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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美术评论家蔡若虹曾做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小人书好比一艘船，一艘满载着人间喜怒哀乐的船⋯⋯巡行在碧波万顷中，经历过大海长期考验。是的，这大海就是小人书的读者，发行量最高时达到4亿册的小人书，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故事。

《红楼梦》是连环画收藏者必藏的书目之一，版本众多，其中最为珍贵的，当属上世纪50年代由三民图书公司出版的13本套书了。最新获得的消息就是：三民图书公司出版的全套初版初印的《红楼梦》上品市价约30万元。

旧时美术界历来有“三不画”之说，即“年画不画，连环画不画，幻灯片不画”。究其原因，其一是因为连环画并不是一个符合美术分类意义的画种，无论是国画还是油画，其分类的依据是所用材料，而连环画几乎囊括了所有的画种；其二，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连环画是“俗文化”，而“真正”的美术是“雅文化”。作为记录精英文化的中国美术史，自然不会将连环画这种“民间艺术”收纳其中。所谓“三不画”的年画、连环画、幻灯片，都是迎合大众口味的东西。

经典的美术作品能够流芳百世，那连环画呢？显然，在专业人士眼里，它不是为了传世而作。如果一个学画者不能进入主流的美术圈子，那么即便他的作品再好，也很快会被历史遗忘。在连环画界，众多鼎鼎大名的连环画家，也只不过在这个特定的圈子里面被人津津乐道而已。

的确，人们一谈及美术，便会自然而然想到国画家齐白石、徐悲鸿；油画家吴作人、董希文；版画家古元、李桦；漫画家张乐平、华君武，却很少有人想到连环画家。所以，学画的人，尤其是画家，如果不是因为特别的原因，是不会选择连环画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大画家纷纷画起小人书来？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画小人书是一项政治任务。自古以来，优秀的画作都会成为商品，有的甚至是千金难求。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这种状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计划经济时代，美术作品是产品，不是商品，因此不允许再被作为商品流通，对于画者而言，卖画为生的路子被堵塞了。著名国画家戴敦邦回忆说，当时，有关方面对美术创作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创作质量更好、数量更多的通俗读物去占领旧连环画阵地。于是这就成了美术创作的基本任务：歌颂新生活、新时代、新气象，赞美建设者。而在艺术形式上则强调普及性，连环画与年画、漫画、宣传画等画种自然就都在推广之列。

提起小人书，有一类最为家喻户晓，它就是“文革”期间出版的“样板戏小人书”。所谓“样板戏小人书”，就是根据当时八部样板戏编绘的，它们是京剧现代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龙江颂》以及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

其实用编绘这个词并不准确，因为没有“编”，只有“绘”，而且是照着样板戏电影一笔一画、照猫画虎似地画。如此“低级”的创作，让名家们颇为痛苦。戴敦邦后来回忆那时的创作时说，因为京剧受舞台的局限，表演基本为程式化，比如剧情中有杨子荣彻夜骑马奔袭威虎山的戏，舞台上不需要出现真马，演员只要手握马鞭做出各种驾驭的动作即可。但要绘制这场戏时，为了原汁原味地体现样板戏，绘画作品也不能任意改动，因为有上级领导明确表示：这是革命样板戏，是画戏而不是画戏的故事，必须照搬重现原剧。这就意味着只能画马鞭而不能画出真马。同样，舞台上房子内均为剖面示人的，连环画也只能画成房子的解剖图。这成了“样板戏小人书”独一无二的特征。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09年第11期作者：介子平 稿件整理：遗世沉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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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一些资质卓绝、以美貌传世的男子，他们也曾获得过世俗的宠爱与追捧。但在英雄、才子大行其道的男权社会，他们或者如花凋零，或者被历史忘记。

因美貌留名青史的卫玠，有一说是直接牺牲在了自己的美色上。卫玠是西晋大臣卫瓘之孙，生得“风神秀异”，他常坐着白羊车在洛阳的街上走。远远望去，恰似白玉雕的塑像，时人称之为“玉人”。谁料卫玠之美举世无双，却也因此祸从天降。一年他到京都游玩，被无数艳丽女子争相围观，“观者如堵墙”，沿途几十里堵塞不通，使他一连几天都无法好好休息。这个体质孱弱的美少年终于累极而病，一病而亡。“时人谓看杀卫玠”

