你仔细观察它的时候，却发现这个瑟的弦不是金属制造的，而是丝弦！
在西汉早期，冶铁业并不发达，古人拉不出来这么长的金属弦，不得不用丝替代。它是先把377根单丝加捻成一股，然后再用10多股这样的丝再加捻成一根线。也就是说，这根琴弦用了四五千根单丝。但是在琴上，看起来却像一整根似的，非常均匀。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这根弦粗细不均匀，那弹出来的声音将会不准。对于这些琴弦，专家们做了各种研究测试，最终他们得出一个令人惊奇的结论：汉代马王堆25弦瑟，丝弦加捻工艺水准已经相当于现在的电子加捻的水准。在很多人看来，这或许不可能，因为人手劲稍大点小点，或者手上的一点污迹也会影响到这根琴弦的音准，但是古人就做到了非人力可为之事。
在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所有丝织物中，最著名的就要数那件“素纱衣”了。重量不到1两。根据计算，这种衣料每平方米仅重12〜13克，真是薄如蝉翼，轻若烟雾。
在中国古代众多的丝绸品类中，纱是最先出现的。纱的组织结构简单，为平纹交织，表面分布有均匀的方孔，所谓“方孔为纱”。清代学者雷在《古今服纬》中解释“纱”的命名由来，说“言其孔可漏沙也。”可见，纱织得比较疏松，孔眼充满织物的表面，空隙大，因此显得轻薄。纱中最轻薄透明的被称为“轻容”，而素纱衣的料子应当就是“轻容”。
然而，人类发明衣裳，原本是为保暖遮羞，素纱衣既不能保暖，又不能遮羞，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它怎么穿呢？
素纱衣的命名是从材料品类和形制特点两个方面着眼的。“素纱”，是说制作衣裳的材料用的是未经染色的白纱；“衣”，是说衣裳的形制是没有衬里的。素纱衣也可以称作“景衣”或“衣”。
《仪礼•士昏礼》记载的古代婚礼仪式非常繁琐，其中一节有这样的情景：新妇登车，乳母给她套上景衣，车夫才驾驭上路。注意其中的“景衣”，郑玄解释说 ，景衣的用途和明衣差不多，穿上景衣目的是既遮挡路途上飞扬的灰尘，又让里面的文饰显露得鲜明。景也是明。如此看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衣是合乎景衣要求的。素纱衣是古代女子出嫁时套在结婚礼服外面的罩纱。上古三代，夏代尚黑、商代尚白、周代尚红。汉代与周代一样，也尚红。试想新娘身上穿着红色锦衣，文饰灿烂，外面再罩上素白纱衣，何等美丽。正可谓“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 。
中国的衣冠服饰制度，大概在夏商时期初见端倪，到了周代渐趋完善，并被纳入“礼治”范围。在商周前后，随着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形成与发展，人们受到道德、行为规范等方面的约束，造成这个时期的女性服装趋向完善和华丽——一袭长衫把女人的美发挥到极至，这种审美观念对中国妇女服饰观的影响竟长达千余年之久。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09年第10期 作者:熊晓 稿件整理:莫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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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苏州乡下几近塌毁的佛寺，竟引来了顾颉刚、叶恭绰、蔡元培、胡适、刘海粟等一干名士长达十余年的关注，这里面究竟隐藏了什么瑰宝？
顾颉刚的坚守

“神州水乡第一镇”甪（lù）直，地处苏州城东四十里，走进镇口，跨过香花桥，就能看到一座黑瓦黄墙的山门，那便是保圣寺了，元代书法家赵孟頫（fǔ）曾为大殿题写过抱柱联，上联就说“梵宫敕建梁朝，推甫里禅林第一”。

