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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威廉夫妇在美国成立了黄豆食品中心，他们的著作《豆腐之书》将豆腐及其文化推广至欧洲，30年来被欧洲热衷于豆腐食品的人当作圣经。这本书的译本上有这样一句话：“世上最终极的美食，就是豆腐那朴实的风味与芬芳！”
对豆腐如此高超的评价，定是出自一双能够跳出汉文化圈、“旁观者清”的眼睛，或是来自一颗潜入汉文化内核，体尝了中华食文化深味的心灵。
在游牧民族驰骋于草原大漠奔抢口粮、海洋文明的缔造者们忙于海上贸易的时候，华夏民族的古老居民们正固守在黄河中下游的土地上，将智慧、工巧用于农耕技术的改良、谷物食品的改善，被素食养育了的他们在这种农耕食文化的必然发展脉络中，用大豆制成了豆腐。
南宋的儒学大师朱熹有次写了首咏豆腐诗：“种豆豆苗稀，力竭心已腐。早知淮王术，安坐获泉布。”他自注道：“世传豆腐乃淮南王术。”后两句诗是说，如果他早些掌握淮南王传下来的做豆腐秘方，也能日进斗金，坐发大财了。这位大理学家潜意识里是否有对发财的渴望后世人没有追究，他说豆腐乃淮南王首创，倒是一传再传。
淮南王刘安是汉武帝刘彻的堂叔，是西汉知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曾“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 在刘安招募的门客中，苏非、李尚、左吴、陈由、伍被、毛周、雷被和晋昌这8个人最具才华，号称是淮南王府上的“八公”。他们与刘安在淮南国都寿春东北面的山上论道、炼丹、寻求长生不老术，此山后来得名“八公山”。当地文献记载了这样的传说：刘安和这八公用豆浆培育丹苗，用后就倾倒在山上，一部分豆浆贮存在坑洼处，因为泥层中含有石膏或盐碱，豆浆便凝结成柔软固体。人们取来煮食，味道鲜美，因而名之为豆腐。
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密县打虎亭发掘了两座公元2世纪左右东汉晚期的墓葬遗址，墓中画像石上比较清晰地呈现出当时人们制作豆腐的场面。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画像，算是在国内外确立了一种声音：至少在东汉，中国人制作豆腐的技艺已经相当成熟。
反对的声音也有。至今发现最早的有关豆腐的记述出自五代末年至宋初时期，当时一位名叫陶谷的士大夫写了本《清异录》，说自己在青阳做县丞时，“洁己勤民，日食豆腐数个，邑人呼豆腐为小宰羊。”有人认为豆腐制作最早不过五代。
其实，豆腐无论是汉代就有了，还是到五代才出生，对于我们这些仰赖先民的智慧可以自由享用豆腐的普通人来说，影响不大。我们可以继续吃各种各样的煎豆腐、炒豆腐、东坡豆腐、麻婆豆腐。以素食为主的中国人把营养丰富、口感好、又容易被消化吸收的豆腐，纳入到博大精深的美食文化中，形、色、味变换着，大大提升了大豆食品的口味，“豆腐百珍”又相映成宴，中国豆腐文化已是世界饮食文化的特殊标志 。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12年第02期 作者： 康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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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废除的科举
唐代宗宝应二年（763），李豫刚刚即位，他的王朝从安史之乱的战火里摆脱出来，奠基未久、百废待兴。
有一天，李豫照例批阅奏疏，礼部侍郎杨绾所上的折子引起了他的注意，内容矛头直指每年一次的科举考试。科举是隋朝开始的一种选官制度，通过考试笔问选拔官员。唐代继承了前朝的这项旧制，从高祖登基的武德元年（618）就开始了科举考试，并且诞生了孙伏伽这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状元”。此后，考试制度一实行就是五十来年，连安史之乱期间都没有停止过，如今杨绾却明确要求废止科举考试，这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
这位新皇帝立即召集大臣进行了一场大讨论，热火朝天的答辩很快分为主张科举和要求废止科举的两派。
“今绾所请实为正论！”位高权重的给事中李栖筠、尚书左丞贾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严武等人都站出来表示支持，严厉抨击科举是“小人之道”。
紧接着唐代宗又去征询翰林学士们的意见，这些科举制度的受益者回答的语气婉转却观点鲜明：“举进士久矣，废之恐失其业。”就是说科举坚决不能废除，这是他们的态度。
营垒分明，观点对立，最高统治者面临两难选择，这是科举制度诞生以来受到的第一次严重挑战。
面临着李唐王朝因为安史之乱而亟待重振的中兴大业，李豫必须对选拔人才的大事考虑得非常清楚，也要知道臣子们不惜在金殿上唇齿交锋的真正原因，才能最后定夺。
我们先看看杨绾对科举的意见是什么：“进士科起于隋大业中，是时犹试策。高宗朝刘思立加进士杂文、明经填帖，进士者皆诵当代之学而不通经史，明经者但记帖括。又投牒自举，非古先哲王侧席待贤之道。”
杨绾这番慷慨陈词，主要的意思是说，当下实行的科举进士科考试从隋代考到现在，用了考杂文写作和用填空的方法考察经文这些办法，这样的考试让今天的学子们只知道死记硬背经文，而且还是自己报名自荐，古代的先贤之王怎么会用这样的方法取士呢。然后他强烈要求“明经、进士及道举并停”，不再进行明经、进士这些考试了，而恢复古代察举孝廉的方法。
李豫这位新皇帝虽然很年轻，但对历史并不无知。皇权的统治需要官吏去执行，但芸芸众生中谁是合适的人选？不同的时代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夏、商、周时代是按照与王族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来分封诸侯、卿、大夫的，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大乱，诸侯争霸，凡得“军功”者就得到了高位，另外“养士”的风气让王侯招揽了不少社会上有才华的人，为己所用，但那些方法显然都不适合新的、大一统的帝国。
杨绾提到的“察举”制度是汉代形成的。方法是由地方上的诸侯王、公卿、郡守荐举优秀的人才，再由朝廷稍加考核，然后任命为官……这本来也是个不错的主意，可是历史的教训是，每当朝中有贵戚、宦官擅权，察举就会变成一场名不副实的人情盛会，关系和门路成了选“才”的唯一标准。
想到这里李豫不禁紧紧皱起了眉头，他知道天下初定，远谈不上举国上下的清正廉明，他如何能相信那些所谓的“伯乐官”呢？
而且想到这次举双手拥护这本废科举奏疏的人，李豫心里就更明白了：这些人几乎清一色有着显赫的家庭背景。杨绾“祖温玉，在武后时为显官，世以儒闻”；给事中李栖筠，其祖李怀远曾做过武则天的宰相；尚书左丞贾至出自河南望族，其父历任中书舍人、掌制诰、礼部侍郎等显官；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严武父亲严挺之曾官至尚书左丞……再看看反对废科举的翰林学士们，他们大多出身寒素，不少人都是在新制度下凭自己的才能和努力有了出头之日，跻身上层，与门阀世家分庭抗礼。
可见杨绾以科举考试的考察科目和方法不合理为借口，要求取消科举考试改为层层推荐，这符合一大批豪门世族扩大家族势力的要求。此时的李唐王朝初兴时的励精图治的锐气已经消磨殆尽，安史之乱让朝廷元气大伤，对这些国家重臣当然十分仰仗，不过王朝的中兴更要依靠那些代表中下阶层利益的士子们的支持和参与啊。
“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李豫突然想起了先祖唐太宗李世民当年看到士子们从考场鱼贯而出时发出的感慨。他知道该怎样去做了，一道诏告传到仍在争论不息的臣子们那里：科举还是要进行下去！
不过记载这件事的《新唐书·选举志》也记载，代宗最后也还是照顾了杨绾的要求，给推荐保送一定的名额，也算是对反对科举的贵族官僚阶层一定的让步了。
在唐朝，这样的寒士庶族与高官贵戚的交锋还出现过两次，但都未能将科举废除。不仅如此，自科举设置以后，就未曾中断，直至清末。个中原因，不能说是因为皇帝更爱平民百姓的缘故，而是皇帝需要更得力的人才来维系他的政权统治。否则李世民怎么会在看到考生时发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感慨呢？所谓彀中，原意是指弩射程所及的范围，后比喻圈套、陷阱。而此话若出自皇帝之口，当然就有人才归一之意了。在这种情形下，通过考试选拔相比之下要比由官员举荐更有质量，国脉的传承也更有保证。
选段出自：中华遗产 2009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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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自 @孟晖 老师《画堂香事》一书中《香屧》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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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蹴鞠图》一个最大的特征是男女同场蹴鞠。蹴踘的兴起与男性有关，传说为黄帝的发明，但是从唐代以来就有女性参与。唐代王建有诗描绘宫廷女性的“白打”：“寒食内人常白打，库中先散与金钱。”这里的蹴鞠是寒食节的宫廷娱乐。之所以要在三月的寒食和清明前后蹴鞠，是因为这个时节春寒料峭，易有风寒。伤寒可是古代最难治的病之一。为了预防风寒，需要适当运动。场地和设施要求不高的蹴鞠和秋千，便成为全民健身的流行选择。明代高濂《遵生八笺·三月事宜》说：“寒食有内伤之虞，故令人作秋千、蹴踘之戏。”本来，秋千属于女性，蹴鞠属于男性。二者共同构成春日里的靓丽风景。女性要蹴鞠，也往往是在女性同伴之间私下进行，不会像男性这样在公众场合进行。不过，只要女性敢于冲破世俗的枷锁，那么蹴鞠就会变成她们的专长。