另一位北周美男子独孤信，他的故事则颇令人莞尔。由于人长得美，模仿他的行止都成为一代时尚。某天，他出城打猎，不知不觉中天色已晚，他要赶在宵禁之前奔回家，由于马骑得太快，头上的帽子被吹歪了，也来不及扶正。不明就里的人看了这个样子，大感惊艳，觉得他看起来更加潇洒了。第二天，满街都是模仿独孤信侧帽而行的男人。“侧帽”的典故后来被引用为风流自赏的意思。北宋词人晏几道曾在《浣溪沙》中有云：“侧帽风前花满路”；唐代诗人李商隐也曾写道：“风长应侧帽，路隘岂容车。”

古籍中记载这样的故事还有不少：如“沈腰潘鬓”这个成语。“沈腰”指的是梁朝时的一位美男——沈约，他“一时以风流见称，而肌腰清癯，时语沈郎腰瘦”，从此以后“沈腰”就被作为腰围瘦减的代称。南唐后主、著名词人李煜词中有“沈腰潘鬓消磨”的句子，明代诗人夏完淳也有“酒杯千古思陶令，腰带三围恨沈郎”之诗句。“沈腰潘鬓”后来专门用来形容姿态、容貌美好的男子。

中国古人夸赞人的美貌，并不喜欢正面描写，而喜欢用比兴、烘托的手法侧面衬托出一个人的美，对男子之美着笔更加惜墨如金。导致对于古代男性美貌标准的总结远没有美女那般巨细无遗。不过也有一些：