在保圣寺西有一片房子，那是曾经的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1918年，在此任教的苏州人叶圣陶和好友王伯祥邀请顾颉刚来保圣寺游赏时，顾颉刚发现了大殿上的对联，下联为“罗汉溯源惠之，为江南佛像无双”。“惠之”即唐开元年间的雕塑大师杨惠之，与“画圣”吴道子齐名，人称“塑圣”。而赵孟頫提到的“罗汉”，是指大雄宝殿里的十八尊泥塑彩绘罗汉像。与一般寺庙的单独塑像不同，这些罗汉错列于东西两墙山海相间的塑壁之上，将主体形象和壮阔背景融为一体。经他现场确认，这十八尊罗汉虽屡经后人修饰，但其中的四尊却是杨惠之的大作。杨惠之师法“画家四祖”之一的张僧繇，保存他的塑像，即不啻保存张僧繇的画作。于是，1918年顾颉刚的这趟保圣寺之旅，成为日后拯救这批无价之宝的最初机缘。

1922年初夏，顾颉刚陪同北大校医陈万里游览甪直，此时大殿的正梁已折，屋顶也破了大洞，罗汉中有的已经跌倒摔碎，地下满积着瓦砾。同行的陈万里拍下尚存的罗汉，将照片寄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和国学门主任沈兼士，请求出手相助。蔡、沈一看照片，当即致函江苏省教育会会长蒋维乔及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请他们联系本地人士予以保护。该年年底，顾颉刚与“五高”校长沈柏寒在上海碰面，沈氏听说日本人会拆壁画，便询问能否在上海找到这样的人才。顾颉刚立刻给刘海粟写信求援，请他代找日本拆匠。刘氏复信应允。

1923年5月，顾颉刚从王伯祥那里得到消息“保圣寺罗汉风雨之后，真迹不存”，才知去年所付之事一直没有下文，气得夜不能眠，熟料6月1日，王翼之又告诉他“保圣残存罗汉像虽甚危，幸还未倒”。于是，次日一早，他就写作《记杨惠之塑罗汉像》一文，投给《努力周刊》，向全社会发出呼救之声。20日，他收到新一期《努力周刊》，却发现“《塑像记》仍未登出”，遂感叹：“天下不如意事如此多，塑像终无保存之望乎？”

正在顾颉刚一筹莫展时，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机。

7月10日，蔡元培和妻子周峻在苏州举行婚礼，顾颉刚的老师胡适寄来贺信，并建议两位发起成立抢救保圣寺唐塑的组织。13日，蔡元培特为此事造访顾宅，而《努力周刊》也刊登出了顾文。7月下旬，由沈柏寒等人集款，将禅定、讲经、沉思、望雁、寂寞这五尊较完整的罗汉塑像连座拆下，暂时寄放在“五高”的平房里。而抢救罗汉的工作并未中止。1926年，东京大学美术史学教授大村西崖前来考察，回到日本后，出版了《吴郡奇迹：塑壁残影》一书，不久便传到中国，引起中国文化界的震动。

1928年，书画大家叶恭绰因看了《塑壁残影》专程来到甪直，却“见寺多倾堕，未圯者仅一壁”，如此惨状促使他发起唐塑保存会。1929年，“教育部保存甪直唐塑委员会”宣告成立，蔡元培任会长，经费来自教育部、江苏省政府，以及其他捐款。经委员会讨论，决定在大雄宝殿的遗址上建造一座殿堂，原地保存塑像，定名为“古物馆”。建筑师范文照受聘设计馆舍。画坛巨匠徐悲鸿和刘海粟负责制定罗汉像、壁保存方案。具体修置塑像、塑壁的任务则交给了雕塑家江小鹣。而拱门和馆前廊檐两处题额，分别邀请谭延闿和于右任书写。蔡元培还撰写了《甪直保圣寺古物馆记》碑记，由马叙伦手书。