元代以来，蹴鞠就并非上层女性的活动，而主要是教坊中的一种表演。男人很喜欢看女性蹴鞠。蹴鞠时全身运动，衣裙上下翻飞，鬓影凌乱、娇娇带喘，所产生的美感难以抵抗。慢慢地，青楼女子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蹴鞠中来，蹴鞠成为她们必须要掌握的才艺之一。很多男性就喜欢到青楼妓馆中和妓女蹴鞠玩耍。关汉卿写过一篇有关女性蹴鞠的散曲《女校尉》，描写的就是青楼女子蹴鞠时的香艳场景。里面还设置了观者，是一位常上花柳巷的男子。散曲中有一段是借用这位男子的口吻：“得自由，莫刚求。茶余饭饱邀故友，谢馆秦楼，散闷消愁，惟蹴鞠最风流。”酒足饭饱，邀上三五发小，得空来逛青楼，和妓女蹴鞠踢球，最是风流。元代的另一位诗人萨天锡也专门写过一篇《妓女蹴鞠》散曲，诗的最后用蹴鞠妓女的口吻，企盼蹴鞠绝艺能够给自己带来真正的爱情，或者至少是多一点顾客：“若道是成就了洞房中惜玉怜香愿，媒合了翠馆内清风皓月筵，六片儿香皮做姻眷，蘼架边，蔷薇洞前，管教你到底团圆不离了半步儿远。”