比如肤色白皙，宛如珠玉。汉朝开国之时，有位名叫张苍的美男子，因违反了军令，被刘邦判为死刑。行刑之日，张苍被脱去衣服、赤身裸体俯伏在砧板上。监斩官王陵一看，张苍身材高大魁梧，全身皮肤白皙润泽，是十分难得的美男子，杀了实在可惜。遂动了恻隐之心，向刘邦请求宽大处理，张苍竟然就得以大难不死。从那以后，张苍处事谨慎，忠于职守，最终官至西汉丞相，此事也被传为美谈。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08年第12期 作者： 李芽 姬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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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行
白居易【唐】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
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
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
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
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
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
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
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
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
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
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
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
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
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
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
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
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
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
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
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
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
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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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末，上小学三年级的我开始在课上偷偷地读《红楼梦》，书中，有这么一段文字深深刻入我幼小的心灵。一个很势利的赵嬷嬷对凤姐唠叨：
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嗳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有的，没有不是堆山积海的
凤姐不明就里，刨根问底。赵嬷嬷又进一步解释：
告诉奶奶一句话，也不过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
长大后，我工作在保管清代皇家档案的单位，看到了一些原始档案，才知道，历史上果然存在过这么一些拿着大把皇家的银子玩的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先生的祖上就是其中之一。
这些人，有着特殊背景，实乃“大内密探”也！
康熙三十七年（1698），一个出身卑微的孙姓家仆纠集了一群社会混混，冲进一位受人尊敬的苏州士绅家中打砸闹事，后来又在当街抓到该士绅，沿街殴辱。被殴辱的士绅，名叫陆经远，是康熙二十一年的进士，做过知县、御史、国子监丞、通政使等官，而且还是当朝大学士徐元文的外甥。当时的昆山徐家，那是很厉害的望族，三代都有人在朝中做大官，势焰很旺，地方上无人敢惹。居然有人敢惹徐家，那简直是在老虎嘴上拔毛。
然而奇怪的是，事件发生后，徐家迟迟没有反应。而地方各级官府也没有及时介入，而是推托他由，采取观望态度。后来，竟由苏州织造出面主持公道，地方官才敢跟进立案。
后经查明，这个叫孙云的家仆，原来是苏州织造府内司库李永寿在苏州当地买的一个家奴。这个姓孙的家奴，后来被苏州织造李煦大人捉交当地官府治罪。而对于幕后的主子李永寿，地方官不敢得罪，而由李的主子苏州织造李煦说了算。李上奏说：
系包衣下人，不思安静谨慎，仰报皇上洪恩，辄混买无赖之徒，平日不能教训，临事不能约束，以致殴官抄抢，则纵之愆，臣不能为李永寿宽也。理合指参，听候皇上批发包衣大人严加议处，以为不职之戒。
由此可知，正因为李永寿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包衣”，昆山徐家及地方官们才如此投鼠忌器。
何谓“包衣”？
汉语“包衣”是满语的音译，意思是“旗下家人”。“旗”者，“八旗”也。通俗地说，“旗下家人”就是八旗的奴隶。自八旗制度建立，它就开始出现了。满洲的八旗制度，起源于17世纪初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八旗制是军事和民事双重控制的手段普通士兵登记在旗，其家庭也是如此；军事纪律与广泛的平民登记结合起来；士兵耕种土地的收入维持全旗人员的衣食所需。
第一批包衣是私人家庭中的奴隶。他们或是在战役中被俘虏的敌兵，或是由于贫困或脱离家族自愿成为奴隶的人。一旦成为奴隶，他们及其后代就永远保持这种身份，可以被其主人自由买卖。大约公元1615—1620年间，满族统治者依照八旗形式，将包衣纳入旗下，设为佐领、参领建制。被组织起来的包衣直接受控于皇帝或各旗亲王。后来，上三旗（即镶黄、正黄、正白旗）包衣的后代成为皇帝的家奴。
康熙朝著名的江南三织造都是“包衣”的身份。其中，最著名的则属江宁织造曹家，也就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上。曹家的祖先大约在1621年沈阳陷落时，沦落为包衣；李煦的祖先也大约于1642年进入了包衣序列，这两家都属正白旗，后来成为内务府包衣，皇家的家奴。
可不要小看了这些家奴。比起八旗中的那些自由人来，虽然理论上是奴隶，但他们的地位十分有利，因为皇帝可能视其为亲信，自由地任命他们去代理执行许多在过去其他朝代由太监来做的秘密或有利可图的工作。清朝接受明末太监乱政的教训，明令太监不得干政，只能从事一些洒扫庭除的宫内粗活。同是奴隶身份，包衣就要运气许多。这不只因为他们没有受到阉割之苦。大多数包衣没有官职，但在皇宫中担任侍卫或杂役，才能出众，运气好的可做到六品郎中和员外郎，像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死后封为工部尚书衔的，算是极品了。很多包衣由于表现出特殊才能，被皇帝选中担任某种特殊任务，成为皇帝下派到地方的名副其实的“大内密探”。
要想成为皇帝的亲信，除了才能与运气，还需要有一些外围的东西。比如，曹雪芹的祖母孙氏，在二十出头时曾做过皇子玄烨（即后来的康熙皇帝）的保姆。史载康熙皇帝对皇子时期的保姆十分关照，1684年，孙氏的丈夫去世时，康熙曾亲自上门慰问；1699年，康熙第三次南巡时，还正式召见过她，并亲笔写下“萱瑞堂”之匾。
虽然只是六品内务府官员（员外郎），但曹家在江南一度势力很大，地方上官绅都巴结他，因为他有向皇帝打小报告的特权。
曹寅是个比较谨慎的人。清代笔记上记载他在路上总是在看书。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路上谁都与他打招呼。为了回避，只好装着在看书。
曹家拿着皇帝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的游戏，主要是指康熙皇帝南巡。康熙皇帝一生南巡六次，其中四次都是由曹家接驾，江宁织造府成了康熙的临时行宫。康熙四十四年（1705）第五次南巡，由于曹寅接驾有功，康熙还授予曹寅通政使之职。
因为皇帝信任，美差便可世袭，曹寅死后，康熙批准曹寅儿子曹颙继承江宁织造，两年后曹颙死，曹寅的养子曹頫（曹雪芹的父亲）又继任。
在康熙一朝，江宁织造不仅成为曹家的“世袭”职务，而且以曹寅为中心的江南几处织造形成了南方的一个握有政治、经济、文化特权的豪族集团。李煦是曹寅的内兄，孙文成（杭州织造，镶黄旗包衣出身）不仅是曹寅的“娘家人”，而且也是曹寅保举的。这就是后来《红楼梦》中“四大家族”的蓝本。
曹家三代四人做江宁织造，捞了不少的钱，但差事却越做越差，亏空很大。康熙皇帝警告曹家“亏空太多，甚有关系，十分留心，还未知后来如何，不要看轻了”。
果然，康熙一死，雍正上台，“树倒猢狲散”。雍正五年（1727）底，雍正以亏空为由，抄了曹家。大内密探的红楼一梦就此告一段落。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08年第03期 作者： 胡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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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人沿溪流蜿蜒而上，忽见一片桃花林，落英缤纷，芳草鲜美。复前行数百步，溪流尽头山岩上，一道裂隙把他引入奇异世界：安谧、祥和的平旷之野，屋舍俨然，稼穑丰茂，白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五世纪前期，陶渊明写了一篇著名的《桃花源记》。从此以后，中国人有了一种奇妙的情结，寄望如这渔人一般，发现不为人知的隐秘天地。这种想法长期盘踞在中国人心头，一个重要原因，是《桃花源记》亦真亦幻地描绘了一方净土。