保圣寺里的罗汉像，就这样引来了民国文化艺术领域的顶尖高手，这一阵容不仅空前，大概也能绝后。

1932年夏天，保圣寺罗汉像的抢救工程全部结束，开幕典礼定在11月12日。那天，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为此事奔波多年的蔡元培、顾颉刚等纷纷现身，台阶上、院落里挤满了宾客和乡亲。蔡元培当日在致辞中曾有这样一段独白：“自甪直保圣寺唐塑罗汉像发现，吾国艺术界为之一震……（古物馆）经营三年之久，今日乃克告成，此实为我国艺术界考古界可庆幸之一事。”
这场历时十余年、倾注了太多人心血、接力棒似的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至此终告圆满。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13年第06期 作者： 耿朔 整稿：C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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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麻将游戏中，仅有儒学作为指导思想是不能确保取胜机会的。麻将作为一种实战性很强的娱乐工具，要求游戏者一定要有兵家的思想。在游戏中，如调张，疑牌不打，隔巡如生张等都融入了兵家思想，至于在游戏中的猜牌估张等现象，无不体现了游戏者的斗智斗勇。

然而，运用上述方法并不一定保证能赢，因为在麻将中还有阴阳家的影响，这极为常见，即使你做到了不急不躁的平和心态，但就是屡战屡败，除了在战略战术上的失误外，很有可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手气不好。所谓手气其实说的就是阴阳家的观点，这是一个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可是凡是玩过麻将游戏的人都无时无刻不感到它的存在，它弄得你不信也得信。

大概很少人知道，毛泽东是如何认知麻将的。他善于利用麻将游戏中的智慧来处理工作中的问题。并且不止一次地高度评价麻将，在延安期间，他专门对麻将发表评论。他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三是麻将牌。”“不要看轻了麻将你要是会打麻将，就可以更了解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麻将牌里有哲学哩。”

1949年，当国共谈判代表在北平达成《国内和平协定》之后，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国民党谈判代表刘斐和黄绍。这天天气晴朗，风清气爽，但刘斐的心里却阴霾重重，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茫然无着。后来毛泽东留他们一同进餐，边吃边谈。当谈到个人爱好时，刘斐借机向毛泽东试探道：“你会打麻将吗?”毛泽东随口答道：“晓得些，晓得些。”刘斐接着问：“你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毛泽东反应敏捷，立即明白了对方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笑着答道：“平和，平和，还是平和好，只要和了就行了。”这一语双关、意味深长的回答解除了刘斐的许多顾虑，从而增强了他向共产党靠拢的信心。于是，刘斐满意地笑道：“平和好，那么还有我一份。”后来，国民党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和谈破裂。刘斐却真的定下决心，留在了北平。此事一时传为佳话。

有位读过金庸小说的外国朋友，曾经问中国的一位著名文化学者一个问题：“我究竟该用孔孟的原则来看你们，还是用老庄哲学、墨家的侠义来看你们，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那位学者颇为幽默又意味深长地回答道：“那些书本上的你全都不用看，你只需学会打麻将，你就看懂中国了。”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09年第02期作者：马惠娣、邸蕴 稿件整理：喵小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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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要想读懂中国，学会玩麻将是一种捷径。因为麻将是最真实、最广泛的大众文化，它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其游戏规则是中国人百年来真正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上的诸子百家思想杂糅，发展到如今，要看懂，恐怕不是那么容易，但要用“麻将”作为代表文化，恐怕是最适合不过的了。

中国麻将牌千百年来是由多种棋牌活动融合与演变而形成的，然后，在清代道光至清末时期，形成了一套144张牌和每把13张的定型打法。麻将在其从起源到定型的发展轨迹中，注入了诸多传统文化的精华元素，致使这种游戏有着深奥的理学思想和文化内涵，它体现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儒家文化传统。从某种程度上讲，麻将算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集大成者，包含了古代的天文历法以及儒家、道家、兵家、阴阳家等各家的哲学思想，无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哪个方面都能在其中找到影子。

譬如“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句儒学经典就贯穿在麻将游戏的始终。这里的“从心所欲”即指在打麻将时，每个入局的人，都有着自由操作的广阔空间，他可以随意改变自己的操作程序。麻将桌上，个人意志得以充分体现，不必向人请示、也无须与别人商量。“不逾矩”是说麻将虽有各式各样的打法，但竞赛规则却是由入局者共同参与制定，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规则一经形成，玩麻将的四家都必须遵循约定俗成的规矩去操作，否则“逾矩”，便要被判罚。