湖南省博物馆藏有一面有趣的蹴鞠纹铜镜，镜背为男女在庭院中相对蹴鞠的场面。画面以中央的镜钮和湖石为界分为左右两部分。左边是控球的仕女，带着丫鬟。右边是一位戴着幞头的男子，正在与仕女一起蹴鞠，身后是他的男性仆从。这个场景构图，与《蹴鞠图》相似。对于铜镜的年代，宋代、元代、明代的推测各执一词。不过，它的直径只有11厘米，显然不是梳妆台上的大化妆镜，而是可以拿在手掌中把玩、放进袖管里随身携带的补妆镜。这种蹴鞠图铜镜极为罕见，目前仅此一例，足见其并非通行之物，而是新奇的东西，在小范围内流通。善于蹴鞠的青楼女子，会不会就是这柄袖镜的主人呢？我们不得而知。但倘若把蹴鞠纹铜镜与《蹴鞠图》联系起来看的话，或许能勾画出一条线索。

实际上，与《蹴鞠图》更为相似的，是明代小说《金瓶梅》的第十五回“佳人笑赏玩灯楼,狎客帮嫖丽春院”。讲的是元宵节这天，西门庆趁女眷都往街市游玩的机会来到名为“丽春院”的妓院，与相好的妓女桂姐热闹。其中就有西门庆和桂姐还有几个帮闲一起蹴鞠的场面：“西门庆吃了一回酒，出来外面院子里，先踢了一跑。次教桂姐上来，与两个圆社踢。一个揸头，一个对障，勾踢拐打之间，无不假喝彩奉承。就有些不到处，都快取过去了。反来向西门庆面前讨赏钱，说：‘桂姐的行头，就数一数二的，强如二条巷董官女儿数十倍。’当下桂姐踢了两跑下来，使的尘生眉畔，汗湿腮边，气喘吁吁，腰肢困乏。袖中取出春扇儿摇凉，与西门庆携手，看桂卿与谢希大、张小闲踢行头。”