渔人走出桃花源后，不顾村人的叮嘱，一路留下标记，并将此事详细报告太守。太守闻报，派人随渔人前往，标志尚在，但桃源已不知去向。一个名叫刘子骥的人听说了这件事，也打算去找，却因病未能成行。此后，遂无问津者。

《桃花源记》的结尾出人意料，因为这位刘子骥，历史上确有其人。

《晋书》记载，此人名叫刘之驎，字子骥，南阳人，生平最大爱好就是游山玩水。有一次，刘子骥采药至衡山，山林深处，见有一涧水，水南有二石囷（qūn，即谷仓），一囷闭，一囷开。由于涧水深广，刘子骥试了几次都没能过去，只好返回。事后，刘子骥听说那二石囷中都是仙灵方药等神奇事物，就想再去探寻一番，却再也找不到那个地方了。

不需仔细推敲就能发现，刘子骥这段轶事，与《桃花源记》中渔人的经历颇有相似之处。陶渊明或许就是根据刘子骥的这段经历，创作出了《桃花源记》，又把刘子骥的名字放在末尾，以增强文章的真实性。

如果刘子骥的经历果真是《桃花源记》的原型，那么桃花源的所在似乎很明确——今湖南常德。《桃花源记》开篇写到：“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太元，是东晋孝武帝司马曜的年号，当时的“武陵”即是如今湖南常德市武陵区。《晋书》称，刘子骥曾入衡山采药，衡山即在今湖南境内；《晋书》又说，刘子骥居“阳岐”，而阳歧在今湖北石首，属湖北省最南端，再往南，便进入湖南常德境内。

可惜，这个结论不能说服所有人，现在中国自称“桃花源”的所在有多处。考察这些所在，可以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在南方，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一带。

但是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独辟蹊径，指出《桃花源记》的原型并不在南方，而在北方。在1936年发表的《桃花源记旁证》一文中，陈寅恪详细论证了这个观点。

魏晋之际，民不聊生。为避战乱，百姓常常聚族而居，在险要封闭的地方筑坞堡储粮，以求自保。东晋末年，参军戴延之随车骑将军刘裕自洛阳西征，撰有《西征记》两卷，其中提到了檀山坞、皇天塬等地名及掌故。恰好，陶渊明与这次西征的将佐不仅相识，还有诗文赠答。于是，陶渊明很可能从他那里直接或者间接听闻了檀山坞、皇天塬的情况，并据此写作了《桃花源记》。

陈寅恪最后得出结论：《桃花源记》虽是寓言，但也含有纪实的内容；其真实原型在北方中原的洛西地区，桃花源里的人民所避的“秦乱”并非秦始皇时代的战乱，而是与东晋并存的前秦之乱；陶渊明从《西征记》中得到启发，又把刘子骥入山采药的故事掺入到其中，并点缀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语，完成了全篇……

2010年秋意渐浓之时，我在洛宁县的洛水之畔见到了无数座坞堡，其中就包括檀山坞，檀山并不高，但四壁孤绝，堪称险要；山顶上，坞堡的痕迹早已消失；俯瞰山下，只见洛水一带依山而过，令人联想起渔人溯流而上的小溪。又在豫陕交界地带爬上数百米高的皇天塬，惊诧塬上竟然又是平原，绵延数十里，到处是果园和村落，果真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恰好还遇见一位老人领着孙女在田间挖草药，脑中也即冒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句子。