儒学倡导的是“中庸之道”，教育人们在“忠恕”的原则下，加强人性修养，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此，麻将的操局者是承袭？是悖逆？从其水平、心态和气势中都能反映出来。通过打麻将，人们可以窥视一个人的心胸和品行，亦即牌如其人、牌品见人品。无论人们怎样掩饰，在雀战中风起云涌之际，各位参战者的为人与品性立显无疑。而那些忧虑、失望、沮丧、懊悔、紧张、急切、企盼、期待、欣喜、惊喜、狂喜等等，各种各样的心态在这里暴露无遗。此时，牌桌已经成为舞台，各种各样的人们在这个舞台上展示着自己的风采。麻将的未知与多变，显示出自身的魅力，搓麻者的行为与心态则折射出人性的复杂与多元，也折射出些许人生的哲理来。因此说，麻将的操局过程就是人性的暴露过程，游戏麻将即是游戏人生。只是麻将可以推倒重来，人生不会再有来世。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09年第02期作者：马惠娣、邸蕴 稿件整理：喵小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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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的东北角，在重重宫殿高墙的包围里，有一座精巧别致的几间连房。漫步过雄伟的“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又艳羡过“珍宝馆”中琳琅满目的皇家珍藏，游客对这座建筑的印象，最多是“珍妃井旁边的小屋”。在重新评估以前，别说游客，就连故宫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发现它的价值，只是把这里作为普通仓库使用。

1994年，在准备对这座仓库的屋顶进行例行修补时，细心的工作人员看到这小房子的顶棚好像很有名堂！对于这里有画这件事情，大家是早就知道的，但是以前只当成普通的壁画而已，并不在意。没料到仓库的整个顶棚上画满了美丽的藤萝花，枝叶招展、栩栩如生。闻讯赶来的专家证实了大家的猜测，这不是普通的壁画，而是盛清时代风行于皇宫的西洋风格通景画，这座漏雨的库房也不是平常的小房子，它正是乾隆倾注一生心血、寄托晚年向往而专门修建的养老休闲之所——倦勤斋。

乾隆皇帝继承皇位之初就曾表示，如果在位60年，就会将皇位“内禅”给儿子。为此，在1771至1776年的5年间，皇宫的东北角大兴土木，在原宁寿宫的基础上修建了一座太上皇宫殿——宁寿全宫。

宁寿宫完成后，其前半部为太上皇临御之所，后半部则由西向东并列着花园、寝宫和畅春园大戏台。因花园的建造、完成都在乾隆年间，人们习惯称之为“乾隆花园”。倦勤斋就坐落在乾隆花园的西北端。

倦勤斋的内装修经过了特别精心的设计制作。乾隆花园的修建年代正值清代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阶段。在皇家的建筑需要上不惜人力物力。从设计、绘图到烫制小样，全部经过御览、钦定、“照样准做”等一系列过程。此时的乾隆皇帝醉心于苏杭秀丽风光，倦勤斋内的细部设计均由宫内量准尺寸“定身打造”，发样交江南地方督办，然后运至北京组装。有些江南物产不适宜北京的干燥气候，如“竹制”装修在北方常常会离缝走样、脱落爆裂。于是在倦勤斋室内营造的自然园景中，凡需要斑竹原材的部分全部采用木雕及髹漆斑竹花纹的方法。工匠们不厌其烦地逐一绘出了满庭“斑竹”，以求传达江南风情，博得龙颜欢悦。

倦勤斋建成后，乾隆非常喜欢这座“文斋”，经常驾临这里。他念念不忘内禅的愿望，掐指计算“颐养”的时间，盼望能早点抛开政务，享受书香与闲情。他还将宫内的宋元书籍和自己的得意诗作经常不断地送到这里，使之成为“敢与重华拟比肩”的书房和珍玩室。