《金瓶梅》明刻本中的版画插图再现了这一幕，与《蹴鞠图》的相似之处便能一目了然了。尤其是背对观者、腰扎围裙的那个帮闲，形象几乎与《蹴鞠图》中一模一样。《蹴鞠图》中也有身份较高的男士，与西门庆的儒生打扮也颇为相似。《金瓶梅》中这幕发生在正月十五，而《蹴鞠图》中的场景也是在梅花将开未开之间，恰也是正月前后。有意思的是，《蹴鞠图》中的一位帮闲在腰间插着一柄团扇，上面画着艳丽的桃花或梅花。在古代，男子使用的扇子一般是素扇或装饰着素雅主题的绘画。这柄艳丽的画扇不是一个正经的男士所应该拥有的，所暗示的更多是纨绔子弟和青楼风月的关系，与“金瓶梅”这三个字有异曲同工之趣。

当然，我们并不能断言《蹴鞠图》一定是根据《金瓶梅》的情节引申而来，但两者间的关系还是很引人入胜。当再次观看《蹴鞠图》或阅读《金瓶梅》中相关章节时，也许值得认真思考文字、图像和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12年第03期 作者： 黄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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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89年，当28岁的铁木真被21个部族尊为“可汗”时，他没有想到自己的事业会做到多大，一不留神，就打下了一个横跨东西方的帝国世界，然后给后代留下一个永久性的难题：一个由游牧民族统治的、以农耕民族为主体的蒙元帝国，如何长治久安？
这个难题相当致命。因为统治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搭帐篷，一个盖房屋；一个文字初创，一个文明已云蒸霞蔚。一个崇尚武力征服世界，一个恪守儒家礼仪本分。而在政治经济体制上，整个蒙元帝国，几乎呈现出的是一个二元并立或者对立的世界。
有一个例子可用以说明。在成吉思汗的时代，有四个用帐篷群构成的后宫，叫四大斡儿朵。成吉思汗到哪个斡儿朵，就在哪办公，可谓移动的首都。1229年，窝阔台即位后，决定修建一个“不可移动的斡儿朵”，这就是蒙古人的第一个首都哈拉和林。
哈拉和林里不仅有宫殿，也有为王侯贵族们盖的宅邸，但是蒙古人不去住，而是在城墙边搭起帐篷。住帐篷还是房屋，看似一种生活方式，但实际上代表着的是固守本民族传统，还是接受新生活的两种态度。它犹如一种象征和预示——住帐篷的帐篷党和住房屋的房屋党的水火不容。也昭告着蒙古人由此往后的派系之争：即是坚持蒙古传统还是汉化。
这话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但实际情形是，矛盾和分裂来得不可思议的快，仅仅到成吉思汗的孙子这一代，冲突已然爆发——先是可汗蒙哥和皇弟忽必烈，而后是忽必烈和他的弟弟阿里不哥。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最后竟然因此而拔刀相见。而这个时间从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算起，到蒙哥即位的1251年，仅仅24年。
兄弟不和看似与争夺皇位有关，而实则是执政理念的不同。根据《元史》所记，蒙哥被宣传是成吉思汗传统的化身，一位唯一不屈不挠恪守札撒——蒙古法律规范的人，主张“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而忽必烈呢，却被认为是个“汉人迷”。在他还是宗王时，招纳的幕僚就大多是汉人，比如海云和尚、刘秉忠、姚枢、赵璧。这一幕府的存在，似乎就是在促使蒙古人汉化。
忽必烈最初让蒙哥不爽的事是出征云南。姚枢建议，汉地以安抚第一，在儒家的治国理念里，安定民心比什么都重要。因此要尽量的“不杀人”。即便大理国拒绝投降，也不屠城。但是在以多杀人为荣的蒙古人看来，这种想法匪夷所思。
蒙哥即位后，他的三个弟弟犹如他的三驾马车。忽必烈负责管理漠南汉地，旭烈兀负责征服西方，阿里不哥坚守哈拉和林。管理汉地，忽必烈用的是由汉人组成的官员队伍，用的也是汉人的方法，他在河南、京兆（今陕西）和邢州（今河北）进行一系列改革，计划在这些地区重新建立中国模式的政府，复苏经济。
忽必烈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然而这却引起蒙哥的猜忌。他怀疑他的兄弟试图在其领地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基础，并借此对汗位发起挑战。1257年，蒙哥忽然对京兆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调查，调查组查封了大批行政档案，罢免忽必烈任命的官员，又处死了一批属下。情形似乎要危及到忽必烈了，这时姚枢出了一个主意：到哈拉和林去见蒙哥吧，重申对大汗的忠诚，并请求原谅。于是蒙哥宽恕了忽必烈，兄弟和解。
度过危机的忽必烈，三年后就迎来了自己的天下，他以自己多年在汉地经营的政治经济基础，如疾风扫落叶般的，摧毁了与他争位的阿里不哥，然后大刀阔斧地实施新政。
登上帝位的忽必烈似乎可以放开手脚了，但事实并不如此。虽然为了成为中国好皇帝，他已经做得够好了——几乎采纳了谋臣刘秉忠的所有建议，除了恢复科举。不恢复科举，是因为他并不想全面汉化，也不能够全面汉化，因为那样的话，他的各级行政机构就会被汉人吞没。
忽必烈也并不完全依赖汉人，他把财政交给色目人，把军事委托给蒙古人。在政治制度的构架里，他还不得不屈从于蒙古人的一个基本原则：帝国是所有成吉思汗子孙的共同财富，他们享有世袭的军政经济特权，这叫家产分封制。
于是忽必烈奠定的蒙元帝国，是一个蒙汉混合物，这个混合物在他执政的头20年强大而稳定，但到他年老时，就四处漏雨了，等到他离去，蒙汉之争，竟成为分裂和破坏这个国家的主要力量，亲蒙派与亲汉派轮番上台，每隔三五年，就要上演一出夺位大剧。
十三四世纪的蒙古人认同一个使命：蒙古人要征服、统治全世界。但遗憾的是，他们却没有能力统合全世界，于是，成吉思汗给子孙留下了一个伟大的遗产，却也是一个致命的遗产。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15年第03期作者：黄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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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逢十二倍数的年龄，是自己的本命年。这一年，要穿戴红色，并特别注意审视自身的言行。经过了本命年，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十二年，是一个轮回，一切都可能从头再来。