作家张承志先生曾说，桃花源的正名，或许是“桃花塬”。皇天塬的奇特遭遇也使我顿生相似的猜想：莫非桃花源不在幽闭的山中，而在高峻的黄土塬上？

当然，说来说去，终归都只是猜想，真正的桃花源在哪，恐怕只有去问陶老先生了。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11年第03期 作者： 舒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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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深处王府池子的历史，符合一切民间主题故事的曲折，仿佛一个舞台，登台的有神话人物，有文人墨客，有元帅亲王，也有寻常百姓。在这些身影的嘈杂回旋之间，留下了如今的泉池。
这个舞台上，最先登场的是王母娘娘。老人们喜欢说，王母娘娘梳妆时，掉落了凤钗上的玛瑙，落在济南地面上化作泉水，便是这个泉的前身。文人也不甘落后，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第一次用文字记录了这里，那时这里叫“流杯池”，汇集了附近的诸多泉流，成为文人墨客聚集流觞取饮的场所。

元代这个湖曾取名“濯缨湖”，是得名于《孟子•离娄上》的“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既然可“濯缨”，足见湖水清澈，可以在文人隐士的尘世梦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孟子》中原本濯缨的沧浪之水，相比之下却也逊色了。明朝诗人晏璧便在游玩后作诗称赞：“一清疑挽银河水，应叹沧浪浪得名。”

如此可爱之处，怎能不得权贵垂涎。元代都元帅济南公张荣祖孙，便在附近建张府，修园林。明代英宗的二儿子朱见，原本封在德州，后来迁到济南，在张府基础上建了德王府，把濯缨湖纳入府中，楼台亭阁取代了过去的隐逸趣味。清代在此废王府建巡抚衙门，压缩了占地范围，濯缨湖便被划出了衙署，“王府池子”的名称却一直延续下来。从此这一带逐渐变成为居民区，泉池也归周围居民们共享，直到现在。在众人不断建房的过程中，水面不断缩小，现成为了一个长30米，宽19米的泉池。

其实，这里仅仅是济南老城景致的一个缩影。在这一带行走，迎面而来的不仅仅是泉水，还有隐匿在诸多角落的雕梁画栋。一个门墩一个屋檐，都别致而精巧，却在繁杂的居民院落中脱下了当年的遥不可及，使人感到亲切乃至视而不见。对古代的文人来说，不用开凿水渠就可以曲水流觞；对周围的住户而言，无需储水就可以洗衣做饭；而对如今的常来者，王府池子又是天然的免费游泳池。没有人整日念叨这一带的历史典故，却在每日的生活中对它孜孜以求。它的价值就是现世安稳的日常状态，它的历史就是每个居民的生活史。

（选段出自：中华遗产 2009年第05期作者：桑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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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后半叶，西方人带着『洋味儿』来到了中国，如同他们背后的文化一样，洋味儿的西餐也被打上了『文明』的标志，吃西餐成了近代中国上流社会的时尚。然而口味是顽固的，中国西餐里分明是中国的味道。

马丁·德·拉达（Martin de Rada），是西班牙政府派往中国的第一位大使（1575年），同时也是一位身负使命的间谍，他曾花两个月的时间在福建旅行，并搜集了上百本中国古籍。他在自己的报告《中国札记》中，用大量的笔墨记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还有所吃：中国品种繁多的水果和蔬菜补偿了自己旅途的艰辛；中国的乌鸡实在是比欧洲的母鸡鲜美太多；至于各种蜜饯更是在欧洲闻所未闻；中国大米酿的酒，可以与任何上等葡萄酒相媲美；此时餐具尚未在欧洲普及，大部分欧洲人还习惯于“手抓饭”，所以在他看来中国人使用筷子也显得如此文明、优雅、卫生。中国口味彻底俘虏了这位间谍。

16世纪的欧洲人，就要从中世纪醒来，此时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往往带着好奇、探索、求知的眼光来看这古老的大帝国，这个早熟的帝国无疑是学习和效仿的对象。马丁在报告里宣称自己渐渐迷上了“一种药草泡的饮料”，他不知道，这种在中国被称作“茶”的饮料，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用它那种苦中带着香甜的口感征服了世界，成为欧洲上流社会争相品味的宠儿。这，大概是中国第一次向世界大规模输出的口味。