乾隆四十四年，他在诗中盼望着退位后的美景；“设果愿能符，洵为福出群。春秋剩八度，年近一年欣”，乾隆五十二年，他继续着美好的憧憬；但当真正授玺让位的时刻来临，弘历却没有放下对权力的贪恋。乾隆爷训政当起了太上皇，退位成了泡影，“倦勤”的初愿很讽刺地没有实现。存放这里的书籍珍玩，也和小戏台与藤萝画一样，每年只能等到正月的一天，才可以等到皇帝来此小坐，或观赏把玩，或吟咏嗟叹。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08年第05期作者：贝济 稿件整理：喵小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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牯脏节是苗家人祭祀祖先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每隔十三年才过一次，严格按照古老仪式进行。即便是在今天的苗乡，这也是难得一见的。

牛旋塘是牯脏节最壮观的仪式之一，安排在牯脏节的第三日。牛旋塘是由各家牵出将要宰杀祭祖的牯牛，向祖灵通报和展示自家祭品的一个仪式。活动一般选在村子附近比较开阔的场地。这一天，寨里的村民以及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要身着盛装聚集牛旋塘。

一大早，寨里称为“五甲”的五组代表队各自开始扎幡，那是祖先神灵的象征。中午，五甲按序浩浩荡荡进入场地旋牛。供祭祀使用的牯牛要选膘肥体壮的，它们被打扮得五颜六色。在一阵阵的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中，牛被簇拥着走进旋塘，后面跟着穿着百鸟衣的踩牛塘的队伍，服装的下摆缀满了白公鸡羽毛。他们在音乐中一路跳着苗族的传统舞蹈，跟随着牛旋绕于塘中。

每家将牛牵进牛塘后，就会举行一个传统的祭奠仪式。首先，放一串长长的鞭炮昭示祖先，同时也是为了洗去牛身上的邪气；然后，摆出祭品，祭品通常是自家酿制的米酒、糯米饭和鱼干，这些都是苗家人的珍贵食物。在祭祀过程中，一定要向空中喷几口酒以祭奠祖先，还要拉着牛绕塘祭祖，临走还会抓几把泥粘在牛的身上，表示富贵。

在整个仪式中，塘内塘外的人神情肃穆，面容极其虔诚庄严，牯脏头、鬼师们口中念念有词，带领着旋塘队伍一遍遍地在塘中逆时针旋绕。锣鼓、鞭炮、芦笙的声音，与大竹筒发出的雄浑的声响交织在一起，久久回旋在大山之间。他们这是在用古老的方法呼唤着祖先的神灵，诉说着他们千百年来的往事，祈祷着来年的五谷丰登。

第六天虎日的子时，是整个节日最动人心魄的时分。在鬼师念完符之后，牯脏头家的牛被率先宰杀，随着三声炮响，村民纷纷将自己家的牛牵出来拴到祭坛上。在一夜之间，鸡叫头遍十几分钟之内，各家各户手起斧落，几百头牛就被宰杀完毕。随后，这些牛立刻就被支解分割，它们的各个部位也按重要程度分别被送给了主人的亲友。对主人来说，最终留下的只是牛的内脏，所以这个重要的祭祀活动叫做“吃牯脏”。

牛，这个自古以来只有奉献没有索取的生命，用鲜血传递了主人的虔诚，并以这样一种方式完成了自己来到人间的神圣使命。

当黎明来临时，牛的身体被全部分割完毕，它们的角被挂在主人的屋门头，牛角越大代表主人家越富裕兴旺。

在节庆的最后一天，亲朋好友们就要背上分得的牛肉纷纷返家了。大家要在中午前离寨，因为牯脏节后要封山三天，不许进出。对于这样的节日，人们的心情是矛盾而复杂的。虽然我们看到苗家人买牛的义无反顾和宰牛的虔诚，但对年轻人来说，过牯脏节似乎只成为了一种习俗的盲从和各家间的攀比，而不会在意其原本的意义了。牯脏节是贵州许许多多村落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采用传统方式来举行，这些文化景观的特色是否就会消失？

也许只能等到那个时候，才会知道答案。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08年第03期作者：罗莉 稿件整理：喵小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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