在做这期《黄历与星占》的过程中，给编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好多的数字：三垣、四象、五行、八卦、十天干、十二地支……其中“十二”是出现最多次数的一个——做完文章终于明白，正是这神奇的“十二”，构成了天地循环，成就了中国人的时间观念。
“十二”在中国人的观念里，的确是个很特别、很重要的数字，生肖有十二个，时令有十二月，一天有十二时辰，音乐有十二律，杂剧著录分类有十二科，人体有十二属，中医有十二藏等等——为什么“十二”这么受重视呢？
这是因为古人把“十二”看作天之大数。
十二的起源与天有关，古人发现月亮盈亏周期可以用来丈量岁的长短，发现十二次月圆为一岁。由此，“十二”便被中国人视为传达天意的“天之大数”。
《春秋左氏传》记载，鲁哀公七年，鲁哀公和吴王夫差会面，吴国要求鲁国用百牢的礼节，鲁国大夫景伯回应：“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翻译过来，意思就是周朝取代商朝为王者，制定周礼，从穿衣戴帽到祭祀用牲有严格的等级规定，而最上等的数字就是十二，因为这是“天之大数”。固守古礼的鲁国人说，十二是神圣的“天之大数”，是不能违反的。天子穿衣戴帽祭祀出行，万物不可过十二之数。
孔子修订的编年体史书《春秋》，从鲁隐公开始，记载了隐公、桓公等十二位鲁国君主统治时期的史实。历来学者争议于春秋为何从鲁隐公开始，而十二为天之大数就可解释此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明白说“谱十二诸侯”，但其实际内容却是十三国——以孔子之圣、司马迁之信，也不得不以十二为其圣数。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09年第08期 作者： 雪鸟）

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有多长，花的渊源就有多远。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之中，花成了一种品性，一种文化，一种气质，一种梦想的寄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名花，虽然中国历史上鲜有正式的国花册封，但总有鲜花在各朝代担当了这样的角色，成为当朝的宠爱。这种种花卉，契合了当时社会的审美心理，也蕴含着时代的精神与风骨。