鸦片战争前夕，法国商人老尼克经过多日航行来到了广州，令他惊讶的是在广州十三行，他享受到了地道的家乡口味，因此他在日记中兴奋的写道：“首先是两道或三道浓汤,喝马德拉葡萄酒、雪利酒和波尔多红葡萄酒……然后是一盘鱼,通常吃这道菜只喝啤酒。接着,就是这个时候,才开始真正的晚餐:烤牛肉、烤羊肉、烤鸡和必不可少的牛峰肉、火腿。有时,为了换换口味,会有一块来自欧洲的昂贵的肥鹅肝或小山鸫肉。和这道菜搭配的酒是波尔多红葡萄酒和索泰尔纳酒。所有这些菜撤掉后,开始餐中甜食和烧野味。”

事实上在老尼克到达中国之前，许多广东人的舌尖已经品尝到了西方的味道。乾隆时期的文学家兼美食家袁枚，在广东的杨中丞家就品尝到了“西洋饼”，他将这种饼的做法记录在《随园食单》上：“用鸡蛋清和飞面作稠水，放碗中。打铜夹剪一把，头上作饼形，如蝶大，上下两面，铜合缝处不到一分。生烈火烘铜夹，撩稠水，一糊一夹一熯，顷刻成饼……微加冰糖、松仁屑子。”
袁枚赞叹这种饼“白如雪，明如绵纸”，这种连制作器具都已经西方化的西洋饼，似乎与今日的华夫饼（Waffle）相似，这位广东来的杨大人看来是位勇于尝试新口味的美食家。

实际上不论中央政策是否开放，生活在珠江流域的闽粤人对海洋、对世界都有着强烈的开拓欲望，他们早早的就走向了南洋甚至西洋，这些闯南洋的海客们，为近代中国带来了别样的口味。

最早将中西口味融合之法写成菜谱的，是一个美国人，高第丕。1850年，29岁的高第丕来华传教，他与他的夫人在中国生活了半个世纪，晚年的他说上海话、穿中国衣、吃中国菜，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高第丕编写了一本《造洋饭书》，本意是想让上海厨师做出更正宗的西餐，但是在这本食谱中，还是有很多的明显是中西合璧的菜品，如甜品“雪球”：拿一小方布,浸于水内,取出铺好,把洗净的糯米,铺约五分厚,加水果包起来,煮。这道菜作者自己也承认“像中国粽子”。

中国饭店的厨师，虽未写出菜谱，但已将中西口味融于勺中灶上。粤菜西汁乳鸽，食材是中国，调料为西方，做法则是先炒后炸，这道菜有西方的味道，有粤菜的精细。上海菜“金必多汤”，名字透着洋味儿，需用奶油浓汤来做，主料却是要火腿、鲍鱼和鱼翅，又是一道中国食材配西方口味的名吃。这些菜，谁能说清是中是西呢？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15年第01期作者：陈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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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中有个古老的传说，舜有两个女儿，生有灵光，可照方圆百里，于是一个名叫“宵明”，一个叫“烛光”。这两位中国的“烛火”女神，大概是古人对于灯火之始的想象。然而，中国的灯火之路却远没有这么简单。

距今约70万年前，当夜幕降临，祖先们扒开保存火种的灰堆，投入一些易燃的草木，或许还要用嘴吹一吹——在火苗蹿上来的那一瞬间，洞穴都被一种柔和的、橘黄色的光所笼罩了。他们点燃的第一堆篝火，照亮的不仅是洞穴，还点亮了人类寻求光明的第一盏“灯”。

那么此后呢？光明，这万古长夜中人们苦苦寻求来的光明，又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

春秋晚期人们用餐习俗发生了转变：以前人们一天只吃两顿饭，早上吃丰盛的早餐，叫大食，下午吃较简单的午餐，叫小食，太阳下山不久即回家就寝。据史料记载，在战国早期，人们开始在黄昏与夜暮之间加上“暮食”时间，并逐步形成一日三餐的习俗。

有了灯火，也有了因光而有的风化问题。《毛诗·巷伯》里讲了一个有关于以灯火证清白的故事。颜叔子一个人独居，隔壁居住的是一个独身女子。有一天夜里天降大雨，女子的房被冲塌了，便上颜叔子家来避难，颜叔子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规矩，于是让自己的邻居坐在墙角，双手捧着小火把坐了一夜没有动，火快灭了就抽出自家房顶上的茅草捆在一起烧，这样不停地换火把直到天明。如此让女邻居“使执烛”——清白是清白了，未免少了点怜香惜玉之心，更有悖待客之道。

在战国到汉代时期，灯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造型上花样频出，除了常见的豆形灯之外，新出现了三足炉形灯、动物形灯、奁形灯、多枝灯、人物造型灯，精美程度令人叹为观止。但是，有了这么些灯，是不是汉代的夜生活就更丰富多彩，长安城是不是也因此会变成不夜城呢？假若时光可以倒流，我们能够穿越到汉代的长安，只怕一定是失望透顶的。在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时候，夜里都是实行宵禁的。夜市繁华，可以随意走动的时代，要等到宋代以后才有。

但是，改变仍然是存在的。灯火的普及，延长和扩大了室内活动的时间与范围。《列女传》里有个故事。一个姓徐的山东女子，冬日与邻居李姓女子一起纺线。徐家穷，每次都是用李家的灯火，时间久了，李姓女子就很生气，讥讽道“烛数不属，请勿与夜”，明确表示不愿与她共用灯火。徐女士人穷志不穷，辩驳说：“我是没出灯油钱，可是我帮你打扫场地，而且每次纺线刺绣，我都坐在角落里，少我一个，您家的灯油也没见省下啊。”这徐女士的不卑不亢、有理有节让人敬佩，却也从侧面反映了灯火普及带来的变化，人们的生产活动由白天延长到了深夜，人的活动时间，被拉长了。

不过，虽然人们的夜生活在逐渐拉长与扩展，但直到宋代以前，古人的夜仍然是室内灯影摇曳，而城市中，依然是长夜星辰。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11年第02期 作者： 唐苏 卫康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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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浮山：做一名彻底的隐士
选择什么样的山林去隐居，与隐士们的不同追求有关。而有时即使是无心的选择，也可能改变隐士的余生。

据清光绪《惠州府志》载，有一位五代隐士黄励，本是南汉国的祯州刺史，但生逢乱世，厌倦政治，遂弃官隐居于罗浮山（今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境内），正可谓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典型表现。到了罗浮后，黄励在水帘洞旁建一书院，读书传道，是典型的文人做派。
然而居住既久，黄励听到罗浮山神仙黄野人的事迹，心生羡慕之情，遂脱下儒袍，“时时服黄衣，系阜绦，腰悬玉瓢”，完全成了道士模样。

黄野人相传为东晋道教学家葛洪的弟子。葛洪仙去后，黄野人得到师父遗丹，修炼成地行仙，居罗浮山，与人相遇时，即更换外形。

黄励变装后，模仿偶像黄野人，行医度人，救厄济困，很快赢得当地人的好感，名声不胫而走。久而久之，人们竟把他与黄野人混为一谈，而当文人黄励成为黄野人的化身之一后，黄野人的形象也变得文采飞扬起来，成了一名有文士风范的神仙。

黄励脱下儒袍，放弃书院，走向道家缥缈神秘的世界。不得不说，罗浮山的“磁场”足够强大，强大到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信仰。

罗浮山乃传说中的仙山。中国的神话中，有大大小小的神山仙境，而以西方昆仑山与东方海上三神山最著名。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很难找到具体山岳与这些神山相匹配，罗浮却是个例外。这座僻处南粤的大山，由罗山和浮山两部分组成。关于浮山，传说它本不在此地，而是蓬莱神山的一峰，一夕忽然崩裂，由一头巨鳌载其浮海来到南粤，最终与罗山合为一体，是为罗浮山。作为仙山，罗浮还受到与神仙文化渊源极深的道教的青睐，在道教的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的体系中，被尊为第七大洞天、第三十四福地。

罗浮山虽不是南粤第一高峰，但有四百三十二座峰峦、九百八十余道瀑溪、七十二座幽岩石室，雄伟壮观，仙气十足。正可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

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在《神仙感遇传》里，提到过一位慕名前往罗浮山的隐士薛某。薛某早年向往道术，无心仕途，遂与志同道合之友李生同游名山，访真学道。最终，薛氏选择罗浮隐居，三十年后，“道术既成，风姿秀颖，肌若水玉”，而当薛氏得道后，“拯人疾苦，远近赖之”，被尊为“薛长官”。