春秋末期，鲁国史官左丘明在《左传·宣公三年》中记述了一个颇带传奇色彩的故事。郑文公之妾燕梦见先人赠她一支兰，曰：“兰有国香，人之服媚如是。”次日，国君亦送给她一支兰，作为爱的象征。后来，她生下一子，名之曰“兰”。公子兰在晋国避难时，晋人欲伐郑国，他婉言劝阻，以赤诚之心感动了晋人。晋人由衷地钦佩他，不仅不伐郑，而且还派使者出使郑国，希望郑文公立兰为太子。郑文公便迎接其回国，立其为嗣。兰即位后，是为郑穆公。许多年后，郑穆公临终之时，望着身旁枯萎的兰花，悲伤地说：“兰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言毕掐下兰花，瞑目而逝。
郑穆公的一生，因兰而生，因兰而死，充满了遐想的空间。而一个人的出生、死亡都归结于兰花，这在史书记载中是唯一的一次。
因郑穆公的影响，兰在春秋时期对早期贵族和民间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艺文类聚》卷四中有“三月桃花水之时，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两水之上，执兰招魂续魄，拂除不祥”。可见，以兰招魂在郑国成为一种风俗。除此之外，人们与兰还建立了各种的关系：赠兰传情、沐兰致祭、执兰迎祥、纫兰上朝、燃兰溢香著名的兰文化研究者、南通大学博士生导师周建忠认为，这些兰文化的初期状况充分说明，那些从事政治活动和祭祀活动的人（我们可以视他们为儒者的前身），大量地接触兰、运用兰，虽与功利、目的联系在一起，但没有形成明确的伦理涵义，却为以后孔子对兰的审美意象的界定提供了重要前提。
两千余年前，孔子坐在粗陋的马车上遍抵诸侯，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在他漂泊奔波的第十四个年头，他从卫国回到鲁国。在经过一个山间隐谷时，忽然闻到了兰花的香气。于是他顺着这股清香走寻，发现一颗大树下静静地长着一株兰草，这阵阵清香就是从这株盛开的兰花中散发出来的。他思绪流淌，脚步凌乱。他和众弟子们在此停驻许久，迟迟不愿离开，他忍不住对着兰花感叹道：“兰为王者香，今乃与众草为伍，譬犹贤者不逢时，与鄙为伦也。”孔子在当时周游列国，很希望能有一位强有力的国君采用他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但却始终不为时君见用。幽谷中茂盛的芳兰虽与杂草为伍，但清香犹在，这触发了他怀才不遇的情感。孔子悟到：“芝兰生于深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困穷而改节。”在一片苦闷中，兰被孔子赋予了一种道德意识。而在儒者大行其道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咏叹，也为兰花奠定了“君子”的品格。
如果说孔子将兰花推上至高无上的地位的话，那么屈原用他的高洁品质、浪漫情怀，进一步推动了兰文化向更深处、更远处传播。
屈原生活在战国时期的楚国，他与楚王同姓，年轻时曾得到楚怀王信任，任左徒，“入则与怀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风光无限。可惜政治斗争异常残酷，楚王的口味也时刻在变。当时楚国朝廷中佞臣充斥，与屈原同列的上官大夫心怀嫉妒，与屈原争宠，屈原起草宪令未定，上官大夫欲夺其稿，屈原不予，他就向怀王进谗言。怀王庸懦昏聩，不加辨明，就怒疏屈原。屈原的被疏远，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政治改革计划触犯了贵族利益，遭到旧贵族们的中伤打击。到楚顷襄王时，屈原遭到更大不幸，被长期流放于沅湘一带。
报国无门的屈原只得游荡于湘南的山水之间。从此，结识了兰花，并像一见如故的老朋友，真挚地爱上了兰花。开于寂寞处却独放幽香的兰花，与屈原内心的高洁相互呼应而默契与共。他以兰咏志，以兰寄情，在诗篇中抒发抱负、宣泄绝望，写下了《离骚》、《天问》、《九歌》等辉煌的篇章。这些诗篇中，他多次写到兰花。他成片成亩地栽种了兰，“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他以兰为友，进而将其作为自己的知音，“时暖暖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他将兰作为佩物，表示自己洁身自好的情操，“扈江离与薛芷伫，纫秋兰以为佩”。屈原在他的诗篇中，还言兰可浴、可食、可药用，为我们展示了兰花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用途。
孔子咏兰于德，屈原抒兰寄情。两人虽有各自的不得志，但都钟情兰花。或许是得益于人圣言贵之故吧，使得兰花在源头上就表现出了精英文化的特点：它以挖掘、守护和拓展人类自身的精神美德为己任。孔子、屈原等赋予兰花的思想与文化，成为先秦时期儒家的共