作为一名修道有成的隐士，薛并没有独善其身，而是优游人世、度人疾苦。但这样的情怀，已与儒家文化的“兼济天下”大异其趣了，更像道家神仙体系中的地仙做派。《仙术秘库》道，地仙，有神仙之才，无神仙之分，得长生不死，而作陆地优游之神仙，为仙品中之中乘。在优游名山的岁月中，地仙往往会用自己的道术和医术救厄济困、度化凡人。

隐士，本就是儒道互补之人，具有道家的潇洒与出尘。据蒋星煜研究，不仅罗浮山，天台山、青城山、王屋山等佛道名山，均是隐士云集之所。它们的神秘飘渺，为隐士名山增添了又一种色彩。

这一类山中的隐士，与人世的牵扯似乎更少，留下姓名的，恐怕只在少数。正如国学大师南怀瑾所说：“自古以来，真正彻底的隐士，已经无法确实得知他们的事迹，只有被道家的人们，搜罗一部分，假托一部分，归入若隐若现的神仙传记里去了。”

在这里，隐士不再为庙堂忧心，也不再忙于传道授业。他们终于与人世完全决裂，走向最洒脱的自然，也走进最玄奥的人生。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14年第12期 作者： 谷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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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隐士的纯真之地
山林隐士，似乎无法与政治完全脱开干系。对于不少人来讲，“隐士”甚至只是人生中的一个阶段，“出山”几乎是必然之举。不过，也有吃了秤砣铁了心的隐士，他们大多淡泊名利，一心向学。
对于追求学问的隐士，他们喜欢到什么山林去讲学呢？从散布中国南北的书院遗址来看，在讲学授徒方面，隐士并没有明显的地域偏好。或者说，讲学授徒，是各山隐士的主要事业。但若要从中选出一座最受隐士欢迎的文化名山，就非庐山莫属了。
在蒋星煜的研究中，庐山被排在隐士之山的首位，而且据他统计，自第一次隐逸高峰魏晋南北朝时期起，庐山的隐逸文化即与学问大家结下深厚渊源。大文豪陶渊明自不必说，另外还有为《春秋公羊传》作注的周续之，崇儒好佛、著有《念佛三昧》的刘程之，画家宗炳等，都与庐山结缘，真可谓是文人荟萃之地。
庐山能成为第一隐士名山，除了自身素质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地利。庐山地处江西九江南部，无论何朝何代，与政治中心相距均不算近。在魏晋以前，这里甚至是虎豹纵横的蛮荒之地，其后中国南方得到开发，九江成为南朝重镇，庐山方才人气大涨，吸引了文人骚客、隐士高人前来探寻。不过庐山的人气仅来自文人，而非帝王将相，故此地既无离宫别馆，也无帝王陵寝，如此一来，真面目反倒得到保存，成为隐士梦寐以求的纯真之地。
待到大唐，一对到庐山读书的兄弟，又为这里的文化事业再创新纪元。
据《白鹿洞志》记载，大唐贞元（785年—805年）年间，少年李渤与哥哥李涉到庐山隐居读书，隐居之地选择在五老峰南的一处地方。跟随他们而来的还有一头白鹿，被尊称为白鹿先生。据民间传说，白鹿先生原本是一只神鹿。李氏兄弟在此读书时，如果需要买文具或者其他东西，只需把袋子挂在鹿角上，往里面放上字条和所需的钱，白鹿就能跋涉数十里到星子县城，把主人所需之物全部买回来。后来李渤功成名就，出山为宦，而白鹿也功德圆满，插翅升天而去，空余隐居读书之处，是为白鹿洞。
白鹿洞由李氏兄弟开创，于五代两宋之际转型为书院。而南宋时期，它更是获得理学家朱熹的重视，被大力整顿和重建，一举成为名动天下的大书院。
作为唐宋时期出现的独立教育机构，书院是中国教育史上最富有魅力的一环。它不以科举考试为目的，而是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宗旨，以探求经旨、明理躬行为目标。它重视自由讲学，鼓励独立思考。这样的学问，迥异于刻板的官学，是自由独立的山林之学，它需要山林的清风来涤荡，需要山林的幽静来孕育，需要山林的独立来支撑。
儒家有“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之说，当士人隐入山林时，他们或许已放弃了“立功”的追求，却在朗朗的读书声中，在静默的冥想中，追寻着“立德”与“立言”的不朽人生。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14年第12期 作者： 谷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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