公元前5世纪左右，一个名叫李耳的守藏室吏（图书馆管理员）辞去他在气数将尽的周王国都城洛阳的职务，骑着一头青牛向西而去。在函谷关，他被守关的官员拦住，并被要求写下自己的智慧。李耳在竹简上艰难刻下5000字的著作《道德经》之后，被放行出关，消失在西行的路上和中国的史册里——后世奉李耳为道家的创始人，并尊称其为“老子”。
一直到公元2世纪的某一年，李耳才又忽然现身。这次他是以神的形象（太上老君）出现，并且赋予一个名叫张道陵的人以神启，使其创立了“正一盟威之道”，即后世所称的“正一道”或“天师道”。按照道教书籍的相关记载，这一年是公元142年，地点在今四川省大邑县鹤鸣山。于是张道陵成为道教的创始人，而鹤鸣山则被公认为中国道教的发源地。
此后的故事在神迹和现实的交汇中向前演进，赋予这座山一种神秘的色彩。
“索米仙翁”张道陵
在遥远年代的史书中，鹤鸣山被称为鹄鸣山，属岷山山脉，海拔约一千米。

仅从高度来说，在四川的众多名山之中，鹤鸣山可谓平庸，但这丝毫不影响其名气——鹤鸣山在古代号称“剑南四大名山”之一，与峨眉、青城齐名，原因何在？答案虽多，重点有二：首先这里被公认为中国道教的发源地；其次据说是因此山“山形似鹤、山藏石鹤、山栖仙鹤”，而这也正是鹤鸣山山名的由来。抵达鹤鸣山的第一天，我就在当地人指点下仔细观看鹤鸣山的山形，虽然能看出“起伏轩翔”之状，但却始终无法一一指出鹤头、鹤身、鹤尾的所在，而旁人大多言之凿凿，让我很是遗憾。

根据《华阳国志》、《后汉书》等史书的记载，张道陵本名张陵，字辅汉，沛国丰邑人（今江苏丰县），为汉代留侯张良的八世孙。这个在日后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内心世界的人，于公元34年正月十五夜出生在天目山（一说五月十八日）。他7岁时已经能够领悟老子《道德经》中的奥义，后来成为太学书生，通晓天文、地理、诸子、五经。公元59年，26岁的张道陵出任巴郡江州（今重庆）令，但不久之后就弃官而去，隐居于今天洛阳附近的北邙山。这是黄河南岸一片面积广大的低矮山区，在古代被认为是死后葬身的最佳地点，历来有“生在苏杭，葬在北邙”之说。本来就有志于黄老之道的张道陵，是否在遍布墓冢的北邙山悟出了什么，如今已无法知晓，但可以确定的是，张道陵此时已然完全断绝仕宦之念，所以不管是汉章帝还是汉和帝的征召，他全都辞而不就。

此后的事迹，按照南怀瑾先生在《中国道教发展史略》中的描述，晚年张道陵忽然感叹读书无益于年命之事，开始潜心研习长生之道，并自称得到了黄帝的《九鼎丹书》。因无资财合药炼制，又听说蜀人纯厚、易于教化，所以就携弟子入蜀，最终来到鹤鸣山。张道陵在鹤鸣山著作道书二十四篇，正式创立了“正一盟威之道”，后世更被广泛地称为“正一道”或“天师道”。

这段描述语焉不详，细节全无。相比之下，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继禹道长的文章所述则要详细许多，但也多了浓厚的仙幻色彩——张道陵离开北邙山之后，辗转流徙到达如今江西的龙虎山，在那里隐居了一段时间并炼成“九天神丹”；然后张道陵又一路向北，到达如今河南登封境内的嵩山。张道陵自称得到的《九鼎丹书》，就是从嵩山的石室中所得（一说是在鹤鸣山天柱峰）。大约是在嵩山时，张道陵听说蜀地气为害，所以不辞辛劳赶去为当地百姓治病，正是这次入蜀成就了张道陵一生的事业——公元142年，已经108岁高龄的张道陵在鹤鸣山感应到了太上老君的呼唤，并被老君授以“正一盟威之道”。第二年，张道陵赶赴青城山，制服群鬼、降伏六魔，正一道在青城山随即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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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算子
严蕊[南宋]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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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M 葬情冢 配图 彭连熙

为朱棣宠赉有加的民间风水高士廖均卿，为他选定了黄土山为陵寝的地点。然而，当廖均卿在片天造地设的吉山“点穴”的时候，却出了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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かざむき+淡雅Nightly Fragrance In The Air (Wintry Chrysanthemum)